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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现在有种论调,说解放前地主根本不敢压迫长工,还要哄着长工,好吃好喝。这是无稽之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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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你说的,地主要哄着长工,否则长工不好好干。你知道社会大环境吗? 那个时候人分三六九等,可不是现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你敢暗地里害地主,不好好干活,有的是…
笑死,解放后的房东+老板都能把你煎成药渣,你哪儿来的勇气去向往解放前的地主
这才是真的月薪3000不该去想的事情
那地主为嘛不当长工呢,反而要当地主?
他是喜欢受气,喜欢伺候长工?
你猜为什么1945年-1949年那会儿,话剧《白毛女》那么容易引起广大解放军官兵的共鸣式愤慨!
甚至因为发生了解放军战士因为自身带入角色差点向“黄世仁”演员开枪,以至于高层明令观看白毛女要把武器子弹退膛。
毛教员也因为入戏有点深,谢幕后和每位演员都握手了,就是气的故意不和“黄世仁”演员握手。
为什么啊?啊?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解放军战士,那都是一个个的"杨白劳"和“大春”!“喜儿”就是他们的恋人!姐妹!儿女!话剧里的事情就是他们身边的事情!所以他们才那么容易“入戏”!
他们是被“黄世仁”们逼得活不下去了!才拿起了枪杆子造反的!
才几年啊!就敢玩岁月史书?给自己选好电线杆了吗?
分割线


我是真忍不住挂人了。
居然有人这么想?有些人是不是以为嫁给“黄世仁”就像霸总小说里一样?他是霸总自己是娇花?
实际上黄世仁只是见色起意图谋喜儿的美貌,玩完了就像破抹布一样扔掉了。喜儿在被黄世仁霸占后,黄世仁只对喜儿发泄兽欲,黄世仁的母亲和原配夫人对喜儿打骂都是家常便饭。在喜儿被黄世仁反复奸污怀孕后,喜儿又被卖给了人贩子。喜儿从人贩子手里逃掉成了“白毛仙姑”,孩子也因为条件恶劣流产。
喜欢做喜儿的可以先尝试着天天睡前狠狠给自己两大嘴巴。坚持三天受得住再考虑下面的。
好吃好喝还把脑袋栓裤腰带上跟着共产党造反?
古往今来哪次农民起义是因为吃的太好了?
整点资本主义吧,这实在太封建了。
但凡地主能做个人,新中国不会成立的,巨婴们。
还乡团真是什么谣都敢造啊。
我姥姥,正经的地主家的大小姐,家里在城外有上千亩良田,在城里经营着酒楼、粮行、珠宝店、当铺、烟馆等生意。
蒋经国当年的专员公署就是借用的她家别墅。
后来姥姥毕业回家,家里觉得既然她能写会算,就别浪费了,替家里管管田租和印子钱吧。
为了让她尽快上手,还专门安排了一个二房的叔叔带她,手把手教她怎么对付佃户和长工。
小姑娘之前哪见过这个,结果就是叔叔用心教了三个月,她就决定跟家里决裂,离家出走投共去了。
1950年,有一部名叫《白毛女》的电影,影响非常大。
电影情节基本是这样的:
恶霸地主黄世仁欲霸占年轻貌美的喜儿,遂与管家穆仁智设计,以重租厚利强迫杨白劳于年内归还欠债。
旧历除夕,杨白劳终因无力偿还重利,被黄世仁威逼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画押。
杨白劳痛不欲生,回家后饮盐卤自尽。
初一早上,喜儿被抢入黄宅后,受尽折磨。黄世仁为斩断喜儿对大春的情丝,夺回王家租地,驱逐王大婶母子,又伺机将喜儿奸污。
大春救喜儿未成,投奔红军,怀有身孕的喜儿在黄家女佣张二婶的帮助下逃离虎口,途中生下婴儿,旋即夭折,后独自入深山穴居,餐风宿露。
由于长期缺少盐分摄入,一头青丝变成白发,喜儿因常至破庙中取供品充饥,被村人迷信视为“白毛仙姑”下凡显灵。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春随八路军回到家乡。
此时,黄世仁借村人迷信,制造“白毛仙姑”降灾谣言惑众。留乡工作的大春为发动减租减息,提高群众觉悟,十五之夜,亲往跟踪查探,竟在山洞中与喜儿相逢。
在全村公审会上,黄世仁、穆仁智二人受到严惩。地主被镇压了,喜儿报了仇伸了冤。她重又回到自己的村庄,与大春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头发也渐渐变黑了。


电影《白毛女》取材自1945年由贺敬之等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
歌剧《白毛女》又取材自1944年《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山区,广泛实地采访而写成的纪实文学《白毛女人》,
李满天之所以要写《白毛女人》,是因为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有了新的方向。


1962年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观看歌剧《白毛女》后与主要演员郭兰英、王昆等人
解放战争期间,歌剧《白毛女》是前线解放军完成战前动员的王牌节目。
我们都知道,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俘虏了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那该如何将这些国民党士兵转化为坚强的解放军战士呢?
白天开诉苦大会,晚上看歌剧《白毛女》。
绝大部分国民党士兵,本身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几乎人人都有一个姐姐妹妹是“喜儿”。
这些解放战士初看《白毛女》的时候,联想起自己的姐姐妹妹,个个嚎啕大哭,有怒不可遏者甚至直接拉开枪栓,准备对台上的“黄世仁”开枪。
后来,解放军专门作出规定:凡是观看《白毛女》,任何人不得携带枪支。
最后埋葬蒋家王朝的,大部分都是“喜儿”的哥哥弟弟。


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无数解放战士高举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旗帜,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朝鲜战争。
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恨国党搞不明白,中共为什么会这么信任这些解放战士?这些解放战士为什么面临那么大的战场压力,也不临阵倒戈?
恨国党们找不到理由,它们只能将之归结为中共给解放战士洗脑了,归结于中共拿家人的安全威胁解放战士。
真实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广大的志愿军战士不愿意让侵略者再踏入中华国土一步,不愿意“还乡团”再重来,不愿意自己的父亲再成为杨白劳,不愿意自己的姐姐妹妹再成为“白毛女”。
我可以死,但我绝不可以退。
现在你竟然告诉我,“解放前地主根本不敢压迫长工,还要哄着长工”,
呵呵,“还乡团”难道真的要重来了?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让我想起了之前电视剧里“老鸨子出去卖身养妓女”的笑话了。
996还能辞职的你能体会到一个穷佃户走了三天三夜还没走出烟台牟家地皮的绝望?
你不仅体会不到,而且想不到你的遭遇会被牟氏庄园的导游编成段子衬托当年牟家的富庶。
庆幸吧。
也就是牟氏庄园有导游了。
臭打工的想辞职,走了三天三夜没出公司大门。
这是什么地狱笑话。
参考现在的血汗工厂老板压榨工人,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不爱干就别干,有的是人干!
怎么切换到几十年前地主和长工身上就想不明白了?
哦,原来是地主老财后人给自己祖上洗白呢。
你可说错了,不敢压迫长工的是富农。
因为本身富农就是多点地,有点粮食,一不小心就破产,所以跟长工短工都很客气。
毕竟自己家这点家底经不起折腾。
到了地主那边,长工一家子都指着地主吃饭,生身自由都在地主手里,长工敢耍花花肠子,一家人完蛋。
很多人所谓的祖上,不过是小地主或者富农,或者富裕中农。
根本算不上地主。
雇的工也不是长工,而是短工。短工相对来说,和田地主人的关系就是一般的雇佣关系。就像李云龙说的,一天一结,概不拖欠。
如果待遇不好,那么精壮劳动力,马上就会被别家挖走。
但这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当地的大户,基本上都有一种默契,保证有一个用工价格的平衡。
至于想威胁地主?
想多了,你当地主养的腿子,炮手,都白吃饭嘛。
那么现在老板敢不敢压迫员工,是不是要哄着员工,好吃好喝?
现在的法律法规对员工的保护,与解放前法律法规对长工的保护,哪个更好?
这种简单的常识,还用讨论吗?
这种论调虽然看着非常可笑,可其实在八十年代很是有不少人相信的。
解放前的劳动人民文化水平有限,读书识字的大多数都是地主资本家的孩子。建国之后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压制的剥削阶级的文化路线,所以前三十年还是以人民视角在阐述。
但进入八十年代开始回潮,这一下子地主老财子弟的文化优势就显露出来了,各种地主大善人的段子也开始流行。
但当时劳动人民的子弟也有不少有文化的,可这些人基本都是建国后出生的,没有亲身经历过人吃人的旧社会,看到学术权威们都说地主是好人,也就都随大流了,毕竟自己还没被吃过呢。
现在怎么又没人信了呢?当然是因为被吃过了!
您这儿说旧社会地主老财多仁慈,我们看到的却是在各种“人民”开头的机构监督下,还能吃相那么难看,就是把自己撑死,也绝不给人下人留一口。
想象一下旧社会,连个名义上的监督都没有,他们会凶残成什么样呀!!!
我刚微博上看到一个截图,按照这个统计标准,我姥爷家算富农也是合理的


第一,地主是很难评的,我姥爷当年西北土改工作队的,他说过地主标准是很高的,不是谁都可以当地主。整个民国时期,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国政府自己,都在研究农村土地和地主问题,按照民国时期的研究和国民政府自己的统计材料,符合地主定义的不过百分之几,现在说自己祖上是地主的,十有八九是碰瓷。
当年土改的时候,地主的确定是非常严格的事情,不是土改工作队随意决定,有中央的文件和地方发的各种政策来作为依据。一般来说当地主基本上要满足三条,首先财产要多,其次剥削比例占了绝大多数,最后看有没有武装和恶霸行为。当年我姥爷在甘肃搞土改的时候,曾经有个老太婆找他们问自己家为嘛不是地主,我姥爷就问她为嘛要当地主,她说怕说穷了将来儿子不好找老婆。我姥爷说时代不同了,算你家地主,你儿子将来才不好找老婆,再说你家条件不够地主标准,没法给你算地主。。。知道为嘛现在人人祖上都是地主了吧,很多是改开以后自己给自己祖上追封的。
先说财产,财产,而且是不动产(土地)够标准才能算地主,土改工作队在某地土改,上面都会发一个手册,里面有根据当地土地肥力、农田产出、农民平均财产、当地物产等资料统计计算出的标准,这个财产评估在当年还是很严谨的体系,符合这些标准的才能有评地主的资格。而且这个评估又要算总量也要算人均,我姥爷家因为儿子女儿多,土改的时候又没有分家,人均下来,其实就够不到地主标准(还有其他原因)。我姥姥家家产差不多(略多一点),但是人口少,总量和人均都算下来,就够到地主标准。你说土改里有没有走偏的,肯定有,全国那么大,有些地方土改政策偏左,光算总量不算人均,导致地主范围扩大化,当时还被纠偏上了通报。但是同样也有很多地方土改的时候因为统战等原因是放宽标准的,很多该算的没算,比如新疆作为民族地区土改标准就很宽,很多较为富裕的都没有算,就是算了,一般也不作为土改对象,真正土改的,都是财产非常多不改不行,或者站在人民对立面死不悔改的巴依老爷。一般程度的巴依老爷都是统战对象,往往不作为土改对象。
土地不是简单看数量,更要看质量,比如说在关中地区,土地肥沃一点,基本100多亩就可以算地主了,我姥爷家在关中,自己土地100亩左右,城里有商号,也就是刚刚够了地主的边,加上其他原因,就没算成地主。但是在土地贫瘠的陕北和甘肃,100多亩地就远远够不到地主标准,干旱少雨,比较贫瘠的如陇西、定西,100多亩地可能中农都有点够不到。同一个地方,靠天吃饭的旱田和有稳定水源的水浇地,山区的坡地和平坝的水田,那差别就大了,都是有折算系数的,比如在陕北,你有一百多亩河边的水浇地,你可能也就够地主标准了;在四川平坝有四五十亩上好的水田,可能也要够到地主的起评线(还要考虑其他因素)。除了农田,磨坊、酒坊等不动产,牲畜等生产工具也会计算在内。我姥姥家土地也是100多亩,但是她家有个磨坊,这个是重要的财富来源,再加上大车店、酿坊、牛和骡子这些财产,所以他们家就算成了地主(我姥姥家的确比我姥爷家更富裕一点)。
而且按照政策,这个评估是不包括金银细软、家具衣服等浮财的,算浮财和分浮财是违反政策的,有些地方政策执行不好,有分浮财的行为,这个是不符合国家土改政策的,属于左倾。但是有一种是要没收的,就是烟土,我太姥爷抽大烟,他一水缸烟土就被没收了,搞的他非常痛苦,熬了很久才彻底不想大烟了,但是都到80年代了,一说他一水缸大烟被收缴了,他还是非常肉疼的。
另外地主的老婆也是不许分的,新社会不允许一夫多妻,但是对于解放前形成的婚姻关系,女方愿意维持是可以维持的,不愿意,男方也不能制止。我同学奶奶以前是资本家小老婆,解放以后,她要离婚,就离了。然后嫁了我同学的爷爷(一个工程师)。我姥爷家和姥姥家财产级别,显然都是养不起两个老婆的,要一夫多妻,基本上要大地主级别。我小时候太姥爷经常说在旧社会哪个人如果觉得自己日子过的太舒服了,想给自己找麻烦,就娶两个老婆。。。我就故意说你是娶不起两个老婆才这么说。。。。。。
再说剥削比例,财产满足标准,家里的青壮劳力(不算老弱妇孺)脱离生产的,劳动参与不足或者比例太低的,就才能算地主。
还说我姥爷家,他们财产是够了地主边的,但人口多,人均低,而且我太姥爷、大姥爷等人都没有脱离劳动,都还在经营商铺和种田,虽然他们家有长工,有店伙计,但是他们剥削比例不够,就只能算富农,加上我姥爷、三姥爷参加了革命,都在解放军里面打仗,当地土改队按照照顾革命军人的政策,给他们降了一级,就算成了中农。
我外婆家没有男丁(她姐妹两个),所以参与劳动比例低(我外婆姐妹俩都只做家务,不种地做工,后来又去城里上学读书,算完全脱离生产了),所以在财产总额差不多的情况下,她们家就算成了地主(还要别的原因)。
最后说武装和恶霸行为,武装和恶霸行为,也是重要考虑指标。武装这块,当时有钱人家里多少都有几杆枪护院,所以光有武装还不能定义地主,要看具体有没有恶霸行为。
我太姥爷要做生意,常年跑西北商路,所以他自己有个盒子炮护身,家里还要五六支步枪,主要是给伙计和长工拿来护院防身。但是他没有被定性为地主,他也没有恶霸行为,所以他家的枪上交了就完了。
恶霸行为,主要是欺男霸女,强买强卖,巧取豪夺和放高利贷。我姥姥家就栽在这块,他们家放高利贷,虽然他们家男丁少,“执行力”不强,所以他们的利息要的比别人低,就只有二成利(能够收取高利息,都是伴随着更强执行力),但是这二成是直接扣掉的(借一斗粮食只能拿到八升,最后还要还回来一斗),也是因为小户,我姥姥家还不敢怎么玩大斗进小斗出、借杂粮还麦子的把戏(真正大户才敢玩,小户也会搞一点,但是程度轻一些)。如果真有人赖债,她老爸也会带着长工拿着枪去扣押欠债人的粮食等财物。。。。这种妥妥的算恶霸行为,只是没干出强占喜儿这种级别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只算了地主,没拿来批斗。如果有欺男霸女,那批斗是少不了的,如果还有命债,公审枪毙就难跑了。
他们村保长,有一天抓了一个大家不认识的外乡人出来,说是共党,然后在村口枪毙了。土改的时候这件事被翻了出来,工作队调查了半天无法确定这个人是不是共产党,但是终归是一条人命,就这么私刑处死了,所以还是判保长去青海劳改,然后就没回来,据说死在青海了。土改、镇反被枪毙,被劳改的,基本上都是有命债的,我一个同学外公是四川某地的军法处长,枪毙过地下党,解放以后就被镇压了。还一个同学太爷是重庆的袍哥大爷,手下命债无数,大军来的时候自知自己不能幸免,就跳江了。
第二,说下地主怎么发财,种地是发不了财的,现在是,当年也是。但是地主为嘛要囤积土地,为了活命。当时人地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再加上土地产出很低(没有现代科技),如果有个兵荒马乱、天灾什么的,没有土地,没有粮食,就是全家死绝的命。所以地主囤地,核心是为了粮食,为了家族繁衍。但是地主挣钱,基本上不靠土地。
大地主,有官身的士绅,这些人发财门路就很多了,基本上是和地方官员勾结巧取豪夺,通过控制地面来巧立名目发财,这方面资料很多,不详细叙述。就说下普通小地主。
我太姥爷最早就是给本地最大地主家儿子在私塾读书陪读的伴学(他母亲是给地主家做绣花和衣服的裁缝),后来是在他们家打工的店伙计,后来因为办事比较强,再加上是少爷的同学,就当了掌柜。然后自己积攒了资本,就在搭理东家生意的同时,自己也做点生意,主要经营方向就是去新疆的西北商路,其次是入川的西南商路。他当年给我们说,他发财就两个机会,一个是抗战时期,物价飞涨,只要手里有东西,就能挣钱。他给东家从新疆进货的同时自己也带货,算是赚了第一桶金,后来他开了自己的商号(同时还是东家的掌柜,现在看是很奇怪的结构)。其次是抗战胜利以后,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和平要来了,纷纷把手里的货拿出去卖,连他的东家也是这么判断的。我太姥爷觉得肯定还要和共产党打内战,物价还要涨,所以建议东家继续囤积,有人抛就去接盘。。。。事后证明他判断是非常正确的,果然开始打内战,再度物价飞涨,他和东家又大捞一笔。。。。地主挣钱,最初级的就是兼营一些商业。其次就是开点手工业,比如说我姥姥家有磨坊,还有酿坊(酿醋),所以兼营工商业是中小地主、富农挣钱的主要手段,而不是种地。
再进一步,就是放高利贷,当时普通人生活艰难,青黄不接的时候没有粮食,就是要死人的,所以不得不借,借了往往又还不起(还得起的也用不到借),所以就会被地主进一步压榨。我姥姥家就只敢扣点粮食这些,没有谋夺他人的田产,更没有欺男霸女,所以土改的时候没有被清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但是如果仗势欺人,那就对不起了。现在很多给刘文彩洗地的,刘文彩那是妥妥恶霸地主了,谋夺别人家产,拉命债一样不少干,有啥可洗的。现在一个唐山打人都全网热搜,怎么看刘文彩又可爱了。。。你要坚信一点,只要放高利贷的地主,规模越大越恶霸。
大地主,就是通过勾结地面官人发财了,玩法是一般人没法触及的,大地主本来就少,一个县也就一两个。另外大地主也会搞工业,我有个同学他们家,就是本地最大地主,家里不但占了本县4成良田,家里还开了各种工厂。。。
第三说一下地主生活水平
现在很多给地主洗地的营销号说地主舍不得吃肉,自己过的苦。。。别的地方不知道,民国关中你说你吃不起肉,就别说自己家是地主了。当时一方面很多人破产成为流民朝不保夕甚至成为饿殍(30年代关中大旱,到处都是流民,我姥姥当时只有几岁,她回忆当时很多年轻女人到处乞讨,说给个馍吃就给你做媳妇,她还看见一个女人边走边吃一个人手,这场景把她吓到了,终身难忘),另一方面有钱人又是大鱼大肉,夜夜笙歌,哪怕小地主和富农也拥有最基本的“吃肉自由”,天灾还成为这些富人迅速扩张产业的机会,我太姥爷生意的起步,大概就是从关中大旱开始的,这个就是残酷的现实。
我姥爷家(富农)情况,虽然不说顿顿大鱼大肉,但也不至于吃不起肉。我太姥爷是比较挑嘴的,据说他要顿顿有肉吃(哪怕是一点),按照我姥爷说法,他店铺上,因为人少,就几个伙计和账房,所以他们不分灶的,每天打发伙计去肉铺买一条子肉,大家吃饭的时候就都有点肉菜。头牙和尾牙的时候,按照规矩要做点或者买点好菜,还要喝酒,算是改善生活。我姥爷当时在县城读书,初中的时候已经住校,但是每次打牙祭的时候都要回铺子蹭吃蹭喝。总之小店铺人少,所以生活水平是比较平均化的,掌柜、账房和伙计一个灶上吃饭,大家吃在一个锅里,这种情况伙计吃的可能比那些大店铺好点。
还有就是我太姥爷经常自己偷偷跑到外面饭馆吃饭,一般说法是跟朋友谈生意喝酒这些,也有自己一个人偷偷出去开荤的。我姥爷都撞见过几次,有次他放学撞见他爹在羊肉泡馍馆子自己一个人吃羊肉泡,他就过去非要他爹也给他买一碗吃。。。
在村里,人也不算多,但是加上长工也要有10多口子人,我太姥姥要带着儿媳、女儿一起给大家做饭(这个是很累的),因为人数没有达到要分灶的程度,所以是和长工一起吃饭的(所以他们家算富中农也应该,都没有达到分灶的级别),一般也是要有一点点肉菜(但是我太姥姥抠门,平时肉舍不得多放,油水比铺子里少很多,这个是我太姥爷、姥爷等一干人等喷她的一个喷点),如果是农忙,还要吃红烧肉等硬菜提振士气。我太姥爷嘴刁,他在村里的时候要给他单独炒几个小灶菜,还要喝酒。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铺子上,这种情况比较少。还有就是我太姥爷母亲(祖姥姥?)当时年事已高,平时会单独给她做点好吃的,还有就是买点糕饼点心,算是比普通家庭成员享受更好一点。
我姥姥家生活水平也差不多,但是他们家开大车店,有专门厨房(大车店都兼营饭馆),再加上她家人丁少(父母+俩女儿),所以他们反倒分灶,伙计长工都在大车店厨房吃饭,他们家四口人自己开小灶,总体上比我姥爷家吃的更好更精致一点(她家是该算地主)。我姥姥的父亲还有做蜜饯的独门绝技(村里貌似就他会,当然那个时候糖也不便宜),所以村里小孩经常会跑他那里讨蜜饯吃,发蜜饯就成了他拉拢小孩进而联络和各家感情的工具,毕竟他们家是小户人家,在那个时代,也有各种艰难。
所以就民国关中富农生活水准,虽然没有现在吃的好,但也不是说吃不起肉。所以所谓地主都不吃肉这种屁话就不要听了。
至于娱乐,那个时候就很单一了,村里就只有看大戏,城里好点,可以看戏,可以听书。我太姥爷在城里铺子上的时候有时候要去戏馆听秦腔,但是都是他自己和朋友去,不带老婆,也不带子女。
我姥爷小时候就最喜欢听书,那个时候课业负担小,所以他每次放学以后都要泡书馆,花几个子买碗茶就可以听说书先生说书,非常便宜,一般也就说三国、水浒、隋唐这些。问题是说书先生为了挣钱,会好几年都说不完一本,他好像就没有听完过哪本书,故事结局都是他自己看书才知道的。
第四说下地主和长工的关系
小地主、富中农因为产业规模小,人口少,和长工关系是比较近的。但是大地主和恶霸地主就不一样了。
就拿最基础的吃饭说,如果做不到分灶吃饭(我姥爷家这种),一般综合算下来就很难评成地主(要么人均不足,要么总额不足),最多富中农或者小业主。
农村前面说过了,城市也差不多,我奶奶家民国在乌鲁木齐开照相馆,算是比较有钱,有好多间铺面,解放战争时期还买了辆二手汽车,主要是拿来给人照相,但是自己也开),但是他家雇工少(照相馆能有几个人),财产总额也不算很多(当年房子不值钱),所以还是只能算小店主,算不得资本家。这样结构,是容易和长工伙计形成比较亲密关系,但请注意,你这个级别也很难算成地主啊,就是地主那也是在最末端。。
真正大地主级别的,像我同学家里那种,占了半个县良田,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官,家丁园工好几百号,有枪又有炮,还起了碉楼,这种结构下,老爷少爷又和长工有啥接触,有啥感情在里面?民国人命不值钱,有饭吃就很难了,用得着对长工哄着供着吗?
现在小公司氛围往往比大公司好,但是前途也不稳定,当年也一样。中小地主、富农抗风险能力差,稍微一点波折就洗白了,在中小地主、富农家当长工可能舒服一点,但是安全性和稳定性也不行。
我太姥爷的一个店伙计,有一年过年前买点年货送回村上自己家里去,就骑着我太姥爷的自行车回去,可能因为自行车在村里还是太扎眼了,他就在村外的路上被人打死了,自行车和年货都被人抢了。我太姥爷和死者父母去报案,从警察到保长推了干净,到了也没有破案。如果我太姥爷是本地大财主,大概没有人敢轻易杀他的伙计,但是作为小店主,求告了一圈也没有人搭理。
我姥姥是收养的,她自己本家也是个小地主,就是被土匪灭门的,她当时几个月大,被藏在床底下躲过了。她有个小叔叔还在城里上学,不在家躲过了。其他人包括长工、老妈子都被土匪杀了干净。最后族长找到她养父母家把她收养了,当时他们还没孩子,就愿意收养她,给她起了一个招娣的小名,想“招”个弟弟出来,结果就只“招”了一个妹妹来。
现在在小公司干压力小但更容易失业,民国在小地主和富农家干长工也可能更轻松但也更容易丢命,就这样简单。在恶霸地主家当长工家丁日子可能更难过,但是土匪也打不进土围子不是。
总之你不能拿最末端的小地主和地主都算不上的富中农来比拟大地主和恶霸地主,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层级。就是小地主和富中农也有差别,我姥姥家作为小地主,已经大部分脱离劳动了,但是姥爷家作为富中农并没有脱离劳动,本质上还是劳动者,所以在生活习惯,世界观,甚至外貌等细节上还是有不少区别(哪怕总体上财富差距不大)。当年我姥爷姥姥他们进新疆的时候,有次去一个统战对象(巴依老爷)家拜访,巴依就问我姥爷说你老婆以前是不是地主家小姐,我姥爷说小姐谈不上,但是成分上的确挂边了一个地主边,勉强算,巴依说你老婆一看就是小时候养尊处优没吃过苦的,和一般家庭妇女不一样。这点我姥爷几个妹妹的确就没法比了,她们从小就干各种农活。这个就是我姥姥当年喜欢摆的一个八卦,无非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家境更好,我姥爷找她算赚到了。但是这个也说明不同层级生活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因为都是还是劳动者,我姥爷几兄弟和长工关系也更亲密。他们家有个长工是抗战期间从河南逃难来的,解放战争的时候我大姥爷和他各赶了一辆骡车支前,打兰州的时候支前车队被国民党炮击,我大姥爷骡车被炸烂,他和长工失联,就自己跑回来了。几个月以后长工赶着骡车回来,说他和骡子都没事,就一直跟着大军打到酒泉,到酒泉以后解放军说再往前就是新疆了,陕西来的民工离家太远了,就回家吧,他就回来了。在回来路上听说河南已经土改了,在分地,他怕回家晚了就分不上地了,他这次回来就是送骡子回来,然后就要回老家分地了。自此别过再无音信,也不知道成功回到老家没有。
最后说下土改
土改(不涉及后来人民公社)是均分土地和生产工具(牲畜、犁等),也有分家具等浮财的(不同地方政策有差别),但是打击的基本上是大地主和恶霸地主,对中小地主波及比较少,真正影响到中小地主比较深的是是后来人民公社。比如我姥姥家磨坊就是人民公社的时候才改公有的,但是还是由她老爸来管理(磨坊有点技术含量,一般人管不了)。
除了大地主和恶霸地主,还有就是庙产和宗族祠堂的产业。尤其是宗族祠堂的公地,名义是全族共有,实际上是祖长(往往是有官身的家族)把持,这个在北方农村比例是不少的,很多大地主,单算自己家名下土地可能不是很多(也就千把亩的样子),但是通过宗族把持的各种族产就非常可观了(类似现在美国人的信托和慈善基金)。就拿我姥爷他们家族,全族几百个家庭,上千号人,分了三十多家每年轮流主持祭祖(轮一遍要30多年),都是有头有脸,颇有资材的人物,我太姥爷家那点产业的排不上主持祭祖(也花不起这个钱),但是已经有资格在祭祖的时候去上供兼蹭饭(有没有资格入族谱不知道),如果再穷点的就只能在场院里蹭饭,不让进祠堂上供了。祭祖是宗族发福利的重要方式,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匮乏的时代,对于普通穷苦人家,在春耕开始前青黄不接的时候,通过参加祭祖吃一顿坝坝宴,看一场大戏,分点贡品,还是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周礼要求贵族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来祭祖。
土改的时候祠堂收公了,里面祭祀的礼器各家的分了,我太姥爷分到了一对铜烛台和一个小铜香炉,这几样东西在我大姥爷家,十多年前我去他家的时候还见过,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物件,价值几何,现在算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也算纪念。
后来反应土改分家具物品的文艺作品,除了分大地主和恶霸地主的,很多分的都是祠堂里的,不是地主家的,比如说变天账那部戏,地主就是从已经收公的祠堂里偷了一把椅子出来被大家发现了,问他非要偷这把椅子,一查发现他把变天账藏椅子里了。
80年代我小时候回农村老家,我太姥爷领着我在田里玩,就会说这块地以前是咱们家的,现在归谁了,那个房子以前是咱家的,现在归谁了。我就故意气他说你还想记变天账?他也不恼,说我家算不到地主,你姥姥他们家才算,要记变天账,也得他们家。。,现在看自媒体,偷偷记变天账的还是很多嘛。
是的,地主还得把自家小媳妇给长工睡。
有漂亮媳妇的耕好地,
有丑媳妇的耕孬地,
没媳妇的地主憋想请到长工!
有诗为证:
孟良崮上床单飘,
地主媳妇百媚娇,
刮蛋英雄心不忍,
百战虎贲云烟消!
突然让我想起来以前一个话题!!
就是那个,黑奴都是炸鸡西瓜管够,吃的比白人奴隶主还好!
编的。
我姥姥家祖上一直到解放前都是当地一霸,家里有打手有碉堡的那种。
反正听她们那一辈人说起祖宗,评价都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真的是打心底的厌恶。连祖坟修不修这种事都开了几次会,最终我姥姥作为大姐拍板,作为子孙后代有钱了还是要修但是碑上只给写个名字,不要用春秋笔法写个墓志铭装什么大善人,恶心,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自己家人看着难受。
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算满遗,所以对祖坟没那么看重。不过他们身份证上是一水的汉,这个据说是太姥爷那一辈和再上一辈人在建国初期统计民族的时候坚持要求的,坚决要跟祖上身份决裂,因为三十年代家族有一支跟伪满合作来着,我姥姥的爷爷(当时是长子,笃信三民主义)跟他们直接闹翻于是被撵出来了,建国后反倒家族嫡脉这一支被统计成贫农还拿回了祖上的房子,倒也是因祸得福了。
我们这种正经地主恶霸的后代都把祖上的压迫史当耻辱,反倒一群长工佃农后代跳出来给这群人洗地,也是活久见。
讲讲伟大的志愿军唯二的特级战斗英雄的经历吧。
杨根思,爷爷因为交不起租子被地主扔江里淹死,父亲免费去地主家当长工,被地主无故打死,母亲因此受了刺激没多久就死了。兄弟俩相依为命去上海讨生活,哥哥在工厂又被资本家打死,从此在街头流浪受尽欺辱,终于有一天他听说有一只为穷人做主革命的队伍,毫不犹豫的加入队伍。身经百战,战场上奋勇拼杀,1950年9月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受到毛主席接见。两个月后,在朝鲜长津湖带部队狙击美军王牌陆战一师,打退敌人8次进攻,弹尽粮绝之后,抱着炸药包和几十名美军同归于尽。
这不是个例,翻翻战斗英雄们的简历几乎都是如此。
早上俘虏的国军俘虏,经过诉苦大会,看完白毛女,第二天嗷嗷叫的加入解放军拿着枪要打翻国民党,这在世界史上都是独一份。现在你告诉我地主是大善人?


这几天正好转录了一个闯关东的山东农民孔庆裕的诉苦材料,孔庆裕的经历里有过给地主做长工(即抗活、吃劳金)的经历,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宾县宁远区的训练班里遇见了孔庆裕,他是该区钟光恩村的住户,我们认识的那天晚上,谈了许多事,从现在到过去,从自己到别人,谈得很夜深。窗外下着倾盆大雨,他以痛苦、恨、错综复杂的感情,向我诉说了下面的一些遭遇。
孔庆裕原是山东人,从九岁起就在家乡给财东家放猪,十一岁放马,十四岁扛半拉活。天天叫即起,撑灯还捞不上做吃的干活,一年还糊不住各个的嘴,没法,就在民国二十年的正月,同父亲孔宪五,二哥孔庆银,五哥孔庆风,七弟孔庆发,一行五人来投奔关外松江省珠河县四哥孔庆知处。孔庆知有二马一驴一车,租侯东家的地种。于是哥儿五个和老爹就租了侯东家十五垧地种,并借给一千五百元买吃粮和籽种。问他多少利钱他却说:「咱一东一伙先用着吧,秋后再说。」
侯东家有地一百五十垧,好几虎窝棚(?),除了出租地外还倒腾粮食,柴草、猪马,行市贱往里收,行市贵往外卖。同时又放大头利(即高利贷),球河街里一带的老百姓称他为「侯扒皮」。
孔庆裕哥儿五个再加上老爹,租种十五垧地劳,力有余富,向侯东家多租几垧地他不答应,他说:「若要多租我就不招。」向别人在租进几垧种他也不答应,于是余下的劳力就给他干活。每天天不亮就上山锯树木,拉回来劈成子,捆成捆,一挑一挑的给侯东家送去。春天卖零工,人家给四毛,他给三毛,地人家给八毛, 他给六毛,割地人家给一元一,他给一元,若不给他干他就抽地。秋后拔炕、抹墙、扛场(卽打完场把粮食往家扛)是帮工,不给工钱,平日送信跑道,婚丧喜事搭忙也是帮工,过年过节还必须提着点心冰糖,或是板鸭大海米去瞧看东家。
哥儿五个和老爹,仍和在关里一样,天天鸡叫即起,撑灯还捞不上吃饭。拼命干也糊不住半饱。到七月, 地里庄稼一片绿,谷了齐眉,苞米粒子已瞪(?)的了,一家六日盼着今年是个好年成,那知白露的那天早晨,东半拉上来了一股子云,一忽儿天色变成黑白胧胧,再一忽儿就嗦的下起大雹子来:整整下了一头响,黄豆谷子全被打得躺下了。老爹的眼泪雨点似的落下来,想要收拾地又没人乎,哥儿几个被侯东家叫去垒猪圈了。结果十五垧地统打了十四担粮食。九月十五打完场,十月初三侯东家就指斗要粮。一早起来,老爹就东头顚跶到西头,西头颠跶到东头,借来了几斤白面,一小鸡。快响午的时候,侯东家迈着四方步子来到孔庆裕家里。孔庆裕战战兢兢的朝炕上放饭桌,端上烧酒白面饼。小鸡熬粉。吃饭的时侯,老爹畏畏缩缩的说:「侯东家,庄稼雹子打了,地里打不出粮,租子交不上,除给官家拿花销外,余下的着全给你老送去好了。」东家一边啃翅膀一边抢着说:「租子交不上可不行,雹子打你没打我。」于是他就算起来:十五垧地二十石租子,春起借一千五百元,加六分利,共二千四百元。当时最高的利是四分五,侯东家说:「钱是人家叫放的,人家要六分利咱也只能照六分利收。」孔庆裕还不起租子和钱,侯东家就把孔庆裕的二马一驴一车一折合,还差二千四百元(第二年才还清)。孔庆裕的十三岁的小兄弟看见车马被赶走,就抱着爹的腿放声哭起来,并断断续续的说:「爹,咱家啥也没有了。」之后,老爹整整哭了八天,四哥七天没有吃饭。阴阴惨惨的饿过了冬天,侯东家把地抽回另租他人了。
第二年哥儿几个分头去给人家抗活,孔庆裕到珠河东(应该是地名?)!给郑学文吃劳金,郑学文有地五十五垧,一年一百五十元劳金钱,啥也不管。正月十五上工后就上山打柴火。拉柴火,劈柴上垛。化雪后倒粪,送粪,收拾地场子,据地、种地、(?)地,拿大草割小麦、收拾场院,割线藤,拔白菜萝卜,脱胚盘炕、抹墙,割本田、拉地、打场、扛场、挑水、割草、喂马,饮牲口……无事不做。到七月二十五,孔庆裕得上了伤寒病,躺炕上啥也不能吃,浑身发热,脑瓜痛得抬不起来。郑学文气凶凶的跑到下屋,对孔庆裕说:「吃起来几大碗的往肚子里倒,干活起来就有病,看你这贱身子有多娇贵。眼下地里正忙着拿大草,你装病躺炕上不起是心眼。孔庆裕用一条胳臂撑住炕沿,想挣扎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又使他创下去,一年的劳金钱治病吃药花了。病好后又给郑学文补了十四个工。腊月下工时,身上还是一套破夹袄,连帽子都没有,忙碌了一年啥也没捞着。
来年正月,孔庆裕就投奔木兰李作舟家,李作舟是他在山东时拜认的干老,有地十五垧。孔庆裕在他家卖一年长工,吃二年劳金,积下了几个钱,到康德七年的腊月。化了三百元在宾县新店娶了一个媳妇。老丈人因闺女岁数小,不愿意闺女嫁走。所以孔庆裕也没有回到木兰干老处。就留在新甸老丈人家了。老丈人家里很贫寒也给别人抗活,孔庆裕本想也找个主抗活,但他又寻思:「抗活,吃劳金,租续地,打九岁起一直到如今,自己捞着个啥。当牛做马,累死累活的干活,还赔了本。」于是老丈人设法给他借了几个钱做小本,孔庆裕就挑个小挑,卖个小鸡和鸡子。春天卖个青菜。夏天卖个鱼。秋天卖个土豆,从(?)挑到新甸,来回三十六里地。过年媳妇添了个闺女,半饿半饱混了三年,挣来的钱养活不了三口人。到康德十一年的二月间方正东、柳其风来(?)招工,给方正东的日本人修道挑土,柳把头说一工能挣三十元,孔学裕就寻思:「修马路的小壕沟,三尺宽,底口一尺五,深三尺三,六毛钱一米远,一天能挖十几米远,可挣十二元。」为了多挣钱,孔庆裕不管死活就报上了名。打了保证,领来三十元。到了方正东。情形和柳把头说的完全不一样,是修大水壕。工钱一天一元四毛,除了扣去八毛钱的饭钱。还剩「六毛干了六个月,没约一个钱,日本人和把头边天天拿着鞭子在屁股后面抽。没法。偷跑回来,连院上睡觉盖的麻袋也没来得及拿上带回来
刚回到新甸,在街上就碰上了(?)板站北的区长刘云系,刘有三十余垧地全部都出租,三个老婆。前二个月,刘区长的兄弟刘二赶车去新甸卖黄豆,走至当河桥,太阳二杆子高,车马被胡子劫走,刘风长问刘二什么样的人劫的,刘二说是个山东人,说起话来楂呀楂的。刘区长把新甸,椒板站两个地区的山东人都抓起来审问过,没审问出什么。这回刘区长碰上孔庆裕,刚好孔庆裕也是山东人。说起话来楂呀楂的。又住在新甸。从前又常跑新甸到柳板站的道条道。因此就说他的车马是孔庆裕劫的。孔庆裕连家都没赶上回,就被抓到柳板站警察所,带上手铐,用宽皮条拍了卅几下,背上,胳臂上的皮都裂开了口。后又把辣椒水从鼻子嘴里滋进去,辣的险不住。连头发根里都冒出了血,才押进笆离子。押了一个多月。刘区长给孔庆裕家携了个信,说孔庆裕偷了车马被押在笆离子,叫他家拿钱来购人。孔庆裕的老丈人拿不起钱,孔庆裕就被刘区长判了六个月罪,送到哈尔滨模范监狱。
孔庆裕的媳妇在家,把仅有的一件小棉袄,一条破夹裤卖了度生活。后来没东西卖了,母女两人就拉棍捧瓢的到各家去要饭,饿得面黄饥瘦皮包骨头。
六个月期满,孔庆裕在模范监狱长了一身疥疮出来,问到家里,不几天,小闺女也传上了疥。全身烂的没一块好肉,连眼睛都封口了。烂了足足一个月,小闺女就烂死了。孔庆裕的媳妇哭得死去活来三回,后来就得上了羊癫疯,直到现在也没好。
康德十二年的三月间,孔庆裕就领看媳妇和邻居王长山赵禄等人从新甸转到山里大石头沟(即现在的钟光思村)去开荒,这时雪还齐到膝盖。用镰刀割草,搭草棚。手都冻裂了口,裂口像个大眼睛,流出的血立刻就冻上了。割完篙草就用耙子搂,然后再用镐头刨地。每天都吃山茶稀粥。正刨的时候饿得没法了,放下镐头就卷青蔓茶和野葡萄紫吃。这一春天,孔庆裕刨了七亩地,积了六亩地苞米,一亩地萝卜,白茶,土豆。正到割地的时候,财神庙的警察来(?)户,不准种此地,还要烧房子。孔庆裕就紧忙割下苞米,捞下穗,用苞米杆盖好堆在地头上。白菜萝卜也下了地窖,后就领着媳妇下山了。满洲国倒台,孔庆裕就领着媳妇上山,一担点苞米一粒不剩,三石嚼苞米剩下三斗,三千斤萝卜剩下一千斤,二十棵白茶剩六棵,八百多斤土豆一个没剩。孔庆裕看了心里难受。流下眼泪来。但他仍想:「满洲国倒台。口子总有指望,再然一熬吧!」于是来年又刨了三亩荒,镐头重,把手都摔出了血,汗水直顺着脸旁往下淌。连去年的七亩一共是一垧地,秋天打了六担粮没出荷,没拿花销,刚够吃,日子才有一点起色。九月间实行土地改革后,穷人翻身孔庆裕分到了一垧半地。到九月末,胡子李清云除到了财神庙。李清云是马家岗的,有官地二十六垧,四马一车,地全部出租,刚实行分地分房时,他就把光复后他所组织的保安队拉出去当了胡子,到处杀人抢东西,破坏翻身。李青云一到财神庙后,就破口大骂,「好,都跟着八路跑了,你们都是亡国奴。我们是中央军,要把你们这些穷头都杀光。」全村的人在山坡上几天几夜不敢回家,下雨时全身淋得像落水狗。肚子饿了就啃生山饺瓜蛋,晚上睡在山坡上,脑瓜被蚊子咬得起了大疙痕。
孔庆裕也跑到山上,只剩下媳妇一人在家,李青云对其媳妇说:「你掌柜参加八路叫我们打死。你成小寡妇了。」于是,把一杆长烟袋,一变布鞋,二十三只小鸡都抢之一空。
孔庆裕一不赌钱。二不嫖女人,三不喝酒,四不抽大烟,从民国廿年起始租种地一年。后来就抗大活,卖正夫,挑小挑。开荒地。起早贪黑。当牛当马。就了十六年。结果啥也没捞着。不但没捞着。还赔了二匹马一头驴,一辆车,一个麻袋,一件小棉袄,一条破被罗,一个小闺女,一担黏苞米,二石七斗晒苞米,一千斤萝卜、十四棵白茶。八百斤土豆,一杆长烟袋。一双布鞋,二十三只小鶏。
孔庆裕的诉说。告诉了我一个铁的道理,「地主恶霸便是病」。从关里到关外、从珠河到宾县。哪里有地主恶霸,哪里就没有农民的活路。










幽默目皿
教美国黑奴爱农场主
教中国长工爱地主
教俄国农奴爱沙皇
属实是封建他妈给封建开门,封建到家了
你看,他们都不敢面对现实,只能编些这种东西给自己找补。
觉得长工就舒服的,祝你们回去当一辈子长工。
996就觉得被当成狗一样虐待了,喝点酒就觉得服从训练了,被指着鼻子骂两句就觉得践踏尊严了。
转头又觉得过去挨打挨骂挨饿、被人身控制的长工有尊严,有地位,会被哄着,会被宠着,以此来小姐和抹杀革命的必要性和进步性。
自由派的面目从来都没有变过,他们一方面对过去世界各国革命先烈争取来的自由平等法制这些遗产垂涎若渴,恨不得插在自己脑袋上,像公鸡一样四处炫耀,仿佛自己复读几句就能遮掩自己的丑恶面目,甚至仿佛革命失业是他们复读而来。
另一方面又百般厌恶和污蔑历代革命先烈,经历了996就化身巫蛊哥布林恨不得世界毁灭的这些人,又要求过去被杀了全家的人不要反抗,要求革命先烈完美的、不流血的、没有一丝错误地创建革命。
你说他们是想当沙皇当皇帝吗?不,他们连当暴君的胆气也没有,充其量就是渴望当太监。
小资产阶级说的就是这样的人,一边跪着想进入既得利益阶层却连当狗都无门,一边鄙视底层劳动人民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所以一方面,他们虽然对于自己阶级之上的既得利益者非常痛恨,但只是痛恨自己不是既得利益者的一员,并不是要彻底地打倒那个阶级。
他们倒不是厌恶一切的变革,准确来说是厌恶一切不利于自己的变革。
把既得利益者的资源分给他们,他们很开心,但是如果继续下沉给更底层的人,他们就会瞬间厌恶和愤怒。
田目人为什么最喜欢复读法制?认为落实法制就能解决一切?因为只要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法是哪个阶级的法,这个法要怎么确保执行,这些更关键的问题抛开不谈,视而不见。
田目人的思维我已经不愿称其为坏了,因为那就是蠢,单细胞生物一样的蠢。
他们复读盐碱地的思维和摔倒后拍着地板说地板坏坏是一样的。
他们复读秦制的思维就和小孩子挨打了就觉得父母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是一样的。
他们喜欢复读资本不会剥削,权力才会剥削的思维,却无法也拒绝解释为什么权力会掌握在某些人手里,而不掌握在其他人手里。
本质上是认为人天生有三六九等之分,所以有些人是神选之子,所以脑子天然比其他人聪明,暴力天然比其他更强。
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建立在物质生产运行方式结构的基础之上的,就好像浪花之间的高低不平是因为更下方的海水涌动。
田目人的思维却觉得是人先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再让这个社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运转。
所以他们推崇法制,但是不说清楚怎么将法制推行下去,因为根基就是认为社会存在会按照社会意识的需要去运行。
简单地认为制定好了一部好法,社会就会按照法的设定去运行。
所以过去的苦难都是坏法坏君导致的,那就只要创造出好法好君就可以了。
他们虽然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抱着本能地厌恶,但是拒绝进一步思考促使这些事情诞生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好像狗挨打了也会叫,但也只会叫一样。
这些人的脑子里拒绝承认事物本身的变化,拒绝承认苏联会从好到坏,封建制度从秦始皇时期的先进到满清时的落后,在他们眼里,一个事物开始怎么样,结局就是怎么样。
苏联后来变坏了,所以一开始也全是坏的,于是苏联建立时的苏联人是愚昧不堪的,苏联解体时的人又通通变得深明大义了。
反过来,美国曾经伟大过,所以现在也是伟大的,以后还会一直伟大下去,所以阿富汗俄亥俄萝莉岛这些事也是伟大的,是自由民主的。
把些差异的变化归结为个别人的先天意志,最终就是走向宗教和种族主义,人和民族天生就是分三六九等的。
所以虽然革命为他们带来的自由平等和进步让这些人垂涎不已,但是他们一想到进一步的革命可能会会让他们和泥腿子站在一起,就恐惧得不得了。
于是就要论证,过去的地主和皇帝也会做好事啊,把他们全部推翻的革命是不行的。
曾经我以为忆苦思甜是没事找事,现在看来是我浅薄了。
有时候就应该让小布尔乔亚感受一下原教旨主义的地主阶级的压迫。
不然他们会以为当年先辈们在一起闹革命,是没事找事。
要明确一点,这个问题下提到的是“长工”,而非佃户。
换言之,问的是解放前在村地主的农业雇员的待遇问题。
大家别跑题了。
首先,虽然1934年国民政府经过艰难的谈判,争取到了有限的关税自主权,虽然极大改善了民国的财政收入情况,但是民国的关税依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因此,欧美国家在1930年代向中国大量出售廉价农产品。




(《民国报刊对20世纪30年代农业危机的认知与因应之策》)
换言之,近代从事农业生产“不挣钱”。
许多地主甚至不愿意经营自己土地,宁愿把土地租赁出去。
尤其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
愿意留在农村经营土地的在村地主是凤毛麟角。


(《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
日本“满铁”在抗战爆发前的调查显示,长三角许多农村根本不存在“长工”这种岗位:


即使有,人数也非常少。
不仅仅是长三角,华北地区同样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华北、关中地区农村耕地并不集中,甚至很难见到拥有200亩土地的地主。


即使有一些极少数拥有超过200亩土地的大地主,他们也不会选择自己经营土地,他们宁愿把土地租赁出去,然后自己全家居住在城市。


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农业总体不景气,承受海量外国廉价农产品冲击的情况下,依然愿意留下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地主,绝大多数都是抗风险能力很低的中小地主。
他们甚至连肥料都要想办法节约。


他们根本无力给长工开出高工资,同时,因为愿意雇用长工的地主少,造成长工岗位本身“供不应求”。
这就使得“长工”这个岗位待遇就不可能高。


从事“长工”这个工作的农民,也很难靠这份工作娶妻生子。
所以,总体而言,解放前长工的收入和待遇都远远不如城里的体力劳动者。
但是,即使如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雇佣长工的地主,也会在每年特定的时间点为长工尽可能提供比较好的食物:


而且,在长工真遇到“难关”了,东家往往会提供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


总结一下,在农业大衰败的背景下,连愿意从事农业的地主都很少,长工的待遇自然不可能高到哪里去。
但是,也恰恰因为长工待遇不高,丢掉这份工作也不可惜;并且,从事农业经营的多是中小地主,他们面对长工也没有那么大的优势(经济上的和物理上的)
所以,地主更愿意给雇佣关系上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也会尽量遵守一些老的习俗。
『长工』的现代说法叫做『农业雇工』。
和『长工』对应的『地主』,叫做『经营性地主』,是『农业资本家』的前身。
『经营性地主』和『长工』是『雇佣关系』。本质上讲,经营性地主善待长工,就跟现代企业开办员工食堂、办公区设置茶水间一样,是为了提高劳动积极性,提升生产效率的一种经营手段。
政治语境上说的『地主』,主要是指『佃租地主』。他们自己不经营土地生产,而是向佃农征收『地租』和『附加封建义务』。
以《红楼梦》为例,贾家的庄子除了要向地主缴纳2500两现银外,还要上供各种野味、果蔬、柴炭、食材,甚至还有给哥儿姐儿养着玩的观赏宠物。这些都属于正常租赁关系外的封建义务。
如果题主还是不好理解,那么简单对比版:
经营地主收获粮食,卖掉以后分一部分钱给长工当工资。
佃农收获粮食,卖掉以后以后分一部分钱给佃租地主当地租。
为什么经营性地主要善待长工?
因为长工是拿固定工资的啊,蠢孩子!他摸鱼摸的是你的收入。他肝996肝的也是你的收入。
为什么佃租地主不用善待佃农?
因为佃农交完地租以后,多多少少都是结余归己啊,蠢孩子!他摸鱼你顶多收不够地租,他自家是要卖儿卖女的。
啊这。
你要不要看看那些私企的老板在做什么?
有法律约束尚且如此,你跟我说地主就是法律的旧时代,这帮子地主会好好对待工人??
看看明末清初的《醒世姻缘传》里先描写大荒之年穷人濒临饿死之际富豪人家是怎么一毛不拔的,再看看同一个作者同时是怎么咒骂农民居然敢在丰年想多吃点细粮,再想想地主阶级到底会对长工怎么样:
先看大灾之年富人如何悭吝:
一个泼天大富、两代方面[29]的人家,人人都知他蓄有十万馀粮,起先一粒不肯,当不过姚乡绅再三开说,写了输谷二石。那时的谷原不贱,两石谷就也值银十两。又有一位曹乡宦,原任户部郎中;一位张太守,一位刘主事,一位万主事,各也出了多少不等。其馀那十来多位,莫说姚乡宦劝他不肯,就是个“姚神仙”,也休想拔他一毛!
姚乡宦的伎俩穷了,把缘簿仍旧交还了典史。典史又持了缘簿,到各举人家去。乡宦如此,那举人还有甚么指望?内中还有几位说出不中听的话来,。。。临了到一位吕春元家,名字叫吕崇烈,因二六日每与那杨按台在洪善书院里讲学,看了大大的体面,写上了二两,这就是十一位举人中的空谷足音。
。。。。。。教官叫道郭如磐,山西霍州人,自己出了五两。两个生员,一个是尚义,一个是施大才,都是富宦[31]公子,每人出了三钱,那又完帐了学里的指望。
那些百姓富豪,你除非锥子剜他的脊筋,他才肯把些与你;
富人都这样了,那么作者该同情穷人了吧?啊不,他嫌弃穷人做工的居然敢要吃馒头面条,极口咒骂,可怜穷人还没想要肉吃呢,就被如此诅咒:
谁知好了年成,把人又死了一半,以致做短工的人都没有。更兼这些贫人,年成不好的时节,赖在人家,与人家做活情愿不要工钱,情愿只吃两顿稀粥。如今年成略好得一好,就千方百计勒掯起来,一日八,九十文要钱,先与你讲论饭食,晌午要吃馍馍、蒜面,清早后晌[37]俱要吃菉豆水饭。略略的饭不像意,打一声号,哄的散去。不曾日头下山,大家歇手住功。你依了他还好,若说是日色见在,如何便要歇手?他把生活故意不替你做完,或把田禾散在坡上,或捆了挑在半路,游游衍衍[38],等那日色一落,都说:“日色落了,你难道还好叫做不成?”大家哄得一齐走散,极得那主人只是叫苦。正是:
才好疮口就忘疼,猪咬狗拖无足惜。任凭以后遇荒年,切莫怜他没得吃。
所以说,要说干活时节,用得着长工的力气的时候,有些长工会被好吃好喝伺候着,那是应有之义,但要就凭这一点就说地主不敢压迫长工,那就呵呵了。有势力的地主连土匪都敢欺负,还怕压迫长工?






都2024年了,还有人替地主招魂洗地,翻来覆去那是那一套“地主勤劳致富、穷人懒惰活该”的酸臭话术。
还有人发明了一种话术——“如果农民不嫖不赌,老老实实的种地,勤勤俭俭的过日子,地主能有什么办法侵吞农民的土地?”


旧社会地主想要吞并农民的土地太容易了。
因为从古代到近代,基层的实际治理就在地主手中,中央虽然任命了县长,但“皇权不下县”,操纵乡里、掌控基层的人,基本上就是“豪绅地主”,封建地主很多都是有功名的举人、秀才,他们掌握了土地统计和人口普查的权力,通过数据造假来逃避赋税,他们甚至还能掌控基层的司法,可以巧取豪夺乃至于草菅人命……
旧社会90%的农民都是文盲,连地契都不认得,地主勾结官僚,掠夺土地、逼民为奴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有人问,地主难道可以“直接抢”吗?
对不起,还真可以,因为地主确实掌握着基层最强的武力,他们有家丁、团练,人多势众,真正还可以勾结土匪,有东北地区,就有大量地主私下与土匪往来,定期汇款,包庇土匪,劫杀平民……
县太爷做不到的事情,黄老爷轻松就能做到。




真正的原始积累,全部是“掠夺”,比如在法制不健全的乱世,在政权控制不到的基层,一个人多势众、身强力壮的家族,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侵吞其他破产农民、孤儿寡母的财产,从而成为大地主……
大家知道“吃绝户”是什么意思吗?
只要这家人男丁死了,当地强势家族就能强行抢走他的一切土地和财产,如遇反抗,可以杀人满门斩草除根,反正也没人管。
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地主比你有钱,比你有知识,比你人多,比你强壮,比你健康,比你活的长,地主还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家族势大奴才打手狗腿子一大堆……
普通农民怎么和他们斗?
地主甚至也不是对农民有什么意见,他们只是觉得,这方圆几百里居然有人不给他交租,“心里不舒服”……
这差不多就是“杀死你,与你何干”了。






除了豪夺之外,还可以巧取,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自耕农家人丁稀少,抗风险能力差。
只要遇上天灾、匪患、战争、改朝换代、减收、疾病、死人……
那么就会瞬间沦落到任人鱼肉的境地。
封建时代的富人大户,在灾年到来的时候,他们有的囤积粮食、投机倒把;有的假装慈悲的大善人用粮食换土地,用最低廉的价格,抄底穷人的资产,加紧土地兼并,等灾年过去,大量的人失去土地,成为佃户农奴流浪汉,而地主们田连阡陌,更加富有了。
“1942年灾荒年间,广大贫苦农民为了活命,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地主。有的地主为了掠夺农民更多的土地,肆意压低地价”。
“堰师县韦窑村有一恶霸地主,父子叔侄三人轮流担任保长长达12年。1942年春,他们利用灾荒之际,召集压低地价会议,和一些大、小地主约定,不到麦稍黄(也就是庄稼成熟前)任何人不准买地,这样一来农民没法周转,只能贱卖土地致使地价一跌再跌,这一年,韦家一户就掠夺农民土地四五十亩。这样一来,土地兼并的现象更为严重,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失去土地,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过活。地主不择手段地盘剥农民,地租高的惊人。一般多为对半分,有的高达四六、倒三七,甚至倒二八”。
“华北荒年期间,农民为了借粮度过春荒,必须拿地作抵押,两三年内无力赎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饿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许多肥田的尸骨,但也造成千千万万要求土地革命的人们……”(美.白修德《中国惊雷》)
当农民租了地主的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反抗的能力,地主只出租土地,种子、肥料、人工、畜力和农具都由佃户负担,租田时就在契约上定下来每亩要交多少租粮,以后无论年成好坏、收成丰歉,订的租子一斗一升不能少。
一般佃种7亩田,秋后要缴纳10石稻谷,夏季还缴纳部分麦租。
由于这地租、高利贷和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加之战乱不断,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又非常落后,旱、涝、病虫灾害频繁发生,因此农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粮食产量很低。
那年头麦子单产不足一石,水稻也仅每亩两石左右。
而地租每亩要一石二斗五至一石五斗稻不等。
佃户送租谷进仓,那些管家、账房或庄头还要从中作梗渔利,在验收租谷中百般挑剔,过数时用躬腰淌子刮斛、刮斗,刮过后这斛或斗里的稻子都是冒尖进仓,这样佃户从家里挑来一石稻子,三下五除二只剩八斗。
每年交完租子,再加其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有什么虚田实租、尾欠租加利、看稻费、写田礼、高利贷滚利等,这样佃户辛苦一年,所剩已不足裹腹。
秋后冬春,很多户只能连锅一担,泥门逃荒要饭(旧时拖家带口外出逃荒时,都用土墼塞门,再用泥封好,故叫泥门逃荒)。
地主家大年三十算账收钱收利息,往年的陈账加上本年的新账,逼着人还钱,不还钱就在大过年,别人来来往往拜年的时候把人绑在集市上,给别人看着。
你要反抗,腿给打断了,你要是武德充沛,直接报你一个“通匪”,剥皮点天灯杀全家都有可能。
佃农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被租子、高利贷一套连招之下,盘剥成卖儿卖女的杨白劳。
地主和地主的后人还会说:这是你自愿的。
更重要的,地主阶级作为近代中国的基层统治者、作为社会精英、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却只顾不断积累土地和财富,不顾国家兴亡,不顾国家前途。
他们掌握着巨量的生产资料,掌握着劳动力人口,却不肯为社会的进步做任何贡献,反而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最大障碍。
当时的民族资本家想要在郊区开个工厂,都会被地主阶级百般阻挠、百般敲诈,最终一败涂地。
地主阶级是最虚伪、最狠毒的一个阶级,他们可能会装模作样行一点小善,可能会给他们忠实的佃户、长工、家丁、打手狗腿子们一点甜头,让他们产生“人身依附”关系,觉得自己“离开了老爷不行”。
他们甚至也会修桥,但是会拉起铁索收钱,他们甚至也会种树,但主要是为了圈占土地,变公为私。
地主绝不会组织人工兴修水利,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因为兴修水利会使得生产力更发达、粮食产量更高,大家收入都会增加,为什么地主不做呢?
因为兴修水利之后,干旱洪涝少了,土地的产出增多了,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了。
那么,就不会有更多的农民因为灾荒卖出土地、成为佃农、甚至借高利贷、卖儿卖女卖自己了。
地主就不能乘机侵吞土地、房产和劳动力了。
对于地主来说,发展生产力不重要,饿死多少人也不重要,趁机兼并田亩侵占生产资料才是最重要的。
大规模兴修水利、生产化肥、农业机械化,根本上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
地主阶级不能主动解放生产力,不能普及教育,不能传播现代科学知识,更不能有效组织起规模化的生产,他们只会用积攒的财富,去购买西方的工业制成品。
让中国继续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沉沦。
他们建立的人身依附关系,让劳动人民无法认识到自己的人权,无法理解自由和平等的真正含义,不懂活着是为了什么。
所以,无论他们为人好坏,都是时代发展的阻碍。
中国历史不是没有给过地主阶级机会,但近代二百年证明了,自私、短视、愚蠢的地主阶级社会精英不肯承担责任,不肯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而是更容易当买办和汉奸!
他们像吸血鬼一样奴役当地百姓,草菅人命,他们兼并土地,隐瞒人口,抗税不缴,对农民却是敲骨吸髓一样的剥削。


你仔细去看看中国近现代的那些战斗英雄,比如抗美援朝的两位特级英雄——黄继光和杨根思,研究一下他们的“阶级仇恨”是从哪里来的。
黄继光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被地主逼死,黄继光12岁的时候去河里摸虾子,结果刚好遇到地主家的毛狗死在河里,地主老财大怒,说黄继光竟敢摸他家的虾子,还打死了他家狗……
逼着黄继光家孤儿寡母给死狗设灵堂,买棺材,做道场,还要黄继光背着死狗的尸体游街谢罪……
你以为这只是在羞辱孤儿寡母吗?
这是逼着孤儿寡母“花钱赎罪”,掏空他们家的财产,强迫他们背上债务,代代为奴。
杨根思6岁那年,父因地主逼债,积郁成疾含恨而亡,母亲刘氏被逼疯,不久含恨离世。
杨根思8岁就到地主家去放牛,12岁就签了卖身契做童工……
你猜猜,这两位朴素的农民的孩子,在对旧世界作战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勇猛无畏?
那换个说法。
现在有种论调,说资本家根本不敢压迫工人,还要哄着工人,好吃好喝。这是无稽之谈吗?
当代人都没干过长工,但是当代人给资本家干活的不少吧?
如果地主是大善人,资本家自然也是大善人。
如果地主资本家是好人,那谁是坏人?
谁在说地主资本家的坏话?
没跑,就是哪些可恶的长工和工人。
工人最坏了,上班磨洋工,出工不出力,一顿吃一大盆,从没有想过爱厂如爱家。
这难道不是在说明地主资本家真心大善人吗?
我说,这么歌颂地主资本家亏心不亏心?
感恩的心,感谢有您,我的地主资本家大老爷。
各位没见过地主,资本家,没看过吗?
大老爷最会作秀。
马云就说过:“阿里巴巴给社会培养了大量精英,现在他们年近四十,是时候毕业(解聘)回馈社会了。”
就问你开不开心,感不感动?马老板是不是大善人?
我知道有人喜欢舔资本家,没想到舔出瘾来了,干脆舔一舔地主。
工人对资本家不满,还可以辞职走人。
长工和地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甚至要跟着地主一个姓,长工的老婆,被地主日弄还是大福气呢。
知乎上看到的说法,很多小地主通常就一两个长工和几个短工。长工的地位很高,地主吃精粮吃面条的时候得给他备一碗,过年的时候地主狠下心来买一块肉解解馋也得给长工留几口。
这是贴吧上的一个问题,讲这是知乎的主流看法。
然后贴吧群众看了很欢乐,说这是知乎地主。


贴吧群众就是这么看待知乎的。
看到这里,我都感到脸上火辣辣。
要点脸吧。
这种被人鄙视的感觉,太难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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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4-05-24 14:14:29  更:2024-05-24 14: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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