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人像两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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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人像两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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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人像两个民族？

八十至九十年代是一个绝好的观察窗口，此时引领半个世纪的革命领袖已经逝世，革命的浪潮也被发展与现代化所取代，但新的风向尚未重塑整个社会，故而我们可以更好的观察革命的遗产。
在《西厂劳工》中记录了八十年代国企改革初期的一件事，
1983年11月5日上午10点许，厂纪律检查小组按厂规定在全厂进行纪律检查工作时，发现铸铁车间大件组工作场地、车间内东头有5辆自行车，便问是谁的，无人应答，便决定将车推到存车处，正当向外推车时，何某某站了出来，与之大吵大闹：“你们这下可发大财了，多罚工人的钱，你们可多分些奖金。”“×领导不是给你许个什么科长？你姓×的是想当科长了，你们到车间随便推工人的自行车，这是强盗行为，你们这么做就是强盗！”如此纠缠达半个小时，其间两次把车间副主任、主任叫到现场进行劝阻也没制止，造成厂内数十人停止生产出来围观。纪检小组立即向厂领导汇报，厂有关领导研究决定停止何某某的工作，写出检查视其态度再作处理。厂里马上将这个决定通知到车间，车间再通知到班组，最后由班组通知到何某某本人。何某某听后，气冲冲地走去厂部办公室，当时，纪厂长正在召开企业整顿验收汇报会。何某某一脚把办公室的门踢开，指着纪厂长破口大骂：“我×你的妈，××，你为什么停止我的工作？你混蛋！”当别人拉走何某某时，何某某还边走边骂“你他妈的活腻歪了”等···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位可敬的何老先生，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谩骂起检查人员，而是出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感情维护自己的同事。
何某某是铸铁车间的工人，其实，那5辆自行车都不是他的，他是为其他的工人打抱不平。他为什么要打抱不平？他的火气为什么那么大？很遗憾，在西厂调查期间，笔者未能找到何某某向他询问这些问题。幸运的是，笔者查阅到了西厂第二届一次职代会某小组讨论厂长工作报告时的发言记录（记录时间是1982年2月15日、16日），下面这些从中摘录的发言记录①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何某某之所以那么气愤的原因。

考虑到后续的篇幅，我们这里也节选一下
——某某车间只有六七十名职工，却有四五个主任、书记，设备动力科居然有7个科长、副科长。提拔这么多干部，下面的工人能没有情绪？工人能口服心服吗？
——上面的干部能不能刷下来？究竟需要多少？交工人代表大会讨论一下。生产工人太少。正式的生产工人没有几个。不要谁有面子谁上去。尽是捣鼓上去的！
——干部多得没地方坐，鸡多不下蛋，还想发财，不就都吃了吗？这是不是浪费？厂长是难当，但是要怎么办？十个干部五个够不够用？要算一算，要调整嘛。
——拿工资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搞工时定额，出力的只有几百人，闲人太多！这好比比赛场，赛跑的运动员只有一个，发令员却那么多！
——职工多，干部也多，每个科室七八个干部。设备坏了扣工人，这没有道理，下面反映比较强烈。如果有生产任务不干，扣多少我都没意见。干部工作效率不高，相互扯皮，影响不好，群众有情绪。
——科室都是为车间服务的，现在的科室，刚进厂的小年轻就上小白楼①，刚参加工作的小丫头便以电话命令车间去人拿本子，好像他们都是老爷，我们是什么？那么多干部为什么不送下来？作风太不像话了！上届提过，这届再提，看是否可以解决。
——有一台液压剪床，受冷不能开。根据技术要求低于0度不能开。由于气温达不到，说坏就坏。那么大的车间两个炉子顶什么用？车间解决不了，我们自己到安技科去，林科长恶劣对待我们，太不像话！
——锻压车间夏天热，冬天冷，没有暖气，无棉袄，直接影响生产。厂里只是下达任务，但又不给创造条件。厂里搞了许多条文，都是在工人身上打主意。完不成扣工资，是土政策、土办法，不利于生产。在思想上并不愉快，思想上背了包袱。
——铸钢车间排尘无人过问，工人干活受罪！厂里干部却不去体验一下。
——科室坐着的，不流汗，不受累、不挨冻，也拿和工人一样多的奖金。
——厂长采取扣罚工资，活越少越不好完成。有任务不干，罚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活不多，搞得月月完不成，月月扣工资。工人一年下来，奖金还不如干部！应该鼓励生产第一线的工人。
——除了扣就是扣呀，拿了工人来开刀，反正就这两个钱，你就扣去吧！这是邪气！
——厂里提了那么多工程师，几乎没有技术员了。我们车间马某某，在农村好多年，回来才两年，就提拔为工程师。光有指挥员，没有战斗员怎么行？
——住房分配对干部考虑多，对工人考虑少。不应该只注意职务和关系，尤其要端正分房人的思想，最好让作风正派、思想端正的同志担任这一工作。
这些激烈的言辞是直接震撼到作者，以至于感慨道，
透过这些意见，笔者主要有两点感触。一是觉得那个时候的工人真敢说话，有意见真敢提！因为当笔者继续翻阅后来的职代会材料时，发现这样的批评性意见越来越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基本上见不到了。②二是觉得当时的工人对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或者说，他们对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喜欢拿自己所享受的待遇与领导干部所享受的待遇作比较。他们评价自己的待遇是否公正合理的标准往往不是自己实际享受的绝对待遇，而是与领导干部相比较时的相对待遇，也即他们的参照群体是领导干部。当工人这样把自己和干部“捆”在一起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时，就很容易产生不公正感。从上面摘录的“意见”来看，工人群体对干部群体的不满之处很多（如认为干部太多、干部办事效率低下、干部工作作风不好、干部不关心工人、干部扣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干部说话不算数、在住房分配上对干部考虑得多，等等），以至于影响到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如果这种不满情绪长期积累在工人的心里，不能及时排遣，很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能引发出工人针对某些领导干部的过激行为，或者会像何某某那样采取为其他工人打抱不平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

而文中提及的“干群之间的分化”，即便在国内其他研究中也是得以确认，比如《身份认同与生产政治：国企变迁中的劳动关系研究》中就提及
盛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且“又红又专、以红为主”的政治至上的意识形态思想占主导地位，因此，企业负责人对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并没有强有力的权威。但是通过上述部分的论述，我们发现，在本章所论的改革阶段，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一方面提供给企业负责人（厂长、经理）更加广泛、更有力度的权限，另一方面，也给了他们更多的激励去完成生产任务。
这就意味着厂长及其任命的中层管理干部在工厂生产中，越来越有可能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作为其管理决策的出发点。而对于生产一线工人的管理，就是首当其冲的。
企业利润留成的目标指挥棒，使企业管理者把目标逐步分解，以经济责任制的方式层层落实到各个车间、班组、岗位，并进行严格细致的考核。而这套管理规程是在全面计划体制时代少见的。这就必然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控制强度，所以，生产目标的推行、实现和生产过程中管理权威的树立是同时进行的。
这个时候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工厂里干活相比，大不一样了。车间里、班组里管得越来越严，经常有生产任务完不成，真扣钱。那个时候工资收入也不高，一扣就心疼，就得使劲干。车间里那些搞管理的，也越来越严了，有时候想想，他们也是没办法，一级压一级，厂长逼他们，他们就对工人严。（WWD，退休工人)
在厂里厂长是一把手，在车间里车间主任是一把手，生产、岗位安排、发奖金、评先进，大事小事都说了算，谁不听谁就试试看。工人有些不满的，有意见的，也不会提，提了说不定哪天就找个理由给你“穿小鞋”，扣点奖金、调个差岗位，都很现成。（退休工人，ZDT）

……企业负责人和管理干部已经在这一个改革阶段逐渐成为企业的中心，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独立决策企业经营和发展的权力。他们也在政策的定位与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自我群内认同。干部与工人之间政治地位的一致性，在改革实践中的表现也越来越模糊。
国家原来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养着企业，这突然说不管就不管了。企业还担着那么多贷款，这对我们这些干部来说，也是个负担。··政策变了，但是厂还是那个厂、工人还是那些工人，还是要吃饭、要生活的。国家那个时候给企业的自主权越来越多了，我认为有好处。原来的时候，国家管的太多，这不能动、那不能变。后来厂长手里的自主权大了后，可以灵活的管理了。··要是没权力，怎么管？不管好，几千口人等着吃饭，厂子（效益）不好了咋办？（YDJ，退休干部，分厂厂长）
国企工人作为管理对象，除了能够保持全面计划体制下的优势没有丧失而言，他们并没有获得更多。虽然在福利、待遇各方面都还能基本保持满足和稳定，但是对干部群体在改革实践中的权力强化、管理实践中的严格控制、承包分配中的巧取豪夺，大家还是看得清楚。
1990年前后的时候，厂子的效益很好，×××成了抢手货，资金回来得快，积累的也多。厂领导手里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附近的县镇，谁和他关系好，只要是说需要资金支持发展个什么项目，随便近百万的钱就拨出去了。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白做。事后的事实（领导犯法）也证明，他们拿公家的钱做了私下交易。···权大了、钱多了，人就会变。和过去相比，厂子里的领导干部变化大了，买好车、给自己盖别墅、把承包工程放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等等，和工人的差别已经不是一点两点了。···地方本来就不大，谁都看得见，但谁也没办法，改革就这样。（LXY，退休中层干部）

工人日益感觉到，这个群体已经成为一个截然不同、存在着极大群际差异的“外群体”。对于这个“外群体”，基于以上原因，工人滋生了不快和敌意，并对这个群体出现了“资本家”的类型化想象。
什么都是他们沾光，分房子他们分大的，分奖金系数他们拿高的。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不受苦不闻味（化工企业的刺激性气味），还比我们多拿钱，没我们累死累活的干活，他们还能完成任务？（LCL，工人）

好了，说回《西厂劳工》，作者在感叹“一是觉得那个时候的工人真敢说话，有意见真敢提！因为当笔者继续翻阅后来的职代会材料时，发现这样的批评性意见越来越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基本上见不到了。”本质仍是RO体制下厂长负责制尚未完全战胜劳工主权的反映，
我们以一个具体的事例来看，
汪桂大约当了两三年厂长之后，某天下午，厂工会主席侯汉突然召集各个二级部门、车间的工会主席去厂长办公室旁边的大会议室开会。我当时是车间的工会主席，我也去了。这些部门的工会主席，共有30人左右，都是职代会的工会小组长。在职代会休会期间，这些小组长可以代行职代会的职权。
开会后，汪桂厂长首先讲话，他请求职代会同意给他涨工资。他向大家解释了给自己涨工资的理由，说是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或者是根据承包合同，我记不太清楚了，完成承包任务的厂长可以涨一至三级工资。他说：“我呢，考虑考虑，觉得拿三级有点高了，就拿个中档吧，拿两级。”他讲完后，侯汉念了一份事先拟好了的给汪桂厂长涨两级工资的职代会决议，请大家发表意见，可是，大家都不吭声。见大家都不吭声，汪桂便又解释了一遍给自己涨工资的理由，侯汉也帮着做大家的工作，可是，举手表决的结果，还是没过半数。这一下，汪桂的面色难看了，他气哄哄地走出会议室，到旁边他的厂长办公室去了。
大家为什么不同意给厂长涨工资？我也说不好，因为大家都没吭声，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我猜想大家可能会认为：活是大家干的，凭什么只给你厂长涨工资？但谁也不想当众说这个话。接下来，侯汉继续做大家的工作，把那些没举手的工会主席一个一个地请到旁边的小会议室里谈话，一个多小时后，再次表决，决议虽然通过了，可还是有四五个人没举手。之后，侯汉把汪桂请过来。汪桂很高兴，对大家说：“我不领这笔工资，我将拿这笔钱来请客！”说完，汪桂就走了。见他一走，侯汉低声说：“嗨，请啥客呢？
他要是会请客，就不会向车间要烟抽了！”汪桂不喝酒，但烟瘾很大，都是抽好烟，他常常以要接待客人为由，要求车间送烟给他。领导们开会的时候，他喜欢给大家散烟，不管人数多少，每人一支。因此，他确实需要很多烟来接待客人，用他那点工资是买不起那么多好烟的。
在当时，他也就是要求给自己涨两级工资，向车间要点烟抽，现在看来，这都不算什么，而且这都是明的，大家都知道。和这些老领导相比，后来的领导干部真是太贪了！越是年轻的干部，胆子就越大，越敢贪！

一个厂长负责制下企业的厂长，为了给自己涨两级工资（两级工资加在一起也就十多元），竟然需要如此兴师动众，而且表决了两次才获得通过。而且，第一次举手表决时，赞成者没有过半数；第二次表决时，仍然有四五个人没有举手。这种举手表决的方式不同于匿名投票，是公开的，有这么多人竟敢在厂长面前公开表示不同意给厂长涨工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职工群众对干群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很低，也反映了当时的职工群众并不怎么怕厂长。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尽管当时已经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可职工群众并不怎么认同厂长的权威地位。
而这种发自内心的主人翁意识，和并不理睬RO掀起的新浪潮，在某些方面就尤为突出
潘平，男，当时 23 岁，是动力科锅炉工段的锅炉工。1988年5月上旬的某一天，他发现输送蒸气的管子漏气，便建议工段长郭永马上维修。郭永说：明天再修。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也没修。后来，见堵头都被顶开了，郭永才过来维修。潘平见郭永到这个时候才来，便骂了一句：“他妈的！你们早点不修？！”郭永当时虽然没有吭声，但在此后的几天里，他老找潘平的毛病。15日，他说潘平把分气缸的阀门弄断了，罚了潘平10元钱，并责令他把阀门修好。17日，潘平上班迟到了20分钟，郭永批评他说：“你迟到不止一次了，以前也和你讲过，你现在是主司炉，你不在就影响生产。厂里劳动纪律抓得这么紧，你怎么老迟到！”潘平解释说：今天是因为自行车坏了。可郭永说：这不是理由！郭永要求潘平写一份书面检查，并要求他去找动力科科长，向科长认错。潘平一听，忙说： “这么长时间，我今天才迟到一次，怎么就不行？”说完就离开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手持一把约一尺长的刀，来到郭永的办公室，也没说什么，对着郭永的脑袋就砍了一刀，导致郭永头颅部50mm切割伤，缝合5针。潘平打人后，主动向厂保卫科投案自首。1988年5月27日，厂务会议研究决定：开除潘平的厂籍，留厂察看一年，扣发当月奖金，考察期间下浮一大级工资。②

这种对抗在九十年代前后走向了高潮，成功迫使XX部要发布《关于切实保护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问题的通知》的事。
（3）殴打、伤害领导干部的增多。因此，1993年公安部及时发布了《关于切实保护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同企业保卫部门一道，把保护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作为一个主要任务来完成。在此之前，一些地方也出台过类似的“通知”，比如1988年8月5日《工人日报》第1版报道：最近，陕西省公安厅就切实保护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问题，向全省公安保卫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定出具体防范措施，并认真查处近年来发生的伤害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的案件。

那这一切，现今何在？
于建嵘老爷子在他那本《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中有一篇采访
原来吃大锅饭时，生活还有些保障，起码还有工做。干部对你再有意见，最多是将你的工种搞得差一点，没有过硬的理由，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把你开除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不是说要改革吗？这一改，有些干部的权力就大了，现在他们想叫谁下岗就叫谁下岗，理由都不用找···为了让工人听话、多做事，加强管理是对的，但你不能搞得工人一点权都没有啊。那些掌握了权力的人，完全可以按各种名目叫你下岗。你如果不想下岗，就得听干部的，有时还得请客送礼。不然，就只得回家抱孩子喽。这一点，我就是想不通。当年毛子任领导我们安源工人闹罢工时，就是为工人争权利啊···
还有更坏的，就是现在搞的改革将过去工人反对的包工头也合法化了。当年毛子任领导我们安源工人搞罢工，反对的就是包工头。现在可好呢，包工头合法了，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叫承包。企业讲经济效益是对的，但总不能将工人的基本利益否定掉。现在一些工区搞承包，实际上只是少数几个人在掌权，而做工的没有权利，只有拼命干的份儿。这些掌权的人，花花肠子可多了，他们有好多克扣工人工资的办法。所以在安源煤矿，你不要看工资表，因为工资表与实发工资的差距是很大的。这些新包工头将自己的工资挂在有些老实的工人的工资表上，当这些老实的工人领了这些钱后，就得立即交给这些当官的。这是他们常用的手法，大家都知道，可是没有办法啊。因为他们有权、有钱，而且有政策。有时候有工人也告状，可他们就动用黑社会势力来对付这些敢告状的工人。
我们这些正式工都知道矿里的实际情况，所以都不愿意做一线采煤工。现在一线采煤工主要是农民工。包工头也喜欢用这些农民工，因为这些农民工刚从农村来，不了解情况，胆子也小，而且在矿上做事要比农村强一些。但我们这些正式工可不是那么好骗的，所以，他们就要我们下岗的下岗，内退的内退。我们也不想看着他们胡来，不想为他们当牛做马。要我们退，我们就退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他们算账的。现在还不是时候，时候不到啊，时候一到就会算总账的呢。
在柳本金讲这些话的时候，有许多老工人附和，都说事情就是这样，柳师傅讲得对，只是还不够。有一位据说有50年党龄的离休南下干部的言辞更为激烈。一说到现在的社会风气，他就非常气愤···许多人就说：“还是毛子任在的时候好，我们工人是老大哥。现在不行了，是‘下等人’了···”

我妈曾经在我看腾讯三体的时候路过瞟了一眼，然后很震惊的指着里头年轻的叶文洁说，这个打扮和她当年在村里上学时的知青老师们一模一样。
然后她忍不住和我聊起她的过去，她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时村里的孩子都跟野孩子一样，穿着土气的棉衣棉鞋，每天没事就上山下河的疯跑瞎玩，原本村里也有个私塾，但教师根本没啥水平，学生也学不到什么东西，直到某一天，村里突然来了几个据说是北京来的下乡知青，要来给他们当老师。
她说她当时趴在窗户上，看到新老师们的打扮，梳着两个麻花辫，系着鲜艳的围巾，穿着挺括有型的蓝绿色衣服，脚上是皮鞋，真是漂亮体面极了，再回头看看自己灰头土脸和脏兮兮的棉袄，头一次升起了自惭形秽的感觉，也第一次萌发了性别意识。
从那以后，她也开始无意识的向知青老师们看齐，每天打理干净头脸，也开始梳双麻花辫，棉衣不再用一根腰带勉强系在身上，而是老老实实扣好扣子，后来我姥姥更是开始学着给她做和老师们同款的衣服，也在赶集时给她买了皮鞋，更重要的是，她开始好好学习，新老师们水平高，讲的也好，和过去那个天天喝得醉醺醺的老先生截然不同，于是她的成绩很快突飞猛进，不但识了字，而且发现自己有很出众的数学天赋。
日子就这样幸福的度过着，直到有一天，广播里传出了一条消息，她说她听到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只看到我姥姥一下子扑到地上号啕大哭起来，不止我姥姥，整个村子所有人都如遭晴天霹雳一般，不是哀痛的哭嚎，就是默默的引泣，就连那些知青老师们，也都哭得不能自已。自己虽然几乎反应不过来，但也差点哭的抽过去。
原来那个消息，是毛主席过世了。
而就在这个广播之后不久，知青老师们就收拾行李，离开了村子。
不过已经没关系了，因为整个村子的孩子们，都已被彻底改变，他们有了基础的知识和文化，可以考到县里读初中，后来考不上高中的回村子里继续当老师，考上高中的则继续读书，直到高考。
最终，她们这个村子里硬生生考出了五个大学生。
当然，那个时候的大学是包括专科的，不过那个年代的专科含金量可远超现在的本科，那毕业了都是可以分配工作的，而我母亲也正是在大学里遇到了我的父亲，他们结婚以后留在城市里工作经商，最后有了我。
我小时候还被他们带回到村子里去参加过几次婚礼，但印象并不太好，只记得去时的路途很颠簸，桌上的荤菜很油腻，后来那个村子因为煤矿挖完被撤销，村里人大多数进了城，依靠着当年和后来考上大学进城扎下根的类似我母亲他们这一辈人互相帮助提携，大家都过上了挺好的日子。
所以我母亲如今虽然已经有了七八个大衣柜加一整个换衣间的华服，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当年知青老师们的打扮。
如果没有这些老师，我的母亲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现在又会在哪里呢？真是只要想一想，就让人后怕不已啊。
有人在评论区提说，你是否逃离了乡村，就不愿意回去，其实倒也不是，甚至我也做了几年的扶贫工作，还写过相关的内容，有兴趣你也可以点进来看看↓
我并非反感乡村，但确实人人都渴望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一点没必要否认，有了能力去帮扶乡村，总比待在乡村只能等着别人来帮扶，要好太多了呀。
评论区有位朋友的真知灼见，但位置比较靠后，我姑且贴在这里，以供参考。

最近看外国留学生在留学北大期间的回忆，蛮有意思的，分享一下：
作者61年到北大留学，记叙从此时开始。
关于北大的生活：
北京大学每间学生宿舍的面积为3.5x4平方米，没有油漆过，水泥地面高低不平，墙壁曾经用白灰刷过，简陋的窗子锈迹斑斑，蚊帐大窟窿小眼睛的.....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两个微型衣柜。屋顶上有一个灰暗的白炽灯泡，没有灯罩......北大的生活既原始又简陋，但是想一想，一万多中国学生，他们六个人，经常八个人，挤在面积同样大小的房间里，有的还没有桌子，而我们外国留学生的房间只住两个人......与中国学生相比，我们外国留学生享受很多特权。我们有自己的食堂，那里有餐桌、椅子，尽管很寒酸，回声很大，不过有两个窗口，一个卖西餐，有肉丸子和菜，米饭或面条；中餐口可选的菜比较多，主要是各种蔬菜。饭菜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是我来自一个高蛋白质饮食的国家——富有牛肉、猪肉、鱼、奶、奶油和奶酪，到一个以蔬菜为主的地方几乎整天觉得饿，不管我吃多少。
关于食堂吃饭，又引出了另一个小故事：
有几个外籍教师也在我们食堂吃饭，其中有一位教德语的女教师，她跟一位中国人结婚了。作为外国人她当然有权在外国人食堂进餐，但是她的丈夫不能。因此每一顿饭她买的量都比较大，坐在远离卖饭的窗口，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往饭盒里装一些饭菜。她的脸有疤痕，头的顶骨有一块发白的刀伤。她戴一副薄薄的传教士眼镜。听说，最近一年她千方百计要使某个外国留学生与她的女儿结婚，以便能把女儿带出中国，但是直到此时仍然没有人上钩。
作为留学生，当然少不了其他留学生的故事：
当我听说曼努艾尔与外国留学生办公室主任不愉快的会面时，我去拜访了他。曼努艾尔说，他是学表演的。由于一次偶然的原因，他在智利参加过一场京剧演出，对这种艺术形式非常感兴趣，就申请一笔中国奖学金，来华学习各种不同的剧种。他来北大差不多有一年了，但是校方还没有帮助他看一场演出。他很失望。回智利吧，做不到。他的整个旅费都是中国政府出的，他签了五年合同，没有一个人自行回国可以得到帮助——智利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他曾两次申请回国，但是校方不愿意让他这样做。在智利有三名中国留学生，如果曼努艾尔回国，会使校方很尴尬。他唯一的机会是被驱逐出境。据说一位非洲青年通过这种途径成功回国——起因是他把一位中国警察打翻在地。为了使曼努艾尔继续留下来，校方给他补了很多的课，这是我们其他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一年以后他的中文仍然很糟糕，因为他只想回国。
作为留学生，肯定少不了北京的游历，在作者游历北京西山时，记录了一位热情好客的老奶奶：
我沿着路往前走，经过一栋低矮的房子，房子外边坐着一位满脸皱纹的小女人。我经过时，她盯着我看。我不知道我走的路对不对，因此我一边和她打招呼一边问，去汽车站是不是应该走这条路。我走得对。“这里是我的家，你要不要进来喝点儿开水？”她一边说一边抓住我的手，然后把我领进屋里。过去穷人家没有茶叶，有陌生人经过时要请他们喝开水——这是一种好的乡俗。像我进去过的绝大多数农村房屋一样，屋里沿着墙都有炕，三至四米长，用土坯搭的，全家人都睡在上面。炕里边有烟道，生火做饭时热气可以传到炕上，就像壁炉一样，全家人睡得既暖和又舒服。冬天的时候，人们在堂屋通着炕的灶台上的大锅里做饭，热气传到有很多横竖烟道的炕里，不会从屋顶上的烟囱直接排出，所以保温效果很好。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在中国北方就使用这种炕，如今农村仍然很普遍。我敢保证人们在炕上睡得很香！夏天的时候，人们找另外的地方搭一个临时灶台做饭，炕上铺薄布垫、苇席或竹席，不再用冬天厚厚的褥子，睡在上面很凉快。小孩子睡午觉的时候，老人坐在炕上休息或打毛衣、摘豆角、做衣服、做鞋。如今也有很多人坐在炕上看电视。靠墙的另一头放一个低柜。少先队员戴的两条红领巾挂在前边的椅子上。屋檐下挂着几颗已经晒干的白菜。这个友善的小女人径直走向门边的陶瓷大水缸，打了一汆子水，然后放在屋子中间微微燃烧的四条腿煤球炉子上。水烧开以后，她把热水倒进一个边沿已经磕碰坏的白瓷碗里递给我。“喝吧，你需要喝点儿热水。”她友善地说。墙上挂着一张毛的画像。她发现我在看毛的画像，赶紧说：“不是我买的，是我的孩子们。”好像在避嫌，不过我可能理解错了。听口气我觉得她她说她的男人正在地里干活。她自己有病。她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部、腹部，微微笑了笑，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病还能治好。我趁机问她关于紫罗兰和其他植物的事。为什么这些花不香？得到的回答是：偶尔可能会有香味儿，如果五六月份雨下得多的话。如果一直没有这样的天气，直到7月才下雨，这时候花已经凋谢了。她问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为什么一边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一边还轻轻地托着我的美丽长发，问我为什么长成这个模样儿？我尽力向她介绍说，我来自一个很远的国度，那里很多人的头发都跟我的一样。她摇了摇头，但还是接受了我的解释。她说，她一生只到过北京城内两次。我向她介绍瑞典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当我要走的时候，她谨慎地从嘴里挤出一个问题，问我能不能给她几尺布票，因为她想补一条裤子。但是我只能如实说，我是外国留学生，没有布票。每次我需要布票的时候，我必须向校领导说明我干什么用，这时候我才会得到满足。她立即接受了我的解释。然后我们告别，我继续赶路。
恰逢新年，学校放假，作者也规划了去中国南方的短期游历。游历从买火车票开始：
因为2月份有春节，即中国的新年，北大停课一周。为了扩大一点儿我在北大学习的空间和视野，我申请到其他一些城市旅行，其中包括上海。对于我们这些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来说，只可以随便去西山和不远的明十三陵。想去其他地方需要批准，能否得到批准取决于一个人在北京的身份。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人士只能访问一些较大的城市，住在被指定的、经过当地挑选的大宾馆。就挑选城市而言，我们留学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不过我们也得到指定的宾馆去住，不能改变。为了获得外出旅行的许可，事先要做很多准备，管理部门管的事既多也变化无常。为了能买火车票，首先要出示本单位的介绍信，不仅要说明想访问的城市，还要说明何日何时启程、到达和离开。除此以外，还要确切知道铁路部门是否有合适车次的座位。最大的问题是，你只有获得批准才能得到车票方面的信息，反过来你必须准确知道火车开车和到达旅行目的地的准确信息才能获得批准。这个事由两个部门管，它们设在不同的地点。我想首先应该得到公安部门批准吧。人们自始至终都想从当局有关人士那里得到确切的消息，什么时候一切才能办妥——在不断催促下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可能明天吧！”你永远不知道哪个人在办这件事。据说，你要提出问题，使出自己的雄辩才能，给人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到那里或者其他地方去——他们会很礼貌地听着，然后没有下文了。原因是，真要办事的时候，起初跟你谈话的人不见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认为应该由地位更高的人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得从头来。不过好事多磨，最后总会有结果。当一切都办好了以后才得知，从北京到另一个城市只能买单程票，不能买联票。如果我想继续访问其他城市，必须再从当地买。那个地方有没有合适的火车，最主要的是能不能买到票，在北京不可能知道，只有你到了你第一个要访问的城市，在那里才能知道。不过人们会告诉我，可以事先与我要访问的城市的外办联系，我会从那里得到帮助。买到去上海的火车票以后我如释重负，心想下半个行程没问题了。但是离出发还有两天的时候，我被请到留学生办公室，告知火车开出的时间变了，不能保证我会有座位。似乎整个行程都要重新安排。不过公务人员最终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成行了。在20世纪60年代远途旅行可是件大事，单单上火车就要花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北京新火车站一进门就要严格检查。新火车站紧靠城墙东南角，楼顶有一个美丽的大钟。几百名旅客背着大包小包和孩子挤在大厅的进口处等着进站，然后在滚梯护栏前等——最终在车厢口验票才能上车。到处都要仔细验票，到处都是监视人流的武警和配备冲锋枪的士兵。如预知的那样，我因为是外国人，所以要坐一等舱，或曰“软卧”，属于高等地位的人的座位——行政管理人员、军人和类似地位的人——那里比较舒适。靠背椅之类的设施也有别于“硬卧”。桌子上铺着手工绣的桌布，带有葡萄藤状的白色叶子的青瓷茶杯，有着大理石灯座和绿色带褶丝质薄纱灯罩的台灯，椅子上套着钩针编织的罩布。有供沏茶用的暖水瓶，服务员多次加水。火车摇摇晃晃经过城东南的大门时，太阳正好喷薄而出。大喇叭里播放着少数民族音乐。每次火车开出或进站时，接车人员都要立正，这是一种凯旋的仪式。
到达上海后，她们拜访了一位老资本家：
有一天下午，我跟随几个外国人到一位中国人家里拜访，据说他是一位“被改造好的旧帝国主义分子”，革命前他属于上海有钱人。他和他的家人还住在一栋大房子的底层，但是各种迹象表明，他已经不再富有。没有漂亮的硬木家具、中国国画、雕花屏风和书法条幅，也没有精美的瓷器或青铜器。他本来有一副漂亮的面孔，但现在已经风光不再，眼大无神。谈话中他有时把目光投向我们，好像他想起了某些往事，想起了他曾经用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方式与外国人谈话。有好几次他突然中断谈话，目光惊恐起来，好像动物突然感到了危险，其实没有。谈话用中文，尽管他本人的英语很好，不过当翻译翻错的时候，他会谨慎地加以纠正。他兴致勃勃讲起了自己的巨大财富——二十万元，能养活一百个农民——以及他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他低价买进过期的盘尼西林，然后高价卖出，从中赚取利润。他用同样的手段倒卖他能弄到手的过期维他命和其他产品。直到1949年革命以后，他才明白这样做是多么错误。他面带微笑责怪自己和自己的前半生。“看，共产党人是多么正确！世界各地的资本家是多么残酷，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他们简直是窃贼，是土匪。”其中一位来访者问，他说的是真话吗？所有资本家都这样？“当然是！他们是有罪的！毫无疑问。”但是当大家喝完茶、翻译的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时候，他迅速转过身对刚才提问的人用英语低声说——只有室内少数人能听到——卖这种药的事，自然不是普遍现象，可能个别时候才会发生。他继续热情地说，他的孩子都是优秀的少先队员。这时候他重新转过头对着大家。他说，他们经常批评他和他的妻子，他们是真正的少先队员，他们接受的教育比他和妻子接受过的教育好多了。当有人问他能不能回答，他们的孩子是跟他和他的妻子亲还是跟党亲的时候，他快速回答：“跟党最亲。这还用说。”
同时，在上海参加了反美集会：
一天上午大喇叭响起，号召大家到旧跑马场参加群众集会，抗议“美帝国主义”谋杀刚果总理卢蒙巴。大会开始前几个小时，市中心的街道交通已经封闭。当我来到广场时，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很明显各路队伍都是精心组织的，每一批有三十五至四十五人，大家手里拿着旗子和千篇一律的抗议标语。靠近南京路的地方搭了一个讲台，上面铺着化纤地毯，每个灯柱上都挂着一个扩音器。讲演者一个接一个从讲台上发出对“美帝国主义”的抗议。摄影机和麦克风对着公众、对着主席台，整个过程都录制下来。有一位中年人站在我旁边，他长着一副和蔼可亲又文质彬彬的面孔。我谨慎地问他，人们是否知道关于卢蒙巴被杀害的更详细的情况。“这件事刚刚发生几周，”我说，“人们怎么能知道就是美帝国主义者犯下了这起谋杀罪？有什么委员会能来得及调查清楚这件事？”“没有，”他用温和的法语回答，“不过事实将证明，美帝国主义要负责。”他继续用同样温和的语调说。
当然，更有意思的还是因为搞封建迷信被群众教育，不禁莞尔：
回宾馆的路上，我经过一个很热闹的中国人居住的旧城区。在外国人到来之前，那里是一个有围墙的小渔村。在街角处有一个说书人和一个戴着白色无沿帽拉二胡的人。周围有一群听众，主要是孩子，他们随着说书人强调重点之处的手势聚精会神地听着。远处有一位算命先生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前面有一个放签的瓶子。我过去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算命先生，只看到过革命前很早拍的照片。我问他算一卦多少钱，我们交谈了一会儿，老人向我展示我抽的签，不过我们还未来得及细说，周围已经围了一大群人。“这是迷信，”他们高喊着，“你为什么与这种人打交道？”他们把我逼向老头和墙壁，被夹在成年人大腿中间的小孩子喊叫起来。我立即中断了与算命老头的谈话，竭力想保护自己，不再后退。我大声呼吁、打哈哈、开玩笑，请大家不要再挤了，但无济于事。不过最后我总算幸运地冲了出去。我看见不远处有一辆三轮车，赶紧跑过去。我跳上车，迅速告知我要去的地方。但是人群穷追不舍，他们高喊不要拉她。这时候已经聚集了几百号人。蹬三轮车的害怕了，我赶紧下了车，快步离开。在大街不远处，我又碰到另外一辆三轮车，我说明我要去的地方并登上车。他开始用力蹬车，但是很快就被赶上了，一群孩子把他围住，高喊他不要拉我。但是车夫使劲按着车铃，迅速甩掉那群孩子，我安全到达宾馆，毫发未损，但惊恐不已。我至今记得车夫脊背上的盐花和黑色衣服上的一圈一圈的白色汗渍。
在游历了上海后，简单评价了一下北京与上海的不同：
尽管整个上海都散发着霉气，好像立即需要戴上防范器具，但是比起北京来，还是比较有生气，人也显得更大胆一些。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在大街上问我——用英语或法语——是从哪个国家来的，随后我们交谈一会儿，这在北京是难以想象的。我甚至还看到一对对年轻情侣手挽手散步。
游历完上海后，作者又到了广州，慕名拜访西方以往刻画的珠江：
我是第一次访问广州，但是我对这座城市的历史已经略知一二。1731到1831年间，每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轮船都从中国购买受人喜欢的商品——茶叶、丝绸，特别是瓷器，没有任何西方的公司像瑞典这家公司那样进口那么多的瓷器。很多瓷器又转口到欧洲。这种贸易活动是在珠江中一个叫沙面的小岛上的货物贮藏点进行的，它与大陆只有一条狭窄的运河相通。1780年的一幅著名的画上有这栋美丽的建筑，我们能看到瑞典国旗自豪地在屋顶飘扬。不到二百年后，我正好在这个地区漫步，竭力想象它曾经的模样：繁忙的商业活动，把货物装上船，太阳高照，珠江的浪花拍打着船头，苦力用扁担挑着茶叶和瓷器，喊着劳动号子。
接着就发生了一个美丽的误会：
往上游看，又细又长的船成排靠在码头上。很多人住在船上，他们在上面做饭、洗衣服和教育孩子。每个栈桥都有自己的街牌。我特别好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我拍了几张照片以示纪念。但是我很快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朝我涌来，他们的表情越来越带有威胁性。我为什么要在那里拍照？我竭力进行解释，说这些船很漂亮，整个环境对我都很有吸引力，所以我想拍几张照片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对于我的解释，围困我的人并不满意。他们叫来警察，警察问了一大串的问题。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有几百人。警察说要没收我的相机。人们高喊着：“你为什么不照我们新的市政府大楼？为什么不照我们的新公园？为什么单照这里不好的环境？”我回答说，我已经照过新的市政府大楼和公园。为了能使围着我的愤怒群众平静下来，我提到我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并补充说我的家乡瑞典的朋友既想了解旧中国也想了解新中国。我想拿一些能证明这一点的照片给他们看——因此我拍了珠江上船屋的照片。愤怒地谴责声渐渐平息下来，我的解释奏效了。周围的人松了一口气，很多人持赞成态度。这就是说我不是一个讨厌的外国人在这里转来转去搞间谍活动，专门拍船民和中国的贫穷，我只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社会。警察祝我成功，人群散开。我保住了我的相机。
游记完广州后，作者踏上了北上回京的火车：
火车开了几个小时以后停在一个小站上。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都要下车活动一下身体，但是在这个小站做不到。狭窄的月台上挤满了等待上车的旅客。他们背着大包，面无表情，眼睛就像破碎的玻璃，身体消瘦、弯曲。很多孩子一丝不挂、肮脏可怕，头上长疥，苍蝇在伤口周围飞来飞去，肚子鼓鼓的。女人背着婴儿坐在地上，茫然地朝前看着。上衣敞开着，被孩子吸吮得干瘪的乳房像袋子一样拉着。她们赤着脚。由于年复一年地在坚硬的土地上劳作，她们的脚很黑，上面裂着口子。她们的腿很细，筋都露在外面……稍后，火车停在韶关。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月台上有一个固执的人在等车。他长着灰白的头发，留着平头，手里拿着火车票。他双手叉腰，低着头，好像面对着什么大人物。“我要去北京！要坐那边那节车厢，我不坐这节！我不坐！不坐！”列车员试图拦住他，使劲拉他的胳膊，他打挺儿，试图躺在地上。“不过毛主席想让你坐这节。”列车员煞有其事地高声说。这个男人仍然不肯。他在叫喊声中被拖进车厢，他的东西也随他被塞进去。有几个人紧张地在月台上跑来跑去。“小心点儿！别让外国人看见，这里有外国人……”
感谢作者用朴实的文笔为我们记录下了这段有意思的记忆。

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和没有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本来就是两个民族。
举个治理淮河的例子，就能知道新中国的组织力有多强。
1950年7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为数十年来所未见，受灾面积高达4687万亩，受灾群众1300多万，房屋倒塌89万间。
灾情最严重的皖北地区，3161万亩耕地被洪水淹没，受灾人口998万，死亡489人，581万人断粮，109万人既无粮也失去了住所。
换成封建王朝，最多也就是中央地方调粮救灾，让灾民度荒了事，淮河该泛滥还是泛滥。
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满足于此。
毛主席看到报告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多抱着大哭”、“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等文字时，热泪夺眶而出，他用笔在下面重重地画上横线，说：
“解放了，老百姓还受这么大罪！”“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主席立即向总理转发报告：
“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8月25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主持召开治淮工作会议，安徽、河南、江苏三省答应坚决按照中央部署，对工程、经费和粮食作出统一安排，绝不推诿卸责。
9月12日，周总理在会议结束时说：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这样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我的体会是应该坚持蓄泄兼筹……既不是单纯地蓄，也不是一味地泄，要蓄泄兼筹，不但要送走淮水，而且还要根治淮河，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
10月14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委员会办公地址设在了淮河沿岸重镇蚌埠。
毛主席亲笔书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让人制成锦旗送到治淮指挥部。

皖北行署发出《治淮动员令》，号召皖北人民拿出支援淮海、渡江战役的精神参加治淮工程。
经过广泛动员，治淮指挥部总共动员83万民工、征调8314只大小船只、7349辆各类车辆奔赴治淮工地，中央又拨给4亿斤粮食予以支援。
治淮工地上，一面面印着主席手书的红旗迎风招展，所有人都干劲冲天。
到1951年春，淮河安徽段干支流复堤工程基本完成，共修复堤防903公里。
1950年至1957年，国家为治淮投资13.3亿元，共完成工程土方15.1亿立方米、石方700万立方米、混凝土166万立方米。

光救灾肯定是不够的，想要长期解决淮河泛滥问题，必须修建水坝。
修水坝就不能光靠人民热情了，必须依赖科学。
1951年，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水利专家张光斗、黄万里、钱令希、黄文熙等都被邀请到佛子岭工地作实地考察。
几位专家经过3个昼夜的讨论，最终一致同意修建具有好、快、省等优点的连拱坝。
从来都是话好说，事难做，
连拱坝是当时的先进技术，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各有一个成例。
苏联老大哥也没有建过连拱坝，中国的技术人员更是连见都没有见过，连拱坝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压力最终来到淮委工程部部长、著名水利专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水力发电专业毕业归国的汪胡桢身上。

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比汪胡桢更优秀的水利人才了，
建，还是不建，就等汪胡桢一句话。
民族的期望、人民的期望、党的期望、领袖的期望，这可是比泰山还重的责任啊。
大坝要是没建好，塌了，即便党和人民不追责，汪胡桢也会自己跳进淮河里去。
经过无数次没有日夜的反复计算，汪胡桢最终决策：建。
专家下决心了，中共听专家的。
1952年1月动工，新中国第一座大型连拱坝水库开工，中央统筹协调，安徽、河南、江苏三省鼎力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历经2年又10个月的艰苦建设，1954年11月，佛子岭水库胜利建成。
佛子岭水库有什么用呢？
直到今天，他依然承担着淮河防洪蓄洪的任务，每年发电超过一亿度，还成为灌溉下游千万亩农田的重要水源。
同时，佛子岭水库还是新中国水利的初始摇篮。
参与建设的干部、工人，不仅白天要干活，晚上还要认真学习水利建设知识，汪胡桢亲自授课。
等到水库建成了，这些人也成了大大小小的专家，再将自己的经验带到祖国各地。
中国水利工程领先全世界，就是从佛子岭水库简陋的教室里开始的。

与治理淮河同时进行的，是抗美援朝、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镇压反动会道门、肃清鸦片、解放妓女，等等等等。
以上的每一项，难度都不比治理淮河小。
无数个伟大事迹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中国人才能爆发出自己最强的能量。
一旦中国人将能量爆发出来，全世界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前进的路。

教员最伟大之处在于，让中国重新变的年轻。很多人看历史都会有一种感觉，自唐之后，中国人的精神变老了。这一点看宋朝就知道，比如，就不说宋朝保守的风气，就说宋朝的审美，乍一看确实很高级，但无不透露着中年人的暮气，和汉唐那种朝气蓬勃是不一样的。明朝是回光返照，朱元璋和朱棣虽然短暂刹住了颓势，但土木堡之变后，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进入了衰老的快车道，这才给了满清入关的机会，到了满清时期，中国就彻底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了。现在的人很难感受鲁迅对当时中国的绝望，经过满清的两百多年的统治，中国人的麻木是不可想象的，教员让中国人的精神恍惚回到18岁充满激情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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