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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义和团为什么爆发在北方不是南方，为什么在山东不是广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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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为什么爆发在北方不是南方，为什么在山东不是广东? 关注问题?写回答 [img_log] 广东省 山东 义和团 义和团为什么爆发在北方不是南方，为什么在山东不是广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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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一下义和团运动就知道了。 无论对义和团运动持什么态度，有一点是公认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于山东省聊城府冠县梨园屯。 有一位姓杨的举人，在临死前决定捐出一部分家产，给梨园屯百姓，这部分财产中包括土地庙，公议所，主要是学田。学田也租给农民种，收益要用于教育，享受一些税收优惠，类似公益基金。 洋带人来了以后，主要是法鸡，派了大量传教士在山东传教，梨园屯有少数群众信了天主教，与信仰道教（准确说是混杂了泰山老母，罗教思想的道教）的群众产生了冲突。 于是，天主教村民要求跟道教村民分家。道教村民同意了，由于双方比例差距巨大，因此，天主教村民只分到了土地庙，剩下的还是道教村民的。 然后天主教村民就表示，要拆了土地庙，改盖教堂。 道教村民不同意，双方矛盾巨大，于是发生了 打官司。 没错，此时双方都挺有法律意识，于是县令审理此案。 天主教村民表示，既然分了财产，那么他们就有处置权。 道教村民表示，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杨举人捐家产，是为了“厚植文气，报效桑梓”？ 天主教村民表示，抛开事实不谈，拆土地庙改教堂就不能厚植文气了？ 县令经过审理，最后判决，即使分了杨举人捐的财产，土地庙也不能改教堂，相关财产收益各自处分，退堂。 天主教村民很不满意，然后洋带人就不满意了，这件事最终闹到了济南，惊动了一位法鸡派驻在山东的红衣主教。 红衣主教在欧洲都是大人物了，更别提在带清， 在主教的压力下，山东省要求聊城府关注此事，聊城府自然就把压力转移给了冠县。 于是冠县县令被逼去死角。 县令先是去找传教士，表示不就是想盖教堂吗？您说，看中冠县哪块地了，我保证批给您，土地庙就算了，行不？ 洋带人表示，叭行，就得拆土地庙。 县令回去后进行了深刻思考，发现这件事可能大得超乎想象，于是向知乎学习。 润了。 当然没润出国，也没辞职，就是带上一家老小，迅速跑路，这摊子谁爱干谁干，爷不干了。 没县令是叭行的，于是新县令到了。 新县令当然知道老县令为何跑路，于是重新审理土地庙案，新县令认为，既然分了财产，怎么处置就是天主教村民自己的事，想拆土地庙就拆吧。 于是道教村民们感受到了一点小小的带清震撼：带清律没修，事实认定不变，但判决可以完全反过来。 村民们非常愤怒，于是他们决定 上诉。 村民派出代表，去了聊城，聊城府得知是冠县梨园屯村民告状，当即表示，土地建设乃是县级事务，有问题找县令，不要麻烦知府大人。 于是村民们也反应过来了，这官司没必要打到济南去了。 回来后道教村民们集体商议，认为不能放任洋人拆土地庙，今天敢拆土地庙，明天就得拆人了。 于是村民们决定采取灰色手段。 当天主教村民们兴高采烈地带工匠去拆土地庙时，道教村民们占据了同样土地庙的大小道路，你说巧了不是，土地庙周围的土地都是俺们哒，想过，我手里的标枪长棍识得不？ 洋带人非常愤怒，又去找县令，表示这些刁民恶意围观，堵塞道路，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得去聊城和济南要一个说法了。 新县令不敢怠慢，于是命令典吏带衙役驱散了道教群众。工匠们顺利进入土地庙。 于是道教群众们继续发挥聪敏才智，有人提出，天主教村民没几个，里面工匠的人更是少，只要让他们雇不到人不就行了？难不成洋人还能从西洋带工匠过来？ 惹不起洋带人，几个工匠还是惹得起的，于是冠县的工匠们都跟梨园屯道教群众进行了亲切沟通，各工匠们都表示，自己最近很忙，实在没时间去梨园屯共襄盛举。 然后洋带人就一脸懵逼地发现自己的活没人干了。 但洋带人很有钱，于是他决定，花三倍工资，从其他县雇工匠来干活。 梨园屯道教群众只能继续围观隔壁工匠，表示不行一起练个泰拳。 洋带人总算后知后觉地知道了原因， 于是再次找县令，要求派衙役负责保护自己施工。 这下麻烦了，围观工匠顶多是民间冲突，围观衙役就是对抗带清了。 灰色办法也不行了。 于是道教村民继续开会讨论办法，有一个人献策，说自己认识一个练拳的大师兄，手下有三千人众，几个衙役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不如请他们来壮壮威势，必能保住土地庙。 死马当活马医吧。 这里首先要说明一点，在带清，集社练拳，乃至成立准军事组织都是合法的，只要到县衙备案取得执照即可。 大师兄非常给力，在洋人决定大兴土木时浩浩荡荡带了上千人来围观，皆赤膊袒胸，系红巾带。三倍工资固然诱人，但首先得有命赚，工匠们闪现跑路，连工具都不打算要了。 你问衙役？喊两嗓子对得起饷银得了，这种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自己惹得起？ 洋大人当然没敢发难，毕竟在群体事件中，被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表演个圣迹不是什么新鲜事。（天主教以殉教为最大圣迹。） 但洋带人事后复盘本次行动，认为没能打穿对手关键节点，未能形成全链条势能，解决行业痛点，是由于未能赋能潜在伙伴，形成组织合力。 说人话就是，洋带人觉得县令和村民在演自己，于是跑去找上级了。 济南和聊城非常不满，区区啸小事，怎么冠县就是干不好？于是发文斥责。 新县令严厉斥责了衙役的退缩，同时取消了拳会的执照，并警告梨园屯的道教村民，再敢恶意围观，破坏本县招商引资，哦不对，招教引士的大局，可别怪县里出重拳。 梨园村的土地庙已经彻底成为山东顶流，多个拳会的人都携老扶幼，赶赴此地。 洋带人一脸兴奋地看着拆完的土地庙后热闹的工地，觉得自己真的是传播了天主荣光，扩大了羊群。好消息是，他可以封圣了。 另一边，各地拳会也很热闹，大家公推朱师兄为大师兄，设坛焚香，也要大干一场。 当然，在动手之前还有个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拳会执照取消后，通过本地大户，县里同意给颁发一个新的，但要求跟之前不能有瓜葛。 经过询问教书先生，众人选了一个挺不错的名字：义和拳。 ——————————————————————— 义和拳与传教士，天主教群众冲突中，有以下几个细节： 第一，他们至少在初始是相信体制的，希望能够以退一步来解决问题。 第二，在传教士的欺压中，他们逐步退缩，但一旦越过他们的底线，则回击以暴烈的反击。 第三，在义和团运动爆炸之前，带清派钦差到山东调查，调查结果表示，东省民风素厚，民俗尤重，教民冲突，地方官一味抑民扬教，百姓苦不堪言。庚子之后，洋带人表示，其他人可以商量，这位钦差叭行。 第四，义和团运动结束后，法鸡多要了一万两银子，用于补偿被拳民杀死的教民家属，时至今日，梨园屯的教堂依旧存在。 这些，我想能解释为什么义和团运动爆发在一个堪称帝国根基的省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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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难得一见。详细情况已经有答主回答过了，我就搞点儿宏大叙事。 纵观历史，我东省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不会打仗，只擅长造反；不出皇帝，专出反贼。如果是两支军队摆开阵势正面对决，那山东往往一触即溃，经常性被一波推平，从乐毅下齐七十余城一直到韩复渠不战而逃，两千年来都是如此；但在这之后，当新的占领者试图建立新秩序的时候，他也往往被无穷无尽的土匪、强盗、游击队搞得筋疲力尽，从楚霸王到日寇，两千年来也是如此。典型的聚是一盘沙，散作满天星。 同时，我东省还有个特点，喜欢盛世造反，非常头铁。唐赛儿起义是大明永乐年，王伦起义是清乾隆年，都是两个王朝国势最强、军威最盛的时代。其实如果算唐大中之治后的黄巢、徽宗时代的梁山泊也差不多，不过这俩王朝完蛋得太快了。。。 对这个有趣的现象，我有一个解释：山东，尤其是发展较早的鲁中、鲁西，往往以几个十几个村组成大约乡、镇规模的小集团，对往上的县都没有认同感。这些民间集团会形成独立甚至平行于官府的自发秩序，官府往往斥之为“邪会”和“邪教”，但抛开政治只论历史的话，教派并无正邪之分。上帝二儿子的教是邪教，大儿子的教难道不是？在山里收保护费的是强盗，在衙门收税的就不是？彼此彼此罢了。 所以这些小集团在面对战争时经常一哄而散——朝廷来来去去，跟我有什么相干？而当新的统治者要建立秩序的时候，那自然就侵犯了“小共同体”的“私域”，所以才会遭到剧烈的反抗。这也是为什么越盛世越造反，因为越是盛世，官府对地方的控制力越强，留给“小共同体”的空间越少。大家当然承认皇帝老子的权威，但如果官府把手伸得太长了，超出了公认的职能（主要是收税和诉讼，多数情况下还有官绅合办的乡学），那老乡也不会惯着你。 而且山东地处两京之间，极其重要，不像天高皇帝远的西南两广，在山东，朝廷的力量也很强。正是因为官府和民间都强，所以才容易矛盾激化惹出乱子。这也是为什么山东人造反还有个特点：闹事的人往往不穷。黄巢是私盐巨商，宋江是本地大户，搞出巨野教案的大刀会领袖里面，刘士瑞是本村族长，捐纳的监生，庞三杰家里有三百亩土地。就算不是豪强也是地头蛇，官府都要让三分。地下秩序往往需要这些强者来维护，正是他们才有本钱带大家造反。 如果具体到义和拳运动，那就更有意思了，教案遍布于全国，为什么只在山东，或者说冀南鲁北的这一小片地区产生了义和拳运动？这就跟当时本地的四个主要民间自组织（“小共同体”）有关。 第一当然是惹事的起源，天主教会。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并不是甲午战争后才进入中国的，他是利玛窦南怀仁时代就有传承，鸦片战争后广泛传播。在义和拳起源之一的河北梨园屯，据建国后整理的当地传说，第一个本地天主教徒是位参加了捻军的好汉，起义失败后他逃回老家，无路可走下拜入教会寻求庇护，传教士对找上门的清军连蒙带骗，把他保了下来。大家一看传教士够意思，就纷纷入教。义和拳运动前教会已经势力庞大，人数众多，形成了很多个教民村。义和团战争的时候教民结寨自保，有个传教士记载道，他附近的四个教民村拉出来了500个壮丁，装备大量火枪，还有三门大炮。实力之强可见一斑。教会传教半个世纪，和本地人基本相安无事，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就算有争议，也在官府的和稀泥下慢慢淡化。 直到甲午战争后，清廷虚弱，没有了同时镇压所有人的权威，后来的传教士仗着有列强撑腰到处惹事，来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行事风格也差异很大，法国人答应的事德国人不认，逐渐激化了矛盾。 第二个大组织是拳会。本地有练拳的传统，拳派众多，参与的民众也多。其中最大的一支，也是后来义和拳的始祖，是梅花拳。按理说拳会即便存在也不能光明正大，但直鲁两省占了全国武举一半份额，练拳的人考中武举后做官，退休后回到老家就是乡绅，地方官对他们庇护本门派往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拳会也有保护信众的作用，因为拳会势力广大，遍布直鲁苏皖晋诸省，一个人如果犯了事儿，拳会可以送他去其他地方，一般官府也就查不到了。这个作用在义和拳运动中非常明显，拳民跑来跑去也有这个原因。 第三个组织是本地的民团。民团是官府支持建立的，合法掌握暴力，最为强大，但因为是官身，所以做事情比较谨慎。义和拳爆发杀教民的时候他们庇护教民，义和拳失败后遭围剿时他们庇护拳民。相对来说略亲近拳民，毕竟很多民团成员自己就练拳，传教士也确实霸道，让人讨厌。 第四个组织是本地的会道门，俗称邪教。不过他们在19世纪末这个时候没有太大动作。主要是他们之前太强，太大，被清朝重点打击了，这时候普遍蛰伏回血。清代前期山东最大的会道门是八卦教，他的故事相当传奇。他是康熙年间立教，然后迅速传播，第二代教主甚至在雍正年间，靠花钱买官在山西某地当了十几年县太爷。八卦教也广泛传播，就没人管。一直传到第四代，菏泽有个分堂堂主杀了人，犯了命案，官府查着查着发现了八卦教的踪迹，大惊，立刻重拳打击。结果清廷在镇压中丢光了老脸，王伦清水教、林清天理教都是八卦教的余脉，天理教甚至几十个人打进了紫禁城，气得嘉庆皇帝大骂自古以来未有之事。后来清廷拼命打击八卦教，教徒们纷纷转行，投奔梅花拳会和天主教会。投奔教会是因为有传教士罩着，投奔拳会则是因为拳会和会道门本就关系密切，拳会里有很多练气功、喝符水之类的传统信仰，而会道门也喜欢以教拳术来收徒弟。天理教的领袖冯克善，就是梅花拳的五代弟子，换个马甲接着干。 所以义和拳运动发生在山东还真不奇怪。观察当地的情况就能发现，教会和拳会其实是同一个生态位，他俩在某种意义上是“同行”，都是“有活力的民间自组织群体”。正因为是同行，所以彼此之间下手才这么狠。这是非常“市场经济”的，双方打起来其实是“无形的大手”的推动。相比于其他闹教案的地方，冀南鲁西地区的特点就在于原有的民间自组织和天主教会的生态位完全重合，不像南方的宗族、会党，好歹有和教会共存的方法，不至于彻底激化矛盾。 在这个过程中，反而是地方官最冤种。官老爷是来捞钱的不是来找事的，他们每次都想用软硬手段压住某一方，结果压教民人家去找传教士，压村民人家去找拳会，地方官谁都惹不起。最后两边摇人摇出一个庚子国变来，搞得不可收拾了。 相比教会来说，拳会要弱势，因为他们的身份合法性不够。这个问题看他们名称的后缀就知道了，官府承认的就是“团”，合法；官府不认的就是“会”或者“拳”，不合法。所以拳会闹大了，会被清军和教民联合双打。拳会最大的挫折基本都是被清廷正规军打击所致。 这就是为啥拳民要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争取清廷同情——只有得到清廷承认，才能和教会在对等情况下进行博弈，不然吃枣药丸。当代人一看义和团“扶清灭洋”，以为拳民都是愚忠清朝的傻子。其实当代人才是傻子，反而是拳民聪明得多，他们深刻理解一个小共同体的核心诉求绝不是什么“为了本团体的利益而反抗官府”，而是尽全力和官府合作，获得官府承认，再和官府一起欺负其他人。就像中世纪欧洲的工匠行会全靠国王授予的特许权搞垄断一样。原子化的现代人喜欢鼓吹“小共同体”，结果遇到真正的小共同体如义和拳，反而根本看不懂人家在干嘛，可谓叶公好龙，令人忍俊不禁。 结果“扶清灭洋”的口号真把一些满洲贵族忽悠住了，想要拉拢拳民一起对付洋人。实际上拳民往往一打起来就脚底抹油开溜，让清军自己跟洋人抗线。所谓义和团靠气功面对洋枪大炮，其实如前所述，之前拳民和教民、清军对线的时候本来就没少见识大炮火枪，大概率比八旗勋贵和翰林腐儒更知道现代武器的威力。面对八国联军一打就跑更是很正常的思路——你清军前不久还在跟我打生打死，现在一句话就让我当炮灰？我才不干嘞。光跑路而没有反戈一击就很讲国族大义了。。。。 等庚子国变后，教会大获全胜，拳会大受挫折。但拳会也因祸得福，蛰伏期间躲过了内战、抗战，熬过了饥荒、运动，又活过来了，本地60、70一代农村人，普遍有跟着师傅练拳的经历。而他的老冤家教会则因为一家独大，成了焦点，屡遭打击，尤其是在49年后的运动中遇到了真正的铁拳，几乎被打回到利玛窦之前，三百年心血一朝成空。甚至改开后都没怎么缓过来，改开后的新信徒都去信各种新教、福音派去了，就我所见，只有一些老头老太太还守着依然高大冷峻的教堂。本地80、90后应该普遍有和教徒、练拳者打交道的经历，但城市里出生长大的00后就比较少了。也可以说，城市化和资本主义的威力，比战争、饥荒、运动还要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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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华北总爆发的那场义和团的团众来源十分复杂，可能原本的“团众”连1/10占比都达不到，然后大量的华北会道门组织、灾民、无地贫民和心中有怨气的普通人民甚至是遭到裁撤的绿营和团练武装加入其中，天津、北京一带更是混入了本地特产的混混、无赖，真正意义上的鱼龙混杂，所以想一言以蔽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不可能的事情。 按照60年代山东大学做的历史调查，鲁西、冀南一带的义和团本来叫“义和拳”，是秘密宗教白莲教的一个泛系支派，本身和白莲教关系已经非常远了，而且义和拳也绝非盛行华北那种全面性的超一流大道门组织，它范围和实力特别小，可以说就是一种民间的本地半秘密团体，和红拳、梅花拳、大刀会这种是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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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冀南地区有大量这种民间会道门组织，再加上清代人口激增，土地矛盾尖锐，民间存在大量无业游民，粮食怕空人怕闲，只要人有闲着的时间肯定会搞点儿事做，就比如练习一下拳脚，一来可以保护自己以及自己家这点儿为数不多的产业，二来运气好可能还会被地主大户拉去当个护院，三则是会道门组织也是组织，既然是组织就有横向联通的作用，能够起到报团取暖的实际作用，最重要的，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华北存在大量的本地甚至本县特有的会道门组织，特点是活动范围小，规模也小，组织松散，不同地区即便同名也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但是数量多。你比如山东冠县在49年解放之初的反动会道门有南方离、圣贤道、天官道、一贯道、九宫道、青眼道、明眼道、一心堂、青红帮、黄沙会、西佛道等11种，而高唐县会道门更是多达32种。 但是，总结来说华北地区的各种会道门有个共同的根源或者发展趋势——白莲教。也就是说，甭管是大刀会也好红枪会也罢，还是义和拳、梅花拳以及各种道，他们或者是从白莲教分出来的，或者本来是纯粹武术会组织结果在发展过程中开始加入个人崇拜及宗教因素然后变成类似于白莲教那种路子，总之你在他们身上能见到各种白莲教、天理教这种大型跨地区会教组织的影子。 而这个东西，在清代有一个专属名词，叫“会党”。 有清一代，会党文化和反清复明文化一样，都快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伴随清朝始终而且清朝亡了他们都还在。这种会党的分布遍布全国而且谁都能说出来几个出名的，比如洪门、天地会、哥老会、白莲教、天理教，而上述这五个只是清代会党被后人所知最多的，这里头少不了金庸等武侠作者的推广原因，但另一个原因也在于清代会党实在是太多了，仅仅因为组织起事而清朝官方记录的就多达107种，整体数量和种类如果挨个数一遍的话恐怕五百都不止，上千都有可能。 由义和拳发展而来的义和团，也属于这种会党组织。 所以，题主这个问题就很明确了，义和团爆发在北方不是南方，是因为义和团这个会党就在北方，所以它就爆发在北方，同样的会党起事，天地会就是爆发在南方而不是北方，因为这个会党就在南方。 会党在清中期搞出来的最大动作是嘉庆初年的川楚五省白莲教起义，以及嘉庆后期的天理教起义（攻入紫禁城那次），如雨后春笋般集体冒头则是那个万恶之源的年份——1851年。 太平军打出广西进入长江流域的同时，中国各地会党纷纷进入活跃期，到太平军定都天京、西征北伐并举达到全盛的1856年，几乎呈现井喷式发展，光是两广的天地会就弄出来大成国和升平天国两广地方政权，江淮的捻党也跨区域进化成了纵横苏鲁豫皖四省的捻军，山东的幅军、邱莘教、文贤教，浙江、福建的金钱会、小刀会，四川哥老会也纷纷起事，陕西也有，只不过风头被不久之后的陕甘回军盖过所以不怎么明显，甚至连东三省都有借着会党之名起事的。 1860s末，太平军、捻军被双双平定，70s回军、苗军也被平定，各地会党逐渐熄火，但并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基层的横向联合、扩大化倾向。在北方，会党活跃期的结束正好赶上了传教士的扩张期，于是“教案”就接着会党的余烬起来了，人还是那些人，但斗争的方向变了，之前是跟清朝找不痛快，现在是跟洋人找不痛快，这一转变也让这些会党开始遭受来自清、洋两方的夹击，所以矛盾再次迅速激化，而这些不怕洋人的会党组织也很快成为了地方上对洋势力不满的民众的后台支撑，这也是80s开始教案激增的一个原因。 而1899年突然迸发的义和团运动，就是这种本土会党与洋势力对立摩擦的总爆发，所以才会出现最开始说的那种极其繁杂的参与人员来源。 当然，也不是说南方会党就无所作为，南方会党当时搞的动作更大，他们甚至都已经不再满足于跟洋人不对付、跟官府不对付，而是正在筹划着怎么弄死大清朝。所以在北方会党联合组建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时候，南方会党也没闲着，在广西、湖南、贵州一带组织了又一次的大规模会党起义，他们甚至别出心裁地同时供奉朱洪武（朱元璋）和洪秀全两位偶像来昭示自己的“革命”传统，坚持斗争了五年之久，并在失败之后无缝衔接投身革命党，成为辛亥革命的一系列预演活动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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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波澜壮阔前赴后继至今读起来仍让人热血沸腾，所以中国近代史完全可以摒弃以清廷为核心的叙事传统，而用之前五六七十年代主张的革命叙事角度，因为它照样可以串联起中国近代史，并较之清廷叙事更加提气、更加正义凛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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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巧，上周五我刚刚读完了美国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写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这本书从环境、组织、冲突、以及各方反应的角度，讲述义和团为什么和怎么在鲁西北兴起的。 书也不长，我断断续续读了13个小时多，微信读书上就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简单总结一下，就当复习了。 一、环境 周锡瑞引用另外一位学者施坚雅（G.WilliamSkinner）的研究成果，将长城以南的中国划分为8个大区，分别是华北、西北、长江上、中、下游、东南沿海、岭南地区以及云贵西南，其中山东所在的华北地区，人口密度仅次于长江下游，在1893年平均每平方千米就有163人，而八大区的平均人数才100人，但是华北地区的农村商业水平却是全国最低的。 没有足够的灌溉系统，农业产出基本全靠老天下雨，导致没有足够的出产物售卖，农村生态单一，再加上山东没有足够的水路，陆路运输成本巨大，所以华北地区的贸易文化水平很低，农村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与外界沟通不多。 周将山东地区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胶东半岛，济南昌邑地区，鲁南山区，济宁地区，鲁西北地区，鲁西南地区，然后分别对比了这六个地区的人口密度、产粮指数、出租土地量、非农户比例、灾害指数以及举人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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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昌邑地区和胶东半岛是经济、政治中心，山东省过半的科举士绅都出自这两个地方，土地肥沃，经济发达； 鲁南山区处丘陵地带，土地贫瘠，但是暴雨带来的稳定降水量，反而让此地的自然灾害最少，穷，但没有那么穷； 济宁地区背靠大运河，水利资源充足，经济作物种植很普遍，所以商业最发达，利用大运河与南方交流，跟江南贸易关系密切。而且济宁还是孔子故乡，学风浓厚，举人比例与胶东相当，略低于昌邑地区； 鲁西南地区，农业条件与济宁相似，济宁能种的作物这里都能种，而且地处平原，没有丘陵，人口密度最高。但是这里还处于黄河下游，经常泛滥成灾，所以自然灾害指数是济宁的两倍。因为自然环境不稳定，此地的科举水平较低，是济宁的四分之一，但常年的自然灾害却导致盗匪横行，盗匪数量是济宁的三倍； 鲁西北地区，它面积最大，人口也最多，绝大部分都是农民，是最纯粹的农业地区，也是最惨的一个地区。首先是天灾，黄河常常在此改道，泛滥成灾，百姓流离失所是常事。黄河的冲击不仅使农业受灾，还冲击了大运河道，致使后者泥沙淤积，南北贸易在这里受阻，经济衰落。其次是地理，鲁西北地势偏低，黄河也好，其他河流也好，只要发大水，总是往鲁西北流去，天时不顺，这个地区不是涝灾就是旱灾，就算是风调雨顺，盐碱地的产出也很有限。最后是人祸，这倒霉地方偏偏还是南北要道，济南以西有一条御道贯穿南北，陆路运输没有给商业带来便利，但是却给运兵带来便利。蒙古南下，明军北上，朱棣南下，满清南下，太平军北伐，再加上本地白莲教起义，宋景诗起义等等大大小小的农民活动，这地方，怎一个惨字了得。 义和团运动就起源于这个最惨的鲁西北地区。 （去吃饭了，下午有空再更。。。） +++++++++++++++++++++++++++++++++++++++++++++++++ 二、组织 从上面的经济条件就可以看得出来，鲁西南和鲁西北，就是山东的一对难兄难弟，黄河在这里改道，有时向北，有时向南，不是西南受灾，就是西北受灾。兵灾祸害要么从西南打到西北，要么从西北穿过西南，这就是成对的倒霉蛋儿。 但是它们的地理条件导致双方各有各的穷法，各自的贫穷又造就出不同的基层组织。 鲁西南虽然也常受黄河之苦，但是它的地势并不像鲁西北一样全是低洼，而是部分低洼，部分隆起，地势低的地方因为黄河泛滥，一贫如洗，而那些地势高的地方，因为黄河带来的淤积土，出产更加丰盛，也就是两极分化严重，穷的很穷，富的很富，而且这一地区在清末开始广泛种植鸦片，富户经济水平更高了。 穷人无处谋生，于是大量贫民转化成盗匪，再加上此地处于江苏、直隶、河南、山东四省交界，跟安徽也不远，特别适合盗匪生存，跨省作案可以逃避官府追捕。 这一地区的鸦片种植让经济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富户有钱，也给了盗匪劫掠提供了对象。 鲁西南的富户地主有钱有地，势力很大，为了对抗盗匪横行的局面，就去组织民团。 山东地区自古就是尚武，农闲时常有舞刀弄枪的汉子。地主用钱势威望，组织起来大刀会，来保护产业。 各村各镇都形成了大刀会，各有各的首领，通常是以地主和富户为首，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家产。 鲁西北地区，跟鲁西南又不一样。 首先是穷，平均的穷，它不像西南一样贫富两极分化。鲁西北地势低洼，土地贫瘠，天灾频繁，这些因素导致这里很难产生两极分化，穷的很穷，富的也就是多几十亩地，通过早期调查来看，44个村庄里，就没有一个出租土地超过50亩的。 这里也没有种植牙片，没有高额利润的农作物，种的是棉花，带来的利润微薄。 如此贫穷的土地，自然很难供养出来大量的地主阶级，对应的也就没那么多盗匪。 天灾的频繁发生，让当地无处生存的农民习惯于逃荒，灾后再回来，这里的人员流动性极大，成分很复杂。 上面说山东自古尚武，其实山东自古还有另一个风气，那就是崇巫，对待巫术有种特别的嗜好，所以这里经常出一些秘密宗教，比如白莲教。 鲁西北贫困的生存环境，高度流动的社会状况，简直就是秘密宗教最好的温床。而且鲁西北跟鲁西南一样，士绅阶层薄弱，缺少儒家正统的势力对此进行监督纠察，因此大量贫民转而去投入宗教，寻求精神安慰。 在各种密教中，有这么一支非常简单的组织，他们不用交钱，也不用拜师，没有繁琐的组织，也没有复杂的仪式，只要在村里开个场地，就能拉村里的年轻人去练拳，这就是神拳组织。 神拳一开始是些拳师传授的，并没有严格的组织。这些拳师从外地来鲁西北讨生活，教人打拳，给人治病，替人种地，帮人短工，游方僧人，甚至还有要饭的，什么人都有，吸纳了各种民间习俗，把降神、治病、拳法、烧香、念咒、喝符之类的东西容纳到仪式里。 神拳入门练武之前，要对着东南方磕头，烧香，喝清水，然后放个椅子在桌子上，坐在上面大喊“请老师下山”，然后凝神静气，全身颤抖，等待神仙附体，附体的神仙五花八门，主要集中在民间风俗小说里的英雄神仙，比如关羽啊，张飞啊，哪吒啊，杨戬啊，姜子牙，孙悟空之类的，附体之后就可以刀枪不入。 开场地也不用像鲁西南的大刀会一样交钱烧香，只要从其他场地里找一两个有名的师傅来，在村上找个空地就可以练拳，所以神拳在鲁西北遍地开花。 这就是鲁西地区南北各自生成的两种组织，鲁西南的环境产生了大刀会，主要领袖是富户和地主，鲁西北的神拳则是遍地开花，没有明确的领袖。 （准备睡觉了，明天讲一下这两个组织，面对清末局势的不同反应） +++++++++++++++++++++++++++++++++++++++++++++++++++ 三、冲突 山东地区在很早就有外国传教士了，但是在雍正年间发生的礼仪之争，促使雍正下令禁止传教，山东传教士几乎受到致命打击，除了部分转入地下，其他人都离开了，随着留下的人逐渐去世，山东就没有了传教活动。 1844年，法国敦促道光取消了传教禁令，1860年条约变更的时候，传教士翻译偷偷在条约中加了一条允许内地传教，并且可以购买内地土地的协议。 但其实早在合约实施前，1839年传教士就已经违法禁令到山东传教了。 来山东传教的主要有新教和天主教，新教以英美为主，天主教以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为主，双方的传教方式也有所不同。 新教以慈善救济为主，灾荒时节收效最快，但是新教对于教徒是有要求的，选择性吸纳，所以进展缓慢，而天主教则更注重人数，不加选择地吸纳信徒，喜欢通过干预诉讼来吸引信徒。 民间纠纷时常发生，通常是私下讲和，少数通过官府裁决，但是天主传教士经常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给官府施压，强行判定教民有利，这种方式吸引了很多不法之徒，甚至大量盗匪为了躲避官府追捕，会加入天主教以获得庇护。 这样的传教方式自然进展迅速，但同时也会造成大量的民间矛盾，民间排外情绪激化，主要是针对天主教。 而这个时候，大刀会因为多次打击盗匪，已经获得官府支持，成为一个公开组织，势力逐渐壮大。 1896年春天，单县庙会上，大刀会举行祭拜祖师的庆典，吸引了近十万会民参加。大刀会虽然是各村自行组织，各有头领，互相之间以师徒、好友、同乡关系联系在一起，组织力量松散，但毕竟人多势众，跟日渐兴起的传教士势力发生冲突是必然的事情。 大刀会的壮大，让当地人找到一种依托，这必然会使天主教的信源减少，而天主教对大刀会吞符念咒，刀枪不入的质疑，也让大刀会的信仰基础产生了动摇，双方矛盾也日益加剧。 最终冲突的发生出乎意外，并没有出现在山东境内，而是在临近的江苏境内。 江苏境内有一块地，原本属于曲阜孔家，没有官税，只要向孔家进贡鸡鸭就可以了。不过捻军起义造成这里失序，黄河向北改道后，这里也不再适合豢养鸡鸭，所以逐渐变成无主之地。 因为长期受黄河淤积，这里已经成了千亩良田。无主之地理论上人人有份，可实际上只能是谁有势力谁抢。当地最有势力的就是庞家，庞家新上任的家长庞三杰对此志在必得。 但这次庞家却有了竞争对手。 随着传教士的兴起，江苏自然也不会例外，到处都有天主教堂。 当地另一个略小的家族，刘家加入了天主教，以此为后盾，争夺这块地，庞家斗不过天主教传教士，胜少败多，于是为了夺回土地，加入了大刀会。 1896年6月，刘家前往这块地抢收小麦，冲突立刻爆发了。庞三杰带领60多名大刀会成员进攻了刘家的教堂，并且给烧掉了。随后6月16日，庞三杰又召集100多名大刀会成员，围攻了传教士的驻地侯家社，（不过这里的传教士早已离开，此处只有中国教民），这次事件太大，周围的社会底层混混流氓都加入了劫掠，人马增长几千，十几个村庄被劫。 然后庞三杰带人杀回山东，劫掠了单县教民，砀山教民，最后返回苏北。 这个时候庞三杰突然发现自己骑虎难下了，他把苏北烧掠一空，手下几千人，事情闹大了，必然有官军来剿灭他，而他此时已经付不起供养几千人的粮食了。 于是庞三杰决定向山东的大刀会求援，得到山东大刀会的精神领袖刘士端的援助，派来弟子帮他，庞三杰打算以战养战，来养活手下这几千人。。。去山东打劫。 这时局势已经失控，不能精准打击教民了，连普通的富户、商店也开始抢，因此当地民团开始加入官兵队伍抵抗大刀会。所以，大刀会很快就被赶来的官军击溃。 事后进行处理，山东地区的大刀会虽然没有大量参与，但官方已经不允许这样一个团体存在了。因为大刀会的领导阶层都属于士绅地主，与官府合作密切，山东按察使毓贤分别派人招大刀会的主要领袖刘士端和曹得礼来商议事情，然后将他们逮捕处死了。 正因为大刀会的组织是以士绅阶层为领袖，一旦主要领头人被杀，其他领袖不敢再继续维持大刀会，鲁西南地区的大刀会迅速的瓦解，悄无声息了。 就这样，被认为是义和团前驱的大刀会，烟消云散，不过组织虽然没有了，人都还在，依然在后期成为了义和团的来源之一。 那个引起事件的庞三杰在起义失败后逃窜，庞家跟传教士谈判，以庞家三百多口入教为条件，换来了对庞三杰的宽宥，不再追究。庞三杰后来还孤身护送传教士远行。 与大刀会相比，鲁西北的神拳组织形式更加松散，是各村的青年小伙自发组织的拳场，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不会有上下级的关系，成员大都是十八九岁，甚至十三四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头脑发热，用打拳来发泄无处释放的精力。 跟大刀会一样，起义发自于偶然的纠纷事件。 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分为三部分，东李、西李和杨家，西李的李长水是当地拳民领袖，东李的李金榜因为加入天主教受到当地孤立，甚至不能和其他人共饮一口井，两家因为一块地已经吵了很多年了。 1899月17日，李长水带着拳民洗劫了李金榜家，县令带衙役来阻拦，也被拳民打跑了。几天后，县令派路过的一队骑兵前去抓捕李长水，李长水逃走了，只抓住几个拳民，从李长水家搜出赃物归还了李金榜。 李长水逃走后，向另一个神拳领袖朱红灯求助，朱红灯发传单到各村，打出天下义和拳的旗号，汇集了几百人到杠子李庄，抓了两个教民当人质，要求官府释放之前被抓的拳民。县令带了几十个人来谈判，但言语之间起了几次冲突，拳民本就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有两个拳民上前就把县令的旗手砍倒了，县令仓皇撤退。 县令向巡抚求助，获得了军队增援，袁世凯的弟弟袁世敦带领官兵平叛。 双方谈不拢，就开始在森罗殿交战。神拳平时练拳的目的就是要刀枪不入，一开战对自己刀枪不入的特征深信不疑，勇猛冲锋，但是官军准备不足，只带了单发枪，根本来不及装弹，几百官军竟然被差不多数量的拳民击败，一路撤退，这也是神拳或者义和拳第一次出现以义和团为名号的一次战斗。 森罗殿之战后，义和团成员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打退官兵后，大多数人都各自回家了，就像在外面打了一场群架，由此也可以看出，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并不是什么权宜之计，他们是真的没有反清的意识，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对付洋教的。 事后，朝廷对于平原县令很不满，他无端引发起义，并且之前还一再假传消息称境内无事，于是平原县令被弹劾辞职，袁世敦没有控制好军队，官兵中出现大量抢劫、殴打民众事件，所以也被弹劾革职了。 这一系列的处理结果让义和拳很受鼓舞，他们认为朝廷是支持自己的。于是在短暂休息之后，开始四处出击，劫掠教民。本地教民生活也很困苦，劫掠根本无法满足拳民的要求，于是动乱扩大化，非教民的富户和士绅也被劫掠。 官府和地主自然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开始派兵镇压，但是镇压的主要策略就是只诛首恶，胁从不问。 这时神拳内部因为分赃问题起了内讧，最早的领头朱红灯与另外两个领袖发生冲突，分道扬镳。不久之后，三个领袖分别被逮捕，送往济南处死。 如果义和拳跟大刀会的组织形式一样，那么义和拳就到此为止了，可是义和拳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没有真正的领袖。 平原县的义和拳平息之后，安稳了不到一个月，鲁西北各地的义和拳先后都开始闹事，各地村民平均每天都会受到拳民冲击。 无论其首领何时何地被逮捕或者处死，都会再出现另一个领袖继续进行，各组织之间没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导致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当领袖。这让义和拳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很差，但也让他们不易平定。 很快，义和拳就冲出鲁西北，朝外地蔓延开了。 （准备下班。。。） 四、发展 从组织成员来讲，义和团就是一群普通拳民，基本上没有什么先进武器，为了发泄平日里与天主教民的积怨，开始四处劫掠教民，而天主教的行事风格让它遍地都是敌人，华北地区普遍效仿。 造成义和团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首先就是干旱。 1899年，华北地区普遍干旱，很少下雨，老百姓无法从事农业活动，生存压力加上无事可做，华北已经成了一个火药桶，随时都会点着，山东森罗殿事件不过是一个火星而已。 到了1900年春天，直隶、河南、山西、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反而是发源地的山东鲁西北有些沉寂下来了，除了因为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带来7000大军弹压，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带在4月份下了一场大雨，大多数老百姓都回家种地去了。 其次，是朝廷对于义和团的态度。 义和团兴起的时候，不过是一群战斗力很差的群体，虽然人多，但杀伤力不大。可朝廷对于这些人的意见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义和团就是一群用旁门左道，邪妄妖法聚集起来的愚民，一旦放纵，必然产生不可控制的破坏，应该尽快剿灭，这类人以直隶、山东地区的高级长官为主；有人认为，义和团就是一群百姓，如果对他们反洋教的行为逼迫过甚，反而会打击他们的热情，让他们加入洋教以获取庇护，如果所有的百姓都加入洋教，那朝廷就没人了。这类人以朝廷中的官员为主。 1899年，老牌官僚李鸿章被赶出朝廷，担任两广总督，朝局失去平衡人物，原本在帝党和后党之间的斗争已经严重偏向后党，慈禧想通过另立皇帝，来打击帝党势力，却遭到各国公使反对，他们以拒绝参加庆贺太子的活动，来表达对此的不满。这下原本就排外的满族王公更加不忿，对于义和团愈加放纵，前脚有人发布清剿命令，后脚就有人宣布不能过分镇压。 当然这个时候直隶军队缺失，大部分都用来和外国军队对峙，也是不能镇压的一个原因。 朝廷反复无常的混乱政策，让义和团受到了鼓舞，任何以官府名义发布的禁令，都被当做是官员收受外国人的贿赂而发布的，朝廷是同情并支持义和团的。正是在这种矛盾与混乱中，义和团越过直隶，直达京津。 最后，是外国人的干涉。 一开始是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加剧，打砸教堂，劫掠教民，让天主教堂觉得有必要提高自身防护能力，给教民分发武器，冲突进一步升级。 各国对于朝廷处理义和团的方式很不满，要求更加严格的禁令，并且派出几艘军舰，威胁清廷。这种蛮横的态度，自然让清廷更加不满，排外情绪更重了。 随着义和团对铁路不断破坏，北京的外国人担心被断了后路，于是要求召集各国卫兵。清廷总理衙门迫于压力同意了，但每个国家只能招来30名以下，但是没有人理他，各自招来30-75名不等的卫兵。 6月份，24艘军舰集结到沿海。这种行为让排外行为升级，原本义和团绝大部分攻击都是中国教民，这下导致传教士也陆续被袭击，后来扩大到任何外国人都有被袭击的危险。 至此，义和团的动乱逐渐升级了。 五、高潮 原本，义和团的攻击，仅限于劫掠教民，烧教堂，截止到1900年春天，有记载的记录也只死了一个人。后来教民为了自卫，接收了传教士给的武器，自然远远比义和团的大刀、土枪精良，双方矛盾已经不是些财物损失了，而是次次见血。 1900年4月份，保定大庄村的一个村民张洛弟，请附近蒋庄的一个补锅匠教民给自己修火石，但是修好之后张洛弟拒绝付钱，双方发生争吵、辱骂。 第二天，补锅匠带来30多个教民来索要过分的赔偿，要求张家摆5桌席，修教堂，付100吊赔偿金，而且还要张家全家入教。 接下来几天他们都带人来逼迫张家，最后一天发生武力冲突，在打斗过程中，张家有1个人被杀，3个人受伤。 事后张家立刻联系义和团，跟大帮村民冲进蒋庄，烧毁了教堂和10家教民的房屋，不过教民武装更精良，打死了20多个拳民。 这个事件传播开，直隶附近的拳民都被激怒了，开始四处报复教民，保定军队为了镇压各处骚乱，变得更加分散。 高洛村阎家，就要趁此机会向教民一块报复。去年庙会，因为唱戏时在教民家门口摆放村庙神像，导致双方冲突，教堂逼迫官府偏袒教民，对阎家进行了苛刻的惩罚，不但交了250两罚银，还要当众给神父叩头。 现在，阎家从邻县请来两个拳师教拳，十天后功夫就学好了，他们从周围乡村请来义和团民，准备进攻教民。县令知道后，立刻带4个衙役来阻止，反而被义和团给包围了。 县令被短时间扣留后，就被放了出来，不敢再管，仓皇撤退。 当天晚上，义和团就对教民发动进攻，烧毁了教堂和所有教民的房屋，杀死了30户教民全家，并且把他们的尸体扔到井里。 保定派来总兵杨福同进行镇压，中了义和团的埋伏，不过官兵装备精良，反而将义和团击溃，死了60多个团民。两天后，义和团又一次被击败，20多人被俘。 此时，这里已经成了直隶焦点，各地的义和团聚集过来，再一次伏击了杨福同，这次杨福同被抓，随后就被杀死了。 这是义和团第一次杀死朝廷大员，勇气大涨，立刻转头向涿州进攻，并且占领了那里，随即开始破坏涿州和北京之间的铁路、桥梁和电报。 （我要去赶班车了，回家吃晚饭后再更吧。。。O(∩_∩)O） 5月29日，当总兵杨福同被杀，以及铁路被义和团破坏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第一次在针对义和团的诏书中使用了“剿”字，要求拳民立刻遣散，如果拒绝，各地官员可以“相机剿办”。 然而就在第二天，北京各国使馆宣布召集卫兵，朝廷又一次变更了自己的政策，向各级官员解释，对义和团的政策依然是惩处首恶，不问胁从。6月3日，朝廷再次明确告诫，禁止剿灭义和团。 即便义和团的行为已经出现失控的征兆，可是列强的举动依然让朝廷在剿抚不定之间更倾向于抚。 旁观者清，此时南方封疆大吏都已经看出危机迫在眉睫，包括武汉张之洞、南京刘坤一、邮传部尚书盛宣怀都主张立即镇压义和团，避免外国过度干预，可朝廷依然下不了决心。 一方面派遣内阁大臣刚毅、赵舒翘去安抚义和团，试图劝解他们遣散，自然不会有人听他们的废话；一方面派遣聂士成保卫铁路，与正在破坏铁路的义和团发生直接冲突，义和团损失惨重，但是朝廷又不许剿灭义和团，严厉斥责了聂士成，聂要保护铁路，又要承担义和团的进攻，还不许还手，也同样受到极大损失，被迫后撤。双方仇怨深重。 6月10日，英国公使急切请求下，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拼凑出来各国联军两千名，从天津出发进北京，遭遇到聂士成部和义和团的阻击。因为铁路已经被义和团破坏，联军行军速度很慢，再加上指挥官西摩尔是海军将领，不擅长陆战，指挥的又是拼凑起来的杂牌军，双方僵持不下。 聂士成一向主张镇压义和团，再加上早有仇怨，于是驱使义和团作前锋冲击，遭遇联军机枪扫射，义和团撤退时，又被聂士成部机枪扫射，此地义和团死伤殆尽。 在联军被逼退之后，已经从主剿变为主抚的裕录为了安抚团民，将功劳归于义和团，聂士成部分文不赏。义和团声威大振。 6月16日，朝廷再次召集王公大臣议事，竟然还是在讨论该剿还是该抚。 不过这次终于下定决心了。 总理衙门大臣袁昶主张剿灭，认为义和团的法术都是假的，不可靠。慈禧立刻反驳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杖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 不久，就以反对义和团为罪名，处死了袁昶。剿抚之论不用再争了。 其实，朝廷对于义和团是造反暴动这一观点，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所不同的是，原先支持剿灭的认为义和团一直都是暴民，原先支持安抚的认为都是你们这帮人老是要镇压才逼得义和团成了暴民，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先前一系列斗争和朝廷政策，已经让义和团争取到了华北地区农村群众的广泛支持，“自士人以至乡愚，且曰洋夷可灭也，拳党无伤也！” 在部分官员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调动直隶军队出击，结果“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 官军的肆意妄为反而更加助长百姓对义和团的支持。 一旦朝廷宣布义和团为暴民，对义和团进行清剿，立刻就会遭到华北地区的广泛抵制。此时朝廷正面对各国武力威胁，实在不敢再掀起一场更大规模的叛乱。 安抚已经是朝廷的唯一出路。 六、尾声 朝廷对义和团的容忍态度，让义和团成为了京津地区最大的势力。 他们盘踞在北京和天津，许多底层民众加入到其中，三五成群的赶去北京，包括贩夫走卒，衙役、皮匠、磨刀匠、理发匠、铁匠泥瓦匠，乞丐，逃兵，盐贩子，罪犯，流浪汉等等，加入义和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吃饭，还有一些军队的士兵也加入了义和团。 他们在北京开坛练拳，烧香作法，经常会有年轻人卧倒在地面上，突然跳起来，面红眼赤，口喷白沫，大声呼喊，拳打脚踢，勇猛非常，好像神仙附体，等到神仙离开后，年轻人就浑身无力躺在地上了。 早期，义和团跟教民交战，经常有受伤甚至被杀的，大师兄就会搜遍死者伤者全身，如果搜出其他人的财物，就说这是贪财导致的法术失灵，或者是亲近女人导致的，所以前期义和团的军纪还不算差。 随着大量底层人员为了混口饭吃而加入义和团，甚至还有很多秘密教派的人进来趁机发展队伍，纪律越来越不可控制。 后来他们接管了北京的巡逻和治安，到处惹是生非。 先是盲目排外，“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 后来更加过分，“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 原本义和团纪律尚可的时候，朝廷举棋不定，现在义和团已成完完全全的暴民，朝廷反而更加依赖义和团了。 6月19日，慈禧接到大沽炮台开战的消息，其实这个时候大沽炮台已经失陷两天了，慈禧要求各国公使离开北京。第二天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离开东交民巷，前往总理衙门交涉撤退事宜，结果遇到巡逻的虎神营，被开枪打死。下午四点左右，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但是直到八国联军进京，也没有攻破。 6月21日，直隶总督裕禄给慈禧发了一封奏折，得知大沽口和天津已经开战，里面强调了义和团和正规军合作的必要性，但是没有提大沽口已经失陷，导致慈禧误以为这是一封报捷的奏报，于是对形势产生误判，颁布了著名的《宣战诏书》。 但这封诏书其实只是内宣，并不对外，它是对大清辖下官员说的，而不是正式的外交宣战文件。 诏书只要求百官不得怯退，对敌人也只模糊地称作“彼等”，既没有作战要求，也没有明确作战对象。 接到诏书之后，东南地区各大总督纷纷与外国使节沟通，声明不加入这场乱斗，实行东南自保。 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很向往东南同行的做法，但无奈离朝廷太近，身不由己。他采取保守中立的做法，既不听从朝廷进攻外国人的命令，也不听东南总督让他起兵清肃京畿义和团的建议，他一方面保护外国传教士到安全地带，一方面严格申斥境内的义和团，要求他们遵从诏命前往北京天津抵御外国人，任何留在当地的义和团都是违命不忠的乱匪，他将大开杀戒。随后袁世凯在鲁西北一次性杀掉几千团民，山东义和团为之一空。 战争前期，战斗主要集中在天津城，裕禄原来设想的义和团与武卫军联手抵抗八国联军的盛况并没有出现，义和团“野性难驯，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 而义和团的战斗力也实在堪忧，“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 义和团四处放火抢劫，不打洋兵，聂士成几次镇压，又杀了上千义和团，双方仇隙更重。义和团向朝廷诋毁聂士成通敌，朝廷又下诏责问聂士成，聂士成夹在中间被两头逼迫，每次作战都亲自冲到前面，想要以死殉国。 七月初，双方的矛盾达到顶点，义和团趁聂士成在外指挥作战，要冲到聂家，聂士成派人阻拦，结果军队中有一营跟义和团关系很好，趁机大喊聂士成造反，并向他开枪，最后聂士成身中数枪，不久之后死于八里台。 7月14日，天津陷落。 8月4日，经过半个多月的争吵，关于各国军队比例和最高指挥官问题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八国联军（其实只有七国，德国坚持要等自己的远征军，所以没有出发）进军北京。 在这一过程中，正规军抵抗极其微弱，直隶总督裕禄和原山东巡抚李秉衡先后兵败自杀，慈禧仓皇逃出北京，在逃亡途中，慈禧命令留京官员跟外国军队和谈，并将责任归咎于义和团，开始全面镇压义和团。 八国联军也对义和团展开了报复式攻击，到处射杀义和团，并将沿途村庄全部烧毁，死伤的无辜百姓无数。一个美国指挥官记录，“我敢说从占领北京以来，每杀死一个义和团，就有50个无辜的苦力或者农民被杀”。 就这样，在朝廷的背弃和外国军队的屠杀下，义和团主力被灭了，义和团运动已经走向结束。 （啊，怎么这么快就要下班了？摸鱼的我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没干完，我得抓紧去做了，剩下的晚上或者明天再写吧( ⊙ o ⊙ )） 七、总结 现在回到问题本身。 从义和团的生存环境，到它的发展过程，可以知道，社会环境将限定社会运动在特定地区所可能采取的形式。 同样是贫困地区，同样面对外来宗教的威胁，鲁西南只会产生士绅领导的大刀会，惩处首领后就能摧毁这个组织，而平等贫穷以及高流动性社会的鲁西北，则会产生扁平化、开放化的义和团，但封闭愚昧的华北平原，同样不会产生先进的运动纲领。 反洋教是日常生活中的摩擦积怨，扶清廷是距离权力中心太近导致的本能，对于百姓来说，忠君就像爱国一样，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符号，一个绝对正确的理念，他们没有见过皇帝，但不妨碍他们向往忠君，所以即便遭到各级官员的镇压，他们也一厢情愿地相信皇帝是好的，都是下面的官员收受了外国人贿赂才干坏事。 一颗种子，恰好落在一片适合它生长的土地上，自然就会结成参天大树。 可是广东地区并没有这样的环境。 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广东，没有普遍贫困的社会状态，也没有自给自足的封闭环境，在以闭关锁国为国策的清朝，广州是唯一能够与国外进行贸易交流的地区。 广州十三行，一船白银回，裕国通商，帆济五洋。 这里是清朝时期的东方世界贸易中心，在这个中心的辐射下，外围地区也能获取不少的利润，所以缺少造反的动机，即便是造反也不会产生向万里之外的皇帝效忠这样的理念纲领，只会因为距离太远产生对抗中央的理念。 与广东相邻的广西地区，有急剧增长的人口，与广东连接的商业化，自然灾害，山区土匪，江河海盗，秘密宗教，鸦片走私，食言走私，以及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斗争与分裂，就很容易产生动乱，当洪秀全带着拜上帝教来到广西时，就给这片适合的土壤，带来一颗新的种子。 八、番外 看到其他回答中提到冠县梨园屯，看完我这么一长篇回答的朋友可能发现了，我并没有提到这个义和团发源地，主要是因为要提取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启程转折的关键点，就把梨园屯部分隐去了，最后再说一下它吧。 义和拳的名头第一次是出现在冠县梨园屯，但是它跟后来蔓延华北的义和拳并不是一样的组织或者性质，仅仅是名字相同而已。 冠县，位于鲁西边界，地理位置偏僻，政治统治薄弱，军事防御无力，盗匪四处横行，人口流动频繁，可以说符合所有闹事起义的条件。宋景诗起义就是以冠县为中心的。 而梨园屯在条件优良的冠县各镇中，也是最独特的一个，它是位于直隶省的一块飞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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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山东冠县梨园屯甚至都不跟在山东境内 梨园屯号称十八村，但实际上有24个村子。 孤悬于外，地势远隔，盗匪横行，风俗悬殊，导致这一地区婉如独立王国，就算是县令、知府要来处理什么事情，都要先预定日期，等到确认之后，才敢入境。 梨园屯的北边，有一块地是共有的，在民教日渐冲突的状况下，双方决定分了这块地，其他倒好说，但是这块地上有一座玉皇大帝庙，双方争执不下。 教民想拆掉这座庙来修建教堂，但是玉皇大帝是民俗宗教中的最高神，梨园屯这么乱，各种宗教很多，自然不同意拆除。 双方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反复争斗，就不必多说了。 后来官方实在受不了这么麻烦的事了，经过多次协调，把这块地判给村民，然后由官府出钱给教民在别的地方再修一座教堂。 可是，在1891年长江流域发生教案事件，朝廷为了避免再出现纠纷，要求各地尽快处理所有重大教案，梨园屯传教士趁此机会对原来的协议提出反对，利用外交压力，重新获得这块地。 没办法，县令又将土地判给教民，然后再自己拿出钱给村民去别的地方修庙。（实属有些冤大头。） 当地士绅率领民团对此继续抗议，结果被官府压制，六个领头士绅被严惩，当地称作“六大冤”。 老一代高资历的反抗失效，担子就落到年轻人肩膀上。 当地以红拳高手阎书勤为首的一些穷苦人，主动承担这个任务，后来被人称作十八魁，他们到处袭击教民，阻挠修建教堂，但是成效不大，反而被官府通缉。 这些人决定请一个更有威望的人来组织反抗。 这个人就是赵三多。 赵三多是直隶威县沙柳寨村人，距离梨园屯十里左右。 赵三多家境一般，但是为人慷慨义气，好打不平，在当地很有名望，而且他自称是梅花拳八代门徒中的第五代，资历很深，有两千多能徒子徒孙，很多都是县衙的皂役。 十八魁前往沙柳寨村投靠赵三多，可赵三多认为这些人行事鲁莽，不想掺和进去。可是他徒子徒孙们反过来影响了他，劝说赵三多收了十八魁当徒弟。 1897年4月份，赵三多在梨园屯举办了一次比武大赛，来向梨园屯教民夸耀武力，这也是当地常有的聚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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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控制局面，阅兵变成了交战，双方大打出手，教民败退，躲到了正在修建的教堂。4月27日，几百村民干到加入围攻，教堂很快失守，被村民焚毁，教民也被劫掠，带着家眷逃离了。 这次斗争，村民获得胜利，官府原本也比较同情村民，于是顶着压力，写信给传教士，声称这块地反复争斗，引起乱局，已经被收归官有了，将会用来兴建义学，但实际上交给了村民修建庙宇。 可是庙宇修建完工不久，山东发生了巨野教案，两名传教士被杀，德国以此为借口，进军胶州湾，占领了胶州，传教士势力大增。 梨园屯传教士利用官府不愿意再激起教案的敕令，再次提出诉讼，推翻原来的决议，迫使官府再次拆毁庙宇，重修教堂。 此时赵三多带领的梅花拳团体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一个直隶人叫姚文起的人加入了。 他原本四处流浪，后来再沙柳寨村教拳做工，是梅花拳第四代门徒，赵三多称他师傅。 姚文起加入团体后，给赵三多引进了很多反清成员加入，这让其他拳师很担心，认为这个人野心太大，会带来麻烦。赵三多也不想接受，但是发现事情已经由不得自己了。 于是其他拳师老师傅让赵三多自己单干，不许再用梅花拳的名头，赵三多无奈，就将自己练的拳术改名叫做，义和拳。 其实义和拳就是梅花拳的旧称呼，梅花拳是当地的流行拳种，习练的人非常多，它是一种官方允许的武术派别，纯粹的拳术组织，没有掺杂宗教因素。 在赵三多的让步下，义和拳脱离了原本的梅花拳，恢复旧称，自成一家，形成一个松散的联盟组织来对抗教会对寺庙的争夺。它是由赵三多等人以个人交情，师徒情分以及共同的志向组成的，局限于冠县梨园屯这个三不管的飞地一隅。 迫于传教士压力，原先勇于任事、口碑很好的的县令何士箴调离，换来一个政绩平平的新县令，曹倜。 曹县令的应对方略就是邀请义和拳首脑来和谈，结果无一人到场，因为拳民担心曹县令将他们突然抓捕。曹县令忙里忙外许久，依然不见效果，无奈请知府出场。 知府洪用舟了解到十八魁的首领阎书勤跟赵三多并不是同门，阎是红拳派，赵是梅花拳，两人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于是洪用舟宣布阎书勤是教案凶手，带人抓捕他，不过捕快都朝天放枪，没有真实抓捕，阎逃窜出去了。 随后洪用舟跟各个团练首领协商，有他们作保，保障赵三多的安全，请他来衙门协商，终于将赵三多请来了。 根据事后回忆录记载，曹县令劝说赵三多，你家境殷实，儿孙俱全，为什么不保全自家，却让徒子徒孙惹事呢？杀人放火的另有其人，你又何必当个傀儡。 赵三多说，他是在梨园屯收了一些不讲规矩的学徒，但现在教民非要指认他是匪首，他不得不聚众自保。 山东官员向赵三多承诺，只要他解散义和拳，就保他无事。但赵三多是直隶人，怀疑山东的官员能不能在直隶行使权力，于是东昌知府联同临清知州，冠县、威县、曲县，三县县令共同作保，还给赵三多家挂了一块廪生的牌匾，作为回报，赵三多召集门徒，宣布解散。 不过，此时的义和拳并不全是赵三多的徒子徒孙了，还有许多其他派别的人。尽管官府吸收了很多义和拳民作民团，但依然有十八魁和姚文起这些人在到处袭击教民。 9月28日，传言朝廷要重新抓捕拳民首领，于是在10月初，姚文起和十八魁带人去找赵三多起事，赵三多不同意，于是姚文起就绑架了赵三多和他全家，胁迫他一起进攻教民。随后几天，几百拳民聚集，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连续攻击了各地教民，劫掠烧毁教民房屋。 11月4日，朝廷军队赶到，抓捕了姚文起等19人，第二天就被处死，义和拳被击溃了。 被迫成为领袖的赵三多不相信自己会被再次宽恕，无奈带着人马逃走了，而十八魁的首领阎书勤也从另一路线逃走，1900年秋被捕，随后被处死，赵三多并没有去营救。 直到1902年，赵三多可能经过思想的重大转变，开始积极参与反清武装，加入当地抗税起义，被捕之后饿死在狱中，至此，冠县义和拳的几个领袖全都死了。 人们把冠县梨园屯当作义和拳的发源地，是因为两个特征，义和拳的名号、扶清灭洋。 但是冠县的义和拳组织与后来风行的义和拳运动，是由很大区别的。 义和拳运动的神拳，是通过烧香吞符，降神附体来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以此来进行抵抗洋枪，有一套很正式的法术程序，这是从头至尾，都始终存在的现象。 即便到了后期，无数拳民被教民打伤打死，义和拳也对此深信不疑，义和拳的老师傅们对此解释说，童子练这套拳，法力不深，容易死，青年练这功夫不到家，所以有的伤，有的死，但是老师傅，大师兄，功夫出神入化，子弹都贴着衣服滑下来，伤不到。 实际上是因为，义和拳冲锋时都是小孩冲在前面，青少年在中间，老师傅们都躲在后面指挥，一见教民反冲锋，老师傅就跑了。 但是，冠县的义和团并没有这种特征，他们是纯粹的无数团体，为了与教民争地、免受传教士欺压而形成的对抗组织。 两者只是同名而已。 当神拳在鲁西北传播开的时候，很多村民都分不清这种拳跟义和拳有什么区别，只是听说了冠县梨园屯义和拳对抗教民，而鲁西北的神拳也经常跟教民起冲突，所以就把他们当成一样的，称呼神拳为义和拳，练神拳的人也都乐意借这个名头，直到朱红灯起事的时候第一次打出天下义和拳的旗号，才正式无疑的使用义和拳的称呼。 所以，虽然梨园屯和鲁西北都是义和拳，但梨园屯的义和拳跟鲁西北并非一回事儿，只能算是后者的前驱。梨园屯的组织形式，注定偏于一隅，无法像鲁西北神拳一样迅速蔓延。 送礼物 还没有人送礼物，鼓励一下作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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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水，不是石，是流动的，有因果的。 历史教科书上把义和团之事完全归咎于列强侵略，是片面的，因为列强侵略最深的地方是东部沿海，尤其是东南沿海，而不是义和团的主要爆发地：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东北。 义和团爆发在山东等北方，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件事了： 1877年前后的“丁戊奇荒”。 这场波及“山河四省”和陕西的大规模饥荒，饿死一千万人，是我国近代历史最严重的一次大饥荒，没有之一，《1942》你看着恐怖，丁戊奇荒你再乘以三、四。其原因固然有四年旱灾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人祸。 比如满清官僚腐败，中饱私囊，连赈灾款都贪，一群生孩子没屁眼的王八蛋。 又比如满清为了“创收”，地方上种植鸦片，粮食减产，本就经济结构脆弱。 更致命的是， 19世纪50-60年代，满清在军事上完全不是太平军、捻军的对手，甚至出现了“七剑下天山”(七个太平军追着上百清军跑)的滑稽一幕。 于是满清想出了盘外招——扒黄河，扒运河，扒海河，在中原各地，刻意制造大洪水、洪泛区，分割各路义军，缩小其游击机动性，各个击破。 比如太平军北伐至天津，僧格林沁扒了海河大坝，水淹天津城，迫使太平军退出。数万蒙古铁骑，打不过数百冯家屯太平军，就掘了运河大坝，引黄河水倒灌山东。 还比如李鸿章、左宗棠，打不过捻军，就在各地掘开黄河大坝，水攻捻军，分割包围，中原大地遍地洪涝，捻军将领张宗禹，以骑兵闻名于世，却被逼得走投无路，自杀殉节。 清廷打不过捻军，就扒河道大坝，加之雨季暴雨，大地一片洪涝，满清官僚却在沾沾自喜，感恩“上天保佑”： “神至之日，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泊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而四面沮洳，贼虽健马如云，不得不束手就死。” 那么之后呢？——山河四省防洪防旱的水利设施被破坏殆尽，土壤被洪水长期浸泡冲刷，中原土地高度盐碱化。风调雨顺时，尚可果腹，一遇旱灾，“山河四省”全部完蛋，当然，这并不影响紫禁城的鞑子皇帝。 在“丁戊奇荒”前后这几年诞生的孩子，他们的爹娘，或饿死，或被卖，他们颠沛流离，在路边乞讨，饱受白眼欺凌，看着满清的贪官污吏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四人大轿，出入风花雪月，怀内美酒佳人。。。充满饥饿、怨毒、愤怒的一代人长大了。而义和团的主力大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从1877到1898年，正好他们长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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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四省的青年，心中满腔怒火无处发泄，纷纷加入义和拳等教门会党，先是反清复明，报复清廷，后又披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报复洋人，报复借着清廷或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的富户缙绅，杀杀杀杀杀杀杀。 而今之文人，站在道德制高点，却肆意谩骂义和团酷烈愚蠢，嘲讽“农民阶级局限性”，好似农民死的再多，也是活该。对于这种人，我的意见，饿上三天，正确认知人类的生理承受能力，以及在极端饥饿下人类观念的不同，再和我谈西哲马列。 丁戊奇荒下，受灾最严重的山河四省和陕西，也开启了大规模的灾民逃荒，“闯关东”和“走西口”，进而把本地的会党教门传入其中，于是乎，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活动区域也在山河四省和陕西东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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