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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官场百科全书

作者:ty_许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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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百科全书
    内容提要


    权力像一张无边无际的隐形网，无时无刻不在，渗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之中。。。。。。。。。。。。。。。。。。
    一部纵横中国五千年的帝王将相史，蕴藏着中国官场的最高谋略，围绕着权力魔杖，官场总是充满着血雨腥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步入官场就若履薄冰，危机重重，稍有不慎就会坠入万劫不覆的深渊。。。。。。
    《官场百科全书》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解读了帝王的治国之道、将相的为官之道、官场的用人之道、官场的谋权之术、官场的权力墓场。
    《官场百科全书》一部帝王治国理政之书，官场人生存谋权之书。普通人避其官场锋芒求生之书。
    第一部谋权之道
    王莽谦恭未篡时
    小不忍则乱大谋
    隐忍得天下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权力中的隐忍术
    一人坐轿，众人抬
    权力需要靠众人推拥
    墙倒众人推
    挟天子而令诸侯
    霸权征战江山
    铁的手腕
    借刀杀人
    集权于天下
    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斩草必除根
    消除权力的隐患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九五至尊的权力
    至高无上的决策者
    王者的仁德之术
    权力的收放自如
    权力要张弛适度
    权力需要监督
    权力的稳定来自平衡
    看清前进的路，确保的后面路
    权力争夺的血雨腥风
    第二部为官之道
    官员类型
    官场结构关系
    官场利与弊
    官场求官术
    官场识友术
    官场显露术
    官场雄辩术
    官场决断术
    官场施威术
    官场取信术
    官场执法术
    官场整人术
    官场谄媚术
    官场克谗术
    官场韬晦术
    官场摇摆术
    官场变通术
    官场应变术
    权力的变术
    官场平衡术
    官场攻心术
    官场求生术
    官场退隐术
    官场留名术
    在掌权者面前跳忠字舞
    脚踏两只船
    审时度势，权衡利弊
    谦恭是权力的良师益友
    我办事，你放心
    背靠大树好乘凉
    弱者生存法则
    切勿引狼入室
    顺水人情不妨多送
    分下去的权，撒出的网
    放得开，才能收得拢
    权力有时需要共享
    权力需要对号入座
    见势不妙，及早抽身
    澹泊名利，少风险
    远离权力的诱铒
    功成则需要身退
    笔直的路最短
    从心理上打败对手
    上坡的时候多想下坡
    官场的经验与教训
    第三部 用人之道
    量才录用
    知人善用
    任人唯亲
    唯才是举
    用人之长
    不用就杀
    仁人志士
    不拘一格降人才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该放手时，须放手
    官场相面
    第四部 治国之道
    宏观掌控时局
    德馨天下
    不为而治天下
    以仁德礼仪治国
    王者之道
    总揽财权
    亲理国事
    惩制朋党
    继承与发扬
    雄图霸业
    十三反经
    正经论谈
    正反之说
    第五部权力墓场
    一步走错，全盘皆输
    贪婪是权力的毁灭之路
    老虎不能当病猫
    贪欲是弄权者自掘的坟墓
    玩火者终自焚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拿
    要想当官就不要整天惦记着发财
    不能总自己说了算
    不能把权力窃为己有
    帝王的权力悲剧

    官场百科全书


    第一部谋权之道
    权力的获得方法有两种：
    一是谋权，谋，智慧也。以智谋权，意味着兵不血刃，被称之为：巧取。
    二是篡夺，则以武力抢夺别人手中的权力，意味着血雨腥风，被称之为：豪夺。
    然而，在中国古代官场上，总是充满着尔虞我诈与血雨腥风。。。。。。
    王莽谦恭未篡时
    权力对于野心家、阴谋家就象救命稻草，抓住了就不放。
    权力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即使生下来就居于高位，也并不意味着就拥有权力。因为权力产生于人与人之间不断竞争交融中，从而得以强化的。它需要不断的积累，更需要超人的智慧和不断的努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谋权途径，但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走上邪路的人，最后反受其祸。
    权力就像一座山峰，只有一步一步攀爬才能登上权力的巅峰，一览众山小的风光。但是在官场上不乏急功近利者，一心想在仕途之道上一步登天，那也是痴人说梦话罢了。
    王莽生于公元前45年，卒于公元前23年。他的显赫和他的家族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姑姑是汉元帝的王皇后。
    公元前33年，汉元帝驾漰，儿子刘骜即位，这就是汉成帝。汉成帝尊生母皇后为皇太后。从此，王氏家族开始显赫朝野；国舅王凤做了大司马将军尚书，成为当朝第一重臣，而他的兄弟也都封侯升官，因为王莽的父亲早亡，所以没有封侯，王莽较之堂兄弟就显得格外寒酸。
    但这并没有使王莽灰心丧气，反而更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欲望，他从小就对人谦逊有礼，拜名士为师勤奋好学，苦读经书，生活更是节俭。对母亲叔嫂关心备至，对伯叔父彬彬有礼。
    公元前22年，他独掌朝政的大伯王凤生病在家休养，王莽侍奉左右，怕大伯被汤药烫着嘴，他还亲口尝汤试药，忙得不洗脸不梳头，前后几个月都没有宽衣解带睡觉。其孝道超过了王凤的亲儿子，这深深感动了病榻上的王凤，王莽的辛苦没有白费，王凤临终时请求太后和成帝委任王莽官职，太后和成帝都答应了。不久，王莽就做了皇帝身边的黄门郞。
    进入官场之后，王莽官越做越大，人也就越谦虚。生活也就越节俭。一次，他母亲生病，大臣们纷纷来到府上探视，王莽的夫人出门迎接，大臣们却误认为她是王府的仆人，因为她穿的是普通人的衣服。
    王莽不仅生活节俭，而且还用钱物救济贫寒的宾客。他把车马、裘皮衣服送给门下人，帮助和接济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交给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吏。
    一次，王莽的二儿子王获杀死了一个门下的奴隶，按当时的法律规定，主人掌握着奴隶的生杀大权，即使冤杀，受点处罚也就完事。但王莽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惜牺牲儿子的性命责令儿子自杀。
    公元前80年，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宗室子孺子婴为皇太子，自封为：“摄政王。”
    公元前90年，王莽又废孺子婴为定安公，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新。”
    权力有虚，有实。要想得到实权，首先就得靠近掌握实权的人物。要一点点地向权力核心靠近，然后贴紧，这样才能一步步的手握实权。实际上很多权臣用的手段都与王莽所使用的手段相似，只不过王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罢了，他没有费任何力气，就得到了江山。在他之后，竟没有一个权臣做到，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这可足见其谦恭隐忍的功夫是非常人所能达到的。他正是借着这些条件为掩护，一步步向权力中心靠拢，最终登上权力至高峰宝座。
    小不忍则乱大谋
    谋要深，必须忍
    在官场上要深谋远虑，就必须要心有忍性。
    在谋权尚未成功之前，没有决胜的把握，不要让别人视你为敌人。谋权未深，易被人识破。因此谋权要懂隐藏术。
    唐乾封元年（666年），武则天的母亲88岁的荣国夫人杨氏爱上外甥贺兰敏之。贺兰敏之是韩国夫人的儿子。是个青春美少年。在武则天的堂兄武惟良被杀，武元爽被流放后，贺兰敏之封为周国公，鸠占鹊巢的住进了周国公府，成了荣国夫人的陪伴者，这除了荣国夫人为了满足自己旺盛的情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荣国夫人早年曾受过武家人的气，当然她不愿意武氏家族的人东山再起，她对武氏家族深恶痛绝。贺兰敏之成为周国公后，武氏家族重振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武则天要攫取权力，需要武氏家族鼎力相助。但她母仪天下，对生母荣国夫人有所顾及，对贺兰敏之的肆意胡作非为只有隐忍。
    武则天能够容忍贺兰敏之倚仗荣国夫人的宠爱而胡作非为，但她不能容忍贺兰敏之的母亲韩国夫人和妹妹魏国夫人的放纵无忌。当年武氏自己把她们介绍给高宗，以博取高宗皇帝的喜欢，如今她大权在握，不通容忍这两个女人和自己分享丈夫。于是，武则天杀死了她们。
    魏国夫人的死，高宗痛惜不已，泪流满面地对贺兰敏之说：“我上朝时还好好的，怎么我退朝后就无可救药了呢？”贺兰敏之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大声号哭。其实，他们心里都明白，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武则天听到这个情况之后，说道：“此儿疑我。”此时，她心里已生杀贺兰敏之的念头。只不过武则天将这个杀人念头隐藏长达四年之久，因为荣国夫人还活着，离不开贺兰敏之，武则天投鼠忌器。四年之后，荣国夫人死去，贺兰敏之在去流放地雷州的途中被人勒死。
    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武则天和母亲过早闹翻的话，那么她的声名和威望就会难免受损，她的内心也无法安宁。所以必须等到母亲死后，她的一切计划才能顺利进行。
    武则天的不仅隐忍在其谋权篡位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她临朝改制中获得了西京留守刘仁轨的大力支持，在尚未摸清刘仁轨的态度之时，武则天派郎将姜嗣宗去西京摸底。按理说姜嗣宗是武则天的心腹，奉武则天的密令秘密去办此事，完全有功于武则天，但他未料到最后自己竟然死在武则天和刘仁轨之手。
    当时，宰相裴炎正借助将军徐敬业等人的扬州兵变逼压武则天。按说姜嗣宗去试探刘仁轨，应该是不露声色地多看多问，少说多听。但姜嗣宗自恃为武后的心腹，对太后与裴炎的争斗曲折，又知之甚详，就在刘仁轨面前夸夸其谈，自诩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够在别人疏忽的地方发现问题，然而他没料到正是由于这种自作聪明的夸夸其谈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他向刘仁轨说，他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内，裴炎有谋反的迹象。
    “别人能觉察得出来吗？”刘仁轨问。
    “能察觉出来。”姜嗣宗随即答道。
    后来姜嗣宗启程回东都，临行，刘仁轨对他说，有一封密表要他转呈太后。
    在这封密表里，刘仁轨叙述了与姜嗣宗的那段对话，后面还加上一句 “姜嗣宗知炎反而不告。”正是这句话要了姜嗣宗的命。
    刘仁轨这一招可算是毒辣，他的密奏有两层意思：“一层承认裴炎谋反，也暗示出支持武则天的临朝称制。二是他不能断定姜嗣宗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武则天的试探，他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只好推出了姜嗣宗。而从武则天的本心来说，她派姜嗣宗只是去探听刘仁轨对称制的真实态度，并无设计陷害之意。但既然刘仁轨公然把这个球踢给她，她就公事公办。尽管姜嗣宗是她身边的心腹，对她有帮助，但谁让姜嗣宗自己不小心呢？掉进别人预设的陷阱里。这也是在官场的权力争斗中，主子往往为了保全自己，是需要牺牲心腹的。
    最后裴炎落了个抄家问斩的下场，而姜嗣宗则被绞杀。在对付裴炎的同时，武则天还在平定叛乱的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她在选派讨伐叛军的统帅上是从全局出发，深谋远虑的。
    讨伐叛军的统帅是由李孝逸担任，这李孝逸是和李氏唐王有深厚的血缘关系，他和太宗属平辈，同出一个曾祖父，武则天挑选他来作为三十万讨叛大军的统帅是再合适不过了，归其究竟，其原因有三：一、李孝逸是西南军队的将领，和裴炎关系疏远，远不如程务挺属于裴氏集团。二、废李显时，武氏与裴炎合作，就是用的程、张二人的西北军和羽林军的力量，现在任用李孝逸，就有一种平衡权力的意图，她要各方力量都能为自己所用，又不能做大。三、也是重为重要的一点为，任命李孝逸含有安抚李唐皇室的意图。
    只有深谋远虑才能成功，武则天的深权有三，一是要有忍性。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勿以小怨小恨树强敌。二是狠得下，不因小恩小惠留祸根。三是看得远，不因小得小失动全局。
    隐忍得天下
    隐忍的秘诀就是善于隐藏自己的意图
    在羽翼未丰之时不要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敌人面前。要隐藏自己的实力，哪怕离权力的顶端只有一点点距离。否则将前功尽弃，历史上任何一个权场的赢家都是善于伪装的专家，所以他们能够笑到最后。
    三国时期，司马懿是魏国的政治家、军事家， 西晋王朝的奠基人。曾任职过曹魏的大都督，大将军，太尉，太傅。是辅佐了魏国三代的托孤辅政之重臣，后期成为全权掌控魏国朝政的权臣。素以足智多谋，机谋善变著称于世。
    东汉末期，司马懿出山，从防范曹操的疑忌到高平政变诛杀曹爽，执掌曹魏政权，他走过了一条艰辛的韬晦之路。从最初的防身避祸到后来政治需要的权力争夺，他凭借着自己的阴险狡诈和谋权经验，做到了心机藏而不露，百事皆忍，为成功夺取魏国社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六年（201年），司马懿在河内郡被推举为上计掾。这年他年仅二十三岁，因显赫的家世和个人突出的才能，已经在社会上有了很高的声誉。当时一代枭雄曹操在汉献帝的朝廷中担任司空，在政治、军事上处于起步阶段，正需要网络各方面的人才为其效力。他听说司马懿足智多谋，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就慕名请司马懿出山，授以要职。司马懿见汉朝国运衰败，群雄割据，出身阉竖家庭的曹操今后是否能成大气还是个未知数。他不愿把自己的命运过早的交到曹操手里，而观望等待时机，看准可投之主，这是他在复杂形势下采取的谋略。为了不得罪曹操而自己招致杀身之祸，司马懿采取了蒙蔽手段，借口身患风痹病，不能起居。曹操则是老谋深算之辈，对司马懿称病不出，心存疑窦，就派刺客偷潜入司马懿的书房，举剑假装行刺司马懿，司马懿早就察觉到这是曹操派来探查虚实的探子，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像真染上风痹一般。不加任何反抗。刺客认定司马懿确实患有严重的风痹病，慌忙收起往下刺的剑尖，回去向曹操如实禀报。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担任汉献帝的丞相，独揽汉室大权，其势力日渐强盛，大有逐鹿中原，问鼎天下之势
    便四处招贤纳士，中原的能人志士纷投曹操，视其为君主，都普遍认为假以时日汉室江山必然被曹操取而代之。这时，曹操又想请司马懿为自己出谋划策，这次，司马懿在权宜之计之后没有再推托，就职于曹操的文学掾。
    曹操生性多疑，对司马懿既用之又疑之。他总认为司马懿为人城府极深，心机藏而不露。尽管司马懿谨慎小心，处处留意。但其“内忌外宽，猜忌多权谋”的特点仍被曹操了解。司马懿和曹丕（曹操之长子）关系极为亲密，深得曹丕器重，他与陈群、吴质、朱铄合称为曹丕的“四友”。曹操听说，司马懿有“狼顾之相“，他就亲自验证。果然，司马懿有“面向后而身不动”的特点。一般人回头看东西时，是身体随头而转动；而司马懿回头看东西时，却能做到身体不动，头能向后转到180度。司马懿的“狼顾之相”是他机警多疑而形成的习惯，由此曹操对司马懿产生了防患之心。（古代相面术有一说：有狼顾之相的人常常居心叵测,有谋反之心。）。
    ..一天晚上，曹操梦到三匹马共食一槽，“槽”与“曹”亦同音，曹操就产生了“马”吃“曹”的联想，认为终有一天，司马氏会侵蚀曹氏的权柄。次日，他便对曹丕说：“司马懿终不会甘居人下，将来必定会谋权篡位。”但曹丕对父亲的忠告不以为意，他觉得父亲太多虑了，他因与司马懿关系不错，所以还多方面保护司马懿不受迫害。
    司马懿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为消除曹操的猜疑，他表面装做对权势无所用心，只是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埋头于日常公务，为人谦恭抑损，久而久之淡化了曹操的敌视。曹丕即位后，虽则他与曹丕的关系不错，得到曹丕的重用，地位日益显赫，但其防范之心并没有丝毫懈怠。在征辽东公孙渊凯旋归来时，因天气寒冷士兵乞求司马懿赏给襦衣，这要求本算不过分，他却说不能让皇帝认为他是用国库的衣物为自己收买人心。可见他为人十分精明。
    景初三年（239年），曹芳登位，司马懿官居太尉，与宗室曹爽同为顾命大臣辅佐曹芳，俩人共同执掌曹魏的军政大权，各领三千精兵，在宫殿中轮番值班。曹爽虽贵为宗室皇族，但无论资历声望还是经验才干都远不及司马懿，所以开始曹爽还是要倚重司马懿，对他待之以长辈，每事必问，不敢独断专行，俩人关系还算和睦。
    当时，曹爽门下有食客五百，其中有毕轨、何晏、邓扬、丁谧常为曹爽出谋划策说：“司马懿在社会上威望很高，有一定的野心，对皇室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切不可对其推诚信任。”
    曹爽让魏帝下诏书，司马懿由太尉升为太傅，说他德高望重，理当位居极品。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推崇司马懿，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权力被架空。以后凡是尚书奏事都必须先经过曹爽，他的兄弟和心腹不是执掌实权，就是官居要职，一时之间，朝廷全为曹爽党羽控制，曹爽独揽朝政大权。
    对曹爽及其党羽的夺权篡位，司马懿看破其用心，司马懿出山以来，苦心经营多年，根基深厚，理所当然不能善罢甘休，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明显，司马懿老谋深算，他并没有一怒而起，而是运用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当前形势，曹爽身为皇族宗室，是功臣曹真之后；自己必为外姓人，是曹氏政权猜忌防范的对象，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切不可采取过激的行动与之对抗。于是，对曹爽咄咄逼人的进攻气势，司马懿采取以退为守，藏锋敛芒，隐形匿迹，一退再退，把政权拱手相送给曹爽；以年老多病为由，不问政事。使曹爽松弛了警惕心，自以为大权在握，可以放心大胆的纵情声色，寻欢作乐，名声也随之一落千丈。后来，曹爽怀疑司马懿的病。唯恐其中有诈，就派亲信李胜借出任荆州刺史之时，假装向司马懿辞行，伺机探查司马懿生病的真假。
    司马懿知道曹爽派李胜辞行的用意，便将计就计的抓住这机会尽情的表演了一番。他在李胜面前假装病入膏肓的样子，叫两个人搀扶着自己接见李胜。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想抓住披在身上的衣服，却抓不住，衣服落在地上;口里不停地叫渴，让仆人喂粥给他喝，他连粥碗都拿不住，喂的粥汤酒满胸前。
    李胜说：“大家只听说您老毛病犯了，没想到您竟病成这样。”
    司马懿病声恹气地说：“年纪大了，长期病在床，活不了多久了！你到并州去，并州靠近胡人，你要好好守卫边关，做好战备。我们恐怕不能再见面了，我把两个儿子拜托你照应吧！”
    李胜说：“我是去荆州，不是去并州。”
    司马懿说：“我年纪老心思糊涂了，听不懂你的话，你回到并州去，好好建立功勋吧。”
    李胜根本就没有识破司马懿的佯装，回去告诉曹爽说：“那老头子已成活死人了，只剩下一口气，神智完全丧失，对我们已经是不足为虑了。”此后，曹爽认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再防备司马懿。
    嘉平元年（249年）春正月，魏帝曹芳按惯例率皇族宗室和朝中的文武百官浩浩荡荡的离开洛阳，到高平陵祭扫魏明帝的坟墓。此时，久已装病卧床不起的司马懿认为时机已到，他乘曹爽势力倾巢而出时，将长期周密策划，精心准备的力量积聚一起，发动了政变。他和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率部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城门，兵库等战备要地，并上奏永宁太后，请废曹爽兄弟，剥夺其兵权，接着亲率太尉蒋济屯兵于洛水浮桥，派人给魏帝呈上奏章，要求罢免曹爽的官职。此时，曹爽的党羽亲信突闻司马懿发动兵变，已是方寸大乱，来不及组织强有力的反抗，就纷纷束手就擒，被司马懿以谋反罪投入狱中，全被处死。
    同年二月，魏帝封司马懿为丞相。十二月，魏帝又下诏对司马懿加九锡之礼，享受朝会不拜的特殊待遇，自此司马懿威震朝野，终于掌握了曹氏政权的军政大权。
    265年司马懿终于废除魏帝，立司马炎（司马懿的孙子）为帝，建立了西晋王朝。
    如果司马懿没有长期的忍辱负重和韬光养晦，是不可能实现自己谋权篡位，改朝换代的政治野心的。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高明的谋权者具有大丈夫能伸能屈的风范，给自己留下广阔的腾挪空间，人都有位居人下的时候，人生处于低谷期，即使你有雄心壮志，但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你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注意自己的身分角色。如果一开始你的野心就蠢蠢欲动的话，那么等待你的将是永远出局。
    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是蒙古族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虽然身为蒙古贵族，但他更愿意接近汉族儒士，学习汉文化。向他们学习各种治国之道。
    1242年4月，蒙古国可汗汗窝阔台逝世，由皇后脱列哥那（乃马真）执政。
    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由继位，脱列哥那继续掌握国家政权。
    两年后，不料贵由在一次出外巡游中发生意外死亡。
    国不可一日无君，蒙古国急需有人出面主持大局。拖雷的长子蒙哥继承了汗位，从此蒙古国的汗位由窝阔台转到了拖雷的子孙手中。
    从窝阔台去世到蒙哥继位的十年间，蒙古国政局处于动荡不安，守旧的蒙古贵族和西域商人在蒙古国里把持着政权。对百姓赋敛的加重，法度的混乱，内外离心难以统一。”
    面对这种种情况，蒙哥大力剥夺窝阔台诸王大臣的权力，对拥护自己的人优厚封赏，建立自己的统治基础。
    忽必烈是拖雷和唆鲁忽帖尼的第二个儿子。唆鲁忽帖尼是位虔诚的景教徒，她很注意对子女教育，忽必烈早年接受了汉文化的教育，深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从小他就暗下，欲“有为于天下。”的决心。
    成年后，忽必烈积极招揽天下名士，不论出身贵贱何，不管三教九流，只要有一技之长者，都受到他优厚的礼遇。
    1242年，忽必烈到燕京大庆寺求见高僧海云法师，他态度恭敬，问道：“海云法师，佛法中可有安天下之法？”
    “要想有为于天下，应当遍寻天下的仁人志士，请教古今兴亡之道。” 海云法师回答说。
    随即，海云法师又把南堂寺高僧刘秉忠介绍给忽必烈。
    刘秉忠出生于官宦之家，先祖是辽国的官员，金灭辽后，又在金国当官。刘秉忠年轻时，为养家糊口，到邢台节度使当了抄书小吏，因不满于平庸的工作，逐投笔隐居，潜心钻研经典，受到天宁寺虚照禅师赏识，特意派弟子入山招其剃度为僧，在寺中任书记之职。其后，他留居于南堂寺。当海云法师北上时，闻知刘秉忠博学多才，特意邀他同行。刘秉忠本来就想寻找机会一展胸中才学和抱负，一道北上谒见忽必烈，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当海云法师南返时，刘秉忠被忽必烈留下来，成为忽必烈的重要谋士，为忽必烈夺取汗位，建设元都立下头功，成为元代的功勋重臣。
    刘秉忠留下后，怀仁的儒士赵壁也来到忽必烈的藩府。从此，忽必烈帐下的名士不断增加，他们把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使忽必烈大开眼界，逐渐掌握了许多治国之道。
    蒙哥即位后，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的军国庶事。忽必烈闻知此消息后喜出望外，他终于有了一个施展才华与抱负的机会。为了表示庆贺，忽必烈想摆酒设宴招待僚属。
    宿儒姚枢却劝道：“人不可得意而忘形，这样必惹人眼，招致大祸，非明智之举。成大事者，应尽量收敛心迹，不要外露行迹。”
    一语点醒梦中人，忽必烈听取了姚枢的建议，立即取消了欢宴，对姚枢、刘秉忠也就更加器重，而汉儒们也更加竭诚尽虑地辅佐忽必烈，他们相互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当时，长期战乱加上宋朝统治者的疯狂掠夺，中原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蒙古人进入中原后，仍然保留着草原奴隶制统治方式，不立法度，纲纪混乱，老百姓流离失所，官府收不到赋税，财政紧张。
    忽必烈上任之后，就将藩府移往桓州金莲川，继续聘请汉族儒士做元朝的官员，组成了金莲川幕府，为他总结治理天下的经验。在汉族儒士的辅佐下，忽必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地方各级机构、创立法度、整顿赋税、采用“汉法”，又整顿吏治、革除贪官污吏，禁止蒙古贵族随意杀人，招收流民屯田积粮。
    经过一系列改革，北方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人口也明显增加，史载“收召才杰，悉从人望，子惠黎庶，率士归心”，忽必烈表现了文治之功。促进了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维护了汉族地主的利益，使汉族地主阶级站到忽必烈一边，愿意接受他的统治，从而使忽必烈在中原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在笼络汉族的儒士名宿的同时，忽必烈又拉拢、利用了北方的地主武装，扩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早在蒙古灭金时，董俊、严实、史天倪、张柔等北方的地主武装力量就投降了蒙古。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以后，对这些人继续加以重用，并对他们给予极大的信任，使这些人在后来的征战中为他卖力杀敌。如张柔投降后，深得忽必烈信任，为了报答这份知遇之恩，张柔与儿子张弘范忠心效力。平灭南宋、逼迫宋朝皇帝投水而死的最后一次战役就是由张弘范指挥的。
    忽必烈联合这些汉族地主武装力量，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学习统治汉族地区的方法。事实证明，他的这番用心没有白费，经过这些年的锻炼，忽必烈已经成为漠南地区汉族地主的利益代表者，得到了他们的忠心拥护，忽必烈也由此跳出了蒙古“黄金家族”的狭小圈子，成了一位深谙统治之道的统治者。
    当然，忽必烈推行的“汉法”改革触接到蒙古贵族的利益，随着忽必烈在中原地区声望的日益增加，以及在治理漠南汉地过程中财富的积累，使一部分宗亲大臣在蒙哥面前挑拔说：“忽必烈赢得了中原人心，忽必烈的手下擅权营私，有所图谋。”
    受这些人的谗言的盅惑，蒙哥对忽必烈产生了怀疑。下诏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同时又派出亲信大臣到忽必烈辖区钩考钱谷。由于蒙哥所派大臣倾向于宗亲大臣，因而故意罗织罪名，企图迫害忽必烈。
    这时，忽必烈属下的汉族儒士又一次解救了他。在姚枢、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下，忽必烈保持了克制的态度，反而把妻子和女儿送到和林汗廷，当做人质，表明自己对蒙哥的忠诚。同年十一月，忽必烈又亲赴和林拜见蒙哥。
    在忽必烈的努力下，蒙哥终于消除疑虑，下令停止钩考钱谷，让忽必烈返回金莲川。忽必烈回到自己的基地后，又进一步表明自己“无有异志。”他撤销了设在邢州、陇西、河南的机构人，调回了自己委派的官员，使蒙哥对自己的所有疑虑完全打消。
    忽必烈以退让隐忍保全了自己，避免了不测之祸，在即将到来的征伐南宋的战役中，重新掌握了军事大权，并为自己在蒙哥死后战胜阿里不哥、登上蒙古汗位打下了基础。
    从忽必烈成长和发展过程看，他巩固权力和地位的根本在于拥有一大批足智多谋的汉族儒士。他们不仅向忽必烈讲述历代帝王统治天下的谋略和经验，更为忽必烈出谋划策，使他在总领漠南汉地以后，得以推行各项改革，发展了经济，创造了物质基础，又得到了汉族地主武装力量的支持，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成为蒙古国治理漠南汉地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忽必烈潜居藩邸谦虚待人，礼贤下士，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必要时克制自己，正是忽必烈巩固权力，成就大事的智慧所在。
    权力中的忍术
    《忍经》中说：“忍乃胸中博闳之器局，为仁者事也，惟宽恕二字行之。”“韩信忍于胯下，卒受登坛之拜；张良忍于取履，终有封侯之荣。忍之为义，大矣。”
    “心”字头上一把刀，刀的锋刃搁在心尖上为“忍”。忍意味着心流血，意味着切肤之痛以外的精神痛苦忍受。没有权力要忍，手中有权更要忍。权力像一把锋利的刀，出鞘可以伤人，只有忍，才能保证权力用对地方。
    俗话说：“小不忍乱大谋。”在中国官场里顺境就有逆境，有成功就有失败，为官者更应懂得“大丈夫能伸能屈”的道理，学会“忍辱负重”。不过官场上的忍，不是一味的忍让，而是为了向敌人更好的复仇，向对手展开更猛烈的进攻。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新历：12月20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死，他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雍”即指雍亲王(其即位前的封号)，“正”即正统、名正表示，其正当即位。
    雍正真名叫雍正爱新觉罗·胤禛，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是德妃所生，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贝勒，四十八年（1709年）晋封雍亲王，此间，他历经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皇储争斗，这场至高无上的权力角逐争夺战，是康熙朝后期政治的主要内容，皇储之争牵连整个朝廷内部，将来的皇位继承者将会改变现有朝廷权力的结构。涉及到朝中每个大臣的权力利益，康熙面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为权力而相互明争暗斗，兄弟相残却无可奈何。
    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立刚满岁的胤礽为皇太子。从此以后，朝中就出现了两大政治党派，一是以太子胤礽和索额图（康熙的辅政大臣）为首，历史上被称为“太子党”，一派以其它皇子为首，反对太子的反对党。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意识到如果让胤礽继承皇位的话，必然会导致江山不稳，群臣攻之的局面，于是他痛下决心，以企图谋害父皇之罪，永久废除胤礽的太子之位。
    太子胤礽被永久废除又在朝廷中引起新一轮的太子争夺战。其中以老八胤禩、老九胤禟、老十胤礻我老十四胤祯为首，历史上称为“八爷党”；以老四胤禛（雍正）、老十三胤祥为首，历史上称为的四爷党。
    八皇子胤禩，性情阔达，乐善好施，广结人缘，因而赢得众多人数的支持，朝廷内外的许多官员都向康熙保举他，有还甚至还向康熙施压。
    康熙是什么人？他是大清王朝的皇帝，岂能受朝中大臣们威胁般的施压，看到胤禩背后竟有如此庞大的集团，他不但没有立胤禩为太子，反而革去其爵位，令其反醒。
    其实康熙是一个很聪明机警的帝王，他非常敏感，意识到皇储之争的可怕性，他不断告诫皇子们不许结党营私，说：“诸阿哥中如有投机钻营图谋皇太子之位的，即国之贼，法断不容。”
    八皇子胤禩的下场，使胤禛异常冷静，他认为只有韬光养晦，脚踏实地，才能有取胜的把握，锋芒太露了反而会落败。因而，胤禛表面上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谨小慎微，从不表露有争储之心，即使是自己的身边人，他也隐藏其心。
    权力中的忍术(二）
    一次，胤禛的亲信戴铎在给胤禛的信中，提出储位之争的策略，其言之细，深为胤禛设想考虑。然而胤禛在给戴铎的回信中却写道：“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履行也。”
    其实对戴铎的话胤禛是很愿意接受的，但他心存戒备故意如此回复戴铎，因为此时他只有处处隐忍，不露锋芒，夹住尾巴，才能稳操胜券。
    在众多强大的竞争对手中，胤禛没有明显优势，胤祺以其年长，学识丰富，深得康熙的宠爱和重视；胤禵官居要职，手握重兵，战功赫赫。因此胤禛不敢掉以轻心，胆大妄想康熙能够将皇位传给他。当他听到外面流传说皇位将可能传给胤禩、胤禵时，心中就有说不出的苦恼与不快，但他终究没有表露出来，他采取了内紧外松的策略。
    从表面上看，在激烈的争储之中，胤禛表现出非常超脱态度，不问时事，经常与僧讷往来，谈佛论经，建庙修寺，沉迷于释教道教，写下了《悦心集》一书，书中尽述其愿与僧侣为伍，过一种与世无争的恬淡生活。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当然他采取这种手段一方面是为了蒙蔽康熙和麻痹竞争对手，标榜自己的清纯，使别人不对自己起疑心，另一方面表现在权力争斗中的失意。
    胤禛暗地里按照戴铎信中的建议，一步一步的实施自己争夺皇位的计划，胤禛非常清楚自己要想成功的争夺到皇位，就必须得到父皇康熙的大力支持。于是他经常在父皇面前表现出孝顺，以赢得康熙的信任。因为胤禛摸透了康熙的性格脾气，所以胤禛既不能显露自己的争储之心，更不可操之过急，只能慢慢地在康熙心目中建立自己的形象。在康熙面前他从来不显露自己争储的痕迹。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雍亲王，胤禛对康熙说：“现在我的爵位已经很高了，父皇又封我为亲王，可胤禟、胤禵还是贝子，大家都是兄弟，这样一来，恐怕会有人说闲话的，请父皇将我的爵位和赏赐分给我的兄弟们吧。”
    胤禛的这番话颇迎合康熙的心，康熙很重视兄弟骨肉之情，看到自己的骨肉相互争斗，伤心之至，因而胤禛的话无疑是治疗康熙心病的一剂良药，他不但没有降低胤禛的爵位，反而更加重用他了。
    在赢得康熙的信任的同时，胤禛谨慎处理好与其他皇子的关系。在其他的皇兄皇弟面前，胤禛从不显露自己，虽然大家心里清楚谁都有夺位的欲望，但是胤禛处处表现出自己的亲切和善，以麻痹他们。
    一次，胤祺遭到康熙的谴责时，胤禛多次上奏折，为其说好话，希望父皇不要追究胤祺的过错。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胤祺生病时，胤禛正陪同康熙在处巡视，但他向父皇请求，要求回京探视胤禛。
    对于以前的皇太子胤礽，胤禛也表示尊敬，当胤礽第二次被废时，胤禛上奏请求康熙复立胤礽为太子。
    胤禛在兄弟面前的种种假象，起到了很好的隐藏作用，为自己赢得了时间，扩大了自己的实力。
    胤禛除了认真做这些表面文章外，还加强了对朝中文武百官的感情联络，朝中官员无论权位高低他都进行了笼络，以便在朝野内造成一种论，胤禛是首选皇储；在朝廷官员中他大力培养自己的心腹党羽，安插在重要的职位上，为其夺取皇权打基础。为了进一步拉拢官员，培植自己的势力，胤禛经常邀请官员亲自到府上套近乎，并让手下人帮他联系官员，惟恐漏掉一个。
    一次，胤禛想拉拢礼部侍郎蔡珽，就派手下人去请来自己府上。蔡珽是一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担心卷入夺位战争中，并且康熙也曾下命令，禁止结党营私，于是便以自己身分不便与王府来往为由回绝了。
    过了一段时间，胤禛又派年羹尧去邀请蔡珽，可是蔡珽仍然十分固执地不接受。胤禛在几次碰壁之后，仍然不放弃，继续寻找机会会见蔡珽。终于机会来了，在一次蔡珽去热河行宫向皇帝辞行时，胤禛见到了蔡珽。他与蔡珽推心置腹交谈，热情地将左副都御史李绂介绍给他。最终蔡珽被胤禛拉拢过来，做了胤禛的心腹，为其争储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胤禛周围，他精心挑选的人才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小集团，集团人数不多，个个精明能干。如总督年羹尧、布政使戴铎、步军统领隆科多都是胤禛的死党。
    隆科多是胤禛养母即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他先前与胤禵亲近。胤禵倒台后，他投靠了强大的胤禩集团，后来他发现胤禩不被康熙看中，感到前途渺茫，在康熙末年时，他才选择了胤禛，并立即获取了胤禛的信任和重视。胤禛也看中隆科多的步军统领的职位，认为他大有用处，而隆科多也将赌注压在胤禛的身上，一旦胤禛当上皇帝，他就免不了有升官发财之日。
    后来，胤禛登上了大清王朝的皇位，隆科多也受到了胤禛的重用。
    胤禛的夺储位之战，历经坎坷，在这长达三十多年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胤禛成功地运用了官场谋权的一个“忍”字诀，万事戒急戒躁，隐忍下来，等待时机，这一“忍”字诀的灵活运用，才使他终于实现了皇帝之梦。
    一人坐轿，众人抬
    一个人打不了天下，应该合众人之力打天下
    俗语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之手才能推墙倒。想要成就大事，就不要有一个人打天下的奢望，因为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应该合众人之力打天下，权力在开始阶段，就要利用自己的优势，联合众人对付强敌。到了一定阶段，权力就像滚雪球样，越滚越大。
    1626年，努尔哈赤率领诸位贝勒、亲王统领十三大军浩浩荡荡远征明朝，直逼宁远城。
    明朝崇祯皇帝起用中级武将袁崇焕，让他驻守宁元城。袁崇焕亲率全城将士誓死反击，明朝守城将士的英勇抵抗使兵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的军队惨遭重创，宁元城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大有怀恨而归之意。
    战事的连连失利给努尔哈赤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这年八月，一生在马背上驰骋纵横疆场数十年的努尔哈赤在距沈阳四十里的地方溘目而逝，未完成的事业抛给了十几个儿子，努尔哈赤之死，给他几个儿子造成了紧张和混乱的局面，围绕权力这根指挥魔杖进行血雨腥风的争斗，究竟由谁继承努尔哈赤的皇位，谁有能力率领后金国继续进行反明大业？
    按照中国历朝历代帝王继位的传统制度，父死其位由长子继承，长子即为太子，老皇帝临终要立遗诏，宣布皇位的继承者，一旦皇帝驾崩，太子就开始登上皇位，担当治理天下，统率臣民的重任。可是努尔哈赤直到死也没有写遗诏确定皇位的继承人。
    于是这就给手握重兵的贝勒们提供了平等争夺皇位的机会，不可避免的引发一场血腥的权力之争。如果稍有不慎努尔哈赤辛辛苦苦创建的千秋基业就会毁于一旦，打下的江山就会土崩瓦解。
    原来，努尔哈赤在世时先后确立过两个儿子为皇位的继承人的，这两个儿子就是禇英和代善，但令他痛心的是，这两位继承人令他大失所望，因而不得不取消他们继承的资格，以致于到他临死也没有留下遗诏。
    禇英是努尔哈赤的长子，是第一个大福晋佟佳氏所生。少年时，禇英练就一身本事，十七岁率军东征女真，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由于战功卓著，他先后被努尔哈赤授予“洪巴吐鲁”（英勇）。“阿尔哈图图门”（足智多谋）的美称。立其为嗣子。无论以嫡长论之，还是从战功来说，均无可厚非是皇位理想的继承人。
    然而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禇英被努尔哈赤立为嗣子，激起了宫廷里的权力争斗，四大贝勒和五大亲王眼看皇位就要落在禇英头上。因而众贝勒和亲王们联合起来，共同攻击禇英，他们在努尔哈赤面前状告禇英，在大家群起而攻之下，努尔哈赤不再信赖禇英了，禇英在众贝勒和亲王们之下感到万念俱灰，祷天祈告，诅咒远征的努尔哈赤，结果被人告发，打入死牢，囚禁而死。在这场皇权争夺中，禇英成了牺牲品，其他四大贝勒有了继承皇位的希望，他们将不遗余力争夺皇权。
    禇英死后，努尔哈赤又立大贝勒代善为继承人，并立为太子。然而，没过几年，代善和第二个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大福晋富察氏有奸情，结果大福晋富察氏被废，最后她被自己的儿子、三阿哥莽古尔泰杀死。这样努尔哈赤又废除了代善的太子之位。
    禇英已死，代善出现丑闻，莽古尔泰杀死亲母遭斥责，二阿哥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而非直系，因此努尔哈赤逝世时，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是四贝勒皇太极和大贝勒代善及多尔衮。这多尔衮是努尔哈赤和第三位大福晋阿巴亥所生的儿子。
    那么，谁能登上大清皇位宝座，拥有天下至尊的权力，各种力量都在暗中集结着，紧锣密鼓的筹划着。人们在拭目以待着。
    明天啓六年（1626年）九月的一天，皇太极正式登上大清皇位，拥有天下至高无上的皇权。
    皇太极是如何使握有重权的代善甘愿放弃皇位，而支持他登基继位的。
    原来，代善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岳托、一个叫萨哈连都是大清的军政要员，他们聪明而睿智，深得努尔哈赤的喜爱，他们一直都是代善的重要参谋。他们看到努尔哈赤去世后，大清国外有明朝的虎视眈眈，朝廷内部各大贝勒围绕权力争斗不断，众大臣各为其主，可谓内外交困，形势危急险恶，决非其父代善所能解决的。
    再说皇太极战功赫赫，处事英明果断，深得众望。与代善关系密切。于是岳托兄弟劝父亲代善，推举四贝勒皇太极登皇位，这样做可以一举两得；一是有拥立之功，新帝登基会另有封赏；二是可以抑制多尔衮，维护我们的实力。
    在两个儿子的劝说下，代善权衡利弊得失，最终作出选择——支持皇太极登基称帝。
    当皇太极从岳托兄弟口中得到把代善的这一重大决定时，皇太极大喜，他在岳托兄弟面前承诺说，在他登基位之后，他要请三大贝勒共议国政，对诸位贝勒也要以兄弟之礼待之，否则必遭天谴，必夺寿命。
    由此，皇太极与代善集团达成了默契，然后他们联合起来，去对付共同的政敌多尔衮及其母亲阿巴亥。
    阿巴亥在努尔哈赤的晚年得宠，于是子以母贵，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三兄弟在尚无战功的情况下，受到了特殊的恩宠，领有正黄旗、镶黄旗和十五牛录，并得到再赐一旗的许诺。这样，多尔衮兄弟的实力已经超过包括皇太极在内的诸贝勒，与大贝勒代善并驾齐驱，这令代善极为不满。
    更令代善和皇太极担心的是，阿巴亥极富心机，胸怀大志，又知晓努尔哈赤和大清朝的许多秘密，如果任其做大发展，今后势必危及他们的利益。因而她和她的三个儿子不仅是成了代善和皇太极最大劲敌，而且还是心头之患。
    皇太极在得到代善的支持后，立即到阿巴亥住处，令其自尽，为努尔哈赤殉葬，毫无准备的阿巴亥含泪走上了黄泉路。
    登上皇位之后，皇太极履行承诺，他给岳托兄弟封赏了官位，和三大贝勒共议国政，对诸位贝勒也以兄弟之礼待之。
    由此，皇太极通过联合代善集团，谋取了皇位的权力宝座；而代善集团通过联合皇太极，扩大了自己的实力。
    此后，皇太极开始踏上了一条充满艰辛与坎坷的道路，建立了大清王朝，成为清朝的第一位开国皇帝。
    努尔哈赤的高明之处，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联合他人，先对付最危险的敌人，让别人把自己推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峰巅，却不留丝丝痕迹，这简直是令人叹为惊叹折服啊！
    权力要靠众人推拥
    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孤单是最大的敌人。任何一个成功的领导，都有一些得力的手下，只有在手下的抬举下，才能攀爬上更高的权力。
    铁木真就和札木合在一起生活，在这一年里铁木真的势力迅速猛增，铁木真的迅速发展引起雄心勃勃的札木合的忌恨，正在这时札木合的弟弟因为抢掠铁木真的马群被蒙古人杀了，札木合就以此为借口，纠合塔塔儿、泰赤兀等13部的三万人进攻铁木真，铁木真也将自己的三万勇士分成十三翼迎战札木合。双方在克鲁伦河畔的答兰勒巴主惕进行了一场大战。这场战争先是以铁木真战败而告终，后来，札木合大肆屠杀俘虏，致使他的部下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纷纷投奔到铁木真，铁木真因祸得福，加强了自己的实力。最终成为这场战争的大赢家。这场战争在蒙古的历史上被称为：“十三翼之战。”
    其实，铁木真能够被蒙古各部落推举为蒙古大汗，他不仅拥有一定的实力，而且他还善于笼络收买人心，他常许诺以信义，赠予物质和利益来吸引百姓。据史书记载，从十三翼之战后，有40多个贵族和20多个氏族部落背叛札木合投奔铁木真，其中忽必来、速不台后来都成了铁木真的名将。铁木真的叔父答里台斡赤斤、堂弟忽察儿、忽图剌汗之子阿勒坛、主儿乞部的泰出等都是他后来称帝的拥戴者。能将如此多的贤能志士笼络到手供自己所用，铁木真的公关活动真是高绝漂亮。
    由于大批蒙古人都聚集在一起，选择一位大汗已是刻不容缓的，较有竞争力的是忽图剌汗之子阿勒坛，铁木真的堂兄忽察儿、主儿乞部的撒察别乞、泰出。相比之下，铁木真的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势力也不占优势，本来获选的机会小。但铁木真之所以能在这众多强硬的竞争对手中获胜，当选为蒙古国的大汗，这与他精心策划周密布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选举前，他与札只刺部的神职人员答豁儿赤秘密签订了一份协议：如果答豁儿赤能以神职人员的名义宣称上天指定铁木真为大汗，如果铁木真能够竞争到蒙古汗位的话。铁木真封他为万户侯，并送给答豁儿赤30个美女。本来蒙古人对宗教人士的话奉若神明，答豁儿赤为铁木真当先大汗制造舆论。
    因为几位贵族都希望自己能当选大汗， 他们谁也不服谁，所以铁木真以退为进，当他们互相猜疑，谁也不先表态时，铁木真来了个先发制人，他先提议阿勒坛当汗，但没人附议，阿勒坛自己是不能推荐自己的，蒙古人又有谦逊传统，自然推辞一番，这样铁木真又推选另一位，自然而然是结果同样。与此类推的别人推举完了，还是没有人能孚众望。一时场面陷入了尴尬之境。这时，答豁儿赤以神的名义发言了，他称铁木真当汗是上天的旨意，谁也不能违背天意。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贵族既没有达成协议，仍然各自心怀鬼胎，无疑铁木真占其主动。其他贵族谁也不敢公开反对神旨，而又推举不出一位与铁木真竞争的候选人来，只得顺应形势，推举铁木真了。于是铁木真顺理成章成了蒙古大汗。
    虽然，蒙古贵族推举大汗时，要向大汗发誓，誓死效忠大汗。大汗也拥有控制和指挥手下的贵族和部众的权力，但是贵族都拥有自己的财产和军队，这时的蒙古国还是一个个流动的诸侯国，尽管大汗权力很大，但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的话，那么大汗也只是虚有其名。成吉思汗虽然是大汗，但几个落选的贵族心中不服，又是他的长辈或兄长，所以铁木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铁木真不愧为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自然有一套杰出的本领，那就是大汗必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必须要拥有绝对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他很清楚自己面临的情况，所以第一步也就是巩固自己的阵营。他采取了军事行政的管理方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军队——新兵部队，由心腹大将博尔术和者勒蔑统领，对军队的工作都有分门别类的划分和明确的指派，各部门的将领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军队的重要部门则由成吉思汗的亲兄弟和心腹分别把持着。这样成吉思汗的直系部队已不是传统的部落集团了，而是具有雏形的国家军队。对于其他贵族，成吉思汗还没有力量加以限制，随着形势发展，他正用新型的国家机器拓彊辟土，这就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金章宗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春天，蒙古各部落在斡难河畔举行忽里勒台大会，推选统治整个草原的大汗。铁木真当仁不让，再次被推选为蒙古大汗，即草原的最高统治者。尊称他为：“成吉思汗”“成吉思”蒙古语是“强大、坚强”的意思。
    成吉思汗统治了蒙古国之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蒙古的的措施。他对军队实现了全面的军事化管理，对地方实行了行政改革，将全国百姓以千户制百户制管理，（千户制即以千户人家为单位，设千户长，下设百户制，以百户为单位，设百户长，百户之下再以十户为单位，设十户长）这既是行政组织，也是军事组织。这种无战事期间以游牧为主，战争期间军队出征的组合，是游牧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同时也正是他们战斗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千户之上，成吉思汗又设立了万户长，主要是在战争中起着指挥作用。
    蒙古帝国建立后并没有风平浪静，在蒙古统治者内部发生了一次神权与世俗权力的争夺。
    蒙古的宗教领袖阔阔出曾主持过1206年的忽里勒台大会，申明长生天让成吉思汗即位的旨意。在蒙古人心目中宗教领袖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他的地位有时比大汗还重要。但成吉思汗建国后，阔阔出逐被冷落，于是他不满于现状，造谣说上天想让成吉思汗与合撒儿分管蒙古，对成吉思汗兄弟挑拨离间，公开侮辱、殴打合撒儿。成吉思汗险些儿把合撒儿杀掉。后来阔阔出气焰更加嚣张，许多部众听了他的话投奔他。成吉思汗毅然决然采取了果断措施，令弟弟斡赤斤借机将他杀死。成吉思汗在与神权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成吉思汗通过努力使蒙古帝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沉默了一二百年的大草原焕发出耀眼的光芒，游牧帝国的血统在奔腾，草原的绿色波涛在咆哮，成吉思汗正以草原为起点，开始他震惊世界的扩张生涯。
    集中权力是一件危险的事。权力是一柄利刃，必须握住刀柄才能使用，但不小心就会被刀锋所伤。成吉思汗的高明之处，不是自己抢夺权力，而是让别人把权力放进自己手中，这也是很多帝王常用的成功策略。
    墙倒众人推
    运用权力必须学会变通术，人们经常把权力和智慧相联系，简称“权智”，因为权力离不开智慧。通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变，是谋权者成功的必备素质，只有精通权变术，才能将权力资源转为真正的力量。才能用权力来扭转危局，治繁理乱。
    领袖不一定是为自己出谋划策的谋略家，但他身边必须有一个忠于自己的智囊团，从而为他出谋划策。但他必须虚怀若谷，虚心接受别人的忠告。并且付诸实施，拥有一个忠于自己的智囊团，天下就有一半的成功。
    公元前1046年，周文王去世，周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子牙为国师，并尊称他为尚父。姜子牙，又名姜尚，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谋略家。
    一次，周武王问姜子牙道：“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多劝善，简其令而教化民众，何道可行？”
    姜子牙答道：“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赏之。令一人而千人得，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
    武王心领神会，时时慎于刑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来愈清明。
    这时， 殷商王朝正趋于衰亡。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周武王姬发又在扩建都邑，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作为新的政治、军事中心，积极从事颠覆商朝的活动。
    武王九年，周军东观兵于孟津。姜子牙左杖黄铸，右持白旄，统领众兵，驾驭舟楫，沿黄河顺流而下，严申军纪，号令将士。“后至者斩！
    周军到达孟津之后，各地诸侯也陆续到了孟津，周武王举行了誓师大会，发表声讨商纣王的檄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会。”
    在誓师会上，诸侯一直认为讨伐商纣的时机已经到了。
    姜子牙则认为，当时商朝的政局虽成土崩之势，但其内部还没有瓦解的征兆。讨伐商纣的时机还未完全成熟。于是，周军班师回朝。这次行动虽然只是灭商前的一次政治、军事预演，但也是对天下人心向背的一次实测。使更多诸侯听命于周朝。
    武王十一年，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商纣王受妖姬苏妲己的盅惑，害死姜皇后，忠心臣比干被挖心而死，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投降周武王。朝中大臣们见商纣王已不可救药，都侧目而视，缄口不言。
    商朝面临土崩瓦解之绝境。
    这一年，适逢周朝遭遇饥荒，民众争欲外出作战，借机掠取敌国粮食物资，以度荒年。
    武王见灭商时机已成熟，就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
    墙倒众人推(二）
    姜尚知天时、地利、人和周朝皆占，就答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宾殃。”
    武王闻言，决意举兵伐纣。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
    遂以姜尚为主帅，统领兵车300乘，虎贲（猛士）3000名，甲士4.5万人，姜尚亲自援袍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统兵进取商都。
    周朝的部队行至中途，数次遇到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时候，甚至到了拔树倒屋，折旗损毁。姜子牙见上下交互不安，便把这肃杀的之征巧释为对商朝的天怒之象，借助虚无缥缈的天地鬼神，来推行人事，理直气壮地打出吊民伐罪的旗号。
    时当天下鼎沸之际，群雄并举，遇有一方发难，便有八方响应。周朝军队东进途中，各地诸侯纷纷前来会师。
    十二月，周朝军队的士气高昂。从孟津渡黄河，浩浩荡荡直捣商朝都城朝歌。
    清晨，周朝军队和诸侯的兵将抵达商郊牧野，距朝歌70里，武王召开誓师大会，历数纣王听信谗言、不祭祖宗、不任亲族、招集四方罪人等罪行。
    誓师大会后，周朝军队和各路诸侯陈兵牧野等待着与商朝军队决战。此时，商纣王在王宫骤闻敌军强兵压境，慌乱中只得驱使十七万奴隶和战俘仓促应战。姜子牙做前锋，亲率虎贲和兵车冲击商军。商军虽多，却全无心恋战，居然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杀回朝歌。
    纣王见大势已去，惶恐地登上鹿台，蒙衣自焚。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有五百余年的商朝就此灭亡。
    司马迁对姜子牙的谋略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有一段概括评价：“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姜子牙具有过人胆略和远见卓识，治国用兵不拘形式，务求实际，具有开拓创业的精神。他一生多谋善断，长于用兵，工于奇计。周朝以后的兵家和谋略家都尊他为祖师。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家。
    挟天子而令诸侯
    权势，权势，有权才有势，反之有势才有权。权力是势力和实力的结合体，有实无势是名不正言不顺，有势无实反而受制于人。
    曹操在知人善任、用人之长方面表现非凡，同袁绍的刚愎自用、短于从善形成鲜明的对比。
    曹操能够独断大事占得战争先机，夺取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权，确如荀或所论“谋取胜算”，仅举一例加以论述：
    俗话说：“乱世既出英雄，又出枭雄。”
    建安元年（190年）春，中原大地，董卓专权，诸侯割据，群雄聚集，逐鹿中原。虽然汉献帝刘协沦落成名存实亡的傀儡流落安邑，汉室天下即将分崩离析。但汉室依然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臣僚都想打着拥护汉室皇帝的幌子来扩充自己的实力，都想把汉献帝抓到手。以当时的军事实力论之，袁绍雄据北方，拥兵数十万，旗下良将谋士众多，军事实力最为强大。
    沮授劝袁绍说：“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袁绍很高兴，打算照办。
    郭图却说：“汉室凌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沮授说：“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计，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
    由于郭图等人的阻止，袁绍没能听从沮授的意见。
    后来，曹操就挟天子而令诸侯了。实际上在迎奉汉献帝的问题上曹操集团内部也发生了一些争议，他的大多数谋臣对迎奉汉献帝一事都持反对意见，只有荀或主张奉迎汉献帝。他提出“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的战略思想和沮授所说“挟天子而令诸侯”完全是不谋而合。这真是时势如此，英雄所见略同。
    曹操在这稍纵即逝的机遇面前，果断的采纳了荀或的建议奉迎汉献帝。恰好此时董承不满韩暹矜功专姿，难以共事，暗里派人请曹操带兵去洛阳勤王。这样，曹操就名正言顺的带兵赴洛阳朝见汉献帝。顺利地将汉献帝奉迎到许都。
    在奉迎汉献帝的事上，曹操当机立断，充分显示了其 “独断大事，应变有方”、“谋取胜算”的卓越才能。
    虽然曹操在拓展疆域，清除政敌，排除异己方面表现出他酷虐、谋权机变的个性，显露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但是他还需要审时度势，多谋而善断才能成就其雄图霸业。
    霸权征战江山
    权力的运作有三种方式：霸权秘诀：法家提倡霸权，霸权是乱世之中争霸强兵的有效手段。儒家提倡仁权，仁权是太平之世稳定统治的必由途径。道家提倡虚权。虚权是战乱初定恢复生产的高明决策。
    曹操在争战江山时期推行的是霸权主义，究其原因与其出生年代和他的家境有密切关系。
    曹操出生于（公元前155年），字孟德，小字阿满，他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曹嵩过继给曹腾，本姓夏侯。养祖父曹腾历侍东汉四代皇帝，汉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其父曹嵩继承曹腾的侯爵。在汉灵帝时官居太尉。
    东汉末年，汉献帝沦落为傀儡皇帝，汉室政权落入董卓之手，诸侯割据，群雄逐鹿中原征讨董卓，曹操生逢乱世，俗话说：“乱世既出英雄，也出枭雄。”曹操堪称乱世中的枭雄，挟天子而令诸侯。
    曹操起兵兖州，他始终把兖州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根据地，兖州是他亦进亦退的堡垒。
    荀或曾劝誎曹操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可以胜敌，退可以坚守，故虽有困，终成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也。”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巩固了兖州，也为他以后其他对手，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所以不能带兵打仗，还是图谋政权，最关键所在是要充分估量各方势力，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是极其重要的战略。
    其次是挟天子而令诸侯。曹操虽占据兖州、豫州，但想实现其霸业，仍需借助外部力量的支撑和其他优势。
    初平三年（192年），毛玠向曹操建议：“当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终年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强民众，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木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如此则王霸业可成。”曹操认为毛玠言之有理，中国古代的“天子”都是替天行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掌握了天子，谁就能号令天下。在曹操之前，是董卓胁持天子；董卓被诛，李傕、郭汜都想掌控天子而互相撕杀，天子又被杨奉劫持，可见在乱世之中，控制天子是拥有天下的最有效的方法。曹操深知其道理。当荀或提出：“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首倡义兵，奉天子以徒众望，不世之略也。”曹操当机立断，即刻兴兵，把汉献帝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迁都至许昌，使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兵法讲究：“出师有名”、“义兵者胜”，曹操就是通过挟天子来获取了这种“名”和“义”。
    古代军队打仗讲究“行军打仗粮草先行。”充分说明粮草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充足的粮草的话，再强的军队最终都会丧失战斗力，落得个 “军无粮草千兵散。”的结局。可见粮食生产和供应是获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机制。也是强国富民的重要内容。《孙子兵法》讲：“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曹操在为《孙子》作注时也深感“无此三者，亡之道也。”
    曹操深知粮食对战争和治国的重要性，他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他将屯田的方式作为战争和治国两方面都必须完成的大事来考虑，足见其雄才大略。这种做法，使当时被战争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其霸业奠定了丰厚的经济实力。这就是曹操多次东征、南下，尽管战事频繁，但都没出现过兵源不足粮食紧缺的现象。
    曹操既深知用兵之道，更深谙治国之道，而这些重大策略都是建立在审时度势基础上。
    曹操善于机权谋变，善于操作权柄。既有独霸天下的雄心，他对权力运用的核心也是有深刻把握的。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明确继承了法家的权术思想，将刑德二柄作为其运用权力的基本形式。韩非子说：“明主这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曹操自始至终是一手抓刑，一手握赏。采用恩威并施的方法，对反对自己的势力予以坚决镇压，对有功于自己的人则大加奖赏。东汉末年的社会历史现状，造成了礼乐的崩废，智士能人都希望找到英明之主，竭尽其智其能，今天事袁绍，明天事曹操，后天事刘备或孙权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只靠儒家正统的仁德是难以笼络住天下的人才的。况且整个国家处在纲纪破坏，豪强四起的境地，在权力运用上陷入软弱无力，根本无法形成合力。所以，曹操提倡法家的霸权，实质是加强中央集权，适应战争的需要，增强自己的实力，达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目的。
    曹操为巩固自己的独裁和专制，对软弱无能的汉献帝严加控制，对敢于忤逆自己的宦官、外戚实行残酷镇压。
    建安五年（200年），董承等人策划谋杀曹操，事情败露后，曹操不仅杀死董承等人，夷灭三族，就连董承的女儿、献帝的贵人，身怀六甲也在劫难逃。曹操说：“欲留此种，为母报仇乎？”在《曹瞒传》中写道：“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耶？’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
    通过这件事，可见曹操专权已经到了极点。以后的孔融被杀，荀或对曹操可谓忠心耿耿，竭尽全力为曹操出谋划策。最后还不是被曹操所杀，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足见曹操极其残酷。但反过来一想，曹操不如此杀戮，又怎能实现其专权独裁，又怎能实现其霸业。
    从另一角度考虑，凡对曹操忠心不二，惟他命是从者，他又及时行赏。据史书记载，曹操每次行军，凡经过阵亡将士的坟地或阵亡地，他都要亲自祭典哀悼。
    建安二年（197年）典韦战死，曹操亲设祭台哭祭典韦。郭嘉远征乌桓病死在途中，曹亦痛哭：“散失奇佐”。顿足大叹，哭着对荀攸等人说：“诸君年皆孤辈出，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
    毛宗岗曾这样评说曹操：“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但无论怎样，曹操用诸如此类的方法确实起到笼络人心、激励斗志的作用。所以，在曹操的阵营里很少有叛逃者，而投降者则多。其统御之术可谓高明。
    曹操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三方鼎立中实力最强，其识人和用人的管理思想发挥了很大作用。智者如荀或、荀攸、刘晔、郭嘉、程昱、贾诩、满宠、吕虔、毛玠、司马懿等。将者如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乐进、李典、邓艾、张郃、张辽、典韦等。有的是招募而来，有的投奔而来，有的收纳而来，的则系宗族追随而来，人才济济，囊括了中原的各种人才聚于一堂，更难得者是各种人才源源不断，保证了曹魏在人才上的优势。
    曹操霸权的特点是选拔人才，而其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唯才是举，唯才是用。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要提拔予以录用。
    从210年至217年，他颁布了三道 “求贤令”，特别是在第三道“求贤令”中他强调从基层选拔人才，按韩非的“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要求，重申凡是具备高智能特异素质的人，有御兵治国之术的人，不论出身有无门第高低贵贱，一概推举。由此可见，在曹操心目中最重要的是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这些人无论过去怎样只要肯建功立业就能获得高官厚禄，这就是他成就霸业的基础。
    在曹操的手下，除了少数象荀或、荀攸等出身于世家官吏外，绝大多数是白丁出身，他正是依靠这些来自社会低层三教九流的人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些人才受到曹操器重而竭尽智力地为曹操的霸业出谋划策，为自己建功立业。
    曹操因爱惜人才而名及诸侯，他真心实意留关羽；容陈琳，不计仇嫌疑；纳许攸，跣足出迎；释张辽，解衣，接张郃，不存疑心等。
    曹操对手下的谋臣智者极为尊重，虚心听取并采纳谋臣们的各种意见，如荀或为曹操谋划霸业提出了众多真知灼见的计谋，譬如建立兖州根据地、勤王兴汉、挟天子以令诸侯、移驾许都等计都被曹操采纳；郭嘉的十胜十败、远征乌桓及遗书平辽东等也为曹操所接受；贾诩虽三易其主，曹操仍委以重任，虚心听取贾诩的意见。曹操用郭嘉之计远征乌桓。胜利后，对先曾誎者予以重赏，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誎，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
    所以在曹操处各种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发表，好的意见也能及时接纳，形成一种以诚相见，推心置腹的良好环境，使有能力的人才都能有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这也是曹操能够赢得许多谋士归附的重要原因。
    曹操把霸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即使没有牢固的靠山，纯粹靠自己的力量，一点点地积累，也最终成了三国时代最大的势力集团公司，这一切皆归功于他运用霸权之术。
    霸权的特点首先是机谋权变，曹操深知自己是乱世之枭雄，所以他充分发挥要权谋霸术，从而使自己成为最大的胜利者。
    铁的手腕
    权力到了无法控制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轻则使人身败名裂，重则国家灭亡。为人上者不但要控制权力，抑制权欲的膨胀，更要制约和平衡手下人的权力，防治不给权不办事，给多权乱办事的恶果。精明的领导既要有宽容心，又要有制衡的手段，两者缺一不可。
    用铁的手腕驾驭能干的手下是一个领导的最主要工作是既让手下发挥自己的能力，又能够全面控制手下，使其心甘情愿的为自己卖命。越是能干的手下越是难控制，也就越危险。如果把一个能干的手下比喻成一匹骏马的话，那么领导者就是驾驭骏马的骑手。如果骑手无法驾驭骏马，骏马就会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那么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一个精明的领导者应该精通控制之术，才能充分发挥手下的最大潜能。
    如何控制和调动手握大权大将的积极性，秦始皇自然有一套特立而独行的方法，在他消灭楚国的战斗中，他把这方面的优点表现得很充分。
    战国时期，秦国吞食了魏国之后，秦始皇又把进攻的目标瞄准了楚国，楚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占据着河南东南和南部、山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苏、安徽、江西、浙江，但是楚国统治集团已经彻底腐败，无法逃避覆灭的命运。可以说是秦国最难啃食的一块骨头，成为秦国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
    在秦国的都城咸阳，三十五岁的秦始皇正野心勃勃、踌躇满志的觊觎着楚国这片肥沃广袤的土地。
    一次，在进攻楚国的作战会议上，秦始皇问年轻的将军李信道：“将军估计，讨伐楚国，需要多少兵力？”语气中含有轻视之意。
    “二十万足够了！”李信信心满满地答道。
    秦始皇又问老将王翦道：“王老将军，讨伐楚国，需要多少兵力。”
    非六十万人马不可，李信以二十万人攻楚，必定不克。”
    秦始皇认为老年人比较胆怯，不如年轻人气壮勇武，不用王翦，就任命李信为大将，蒙武为副将，率领二十万兵马声势浩大的去攻打楚国。

    公元前278年，楚国被白起攻破鄢城、郢城之后，迁都淮阳，收兵自保。五十年间，国势一度有所恢复，但依然是地大兵弱。
    公元前253年，五国联军攻秦连连失利，楚考烈王急忙迁都寿春，企图避开秦军可可阻挡的进攻。秦国攻破韩国、魏国、燕国、赵国之时，而楚国依旧是一个南方大国。
    公元前225年，王翦的儿子王贲率军攻楚，夺取了楚国十余座城池，结束了楚国五十年牢不可破的历史， 拉开了灭楚的序幕，这场战争足以证明楚国的确是兵弱将寡。
    但是年轻气盛的李信还是错误低估了楚国的力量，要彻底消灭楚国是决非容易之事。
    战争初期，李信、蒙武率领二十万秦军攻楚还是很顺利的，不时有捷报传回咸阳。李信攻打平兴、蒙武攻打寝城，都是大破楚军。李信攻下平兴，引兵急进，很快攻下申城，与蒙武会师父城，一起进攻邾城。
    楚王闻讯秦国攻略，逐封项燕为大将，率兵二十万迎战秦军。楚军水陆两路齐头并进，项燕获知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正从申城浩浩荡荡的杀奔而来，便一面在寿春以北、淮河北岸的巨阳一带地区集中主力迎敌，一面令副将屈定在鲁台山一带埋伏七处人马。
    李信一鼓作气，一路急行，恰遇项燕主力，两军展开激烈交战，正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屈定的七处伏兵迅速出击，楚军四面包围了秦军，楚军的军队方寸大乱，抵敌不
    住，七个都尉被杀，秦军大败四散逃亡。项燕率领楚军乘胜追击，三天三夜，秦军死伤不计其数，项燕全部收回失地。
    蒙武知悉李信兵败逃窜，忙退兵回到原赵国境内。李信伐楚以失败而告终。

    秦始皇闻听李信兵败，削去李信官爵收回了封地。他深悔未听王翦的话，于是亲自到王翦家中，恳请已经退休的老将军重新出山。
    秦始皇对王翦道：“寡人深悔不听将军的话，李信的二十万大军果然不幸被老将军言中，被楚将项燕打败。听说楚军正在西进攻秦，将军虽然有病在身，难道就忍心看着寡人不管了吗？”
    王翦推辞说：“老臣体弱多病，恐难带兵打仗，大王还是另请高明吧。”
    秦始皇说：“这次征讨楚国，非老将军莫属，老将军就不要再三推辞了。”
    “如果大王非要用老臣，那么老臣非要六十万人马不可。”
    秦始皇笑道：“寡人曾听说，古代大国只有三军，中等国家则只有二军，而小国则只有一军，出师时并不是全部出动，以国内缺乏兵力、王霸的威势凌驾于诸侯之上，军队也只有战车千乘，一辆战车七十五名士兵，也从未达到十万。如今将军一定要动用六十万大兵，真是前无古人啊！”
    古代打仗，约定日期，摆开阵势，双方列阵出战，其步伐有一定规定，动干戈不致重伤，声讨罪过但不兼并土地，虽然诉诸武力，但仍然寓含礼让之意。所以帝王用兵，数量不必很多。如今诸侯以力相争，恃强凌弱，逢人便杀，见地就占，兵力动辄数以万计，围城经常越年，农夫持刀枪，儿童入兵册，形势所逼，没兵不行。楚国拥有东南，一声号令，楚国拥有东南，一声号令，百万兵员可备，我要六十万，还恐怕不能克敌，无论如何 ，不能再少啦。”
    秦始皇叹息道：“将军征战多年，分析问题精辟透彻，寡人听将军的。”
    秦始皇车载王翦入朝，即日拜为大将，倾全国之兵力，组成六十万大军，交给王翦，仍用蒙武为副将。出师之日，秦始皇亲临灞上送行。
    王翦敬秦始皇的酒说：“大王请饮此杯，老臣有个请求。”
    秦始皇一饮而尽，说：“将军但说无妨。”
    王翦从衣袖里取出一简，上面开列着咸阳的数处田土住宅， 求秦始皇道：“请大王批臣家。”设
    秦始皇看后笑道：“将军成功回来，寡人方与将军同享富贵，还怕贫穷吗？”
    王翦说：“我已经老了，大王即使给我封赏，也只是风中蜡烛，能光耀几时？不如在我活着的时候，多多赏赐良田豪宅，作为子孙产业，这样我就可以世世代代享受大王的恩赐。
    秦始皇大笑着，答应了王翦的请求。
    王翦的大军到了关外，又派使者驰回咸阳向秦始皇索要数处园池。
    蒙武问道：“老将军是不是要的太多了？”
    王翦手捋长须，面带微笑，告诉蒙武：“秦王性格刚强，威风凛凛，但是却犹豫而多疑，不信他人。如今交给我六十万大军，这可是倾国之师啊！我多求田宅园池，谎称为后代子孙考虑，其实是为了安慰秦王之心，如果不这样，岂不是让秦王怀疑我的忠心？”
    蒙武听了心悦诚服地说：“老将军果然高见，我自比不上的。”

    秦始皇自然心中明白王翦的一片苦心，就在王翦大军向楚国进发时，秦始皇的特使飞驰赶来，宣布秦王的诏书，秦始皇把年仅二十来岁的公主许配给王翦，一时间年愈花甲的老将军王翦，成了三十六岁的秦始皇的乘龙快婿。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战场容不得丝毫的柔情。王翦一夜夫妻恩爱之后，留下了这个已经成少妇的美貌少女，跨上高头大马，挥动着秦始皇御赐的宝剑，指挥着秦国的六十万大军向楚国挺进。
    经过两年的征战，王翦大军攻战了楚国都城寿春，楚国就此灭亡。秦国设置了楚郡，接着秦始皇又征服了百越之地，置会稽郡。
    楚国的灭亡，昭示着秦始皇已经一统天下。
    老将军王翦平定楚地、百越，班师回朝，在咸阳城外三十里秦始皇率朝中大臣亲迎王翦凯旋归来的大军，亲口称赞道：“老将军宝刀不老，小将军英雄年少，王氏父子，大功于秦，天下无双。”说完，亲扶王翦上车入咸阳城，赏赐黄金千斤。
    王翦坚持不授，并且送还出师时所索要的全部良田园池楼阁，带着新婚的娇妻回归频阳。
    借刀杀人
    善于利用是聪明人的主要特征，如果善于使用权力，便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威力，权力如一把锋利的刀，只要牢牢抓住刀柄，不让刀刃对着自己就行了。
    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小名兰儿，生于1835年11月29日（农历十月初十），其父惠征官居四品道员，在他的四个儿女中，兰儿长得秀美，天生丽质。在咸丰二年，（1852年）她参加了咸丰皇帝选秀女的行列。被选中送入皇宫，进宫之后，兰儿以自己的美色和优美动听的歌声深得正当壮年的咸丰皇帝的宠幸，封为兰贵人，两人的关系好得连皇后钮祜禄也没办法拆散，无奈之下皇后只得搬出“祖训”，咸丰才有所收敛。
    然而，天资聪颖的兰贵人深知宫中女人争宠的激烈，后宫里的三千佳丽都只能侍候皇帝， 能够陪皇上一夜就算是凤毛麟角了，因为咸丰皇帝对兰贵人非常宠爱，所以致使兰贵人成了后宫女人嫉妒的目标，大家的众矢之，连皇后也视她为强硬的竞争对手。
    面对这种四面包围的环境，兰贵人知道只有凭借皇帝的力量，才能躲避来这各种的“暗箭”，并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后宫中的地位。从此时开始，直至晚年，兰贵人就运用从史书上学来的官场谋略，充分发挥自己的威力，借助他人来谋取至高的权力宝座。
    此后，她不再像过去那样纠缠咸丰皇帝，而是靠拢皇后，向皇后大献殷勤，渐渐的她博得皇后的好感。在进宫的第二年，兰贵人被册封为懿嫔。，为大清王朝日后的迅速衰亡埋下了无穷的后患。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在承德热河病死，遗诏户部尚借刀杀人（二）
    咸丰六年（1856年），懿嫔生下咸丰的长子载淳（即同治皇帝），母凭子贵，诏封为懿妃，第二年又晋封为懿贵妃，其权力和地位在仅次于皇后，是后宫的第二号人物。此时，她实现了自己部分力的梦想，正向着新的权力目标奋力迈近。
    由于咸丰皇帝贪恋女色故而体弱多病，时逢清朝内忧外患（北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南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每天堆积如山的政事要务让咸丰皇帝心力憔悴，苦于应付。于是咸丰帝把批阅奏章之事，通过自己口授由懿贵妃代笔完成，懿贵妃工于书法，对朝廷事务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样就给权欲极重的懿贵妃提供了接触政治，干预朝政的最佳时机，为她膨胀的权欲添柴助燃书肃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八大臣辅佐年仅6岁的皇太子载淳，并改明年为祺祥元年，尊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幼帝生母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同年十月四日，又分别为两宫太后徽号“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从此懿贵妃又被称为“慈禧太后”，因其居住西宫，故又称“西太后”。
    咸丰皇帝死后，同治继位，辅政八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围绕着权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肃顺等八大臣企图阻止两宫太后的垂帘听政，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两宫太后担心肃顺等八大臣会乘机夺权。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咸丰之弟）联合，借重恭亲王奕䜣的势力，对付辅政八大臣。
    肃顺等八大臣在咸丰驾崩后，根据遗诏发布命令，禁止恭亲王和统兵大元帅胜保到热河为咸丰吊丧。奕䜣接令后大为不快，他通过亲信四处打听承德的动向。然后，奕䜣上奏折请求赴热河。肃顺等人想借机铲除奕䜣，便答应了奕䜣的请求。

    九月五日奕䜣赶到承德，见了肃顺等人后，又奉两宫懿旨去见两位太后。到太后住处，慈安、慈禧向奕䜣商谈对付辅政八大臣的计策。奕䜣说：“现热河已被敌控制，若欲治之，非回北京不可。还望太后再忍耐些时日，我回京后严加部署，定可擒敌听太后发落。”
    两宫太后接受了奕䜣的建议，随后对权力分配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协商，最终达成协议：由慈安、慈禧垂帘听政，同时奕䜣以议政王的身分任军机大臣，兼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六天之后，奕䜣回到北京，暗中部署，令胜保率军迎接两宫及幼帝回京，又命令地方督抚中的亲信向肃顺表示“效忠”，以麻痹肃顺等八大臣。
    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灵柩启行回京。在慈禧的安排下，由肃顺、仁寿等从梓宫，从大路出发，而慈禧与慈安、幼帝则先率载垣、端华等从间道先行，这样就将辅政八大臣分隔开来，使他们不能互通讯息。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到京郊，召见恭亲王奕䜣，次日进京后又第二次召见奕䜣，在这两次召见中，慈禧与奕䜣亲王商定了政变的步骤和时间，准备将肃顺等八大臣一网打尽。
    十一月二日，慈禧召见奕䜣等人，哭诉肃顺、载垣、端华逼迫太后与幼帝的罪状，于是奕䜣党羽周祖培要求治肃顺等人的罪。这时，慈禧将事先拟好的谕旨交给奕䜣，令其捉拿在京的载垣、端华等人，并于同一天在密云逮捕肃顺，将辅政八大臣全部押到宗人府。
    下令将肃顺处死，又令载垣、端华自尽，其余五人或被革职十一月八日，慈禧查办，或被充军。
    十一月十一日，皇太子载淳在太和殿登基，改“祺祥”为“同治”。
    十二月二日，在奕䜣等大臣的多次“敦请”之下，慈禧和慈安共同“垂帘听政.”在这场清宫政变中，慈禧以她精明强干取得了慈安的支持，然后联合恭亲王奕䜣，共同对付强大的肃顺等辅政八大臣，将他们彻底击溃，赢得最终的胜利。
    慈禧以“秀女”身份入宫，她没有特殊的身世背景，却凭借着借重咸丰皇帝的权力和慈安、奕䜣的权力，一步步将各种权力集中在自己之手，一步步登上权力的至高峰。成了世人公认的“老佛爷。”足见其借权手段之高超，其谋权之术之深奥。只要懂得充分利用身边的人力资源，任何人都能成就一番大事。
    集权于天下
    权力是既是一种极其微妙的东西，也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即使得到相应的职位，也需要一个收揽权力的过程，只有在能够控制各种权力资源下，才能真正拥有权力。只有牢牢抓住机会才能死死的抓住权力
    机会并不是青睐每一个人，机会来了就要牢牢抓住，不让机会悄然溜走。深谋远虑的谋权者不仅有一双鹰眼，而且还拥有一双雄狮的利爪，有了机会就要死死抓住，机会就像谋权者的救命稻草样。只有牢牢抓住才能游到权力的彼岸。
    秦朝初期（公元前238年），吕不韦把持了朝政，与太后(赵姬)偷情。他见秦始皇赢政日渐衰老，故而把假宦官嫪毐献给太后。
    自从侍侯太后，嫪毒就得到太后的宠幸，几年间他与太后生出了两个孩子，并在雍城设有宫殿。太后又要秦始皇封嫪毒为长信侯，赐予山阳为封地。嫪毒倚仗太后的权势渐渐发迹起来，他家可谓是侍仆成群，家奴千人，宫室车马，田园游猎。
    由于背后有太后撑腰，嫪毒有恃无恐，在朝廷里他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其声势远超文信侯吕不韦，大有与太后密谋篡位之势。
    俗话说：“一个人得意的时候不能忘记自己原来的样子”，然而嫪毒在得意之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为自己留下了灭顶之灾。
    一次，在秦王的酒宴上，嫪毒与朝廷里的达官贵人饮酒赌博，他与中大夫颜泄一边饮酒一边赌博。连输几局，趁着酒性耍赖，颜泄也醉了，不知好歹，坚决不同意。嫪毒抓住颜泄的衣领“啪，啪”就是几耳光。
    颜泄岂肯善罢甘休，他抓掉嫪毒的帽子，嫪毒大怒：“我是当今皇帝假父，你敢与我相抗。”颜泄一惊，酒被吓醒，拔腿就跑。嫪毒随后紧追。正遇秦始皇过来，当即颜泄叩头请罪。秦始皇是个机敏之人，不说一句话就把颜泄带到祈年宫，细问事情原委。索性把嫪毒喝酒时全部的话添油加醋细说了一番，然后说：“嫪毒实际上不是宦官，假装受宠，偷侍太后，现有两子，深藏宫中，不日就要篡位。”

    秦始皇一听，非常愤怒。其实秦始皇早有除掉嫪毒，独揽大权之心，但碍于嫪毒背后有太后撑腰，找不到合适的口适罢了。此时，不除掉嫪毒，独揽大权更待何时？于是他悄然拿出兵符，暗自派人召心腹带兵来雍城。有两个内史平日多得太后、嫪毒赏赐金银，已成其为死党，得知秦始皇调兵遣将的消息，连忙报告嫪毒。
    此时，嫪毒早已酒醒，吓得大惊失色，马上求见太后说：“事已至此，只有趁兵马未到之前，派遣守宫卫士攻打祈年宫，杀死秦王，我们才有活路。”
    太后说：“守宫卫士肯听我的命令。”
    嫪毒说：“用太后玉玺充当皇帝玉玺，谎称祈年宫有贼，秦王下令救驾。”
    太后没有了主意，只得一切依嫪毒之计而行。
    次日中午宫里的卫士被召齐，包围了祈年宫。
    秦始皇威风凛凛喝问军卒：“为何包围祈年宫？”
    军卒说：“长信侯说祈年宫里有贼，前来救驾。”
    秦始皇说：“长信侯才是贼。”
    军卒听了秦始皇的话，连忙调转枪矛与嫪毐的家丁打起来。
    秦始皇传令：“生擒嫪毐赏钱百万；献上首级，赏钱50万；杀死嫪毐死党一名，赏爵一级，不论什么人，一律论功行赏。”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时间，宫内宫外，守宫卫士和军队的士兵、将领、一涌而上，奋勇当先争杀嫪毐死党。
    真可谓是得意而忘形了。嫪毐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什么人。
    嫪毐夺路而逃，出了雍城西门，正遇秦始皇的大军，被擒拿归案，其余随从余党，无漏网之鱼，悉数被剿杀。
    秦始皇亲率兵来到太后宫中搜索，从密室里找到嫪毐与太后所生的孩子，立即下令以“囊扑”之刑处死。（“囊扑”据史书上记载，就是把孩子装在口袋里将其摔死。）
    嫪毐供认，他进宫是受吕不韦的指使。秦始皇下令将嫪毐车裂、灭族；参与反叛者一律处死，囚太后于离宫，派百名兵士监守。
    秦始皇回到咸阳，要杀吕不韦。群臣求情说：“吕不韦辅佐先王，有大功于国，嫪毐之说，只是一面之辞，不可信，最好不要治罪。”
    于是，秦始皇赦免了吕不韦，借此机会秦始皇把权力独揽手中。
    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危险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自己，就是来自身边。除了随时检查自己外，还应当时刻审视周围。既然毒草不能根除，那么，就干脆不让它露头，露不出来头，就没法短长 ，也就无法构成威胁。
    慈禧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当成第二个女皇，但在执政期间的谋权手段丝毫不逊色于女皇武则天。
    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热河，慈禧太后的6岁儿子载淳嗣位，即同治皇帝，慈禧逮捕了肃顺等辅政八大臣。从此，她通过垂帘听政的方式，操纵同治、光绪两朝皇帝，掌握大清王朝的朝政达48年之久。自始至终慈禧都站在权力的巅峰，掌控着大清王朝的一切事务。同治和光绪两帝从小到大，甚至于死都没有摆脱慈禧的控制，他们都在慈禧的阴影之下度过了忧郁的一生。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够通过垂帘听政的途径，操控着大清王朝的皇权，除了得助于她特有的巩固权力之术外，还有一条秘诀，对一切不利于她的人和事，她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压制，直到自己完全掌控局势方才罢手。
    对恭亲王奕䜣的打击和对戊戌变法的迫害就是慈禧压制权力的充分表现。
    咸丰十一年（1861年），恭亲王奕䜣联合慈禧将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八大臣杀死、流放之后，奕䜣当上了议政王，同时身兼数职，成为权倾朝野的人物。最初之时，奕䜣还能谨慎自持，对慈安、慈禧和同治还恭恭敬敬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奕䜣渐忘了君臣之礼，将自己与两宫太后和同治的关系看做纯粹的叔嫂和叔侄关系。为后来他失宠和遭受打击埋下了伏笔。
    同治四年（1865年），奕䜣倒霉的日子来了，尽管奕䜣的政治经验也很丰富，但与精于谋权的慈禧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最终还是钻进了慈禧精心设计圈套里。
    1865年三月四日，奕䜣和往常一样进宫去见两宫太后时，慈禧对他说：“有人弹劾你。”
    奕䜣先是一愣，随之满不在乎地问：“是谁？”
    慈禧很不满意奕䜣的傲慢态度，答道：“蔡寿祺。”
    “蔡寿祺？”奕䜣反问道。“蔡寿祺非不是好人！”
    奕䜣不知改错的态度点燃了慈禧心中的怒火，连坐在一旁的慈安也觉得奕䜣有失臣下之礼。果然慈禧立即下令斥退了奕䜣，接着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向他们哭诉奕䜣的专横和擅权。
    慈禧说：“恭亲王奕䜣植党擅权，渐不能堪，欲重治其罪。”
    周祖培等深知奕䜣与慈禧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见慈禧盛怒难捺，不知她心里是怎样想的，因此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在慈禧的一再要求之下，周祖培想出了推脱的话说：“此事惟望两宫太后明断，非臣下所敢专耳。”

    慈禧见周祖培把球踢给自己，很不舒服，骂道：“如果是这样，那用你们这些人作什么？他日一旦皇帝长大，你们这些人就不会被治罪了吗？”
    周祖培听了慈禧的话，猜测到她确实想对奕䜣有所行动，但在没有得到确切答案之前，他未敢妄加断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想到了一个缓兵之计说：“此事须有实据。请臣等退后纠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
    之后，在内阁周祖培和倭仁立即聚齐开会，召蔡寿祺到内阁审问，他们按蔡寿祺所弹劾的内容逐条核审，令蔡据实逐一答复，并写下供词，但蔡寿祺供认除了“贪墨”一条乃自己风闻之外，其余所列条款俱无依据。
    倭仁和周祖培等见此情形，不敢在慈禧面前为奕䜣开脱，就在奏折的措辞上含糊其辞地写道：“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一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外，恭候宸断。”
    这样，奕䜣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倭仁等人没有作明确判断，只是将这个问题连同对奕䜣的处置权都推给了两宫太后。
    岂料倭仁等人共拟的奏折慈禧根本不看，她早有主意了，而让倭仁会同周祖培会商，只不过是想借他们之口说出自己的心意。既然周祖培等模棱两可，慈禧就再也不愿等待，而是拿出了亲拟的一份错字连篇的谕旨，里面写道：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诸）多取巧，满是胡言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
    从这份谕旨来看，慈禧是想彻底剥夺奕䜣的全部权力，不再让其有翻身的机会。为了避开军机处，慈禧特意告诉周祖培等人：“此诏即由内阁事速行之，不必由军机！”她担心奕䜣在军机处的心腹暗中作梗，因而直接交给内阁办理此事，可见慈禧压制、打击奕䜣的决心是何等坚决。

    慈禧的谕旨发出的第二天，却遇到了麻烦，道光皇帝第五子惇亲王知道此事后，率先上疏，不同意对奕䜣的处置，而是主张交给王公大臣集议后再作决断。由于他在道光现有的诸子中年龄最大，而且为人正直，豪爽敢言，他的话说出来，立即有王公大臣附和，一时间上疏之人不在少数。
    慈禧见众愿难违，反对者中有她想倚重之人，于是又下谕旨令王公大臣集议如何处置此案。在拖了一个多月之后，慈禧迫于朝廷舆论压力，摆出一副虚心纳誎的姿态，颁布谕旨重新令奕䜣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没有恢复奕䜣的议政王和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这表明慈禧已将奕䜣排除在朝廷的最高领导层之外，不得预闻枢密。
    此后，慈禧又恢复了奕䜣军机大臣的职务，但议政王却永远被剥夺了。就这样，奕䜣这位曾和慈禧站在同一立场打击肃顺集团的“议政王”，永远被慈禧踩上脚下，成为只知仰奉慈禧太后旨意行事，丝毫不敢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力角逐的失败者。
    斩草除根
    权势如山，稳定是建立权力的必要条件，在实力不足，地位不稳时，不要轻举妄动，这样就会树敌太多，带来一定的风险，即使占据了地位优势，仍然需要培植自己的势力。
    唐永徽六年（655年）十一月的某一天，武则天为争夺皇后之位，竟亲手掐死刚出生的女儿，把杀人的罪名转嫁给王皇后， 唐高宗大为震怒，废除了王皇后和萧淑妃，随后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独掌后宫生杀大权。尽管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废打入冷宫，但武则天并没有放过她们。
    失势废后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囚禁在一冷落小院里。一天唐高宗忽然想起了她们，就情不自禁来到那座冷落小院里，这里荒凉禁闭的情景，触动了唐高宗怜悯之心，他喊道：“皇后、淑妃你，你们在哪里？”
    听到呼唤，两个女人跑了出来，她们哭泣道：“陛下，我们现在是罪人了，哪里是什么皇后、淑妃？”
    她们要求高宗皇帝解救她们，让她们“重睹日月”。如果皇上那样做了，这所冷僻的院落就改名为“回心院”，以纪念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见。
    “朕即有处置。”高宗回答说。
    然而几天过去了，她们没有等来皇帝的处置，却在某一天等来末日的来临。一个敕使带着群刀斧手来到冷僻的院落。敕使向两个女人宣布了皇帝的诏书。
    萧淑妃临死时破口大骂。她发誓自己要变成一只猫，使武氏成为一只鼠，自己定当扼其喉以报！”刀斧手斩断她们的四肢，然后把躯干装入酒坛之中，让她们慢慢“骨醉”而死。
    从形式上看，武则天对王皇后、萧淑妃的手段过于残酷。“骨醉”是西汉初年吕后“人彘”的翻版。但是，这种残酷斗争的方式，却又泄露了武则天内心存在的一种恐惧，她害怕王皇后和萧淑妃复辟！由于皇帝仍然称呼她们为皇后、淑妃，而且如果王皇后、萧淑妃重见天日，如果皇帝回心，将置于武则天体何地？所以，武则天惨杀她们，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论，是一种必然采取的手段。
    金刀血未寒，铁鼓声又震，内宫隐患已除，但外朝还有长孙无忌、韩瑗、褚遂良、来济还在激烈的反对她。

    一、显庆元年（656年）至二年，门下省的长官韩瑗为褚遂良进行了大量的翻案活动。
    二、永徽六年，（655年）九月，在武则天还没正式登上皇后宝座之前，褚遂良就被贬为潭州剌史。韩瑗企图将他调回京师。
    显庆元年三月，韩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他进一步贬斥了褚遂良，褚遂良由潭州都督被调为桂州都督。桂州，即今桂林，离京师比潭州远，韩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唐高宗消气，褚遂良于唐高宗有佐命之功，他的过错，就在于金殿掷笏，一时激怒了高宗。王皇后当年力促武则天进宫，导致了一场乱伦事件。这事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见不得阳光。褚遂良却偏要公之于众，而且无一言责备王皇后的意思，把过错全算在武则天头上，这必然使高宗恼羞成怒。将其远贬，待高宗气消后，再相机将褚遂良调回京师。这即是说，远贬是为起复作准备。
    显庆元年十二月，韩瑗认为替褚遂良说话的机会到了，便在给皇上的奏疏中提出褚遂良是顾命大臣的身分，搬出太宗遗诏作为法器，希望高宗能遵先帝遗嘱，召回旧臣：后又把武则天比做苏妲己、贾南风，对其进行反击。
    韩瑗为褚遂良的一系列翻案活动，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她正在筹备着该如何反击。
    显庆元年三月，当褚遂良调往桂州时，李义府被提升为中书令。他与皇后的另一党羽侍中许敬宗，联合提出了对韩瑗的指控，许敬宗与李义府对韩瑗将褚遂良调往桂州，作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他们认为桂州是用武之地，韩瑗欲“倚之谋不轨”。显庆二年七月，高宗批准：韩瑗贬为振州剌史；来济为台州剌史；褚遂良为爱州剌史。褚遂良调回京师的梦想破灭了，他死在了爱州。
    随后，武则天和关陇派人物唐临，企图为荐举两巡察使继续斗争。
    唐临的行动与显庆三年十月李义府外贬有关系。李义府升任中书令后，与另一个中书令杜正伦发生冲突。两个中书令，一个以老资格自居，一个倚仗有皇后撑腰，明争暗斗，互不相让。皇帝将其两贬，李义府被贬为普州剌史 ；杜正伦为横州剌史。吏部尚书唐临，想借此机会，对李义府给予打击。显庆三年，唐临利用手中权力，作出一项人事安排：让许祎为江南道巡察使，张伦为剑南道巡察使。”
    唐临的用意是许祎是来济的好友，来济贬谪地点在台州，属江南巡察使的视察范围，让许祎担任江南道巡察使，就可以达到保护来济的目的；而张伦与李义府是冤家，李义府贬谪地普州，属剑南巡察使的视察范围，以张伦为剑南道巡察使，就可以达到打击李义府的目的。

    这是继韩瑗翻案活动之后，两派之间的又一次斗争。但唐临的企图并没有能够逃过武则天的眼睛，她发现了唐临的意图后，出面干预，不仅否决了唐临的上述举荐，还罢了唐临吏部尚书的职务。唐临的如意算盘，便化成了泡影。
    反观长孙无忌，武则天进一寸，他则退一尺。李义府猖狂得势后，没有抑制言行，武则天立谪子为太子，他也没争。如此都能退守，将来更大的事就更难以争了。显庆四年（659年），武则天把矛头对准了他。武则天的党徒、中书令许敬宗上疏，说长孙无忌谋反。昏镛的高宗居然同意对无忌进行审判，而且不亲自主审，把权力下放给许敬宗。于是巧舌如簧的许敬宗把无忌的太宗时的叛臣房遗爱相比，又和隋朝的宇文化及相比，还和汉文帝的舅舅薄昭相比。总之要说明，皇室贵戚谋反，为害更大。高宗被谋反的预警吓昏了，同意将无忌削去官爵。武则天在巩固到手角逐中赢得了胜利。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后，获得了更多的权力，此时，她没有一股作气称帝，而是回头消化巩固到手的成果，积蓄力量。她巩固政权就是兴武灭李。
    第一件大事是废李显，其次是剥夺李旦的实权，使之成为傀儡皇帝；第二则是废皇太孙李重照。
    对李重照的处分是很严厉的。这个还只有两岁多的小孩，被废为庶人，永远开除出士族队伍。高宗苦心经营的传孙方案，就被武则天轻而易举地摧毁了。
    第四件事是剥夺李重福西京留守的职位。李重福为李显长子，因为系庶出，非李显妃韦氏生，不得立为皇太孙。高宗朝末，李治与武则天赴东都时，李重福被任命为西京留守，副留守是刘仁轨。
    第五件是将李显安置在房州。二月废立后，李显被废为庐陵王。四月份，他被迁往房州，房州是个专门安置失意皇子的地方。
    李显是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庸人，李贤却有一副敏锐的政治头脑，废皇太孙之后，武则天随即派左金吾卫将军邱神到巴州，逼令李贤自杀。
    这样，武则天完成了灭李的任务，下一步就是继续朝着皇帝的宝座进发。
    追慕权力的人，不能一味揽权，而不知巩固到手的权力，否则就像猴子掰包谷，随掰随丢。武则天深知坐稳屁股才能双拳出击。她注意夺权的节奏，打打停停，夺取一部分权力后，先消化稳固后再追求更高的目标。
    消除权力的隐患
    权力总是在处在不断的变化转移状态中，稍有不慎，手就会溜到别人手里。姜子牙说，人君不能借人以国柄，借人以国柄，则失其权。权力就像一把决定人生的钢刀，只有把牢牢的握住刀柄，才能避免自己被人任意宰割。
    消除权力隐患的秘诀是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官场权力争斗中，成功谋权者总是要诛灭谋权失败者的九族。俗话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因为事物总是扼杀在摇篮中，消灭在萌芽状态。反之，任他随意发展，一旦形成气候了，就不会被轻而易举的消灭掉。但事物有其两面性，如果事情做得太绝了，也会反受其乱。
    彭越是刘邦手下的三员大将之一，被刘邦封为梁王。他与韩信、英布并称为汉初三大名将。
    在楚汉相争时期，每次项羽和刘邦开战，眼看就要取胜了，但每次都前功尽弃，被刘邦打败。这要归功于彭越拖住项羽的后腿。彭越的游击军经常抢劫烧毁项羽的粮草，军无粮草千兵散，这样自然项羽就要吃败仗了，直到垓下败亡。
    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建立了汉室江山，开始对一些开国功臣大开杀戒。燕王臧荼被杀、淮阴侯韩信被贬，使彭越感到一种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他惟恐自己招致杀身之祸，因而处处小心谨慎。
    公元前196年，陈豨叛乱，刘邦御驾亲征，到了邯郸，下令彭越派兵，彭越因生病，便派手下将领带兵协助刘邦。刘邦大怒，派使者责备彭越。彭越惊恐，准备亲自去请罪。
    部将劝彭越道：“大王去不得，去了难免落得象韩信般的下场。不如乘机起兵西进关中，大事可成。”
    彭越说：“皇上待我不薄，起兵叛汉，有失忠义。”
    此时，彭越手下有一太仆曾获罪于彭越，闻知此事，遂怀恨在心，便逃往长安向刘邦告密。
    刘邦听了太仆的话，问计于陈平。
    陈平说：“彭越看到韩信被杀，物丧其类，难免不生谋反之心。为谨慎行事，可派一使者，宣召进京。如果他来了，就证明其没有反叛之心，废弃官职不用；如果他不来，就是谋反，派兵征讨，师出有名。”
    刘邦叫大夫陆贾去召彭越。
    彭越跟随陆贾进京。来到城门边上，遇见大夫扈彻。
    扈彻流泪劝彭越说：“大王，你这一去，必有性命之忧！”
    彭越说：“大夫说得对，但是我凭心而去见皇上。大夫之言虽善，但是我无法听从你的建议。”
    彭越说完，与陆贾同行，扈彻嚎哭而去。
    彭越来到京师，刘邦召入相见。
    刘邦责问：“我亲征陈豨之时，召你出师，你为什么不去？”
    彭越说：“我确实有病，不是抗旨不遵。”
    “你的太仆告你谋反，你有什么话说？”
    “此人我处罚了他，故对我怀恨在心，诬告陷害我，望皇上明察，当面对质，不要轻信小人谗言。”

    刘邦下诏命廷尉勘问彭越谋叛一案，尚未得到回报。
    忽然有人来报，梁王大夫扈彻求见皇上，刘邦叫人领进。
    刘邦问：“你是什么人？”
    来人说：“我是梁王大夫扈彻。”
    “来干什么？”
    扈彻说：“皇上被困荥阳，如果不是梁王断绝楚军粮道，开展全面的游击战争，皇上会有今天吗？梁王屡建奇功，而如今皇上听信一个逃奴的谗言，就要杀有功之臣，惟恐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啊！”
    刘邦思索说：“彭越谋反，本该斩首，看你说得有理，姑且废彭越为庶民，徙居蜀地青衣县居住。”
    彭越本无谋反之心，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难免伤心流泪，只得奉诏前往蜀地。
    吕后从长安到洛阳，路遇彭越。
    彭越向吕后跪拜哭诉说，自己忠于汉室，绝无反叛之意，乞请吕后替自己说情，求皇上开恩，放他回到故乡昌邑。吕后假意安慰，当面应允，一同返回洛阳。
    到了洛阳，吕后对刘邦说：“彭越是天下壮士，如今既然调来，就应当除掉，以绝后患，岂可让他去蜀，这是放虎归山，后来必然伤人，我在途中与他相遇，一起带了回来，可以暗中令人告发彭越谋反，皇上因而杀之，以绝后患。”
    刘邦认为此计甚妙，吕后自去行事。彭越舍人状告彭越谋反，刘邦下令捉拿彭越，交给廷尉王恬审理。此时彭越悔不该不听大夫梁扈的话，才误入别人预设的圈套里，枉送性命。此时却悔之晚矣。
    王恬说：“当初皇上命你起兵征讨陈豨，你称病不出，皇上就有杀你之心。昨日皇上贬你入蜀，乃是皇上天大的恩赐。你却贪心不已，又随皇后来见皇上，皇上故而又心生猜疑，知你定要作乱，不如杀之，永绝后患。祸福本无门，惟人自找之。不是皇上皇后寡恩不仁，实在是你咎由自取，你是虎入牢笼，绝无生还之望。不若老老实实招了，还可免受皮肉之苦。”
    彭越说：“你一言击中我的要害之处，可恨我不听好人之言，果有今日，只怨自己命该如此。你要我承认什么，我就承认什么，听凭皇上处置发落。”
    王恬不费吹灰之力，一张彭越谋反的奏章送到了刘邦手中。
    刘邦下令依照韩信的例子，斩首、夷三族。
    吕后说：“天下诸侯都因皇上仁慈，所以玩火自焚之人很多。应该将彭越煮成肉酱，分赐诸侯，以儆效尤，警示天下诸，看请还敢谋反？”
    刘邦斩了彭越，灭了彭越三族，竹竿悬挂其首级示众于洛阳，旁边贴着刘邦的告示：“有收尸者，辄捕之。”
    刘邦兵败彭城，张良向刘邦力荐三人可以打败项羽，一个是韩信，一个是英布，一个是彭越。彭越灭楚的最大功劳是拖住项羽的后腿。
    彭越本来没有反叛之心，刘邦见风就是雨，更兼吕后的搬弄是非，最终导致彭越被杀的结局。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大杀功臣的始作俑者。向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举起屠刀，也不是什么人都下得起手的。这正如韩信临死时所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做大事要有大手腕。
    好谋而无断，不如无谋。做大事者必须要有魄力，敢作敢当乃大丈夫所为，即使做错了，也要敢于担当。深谋果决是官场谋权者成功的秘诀，尤其是在危急关头，做到稳、准、狠三个字缺一不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优柔寡断只会使导致谋权的失败。
    1559年2月21日，努尔哈赤出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建州左卫是奴尔干都司治下一个卫所，从明成祖开始，努尔哈赤的祖先都决非等闲之辈，祖父觉昌安（明代译作叫场）从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开始受到明朝册封。
    父塔克世（明代译作他失）在成年后，由于受继母虐待而没有得到什么家产，努尔哈赤跟随父亲与辽东人做生意，借此机会熟悉了明朝的形势和典章，学会了汉字，增长了见识。后来，父亲投奔到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处，深得李成梁的赏识和器重。
    当时，辽东总兵李成梁在东北地区是最有军事实力，他利用女真各部落之间以及和其他民族部落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以控制局势。
    万历二年（1574年），明朝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努尔哈赤的外祖父）反叛明朝被李成梁诛杀。王杲的儿子阿台章京得以逃脱，回到古勒寨（今新宾上夹河镇古楼村）。阿台之妻是觉昌安的孙女，所以阿台既是努尔哈赤的舅舅，也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
    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塔克世进城去探望，因战事紧急被围在寨内。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在李成梁的指挥下诱阿太开城，攻破古勒寨之后屠城，觉昌安、塔克世也惨遭杀害。努尔哈赤闻知父亲被李成梁杀害，悲痛万分，立誓报仇雪恨。
    万历十三年（1583年）五月，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用祖父辈遗留所的13副甲胄起兵，开始统一女真、反抗明朝的战争。
    随着反明斗争的不断胜利，努尔哈赤受到了来自他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强有力挑战，兄弟二人展开了权力角逐。
    在努尔哈赤起兵初期，舒尔哈齐就成为努尔哈赤的得力助力。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处于同等地位，并没有权力大小之分，兄弟俩人是主副相配的搭档关系，共同处理内部事务，相处相当融洽。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俩的关系起了变化。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率军队攻打哈达城时，由于舒尔哈齐所部战斗不力，使努尔哈赤大怒，在哈达城下当众怒斥舒尔哈齐。虽然当时舒尔哈齐没有还嘴，但对努尔哈赤已心生怨恨，兄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努尔哈赤以舒尔哈齐在乌碣岩战役中作战不力，下令处死舒尔哈齐的两名部将常书、纳奇布。舒尔哈齐不服，认为是努尔哈赤想削弱他的势力，于是向努尔哈赤担保，常书和纳奇布这才免去一死，改罚常书白银100两，夺纳奇布所属牛录。
    这次，虽然努尔哈赤答应了舒尔哈齐的请求，赦免常书和纳奇布一死，但渐渐疏远了舒尔哈齐，后来借故削夺了舒尔哈齐的兵权，将他放到一个有名无实的位置上。丧失兵权的舒尔哈齐内心郁闷难耐，经常口出怨言，向他人数说努尔哈赤的过错，还说与其如此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努尔哈赤见舒尔哈齐公然与自己作对，为了巩固汗权，不受舒尔哈齐的潜在威胁，他下令收回舒尔哈齐的财产和阿哈（家奴）。为了消除后患，努尔哈赤又将舒尔哈齐的儿子经常反对自己的阿布什杀死，并将舒尔哈齐的部将武将武尔坤吊在树上活活烧死。
    终于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八月十九日，努尔哈赤将舒尔哈齐杀死。
    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这对曾经共同出生入死的兄弟，终于因为争夺权力而反目成仇，最后掌握汗权的努尔哈赤抢先一步，杀死了舒尔哈齐。这在中国历史上又上演了一幕因权力争夺兄弟相残的政治悲剧。
    在彻底剪除舒尔哈齐这个隐患之后，努尔哈赤又面临着
    家族内部斗争，这场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他的长子禇英身上。
    褚英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他十八岁就奉父命率军攻打安楚拉库路，作战勇敢、杀敌有功被努尔哈赤赐号“洪巴图鲁”；后来又在碣岩战役中立功，被赐号“阿尔哈图土门。”由于他是长子，就常随努尔哈赤出征作战，努尔哈赤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着力培养，为了锻炼褚英的能力，努尔哈赤命他执掌国政。
    努尔哈赤宠爱褚英自然遭到四大贝勒和五大臣的嫉妒和反对，四贝勒即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三儿子莽古尔泰、四子皇太极，他们各为旗主贝勒，拥有军队和权势，是旗内的最高统治者。他们不满褚英得势，加上满州又无立嫡长传统。
    这五大臣是与努尔哈赤长期同甘共苦的亲密伙伴。即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里、安费扬古。他们追随努尔哈赤多年，因战功卓著，故而威望高，权势大，就连努尔哈赤也要礼让三分，而褚英还不足三十岁就执掌朝政大权，对他们又缺乏应有的礼数，所以他们对褚英也极为不满。
    于是，四大贝勒和五大臣联合共同向努尔哈赤告发褚英。在努尔哈赤面前揭褚英的短处，企图使努尔哈赤疏远、废黜褚英。努尔哈赤起初不相信，但经不住他们多次说，时间长了，努尔哈赤竟然有所动摇，对他们的话禁不住有几分相信了，让他们每人写一份文书。
    文书呈上后，努尔哈赤十分震怒，文书里说褚英不仅挑拔诸贝勒和大臣之间的关系，勒索他们的财物，扬言自己即汗位后，将诛杀诸弟和大臣。

    努尔哈赤将褚英和四贝勒、五大臣的力量相权衡，最后不得不疏远褚英，最后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将年仅36岁的褚英处死。
    其实，在这场权力争夺中，努尔哈赤心里明白这是一场阴谋，可是为了得到四大贝勒和五大臣的支持，他忍痛割爱的牺牲了褚英，以防出现更大的骚乱，这正是努尔哈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作出最痛苦的抉择。
    在权力面前没有亲人，更没有朋友。努尔哈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自己的权力，对亲兄弟和亲子痛下杀手。这就是权力魔杖的残酷性。
    九五至尊的权力
    最高权力应应该帝王独家享有。
    等级是权力的主要特征，缺乏等级权力就无法运转。权力结构就像一座金字塔，越高的地方权力越大，拥有权力的人也就越少。
    1626年，皇太极登上后金汗位的宝座后，对拥戴他的代善集团及和三大贝勒履行了承诺。给代善的两个儿子岳托、萨哈连加官晋级，对其他的有功之臣也进行了论功行赏。皇太极对三大贝勒免去了君臣之礼，并与之平起平坐，共议朝政。
    皇太极采取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对兄长心存感激和尊敬，一方面是因为三大贝勒都手握重兵，如代善掌握正红、镶红旗，阿敏拥有正白旗，莽古尔泰拥有正蓝旗，这三大贝勒就控制了八旗军的一半兵力，而皇太极实际上也只是一个旗主。非旦如此，三大贝勒与皇太极共议朝政时，贝勒们为了自身利益都各行其是，要求皇太极给予更大的权利，这使皇太极处处受制于人，凡事不能独断专行。这样皇太极不得不隐忍自己，迁就他们。这叫做是予之于权，受制于人。
    当时在后金国，三大贝勒具有雄厚的实力，完全可以左右后金国的局势，皇太极要拥有绝对的皇权，就必须削夺三大贝勒的兵权， 并把军政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因而皇太极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紧紧抓住一个个机会，最终实现了唯我独尊的皇权控制。
    皇太极采取迂回战术，把镶白旗旗主阿济格作为第一个打击目标，阿济格的生母阿巴亥是皇太极逼迫自杀的，这使阿济格与多尔衮、多铎敢怒而不敢言，一直怀恨在心。
    当多铎成年时，阿济格就向舅父阿布泰求娶女儿作弟妇。阿布泰在努尔哈赤的晚年曾担任最高军事长官——总兵官兼第一督堂，权势炙手可热，现在虽然他被贬为游击，但其影响力还是不可小视的。如果阿济格兄弟凭着手中的正白、镶白两旗实力，再加上老谋深算的阿布泰为参谋，其后患无穷。

    于是，皇太极借口阿济格没有同大汗及诸贝勒商议而擅自作主，将阿济格定成重罪，废为庶人，把镶白旗交给了多尔衮。对多尔衮、多铎采取拉拢、提携的手段，赐封美号，自然多尔衮两兄弟对皇太极死心踏地，就这样两白旗就落入皇太极的股掌之中。
    接着，皇太极利用官制改革的机会，分散了八旗诸贝勒的权力。首先是扩大各旗总管大臣的权力，规定凡议国政时，总管大臣与亲王、贝勒偕坐共议。这实际上是从亲王贝勒手中分出一部分权力给总管大臣，从而打破亲王贝勒垄断权力，左右局势的局面。然后，皇太极又于每旗各设佐管旗务大臣二员、调遣大臣二员，各分掌一方面的事务，进一步削弱亲王贝勒独掌旗务的权力，使他们处于各臣属的监督和相互控制之中。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以关心三大贝勒操劳过度为名，剥夺了他们每月轮流执政的大权。对于皇太极美其名曰关心，实际为夺权的行动，三大贝勒找不到推辞的理由，只得哑吧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俯首遵命。而那些被皇太极委以重任的小贝勒们，当然是惟君命是从，不敢不听从于皇太极。这样，三大贝勒的兵权被大大削弱。
    天聪四年（1630年），阿敏奉皇太极的命令率军防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明军大举反攻，围攻滦州。阿敏惊惶失措，不作任何抵抗就下令撤兵，逃离前命令士兵屠城，并将城中财物洗劫一空，滦州重新落入明军手中，其他三座城池也相继失守，皇太极苦心经营的关内四城全部失陷。

    阿敏不抵抗屠城弃城的行为导致了明朝的守城将士和百姓誓死不降，加大了后金军队攻城的难度。对阿敏的罪责，皇太极立即召集亲王贝勒及大臣，罗列了阿敏的十六大罪行，说阿敏弃城屠城，企图凌驾于皇太极之上，觊觎汗位。
    亲王和贝勒纷纷表示，认为阿敏罪不可赦，应当处死。这时，皇太极宽大为怀，将阿敏从宽免死，革除大贝勒、旗主之职，处以终身幽禁，其财产和属民、旗主之位全由弟济尔哈朗继承。
    济尔哈朗原来无任何权势，理所当然他领导的镶蓝旗也成为一支效忠于皇太极的力量。
    一年之后，皇太极又削了三大贝勒中莽古尔泰的兵权，那是在皇太极离开营帐视察城内敌情时，莽古尔泰要求皇太极给他补充兵力。却遭到皇太极的拒绝。
    皇太极说：“朕听说你的部众凡有差遣，总有违误。”
    莽古尔泰顶撞着说：“我部凡有差遣，总是比别人多很多，何曾有误过？”
    皇太极阴沉着脸说：“那么这是别人诬告你的喽。果真如此，朕将其罪。假若事情属实的话，朕将置受差遣之人于法。”

    莽古尔泰毫不相让的说：“大汗为什么独自为难我？我不过看你是大汗罢了，就一切顺从于你。你却不知足，非要杀了我吗？”说着，他手持佩刀，怒视着皇太极。
    皇太极身边的侍卫无动于衷，视为兄弟之争，没有上前护驾。
    “莽古尔泰,你这是大逆不道。” 莽古尔泰的同母弟德格类看到事情不妙，冲上去喝斥着，随手一拳击向莽古尔泰。
    莽古尔泰把心中的怒火怨气一股脑儿的撒向德格类。兄弟俩撕打一起，扭做一团。
    “如此悖乱，还不如死！”此时，在一旁冷眼旁观的大贝勒代善表明了态度。
    皇太极气得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回到营帐，召集诸贝勒，痛斥莽古尔泰道：“莽古尔泰幼年时，父汗对他不像朕那样偏爱，一无所赐，所以朕解衣推食待他。后来他取悦父汗，又忍心杀死亲母，你们难道还不知道此事吗？今天他为什么犯朕？朕决无自夸之心，也算英武之君了。朕只知留心治国，小心谨慎，又为什么轻视朕，以至于此？”接着他又怒斥身边的侍卫道：“莽古尔泰出刀向朕，朕恩养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上前护朕？”
    在大凌河之役后，皇太极革去了莽古尔泰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禄，罚银一万两。从而铲除了莽古尔泰的势力。
    现在，三大贝勒中只有代善拥有相当强大的实力，手里还握有正红旗、镶红旗人马，还能对皇太极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皇太极决定打击代善，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皇权，彻底消除心头的隐患。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终于找到了去掉自己这块心病的机会。
    这年九月，皇太极率诸贝勒迎接多铎征察哈尔凯旋，在返回盛京途中，代善率领正红旗、镶红旗的人马，擅自出外打猎。而皇太极的姐姐哈达公主因事怨恨皇太极，也负气出走，经过代善营帐，被代善请入帐中。临走，代善又赠其财帛马匹。皇太极得知后气极，派人责问代善父子，然后没有告诉任何人，先回盛京，紧闭宫门，不见诸贝勒大臣。
    诸贝勒大臣心急如焚，聚集在皇宫前。
    几天后，皇太极召见了诸贝勒大臣，当面谴责代善道：“大贝勒以前随朕出征，半途欲返；征察哈尔，又坚持欲回。所俘民户令他恩养，也拒不遵旨，使之衣食不足而逃，以至怨朕。在赏功罚罪时，他也有意不与朕同步，挑拨离间。大贝勒违旨不遵事件，言不能尽。今又暗中相结哈达公主，其意欲何为？”
    斥责了代善之后，皇太极把又怨气撒在岳托、豪格等贝勒身上，最后说：“你们如此悖乱，朕将闭门自居。你们可以另立一强有力者为汗，朕将引分自守而已！”
    其实，皇太极已完全控制了局势，说这些话用意在于欲擒故纵，使诸贝勒不敢违背旨意。果不其然，诸贝勒听得心惊肉跳，无言以对。

    他们再三请求皇太极临朝听政，共同上表谢罪，并会同八旗旗主及六部官吏，给代善定罪。
    做足了文章之后，皇太极出朝听政，皇太极免去代善贝勒之职，并夺十牛禄，代善的两个儿子岳托、萨哈连都削去了兵权。
    经过这次打击，代善集团遭到了重创，无法与皇太极相抗衡了。
    此后，皇太极又乘正蓝旗旗主德格类病故。有人告其谋反之机，将其家眷治重罪，废出了宗室，并将正蓝旗收归已有。
    至此，皇太极完全掌控了后金国的八旗军，拥有了后金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一切命令都出自于皇太极一人，皇太极成了惟一主宰后金国命运的专制君王。在皇太极的统率下，后金国加快了征讨明朝的步伐，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至高无上的决策者
    制定决策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责，是权力的最终体现，失去决策权，即使居于权力的最高位，也必然成为被人架空的傀儡。如果不想被人架空权力，自己就要拥有掌控全局的实力，不论什么事，最后都要自己说了算。
    康熙后期，朝廷里党团增多，党争错综复杂，从而导致了各自分权，管理混乱的局面。
    雍正继位后，为了巩固朝政，雍正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如赋役改革、吏治整顿等政策。因此雍正也成为历史上改革较多、较为成功的皇帝。
    雍正七年（1729年），为了制约内阁的强大决策权，收回皇权，雍正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的职责是辅助皇帝批复奏折，草拟诏旨。军机处的人员是由皇帝从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议政处里挑选出来的。在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
    军机大臣也就是皇帝身边的“秘书。”每天相伴在皇帝身边，皇帝可以随时召见，让其处理紧急事务。因此军机处就设在乾清宫，离皇帝的寝宫养心殿非常近。
    军机大臣的主要职责有三方面：一是当皇帝要发诏书或批复奏折时，皇帝当面口授，由军机大臣执笔成文，或把皇帝的授意变成文字，再转发下去。二是军机大臣参与商议国事，当皇帝遇到难以决断的事时，就将其告诉军机处，让大臣们参与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当然最后的决策权还是在皇帝手上，军机大臣只是提供其意见或建议。三是保存文本，军机处负责将奏折和皇帝处理的批复都复制成副本，加以保存。这既一项很枯燥又庞大的工作。
    军机处的设立，巧妙地削弱了内阁、议政处的权力。从表面看，军机处的权力是增大了。实际上则是加强了皇帝的权力。因为军机大臣只有参政议政权，却没有最终的决策权。最终决策者还是只有皇帝一人。
    除设军机处，雍正还设立了奏折制度来加强皇权，奏折制度源于康熙时期，只不过雍正扩大了奏折人员的范围，使大多数官员都有权上奏折。
    雍正执政期间，非常勤奋，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事必躬亲，在批阅奏折时，他都要每本细阅，加以详细批复。通过看各式各样的奏折，他掌握了朝廷内外的情况。

    一方面，奏折制度使雍正可以直接处理各种政务，强化了其决策权。凡是重要的事情官员们都要通过奏折向皇帝请示，这类型奏折不必经内阁大臣商讨，而是由皇帝亲自处理，皇帝有直接处理事务的专权，不必受内阁的约束。
    另一方面，雍正通过奏折制度，尤其是允许秘密上奏，可以达到控制官员的目的。推行秘密奏折制度极大的鼓励了官员之间互相检举、揭发，迫使贪官污吏收敛自己的行为，不敢胆大妄为，同时对雍正就更加畏惧。担心自己的不忠行为被别人告发给雍正，因而做到了更加忠诚顺从。
    另一方面，奏折制度是雍正推行其政治改革的工具。雍正在位期间，实行了摊丁入亩、改土归流、重农抑末等多项改革措施。推行新的政策总是要受到旧政策的阻碍，新政策要想取得优势，就必须依靠统治者雷厉风行的手段，而奏折制度则帮助了雍正将新政策的思想直接运用到实践中去，大大加快了行政效率，避免了上传下达过程中的拖延，促使改革立见成效。
    军机处与奏折制度是雍正制权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是雍正将权力回收的两种工具。奏折制度使皇帝了解朝廷内外所有事情，军机处则协助皇帝批复奏折，使皇权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制约，从而实现了强大的的中央集权。雍正时期的军机处与密奏制度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不但使皇权得以巩固和加强，行政效率也大幅度提高，这就是雍正的高明之处。
    王者的仁德之术

    名声是最大的本钱。
    俗语说：民心乃天下也，得民心则得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名声是最大的本钱，也是权力运作中的硬通货。有时候，仅靠实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征服天下的人心，如果在人们失去目标的时候打开道义的保护伞，那么，人心所向实力也就会蜂拥而来，这种实力，是千金都难买。
    提倡仁义道德是王者之术的核心，用教化方式治理天下。刘备对庞统说：“今天与我为水火难容的人就是曹操，曹操性质急躁，我则性格宽宏；曹操暴政，我则施以仁政；曹操以诡谲，我则以忠义；无论个性修养都与曹操相反。”从刘备这番话里可看出，曹操与刘备的区别不仅个人素质，也是由他们实行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术而区分的。
    刘备为什么要运用王者之术，而不是采用霸者之术呢？
    首先，与他的出生时家庭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公元161年，刘备，字玄德，出生在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是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他从小就与母亲织席贩草鞋为生，深深了解人民的疾苦。他在青年时志向远大，从未忘记自己有皇室血统，立志要成就一番大事。东汉末年，刘备亲眼目睹世深事黑暗，宦官专权，皇帝懦弱，诸侯割据，民不聊生，汉室的凄怆倾颓，“欲伸大义于天下”，但他手无尺寸之柄，既无权又无势，也无钱无人，没有任何可以凭藉的基础。惟有修身养性，以仁德信义号召天下，唤醒正义，以期救黎民于水火，匡扶汉室于危倾。所以，他走上了一条与曹操完全不同的救世治国之路。
    其次，刘备认为经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影响，儒家思想逐渐形成为两汉的正统，仁义道德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一整套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基本形成，忠孝节义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自己要匡扶汉室，兴汉家天下，就必须从道义的角度为自己积累资本，“仁德”之旗号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曹操与刘备两相比较，刘备也是有条件行王者之术的，刘备是正宗汉室皇族后裔，而曹操则是宦之家，就以血统而论曹操不能称之为高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曹操是挟天子令诸侯，谋权篡位，所以历史上称曹操为：“奸雄、枭雄”而决非英雄，而刘备匡扶汉室就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事，所以曹操也就不会用仁义道，而是要用霸术。因而，仁义道德对刘备来讲是一把保护伞，又是笼络豪杰、深得人心的工具。


    在三国时期，仅靠王者之术是不能实现雄图大略的。唐朝赵蕤在《反经》中说：“由此看来，在争霸的时候实行王者的教化，就不合时宜了。在强国之世，实行霸者的威政，也是行不通的。若时逢人心狡诈，正道不行之世，却要施行先王之道，广泛推行德政教化，就好象是小孩溺水，急等善泳者拯救，却向其家人报告说赶快去救火一样的荒谬。其本心可能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能说他‘通于时变’吗？”
    可想而知统治者要取得好的统治效果，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顺应时事的变化，而不能固守一辙。陈寿在《三国志》里讲得很明确，正因为刘备不善于变通，机权干略，不如曹操，所以只能狭守一隅，而不能一展远大宏伟的抱负。
    不过刘备并非是等闲之辈，他也有“机权干略”，在应用王者之术时也兼用了霸者之术，诸如杀吕布、取益州、入西川等方面也运用了霸者权术。难怪乎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古语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如何赢得人心得到民众的支持和信任，是取得霸业成功的关键之所在，这里的人心包括民心、军心和将相之心，所以“攻心”是统驭术的核心，通过攻心，才能顺应民心、安抚军心、缔结将相之心，三心皆备不愁霸业不成。
    在攻心的方法上，曹操和刘备具有各自的特点。曹操攻心多以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刘备攻心多施怀柔、安抚政策，以德报之，以信用之。在曹操处，人们迫于其权势，在刘备那里，人们心悦诚服心甘情愿为之驱使。例如“携民渡江”，荆襄军民都感其德愿誓死相随；“摔阿斗”的行动是以结将心，使众将死心踏地为其效力，“三顾茅庐”，表现其坦求贤若渴，以“鱼水关系”待诸葛亮，使诸葛亮感其心诚，愿为其霸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或是夺人疆域城池，他也要首先考虑“人心”,他不采纳庞统的计策，反对“杀其主夺其国”，趁拒张鲁之机，“厚树恩德，以收人心”，待民心稳定才起兵夺蜀，沿途不扰民，优待俘虏，深得人心。
    刘备的仁人之术，体现在五个主要方面：
    一是谦恭。刘备的一生，由小及大，为人处事皆以恭敬处之。他三让徐州，一是自己实力不够，难以担当大任。
    在 颠沛流离多年之后，他听取了水镜先生的意见，诚心诚意地寻求助手，三顾茅庐不乏谦恭之语。他用恭敬换来真诚相见。所以，尽管他处于劣势，却无不受人尊敬，。如他投奔曹操，曹操待如座上宾，他投袁绍，袁绍亲自相迎，其部众散而聚，显见其内部的凝聚力之强。


    二是宽大为怀。刘备入驻成都后，对有关人员进行人事安排：据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同时，对刘璋进行了宽大处理，“设一大宴，请刘璋收拾财物，佩领振威将军印绶，令将妻子良贱，尽赴南郡公安住歇。”
    刘备的宽厚也包含心计。在夺取西川的问题上，他与庞统、法正产生意见分歧。当刘备和刘璋在涪城相会时，庞统主张设宴杀刘璋，法正也表示支持，但刘备却持反对意见，说：“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决不可行。”表面看是刘备宽厚，但实质上刘备的战略眼光要高远得多。刘备大军入川，刘璋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刘备所虑并非只是解决刘璋，而是要解决民心归属的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能背“同室操戈”的骂名，他要设法找到有利的借口，等待民心归顺时又有正当的理由时，他决不会心慈手软的。后来事实证明，刘备的心思确实高人一筹。所以鲁迅说：“状刘备的长厚而近伪。”
    三是诚信，讲究信义，诚信是做人的基本标准。君臣之信，朋友之信，兄弟之信，都要求彼此真诚相待，不受恶语的中伤，也不怕敌人的离间，坦诚相待，始终如一，这也是刘备仁德的重要方面。他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结下“鱼水关系”，从此便将军国大事托付给诸葛亮，对其言听计从。诸葛亮感知遇之恩披肝沥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传为千古佳话，其“信”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刘备信守“桃园结盟”不惜丢弃江山于不顾，东征东吴以雪关羽被杀之恨，此为“信”也，及秭归败溃，白帝托孤，对诸葛亮嘱以身后大事，乃为“信”之所致。

    刘备大败长坂坡，剩百余骑，奔到天明，未见敌追兵，方驻马歇息。正凄惶间，糜芳来报：“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
    刘备叱道：“子龙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张飞说：“他今见我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刘备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糜芳说：“我亲见他投西北去了。”张飞说：“待我亲自寻他去，若撞见时，一枪剌死！”刘备说：“休错疑了，岂不见你二兄诛颜良、文丑之事乎？子龙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龙必不弃我也。”关于赵子龙投曹之事，糜芳说亲眼所见，张飞分析得也有理，但刘备坚信子龙决不会背叛，可见彼此相知甚深，信念之坚。而正是这种深信不疑，刘备手下确实有一批甘愿肝脑涂地、至死不渝的仁人智士，其霸业也才能得以发展壮大。
    四是机敏。在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人欲横流、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年代里，单纯讲宽厚是不行的，必须要相应的机智和敏捷才能实现匡扶汉室的宏愿，对此刘备有充分认识的。虽然从总体看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即他不可能像曹操明目张胆地运用霸术，但其机谋权变的本领还是有的，这为他壮大自己的实力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其实刘备是大智若愚。他与曹操有过几次交锋都没有诸葛亮的帮助，但终究以曹操失败他胜利而结局，可见其智虑之深。
    第一次是荀或为曹操献“二虎相争”计，企图挑起刘备与吕布的矛盾，但刘备在接到曹操信后就识破其计，因此一方面敷衍曹操，一方面又暗中实告吕布，破坏曹操的计谋。接着荀或又献“驱虎吞狼”计，使袁术攻刘备。刘备得诏书出兵讨袁，明知是计，但又不敢违抗，只因张飞醉酒误事，被吕布袭了徐州。曹操是一计被破，一计得逞，打个平手。
    第二次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当曹操一语道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时，刘备心内一惊，不免失去常态，但又能随机应变，借用“圣人迅雷风烈必变。”来掩藏过去，使曹操没有窥破刘备的的真心，显而易见这次还是刘备胜了。
    第三次曹操与刘备擒杀吕布后，曹操对刘备实施控制，将其软囚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刘备则日思脱逃之计。突报袁绍已破公孙瓒，而袁术使人归帝号于袁绍，于是刘备自愿请兵半路截击。曹操虽然同意却并不放心，叫朱灵、路昭两人，暗中牵制刘备。途中刘备催促急行说：“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天，不受笼网之羁绊矣！”曹操此番又以失败告终。


    所以说，刘备老实是错误的。他在许多问题上也是善于玩弄权术的。再如白帝城托孤，孙盛指出：“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著若斯之诲盗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这顾命，必贻活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意思说：“如果认为所托的是忠贤之人，则不必说这种话，如认为所托非人，说这种话就会给他作为篡位的借口。毛宗岗对此也疑道：“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话乎？为假话乎？”其实，这是刘备为保其江山设下的又一计谋。他明知刘禅是扶不起来的，而诸葛亮才是当世脊梁，诸葛亮掌权要废后主易如反掌，所以他才说出以上的话来，其目的在于封住诸葛亮的口，锁住诸葛亮的行动。果然，诸葛亮听完，汗流遍体，手足无措，泣拜道：“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说完，叩头流泪。同时，刘备还让李严也为托孤大臣，实为达到牵制诸葛亮之用。可见刘备不愧为一代枭雄。
    五是慈惠。君惠臣忠，刘备也确实能努力做到通过自身的修养来吸引人心，军心和将相之心。他在任平原令时，经常和部下同席而坐，同簋而食，获得了人们的好感。众多归附。
    君主在统御群臣时存在着一个双向运动的问题，一方面君主要努力作出表率，要为民众办实事，对臣下要关心和爱护，另一方面群臣受其恩泽就能尽职尽忠；相反，作为君主如果暴戾无道，视民众如草芥，视群臣如走狗，则民可反之，群臣亦可弃之。
    刘备既仁德宽厚，又承汉室之正统，其用人必以德才兼备。他与曹操不同，曹操乃惟才是用，只要是人才，不论其品德修养，所以，曹操阵营中虽智臣谋士很多，而奸诈之徒也不少。如司马懿虽为一时之俊杰，但他又不愧为曹操门生，其奸诈擅权之术不在曹操之下，曹氏天下终究为司马氏所代替，而且还把曹氏集团的大部分人都杀了，继而两败俱伤，可见曹操是自食其果。相比之下，刘备则坚持仁权，采用王者之术，通过自身的行为来唤起部下忠诚的信念，蜀汉政权虽人才相对较少，却几乎没有人真正叛逃，更是始终没有被篡权的危机，在这一点上，刘备要比曹操成功。
    曹操行霸者之术，推崇权力，运用法术 权势等手段，机权诈略，将获取自己的实力作为明确的目标。相比之下，刘备行王者之术，推崇仁义，运用忠信礼义等手段，降心服志，名正言顺地获取仁德之政，更加高明。
    权力的收放自如

    放出去的权很难收回去，最高明的做法是能放能收，能够将权力收放自如。如果事无巨细都要由自己管，虽然可以保证权力在自己手中，但产生的办事效率低。揽权应当像是养虎，只要能够控制它就好，千万不要骑在虎背上，否则会被虎伤。
    690年，武则天荣登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大周，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即位），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终年82岁）。
    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当上皇后就开始揽权，最终形成天后掌权的格局，久处高位，养成了威权独断的性格。同时，权柄抓到手仿佛骑在虎背上，如果退下来，就会被虎咬伤。武则天一生总揽大权，在老年时稍有放松，就酿成悲惨结局。
    唐垂拱三年（687年），武则天的心腹宰相刘祎之对武氏临朝称制不满，虽未公开言其是非，却私下里说：“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人之心。”的话，结果被人告密。武则天大怒说：“刘祎之是我起用的，居然敢背叛我，辜负我的恩宠。”她把刘祎之当成私仆，所以给他权，现在私仆有异心，她岂能容忍。于是找茬遣使逮捕了刘祎之。
    在实行恐怖政策时，武则天专权独断更为明显。为发动下层的告密者，她把告密受理权揽到手里：有告密的，臣下不得过问，官吏不得斥责。武则天成了帝国的大检查官，接见所有告密者，她的工作量就很繁重，所以对案件的审判必须另找人，她不得不把部分审判权交给制使。制使就是武氏的私人法官，她既可以任意指派又可以随时撤换，必须由她亲自挑选确定，制使必须按照武氏的意志办事。每一个制狱的结果，就是武则天个人意志的体现。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她并未将审判权交出来，中书门下审核封驳的权力被践踏，宰相被晾在一边。
    从武则天临朝起，执掌朝政达二十一年之久，共用了七十五个宰相，实属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创举。这七十五人中六十九人是有据可查，十九人被杀，二十二位被流放被贬，合起来折损率已逾总数的一半，且大多数因政治因素招祸。他们朝不保夕，无力对抗君权，也轻易不敢有所作为。七十五相在这二十一年里，任期短的如武承嗣与武三思仅任了九天宰相。大约诸相的平均任期只有三个半月，比太宗时的更换数高出三倍。更换频、任期短、维持政府稳定、政策延续已经不易，还说什么拓展。在君相的竞争中，宰相彻底失败。
    周天授二年（691年），狄仁杰第一次拜相。他发现有个叫王循之的太学生要请假回家，居然得上表求得女皇批准。他就以此为由上誎说：皇帝只该管生杀予夺大事，如果连太学生请假都下敕书，那还有不发敕书的事吗？女皇表面赞扬了他，事后照样我行我素。
    周圣历二年（699年），陆元芳拜相，女皇问他外廷的事，他说：“我居宰相之位，有大事即上奏，人间细务，不敢扰烦皇上。”结果惹得武则天大怒，罢了他的宰相。武则天把宰相也看做她的私臣，要你做耳目，打听外朝的小事，你就必须去办，否则就免你的职。
    武则天也肯把权放出一部分，那就是给她的私臣。什么人才有资格做私臣呢？打个比方：女皇是头脑的话，私臣就是手臂，只能以头脑指挥手臂，手臂自己不能妄动。私臣不能有野心，有想法，甚至不能有自己的好恶，完全是一个忠实的无脑的奴仆，武则天才肯放心让他们为自己办事。只可惜这种人几乎没有，她的私臣一个个都因“辜负”了她被除去。只有二张兄弟比较而言最合格，做了她的殉葬品。
    武则天像所有皇帝一样，专权揽权，她有极强的权欲。有时权力宛如娇媚的女子，总是依偎于强君和强臣之间，总是向强大的一方投怀送抱。
    权力要张弛有度

    刀柄在自己手中攥得太久太紧，时间长了会吃不消的，要么疲惫不堪，要么变得麻木，而权力是十分敏感的东西，一点麻木都可能发生意外，有什么办法呢？经常运动一下，有张有弛，敏感但是绝对不能过敏。
    1861年十一月，慈禧联合慈安太后，借重恭亲王奕䜣的力量铲除了肃顺等辅政八大臣，在奕䜣的精心策划下，顺理成章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掌握了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但这并不是说慈禧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她还需要时间来巩固政权。
    由于慈禧刚刚执掌朝政，还不能完全胜任各项工作，还要借助政治经验丰富的奕䜣来处理千头万绪的国家政务。
    于是慈禧便授奕䜣为议政王兼内务府总管大臣，并赏赐其双俸，以示优礼。这样她把内务府的一切事务全权委托给奕䜣去完成。
    这不由恭亲王奕䜣感恩戴德，发自肺腑的表忠心： “我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再三申明，此系先帝恩旨，今又赏赐微臣双俸，以示优礼。微臣顿感涕零，声泪俱下。微臣誓死不辜负先帝的遗愿，对幼帝愿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
    慈禧觉得加官封赏还不能足以笼络奕䜣，又先后令大学士为奕䜣生母，道光帝的康慈太后加尊谥，谥曰：“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弼天抚圣成皇后“，使奕䜣为生母加尊谥的心愿得已了结。然后，慈禧又下谕旨封奕䜣长女为固伦公主，所有服色体制均固伦公主之制办理。本来按清代皇室制度，只有宫中皇后嫡女才能封为固伦公主的，而慈禧这一破天荒的做法，显然也是为了向奕䜣示恩而做出来的，这样便又把奕䜣拉近了一层。
    紧接着，慈禧又下谕旨赏奕䜣在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奕䜣之子载澂戴三眼花翎。
    慈禧通过这些举措，牢牢地将奕䜣“团结”在自己身边，利用奕䜣及其党羽为自己和幼小的皇帝去竭诚效忠，使自己的权力能够正常的运转。
    笼络奕䜣是慈禧巩固权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是奖励其他有功人员和处置八大臣及其党羽，因而在对奕䜣进行封赏之后，由两宫太后发布谕旨，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在军机处行走，得以进入最高统治层，组成了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处。
    慈禧对于肃顺集团进行了分别处置，对肃顺集团的首脑分子肃顺、载垣、端华三人均以谋反罪论处。处肃顺斩立决。令载垣、端华自尽。而对于肃顺集团的其他党羽，慈禧却宽大为怀，有的是保留爵位称号革职查办，有的发配边疆，永不录用。
    当然慈禧这样处置肃顺集团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当年道光继承皇位，只有六岁，人们还不知道有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还会采取怎样严厉的措施来惩治她的政敌，因此人人都感到自危，心里都惶恐不安，每个人都担心灾祸哪一天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慈禧为了稳定人心，决定不大兴牢狱。她在谕旨中对肃顺的党羽宣称：“以后朕惟以宽大为心，不咎既往。”为此她还特意下令烧毁在肃顺家中查抄到的各大臣与肃顺往来的快，这样使人人自危变成人人感恩，慈禧心存感激之情，慈禧通过这一举措赢得了朝中部分大臣的支持。使她的统治地位趋于初步安定状态。
    慈禧一方面在议政王奕䜣的辅佐下，整饬吏治；一方面还重用汉臣；如依靠外国列强，借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主武装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
    对于慈禧巩固权力所使用的谋略，有人评价说：“慈禧宽宏大度，出之以宽恕。训政之初，即定为首者之罪，其余概不追究，以免株连，因此人人称颂，，以得宽大美名。”
    如果将慈禧处置肃顺集团案与当年肃顺处理戊午年科场案动辄牵连几百人相比，确实可以说慈禧比肃顺宽大了许多。但是慈禧这样做并非出于仁慈之心，这只不过是她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而已。当她的权力日益巩固以后，她的这种“仁慈”之心似乎就再也没有了。
    权力需要监督
    信息就是权力，谁的信息渠道畅通，谁就能有效的控制信息资源，全面掌控局面，领导者要了解下属的动态，必须依靠一个可靠的信息渠道，掌握下属的思维动态，这对下属来说是一种无形的而可怕的监视。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朱元璋算是生性最为多疑，他对下属都不放心，为了掌握下属的思想动态。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了明朝最为庞大的特务组织 “锦衣卫”，锦衣卫” 是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主要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搜集情报等活动，锦衣卫的特务几乎无孔不入，遍及整个朝野，朝廷里的文官武将的所作所为，都逃不过他们的鹰眼犬鼻，对京城的文官武将监视之细微可涉及到他们的家庭琐事。可以说锦衣卫是朱元璋安插在朝中大臣身上的监视器和窃听器。朝中大臣们的一举一动都无法逃过他的法眼。大将华高、胡大海之妻礼佛敬僧，与外籍僧人有来往，向他们学习西天教法。朱元璋获悉竟勃然大怒，将华胡二人之妻和僧人一起投入水中。
    在获取情报的途径上，朱元璋不仅通过锦衣卫这个庞大的情报网络获取，而且有时他还要亲自出马。明查暗访就是其重要手段之一，他随时都可以事先不打招呼，突然查访。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之处，同时也为了告诫大臣一一定要对他忠心耿耿，说老实话， 在许多时候，他都会有意向大臣提出一些质询，看他们能否老实回答，如确实直言无隐，便当面褒奖其真诚，否则将面临种种不测。
    弘文馆的学士罗履仁为人质朴，朱元璋便称之他为：“老实罗”。一天，朱元璋突然登门造访来到了他家，罗履仁的家在城外的一条小巷里，房屋破旧不堪，东歪西倒的。朱元璋进屋时，罗履仁正在西门子上刷墙，朱元璋看到大臣如此清贫，随即将城内一所大宅邸赏赐给罗履仁。
    因为一件小事，朱元璋杀了徐达的妻子。徐达忧惧而患病。朱元璋听说徐达病在床榻上，就心存疑虑。是因为心有忧惧？还是心怀怨恨？更或是没病而装病向朝廷示威？朱元璋想弄个究竟。他怕叫别人探察会被愚弄欺骗，于是便决定微服私访徐达家。到了徐府门前，他不准通报，让人带领直奔徐达的卧室。皇帝突然驾临，使徐达万分紧张。朱元璋见徐达确实病势不轻，才打消了心头的疑虑。
    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除了采用常规方法还采用了非常规的手段来搜集文武百官的情报，可以说在搜集情报方面可谓是不择手段，无毒不用其及。
    监察机关原来是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为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下有监察御史百十人分管十二道。主要负责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凡大臣奸邪，小人结党营私，百官贪污舞弊，学术不正都有随时揭发弹劾的权力。对一切反叛朝廷的官员都有随时抓捕的权力。
    为了对全国的老百姓监视，为了方便都察院行使监察权，朱元璋还制定了路引制度，这就相当于给每人发放了通行证，领不到这通行证就被圈在出生地动不了。要箝制国民，还要靠里甲制度。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要人民互相监视。一人犯法，邻里连坐；出差在外，客栈驿站检查。路引和里甲，使每个人都要接受官府的调查、监视、密访。
    浙江绍兴的老儒钱宰，年届七旬，体弱力衰，精神恍惚，一天被征到京城编书。一次，他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次日，文华殿赐宴，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作的好诗。可是，我何尝嫌你，‘嫌’字何不换成‘忧’字，钱宰被吓得面容失色，忙跪地叩头谢罪。
    僧人道士在一般人心目中都是超凡脱俗的，然而朱元璋也能利用僧道做搜集情报的特务。究其原因僧道刺探情报不易被人们察觉。山西按察副使张孟谦与朱元璋派去的钟山僧人吴印共事。张孟谦顶撞了吴印，朱元璋竟然大发特发雷霆之怒将张活活打死，认为顶撞了吴印就是顶撞了他。
    除了上述监视手段而外，朱元璋建立了“奴军”，也叫“铁册军”。按公侯等级赐予十多人至百十人不等。名义上是服侍公侯的，实际上，这支军队还负责监视功臣的任务。功臣们的行动，铁册军随时随地都得报告。
    朱元璋甚至还在朝臣中物色耳目，让他们互相监视，以便自己控制。张昶曾是元朝的户部尚书，后来投降了朱元璋，做了参政。杨宪则是朱元璋攻克南京后投奔而来的。朱元璋见他机灵敏锐，让他做了监视将帅的检校。杨宪很快与张昶结为朋友。张昶在学识能力方面的优势，常使杨宪产生妒意，便时时窥测他的阴事。一天，张昶对杨宪倾诉说：“我如能回到元朝，仍不失富贵。”又说：“我是元朝的旧臣，勉强留在这里，实在是思念故居。我的妻子儿女都在北方，不知现在怎么样。”张昶不知道，杨宪正是朱元璋在他们蹭安插的眼线。事后不久，这些话传到朱元璋耳里，张昶被杀。
    朱元璋出于疑忌，大搞特搞监视，虽然使得人人自危，也滥杀了许多无辜者，但这种监视毋庸置疑还是起到了威慑作用，使大臣们小心翼翼，不敢有非分之举。
    权力的稳定来自平衡
    据说一个团队超过12人就会出现拉帮结派相互争斗的局面，管理就是基于这样的人性应运而生的。杜绝争斗需要秩序，秩序则来自平衡，一个精明的领导者既是团队的领导，又是精通平衡术的团队管理者。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驾崩前，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
    乾隆三年（1738年）允礼病逝，第二年允禄以谋反罪被削爵，失去权势，辅政大臣四去二，只剩下鄂尔泰和张廷玉。
    鄂尔泰是满州镶旗人，当雍正还未登帝位时，就曾向鄂尔泰索取财物，遭到拒绝，因此雍正很器重他，登基后就委以重任，在雍正十年（1732年）任首席军机大臣，授保和殿大学士。随着权势地位的上升，一些满州官僚和部分汉族官僚相继依附鄂尔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
    张廷玉是大学士张英之子，雍正即位后对他十分赏识，令其教授皇子，擢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调任户部任职。后来雍正又授予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雍正八年（1730年），设立军机处，张廷玉任军机大臣，由张廷玉负责制定军机处的规章制度。足见张廷玉备受雍正皇帝的器重。
    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颁布谕旨，赐鄂尔泰和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里，这是皇帝赐给大臣的最高荣誉和奖赏。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继位，同样敬重鄂尔泰、张廷玉。
    在1736年，乾隆封两人为三等伯，又在张廷玉七十大寿时御书“调元锡祉”匾额赐予张廷玉。
    雍正、乾隆两帝的恩宠，无意中助长了鄂尔泰、张廷玉的嚣张气焰。他们各自在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久而久之在朝中发展成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清人昭梿说：“乾隆初年，鄂、张两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对此乾隆明察于心，正如后来他所说：“朕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
    对于鄂尔泰、张廷玉两大党派势力的恶性膨胀和明争暗斗，乾隆自然不能听之任之任其随意发展。乾隆登基后，就决心“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因而他对朝中大臣结党营私的行为深恶痛疾，经常以历史教训告诫大臣：“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乾隆对鄂、张两党的策略，先是利用继而限制，到最后彻底铲除，这显示了其高超的统治策略。
    雍正末年，鄂尔泰首先提倡在西南“改土归流”，对巩固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举措不当，引发贵州苗民的反抗，雍正颇为不满，下旨问责鄂尔泰，并派出张廷玉集团的张照担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挥征剿。张照挟门之见，存心报复鄂尔泰，到贵州后搜集了鄂尔泰的各种罪状，向雍正告发，企图推翻“改土归流”政策，恰遇雍正驾崩。
    乾隆继位后，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张照的提议十分不满。不久，张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了鄂党的张广泗负责西南事务。这时，鄂党占了上风，欲穷治张党，置张照于死地。
    乾隆虽然支持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建议，但对鄂党的打击报复却没有坐视不理。他不希望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而是要在两大集团之间竭力保持平衡，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处，共同效忠于自己。因此，当鄂尔泰要求处死张照时，乾隆并没有采纳。他不仅没有杀张照，又任命张照为吏部大臣。在乾隆看来，对两大政治集团不打击一派扶植一派，也不让其两败俱伤。这样既可以利用两派中的优秀人才，而且如果能够感化鄂尔泰和张廷玉，使他们彻底醒悟，放弃党争成为“贤臣”，那将是两全其美的事。这是他作为一代贤明君主的特殊表现。
    然而，乾隆心里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鄂尔泰和张廷玉的举动令他彻底失望了，恼怒之余，他不得不放弃“感化”行动，而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党派之争。
    乾隆六年（1741年），号称“敢于言事”的御史、鄂党成员仲永檀诬告张党集团接受京城富商贿银，其矛头直指张廷玉。对于这次弹劾，乾隆当然不相信，经过调查纯属子乌虚有的事，但提督鄂善却被查实收受1000两贿银。结果鄂善被判处死刑，而仲永檀因揭发有功被擢佥都御史，乾隆亲颁谕旨予以嘉奖。“自今以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必畏首畏尾。”
    仲永檀尝到弹劾的甜头，又把矛头指向张照，说张党利用职权泄密说：“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渲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仲永檀所说的“权要”实指张廷玉。
    对于仲永檀指责张廷玉，乾隆根本不相信，他说：“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其言外之意是：张党虽有泄密之事，但鄂党更甚之。
    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立即予以反击。他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密奏的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于是上疏揭发。乾隆闻奏，命张廷玉协同其他大臣和三位亲王审理此案，结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两人往来亲密，确实有严重泄密之事。
    张照建议扩大调查范围，企图将鄂尔泰也牵扯进来，将鄂党一网打尽，但乾隆深知此时还不是消灭鄂党的机会，如果要将鄂党消灭遗尽的话，朝廷里就没有与张党相抗衡的势力了，张党也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因此他决定从轻发落，将仲永檀逮捕入狱，后来仲永檀病死于狱中，鄂容安也仅令其退出南书房，一再让其侍奉皇帝。
    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病死，但其人虽亡，而其势力仍然牢固不懈。
    乾隆二十年（1755年），发生胡中藻文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得意门生，其诗文多有悖谬之词，被斩决。此案牵连鄂尔泰的侄子、甘肃巡抚鄂昌，乾隆令其自尽，至此鄂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加之鄂尔泰的两个儿子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阵亡，从此鄂党势力销声匿迹，成为了历史。
    在打击鄂党的同时，乾隆也加紧了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由于张廷玉的家族多为朝中官员，左都御史刘统勋上奏称：“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小心谨慎。皇上眷注优隆，久而弗替，可谓遭逢极盛。然盛名之下，责备亘多，勋业之成，晚节当慎。外间舆论动云，相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此盈满之候，而倾覆之机所易伏也。”
    为了限制张氏势力，刘统勋向乾隆建议不妨效仿康熙的做法：“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两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同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友，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
    乾隆赞同了刘统勋的建议，但为了不引起张党的恐慌，乾隆又对张廷玉施以安抚怀柔策略，开导张廷玉这样做对他有百益而无一害。“今一结查议，人人皆知谨饬检点，转于大学士张廷玉有益。”
    张廷玉混迹官场几十年，当然知道乾隆此举的真正意图，于是他立即上疏请求辞去兼管吏部的职务，此后， 张廷玉又多次以年老体弱向乾隆乞退官职。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才同意张廷玉以原官并带伯爵致仕。
    张廷玉的屡次乞退使乾隆颇为不悦，因为在他眼里，作为人臣侍奉君主，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张廷玉即为此反复不休，不顾皇帝恩宠，有失朝廷重臣的风度。
    果然，张廷玉的这种做法很快被鄂党当做攻击的口实，他们向乾隆进言，称张廷玉没有资格享受死后配享太庙的最高荣誉。
    张廷玉听后，心急如焚，他对这最高的殊誉极为看重，因为整个清朝自开国以来配享太庙的异性大臣仅有十二人，而且自己是惟一的汉臣，如果这一特殊待遇被撤销的话，就犹如要了他的命。他立即去见乾隆，痛哭流涕，要求乾隆给他写一份保证书，这使乾隆很不高兴，但还是表示不会更改雍正的遗诏，让张謇尽管放心。
    第二天，张廷玉让儿子张若澄上朝代谢皇恩。致使乾隆大为恼怒，认为张廷玉请求配享太庙时能亲自来面奏，没想到谢恩时却不来见驾，视皇恩为“分所应得”，当即下旨斥责张廷玉。乾隆这异常举动使协办大学士、张廷玉的门生汪由敦惊慌不安，暗中派人送信给张廷玉。第二天早晨，张廷玉还没有接到圣旨就进朝谢恩。乾隆见张廷玉消息如此灵通，更为怒火难捺，当乾隆得知是张廷玉的门生给张廷玉通风报信时，他立即削去张廷玉伯爵，虽然仍保留张廷玉配享太庙的特殊待遇，但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皇帝的恩宠。而给张廷玉通风报信的汪由敦，则罢去了官职，留任办事赎罪。
    对于已经失宠的张廷玉，乾隆仍不能将其放过，他不时寻找各种借口斥责张廷玉，令张廷玉寝食难安，想尽快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回原籍养老。
    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病死，初祭刚过，张廷玉不顾自己是永璜老师的身份，急匆匆地向乾隆奏请回乡，乾隆斥责道：‘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安定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尚有人心者乎？”对张廷玉的怨恨已达到其及点。
    这之后，乾隆命九卿讨论张廷玉是否有资格配享太庙，并定议具奏。九卿大臣看出乾隆的心意，一致认为应罢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上奏乾隆。乾隆以此为依据，修改雍正遗诏，也不再记得自己对张廷玉的许诺，罢除了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的待遇。乾隆此举一方面显示了专制制度下至高无上的皇权，另一方面彻底打击了张廷玉的势力，使朋党之争不再成为危及皇帝统治权稳定的隐患。
    同年九月，有人揭发张廷玉的姻亲朱荃曾涉及吕留良案，乾隆降旨责问张廷玉：“公然与为姻亲，是诚何心？。。。。漫无忌惮，至于如此。其忘皇考圣恩为何如 ？其藐视朕躬为何如？”下旨罚张廷玉15000两白银，并追缴以前赏赐的各种物品，查抄其在京住宅。而张廷玉的其他党羽也都受到处罚。
    乾隆二十年（1755年）张廷玉病逝，乾隆却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宽恕了张廷玉的罪过，仍令配享太庙。
    如果张廷玉九泉之下有知，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这实在是专制君主对臣下的种种恶作剧！
    鄂尔泰和张廷玉两党之争，持续达几十年之久，乾隆即位初期，借助他们的力量处理朝政，对他们是宽容和打击并用。当乾隆掌握朝廷权力时，皇位巩固之后，对这两大政治集团的势力，采取控制、打击并举的策略，注意了保持一定的程度，不致激起剧烈的反抗。
    在这一策略之下，乾隆终于铲除了两大集团，牢牢地掌握了大清的皇权，真正成为“万民之主。”
    你办事，我放心
    一个人没有死党难以成就大事，几人的脑袋拴在一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只有把权力交给放心人，才能高枕无忧，大胆的睡安心觉。
    赤壁之战后，刘备在诸葛亮等人的辅佐下，夺取了益州和汉中，具有了可以和曹操、孙权相抗衡的实力。却因荆州问题，孙权和刘备经常发生纠纷。刘备得益州后，孙刘间嫌隙更大。
    盘踞在长江上游的刘备构成了对孙权的潜在威胁，更令吴国君臣耿耿于怀。
    215年，孙权向刘备索要荆州，遭到刘备拒绝。于是孙权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急忙引军到公安了。命关羽争夺三郡，眼看双方大战一触即发。当时刘备听说曹操将进攻汉中，恐失益州，便与孙权讲和，平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吴蜀荆州之争乃暂告停息，但吴未得整个荆州，始终不甘心。
    219年，关羽提军北攻襄樊时，内部空虚，孙权借机袭取了江陵等要地，关羽被害，于是荆州全部丧失。刘备的霸业遭至重创。
    荆州的失守不仅是由于关羽的原因，而且刘备也负有重要的责任，他忽视了荆州的防守，更不应让关羽镇守荆州。关羽刚愎自用，缺乏政治头脑，不能团结部属，让其镇守荆州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刘备另一个重大错误是在荆州失守后，他不应忿然伐吴。等到大军被陆逊所破，他还说：“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可见他心里很陆逊。由于夺取益州和汉中的胜利，冲昏了刘备的头脑，从而产生了轻敌的情绪，因而不听群臣的劝阻，一意孤行，使他伐吴失败。
    此次战役大大削弱了蜀国的实力，导致了非常的后果。不久，刘备病危，不得不病榻托孤。
    据《三国志》记载：“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嘱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敢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有关刘备托孤于诸葛亮的记叙，把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叙述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
    一个饱经人世间苍桑的国君，面对自己老实有余而联盟不足的继承者，并不企望他用各种方法保住皇位，而只希望他听从老臣相的指引，以免不辨忠奸，危及大业，而自毁江山。假若儿子不能继承，与其让江山社稷丧失，亦不如把皇位让给“功德盖世”的老臣相。这就是刘备的肺腑之言。
    此后，刘备就把国家的所有权力都交托给诸葛亮，所以诸葛亮才能竭心尽力，维持蜀国内部的稳定，平定西南，结交孙权，北上伐魏，将蜀国的江山延续了几十年。
    刘备的大胆放权，收到奇效。诸葛亮不但没有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篡位夺权，反而忠贞不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试图完成复兴汉室江山的愿望。
    在中国帝王中，刘备是个非常突出的人物，他没有强大的实力，但控制手下确有独到之处。他把蜀国权力交给诸葛亮，使诸葛亮俨然成了皇帝，操纵着整个蜀国，却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确实是权力运用的一大奇迹。
    看清前进的路，确保后路
    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的世袭制传统，如果权力后继无人的话，即使老子打下江山，最终江山还是要毁在儿子手上，足见打江山不容易守江山更难。谋权不容易权力的继承更难。
    对于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来说，继承权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谁得到它，谁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就能君临天下。在中国历史上，围绕着皇权继承展开的斗争总是充满着血雨腥风的明争暗斗，兄弟相残，父子反目成仇，在权力面前可以说没有丝毫亲情可言。谁是最后的成功者，谁拥有最高的皇权。
    历史上皇权争夺的实屡不鲜见，就以毛泽东的“五大帝王”为例，秦始皇是中国帝王第一人，他的二儿子胡亥杀死亲哥扶苏，始皇的尸首腐烂发臭也没人；汉武帝够神武了，但晚年因立太子被搞得焦头烂额，“巫盅之祸”后，太子被废，皇后遭斥，刘家天下落入大臣之手；李世民乃一代明君，但在皇权面前，竟能做出杀兄逼父夺皇位之事，而在其晚年为皇位继承也心急如焚，甚至想自杀一死了之，饶是如此，仍免不了武周代唐的曲折；赵匡胤陈桥兵变拣了个皇帝当，为保全尊位，无所不用极，但“斧声烛影”，死在亲弟弟手上，也算是报应了。再看其他开国之君，刘邦大杀功臣，又杀白马为盟，却仍然逃不过吕氏专权，要不是周勃等人“愚忠”，天下怕早归吕氏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重蹈汉高祖刘邦覆辙，大杀功臣，但他尸骨未寒，儿子却杀死了孙子，发生了惨不忍睹的窝里斗，康熙帝可谓一代圣主，但晚年为立嗣却大伤其脑筋，重病一场，呜呼哀哉，“九王夺嫡”，雍正帝即位也成了历史上不解之谜。
    真可谓：“对阵杀敌不足惧，皇权争斗乱子大。”纵观中国古代圣贤君主，竟无一例外。
    成吉思汗在这些人中算是幸运的了。他生前受到过选择继承人的困扰，但只要决定下来便没有再起风波，至他去世之时，整个帝国仍然稳定有序，不像上面所说的皇帝，未死之时已殚精竭虑，死后也不得善待。为什么成吉思汗会有这么幸运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知道，子孙相互残杀的根本原因不过是为了利益的和权力。由于子孙繁衍，人口越来越多，争夺就会更加激烈。如何避免呢，成吉思汗的想法是，尽量把蛋糕做大，这样每个人都能分得很大的一块，就会减少他们的争夺。所以，他不顾自己年老力衰，即使到了生命的极限，仍然到处征讨，十几年中，攻占了几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统治的人民至少有几千万。所以，他去世后，四个儿子都分得了一块巨大的封地，形成了相互独立的态势，因此大大避免了骨肉相残的悲剧的发生。
    成吉思汗不愧为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在选择窝阔台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不以野蛮、残暴为标准。术赤、察合台都是能征惯战的统帅，打过无数次硬仗，而窝阔台并不是以好勇斗狠见长，他为人稳重大度，具有一个政治家的素质和气度，因此成吉思汗对他是特别青睐。
    早在西征之前， 年近花甲的成吉思汗就在考虑大汗的继承问题了，其实他的儿子们早就为汗位暗中较劲了，大臣们所以不敢提及，因为害怕得罪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成吉思汗在动员大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察合台立即就与术赤干上了，两人扭在一起，差点儿没动真家伙。察合台攻击术赤，其根本原因不在血缘关系上，而是他利用这个借口能把年长功大的术赤从汗位继承的竞争者地位上拉下来，在余下的三兄弟中，他当然是最有优势的了。
    但察合台没有政治家的头脑和手腕，对这个问题操之过急，方法过于笨拙，就是成吉思汗有意选他为汗位的继承人，这时也不该选了。如果说在此之前成吉思汗选择窝阔台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术赤与突厥这么一闹，窝阔台成为汗位的继承者也就顺理成章，无可挑剔的了。如果成吉思汗把汗位传给术赤或察合台的话，那么在成吉思汗死后，必然会发生蒙古帝国分裂，兄弟相残的后果。
    虽然成吉思汗在决定汗位的继承者时还有些犹豫，不是特别窝阔台的才干，但对拖雷的情感寄托似乎更多一些。虽然，子女如父母的十个手指“十指连心，哪个不疼。”但一般父母还是对幼子幼女还是要更娇宠一些，在成吉思汗率诸子亲征的战斗中，往往是他与拖雷共领一支军队，拖雷既能照顾父亲，又能从父亲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很长时间成吉思汗都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即汗位的继承人是窝阔台还是拖雷呢。成吉思汗当时的矛盾心情是任何一个外人都难以体到的，这不仅是一个两难选择题，而且也是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虽然成吉思汗面临两难问题，但他毕竟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政治家，所以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之后他还是选择了窝阔台。
    然而时世难料，在成吉思汗死后经过一番周折，窝阔台才登上大汗之位，而窝阔台之子贵由汗也跟着沾光，但是在这之后，窝阔台这支族人也就衰落了，蒙古草原与中原大地都成了拖雷的天下，窝阔台的后代得了一块“窝阔台后王封地”，后来终被忽必烈抢了回去，术赤死得很早，长子拔都却一直是蒙古各支中最有势力的人之一，他创建的金帐汗国跨越欧亚两大洲，统治持续几百年。
    拖雷没有当上大汗，但他的子孙为什么能够当上大汗，这归根结底是和成吉思汗有关。成吉思汗虽把汗位传给了窝阔台，但他给拖雷的家底最多，最后一次分封，其他三个儿子都是几千户，惟独拖雷得到了一万多户，而且得到了蒙古“根本之地”的领有权。蒙古人有幼子守家的习惯。成吉思汗这样做也未尝不可。这就给窝阔台出了道难题。他的钱少、人少、兵少，在兄弟之中不占优势，因此权威也就有限。
    拖雷的强大的无疑给窝阔台造成巨大的威胁。这一点成吉思汗是没有想到的，而在他的四个儿子中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察合台与窝阔台是一伙，拖雷与术赤是一伙，两派虽不至于势同水火，却泾渭分明。窝阔台称汗时，察合台积极支持，而拔都与拖雷只是慑于成吉思汗的余威才不敢发作。贵由汗即位时情况就不同了，拔都没有参加忽里勒台大会，对贵由称汗的合法性持怀疑的态度，拒不受命。这对窝阔台这一支人是严重的警告。贵由死后，拔都力主蒙哥继任为汗，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拖雷一系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大部分家产，是蒙古帝国当之无愧的领袖。由于拔都与蒙哥的强大实力，忽里勒台大会决定选举蒙哥为汗。但察合台与窝阔台两系的亲王不甘失败，他们以拥立蒙哥为名，携带武器士兵，准备偷袭，杀死蒙哥，结果阴谋败露，蒙哥残酷镇压，一场骨肉相残的悲剧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被捕的反对派宗王有三百多人，蒙哥的处理极为残酷，几个主要人物均被处死，余下的没有处死的，或流放，或充军。经过这次打击，窝阔台与察合台一系的势力被土崩瓦解，拖雷这一系却如日中天。
    蒙古帝国骨肉相残的局面在成吉思汗死后几十年终于发生了，与其他一些中国帝王相比，这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了。
    兄弟相残并没有到蒙哥为止，蒙哥在攻打四川时死去，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又玩耍起刀子来。多数史学家认为这是保守派与“汉法派”之争，这样解释也未尝不可，但他们争夺的实际还是汗位之争，权力之争，至于“汉化”不汉化化“倒在其次。当然忽必烈棋高一着，所以阿里不哥输了。金与阿里不哥是一奶同胞，到头来还不是打得你死我活。元朝建立后，这类事情是层出不穷，“明文之争”，“南坡之变”，整个元朝到灭亡都没有消停过。经过这一打，蒙古人元气大伤，在中原呆不住了，不得不退回大漠。
    权力的血雨腥风
    权力的争夺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的刀林剑阵与金戈铁马，尤其是争夺至高无上的帝王之位，更是如此惨烈残酷。我国的南朝时期政局最为动荡而混乱。
    公元420年，南宋开国皇帝刘裕去世，长子刘义符继位，不到一年大臣徐羡之、傅亮废掉刘义符的帝位，另立刘裕的三儿子刘义隆为帝，即为文帝。不久，文帝又把就把徐羡之、傅亮诛杀。
    刘义隆登上皇位后，因为刘义隆与四弟刘义康曾共理朝纲，对巩固刘宋政权贡献颇大，刘义隆害怕刘义康篡夺皇位，所以刘义隆就赐药毒死了刘义康。
    公元453年，刘义隆又被长子刘邵所杀。后来，三子刘骏以讨伐弑君弑父为名，向刘邵起兵，攻克建康后杀死刘邵并暴尸于市。
    刘骏称帝，即孝武帝。公元465年刘骏死后，其长子刘业继位，因为从小看惯了父亲草菅人命的事，所以一旦自己手握生杀大权，其凶残程度与其父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刘业登上皇位后，凡是孝武帝信任的大臣悉数诛灭九族。就连年仅七岁的弟弟刘了鸾他也没有放过。
    纵观刘氏南宋王朝的四代八帝，自刘裕以下，皇宫里弥漫着血雨腥风，岁岁年年都是骨肉相残。刘氏父子兄弟之间的残杀延绵不断，最终导致了南宋王朝的覆灭。八个皇帝平均奉命不足24岁， 可谓可泣可悲也。
    为官之道
    官场如战场，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权力与利益的伙伴。
    官员类型
    在中国古代官场上，如果按官员的思想素质可分为：正臣和邪臣两大类。正臣，即怀有一颗正义。又可细分为以下六种：
    1.圣臣：堪称一流官吏，王者之师。圣臣就是能够在天下大事处于萌芽状态，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都能未卜先知，独具慧眼的洞察事件的先机，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存亡和得失的关键之处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把握得恰到好处。
    2.大臣：就是谦虚谨慎、尽心竭力为主办事，思索治国之道，勉励君王勤政爱民；劝说君王目光远大，胸怀大志，更正人主的不良作风。
    3.忠臣：为国家办事废寝忘食达到了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境界，自始至终为国家举贤荐能，具有愽学多才精通历史的能力，经常引证历史成功经验启发激励人主。
    4.智臣：就是为国君出谋划策，具有深谋远虑明察秋毫的观察力，清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并能见微知著的预测事物，具有转危为安，转祸为福的能力。
    5.贞臣：贞臣就是那些既勤政廉洁又奉公守法，既以身作则又忠于职守，既勤俭朴素又尽心竭力为民办实事的官员。
    6.直臣：当皇帝昏庸、国家离乱的时候，敢大胆犯颜直谏指出皇帝的错误。
    （二）．邪臣，隐藏一颗邪恶之心。也分为六种：
    1.具臣：有人当官只是为了拿薪水，对工作敷衍应付，遇事随大流跟着走，见风使舵，为人处事八面玲珑，瞻前顾后，唯恐得罪人担责任，身在其位，不谋其政，只是在官位上滥竽充数。
    2.谀臣：在官场上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在领导面前献媚拍马屁，是个十足的奴才，只要领导讲的就说好，只要领导点头的都说对，只要是领导做的都正确，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手上做一套，暗暗揣摩领导的意图爱好，凡有所爱就投其所好，及时上贡，把领导巴结得浑身通泰。当领导的自然不把他当外人，互相包庇纵容，一起吃喝玩乐，不计后果，不考虑影响。
    3.奸臣：表面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内心阴险奸诈，妒贤嫉能，想提拔谁，就在领导面前替谁说好话，隐瞒其缺点，；而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就在领导面前夸大其缺点，隐瞒其优点，造成领导奖惩不当，政令不畅的后果。
    4.谗臣：谗臣是指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的人，掩饰自己的错误振振有词，让人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诡辩起来巧舌如簧，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中央政府煽阴风点鬼火，制造混乱。
    5.贼臣：这类人胸怀篡夺权力的勃勃野心，暗中拉帮结派培植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陷害无辜，排斥异己，假传旨意图谋篡权的阴谋，以实现蓬蓬勃勃的政治野心。
    5.亡国之臣：明的在帝王面前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阿谀奉承，谗言盅惑帝王走邪路，暗里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死党之间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使朝廷里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辩；此举乃亡国之臣也。
    如果按性格来分可分为四类。
    1．官场真老虎。
    这类型的人被称之为：“官场真老虎。”又称：“色厉内刚型”这种人外表严肃、言辞严厉、内心刚正不阿。
    宋朝名相韩琦就是这样的人。
    北宋时期，韩琦上书皇帝，劝告他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爱惜国家的财力和物力，选拔和重用德才兼备的人，疏小人，亲贤臣，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河北大名府的墓碑上刻着北宋前几代皇帝狩猎时题的诗，韩琦在留守大名府时，有意将这些诗碑藏在班瑞殿的夹壁中。有人劝他拓下摹本进献给皇上，以取悦其好感。
    韩琦说：“把它修好可以，怎么能用它作进献之礼呢？”
    后来，他调走，另一位大臣就把这些诗碑进献给了皇上。
    他听到后叹息道：“难道我不知道进奉皇上，就可以驳得皇上好感吗？但现在皇上正考虑着防止外族侵犯和边防建设等国家大事，不应当把他的心思引到另一边”
    一次，大臣石守道编写了一本《三朝圣政录》，即三代皇帝的模范事迹记录本，准备献给皇上。他向韩琦请教。
    韩琦看后，指出有几件事褒贬失当。比如宋太祖赵匡胤曾迷恋一个宫女，因而早朝都迟到了，群臣议论纷纷。此事他感到有失龙颜，就趁那个宫女熟睡时将她杀死。
    韩琦问：“她有什么罪呢？是太祖皇帝自己沉溺女色，而恨那个女人，竟杀死她，这能让万世效法吗？假使他再有宠妾，不是又要把她杀掉吗，那将杀不胜杀了。这显然不是“圣政”。诸如此类的几件事不应写进去。
    石守道听了，非常佩服他的见解精辟独到。像这样刚正不阿的人，怪不得能一本参倒四个宰相。
    2.官场纸老虎
    这类型人表面上强大，实际上外强中干，纸老虎一个，俗语说：“气壮如牛，胆小如鼠”就是说的此类型人。
    唐高宗李治，操控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够威风霸气吧。
    但是他是一个怕老婆的皇帝，听凭武则天为所欲为，作威作福，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受她牢牢控制。为此，他生气得要命，又不敢当面发作。
    西台侍郎上官仪献计说：“皇后专横跋扈，应当及早废除她！”
    李治马上叫他写这份文告。左右太监赶快跑去报告武则天，武后立即赶来见李治，为自己辩解。
    李治又羞又怕，做出一副萎萎缩缩可怜相，竟昧没良心地说：“我仲当初并没有废你的意思，都是上官仪教管仲这样做的。”
    李治这个孬种皇帝，自己做不好，还把责任硬推给上官仪，害得上官仪被武则天杀了。
    3.外柔内虚型：这种人天生性格柔软，没有丝毫阳刚之气，很不适宜混迹于官场。
    南唐后主李煜文学才华横溢，其词凄美华丽流传千古，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上占一席位，被后世称为“千古词帝”。
    但他天生软弱的性格，根本不适合步入官场，更不必说要做一个国之君了，然而高贵的帝王家族却将他推上了权力的至高峰，成为南唐皇帝。
    成为南唐皇帝之后，李煜依然如故的赋词吟诗，与人谈佛论经，少问国事。
    北宋皇帝赵匡胤正是利用李煜信佛若神的心理，派遣了一个和尚到南唐，天天陪着李煜大谈特谈长生不老的佛学理论。李煜把这个和尚视奉为神明，视为：“活佛”。一天到晚忙碌于求神拜佛，不理朝政，不用心治理国家。
    李煜像儿子孝敬老子那样孝敬宋朝，但宋太祖还是派兵攻克南唐都城金陵，灭了南唐。李煜被俘押到开封，他只得每天以泪洗面，写下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名篇。他实在是错投胎，不应出生帝王之家，驻足官场，最终成为受尽百般凌辱的亡国之君。
    上述四种类型，人们常常会选择做 “外柔内刚”型，外柔内刚顾名思义就是表面仁慈宽厚，给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之感，但内心却颇为刚硬有主见。
    4.外柔内刚型的人犹如“绵里藏针”表面上柔弱无力，实则内里隐藏高明手段，这种人是官场上的上乘者。
    三国时期，魏国大将军司马懿就是外柔内刚的高手。
    魏王曹睿临终时，拉住司马懿的手说：“我把身后之事托付给你，望你与曹爽共同辅佐我八岁的儿子。”
    曹芳接位后，曹爽欺主年幼，独揽了朝政大权，结党营私，司马懿制止不了他的行为，便装病不过问政事。这样就加剧了曹爽的勃勃野心，欲密谋篡位，自己取而代之曹芳的帝位。但又害怕司马懿会破坏他的计划。
    于是曹爽就派自己的心腹李胜来荆州看望司马懿。以探虚实，司马懿识破曹爽的计策，他将计就计的抓住这机会尽情的表演了一番。他在李胜面前假装病入膏肓的样子，叫两个人搀扶着自己接见李胜。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想抓住披在身上的衣服，却抓不住，衣服落在地上;口里不停地叫渴，让仆人喂粥给他喝，他连粥碗都拿不住，喂的粥汤酒满胸前。
    李胜说：“大家只听说您老毛病犯了，没想到您竟病成这样。”
    司马懿病声恹气地说：“年纪大了，长期病在床，活不了多久了！你到并州去，并州靠近胡人，你要好好守卫边关，做好战备。管仲们恐怕不能再见面了，管仲把两个儿子拜托你照应吧！”
    李胜说：“我是去荆州，不是去并州。”
    司马懿说：“我年纪老心思糊涂了，听不懂你的话，你回到并州去，好好建立功勋吧。”
    李胜根本就没有识破司马懿的佯装，回去告诉曹爽说：“那老头子已成活死人了，只剩下一口气，神智完全丧失，对我们已经是不足为虑了。”所以曹爽才不再防备他。
    一年后，当曹爽跟随魏主曹芳离开汴京去高平拜扫祖先陵墓的时候，司马懿就悄悄进宫奏请永宁太后免去曹爽的职务，并及时掌控了兵权，稳住了部队，然后出迎魏主，
    杀了曹爽，消灭了其余党。
    由此可见，像司马懿这种绵里藏针，外柔内刚的人才是官场上真正的强者，因为他能算计别人，而别人却无法算计他。连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都说：“吾所虑者唯司马懿也。”
    上述四种类型，人们常常会选择做 “外柔内刚”型，外柔内刚顾名思义就是表面仁慈宽厚，给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之感，但内心却颇为刚硬有主见。
    东汉桓帝时期，发生了党锢之祸，有200多人受牵连锒铛入狱。人们唯恐被祸及自身，都避而远之，躲之不及，唯有陈寔却要求蹲监。
    他说：“我不进监狱，众人就无所依靠。”后来皇帝大赦天下，他才得以释放。
    汉灵帝继位时，太监张让专权。张让的父亲死了，要将棺木运回老家颖川去安葬。因为是奸贼的父亲，所以有名望有骨气的人都没去送葬，只有陈寔一人去送葬。后来，宦官得势，再次株杀党人，张让看在陈寔的面子上，保住了许多党人的性命。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大家，而甘愿委曲求全，这是为官者中的榜样。
    但一味刚烈又是不同，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我行我素，坐得端，行得正，言得直。这种人虽然好，但曲高和寡，难免就会陷入孤立无援之境。
    一种是刚愎自用，刚戾暴躁。这种人好像炸药，一点即燃，一燃即炸，这是官场上比较忌讳的情况。
    官场上提倡外柔，但反对里外皆柔软的人。
    易经上说：“色厉内荏者，凶；外柔内虚、羸弱柔顺者，亡；外强内刚者，悔；唯外柔内刚、外圆内方、柔中有刚者，善、吉。”
    官场结构关系
    一、官场等级
    中国官场历来就有等级森严的制度，官大一级压死人。就是官场结构的基本准则。与其说中国官场呈等腰三角形，莫如说像一座金字塔更为确切，中国的帝王就是金字塔的塔尖，下面就是朝廷里文武百官及地方官员，历史上许多官场悲喜剧都在这里精彩上演，国家的兴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阶层。
    1.上级对下级
    ——收放自如
    上级对下级（包括皇帝对大臣、大臣对小吏）上级对下级要做到收放自如。
    官场上一般要求上级对下级体恤。
    战国时期，魏国将军吴起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一次，一个士兵受伤了，他还亲自为其吸出毒疮里的脓血，那士兵的母亲听后大哭起来。
    有人问她：“您的儿子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士兵，吴将军能亲自为他吮吸脓血，这是天大的荣幸，您为什么还哭啊？”
    她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啊。往年吴将军为孩子的爹吸伤口的脓血，老头子感激不尽，上战场后脚跟不朝后转，直到战死沙场。现在吴将军为我儿子吸血，我儿子感激他，上战场就顾不得性命，这样一来，我不知道儿子哪天会死在战场上，所以我是为儿子担心啊！”
    2.下级对上级
    ——士为知己者死
    下级对上级（包括大臣对皇帝、小吏对大臣、小吏对皇帝）下级对上级要做到士为知己者死。
    何谓：忠贞不渝？”
    对上司恭恭敬敬，对上司的话言听计从；为君主办事尽心竭力，献出全部心血乃至生命谓之忠也。”
    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封建伦理道德人格标准的支柱。
    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写道：“我本来是一个布衣百姓，隐居南阳，以种田为生，只打算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保全自己的性命，不求在诸侯那里谋取一官半职。刘皇叔不因我个人出身低贱而轻视我，相反的他自降身份，接连三次到茅屋来看我。征询我对时局大事的看法和与之相对应的重大谋略。因此我对他心存感激之情，答应为他驱遣效力，后来我在他危难时受命，至今已有二十一年了。
    皇叔深知我是个处事谨慎稳重的人，所以临终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自从我接受遗命以来，日夜担忧兴叹，唯恐大任不能完成，损害皇叔的英明。
    如果皇帝是一个开明的人，忠臣就如鱼得水；如果皇帝昏庸无道，那么忠臣就会遭殃。
    南宋的抗金名将岳飞，纵有“收拾旧山河”的豪情壮志，
    但遇到昏君赵构、奸臣秦桧，也只能发出“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的感叹，而无法改变被奸臣以“莫须有”罪名杀害的结局，他的忠，只能说是“愚忠”
    3.同级之间
    ——以和为贵
    同级之间（包括大臣与大臣、小吏与小吏）同级之间以和为贵。
    在官场上同级之间历来推崇“以和为贵”的原则，即同级之间互敬互让和睦相处，历史上负荆请罪是最好的例子。
    战国时期，蔺相如出使秦国，完成了完璧归赵的任务，赵王见他不负使命，封他为宰相，廉颇自认为战功卓著，反而位居蔺相如之下，心颇为不服，就想找机会侮辱他，让他出丑丢面子。
    蔺相如不想与廉颇争席位的高低，每天早朝就请病假，尽量避免不与廉颇见面。
    一次，蔺相如出门，远远看见廉颇来了，马上掉转车头躲避。手下的人误认为他软弱怕事，都不愿跟随他，要辞职不干。
    相如问他们：“你们看秦王和廉颇相比，哪个厉害？”
    下属说：“廉颇当然不如泰王。”
    相如说：“对了。可秦王那么威风，我在渑池大会上，都敢当面顶撞他，难道会怕一个廉将军吗？之所以强大的秦国不敢侵犯赵国，是因为有我与廉将军在。如果管仲们两人相争，不就是给秦国提供进攻的机会吗？我躲开廉将军，都是以国家安危为重，把个人恩怨放在一边！”
    很快，蔺相如的话传到廉颇耳里，廉颇深感惭愧，解衣露背，背上荆条，到相如家里去请罪。从此以后两人同心协力，共保江山。
    但是，官场险恶，要“求和”也并非易事，因为你要和，别人不一定会跟你和。你有蔺相如的胸襟，别人未必就有廉颇的态度，所以既然和不了，那就只有斗。
    西汉时期，齐国丞相爱盈为人慷慨，在朝廷里一直名声很好。宦官赵谈得到皇帝的宠爱，总想加害爱盈。
    一次，皇上和赵谈共乘一辆车。爱盈跪伏在车前说：“臣听说能与陛下共乘一辆车的人都是英雄。虽然现在英雄很少，但无论怎样陛下也不能与阄人一起乘车吧？”
    皇上听了，立即把赵谈赶下车去。
    后来，赵谈在皇上面前打爱盈的小报告就根本不起作用了，皇上认为赵谈对爱盈进行报复，这就是官场上“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典型实例。
    官场利与弊
    趋利避害，谋利去害，保利免害，是官场中亘古不变的规律。
    1.有利无弊的事努力去干。
    战国时，齐国出兵攻打赵国廪丘，孔青带领一支敢死队前去相救，孔青率军与齐人交战，大败齐军，缴获战车2000余辆，消灭齐军3万余人，打扫战场时，孔青想把战败者的尸体集中垒成两个大墓场。
    大夫宁越说：“那太不值得了！还不如把尸体还给齐国，作为内攻的手段，让齐国花费钱物用于安葬，而缴获的战利品，就用于我们作战，岂不更好？”
    孔青说：“齐国若不来要尸体怎么办呢？”
    宁越说：“那就罪上加罪了。齐王出兵，战而不胜，这是第一条罪状；士兵出征作战都回不来，这是第二条罪状；还给他尸体，却不来取，这是第三条罪状。因此齐国的老百姓就会怨恨齐王，齐国的士兵就会军心涣散，不想打仗齐王也就无法指挥军队，这就是最厉害的进攻。”
    显然，还尸于齐，对赵国来说，省钱、省事，名义上既好听，又能加剧齐国的内部矛盾，瓦解齐军的战斗意志，真是有利而无害，这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所以这是处理利害关系中的上上之策，完全可取。
    2.有弊无利坚决不干。
    明朝时期，藩王请求皇上加封边地，皇上便同意了，叫大学士们起草加封的诏书。大学士们都感到左右为难。深知这个诏令恐怕会带来无穷的后患，可是若不起草，又怕有违皇上旨意，所以都称病不出。只有梁文康起草了这份诏书。
    他在诏书上写道：“过去皇太祖曾诏令说：这块土地不能封给藩王，不是吝啬，而是考虑到它的地广物丰，藩王得到后就一定会多养兵马，也一定会因富庶而变得骄纵。此时，如果此时受奸人挑拔引诱，就会行为不轨，有害于国家。现在藩王既然恳请得到这块土地，那么就加封给你吧！但得此地之后，不要在此收聚奸人，不要在此多养士兵马匹，不要听信坏人挑唆，图谋不轨，扰乱边境，危害国家。否则，那时想保全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可能了。请藩王在此事上慎之又慎，不要疏忽。”
    皇上看到这个诏令，吃惊地说：“若是结果如此，那是令人忧虑的，还是不把它封给藩王好。”
    其实，梁文康这封诏书，不是写给藩王看的，而是写给皇上看的。他指出：加封边地给秦藩，对明朝极为不利：藩王会多多的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实力，变得骄纵狂傲，如果受轻信奸人挑唆的话，就会扰乱边境图谋叛逆。藩王也会身败名裂、妻儿不保。这有弊而无利的事，皇上自然不会做，所以最后加封一事也就只能作罢。这有弊无利之事千万不能做。
    3。有利有弊的事要权衡利弊，利大弊小得益最多的事应该干
    晋朝司马炎当帝时，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只有孙权的曾孙孙皓偏居建业。
    益州剌史王濬上奏皇帝道：“东吴的孙皓荒淫残暴，穷凶极恶到挖人眼剥人皮，老百姓都怨恨他；现在是攻打他的最佳时机，应该马上征讨他。”
    在他的建议下，皇帝决定征讨吴国。仅一年时间便打败了孙皓，一统天下，建立了西晋王朝。所以利多弊少的事可以做。
    远利近不利：应以“深谋远虑”为办事的至高准则，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遵循防患于未然，眼前服从长远，局部服从全局的两大原则。
    4.利小弊大尽量少干。
    东汉末年，汉献帝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中央集团没有实权。荆州牧刘表常常不按时进贡给皇帝，这是一种越轨有罪的行为。于是皇帝打算在郊野祭天时，公开斥责刘表乘坐马车越级，擅自提高马车档次，并以诏书的形式公布于众，这显然是一种借口，其用意是警告刘表按时纳贡。
    孔融知道后，马上奏书皇帝说：“陛下仿效春秋时代，齐桓公兵驻楚国，不指责楚国在召陵战役中所存在的大问题，只以贡品少为借口。如今陛下还没有力量惩罚刘表，大问题您不敢说。只说他马车越级这件小事，是根本不起作用的。所以郊野祭天时就应不提此事，以保全陛下的威仪。如果将此事公布于众，只能惹恼他，滋长他的歪门邪道。”
    孔融这段话，就说明了批评马车一事如果办了弊大利小，还不如不办好。
    （1）.按敌我分：利人利己。这是对自己和别人都有利的事应积极去干。
    唐太宗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如在军中推行军国大事不由宰相个人决定，而是由各中书省的中书各抒己见，各自签名负责的做法，这样经过各大臣的集思广益，就很少有办错事或错办事的现象。
    又如，他规定凡判死刑的案件，在两日之内必须复奏五次，他郑重思考后再作最后决定。对于可以宽恕免死的案件，有关部门要仔细复查，如实报告。
    又如，他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要到内省值班，他还常常亲自去请他们，向他们了解民间疾苦和政事得失情况，使得下情及时能上达。
    这些贤明的作法，巩固了唐朝的统治，增加了唐朝的繁荣，树立了唐太宗的威望，于国家百姓都是利国利民的事，因此应该完全肯定。
    （2）.损人损己的事，坚决不干。
    唐高祖李渊，担心官员受贿，就暗地叫人搞假贿赂来考验官员。有一个管城门的小官吏不知情收了别人的一匹绢，高祖却要以受贿罪论处。
    裴矩却说：“官员受贿，论罪应当处死。但这是陛下故意叫人行贿而使别人接受的，是陷人于法，陛下的这种做法未必就是光明正大的事吧！”言下之意是说促使别人去犯法，于人于己皆为不利，这种事干不得。
    最终，唐高祖高兴的接受了他的批评，说：“倘若管仲每件事都能这样受到监督，还愁天下不成太平盛世吗？”
    （ 3）. 损人利己的事可以干。
    在中国官场上，贪官污吏和奸贼佞臣就常常干着损人利己的事。
    唐玄宗时期，宰相李林甫对凡是名望和才能在自己之上的人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剌，想尽千方百计地搞垮人家。对功劳比他大，被皇上器重，权势地位接近他或可能超过他的人，他更是绞尽脑汁不择手段的予之毁灭。
    唐代宗时期，宰相元载，垄断政权，他害怕官员们向皇上揭发他的罪过，就硬行规定，凡是官员们论事都必须先报告宰相，然后再上奏皇上。尚书颜真卿上书劝告皇上不要批准他这样做，元载就把降了他的职。
    （4）.损己利人
    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拔焘要在黄河西部打猎，下令挑膘肥体壮的马给随从骑。尚书古弼却把瘦弱的马匹给他们。太武帝不禁大怒，要回京杀古弼。古弼的部下害怕受到牵连。
    古弼说：“为什么！我作为皇上的大臣，不让君王沉湎在打猎游戏上，这是小罪，而让君王沉醉于打猎的游戏之中，不作国防准备，不去思虑国家的命运，使全国全军缺乏人力物力，这种罪可就大啦！”
    “现在我们北魏开始壮大了，但军队的实力还是不足；而南边的敌人还在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我这样做是为国家作长远考虑，使将来打仗时有骏马供应给前方将士作战，因此，即使被君王处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这是我一个人的决定，不会牵连各位，大家不必担忧。”
    后来，太武帝知道这话，深为古弼的舍己为国为民的精神感动，叹服说：“有这样的大臣，真是国宝呀！”
    官场禁忌
    官场禁忌：1.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宜俭忌贪。
    钱这个东西，看上去有天圆地方的形象。人们对它亲近有如兄弟一样，因为它外形是圆的，中间有一个方洞，所以，人称：“孔方兄。”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在中国旧官场上人大多数人犯着做官的大忌，做官就是为了发财，所以官场上有 “无官不贪”、“凡贪必奢”的说法，一个“贪”字在官场里肆意横行，而为政清廉者却很稀少。
    明朝严嵩之子严世藩，其官职是工部左侍郎，月薪为61石米，折合米7320斤，现估价米每斤当时卖50文钱，他的月薪则为36000文。那时每千文换银一两，4000文换黄金一两，他的月薪可换银子366两或黄金91.5两，一年薪水也不过黄金1098两或白银4392两。
    严世藩由父任入仕，约20年，全部薪水之总和不吃不用也不过黄金21960两或白银87840两。可是抄他家时，却抄得“黄 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其他珠宝古玩所值数百万两。”这么多的财产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敲诈、受贿来的。
    严世藩非常熟悉朝中与外地哪里的官好做，哪里的官难做；哪些地方富裕，哪些地方贫，然后按照具体情况，责成由他父子推荐任职的官交纳贿赂钱，富裕地方好做的官多交，贫穷地方难做的官少交，就是一根头发丝也藏不住。
    在中国官场上贪污贿赂者总是遗臭万年，而勤政廉洁者则是流芳百世。
    为官清廉者都是生活节俭之人，他们从不收取贿赂，只靠薪金生活，不以奢侈为荣。
    包拯做过礼部尚书、丞相等官职，但他穿吃用住都和平常百姓一样。
    海瑞做南京右都御史，死在任上，家里的家当只有些破旧蚊帐、烂篓子，连安葬的钱都是别人捐赠的，生活比一般穷书生还很艰苦。
    2.宜谦忌傲。
    “谦受益，满招损。”什么为谦？官经里写道：“态度和蔼为谦、礼貌待人为谦、虚心、不自满为谦、严于律己为谦、改过为谦、礼让为谦、多思为谦。”
    谦虚谨慎，不仅使人工作和学习进步，而且在官场上有步步高升的机会。
    “谦”的反面便是“傲”，这里的“傲”是指骄傲自满、中居功自傲。
    俗语说：“人不可有傲气，但必须有傲骨。”
    清朝雍正年间，大将军年羹，因为战功赫赫而骄傲自满，从而得罪了清世宗，连降十三级，贬为守门官，有官夜过城门，对他吆喝，他气不过，随即亮出身上御赐的金牌，算是暂时压住了对方，出了一口恶气，却结下仇怨，最终落得个自杀的下场。
    传闻年羹自小就骄傲，一次，老师要责打他一百下，目的是消除他身上的傲气，当老师重打他99下时，他父母实在看不下去他皮开肉绽的样子，就叩请老师免打。
    老师把戒尺一丢，叹气道：“就差这最后一下，他的傲气就除尽了，唉，真是功亏一篑，后果你们就自负吧！”所以后来还是免不了杀身之祸。虽然这只是一个传闻，却不无道理，可供后人借鉴。
    晋朝初期，晋武帝发兵进攻东吴。益州剌史王濬率一支先锋部队攻占东吴都城建业，接受了孙皓的投降；第二天安东将军王浑率主力部队渡江来到建业。王浑与王濬争功，王浑的儿子王济是皇帝的女婿，王濬自然而然争不过，但他心里颇为不服，认为自己功劳大，而被王浑父子一伙压制，每次朝见时在皇帝面前，他总要述说自己攻入建业的功劳。
    他的部下范通劝解说：“您的功劳确实大！然而总不是好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吧。如果您凯旋归来，就隐居老家，嘴里不提平定吴国的事。如果有人问，您就马上回答：“这是皇上的德行，各位元帅的领导有方，管仲有什么功劳！”采用蔺相如对付廉颇的办法，王浑他也就会感到惭愧吗？”
    王濬这才明白过来，说:“我只是觉得无法排解胸中的怨气，现在我知道了，这是我的不对之处。
    3.苛政猛于虎
    宜宽忌狠。
    在中国古代官场是以“严”为宗旨，围绕着权力魔杖进行血雨腥风的争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不是满门抄斩，就是诛灭九族。但过于严了却也有弊端，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此官场谋权者要做到应该宽严相济，张弛有度。
    唐朝末年，藩镇势力割据，不服从中央失去控制权，常常兴兵作乱。
    大臣杜黄裳对唐宪宗说：“前唐德宗皇帝自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之后，非常怕得罪藩镇的军阀，就一味地退让姑息。您如果想重振朝纲的话，就必须依法惩治那些违法乱纪的藩王，这样天下才能得到治理和安宁。”但唐宪宗不听他的劝告，最后只得灭亡。
    郭子仪是唐代朔方军统帅，他治军很是宽容。太监鱼朝恩与他历来不和，借郭子仪攻打安庆之机，在皇上尽说他的坏话。皇上便免了郭子仪的兵权，召他回京。让李光弼接替他的军职。
    李光弼向来从严治军，朔方军的兵将都想念宽厚待兵的郭子仪。郭的老部下王元掁借此情绪发动了抢劫骚扰事件，迫使皇上又将郭子仪官复原职。
    用严要先用宽。
    东汉光武帝刘秀以宽大为怀著称。更始元年，他还只是个偏将，王郎兴兵作乱，刘秀奉命诛灭王郎，收缴了他上千封来往的信件，获得了一些诋毁自己的真凭实据。
    刘秀则不加深究，他当众把烧毁这些信件，并让那些人放下包袱吧！”。如果这件事让唐朝的酷吏又不知道要株连多少人。
    过宽则弛，驰则生孱，孱则罹乱
    唐太宗说：“对坏人的仁慈，就是对好人的犯罪。这好比种田，莠草多了就会伤害好禾苗，赦免真正的罪犯就会残害老百姓。”所以管仲接位以来，几次都不想大赦，怕坏人钻空子，以后就会有恃无恐，随随便便做违犯法律的事。”
    宽与严都不能过分地独立使用，官场上的人都懂是将两者互相配合起来使用。
    唐朝时期，武则天临朝，一方面用索元礼、来俊臣担任少卿，一方面又让徐有功、杜景俭担任司刑丞。
    被判刑的人都说：“遇上索元礼、来俊臣的得一定死；遇上徐有功、杜景俭的一定会活。”
    一次，司刑丞徐有功与少卿索元礼共判一案。索元礼要判死刑，徐有功坚持不同意，案件的判决书转来转去传达不成统一意见。
    索元礼说：“只要我不离开司法部，这罪犯就别想活。”
    徐有功说：“只要我不离开司法部，这罪犯就不会判死刑。”
    争议解决不了，最后竟然以两张不同的判决书同时呈给上司看，上司还是徐有功的意见定刑了。可见这种组合办案的办法比较好，防止个人的偏见或成见。
    4.宜忍忌躁。
    春秋末期，越国领土被吴国侵占，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掳去，沦落为仆，为夫差驾车，喂养牲畜，打扫皇宫，受尽百般凌辱达三年之久。三年后，他被遣送回国，勾践卧心尝胆，日夜操练兵马，立志雪耻复国，最终灭了吴国，完成了雪耻复国的大业。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说的是要忍受肉体上的痛苦，生活上的艰苦，物质上的贫苦。吃苦耐劳，埋头苦干，是下层官吏最好的表现之一。地位低下，出身贫寒，不苦干得不到上司的赏识，登不上进身之阶，哪谈得其他的一切呢？不是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吗？这就是答案。
    一次，韩信与一个年轻力壮的屠夫争斗，那屠夫向他挑衅道：“你虽然人高大，又喜欢舞刀弄剑，实际上就是个胆小鬼。如果你不怕死，就用刀刺死我; 如果怕死，就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
    这显然是一种奇耻大辱。韩信睁大眼睛对他看了很久，便俯下身子从他裤裆下爬过去。满街的人都哈哈大笑，觉得韩信这个人软弱胆小之人。
    幸亏韩信当时没有逞匹夫之勇，而是甘胯下之辱。否则，两人打将起来，不是你死就是管仲亡。后来韩信苦读兵书，终成韬伟谋略的将才，辅佐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室江山。
    杭州灵隐寺弥勒殿上有这样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 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可见忍要有足够大的肚量。
    忍经中说“忍乃胸中博闳之器局，为仁者事也。惟宽恕二字能行之。韩信忍于胯下，卒受登坛之拜；张良忍于取履，终有封侯之荣。忍这为义，大矣。”
    忍的反义谓之“躁”，这里的躁是急躁之意。
    西汉时期的西楚霸王项羽可谓“历史上的英雄。”但论及忍性远不及同朝的韩信，试问如果项羽在大摆鸿门宴时，项庄舞剑杀了刘邦，或又试问，如果项羽不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乌江，而是他能忍受败者为寇的屈辱回江东，东山再起，与刘帮问鼎天下，那么汉室江山又将谁主沉浮？汉朝历史又将如何改写。
    三国时期，东吴都督周瑜可算是千古难遇的将帅之才，可叹可喟心胸狭窄，容不得智谋胜他的诸葛孔明，最终落得英雄气短的结局。
    隐忍于无形是忍的最高境界，这种无形之忍是为了麻痹敌人，让敌人放松警惕轻视你。英雄未必真豪杰，只有英雄中的豪杰才能将心中的痛苦与怨恨练到隐忍于无形的最高境界。
    求官术
    一个人要想踏上仕途之道。首先要叩开官场大门，才能步入官场。而要步入官场，只有进入官场这个圈子，使自己融入官场这个集合，要进入官场就必须想方设法去接近顶头上司，与顶头上司由相识到相知最后到相交成为上司的心腹，这里的相识是指让上司对你要有个初步良好的印象，要让上司欣赏你器重你，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而你对上司也应该有个初步的认知和了解，如上司的需要和嗜好及物质经济的需求，要把一切事抛之于脑后，一心一意专门求官。要把一切事抛之于脑后，一心一意专门求官。这里的相知就是在相识的基础上你和顶头上司成为知心朋友，要投其上司所好，你要以物相赠，投其上司所爱你要以美言取悦其欢心，投其上司所需或予物赠之，或予钱赠之。相交就是在相知的基础上，你要成为死心踏地成为上司的心腹。要让上司处处不忘提拔你重用你，要让上司认为他不用你，是他的损失。
    要知世上就没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堡垒。是人就有自身的软肋，这软肋就是人的心理弱点，有的人爱钱，有的人喜欢物，利用这些心理弱点，那么任何铁壁铜墙的堡垒就会不攻自破，世间的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李宗吾曾在《厚黑学》一书中概述出求官六字诀道出了官场求官术的真谛。其具体内容为。空：即空闲时间求官。贡:意即投机钻营之意。冲:吹嘘。捧场。恐：恐吓。送：赠送钱物。
    “朝中无人莫做官。”是中国官场求官的至理名言。
    1.龙生龙，凤生凤
    中国古代官场一直以“血缘”政治延续下去。占主导地位的是荫袭制度，这是官场沿袭下来的世袭制。子女有继承父母官位的权利。
    荫者，即庇护的意思；袭者，即为继承之意。自从夏禹朝代起就有“帝王传子家天下”的规矩，后来，历朝历代的帝王无不仿效。
    封建荫袭制度，特别强调嫡传，也就是传位给正妻所后的长子，其次强调传男不传女。
    几千年来，这种制度统治着整个社会。因此，凡帝王传位给嫡长子，即为正道，传位给次子或庶子即为不正，但历史也不乏废长立幼的情况。
    秦始皇有两个儿子，长子扶苏，次子胡亥。按理说，秦朝应由长子扶苏即位，但宦官赵高和李斯伪造秦始皇的遗诏，逼迫在上郡当监军的扶苏自杀，立胡亥为皇帝。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其兄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李世民为揽大权，带兵冲进玄武门，杀死太子李建成，逼李渊立自己为太子。
    “一代功，二代承，三代逆，四代反、五代诛。”是民间对嫡长子制度消亡过程的说法，一方面荫袭制度很难贯彻始终，另一方面下一代的继承人不是择优录取，因而也就只能“五世而斩”了。
    2。不重生男重生女
    官场上流行一句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唐朝，美女杨玉环得到唐玄宗的宠爱，因此哥哥杨国忠做了宰相，姐妹都封为虢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连叔父也做了光禄卿。
    这是与荫袭制度相关的“裙带关系”。它和荫袭制度一样深深植根于官场的社会框架和思想意识领域里。“裙带关系”比荫袭的优越性就在于没有那么严格，非要长子不可。裙带关系涉及面广，范围很大，只要沾亲带故定有机会混迹官场。唐朝盛传“不重生男重生女”是因为美女杨玉环兴了她一族人。
    当官的人亲戚多，什么七大姑八大姨，舅子老表，亲戚连亲戚，什么藤藤亲，盼盼亲，盘根错结极为错综复杂，纠缠不清。所以，官场里的裙带关系更为复杂，更为流行。
    唐朝，宰相元载帮助皇帝诛杀宦官鱼朝恩，因而权势大涨。
    一天，有个亲戚来找他，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取一官半职。元载见此人没有才干，便给了他一张纸条，打发他去找地方官。地方官看到纸条上有 “元载”二字，立即对此人好好款待，并委以重用。
    3．拉大旗当虎皮。
    并非人人都有做官的父母或亲戚。因此，绝大多数人要进入官场，通常是依靠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指那些让人取得某种利益的关系，比如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朋友关系、同乡关系等等。
    攀龙附凤术的过程是：瞄准目标，接触、靠近、认识、熟悉，逐渐取得信任，最后成为心腹，达到进入官场的目的。鲁迅先生称之为：“拉大旗当虎皮。”
    公元前684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的武士曹刿主动向鲁庄公献计献策。
    在长勺之战中，他阻止了庄公要鲁莽攻击的行动，抓住齐军三鼓不克士气衰竭的时机，一鼓作气地发动进攻，大获全胜，曹刿从此受到重用。
    清朝时期，太监李莲英原来是一个无名小卒，进入皇宫后，他向慈禧太后施展出各种手段，驳取了慈禧的欢心。以后无论他做什么，都说：“这是老佛爷吩咐的。”老佛爷就是慈禧，谁又敢和慈禧作对呢？
    李莲英扛着慈禧这面大旗，就像披着一张老虎皮，四处为害，作恶多端，成为清朝最出名的大太监。
    4.毛遂自荐。
    毛遂自荐的故事来自于战国时期的赵国，毛遂是赵国平原君赵胜门下吃了几年闲饭的食客。
    一天，秦国国出兵，将赵国的都城邯郸紧紧包围着，楚王命平原君到楚国搬救兵。平原君想带着20名本领的食客去楚国，但挑挑来挑去只有十九人。
    “我愿意跟随你去楚国。”最后毛遂走出来说。
    “你来我这儿几年了。”平原君问。
    “3年。”毛遂说。
    “你在我这儿呆了三年，我这里怎么有一个人称赞你，管仲也没有听说过你呀。有本事的人活在世上，就像锥子放在皮袋里，尖子会马上露出来的。可见你没有什么本事。你还是留下吧。”平原君说。
    “今天，我这锥子就要装进布袋。如果你早让管仲进了布袋，我整个儿都会显露出来，不光是锥子尖尖而已。”
    平原君见他说得有理，就带上他去。
    到了楚国，平原君就和楚王共商军事联盟的条约，从日出谈到日落，事情还没有决定下来，楚王的态度非常犹豫。
    “先生，还是您上去解决吧。”众食客对毛遂说。
    立即，毛遂提剑拾阶而上到了楚国大殿上，向楚王陈述合纵抗秦的利弊，持剑胁迫楚王同意合纵，歃血为盟。
    完成使命回到赵国，平原君奉毛遂为座上客。
    毛遂自荐者首先要有真才实学，其次要有自信和勇气。
    5.伯乐与千里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在仕途之道，纵然你天资聪颖，才华横溢，智能超群。但没有遇上唯才是举的人，你也只有怀才不遇罢了，人们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当金子深埋在泥土里没被人挖掘出来，金子也就只能在泥土里发光，它所发的光更不会被人看见的。
    有才之人一方面要有显示才能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要有人赏识。千里马遇伯乐，关键是个“巧遇”的问题。
    韩信在楚国得不到项羽的重用，就离开楚国到汉国刘邦那里。汉国的丞相萧何和韩信谈了几次话，萧何发现韩信是个军事奇才，曾几次劝刘邦重用他，却遭到刘邦的拒绝。韩信很失望就悄然离开汉国。萧何获悉消息，来不及报告刘邦，骑马追赶韩信。
    此后，有人将此事报告刘邦说，萧何开小差跑了。
    刘邦大吃一惊，不由得大发脾气，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右臂一般。
    两天后，萧何去见刘邦。
    “我听说你开小差跑了。”刘邦转忧为喜
    “我哪敢开小差跑，我是去追韩信。”萧何说。
    “十几个将领逃跑了，你都不去追，追韩信去，是假的吧？”刘邦满腹疑虑地问。
    “那些将军容易得到，而韩信是个军事奇才，能够统兵打仗，这样的人，找不到第二个。如果大王只想当汉中王，就不必重用他；如果大王想夺取天下争做皇帝的话，那就重用韩信吧，让韩信统兵打仗，为大王打天下吧。何去何从，全由大王自己定夺。”萧何说。
    “我当然想做一统天下的皇帝。”刘邦毫不犹豫的说。
    此后，刘邦封韩信为大将军，让韩信统兵百万南征北战为自己打天下，而韩信也在与敌征战中展示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
    6.愿者上钩
    姜子牙没有遇到文王之前，是以屠宰为生。一天，他一边坐在渭河边钓鱼，一边口里不停地念叨：“愿者上钩，不愿者走开！”后来，他遇上了周文王姬昌，拜他为师，他帮助文王儿子武王姬发联合各路诸侯，灭了殷纣，成为开国元勋。
    官场也曾流行“可遇而不可求”的规则。人人都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整日唉声叹气，不和伯乐在何处？这是一种消极的“守株待兔。”的想法。
    唐代诗人孟郊有了机遇却没抓住，他把自己的诗给皇帝看，皇帝一见他那两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万岁不要我，朋友疏远我）就恼怒着说：“我并没有遗弃你啊，你怎么能诬赖我呢？”
    结果事情搞砸了，只好一辈子享受“郊瘦岛寒”的虚名。
    宋代词人柳永，词中有一句“忍把浮名换了个低吟浅唱”，宋仁宗看后，微笑着说：“卿且去填词。”
    官场识友术
    1。识友之道。
    官场上的朋友关系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基础上。官场上利益成了连接友情的纽带。利存则友存，利亡则友亡。友情随利益而改变。
    有的朋友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像陈胜与吴广一起起义，后来陈胜却杀了吴广。有的朋友可以共富贵，但不能共患难。如刘琨与段匹碑。
    东晋时期，大将军刘琨升为侍中太尉，他和段匹碑举行庄严仪式，指天为誓，结成同盟，共保晋朝天下。
    后来，刘琨在与匈奴族刘聪作战中失败，投奔段匹碑。段匹碑受弟挑拨勒死刘琨。
    官场上超越利益关系，升华为感情上的朋友就是情友、挚友。
    诸葛亮早年有崔州平、徐元直、董幼宰、胡伟度四个朋友。诸葛亮曾评价说：“过去最先交结崔州平，他屡次批评管仲做得不对的地方；后来又认识了徐元直，多次受到他的教诲和启发；董幼宰对我有意见总是直言相告；胡伟度多次劝阻我不要做错事。我虽然天性愚昧、智力较低，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他们的批评建议，但与他们的感情、关系，自始至终是非常友好的。我绝不会怀疑他们，责怪他们对我提出的意见。
    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牙都是齐国大夫，两人是很要的朋友，管仲是这样评说他和鲍叔牙之间的友谊的，他说：
    “开始我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分红利时我分得多，鲍叔牙分得少，鲍叔牙不把我看作贪心，因为他知道我穷，需要钱；后来，我们又合作做事，其结果愈来愈糟，日子更穷困，鲍叔牙不认为我笨，知道是我得不到有利的时机施展才能；再后来我做官三次却都被君王赶下台，鲍叔牙不认为我不争气，而知道这还不是我发达的时候；打仗时我三次仗逃跑，鲍叔牙不认为我胆小，知道我家中有老母需要我赡养，最后我为公子纠服务，他为公子小白服务，公子两兄弟相斗，公子纠被打败，我被囚禁受辱，鲍叔牙不认为我是无耻之徒，知道我不拘小节，而以不能取得功名大显身手于天下为真耻辱，后来他又推荐我为齐国丞相。所以说，生我者是我的父母亲，真正了解我的人只有鲍叔牙。
    2.敌友之间。
    与友相对的是敌，敌就是利害相冲突的人，因为敌也是因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因此，也会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变化。
    魏征与王珪，过去是敌人，后来两人共同效力于唐太宗，共商国事，仇怨也随之冰释前嫌。唐太宗说：“他们两人对任职的事务都尽心尽力，所以我同时使用他们，而不计较他们的过去。”
    远交近攻是战国时范睢为秦国筹划的一种外交策略，即联合远方的国家进攻邻近的国家。
    范睢对秦王说：“大王不如结交远方的国家为朋友，而进攻邻近的国家。这样，占得的土地全部就是大王所有，现在您不这样做，而去进攻远方的国家，即使占领了土地也搬不回来。这种做法不是很荒谬吗？”
    实践中，人们往往采取“近交远攻”的策略，即睦邻友好，团结对敌。尤其是防御性的国家，更是如此。
    还有人更进一步提出“近悦远来”的主张。
    春秋时期，叶国的君主问孔子怎么处理好政治事务，孔子就回答说：“把好处给身边的人，那远方的人就会仰慕而来投靠了。”
    处理敌友关系的方针是：远交近攻，近攻远交。
    由“远交近攻”与“近交远攻”两大基本方针，又衍生出“合纵”与“连横”两大策略。
    战国时期，弱国联合进攻或防御强国，称为合纵；个别弱国跟随强国进攻其他弱国，称为连横。
    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和策略，最重要是把当时的利益突出出来，以利益来结识朋友，化解敌人，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官场显露术
    1．不可不露
    在官场上，有机会要抓住机会露，没有机会要制造机会露。
    战国时期，孟尝君门下有有个食客叫冯驩，当时食客分上、中、下三等，上等的有车坐，中等的有鱼吃，下等的只吃粗粮。冯驩的才能在没被人们发现之前，他只能算是下等食客。
    一天，冯驩心里很是委屈，他敲着剑唱道：“长剑呀，咱们回去吧，这儿没鱼吃。”
    孟尝君听到后，把他升为中等食客给他鱼吃。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敲剑唱道：“长剑呀，咱们回去吧，这儿出门没得车坐。”
    孟尝君听到后，又升他为上等食客，给他车坐。过了些时候，他又敲剑唱道：“长剑呀，咱们回去吧，这儿无法安生。”
    一天，孟尝君问门下食客谁熟悉会计业务，请他到领地薛去讨债，冯驩自告奋勇的说，自己可以前往薛地收债。于是冯驩套好车马,整理好行装,带上契约票据就动身了。临走时，他问主人：“债收完后，买些什么东西回来？”
    孟尝君回答说：“你看家缺什么就买什么好了。”
    来到了薛地, 冯驩就立即派官吏把该还债务的百姓找来核验契据。核验完毕,他在百姓面前把债券全部烧掉。说这是孟尝君的意思，不要大家还债了。于是老百姓感恩戴德，欢喜不尽。
    冯驩回到齐国，孟尝君问他：“债款都收齐了吗？”
    冯驩答道：“都收齐了。”
    孟尝君很高兴，又问他：“买了些什么回来？”
    冯驩回答说：“您说看家缺什么就买什么？”
    我仔细想了一下，您家中珍宝堆积如山，外面马房又多骏马,后庭又多美女,您家里所缺的是‘仁义’,于是我就用债款为您买了‘仁义’。”
    孟尝君道:“买仁义？怎么回事？”
    冯驩道:“现在您只不过有块小小的薛地,如果不抚爱百姓,视民如子,而用商贾之道向人民图利,这怎么能行呢？因此，我擅自用您的名义做主，免除老百姓还债，把所有债券都烧了。老百姓都非常感激您，为您欢呼。这就是我替您买的义呀！”
    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地说：“先生请别说了，算了吧！”
    一年后, 齐王撤了孟尝君的官职, 孟尝君返回薛城。薛城百姓听说孟尝君来了,于是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他。面对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孟尝君恍然大悟:冯驩所买“义”原来在这里啊！
    后来冯驩又使齐王恢复了孟尝君的官职，并把先王传下的祭器交给孟尝君保存，这在当时是一种无限的信任和崇高的荣誉。
    显然，冯驩不弹剑，不唱歌，不显露，不自告奋勇收债焚券，就永远出不了头。所以，官场中“露”是一定要的。
    2.半藏半露。所谓“半藏半露”在中国历来主张“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显露， “锋芒毕露” 一是因为容易遭人羡慕嫉妒恨。二是地位太高会惹人眼红。三是起音太高，下面的戏唱不下去。四是乐极生悲，人到了顶峰就会跌下去。所以，锋芒还是半藏半露为好。
    东晋时期，将领褚裒不肯以皇帝老丈人的身份执政，受到人们的推崇。
    别人评价他说：“即使他心里有表扬或批评的看法，也不在口头和态度上表露出来，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
    军事家谢安则评论他说：“虽然禇裒嘴上不说什么话，但心里的喜怒哀乐也不会轻易表露出来了。”
    谢安不仅欣赏禇裒，也在向禇裒学习。
    一次，他在指挥军队作战时，镇定自若地与客人下围棋。当前方送来战报，他看后知道军队大获全胜，就把战报放在床上，脸上不露出丝毫高兴的样子，接着又继续与客人下棋。客人问他信中写的什么，他若无其事地说：“谢石和谢玄已经把敌人打垮了。”
    棋局完后，他把客人送走，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在进里屋跨门槛时，把木板拖鞋的底板都碰断了。可见他不愿在人前露，才付出了极大的忍耐力，抑制住了内心的激动。待到无人时，还是要露出来的。
    3.聪明反被聪明误
    有些事情聪明过头了，就会无端的惹下祸端。
    三国时期，杨修是曹操手下任职主薄，他才智过人，聪明绝顶，正因为他太过聪明了，才会为自己惹下杀身之祸。有几件事足以证明曹操杀杨修的缘由。
    第一件事，曹操修建丞相府时，大门框已经定位，曹操绕着门框察看了一圈，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走了。杨修看到门上的这个字，就对工匠说：“门中有“活”为“阔”，魏王嫌门宽了，要把门改窄点。”
    第二件事，有人送一块奶酪给曹操，曹操尝了尝，便在盒盖上写了一个“合”字，交给下属，众人看了，都不知道其用意。奶酪传到杨修手中时，杨修就咬了一口说：“这是曹公叫咱们每人咬一口吃嘛！”“合”字拆开，不正是“人一口”三字吗？”
    第三件事，杨修陪同曹操参观曹娥墓碑，看见碑背题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便问杨修：“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
    杨修说：“我懂。”
    曹操说：“你先别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随后两人离开墓碑，等到走到离墓碑有30里路时，曹操才说：“管仲已经弄懂那八个字的意思了。”他让杨修转过身去，用笔写下答案，自己也写下答案，然后互相对照，居然两人写的都是：“绝妙好辞。”四字。
    因为“黄绢”是有色丝织成的“色”与“丝”拼成“绝”字；“幼妇”是少女，拼成“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子女，拼成一个：“好”字；齑臼是装五种辛辣调味品的器皿，拼成一个”辤“（古辞字）字。曹操感叹的说：“管仲的才智比你还要差30里！”
    第四件事，曹操占领汉中之后，进攻刘备的计划没有进展，要守汉中又再不能有什么建树。全军不知道是该继续前进呢，还是该留下来防守。中军去请求口令，曹操只讲出“鸡肋”两字，官员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杨修说：“大家都去整理行装吧。快撤兵回中原。”
    大家问：“为什么？”
    杨修说：“鸡肋”这东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最终还是要把它扔掉的！它就好比汉中这块地方，管仲们占了，没有多大意思，想舍弃又不忍心，最终还得走。所以管仲知道魏王的主意最终还是要撤兵回去的。”没多久，曹操果然下令撤军。
    正因为杨修才智太显露，引起了曹操的忌恨，最后还是找借口杀了杨修。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曾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变糊涂更难，难得糊涂。”
    刘备归属曹操之后，每天在菜园里种菜。
    一天，他应曹操之邀到曹操府上饮酒，席间谈论起天下英雄。
    曹操问刘备，谁是当世英雄。刘备列举了袁术、袁绍、刘表、刘璋等人。曹操摇摇头说，英雄不仅胸怀宏图大志，而且具有韬晦谋略。刘备问，那谁是当世英雄。曹操说，当世英雄，只有我和你。刘备听到这句话，吓得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这时，房外大雨倾盆而下，雷声大作。曹操问刘备，何事如此惊慌。刘备低头拿起筷子说，因为打雷被吓到的，才会这样。曹操说，大丈夫也怕打雷吗？刘备说，圣人听到刮风打雷也会变脸色，何况我怎么能不怕呢？”
    实际上曹操早有杀刘备之心，他邀请刘备饮酒谈论天下英雄，只是一种试探，想试探刘备的存在是否对他构成威胁。而当时刘备实力薄弱，难以与实力雄厚的曹操抗衡。只有暂时投到曹操帐下。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刘备假借害怕雷雨之声将内心的惊惶巧妙的掩饰过去了。后人赞刘备：“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杀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这不能不说，刘备机智过人，揣着聪明装糊涂。要知道有才能的人不可锋芒全露，锋芒太露了就容易遭人羡慕妒嫉恨，因为妒贤嫉能是心胸狭隘人的通病。否则轻则掉官弃职，重则召来无端的杀生之祸。
    再说，“露才显能”要选择时间、地点、对象，这三者都要求要露得不留半点痕迹，露得要有艺术，露得要适当，才是最佳的显露术。
    官场雄辩术
    1.铁嘴无敌
    官场上以能言善辩为荣，能言是指能说，善辩是指会说，两者的区别于能说者不一定会说，会说者不一定能说，能说是说得多，但质量不一定高，会说是说得巧，说得妙，但却不一定多。所以，要将这两者巧妙的结合起来，打动听众的心，取得一定的效果，达到一定的目的。
    战国时期，苏秦到燕国求见燕文公。
    一天，苏秦听有人说燕文公郊游，便跑到路边求见燕文公，燕文公听说苏秦求见，大为高兴，便和他同车回朝，向他请教战略之策。
    苏秦说：“大王之国在战国数强之列，地有2000里；兵士几十万，兵车有600辆，坐骑有6000匹。然而与整个中原比，还不到半数。但是在这里却听不到打仗时金戈铁马的兵器声，眼睛看不到车翻人亡的危险场面，能够平稳的睡觉，大王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燕文公回答说：“我不知道。”
    苏秦说：“燕国之所以不遭受战争的摧残，是因为有赵国作为掩护。大王您不知道团结近邻的赵国，反而要割让土地给秦国，您岂不是太傻了吗？”
    燕文公问：“那依你之见呢？”
    苏秦回答说：“依我之见，不如与赵国订立军事攻守同盟条约，然后再把这军事攻守同盟条约扩大到其它各国，使同盟国都齐心协力，互相合作共同防御抵抗强大的秦国，这样天下就可得到百年的安定。”
    燕文公说：“先生以联合条约的方式来使燕国得到安宁，管仲很愿意这样做，但我担心各国诸侯不愿缔结盟约。”
    苏秦说：“我虽才疏学浅，但愿意去面见赵肃侯，和他定下攻守盟约。”燕文公非常高兴，派人送他到赵国。
    从苏秦与燕文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苏秦很会说话。他抓住了燕文公不愿割地让秦的心理弱点，告诉他不必割地的办法：就是依靠赵国作掩体，与赵国联合，进而与其他国家联合，共同对敌。所以能一语道中其要害而产生奇效，当然，燕文公就不能不听他的了。
    言多必失
    官场语言学的秘诀是“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为官者时刻注意在官场上说话的场合、时间、内容、长短被免重蹈覆辙。
    唐玄宗时期，姚崇被封为丞相，他在担任丞相前，恳请玄宗答应他做十件事。一、仁爱宽恕；二、不要喜欢征战；三、守法从身边人做起；四、太监不准参政；五、不搞苛捐杂税；六、不任用亲属做重臣；七、礼贤下士；八、接受不同意见；九、不搞迷信活动；十、接受前朝奸臣乱国的教训。玄宗都一一答应了。
    有一次，玄宗准备外出旅游，正好宗庙倒了4间房子，征兆似乎不吉利。玄宗问姚崇：“我该不该走？”
    姚崇回答说：“太庙中房屋都是300多年前建造的，年月久了就要坏，刚好与万岁行期碰上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唐玄宗也听从了他的意见。
    正因为他说话多，办事多。后来又因为反对外官到京师送礼求得升官，和严办有罪而不服罪并到处申诉的人，惹起犯事人的怨恨。
    正好那一年天旱，戏人装作旱魃在皇帝面前跳舞。
    皇帝问旱魃为什么出来，魃回答说：“来接受宰相的处理。”
    皇帝又问为什么要处理，魃说：“受冤枉的300多人，都被宰相关进监狱了。所以旱魃我不得不出来让大地干旱，以表白冤情。”
    这一次装神弄鬼，唐玄宗相信了，于是把姚崇撤职了。实际上是姚崇说话太多的缘故。
    唐宪宗时期，宰相李绛，与李吉甫是同等官职，李吉甫善于逢迎皇帝的心思，颇得皇帝的欢心。而李绛却很耿直，两人经常在皇帝面前发生争执。
    李绛在皇帝面前状告突承璀太监专横。
    皇上变脸说：“你说得有点过头了吧，不符合事实呀？”
    李绛流泪说：“皇上，如果我害怕、回避您宠信人的过错不禀报，只图保护自己，那就是我对不起您；但我讲了您宠信人的过错，您却不相信，那就是您对不起我了。”
    他这种固执的态度，使得皇帝变得和气的说：“你说的这些话都是别人不敢说的，您真是个忠臣呀！”
    后来，他一直我行我素，与李吉甫政见不合。
    有一次，皇帝对李绛、李吉甫、权德兴三人说：“您们各位应当珍惜官职，不要因为亲戚私情而开后门！”
    宰相李吉甫、权德兴都低头恭敬地说：“我们不敢！”
    李绛却振振有词的说：“皇上，您让我担任宰相，是为了选拔人才。我只问这个人有没有才能，能不能胜任官职，不应该回避沾亲带故的嫌疑。”这当面的抢白自然使皇帝不高兴。后来因为李绛说话直率太多，不会转弯抹角，得罪人太多，终被皇帝免职。
    唐德宗时期，中书侍郎陆贽说话、论事没有一点儿顾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事情能不能办他都要发表意见，矛头大多指向皇帝的不足之处。虽然态度诚恳，内容周到，道理深刻。但他说话不注重方式方法，太多太直接，后来奸臣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皇帝撤了他的职。
    上帝给人的一张五官是有其深意的：一个圆圆的脑袋是让人多思多想，两只眼一张嘴巴是让人多看少说，两个耳朵则是让人多听，而两个鼻孔自然是用来出气的。
    常言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言多必有一失。”当然在变化莫测的官场里，为官者就更要注意说话的场合、时间、内容及长短，以免无端遭致祸端。
    官场进谏术
    1.犯颜直谏
    直谏就是直言不讳地向当权者提出意见。
    魏征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谏臣，他从来都是直话直说，每次都是当着皇帝的面苦口婆心地进言，不怕皇帝脸上不高兴，遇上皇帝大发脾气，他也神色自若，大胆犯颜直谏。
    一次，中牟皇甫德上奏书说，朝廷修洛阳宫，劳累百姓，收租太重等事件的矛头直指皇帝。所以唐太宗看了奏折，雷霆大发，要治皇甫德的诽谤罪。
    魏征谏言道：“汉武帝时，贾谊上书还痛哭流涕，自古上书不把话说重些，就不能打动人主之心。所以疯子狂夫的话，圣人都听得进去！”这才使唐太宗没治罪皇甫德。
    几天之后，魏征又进言道：“万岁近来不喜欢听耿直批评的话，虽然听的时候，脸上勉强带着微笑，但已经没有过去的那种开朗、真挚听取反面意见的神态了。”
    还有一次，魏征犯颜直谏惹怒了唐太宗，他下朝回宫后怒气冲冲地说：“我非要把那个种田佬宰了不可。”
    皇后长孙氏听了就问要杀谁,太宗说：“魏征，他经常使管仲在殿上难堪受辱。”
    皇后马上退下去，穿上全套礼服站在庭下敬礼！
    太宗吃惊地问：“这是为什么？礼服是喜庆大典时才穿的朝服呀？”
    皇后回答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才这样。我听说主上圣明，臣子就会耿直。今天听说魏征进言非常耿直，这是由于皇上圣明的缘故呀。我岂敢不行礼庆贺呢？”唐太宗闻言大悦，也就不计较魏征与自己的争执了。
    魏征在唐太宗面前直言进谏200多件事，是中国历史上谏臣的榜样。
    犯颜直谏的大臣往往要冒杀头掉性命的危险。一般来说，遇到君主贤明，即使有奸臣小人进谗言，仍然可以据理力争，向君主进谏，目的是要在明主的统治下消灭奸佞，以免给国家带来危害。
    2.曲谏，就是委婉地进谏言。
    3.强谏，就是用强硬的态度进谏。
    魏文帝曹丕打算迁移冀州的10万老百姓，去充实河南。当时天大旱闹饥荒，国家各部门都认为这事办不得，而皇帝决心很大，大臣们都请求进见。皇帝知道大臣们要劝谏，上朝时，便地等大家说话，大家看到皇帝满脸不高兴就都不敢说话。只有辛毗对此提出了意见。
    皇帝听了辛毗的话，并不加以理睬，站起来走进宫里，辛毗追上去，扯住皇帝的衣服后襟，皇帝奋力挣脱。
    皇帝不解地问：“辛毗，你强迫我干什么？”
    “现在搞移民，是劳民伤财的事，我不得不据理力争啊。”
    皇帝最终减少了一半移民。
    5.笔谏，是用笔以书信的形式进谏。
    唐宪宗爱柳公权的书法，任命他为翰林侍书。一天，他问柳公权：“你的字为什么写得这么好？”
    柳公权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皇上顿时默不作声，知道他这是以书法作喻来进谏。
    6.史谏是借古代的典故来讽刺当时的当权者。
    唐太宗有一匹特别喜爱的良马，经常在皇宫里喂养，这匹马没有什么毛病，却突然死了。因而他要杀掉喂马的人。
    长孙皇后说：“春秋时期，齐景公曾经因为马死想杀人，齐国大夫晏婴指责喂马人说：“你喂的马死了，这是你第一条罪；如果你让国君因马杀人，百姓听说后，一定埋怨国君，这是你第二条罪；其他诸侯如果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轻视我国，这是你第三条罪过。”齐景公听了后就不杀这个人，陛下读书曾看过这件事，难道您忘记了吗？”
    唐太宗于是消除了杀喂马人的念头，并且对宰相房玄龄说：“长孙皇后在日常处理事情上诚心开导我，对我处理事情非常有好处啊！”
    7.语谏，是指用双关语、反语进谏的方法。
    南宋初期，太尉杨存中在建康让各路军马在军旗上绘上两环相交的图案，称为“二胜环”，意思是盼被俘的徽宗、钦宗二帝从北方快些回来。杨存中得了一块美玉，便将“二胜环”琢上，然后献给高宗赵构，赵构用它来做帽子上的饰品，一位艺人见状说：“玉是不错，可惜“二胜环”放在脑后了！”
    8.讽谏，是官场最多的进谏方法，笔谏、史谏都属于讽谏，讽谏的目的是借古喻今，借物喻事，借别人喻当权者，由于它比直谏，曲谏委婉，而且有“前车之鉴”的作用，所以，一般君王对讽谏是可以接受的，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反感。
    唐宪宗很反感进誎者。一次，他对宰相李绛说：“如今誎官多诽谤朝廷，指责的话都没事实依据，我想把几个攻击得厉害的人撤职降职，以警告其他人。你看怎么样？”
    李绛回答说：“做臣子的人或生或死，全凭皇上的喜怒，所以没有几人敢开口进誎，英明的皇上想方设法求誎，都担心求不到呢，人家有话不敢说，何况您还要怪罪他们。您这样惩办他们，就能堵住天下众人之口吗？恐怕这不是国家的好事吧！”宪帝认为他这话说得有理，便打消了惩罚誎官的念头。
    官场决断术
    官场上时刻面临决断、进退、攻守，官场决断术分为四类。1.独断专行
    独断专行是指当权者一意孤行，固执己见的办事方法。
    宋朝时期，苏轼批评王安石称赞宋神宗独断专行， 他说：“晋武帝司马炎平定东吴靠个人决断而攻克了，而秦王苻坚讨伐东晋因为个人决断却灭亡了；春秋时期，齐桓公因为信任管仲而成就霸业，战国时期，而燕王信任相国之子，把君位让给他，以实行变革，结果太子起兵叛乱，齐宣王攻占了燕国，燕王被杀。为什么同是独断专行而结果却完全不一样呢？”
    我们暂且不管苏轼攻击王安石的变法对与不对，但他认识独断专行的看法，却是正确的。无论怎么说，做上司的只信任某一人，总是非常危险的，“独断专行”的判断法应尽量避免使用。
    2.政出多门是与独断专行相反，是指为官者自行其是，谁也不听谁，毫无决断力。
    南北朝的齐王萧宝卷把政权交给亲信和太监们掌握，自己却整日寻欢作乐，花天酒地的沉迷于美色之中。三四个政府部门都向州县发文件，州县的官吏都感到无所失从，不知道听哪个的好。
    雍州剌史萧衍说：“一个国家，政出多门的向下面发号施令！眼看就要天下大乱了！”这就是皇帝昏庸无道时常常出现的情况。
    3.谋众独断是指先由众人出谋划策，最后由当权者作决策。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商讨问题时，要求大家出主意，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从多角度的考虑。二是要权衡利弊，有决有议。
    晋朝时期，羊祜曾向晋武帝司马炎说：“谋之虽众，决之欲独。”这是成功经验之谈，它既兼顾了“独断专行”的优点，又克服了 “政出多门”的缺点，是一种较好的决策方法。
    后来，唐太宗把谋众独断发展成具体的制度化，这就是 “五花判事”，凡决定朝廷里军政大事的文件，都要由各中书大人传阅签署意见，然后由丞相汇集，报皇上御批。
    4.优柔寡断是指客观上需要决断，而决策者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
    明朝时期，太祖皇帝朱元璋死后，没有传位给儿子而直接传给孙子朱允炆。朱允炆接位，称明惠帝，其叔伯周、齐、湘、代、岷、燕王都暗自不服，惠帝考虑到他们都掌握着大量的军队，于是惠帝进行了削藩。周王、岷王被削职为民，代王被关在大同，齐王囚禁在北京，湘王纵火自焚。最后只剩下燕王朱棣。
    此时，惠帝准备停止削藩行动，遭到翰林学士黄子澄和齐泰的强烈反对，他们说：“现在六个王，只剩下一个燕王了，我们应该尽快出兵消灭他！”
    惠帝却犹豫着说：“我接位不久，连废5王，如果现在又要削掉燕王，那天下人都知道了，我又该怎么交待？”
    后来，惠帝停止了削藩行动。不久，燕王起兵，攻入北京，夺了皇位，成为明成祖。惠帝下落不明，黄子澄和齐泰被杀。
    优柔寡断是人的性格弱点，导致 “多误事”的后果。官场上，不宜取这种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态度。
    5.先发制人
    先发制人起源于“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唐太祖李渊有三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吉，三兄弟围绕着权力魔杖相互残杀，建成联合元吉对付李世民，虽然李世民才智过人，有勇有谋，但当时他面临以下诸多不利因素：首先建成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其次建成与元吉联合起来，处处排挤李世民，他们拉拢后嫔妃，让嫔妃在李渊耳边说好话吹枕头风。再后建成带兵打败刘黑闼，立了大功。李渊受嫔妃的撺患对李世民发脾
    气训斥，这是危险的信号。这时，房玄龄告诫李世民，祸在旦夕，随时会掉脑袋的，不如趁早动手，但李世民却不忍兄弟相残，想等建成和元吉的阴谋暴露后，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与之征讨。
    但当时李世民的情况已非常严峻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于是李世民果断的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他带领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内，等建成、元吉两人露面的时候就将两人杀死。
    谁先发制人，谁就能够掌握权力的主动权。谁就能制约于人。
    6.先发制人是异常情况的紧急处理，而后发制人却往往是正常情况下通常采用的手段，因此有“笨鸟先飞”和“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一说。
    春秋时期，楚国发生饥荒，庸人部落叛离楚国。楚王采用大夫芍贾的建议攻打庸人，庸人将楚军围困在杨窗。直到三天后才解围。芍贾认为楚军寡不敌众，要退回楚国。
    大夫师叔说：“不行，应再与敌军交战，我军诈败，使敌军因得胜而骄傲。而后再战胜之。”
    于是，楚军与庸兵交战，七次诈败七次逃走。因此庸人开始轻视楚军了，他们心里放松了警惕。这时，楚国主力军乘车马分作两路迅速扑向庸人，终于楚军消灭了庸人。
    兵法上推崇 “以弱示敌，后发制人”的战术，先避开敌人的锐气，使敌军因胜利而产生骄傲心理，自己则寻找敌人的破绽和薄弱环节，最后全力以赴，奋力一击，置敌于死地。
    7.当机立断就是当权者在关键时刻把握时机，见机而动的决策方法。
    三国时期，吕布战败，被曹操擒获。吕布对曹操说：“您的大事定了。过去您担心的是我，现在我打不过您，服了。
    如果您能让我带兵打仗，我愿意替您出力，天下就是您的了。“他望着曹操身边的刘备说：“你今天为座上客，我是阶下囚。绳子捆得我这样紧，你怎么不为我讲话呢？”
    曹操笑着说：“捆老虎不得不这样呀！”便想给吕布松绑。
    刘备说：“不可以，难道您忘记了丁建阳、董卓吗？”曹操顿时领悟着点头。
    吕布气得大骂刘备：“大耳贼（指刘备），最不可信。”终于曹操把吕布勒死在白门楼下。
    官场施威术
    在官场不等于有权就有威，但有威却必须有权。威从严中来。一般来说，严肃产生威风，人一当官，就不苟言笑，满脸肃杀之气，动不动吹胡子瞪眼，骂人训人。
    刘邦开始当皇帝时，有权无威，将军大臣们在一起喝酒争功，喝醉了就胡言乱语，大吼大叫，有的还拨剑砍柱子，弄得刘邦很难堪，深得这样下去成何体统。
    大臣叔孙通摸透刘邦的心思，就去山东找来30个儒生当教员，教大臣将军们一些礼仪练习。等到长安宫建成时，举行正规仪式，设卫兵持械站岗，文武百官按职按级分列两旁，皇帝坐辇车上朝，众诸侯恭恭敬敬地行礼朝拜。庄严肃穆的气氛弄得大家望而生畏。举行宴会时，也没有人敢乱喊乱叫有失礼之态的。
    刘邦高兴的说：“今天我才知道做皇帝的威严。”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皇帝摆出了威风，显出了森严，让人看着，浑身上下哆嗦，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这就是威的作用。
    1.威从严中来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人一当官就开始端着一幅相，紧绷着一张脸，似乎就不会笑了，特别是在下属面前更是不拘言笑，不怒而自怒。威从严中来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动不动就“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威风就上来了。似乎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出权力所在。
    三国时期，黄盖当石城县县令。石城县的官吏都很难指挥。黄盖安排了两人当主管，分别管理各部门事务，并告诉他们说：“我是靠打仗立功当官的，不擅长管理，现在外来敌人还没打败，我有领兵打仗的繁重军务，县里的公文案卷就委托给你们了。你们应当管理好各部门，纠正处分犯错误的人。你们各负其责，各司其职，遇事就按我交代的办，如果你们胆敢贪脏枉法的话，我决不用鞭子伺候你们，而要从严处置。希望你们都好自为之吧，不要在众人之先受处分。
    话说得严厉，两人都感到害怕，起早贪晚勤勤恳恳的工作。时间长了，两主管认为黄盖不看公文案卷，就开始营私舞弊，对下属也放任自流。
    这时，黄盖有所察觉，他把全县的官吏都请来，给大家办酒席吃喝，正当大家吃到兴头上，黄盖把两主管叫来，提出一件一件徇私枉法的事来问他们。两人张口结舌，磕头请罪。
    黄盖说：“我曾严肃地警告你们，决不会用鞭子伺候你们，这决不是说的假话。”
    于是就砍了两人的头，这事震惊全县，下属官吏都吓得浑身直打哆嗦。黄盖这一杀，威严就上来了。
    宋朝的将军吕公弼在治理成都时提倡宽政，别人都觉得他缺少威严和魄力。
    一次，他下属的一个士兵犯法，应当挨棍。那士兵蛮横地说：“我宁愿让你们用剑剌死，也不挨棍子。”
    吕公弼对他说：“对你用杖刑，这是军法规定的；而用剑斩首是你的要求。现在我决定，对你先用杖刑，然后斩首。”结果事情就这么办了。这件事使得军法森严，谁也不敢放肆。
    2.恩威并重
    威分三种：一、道德之威。二、暴察之威。三、狂妄之威。
    行“暴察之威”者，“禁非也暴，诛不服也繁”，因而“百姓劫则致畏，怠则傲上，执拘则聚，远闻则散，非劫之以刑势，振之以诛杀则无以有其下”,这只会危害国家。
    汉献帝初期，王允和吕布合谋杀死董卓，对处置董卓的部下两人产生意见分歧，吕布主张全部杀掉，王允不同意，有人主张赦免，王允也不同意。
    这时，王允错杀了蔡邕，董卓的部下更加惊慌，便派人请求王允下赦免令，但王允坚决不同意。结果双方发生激战，王允在激战中被杀。王允这种无针对性地乱逞威无疑是暴察、狂妄之威。
    汉武帝时期，大将军卫青出兵定襄，部将苏健、赵信率3000骑兵，与匈奴的大部队交战，激战一天，全军覆灭。赵信投降匈奴，苏健逃回到卫青的军中。
    卫青的参将周霸说：“自从大将军出兵以来，还没有斩过部将。今天苏健丢下部队，一个人逃了回来，应该斩首，以显示您的威严。”
    另一个长史说：“不能这样做，苏健以几千兵力抵抗几万匈奴军队。苦战一天，全军战死，现在他死里逃生，反而被斩，这等于告诉后来的人，战败了就不要再回来，还不如去投降敌人。所以不能斩他。”
    卫青说：“我卫青如果真心实意对待他，就让他在军中戴罪立功，将功补过，我不怕会因此就没有威望。周霸劝我以斩部将的行为来显示威严，太不符合我的意愿。”结果，就把这意见报给皇上，皇上也赦免了苏健。
    通常地讲，过于亲近则狎，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不容易生威：而过于疏远则蔽，既容易受蒙骗，也容易生怨。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掌握分寸，要做到亲疏得体，可望而不可及才是。
    所谓“狂妄之威”，是”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
    的妄加施威，“百姓上困于暴乱之患，而下穷于衣食之用，愁哀而无所告诉，比周愤溃以离上，倾复灭亡可立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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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2-10-28 22:06:18  更:2022-11-05 02: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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