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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乌克兰散记 |
| 作者:叶落随风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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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难以忘怀的乌克兰朋友 前 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作者由单位派遣前往乌克兰工作。在此之前，作者对于乌克兰的认识仅仅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家，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民善良好客，生活幸福安康。 作者前后在乌克兰工作近5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有机会接触到乌克兰各阶层人士，从政府官员、工矿企业老总、学者教授，到普通的工人、学生、家庭妇女和孩子，触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近年来，乌克兰政局动荡不定，引起人们的关注。作者作为乌克兰许多政治事件的亲历者，几度被邀介绍乌克兰的有关情况。但作者不是政治家，完全不适合介绍或评论乌克兰的政治形势。作为一个亲历者，作者可以把几年来在乌克兰所见、所闻（以及所想）真实、不加修饰地介绍给读者，由他们自己去认识、思考和判断。 在介绍乌克兰实况中，作者认为最主要的是介绍乌克兰的“人”——社会各阶层的“人”，因为人是最富生命力的，从“人”的角度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看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一切方面，看到最具体和最本质的东西。 阅读本书的读者会发现，作者所记述的乌克兰朋友大都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情意，热情地关心和帮助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热爱中国，都从心底里赞扬中国的经济腾飞和社会迅速发展，都希望中国人民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 目 录 前言……………………………………………………………………2 古都基辅………………………………………………………………5 顿涅茨克………………………………………………………………8 单大姐一家……………………………………………………………11 乌方代表………………………………………………………………17 办公室的生日宴………………………………………………………23 小镇生活………………………………………………………………28 褚处长…………………………………………………………………31 邻居……………………………………………………………………35 欢度除夕………………………………………………………………40 邮局局长克拉娃………………………………………………………43 打官司…………………………………………………………………47 “柏林战士”…………………………………………………………50 我的犹太朋友…………………………………………………………56 领导来视察……………………………………………………………61 过境风波………………………………………………………………64 李院长…………………………………………………………………66 被聘克拉马托尔斯克经济人文学院教授……………………………69 修表匠…………………………………………………………………72 小梅……………………………………………………………………75 黑土地…………………………………………………………………77 特殊秋收………………………………………………………………79 白血球2600……………………………………………………………81 克里米亚………………………………………………………………83 海边疗养院……………………………………………………………86 疗养院的一天…………………………………………………………88 老战士谈敖德萨………………………………………………………91 民警大尉………………………………………………………………94 卖馅饼的工程师………………………………………………………97 宗教热狂 ……………………………………………………………100 酗酒 …………………………………………………………………103 老程 …………………………………………………………………106 总统代表舍甫措夫 …………………………………………………108 乌克兰眼科医生去中国 ……………………………………………111 西伯利亚大铁 ………………………………………………………114 贝加尔湖 ……………………………………………………………118 俄语和乌克兰 ……………………………………………………122 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124 21世纪的乌克兰 ……………………………………………………126 后记 …………………………………………………………………130 古 都 基 辅 记得早在上大二时教《苏联史》的老师就对我们说，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最古老的城市应首推基辅。为什么？因为在那块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最早出现的国家是基辅罗斯公国，它的首都就是基辅。 时至今日基辅仍然有一系列古迹见证着它的悠久历史。如： 建于11世纪的索菲娅大教堂， 建于11世纪的维杜别茨基修道院， 建于12世纪的别列斯托夫救主教堂， 建于11-18世纪间的洞窟修道院， 建于18世纪的安德烈教堂， 建于19世纪的弗拉基米尔大教堂， 凡是基辅的居民和外地来的游客没有不喜欢到市中心的克列夏季克中央大街、独立广场和乌克兰商场来散步和购物的，遇到节假日，这里更是人群辐辏，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可是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条繁华的大街在卫国战争时期惨烈的基辅争夺战中已被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如今的克列夏季克完全是战后重建的。 行走在宽敞、美丽和繁华的克列夏季克大道上，享受着古代和现代文明斌于人们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我忽然想起刚到基辅在旅店登记住宿时女服务员对我所说的一句“玩笑话”： “你们到这里来不害怕吗？” “害怕？为什么？” “这里离切尔诺贝利只有80公里……” 啊，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 难道说这是现代文明对古代文明的又一次冲击？难道说世界非得在两种文明不断撞击中才能前进？ 今日的基辅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大都会，全乌克兰真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常住人口已超过200万，有数十所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又是乌克兰机器制造和仪器、仪表业的中心，此外化学、制药、轻工及食品工业也非常发达。 来到乌克兰以后，我曾先后数次到过基辅，但每次都是匆匆而过，从未仔细地看看她。直到最后一次回国前夕，因为买到的是三日后飞往北京的机票，这倒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在基辅好好地玩一玩。 我们先去了久负盛名的“祖 亲”山。严格地说在整个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是没有什么山的，这里的所谓“山”只是坡地。走进公园第一眼看到的是山顶上的一尊硕大的“祖 亲”塑像，再前面就是无名战士纪念碑和历次战争（包括朝鲜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牺牲的英雄的遗物馆，室外广场即是兵器陈列场。参观“祖 亲山”无疑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是非常值得一游的。 第二天朋友们又陪我们游览了第聂伯河边水上公园。第聂伯河是乌克兰的母亲河，正是她灌溉着乌克兰大地，哺育着乌克兰人民；乌克兰人民为了保卫她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公园里人声鼎沸，热闹异常，音乐声、歌声、欢笑声不绝于耳，还有一群人（主要是中老年人）在随着音乐的旋律跳舞，更多的人（主要是年轻人）跳进河里游泳或在河滩上休息谈笑。我们的人，有的也下水嬉闹，两位女士则坐在岸边休息。突然听到她们发出一声尖叫声，原来有两位乌克兰小伙子竟将她们抱下了水，引起四周人群一阵哄笑。沙滩上有一对热恋中的男女正在亲热（后来在交谈中我知道男孩叫尤里，22岁，医学院学生；女孩叫莲娜，21岁，医院护士），忽然有人喊起了“哥儿苦！哥儿苦！引发了这对恋人一阵狂吻，也引发了周边人群一阵喧笑（按斯拉夫人习俗，婚礼上只要有人喊起了”哥儿苦“，新郎和新娘就要热吻）。中国代表团里有人不失时机地用摄像机把这一切都摄入了镜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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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 涅 茨 克 多少年来中国人对乌克兰顿涅茨克这个城市知道的可能不太多，但对于“顿巴斯”这三个字许多人倒是很熟悉。这不仅是因为“顿巴斯”是前苏联著名煤炭基地，可能也是因为很多人（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都读过著名作家柯切托夫所写的小说《大家庭》和《叶尔绍夫兄弟》等小说的缘故。 “顿巴斯”是“顿涅茨克煤田”俄文缩写的音译。凡是到顿涅茨克的人，无论是乘汽车还是火车，最先看到的是一座座堆得象金字塔样尖尖的土堆，那不是土，那是从煤层里挖出来的煤干石。看见煤干石“山”就知道这里有个煤矿。 著名的东欧顿涅茨山就绵延在顿涅茨克州的北部地区，因而形成了这里一望无际的大片的煤田。作者曾应一位矿长的邀请下到200米深的矿井下去参观。下井之前先去淋浴间洗浴，浴后换上全套矿工服，去除身上一切金属物品（我想这一切都是从安全方面考虑）。此前曾听说顿巴斯煤矿已开采到晚期，煤层已经很薄，下井一看，感觉情况的确如此。除了原先开挖的主巷道十分宽敞外，采掘面和支巷道都很窄小。进入采掘面不得不弯着身子（甚至爬着）进入。工人们有的趴着采煤（因为采煤康拜因也是“趴”在地上）。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煤层大约只有一米厚。 进入顿涅茨克以后，如果不告诉你，你丝毫感觉不到你已进入了乌克兰最大的矿区。因为在这里天空是碧蓝的，空气是清新的，到处绿树成荫，芳草如茵。特别是城中心的一条主干道竟是一条林荫大道（名为普希金林荫道），路边间或排列着出售艺术品的摊点，是带孩子散步和欣赏艺术品的绝佳场所。这条林荫道简直是太美了，它多次令我流连忘返，舍不得移步。当地人不无骄傲地告诉我，顿涅茨克多年以前就被联合国评定为世界工业城市中绿化水平最高的。 顿涅茨克最早只是一个矿工居住区，1917年设市，取名斯大林诺，至二次大战后才改名顿涅茨克。这个城市除有举世闻名的顿巴斯煤田外，还建有先进的矿山机械、冶金设备、化学化工等工业体系。轻工、食品等工业也很发达。上世纪八十年代人口已突破100万，成为乌克兰仅次于基辅和哈尔科夫的第三大城市。 顿涅茨克又是一座文化城，市内有顿涅茨克大学（综合性大学）、顿涅茨克工学院及顿涅茨克医学院等高等院校。说到医学院很有意思：有一次我们因业务关系去找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位教授。可是去了以后才知道，那儿是一座医学城，环绕医学院竟然有5-6家医院（综合医院、脑科医院、伤科医院……）以及中等医学专科学校和护士学校等。一个州中心城市竟然有一座医学城，这使我们感到惊讶。 顿涅茨克商业也十分发达。市中心有一座规模很大的“族姆”（即“中心百货商场”，在乌克兰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族姆”），另外还有“白天鹅”商场，“俄罗斯”食品店，“乌克兰”自选商场，以及各种珠宝手饰店等。城东有一座大圆屋顶、外观十分华丽的中心大市场（我起初以为它是座大剧院），专卖副食品和餐具、炊具的市场。在顿涅茨克火车站旁有一个面积很大的露天市场（据说这里原来是座摩托车训练场），摊位很多，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总的说来，顿涅茨克是一座宜居城市，生活、工作、学习、医疗、购物及休息均十分方便。 这也就是我们选择顿涅茨克作为在乌克兰的常居之所的重要原因之一。 |
| 2016240715 乌克兰散记 南京大学出版社 宋东方 |
| 这是我岳父的作品，2016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由于他的身体原因，已经记不起来。在这里只是重新发布一下。记录他生活的片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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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大 姐 一 家 我们是这样认识单大姐一家的： 夏日的早晨，天气晴朗，和风拂面。 我和两位同事从一家海边疗养院的大门里出来，看见一辆白色越野车迎面开来，车门打开，从里面跳出一个小伙子——中国人！这地方难得遇见中国人，猛然一见，直是有点喜出望外。 “你好！你好！”还没等我们开口，小伙子已经先同我们打起招呼。 我们立即迎了上去，与他热情地攀谈起来。原来他真是中国人，此刻他是给疗养院送新鲜疏菜来的。交谈中，我们发现他似乎除了打招呼用的几句中国话之外，并不会说汉语。但是我们说的话他大致都能听懂。 小伙子把菜卸完了以后，热情地请我们到他家去作客，去看看他们的家，见见他的父母，而且坚持说，今天就去，现在就去。 新亚速斯克是顿涅茨克州最南边的一座滨海小城，人口仅十几万人。汽车行驶约20分钟即进入市区，街道整齐、宽敞、绿树成荫，除了马路上少数几辆汽车来往以外，几乎看不到行人。 汽车在基洛夫街156号门前停下。一走出汽车，眼前的画面又不免让我们惊诧不已，原来用铝材制做的双开大门上两条舞动着的中国龙正在腾飞，在几千公里外的异国他乡看到这幅图景，真是让人有些“热血沸腾”了。大门还没有开启，先跑出来迎接客人的是一条大黄狗（这条狗有一个了不起的名子：“国王”）——其实它不是来迎接我们的，是冲着它的小主人（阿廖沙）来的。 这是一座独幢宅院，两层楼，面积并不算大，三间卧室（一大二小），外加一个连餐厅的客厅，如此而已。但是，这座宅院的最大特点是有一片“硕大无比”（请恕我用词夸张）的庭院（阿廖沙送去的疏菜就是在这里种出来的）。我们匆匆地在大院里绕了一圈足足用了半小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白菜、芹菜、韭菜、洋葱、豆角、除了疏菜还有水果：苹果、石榴、梨、桃、樱桃、葡萄……样样俱全，这儿完全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由王国。 老单，单大哥，名单忠信，祖籍山东，50岁左右，原为新疆某一机械厂的电焊工，技艺超群。上世纪30年代，其父与一班家乡年轻人一起来到新疆打拼，后与一位俄罗斯族姑娘结婚，在新疆安家落户，不久生下儿子，即混血儿老单。 单大姐名单月信，俄语名子叫利丽娅。单大姐在湖南老家时名叫曾月辉，结婚后按俄罗斯族习俗跟丈夫姓，改名单月信。上世纪50年代单大姐与几位好友结伴来到新疆建设兵团，后单考上新疆八一农学院。在一次机械厂与八一农学院联欢活动中，“两单”相识，接着就是恋爱、结婚，婚后生了一儿一女。 饭桌上单大哥跟我们讲了他们来到乌克兰的经过： “大概是61年吧，新疆的自然灾害很严重，像我们这样工人小夫妻，又拖了孩子，生活非常艰难，工资低，食品供应少……此时中苏关系已日益紧张。听说不少人逃亡到苏联那边，过了山口就有大客车接，一切安排照顾得很好。我们两口子商量：怎么办？去，还是不去？朋友们说：去吧，你的条件最好，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到了那边，就是什么活儿都不干，当个翻译也能混口饭吃。何况，不适合，再回来就是了......就这样，下定决心，过来了。 过来以后，那几年真还不错。在土库曼和哈萨克斯坦，到处都需要焊工，工资也不低，日子过得蛮不错，就是人太辛苦，顾不了家。我那时干什么？管道抢险队！什么地方天然气管道出了问题，立即用直升飞机送过去抢修。人辛苦事小，危险性还大。但是有一点：待遇很高，所以买了房子和汽车。 在这当中还发生过一件事，告诉你们也没关系，你们都是咱中国来的，都是中国人，自己家里人，怕什么。我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这里的克格勃看中了我，因为我身体好，有手艺，人活络，准备让我去培训，派我去中国，老婆孩子不能带，留在这里......后来我没去。 心里不畅快，活儿也不干了。就开着车，带着老婆、孩子到处转悠，想找一个适合我们过日子的地方......走啊，走啊，最后走到乌克兰，来到海边这块地方。全家人都看中这里，决定不走了。就这样，一住就是几十年...... 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了，我也变成了一个穷光蛋—退休金少得可怜，原有的一点积蓄都砸在孩子们身上，供他们上大学、成家。我们这个家看起来还光彩敞亮，实际上是穷到底了。你们没看见，我这宽敞的庭院满地种的全是瓜果蔬菜。当然一方面是图个自己吃得新鲜（乌克兰这地方土地肥沃，不要施什么肥它都长得很好，可是这地方的人就是不会种蔬菜，成天就是“卡普斯达”（卷心菜）和“路克”（洋葱）......当然，种些蔬菜，卖给人家，也可以赚些钱补贴补贴生活。 单大姐今年54岁（比单大哥还年长一岁），一眼看上去就使人知道，这是位精明强干、当家做主的女性。她虽然长期没有固定工作，但她做的事比谁都多。家中所有事务，无论对内对外，离了她就转不了，儿女们有什么事大都找妈，不大找爸。 饭桌上单大姐话不多，但句句切中要害，非常关心我们来乌的目的和他们能给我们帮什么忙。言谈中，我们发现她对乌克兰、尤其是顿涅茨克州的经济发展情况十分了解（我们想起她可是5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当得知我们来乌的主要目的是进行贸易和开展合作项目，目前我们的兴趣集中在乌克兰的钢材方面，单大姐竟然一口气报出分布在每个州各家钢铁企业的名字，其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顿涅茨克州的几家钢铁厂的情况（如马里乌波尔的顿涅茨克最大的钢铁厂亚速钢厂）。除此之外，她似乎对当地的一些行政部门（如市政府、海关、税务部门以及公安机关等都很了解和熟悉（后来我们知道，单家的女婿，即女儿娜莲莎的丈夫原来就是这个市的副市长！） 下午，听说家里来了中国客人，女儿娜莲莎、女婿伊戈尔带着5岁的儿子萨什卡来到父母身边。原来娜莲莎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孩，硕长的身材，亭亭玉立，俊秀的面容配上乌黑的头发，典型的东西方混血型美女。但是她的丈夫却显得不那么般配，从外观看来，年龄似乎与老单差不多，多少使人有一种老夫少妻的感觉。不过，伊戈尔为人热情、真诚、充满活力，并不使人感到他已经有些“老”了。单大姐说，伊戈尔现在是州中等技术学校的校长，他的工作很忙，今天又不是休息日，他能过来看你们，确实难得。单家的媳妇利丽娅是俄罗斯人，昨天回娘家看望生病的母亲去了，所以今天没有露面。 走出单大姐家，我们的思想可以说浮想联翩，思绪总停顿不下来。一是：这一家人可算不容易，几十年的路走到如今，由国内走到国外，经不住自然灾害的摧残，拖儿带女去追求幸福之路，可几十年过去了，在我们看来，他们仍然十分艰辛，特别是当提到改革开放后祖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步步改善时；当话题说到中国商品充斥乌克兰市场，满眼所见全是“中国货”时，我听到单大姐几乎是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哪知道会有今天......”。二是：像单大姐这样有文化、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对当地情况又非常熟悉的中国人，不正是我们开展业务的好帮手吗？我们应该怎样帮助她并充分发挥她的才智为我所用呢？ 以后几年的事实证明，单大姐及其一家确实为我们业务的开展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几乎陪我们走遍了乌克兰大地，甚至在酷寒季节陪我们远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边...... 单大姐性格直率，极好相处，工作中踏实认真不辞辛劳，同时善于化解矛盾，以委婉的手段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在业务谈判中，每当我们与客户就某些条款争执不下时，多是单大姐以大姐的身份出面化解矛盾，在维护我方利益前提下，达到统一，取得成功。这充分表现了单大姐杰出的社交处事能力。由于单大姐的突出表现，我方决定聘用其为我驻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按月发放工资。我记得当单大姐第一次接受我们发给她的工资时，她激动地说;“我现在又为中国工作了。” 单大姐不仅在工作上是我们的好帮手，在生活上也对我们十分关心。她的家几乎成了我们办事处的招待所和疗养院，国内来的代表团或是来乌参观游览的亲戚朋友几乎都是由单家接待。有一年作者的几位亲戚相约一起来乌旅游，除了他们的邀请函、落地签证等都由单大姐“一手包办”外，所有接待和陪同参观游览等大都由单大姐一家承担。还有一次，作者不小心把腰给扭伤。在单大姐家，他们给我热敷，还用单大姐冬天用的羊毛长围脖给我缠在腰上“保暖”。整整“修养”了半个多月让我离开。 单大姐一家对我们的帮助和关心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但问题并不在于单大姐一家帮助了我们的办事处或我们这几个在乌克兰工作的中国人，如单大姐自己所说的“她又在为中国工作了”。“为中国工作”，作为一个漂流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来说，为祖国工作，为中国同胞服务是一种无尚的荣耀、莫大的幸福，这一点局外人（包括我们自己）恐怕是难以感受的和无法体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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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已出版 |
| 发了三遍都没发上来，不知道怎么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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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方 代 表 乌克兰曾经是前苏联的重要军事工业基地,大型军事工厂遍布各地。顿涅茨克就有一家职工逾万人的军工企业“托奇马什”。这个名字中国人听起来怪里怪气的,其实这是工厂对外全名“精密机器厂”的简称,中文音译就成了“托奇马什”。在我们来乌克兰之前,经一位顿涅茨克朋友牵线,就已经与这家企业有了联系,而且对合作项目也有了初步考虑,故而在我们到达乌克兰后不久即较顺利地签署了首项合作项目的合同。 首项合作项目并不大,即为该厂沃嘉诺耶分厂的大车间进行技术改造,由金工车间改建成缝纫车间,为该厂从事服装生产做准备。 在执行合作项目的第一天,“托奇马什”副总厂长罗伊特尔和我们一起来到沃嘉诺耶分厂,分厂厂长奥格鲁什科向我们介绍了代表分厂方面与我们联系与沟通的乌方代表,一位年约三十左右的乌克兰女子。一眼看上去使人感到这是一位多才多能、精明强干的女性。后来罗伊特尔告诉我们:说她是乌方代表,其实她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她主要是负责关心和安排中方人员生活方面的事。你们这方面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找她,让她负责给解决。至于业务方面的重大问题,还得跟总厂和分厂的有关领导一起会商解决。 沃嘉诺耶是一个景色秀丽、宁静怡人的小镇,人口稀少(我没有统计过,但我估计可能不会超过万人),但面积却很大。专供中方人员居住的宿舍是工厂原来的招待所,位居镇的中心所在,在中方人员到来之前刚进行了装修,里外焕然一新。宿舍为两层楼,共约三十多个房间,另有厨房和卫生间,各项设施齐全,生活条件无可挑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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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方人员入住宿舍以后,乌方代表(她 的名字叫柳荙,尊称是柳德米娜·季米特里耶夫娜)就开始每天来宿舍上班(此处有一间她的办公室)。柳荙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几年以前离婚,现有一个年方5岁的儿子(名叫乌克辛姆)。柳荙的家在离沃嘉诺耶约20分钟车程的別里茨科耶,而分厂却在镇的西南面,同样开车也得走20分钟左右,沃嘉诺耶正好就在中央,这样柳荙上班无形中就缩短了一半距离。 宿舍共有4名管理员，3女1男，女管理员们的实际工作就是清洁卫生,从上班到下班,只见她们不停地打扫、擦洗,看上去是够辛苦的;一名男的是位退休工人,负责宿舍水电维修和其他修修弄弄杂活儿。柳荙的一部分工作职责就是管理她们。宿舍里处处窗明几净,各项什物摆放有条不紊。特别是每星期雷打不动的更换一次床单、被套等,尤其令住客十分满意。宿舍的管理工作没说的! 住的时间长了,渐渐地我们和柳荙及其他几位管理员也都熟悉了起来,她们每个人的家里情况也多少了解了一些。她们有时还把自己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康勃特”(一种家庭自制的瓶装食品罐头)以及泡菜等等带来,让我们尝尝她们的手艺,品品乌克兰的风味。遇到节日或家中有什么生日喜庆还请我们到她们家中作客。 最先请我们到家中作客的就是柳荙。 记得那天到她家一下就去了7个人。柳荙家住5楼,面积并不大,典型的俄罗斯人的装璜,到处都铺着地毯(连厨房也不例外)。家具并不怎么惹眼,基本上是大众化的,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干净、整齐、得体。 主人陪客人们在客厅聊了很久,没看到她怎么到厨房里去忙活。这么多人吃饭,她怎么弄?我在心里嘀咕。吃饭的时候才知道她早准备好了。大多数菜肴端出来就能吃,从“康勃特”里倒出来就是一盘菜,现炒现做的并不多,但是,一大锅美味可口的罗宋汤是少不了的。此外,主食是面包,更不需要像中国人那样煮一大锅饭。 吃得很开心,谈得也很高兴,多数人是第一次在乌克兰人家吃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临走的时候,工程队负责人向主人赠送了乌克兰女人最喜欢的中国化妆品和装饰品。 回来的路上听到有人发表感慨: “一个年轻的女人,工作那么忙,还带着一个孩子,可真不容易。” “这地方那么多好娘们,怎么就找不到一个好男人呢?” 柳荙工作非常认真,可以说一丝不苟。凡是中方人员的要求她都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办到。中方人员的意见她也及时认真地向领导或有关部门汇报和反映。柳荙的工作博得了中方人员一致的好评。 但是,终于有一天柳荙向中方人员大发了一通脾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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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的施工人员中有些是东北人,而东北人是喜欢吃狗肉的。有几位施工人员可能是吃狗肉的瘾上了——来乌克兰一次未尝过狗肉的味道,熬不住了。一天,他们发现这里有不少无主流浪狗,于是就动起了脑筋,趁人不注意,把一只野狗弄到镇边的树林里,吊在树上宰杀了。也许是狗的凄惨的叫声,也许是几个中国工人的诡秘行动吸引了一些孩子。于是他们跟过去看了。他们看了,大人们也就知道了, 有人报了警。 我从外面办事回来知道这件事时,高潮已经过去,只看到柳荙在办公室里抹眼泪。她激动地对我说,乌克兰人从来不吃狗肉的,更从未见过杀狗的这种惨景,他们只知道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更不应该的是,你知道他们做这一切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一片烈士陵园里! “烈士陵园?”我禁不住问。 “是呀!你没见到那里面有一条壕沟吗?” “见到。”我想起有一次去林子里采木耳时是见到一条弯弯曲曲的壕沟。 “你没见到林子里有一座土墩吗?” “也见到。” 柳荙突然沉静下来。停了一会,她用喑哑的声音接着说: “那是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国鬼子已经从乌克兰全境溃退,但是那片森林里就是有一股德国鬼子拒不缴械投降。林子中心有一处城堡,原来是一座地主庄园,德国鬼子就据守在那里负隅顽抗。一支红军部队被派去围剿。他们挖了战壕,架设了机枪、火炮,整整打了七天七夜,最后彻底消灭了这股匪徒,摧毁了匪徒们占据的那座城堡,可是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牺牲了10多名红军战士。战后镇上的居民掩埋了战士们的尸体,形成了森林中心的那个高高的土墩。” 有一个时期,施工队的项目完成,人员回国,而在本地的另一个项目还未启动,第二批中方人员尚未到达,暂时仅我一个人住在宿舍。在这其间,我除了休息,还抓紧时间邀请我的家属和几位亲戚来乌克兰观光旅游,陪他们去了不少地方参观游览。 而柳荙作为“乌方代表”,任务并未最后结束,所以基本上还是每天来宿舍上班。有空的时候我常到她办公室闲聊。谈话中我记得她好像还不止一次地说: “真是的，你能说我们的话,可我们却不能说你们的话……” 另一次闲聊中, 她忽然对我提出: “说真的,你能不能教我中文呢?” “好呀。”于是,就这样我在乌克兰收了第一个学中文的弟子。在她不忙,而我又空闲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上课的时间。我知道,我们的教与学不会延续太久,所以我只教给她一些最为必要的待人接物的汉语词句。她对学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时会对自己突然对别人说出一两句问候的汉语而非常兴奋。 有一次在谈话中,我提到曾看到一本莫斯科出版的书我非常感兴趣。可是去过几个城市都没买到,她问我什么书这么吸引你,我说出书名。 过了几天,她说她要送我一件礼物。拿给我一看,竟然是我所想要买的那本书。她告诉我:星期天她到顿涅茨克去,在一家私人书店里看到了这本书,就把它买回来了。看到这本1992年出版的蓝色硬皮的读本,不知怎地,心里不由得涌起一种对这位外国女子所表现出的真诚和热情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敬意。 天气渐渐转凉,感到一丝逼人的寒意。我正在为中国人员迟迟未到,新的项目无法开展而焦躁不安的时候,有一天柳荙忽然对我说:今天是她的生日,她想晚上请我吃饭 。 生日宴做得很丰盛,但主宾只有3个人:她、她的孩子和我。 晚餐后,看完莫斯科电视台的少儿节目,小马克辛姆就早早地上床睡了。柳荙在厨房里收拾碗碟忙活一阵也出来了,我正准备再坐一会就返回沃嘉诺耶,可是抬头一看,窗外正下着鹅毛大雪,走进窗前向下一看,地上已经一片白。糟了,这可怎么办? “没关系,再下一会就会停的,最后一班车要到十一点哩。”柳荙说。 我们开始漫无边际的闲聊,谈乌克兰,谈乌克兰人,谈托奇马什，谈中国、谈中国人、谈我的学校和我的工作。谈话内容很多、很广,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她不谈她的家庭、她的过去,我也绝口不问她。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窗外的雪还在下,没有任何消停的迹象。我越加坐立不安。柳荙看出这一点,给厂长司机瓦洛佳挂了个电话。瓦洛佳并没有休息,而是就在附近的一个朋友家打牌,听说送作者回沃嘉诺耶,一口答应：“马上就到”。 车才开出別里茨科耶街口,就看到一辆公交车停靠在站台上。不管瓦洛佳怎么劝说,作者还是坚持乘上公交车返回宿舍。 与“托奇马什”的合作结束以后,我们即移居顿涅茨克,不再承包工程项目,重点从事进出口贸易方面。后一阶段与“托奇马什”联系很少,因而柳荙的情况也就不十分清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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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公 室 的 生 日 宴 作者在乌克兰工作期间,结识了许多人，其中当然也包括有年轻的女孩子。在我的印象中,乌克兰少女和中国女孩子比较起来,她们要更大方、更活波、更热情、而且可能也更美丽。 让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来印证我的看法。 我们与“托奇马什”开展合作,工程队入住沃嘉诺耶宿舍以后,像给小镇吹来一阵春风,在平静的水面上掀起一层又一层涟漪。最先让我感到这阵涟漪存在的是小镇的姑娘们。 夏日的晚上,晚饭后镇上的居民都爱到镇中心的广场纳凉和聊天。因为广场就在我们宿舍旁边,我们的工人也爱到广场边上坐坐。年轻人与年轻人之间似乎有一种超乎国别的吸引力,乌克兰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奇怪的很,镇上的小伙子似乎不太多,看不到几个)很快就和中国的工人们聚在一起了,又是唱歌,又是嬉闹,而在这一切活动中中国工人小谢的热情和活泼起了桥梁和龙头的作用。 这以后每到傍晚,一群姑娘老是喜欢聚集在我们宿舍门口唱歌和嬉闹,盼望着中国小伙子能出来“应声”。 这种情景恐怕在国内不多见吧! 有一次,“托奇马什”举行宴会欢迎从中国来的一个代表团。这次宴会一方面因为中国代表团人员“档次”高,另一方面乌方有一位政府部长参加,所以显得与以往不同,主办方特请了乌克兰一个歌舞团的姑娘们来作陪助兴。 宴会进行了很长时间,讲话、敬酒、跳舞……因为有姑娘在场,宴会显得更加热闹。宴会结束时请姑娘们先回。姑娘们走时要和与会者“吻别”。我按照通常宴会的做法理解,以为是礼节性的“吻”脸颊,可姑娘们说“NO”,要嘴对嘴的“亲吻”。这可让人太尴尬了。 这种尴尬你在国内经历过吗? 乌克兰女孩的这种热情和大方是她们性格的自然流露,毫无虚假和做作的成分。她们的真诚很容易得到别人的信赖,换取得真正友谊。 有一次我从顿涅茨克乘长途大巴返回居住地沃嘉诺耶,身旁坐着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起先都没说话,过后女孩可能感到沉闷，见我手中拿着当天的《消息报》,忽然问我: “您懂俄语吗?” “我学过俄语。”我回答,并礼貌地把报纸递过去。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女孩是顿涅茨克大学的学生,此刻是回家乡別里茨科耶度假。女孩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兴趣,问了一大堆关于中国和关于我本人,我的工作等方面的问题。 车到別里茨科耶，女孩下车 ,而我也要下车换乘到沃嘉诺耶的公交车。女孩的母亲在车站接女儿。女孩立即将我介绍给她的母亲:“这是我在车上认识的中国朋友,他是中国南京大学的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 女孩母亲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作客。见我婉拒后,女孩立刻在我的报纸上写下她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邀请我有空时去她家作客。 “请一定来！”我离开后女孩在我身后大声说。 一件普通的事,可是在国内似乎很少遇见。 生活在现代乌克兰的少女是幸福的。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幸运的。少女们都要长大,都要跨入婚姻的殿堂。据我观察,女孩子们很顺利地跨过婚姻的门坎,婚后生活真正说得上幸福的倒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多。 为什么?因为生长在乌克兰的男人身上都根深蒂固地存在一种病根——不是毒,不是赌而是酒,酗酒!在乌克兰男人酗酒,这已几乎成为扼杀婚姻和制造家庭悲剧的头号杀手!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乌克兰女人在讲起家庭破裂悲剧时,一提到酗酒几乎是“咬牙切齿”。上文提到的“托奇马什”的乌方代表柳荙在回答别人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婚”的问题时,痛苦地哽咽着反问道:“一连三次,你的丈夫酒醉倒在马路上面被邻居抬回家来时,你受得了吗?” 有一些女孩子一提到婚姻问题甚至有一种恐惧感,因而造成他们在选择男友时往往过分挑剔,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托奇马什”沃嘉诺耶分厂设计室里的年轻女技术员奥利娅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女孩。 事情还是先从奥利娅过生日说起。 有一次,上午快下班时,在厂办公楼里碰到设计室的女工程师塔妮娅,她对我说:“中午您和王别到食堂去,到我们办公室来,我们请你们吃饭。”我把这事告诉王,他虽然有点意外,但到时候还是跟我一道去了。 屋里已经坐了好几个人,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放在屋子中间,桌上摆满了各人从家里带来或食堂买的菜肴。原来大家是为女技术员奥利娅过生日。 我曾多次参加过这种办公室的“生日宴”,多是要好的同事在一起聚一聚,既为朋友“庆生”又增加了解,加深友谊。 提起奥利娅,还算是我比较熟悉的。因为合作项目的技术问题,她来宿舍几次,与我和工程队老王商谈。奥利娅是顿涅茨克工学院毕业生,毕业后直接来到分厂工作。她的家在第涅伯彼得罗夫斯克,父亲是那里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这姑娘与别的乌克兰女孩不一样,性格有些内向,人很本分,工作认真,社交不广。学生时谈过一个男友,以失败告终。这件事对她影响很大,工作以来一直回避这事,甚至一提到男朋友就有情绪。 今日的办公室“生日宴”也是同事们对奥利娅的一种关心,谈话的内容大多与奥利娅的婚事有关。在大家的热烈交谈中,我却在想,作为奥利娅的中国朋友,在这件事上我们能为她帮些什么忙呢? 我的朋友老王性格直爽,十分健谈。就在我沉思不语时,他却突然站起身来,拍着胸脯说:“奥利娅,如果你对中国小伙子感兴趣,这事就包在我老王身上了,我保证给你介绍一位才貌双全的如意郎君!”说的奥利娅满脸通红,低头不语,大伙哄堂大笑。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成熟,姑娘们纯真浪漫的生活将逐步退去,生活向她们提出越来越严峻的要求和挑战,正视这些要求,勇敢地迎接挑战,是姑娘们不可回避的责任。 在这方面,我看不出中国女孩和乌克兰姑娘之间有多大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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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镇 生 活 因为托奇马什分厂位于一片丛林之中,所以中国工程队就住在离工厂不远的小镇——沃嘉诺耶镇上。 进入沃嘉诺耶,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幽静,小镇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更没有车,似乎这是个无人的小城。 小镇犹如被淹没在绿色的海洋中,四处绿树成荫,各家庭院里都种植者苹果、梨子、大樱桃和葡萄等。镇的西面有一片大森林,镇南有一面湖泊。 我们工程队的宿舍楼刚好就在镇中心,小镇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中国客人,给镇上居民不小的震动。我看到有不少姑娘和小伙子在宿舍周围转悠,好奇地向里面张望。到了傍晚,更有一些姑娘和小伙子在宿舍门前唱歌和嬉闹,盼望能和中国人说上话。 实际上最先和我们熟悉起来的还是孩子们。他们大胆地闯过宿舍管理员的眼睛,直接跑进楼里来。——让他们有如此大的胆量和勇气的原因是因为工程队很多人都有他们喜爱的泡泡糖!孩子们带来各种各样的能够吸引中国小伙子的物品:玩具、画册……记得有一次,一个男孩手里捏着一只硕大的黑蜘蛛,当他把手松开时,蜘蛛 猛然跳起,弄得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这个会跳的弹簧蜘蛛立刻赢得大家的喜爱,一下子换取了3块泡泡糖! 镇上的孩子们中与我们最熟悉的要属尼娜·卡明斯卡娅的9岁的小外孙女,一方面因为她外婆是我们宿舍一名管理员,更主要的是这小姑娘活泼可爱,会下得一手好棋(国际象棋),每次她来都是找对手下棋,到后来,在我们宿舍几乎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镇上的那些姑娘和小伙子们最先认识的是工程对的工人小谢。小谢,东北人,人长得很帅,也很聪明,来乌克兰没几天就已经学会不少俄语常用语,有时还借助手势、动作和表情和人扯上半天。姑娘和小伙子们来宿舍前,都是问:“谢?谢在哪里?” 这些姑娘和小伙子大都是镇上一所中学的学生,这是一所场办中学,属于镇旁边的多勃罗波尔国营农场。说来我们与这所学校还有些“缘分”:一年前当我们与“托奇马什”签定改造分厂车间合同,工程队进驻沃嘉诺耶。为此分厂与镇方联合举行了一个十分隆重的仪式欢迎中国朋友的到来。举行仪式的地点就在中学,参加者多是该校学生。全校学生着一色的校服,整齐地排列在广场上,4位美丽的姑娘穿着乌克兰民族服装,手捧着面包和盐,镇和分厂领导以及老场长讲话…… 镇上除了有这所正规的十年制学校外,还建有图书馆、影剧院、俱乐部和运动场,似乎一个小城镇应具有的它都有。 俱乐部内常有活动，周末舞会，节日演出，有一次竟然请到一位在乌克兰很有名气的女歌唱家来演唱，轰动一时。 闲暇的时候我也曾去过几次图书馆,这里藏书虽然不多,但当期的报刊杂志倒也不少,翻翻看看也获知不少最新消息和新知识。 最使我惊奇的是,镇上竟然有一所音乐学校。我去参观过,并和校长聊了聊。学校规模并不大,但来学琴的学生倒不少。 我们居住沃嘉诺耶期间,不知不觉养成了一个习惯:晚餐后喜欢三五成群地在镇上散步,欣赏落日的美景,消除一天的疲劳。有一次,经过一家人家的庭院,透过围墙看见里面花园里摆着一长条的宴席,宾客不少,像是在举行喜庆家宴什么的。我们正打算不停步继续往前走,不想主人已打开院门,非常热情地希望我们进去坐坐。当我们尽力推辞时,常到我们宿舍区去的小姑娘伊丽娜跑出来。她对我们说:“今天是我18岁的成人礼,进来坐坐吧。” “成人礼”?这在国内是不多见的。我们也想见识见识,于是就不再推辞,走进了花园。 今天是伊丽娜18岁的生日,也是她作为成人的开始之日,从此她将作为一个负有法律责任的人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仪式很隆重,伊丽娜的父母,两位舅舅、教母和学校班主任都先后讲了话。发言者都言辞恳切,充满对下一代的鼓励和希望。最后当事人伊丽娜致了答谢词,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奋斗的决心。期间,女孩的父亲再三邀请中国朋友讲话,作者简单表达了中国朋友的希望后向伊丽娜赠送了礼物,并与女学生及其家人一起合影留念。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生活在这个幽静、美丽的小镇上的人们真是非常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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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 处 长 要说作者在乌克兰最熟悉、相处时间最长的中国人是谁,那当然是非褚处长莫属。 褚处长全名叫褚成玉。据他告诉我,他老家在山东,爷爷辈闯关东来到东北,落户在牡丹江农村。褚成玉初中毕业以后上了一所水利中专,毕业以后在水利工程局当了一名干部,然后一步一步往上爬,终于走上今天的位置,当上了某工程处的处长。 褚处长年约四十七、八,五短身材,再加上硕大无比的啤酒肚,更显得其貌不扬。相处几年,据我观察,褚处长为何如此“发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能吃、能睡。也许是幼时农村生活的锻炼,他什么都能吃,而且吃得很香,胃口永远很好;也许是多年工地生活的磨练,他能睡,无论在哪里,无论环境多么嘈杂,他倒头就能睡。 他曾多次对我说,牡丹江公园“八女投江”的巨型雕塑就是他指挥建造的。这座革命群雕在黑龙江得到广泛好评,使他一下子名扬四海。 大家多认为褚处长工作有魄力,领导能力强,处理问题果断。我经常看到他一个人背着手,踱来踱去,紧锁双眉,仿佛在思考问题。他从不和工人们“唠嗑”,永远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领导一来,他立即变换成另一副面孔,露出一副忠诚的奴婢像。 我想,所有这一切恐怕就是他40岁左右就当上处长和娶上单位医院一位漂亮护士小姐的原因。 这一次出使乌克兰执行国际合作重任,有关领导一眼就相中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在顿涅茨克与“托奇马什”签定改造车间工程合同后一个月,中国工程队即进场。 我记得,在工程开工的头一天当晚,他就在全体会上宣布纪律:“要绝对服从领导,一切行动听指挥。外出必须经批准,而且须两人同行;各人所带中国小商品一律上缴工程队,由工程队统一出售……” 工程正常开展后,大家几乎再看不到他的人影了。原来他带着老婆(作为护士,此次也列入工程队编制)四处活动去了。褚某离开工程队有时一连几天不回来,工地上一切均由另一位负责人老王和作者负责解决。 在那期间,褚某和他老婆究竟到哪儿去了?干了什么?据后来所知,他们除在各处销售他们带来的各种商品,就是在联系和商谈个人的有关贸易和“工程”项目。这其中最突出的项目就是顿涅茨克大学开办中国留学生自费班。 这件事在褚处长精心策划和慎密操作下,真正做到了天衣无缝,滴水不漏。40余位中国学生来到了乌克兰,进入顿涅茨克大学学习已有半年,整个工程队竟然无一人知晓,国内工程局领导更是无从得知。但是瞒天瞒地瞒不过老天爷,事情终于败露了。据说事发是由于一名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学生在打篮球时猝死而败露的。学生在校死亡引起校方高度重视,乌克兰内务机关也介入调查,才搞清了来龙去脉,也震动了国内工程局领导。 在褚处长与作者本人的关系中,除了工作上发生过分歧,引发过一些争执外,总体来说是正常的。这一方面是作者尊重他是处长,又是工程队主要负责人;另一方面他也在尊重我,这不仅是因为我是大学教师,更重要的是在国外的环境下,他离开我这个翻译寸步难行。然而,即使这样,他对我的所作所为,有两件事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一件是几年前,我们首次来乌考察。当时考察组一共4个人,其中一位是黑龙江省国际公司的翁某。翁某很年轻,对我这位长者十分尊敬;我对他因为是上级机关的代表,也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故而关系相处得挺不错,无任何龃龉存在。后翁因单位有任务提前回国。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翁才走没几天,褚对我说:“翁走时对我说,他对你有十大不满,让我转告你。”“什么?十大不满? ”我一时如坠五里雾,摸不着南北了。不过,隔一会儿,我冷静下来:小翁对我有意见,我虽然感到意外和吃惊,但我还是应当重视,认真对待。于是我忙掏出笔记本记录。没成想,一记果然记录了整十条!而这些意见和看法,大部分是我从未想到过的……。 后来,回国以后，在工程局我把这事讲给别人听,没想到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你可别上当,这是他的一贯伎俩:假造第三人的嘴来打击和陷害别人! 新年前夕，机关放假，工程局林副局长见我只身一人在机关甚是寂寞，特地设宴为我“解寂”。林原为南京华东水利学院(现改名河海大学)毕业,算起来与我是半个同乡,故而显得特别热情和亲切,谈话也较随便。席间,林无意提到说:“你们这次出国可以拿到不少国外出差补贴。”国外出差补贴?我怎么没听说过?后来我去财务处查了一下,确实有这项补贴,但是已被褚某领走。我原以为他是替我代领,过一段时间他会还给我的,但是过很久,他始终未提这事。后来作者夫人亲往哈尔滨与工程局交涉,才逼使褚某将这笔钱吐出来。 褚某在乌克兰的事一件件败露,引起有关方面重视,进行了专案审查。 褚成玉的事使我弄不懂的是,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孩子,有一定的文化和工作能力,通过努力走上了领导岗位,有了幸福的家庭,经济收入也不错,除了更好地工作,报答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他还想干什么?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还有什么值得他不顾起码的做人的道德和良知，不顾党纪国法丧心病狂地去“捞”?! 从我了解和看到的褚成玉所做的一切无外乎是多“捞”一些钱而已。褚某真的缺这些钱吗?我看不出。我认为他并不缺钱,他缺的是做人的起码良知。是他日思梦想的几个臭钱(说实在的,褚某所捞的真是几个“臭钱”)蒙住了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这美好的人生大世界。我想问一句:凭褚某的工作能力,再加上奋发努力,他今后就赚不到那几个臭钱了吗?褚某算过这笔账吗?为了几个臭钱栽了人生这么大的跟头,值得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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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 居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这可是中国普通老百姓世代生活经验的“结晶”之一。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然而,这句话对于旅居国外举目无无亲的游子来说。他们可能更具有一种铭心刻骨的真切感受。 作者在乌克兰生活了几年,对这句话的感受尤为深切。 我们在顿涅茨克定居时住在和平路2号。这是一幢普通的公寓住宅楼,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顿涅茨克铁路系统的职工(据说原先这幢楼是铁路局的宿舍)。 我们所租住的102室一套房,房主名叫热尼娅,现住在基辅,房屋由其堂妹塔尼娅代管,而租赁此房的介绍人则是本楼的住户尼娜·伊万诺芙娜。 尼娜是一位乌克兰中年妇女,住在本楼的308室,她在顿涅茨克铁路局的工作是仓库主任,负责本局上下日常所需的一切用品的管理和分配,她在局里有一间独立办公室。 我记得我们搬进来时,一见屋里除了两张桌子、几张椅子和一大一小两张木床外,几乎什么都没有。正当我们在为晚上怎么睡觉而发愁的时候,只见尼娜和她的两位好友维拉和安娜每人抱着床垫、床单、被子和枕头等等来了,很快替我们铺好了两张床,晚上尼娜又陆续送来锅、铲、碗碟和一些厨房用具等,终于使我们感到像个家了。 尼娜的家在公寓的二楼最西头,而我们住在一楼的最东头,两家相距甚远,但是全楼居民都知道,中国人与尼娜一家关系最密切,尼娜最关心中国朋友。 第二天尼娜送来一条大鲢鱼,说是戈利亚从别墅带回来的。我知道戈利亚是她的丈夫,原是一名矿工,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戈利亚是个好男人,性格随和,为人老实厚道,不多言不多语。邻居们开玩笑:“他们家一切听老婆的”。至于说到别墅,开始我们也弄不清楚,尼娜家什么地方还有一间别墅?后来知道这里几乎每家人家都有别墅。原来,那是前苏联解体以前,中央政府做出一个决定,按系统、按单位为每一户居民分配一块别墅用地。但是,地块分配以后,限于经济条件的限制,真正建造起别墅的家庭并不多,大多数人家只是建造了一个简易的木板房或简直就是个窝棚,这样假日期间全家人可以来休息,同时还可以种种菜,干干体力活儿。不少人家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办法,视自己的人力、财力条件,一点一点地逐步建造。尼娜家戈利亚反正已经退休了,几乎每天都往别墅跑,种种水果、蔬菜,顺便拾掇拾掇自己的别墅。 尼娜家给我们送东西是常事,平常戈利亚从别墅带回来的水果、蔬菜等等也都往我们这里送。有一次听说我刚从国内来的夫人淋巴结发炎,尼娜还按乌克兰的民间土方送来马林果酱,说用这个冲茶喝,效果特好。尼娜一家逢年过节都不忘请我们到他们家作客,欢度节日,拿我们就像是他们的中国亲戚一样。 最有趣的是他家的那只宠物狗。尼娜每天下班都要带它出来溜一圈,回来时经过我们的门前,只要大门没有关紧,小家伙都要溜进来绕一圈,给每个人“汪汪”地打个招呼再走。看来,它知道我们是他主人的好友,也拿我们当自己人了。 看到尼娜那么慷慨和大方,我一度曾认为尼娜家经济情况可能不错。后来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 有一次国内来了三位自费旅游的朋友,也许是想节约一点,也许是想更多地体验乌克兰普通人生活,提出最好是住在居民家中。后来我们介绍他们住在尼娜家,客人付给房主每日每人1美元。客人走后,尼娜夫妻俩对我们再三表示谢意,还特地送给我夫人一块多年舍不得用的布料表示酬谢。这一点额外收入对他们真的很重要吗?我在心里想。三年以后,我已经回国一年多,有一次陪一个代表团再次来到乌克兰,特地去顿涅茨克看望尼娜一家。发现他们夫妻俩挤在客厅里,而把唯一的一间卧室租给一位刚刚工作的女大学毕业生。 这时我才明白,尼娜一家真的是穷人,但这只是经济上的“穷”,外人完全看不出他们的“穷”,因为他们待人热情、真诚和慷慨,在精神上是十分富有的。 就在我们刚搬到和平路2号后没几天,家里出了事:卫生间里的铸铁排污管断裂,大量污水往外溢流,臭气冲天。正当我们惊慌失措一筹莫展的时候,对门的邻居,一位退休的老矿工乌里扬诺维奇来了。他二话没说,捋起袖管,先帮我们清理污水,揩擦地面,接着又弄来了沙子和水泥,把断裂的地方一层纱布一层沙浆地“包扎”了起来,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发现包扎的地方水泥已凝固,似乎相当结实,但是仍然向外渗水,乌里扬诺维奇过来看了看,说:“看来土办法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得换管子。”接着他就给铁路局房管处打了电话。大约半小时后开来一辆工程车,几位工人忙活了两个多小时,换了新管,还安装了新阀门,彻底解决了问题。 事后我们登门去拜谢,送了些中国商品作为礼物,感谢这位热情、友好、善良的老人。 在我们与老人交谈时,无意中却发现女主人躺在床上。老人看出我们的疑惑,告诉我们他老伴患的是乌克兰老年妇女常患的膝关节萎缩症,行走和站立困难。这时我忽然想到这就是每天只看到老乌里扬诺维奇一个人忙进忙出的原因了。出门的时候,我心里嘀咕:什么时候我们能帮他们一把就好了。 不久一个机会来了。国内一家公司的代表老王要从基辅来顿涅茨克看我们,听说他在针灸和按摩方面有两下子(他父亲是一名老中医)。老王来了以后给老太太进行了按摩,又做了扎针。说也奇怪,第二天，加丽娅感觉好多了,想爬起来干活了。连续三天按摩和针灸竟然大有起色,全家人像过节一样高兴,说老王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几天以后,大女儿得到这个喜讯,从伏尔加河边的别洛泽尔斯克赶回来。后来她告诉我,她和她爸一起去教堂,她看见他爸爸长久地跪在圣像前,祈求上帝赐福中国,保佑中国好人。 自打这以后乌里扬诺维奇一家就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好邻居。我们因为工作关系常常不在家,老人一家就承担了替我们接受信件和电报的义务;有时我们就把乌里扬诺维奇家的电话号码给客人,以便我们不在家时由老人替我们接电话。老人对这项工作很认真,真是替我们帮了大忙。 还有两位邻居就是前面提到的尼娜的好友维拉和安娜。维拉是一位女工程师,长着一头天生的黑头发,熟人们都喊她黑头发维拉(我曾经为她这一特点问她是不是有一点东方人血缘关系,她笑着回答说没有)。安娜是一位女消防监督员。消防监督员属于消防局的公务人员,穿制服,分片负责监督和检查本人管辖地区的消防安全工作。维拉、安娜和尼娜一样对我们几位中国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十分关心,常来串门聊天,顺便送一些乌克兰土特产和她们自制的“康勃特”等让我们尝尝鲜。 维拉和她丈夫维克多是楼里的知识分子夫妻。维克多知识面很广,对许多社会政治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时常打电话来邀我去喝茶聊天。他知道我是研究外国文学的,有时竟然能说出对高尔基、肖洛霍夫和争议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一套一套的看法。 而消防监督员安娜常来我们这里作客,那是因为她想为女儿找一个中国对象。由于我们在乌克兰的条件限制,一时无法给她帮上忙,这件事倒也快成为我们工作之外的一块“心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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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度 除 夕 作者在乌克兰一共度过了三次除夕之夜,每次都不一样。 第一次是先遣组在乌克兰考察期间,我因脚踝扭伤,一个人在托奇马什分厂的招待所里。 除夕到了,宿舍管理员尼娜·卡明斯卡娅见我孤身一人,定要邀我去她家一起过除夕。我本倒是怕动,不想去,后因为有一点想看看乌克兰普通家庭过除夕是什么情景,就答应了。 下午,尼娜的女儿、女婿早早地就开车来接我了。 尼娜·卡明斯卡娅家在沃嘉诺耶附近的农村,是个典型的乌克兰农民家庭。汽车开进家门,迎面是两排农舍,总有十余间,平日仅老两口住此,女儿女婿住在镇上,儿子一家在顿涅茨克。家里一切农活主要由五十来岁的老头子操持,尼娜·卡明斯卡娅在分厂招待所当管理员,挣些活钱补贴家用。 除夕这天,儿女们带着孙儿孙女都来到父母家(女儿女婿住在附近,实际上几乎是天天来),家里热热闹闹,喜气洋洋,一派节日景象。 一间大客厅里早安放好一张大圆桌,桌上碗碟刀叉摆放整齐,尼娜和女儿在厨房里忙活着,老伊万和女婿坐在沙发上陪作者聊天 ,孩子们在屋里屋外追逐嬉闹。看着这一切,我忽然想到,这场景、这气氛仿佛就跟在中国过节一样,丝毫没有感到是在语言、习俗都不一样的异国他乡……我的家人,他们可能也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吃团圆饭了吧？…… 正在我想入非非之时,尼娜家电话铃声响了。原来是分厂招待所管理员打来的,说作者的两位同事从外地赶回来了,正在四处找作者,要和他一起欢度除夕……怎么办呢?好事多磨!尼娜的女儿女婿只好再次承担义务把我送回招待所(他们打算把另外两位中国朋友也拉到他们家来,未成)…… 在乌克兰第二次过除夕,那是在沃嘉诺耶的中国工程队宿舍。为了热热闹闹过好除夕,工程队几天前就做了布置,专门安排人去市场采购了各种荤素菜肴,还把二楼的休息厅做了美化,增加了节日喜气。 年夜饭并未邀请许多乌克兰朋友,完全作为中国人的内部聚餐,只请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柳荙和她五岁的儿子。 晚宴就安排在二楼休息厅里,好几张桌子拼成了一个长条。菜肴十分丰盛,出自几个人的手艺,其中工程队老王的熏鱼和作者的红烧肉特别受欢迎(作者的加入八角的南方人烧肉做法给东北人为主的工程队人员带来了新的风味)。小伙子们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唱歌、二人转、吹笛子…… 席间唯一的女性是柳荙,又是外国朋友,谈笑话题少不了都与她联系上,而这最是引起大家哄笑的。 正在大家兴高采烈之时,忽然听见楼下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圣诞老人带着一男一女两位“童子”来给大家送祝福来了。 “老人”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人人万事如意、生活幸福,并且分发了新年礼物——贺年卡,也接受了中国朋友的礼品。孩子们则得到了他们所喜爱的泡泡糖。 第三个除夕之夜那是在顿涅茨克的邻居尼娜·伊凡诺夫娜家度过。我记得年末几天前她就来我家告诉我们除夕之夜一定要去她家,她还请了我们很熟悉的另外两位邻居维拉和安娜,大家一起欢度除夕。 尼娜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邻居和我们也都带来了特色食品。酒宴进行得很热闹,谈笑风生,几位乌克兰女人几杯酒一喝更是兴奋异常。尼娜拿出几件旧衣服,三下两下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圣诞老人,她学着老人的腔调,说他要走遍全世界,给每一个男人和女人拜年。按照尼娜的“旨意”,维拉化装成一个日本女人,安娜化装成一个印度女人,作者夫人则着本装——中国女人。圣诞老人给“各国妇女”送祝福,说吉祥话,“各国妇女”则分别用中国、印度、日本的礼节回应“圣诞老人”。狂乐中,嬉笑打骂样样来,简直玩疯了,直闹到后半夜,怕影响别的邻居休息,才匆匆收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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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局 局 长 克 拉 娃 沃嘉诺耶虽然是个小镇,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城镇所有的机构它应有俱有。镇中心有一个小邮局,总共只有4-5个工作人员,局长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名叫克拉娃。克拉娃中等身材,体形匀称,虽已年过“不惑”,然风韵犹存,仍不失为一个美貌女子。我们经常去邮局收发信件和电报等渐渐和她熟悉起来。中国人由于初来乍到,很多情况不了解和不熟悉,克拉娃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不仅帮我们解决了通信方面的难题,而且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每次到宿舍来送邮件、电报什么的都要坐下来和我们拉拉家常,有时还带来一些乌克兰的土特产或是自己家制作的咸肉、鸡腿“康勃特”,让我们尝尝。 作者夫人带女儿来乌克兰探亲,克拉娃请我们全家吃饭。席间作者夫人无意提到她丈夫,问道:“怎么不见你先生?他在哪儿工作?” 克拉娃的丈夫名叫安纳托里,年约47-8岁是个长得很英俊的中年男子,在某经济部门工作,经常出差,满乌克兰跑,此人热情，健谈、言谈举止十分潇洒,深得中国人好感。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也许是触动了思想深处的隐痛,克拉娃情不自禁地谈起了她丈夫，滔滔不绝,从一次舞会上一见钟情,到恋爱、结婚,到成家立业；讲到丈夫外面有情人,而且不止一个,还带回家来…… “开始我气得发疯,想自杀,后来我忍下了,想想自己也不小了,离婚了又怎么样?能找到比他更英俊的丈夫?只要他心中还有这个家,关心我和孩子们,我就不管他,随他在外面怎么搞,随他回来不回来,我都不管。” 克拉娃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女儿和女婿做生意,生意不是很大,属于小商小贩性质。两人到我们宿舍向工人收购他们从中国带来的小商品,杀价太狠,引起工人的不满,甚至发生冲突。这使克拉娃十分难堪。 有一次克拉娃获得年假,可以休息半个月,她竟然成功地动员丈夫一起请作者全家去她的家乡——哈尔科夫农村去玩一趟。作者来乌后还未在农村待过,有机会体验一下乌克兰乡村生活正是作者十分乐意的事,于是很快就决定下来。 克拉娃的家乡在离哈尔科夫约40公里的一个名叫卡扎奇·洛帕斯的村子里,路程不算远,但交通不顺当。上午七点多钟上火车 ,下午两点抵达哈尔科夫(在车上用了克拉娃夫妇准备好的旅行餐)。下车后再乘50分钟的郊区电气火车抵达卡扎奇·洛帕斯小镇,然后步行约20分钟才到达克拉娃家。 克拉娃老家的房子相当大,总有数十间,但都是平房,有点像中国南方的大户人家“三进”、“四进”的味道。所不同的是房屋周边都有很大的庭院,环境非常好。 克拉娃家里人口挺多,家事十分繁杂,很有些像中国大家庭的味道,所闹的那些事也跟中国差不多。这里,作者不妨简单记述如下,以让读者增加些兴趣。 克拉娃家共有三姐妹。大姐玛丽娅今年已经60岁整,大姐夫瓦西里·安东诺维奇64岁,已经退休,原先是铁路上的机械师,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据说,他17岁那年被德国人掠走,在德国干了三年的苦工,受尽非人的折磨。大姐有二子,大儿子瓦洛嘉在克格勃部队服役18年,乌克兰独立以后返回故乡,成天泡在酒坛里,漂亮的妻子也跟他离了婚。克拉娃母亲去世后把这一大片房屋给了他(跟中国一样,长房长孙呀!)二儿子涅尼亚,人倒是不错,为人忠厚老实,是名警察,结婚后因一次摩托车祸受伤,离开了公安战线。以后,妻子不正经,让姘夫带人把他揍了一顿,结果却是姘夫死了,涅尼亚被判了十年徒刑,如今已坐牢6年,还有4年就可出狱。 克拉娃的二姐今年54岁,原先很胖,现因多种疾病缠身,已经瘦弱不堪。有三个女儿,均已成家。我们只见到她的小女儿和女婿。 在克拉娃家乡期间,我们还两次在克拉娃及其家人的陪同下参观、游览了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是乌克兰仅次于基辅的第二大城市(1918-1934年她就曾经是乌克兰的首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又是机器制造业中心。两天中,主人带我们参观了两座宏伟的大教堂:17世纪建造的圣母安息大教堂和18世纪建造的波克罗夫斯基大教堂,在参观前者时正好有两对青年在举行婚礼,我们有幸观赏了他们婚礼的全过程。此外,我们还去了市中心的苏维埃广场(那儿有一座1918年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纪念碑),逛了广场附近的百货商场,首饰店和表店等等,还到舍甫琴科公园拍了一些照片,在哈尔科夫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我们来到克拉娃老家作客,这对克拉娃这个大家庭,甚至对全村都是一件不小的事,家中各种烦恼和不愉快都丢在了一边,欢乐和友谊占了上峰,祝酒、唱歌、跳舞、欢笑……“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使整个家庭都变了样。”返回途中克拉娃这样对我们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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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官 司 我在乌克兰期间,除了忙于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外,还上过一次法庭,打过一场官司。 事情是由于一架照相机引起的。 我们住在沃嘉诺耶宿舍时。住在离我们宿舍约有一个街区远的一位名叫彼得·鲍里索维奇的邻居经常到我们这里来玩,尤其喜欢到我的房间来闲聊。 彼得·鲍里索维奇这个人,年纪五十左右,衣冠楚楚,相貌不俗,一派绅士风度。据说他原来在矿上工作,去年才退休,有两个儿子,已经抱了孙子。他每次来都带一点儿小礼物,如顿涅茨克的画片和地图什么的,我们也回赠一些中国小商品和纪念钱币等。 作为一位外国人,我很珍视与当地人的友谊,交往中,我曾用我的日本相机为他拍过几张照片,也与他留过合影。 有一天,他到我这里来,说他与几个朋友去旅游,想借我的相机用一下,最多3-4天就还过来。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他,还详细地讲了相机使用方法。 事情过了一个多星期,他一直未将相机送来,又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因急用相机,去他家索要,谁知他竟然说出一句话,令我当场差点晕倒: “我不是已经还给你了吗?” 我被懵住了:是这样吗?是真的还给我了吗?不,没有这回事!这是彻头彻尾的无赖,是诈骗,是流氓!想到这里我惊出一身冷汗:怎么乌克兰人中也有这样的人渣!看上去道貌岸然、风度翩翩,狗屎都不如!气愤之下,我随即向镇民警办公室的民警报了案,民警立即对他进行了传讯,追问之下发现了一系列前后不一致的矛盾之处。随后民警对彼得·鲍里索维奇的住宅进行了搜查,未发现相机,但发现鲍里索维奇在家私酿白酒的装置,根据严禁私酿白酒法令,将鲍里索维奇带去警局拘留审查了三天。 民警建议作者向法院起诉,然后由检察机关责令公安机关进行专案侦察,依法处理此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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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多勃罗波尔区地方法院开庭,公开审理照相机诉讼案。但遗憾的是被告人鲍里索维奇未到场。 事隔一个月后,法院第二次开庭。此次法院将传票交给公安机关,由民警亲自送上门,勒令鲍里索维奇准时到庭。但遗憾的是,开庭时鲍里索维奇仍未到场,民警四处搜寻无着,鲍里索维奇完全消失了。 后来,因国内方面的事务, 作者必须尽快回国,临行前工作繁忙,作者再没时间顾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桩“案件”,拖了一段时间,这场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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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犹 太 朋 友 据有关资料，现今犹太人总数大约有1400万，遍布全世界，其中以在美国最多，约600万，其次是以色列，有310万，再次就是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原独联体各国，总数近200万人。 乌克兰究竟有多少犹太人？不知道，作者没有专门注意去研究过这个问题。但这次到乌克兰，我却切实感觉到乌克兰犹太人不少，而尤其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结识了不少犹太人朋友。 有人会问，犹太人与西方人的脸型基本上差不多，你怎么分出来谁是犹太人，谁不是？认识的犹太人多了，交往多了，我也逐步地能分清了：犹太人一般都不太高大魁梧，相对瘦削些（我没见过犹太人胖子），脸呈长方型，下颚微尖，头发白得早，白得多，而且眉毛也多呈白色（我曾问一位熟识的犹太人老总：“您快退休了吧？”不料对方道：“我有那么老吗？我今年才五十出头哩！”）犹太人的眼睛炯炯有神，动作敏捷，给人一种精明强悍的感觉。 上面讲的只是犹太人的外貌，其实相处久了，你会感觉到犹太人的最大特点是聪明和勤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犹太民族几个世纪以来处于压抑的地位而炼就了他们的这种民族性格？他们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能力很强，考虑问题很周密，对人一般来说热情和友好，但对下级要求十分严格，批评起来其吼声也挺吓人的。 初到乌克兰发现许多企业和行政部门的领导都是犹太人，感到很奇怪，后来了解了犹太人的这些特点以后，又感到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事了。另外，许多高校教授和科学院院士是犹太人，恐怕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吧。 上文提到的大型军工企业“托奇马什”，这个厂的厂长是原苏联国防工业部副部长，挂虚名，很少来厂。与我们打交道的是工厂的一位常务副总厂长罗伊特尔，这位罗伊特尔就是一位精力充沛、精明强悍的犹太人。50岁左右，在“事业家”的位置上风华正茂。 我记得，当我们最初来托奇马什考察的时候，没谈几句，他就要安排我们去亚速海边他们厂的疗养院去休息和游泳。他说：“你们远道而来，一定很疲劳，先不谈业务，休息几天，参观游览，再谈我们的正事，好吗？”于是我们就在亚速海边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 最初阶段我们在乌克兰开展业务的基本条件是，什么都可以做，但我们要求乌克兰方面回报的只有一项，那就是钢材。我们的上述主张和要求，正好和对方的想法不谋而合。前苏联解体和独联体瓦解以后，乌克兰的许多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就像是无娘的孩子，再没有人宠爱他们，莫斯科的订单再也没有了，厂房、设备和工人们都张大嘴巴，要活干，要饭吃。企业的 领导面对这一切焦头烂额，头发都急白了，而就在这时中国人来了。 与托奇马什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很快就谈妥了，后者欲将丛林里的一个分厂的大车间改造成缝纫车间——军工企业要变成服装厂。中国方面派施工队进场承包厂房改造工程，乌方提供钢材。几个月以后工程完工。我们发现缝纫厂的机器设备已到，培训的缝纫女工已结业，真是一步紧跟一步，一切按部就班。后来我们知道这都是罗伊特尔周密计划的结果，突显了犹太人干部的精明强干。 在此之后，我们又陆续与罗伊特尔进行了几次合作，成效都令人十分满意。 在顿涅茨克有一家规模很大的照相馆，它的名字叫“彩虹摄影沙龙”。这家摄影沙龙的老板大卫·米哈伊诺维奇很年轻，不超过40岁，也是一位犹太人。 最初作者是怎么和米哈伊诺维奇认识的，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是去问问有无胶卷出售？还是照相机出了点毛病，请他们看看？总之，这位犹太老总很热情，很健谈，没谈几句，他已经对我们是什么人，来乌克兰干什么摸得一清二楚了。后来他引导我们参观他的“摄影沙龙”，还为我们拍了几张大彩照，最后他甚至驾车去州生活服务局，带我们去“觐见”他的上司——一位女局长，向她介绍我们的代表团，询问有什么打算与中国人合作的意向。 由于米哈伊诺维奇的沙龙就在市中心，我们出门办事经过他的店时常去坐坐，喝喝咖啡，聊聊天，国内来人带来什么“稀罕”之物，我们也常常送他一些。他的家跟我们的住处相隔很近，就在一条街上，这也是我们与他交往密切的原因之一。我们有些什么事常请他帮忙，如请他用车帮我们接送客人，帮助了解和打听政府有关进出口政策和法规的变化等，他也都热情相助。 最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作者夫人带着女儿来到市中心闹市区购物，不知怎的，母女俩竟然在逛商场时走失散了，女儿虽然已经18岁，可她一点不懂俄语，真是急坏人了。此时我正在米哈伊诺维奇的沙龙里谈事情。得到这个消息后，米哈伊诺维奇立即拉上我上他的汽车沿街寻找。他一边开车，一边扯着嗓子，用他那“洋泾泮 ”的中国话喊着“小敏！小敏！”显得比我还着急，引得路人都很惊奇。 米哈伊诺维奇的妻子和儿子要移民以色列（米哈伊诺维奇本人因为业务离不开，迟两年再去），临行前举行告别家宴，邀请了亲朋好友参加，我们也在被邀之列。宴会中，米哈伊诺维奇动情地说：我们犹太人祖祖辈辈在世界漂泊，现在终于有自己的国家，我们当然要去，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移民手续两年前就办好了，在这之前我们特地两次去以色列参观和考察，哪里的确是个好地方。乌克兰也是我的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对我很亲很亲。将来我到了以色列，就是在梦里我也要经常回来的，看看我的乌克兰变得怎么样了，看看大家！ 接下来，作者还要记述一位犹太人朋友，但是对这位朋友，作者并不敢滥施溢美之词。 在顿涅茨克的西南部有一家民营贸易公司，名字叫“艾德尔维斯”，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一位中年犹太人名叫罗伊特曼。此人长得很英俊，一表人才。可能因为公司近几年做成几笔大生意，所以在顿涅茨克名气不小，很多人都知道“艾德尔维斯”和“罗伊特曼”这两个名字。 我们第一次走访这家公司，印象似乎不算太好。一幢很普通的平房，门口有两个壮年汉子背手而立，看着叫人生畏。 老板罗伊特曼接待我们是很热情的，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商谈生意，罗伊特曼对中方提出的中国日用工业品对乌克兰的钢材的易货贸易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对中方提出的一些细节条款也未提出异议。接着，一切按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由“意向”到“合同”，由中方日用工业品清单到乌克兰钢材的材质单。不久，乌方代表团启程去中国实地考察日用工业品材质、品种和价格，中方代表到相关钢铁厂实地考察钢材品种和材质情况……一切的一切似乎进展得十分顺利，没有任何问题。 中方日用品的样品已发到艾德尔维斯公司，大宗商品只等与乌方钢材同时发送。 可是，乌方的铜材却迟迟未发。 一次次地到艾德尔维斯公司询问、催促，答复只有一个：出口许可证尚未拿到手！ 经过多方了解，的确是出口许可证问题。 事情原来是这样：在乌克兰，有些商人从钢铁厂以内销价购得钢材，然后转手以外销价出口，从中赚取巨额非法利润！官方发现这一漏洞后，即开始严格控制出口许可证的发放，有一时期甚至完全停止发放许可证，由于艾德尔维斯公司长时间未获得政府的钢材出口许可证，因而我们与这家公司贸易就被迫中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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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导 来 视 察 当我们在顿涅茨克建立了自己的办事处,一切工作正常开展以后,据 说领导要来视察。为了让领导在乌克兰工作顺利,生活方便舒适,我们认 真地做好了各种接待准备。 前来视察的这位领导所在的外贸公司规模并不算很大,效益也不突出。公司第一把手李总原先是部队后勤部门的一位干部,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工作有魄力,也有“创新”精神。例如,他在市中心开了一家餐厅,专门用来招待各路朋友。他的观念是:出门在外就是要吃得好、休息得好,不然怎么工作?因而他在乌克兰住的都是最高档的宾馆,吃的是当地最好的餐厅。此外,他与那位女助手同进同出,形影不离,其亲热程度令我们十分吃惊。有一次他嫌我们安排的住处条件不好,他与女助手自己另找旅馆住下。 原先听说公司的书记也要来乌克兰,但是这次没有来,据说他不愿意与李总同来。果然不错,隔不久徐书记也带了几个人来了。 到达顿涅茨克当晚,他就给我们办事处的人上了一堂形势教育课。只见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打印讲稿,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经济发展,再讲到江苏,讲到公司,讲到乌克兰……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要不是有人一再提醒他看夜场电影的时间到了,恐怕他还要讲下去。这位徐书记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看电影(西方带黄电影),有时一连看两场都不觉得累。 徐书记一行在顿涅茨克期间,除了参加两次乌方的宴请以外,主要就是参观、游览和购物。顿涅茨克的旅游景点并不多,玩了两天就再没有可玩的了。 在购物方面,我发现书记的兴趣集中在手表(指挥表),望远镜和渔具等方面,对别的商品并不感兴趣。 在代表团逗留乌克兰的最后一天, 我们已经做好送代表团去莫斯科登机返国准备,忽然听代表团说他们还想去圣彼得堡玩一玩,“这么远来一趟,不去圣彼得堡太遗憾了。” 去圣彼得堡?那一来一回就得一个多星期,手头的工作怎么办?…… 尽管如此,领导发话,能不照办吗?于是全体人马带上大大小小行李坐上北上的火车,向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古城圣彼得堡进发。 在圣彼得堡先后参观了冬宫、夏园、普希金城、叶卡捷琳娜宫、涅瓦大街、凯旋门和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等等。两天之内马不停蹄地一处接一处参观游览,然后连夜赶往莫斯科。 在游览过程中,开始我是十分认真地给代表团介绍和讲解每一处景点的故事由来和历史价值,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对我的介绍,十分漠然,甚至似乎完全不感兴趣。是他们太疲劳了?还是他们太缺少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应该说这是我这次圣彼得堡之行感到最为沮丧之处。 写到这里,我忽然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领导来视察》这一章节?想告诉读者什么?领导来探望在国外工作的下属,关心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工作加以指导和帮助,这是很正常的,很必要的,至于你文中提到的他们的种种作风问题,那基本上是个人范畴内的事,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我回答不了自己的问题。最后我只能说:写了就写了,也不用删除,只要与人为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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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境 风 波 前苏联解体和乌克兰独立以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变成了两个国家,原来的“省界”变成了国界,过来过去都必须办理“签证”。为此,乌克兰政府很快在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大使馆,办理包括出入境在内的各项有关事务。 俄乌原是一个国家,亲戚朋友,甚至父母子女分处俄乌两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现在来去一趟均必须办理出入境签证,真的让人不习惯,不仅当地人,就连我们这些外国人也觉得挺啰嗦。 这不,就为了过境问题惹出了许多麻烦。 乌克兰各地都有一个名叫“出入境管理局”的机关,有些中国人按其他国家的叫法称其为“移民局”。顿涅茨克移民局有一位上校主管名叫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也许是职位的关系,此人态度傲慢,官腔十足。有一次一位中国同胞到俄罗斯,抽空来乌克兰看看我们,顺便游览一下。可能是怕麻烦,就没到乌克兰大使馆去办签证。这位同胞在进入乌克兰边境时顺利过关(列车经过哈尔科夫海关时,乘客不下车,而由边防人员登车抽查护照),以为几天后就离开乌克兰,没什么了不得。但是他不知道这里还需要在所在地公安机关办个“落地签证”。可是无入境签证从何办理落地签证?于是不得不去移民局。上校摆出一副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架势:这是非法入境,要上报基辅;暂时监视居住,不得随意走动。这下可惹大麻烦了!怎么办呢? 我急的上了趟卫生间,回来后我的同事告诉我:没事了,问题解决了。什么没事了?什么问题解决了?后来同事轻声告诉我:给上校塞了张100美元的票子,两个签证全办妥了。 后来,因为别的一件事,作者又去找过上校一次,仍然是花了100美元,办妥了。就这样,作者几乎与上校成了朋友。有一次作者没去,只是写了个条子,也把事情办妥了。 还有一次,也是为了过境签证的事,不过是发生在乌克兰边境的火车上。作者夫人只身一人从莫斯科来到顿涅茨克,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去乌克兰大使馆办签证。车经过哈尔科夫,边防上车检查护照,偏偏检查到她,发现无入境签证,要让她下车……情急之下,夫人如法炮制,塞给验证官100卢币,问题顺利解决了。验证官还生怕夫人以后遇到麻烦,又让人在车站检查站给她在护照上盖了个章,临走时还很有礼貌的说了句:“祝旅途愉快!” 上面所说的这两个事例也许与特定的历时条件有关。一方面大量过境人员对新规不习惯,不适应、不重视,另一方面由于乌克兰独立以后经济不景气,公务人员和其他各阶层人员一样工资收入低微,生活贫困,以致某些部门和岗位上的公务人员违法乱纪,谋求“灰色收入”甚至贪污腐化、收受贿赂。这些现象在有些地区和部门(如作者所接触到的海关和边防等部门)确实是存在的。 近几年,由于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再加上乌克兰政府的大力整顿,上述种种不正之风已得到根本的改变,贪腐现象已十分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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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院 长 听说顿涅茨克北面小城克拉马托尔斯克有一所高校——克拉马托尔斯克经济人文学院，院长是一位乌籍中国人。院长是中国人！这激发起我的兴趣，更何况我还身负着“合作办学”的使命。“要去拜访他！”我想。克拉马托尔斯克是顿涅茨克州北部一座中小城市（人口约30万），但却是一座机械工业中心，市内有两家规模不小的机器制造厂和冶金厂，此外还有机械研究所等单位。是铁路枢纽，又是顿涅茨克州的重要铁路中转站。 一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我和一位同事前往克拉马托尔斯克。 克拉马托尔斯克经济人文学院座落在一片绿树环抱之中，环境十分幽静，是一个读书学习的理想处所。学院李院长在他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学院的情况： 克拉马托尔斯克经济人文学院是乌克兰教育部属下的一所公办全日制高等学校，目前在校生约3000人，教授、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二百余人，学院设有经济、贸易、外语、文化和心理等系科，学制四年，毕业后发给乌克兰教育部统一毕业文凭。 交谈后，李院长还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了校园及学生上课情况。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我们返回顿涅茨克后没几天，李院长竟然在百忙之中与学院的另两位领导一起到我们的住处登门回访。这次进行了详谈，使我们了解了更多关于学院和李院长本人的情况。 李院长，名李泽皋，来自中国武汉大学。1954年被派到乌克兰哈尔科夫大学院学，1959年毕业，带着乌克兰妻子一同返回祖国，在母校任教。用李院长自己的话来说，那时他的一切幸福美满，对生活再无苛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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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好景不长，1966年中国大地刮起了“文化大革命”风暴。还生活在蜜糖里的年轻夫妇受到了冲击，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受到冲击最厉害的是他的妻子——一个乌克兰女子，罪名是“苏修特务”。于是，挂牌、游街和一次次批斗，所有这一切李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无能为力——又不能自己代替妻子挨批被斗，终于熬到文革结束，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终于得到批准，1981年和夫人双双回到了妻子的故乡乌克兰。 来乌以后，小夫妻先住在哈尔科夫，李在哈尔科夫也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生活相对稳定。但是十分令人不安的是妻子的身体越来越糟，不能受任何惊吓，见到人数众多的集会或喊口号等等，就不能自持，经常半夜里被自己吓醒，大喊大叫，引起邻居的不安。另外，更叫老李不安的是妻子一直未能怀孕，这给老李以巨大的压力。从各方面来看，妻子的病是属于精神方面的疾病，听从医生的“给病人一个安静的环境”的劝告， 老李辞去了哈尔科夫的工作，全家搬到小城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乡下来住。 妻子来到克拉马托尔斯克农村以后，由于老李的悉心护理，病情一直平稳，很少发作，生活日渐趋于正常。由于没有了工作，老李感到很不适应，充沛的精力和成熟的业务技能无处发挥，十分苦闷，日夜祈望能有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直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一个意外的机会，促使老李走上办学的道路。 前苏联解体和乌克兰独立以后，克拉马托尔斯克经济人文学院的一些教师离开乌克兰前往俄罗斯，使得学院一些重要岗位空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几位朋友的举荐和介绍，老李参加了克拉马托尔斯克经济人文学院的工作，而且还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以后，经过几年的奋发努力，认真工作，充分展现了老李的学术水平和领导才干，老李被推举到学院的最高领导岗位。 老李担任院长以后，带领全院数职工潜心努力，奋发图强，经过几年时间，终于把克拉马托尔斯克经济人文学院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学科齐全，在全乌克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高等学府。因为李泽皋是中国人在国外高校担任校长的代表，中国人民日报曾特派记者对李泽皋进行了采访，向国内详细地介绍了李泽皋和他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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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表 匠 有一天，作者和作者夫人及另外一位中国朋友一起逛顿涅茨克最大的百货商店“族姆”（即“中心百货商店”），正走出大门，迎面碰上一位亚洲人面孔的人。作者夫人一向热情，立即走上前去打招呼道： “您好！是中国人吗？” “您好！是……是中国人。” 我们听说是中国同胞，也立即走上前去与他打招呼：“您好！认识您很高兴！”并很快攀谈起来。 不过，这位中国同胞衣服破旧，而且显得有些邋遢，头上的白发已有不少，满脸胡子拉碴，一只手拎着个很大的塑料口袋，但是里面似乎什么都没装。从双方交谈中，我们得知他姓王，中国江苏常熟人，1958年被选派来苏联留学，在阿拉木图化工学院攻读化学。学习了三年，还没毕业，因中苏关系恶化，中止学习。他因种种原因未能回国。“一晃几十年过去，在这里度日十分艰难……目前靠修表为生，出卖劳力……”初次见面，不便详谈，双方留下地址和电话，决定相互拜访，加强联系。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老王第二天就找到我们的住处来拜访我们，还带了一些当地出产的水果。 交谈甚是欢畅。我们谈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巨大变化，也讲了来乌克兰的目的。他给我们详细讲述了这几十年的坎坷经历。这个人说话很直爽，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这一点使我们对他产生了好感。 他说道： “1958年我来到哈萨克斯坦，在阿拉木图化工学院学 不到，中苏关系紧张，决定全体留学生一律遣返回国。当时——现在想起来是够糊涂的——我正在和一个俄罗斯女孩热恋，无论如何都不想分开，于是就留下来了。后来结婚，靠父亲留下的修表手艺为生。两年后，因为日子过得不顺畅，离了婚；以后又结婚，搬到了奥赛梯，过了两年，又离婚。1972年辗转来到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娶了个乌克兰西部女人（就是我女儿她妈）。孩子他妈脾气古怪，又嫌我没有正式工作，收入低，生活艰难，所以经常吵架、闹矛盾，后来老婆一气之下回到了西部她娘家去了，再没回来，就这样生活了好些年。孩子要读书上学，我不让她到她妈那儿去，只是每年带她去看一次……” 他的遭遇，引发我们许多感慨，激起我们的同情心，很想在可能情况下帮助他，使他能过上一种正常的、幸福安乐的生活，毕竟他是我们的同胞。我的夫人甚至出了个主意：我们回去以后是不是立即跟他的家乡常熟那边联系，想办法让他那边帮帮他，或者给他在当地安排一个工作，让他一家子能回国定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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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作者夫人的意见刚刚出口，就遭到了老王的反对。他说，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愿回去的。“出来几十年，最后混成这副模样……”。 大约半个月以后，我们的手头工作正好告一段落，有人又提到老王的事，于是一致决定去看看他。 老王住在顿涅茨克附近一个叫马凯耶夫卡的小镇上，这个小镇离顿涅茨克有50分钟车程的距离，去顿涅茨克一趟十分不方便。我们在一个叫切尔尼科夫斯基大街27号二楼的一套公寓房里找到了老王。这套公寓面积很小（估计不超过50平方），家中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屋内十分凌乱，给人一种主人生活十分穷困潦倒的感觉。 室内我们没有看到她妻子和女儿的照片。 “哦，你女儿呢？你女儿在哪里？”作者夫人忽然问道。 经主人指点，我们看见一位穿着一身黑连衣裙的小姑娘坐在厨房小凳子上。大家围过去想跟她谈谈，但是随你怎么问，小姑娘就是死活不开口。直到后来，作者夫人赠送给她一些女孩喜欢的饰品时，才隐约发现她脸上露出了笑容。 后来我们与老王经常见面，或是委托他经销中国商品，或是介绍他为中国代表团担任翻译，或是请他帮忙联系业务，付给他佣金……逐渐使老王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经济收入宽裕了些，改换了行头，人的精神面貌也改变了。 有一次老王在我们这里遇见刚从国内来的一家进出口公司的老总，两人谈得很投机。后来，这家公司在老王的协助下竟然做成了一笔不小的生意。老王很高兴，我们也为老王高兴，不管怎么说，我们终于帮助他走上了一条适合他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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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梅 小梅这姑娘我们是通过单大姐认识的,因为业务上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接触得不多，了解得也不多。但她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特别是她后来的不幸遭遇很令我们同情,所以还是把她写进这本书里。 小梅名叫管希梅,年约27-28岁,1米6出头的身材,亭亭玉立,第一眼望去给人一种聪明、干练、自主力很强的感觉。 小梅是顿涅茨克大学自费研究生。从上大学本科算起,她来乌克兰已有7、8年了。早在读本科时她就十分关注中乌经贸发展,并且利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工具和乌克兰经贸政策、市场行情,直接参与了中乌经贸往来,并且从中获取了第一桶金。 所以当单大姐第一次带我们到她的住处拜访时,她的相当豪华的住宅、高档的私家车和昂贵的家具都令我们吃惊,怎么样也不能与一个单身学生相联系起来。 小梅给我们提供的顿涅茨克当地的经贸和市场情况对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者非常难能可贵,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少走了一些弯路。后来听说我们对钢材感兴趣,还特地与单大姐一起陪我们走访了顿涅茨克钢铁厂和马里乌波尔钢铁厂,介绍了一些钢材出口的有关政策规定。 以后我们与托奇马什有了固定的合作关系,活动范围大都在顿涅茨克州的北部地区,同时也怕耽误和影响小梅的学习,故而很少与她联系,对她的情况了解的也不多。 我记得只是有一次似乎是为了外汇方面的事,想请小梅在哈尔滨的父母帮忙才打电话给了小梅,得到她的热情协助,省了我们许多麻烦。 大约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早已离开乌克兰回国,突然传来一个关于小梅不幸的消息:小梅遭到入室抢劫,身受重伤。这一消息使我们十分震惊,急忙四处打探详情。后得知顿涅茨克内务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并且抓获了凶手——原来凶手竟是中国人！ 这件事奇怪的很,在我的思想深处似乎曾经有过某种迷迷糊糊的预感。细想起来,我的预感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小梅她太突出:学习突出、能力突出、财富突出。在当时,在乌克兰,有几个留学生能达到她的地步?学生,有自己的房子、汽车、存款……有多少小伙子想追求她,更有多少人在嫉妒她。 在这种情况下,女学生单身一人居住在外,不是住在相对安全的校园宿舍,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安全因素。 另外,既然经商,生意往来,矛盾和冲突随时会发生,没有物质上的防备,至少也得有思想的准备。 据说小梅后来回国疗伤,住在哈尔滨父母身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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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土 地 从小就知道“乌克兰是苏联的粮仓”，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是一块宝地。尤其特别的是乌克兰的土地与众不同，乌黑乌黑，油光发亮，什么东西种下去，不用施肥，它只管蹭蹭地往上长…… 当代表团即将进入乌克兰时，领导特关照大家带些种子，准备在乌克兰种植瓜果蔬菜，以便调剂和改善生活，反正那边地多，又肥沃，种下去不用管，只等收成就得了。 这乌克兰黑土地究竟是什么土竟有这样魔力？为了弄清楚这当中的奥秘，增长知识，临来乌克兰之前作者特地请教了一位农业专家。专家告诉我：这种土地，学名叫黑钙土，老百姓就叫它黑土地。黑土地在地球上集中分布在欧亚大陆，以乌克兰最为著名，中国东北松辽平原和内蒙古东北部也有。 黑钙土是一种暗黑色肥力极强的土壤，腐植层很厚，心土一般都有钙积层，所以这种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很高。 施工队进场后没几天我们提出要一块地种果蔬的事。“托奇马什”分厂长约同多勃罗波尔国营农场老场长一同开车请我们选地。农场荒废的地实在太多，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最后只好随便圈了一块离我们宿舍最近的地了事。 夏天到来，我们的瓜果熟了。西瓜、香瓜和各种乌克兰人未见过的蔬菜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来参观，很是热闹。有人提出要安排值班，防止偷摘瓜果，遭到一致反对。队领导说，不仅不怕别人偷，我们还要把瓜果蔬菜当作礼物分送给附近的邻居们。 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乌克兰黑土地的威力，邻居们也感受到了中国工人的友谊和热情。 休息天，我们几个人去区中心多勃罗波尔游玩，路过国营农场的一大片庄稼地。此时，正是小麦收割季节，看见康拜因正在麦田里收割，就像是一片金黄色的海洋上正破浪前进的航船。面对眼前这一幅丰收图景，我们不由地停住了脚步，驻足欣赏。 这时那位康拜因手认出了我们是他们老场长的朋友， 快步朝我们走来，非要拉我们去田间凉棚坐坐不可。 这田间凉棚是农忙时刻临时搭建起来的，专为田间干活的人员烧水、做饭和休息用的。我们刚走进凉棚，已经忙活了一阵的两位乌克兰大娘对我们说：“正好刚准备停当，不用客气，像在家里一样，请吧！” 吃完两位大娘为我们准备的田间餐，大家都说这是我们来乌克兰以后吃得最香甜可口的一顿午餐！“水足饭饱”之后走出凉棚，看着四周这一片金色的海洋，闻着迎面飘来的阵阵麦香，我们中的一位年轻人忽然诗兴大发情不自禁地大声感叹道： “啊，金色的乌克兰！美丽、富饶的乌克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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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 秋 收 记得初到顿涅茨克时是9月份，溽暑正在消退，天气开始转凉，乌克兰的秋收季节即将到来。 走在马路上，常常看到手拎塑料桶的大人和孩子，他们在做什么？桶里装的是啥？受好奇心的驱使，我抓住一个孩子，掀开塑料桶看看，问了个究竟。原来里面装的是自家树上结的大樱桃，要拿去送给婶婶做“康勃特”。回去问宿舍管理员纳佳，她详细给我们介绍了乌克兰这一习俗：秋季家家户户都忙于做“康勃特”，做果酱，“康勃特”实际上是一种家制瓶装罐头，有荤有素，几乎什么都能做：猪肉、羊肉、鸡肉、苹果、樱桃、葡萄……经过密封、蒸煮，然后放在地窖里，可以放置很长时间，寒冬腊月，随时可以拿出来食用。也是馈赠亲朋好友的最佳礼品。 说到秋收，我这里不得不说一说乌克兰的（也许全世界只有乌克兰才有的）特殊秋收（又可以称之为“二次秋收”）。 有一次我们住在单大姐家。一大早，老单对我说：“今天你们在家休息，我们全家去收向日葵。” 我问：“你们种有向日葵？在哪儿？我们一起去！” “不用，不用……你们在家休息吧。”老单吞吞吐吐地说，语气不是那么坚定。 老单开着车带领全家人出发了。 傍晚回来时带着满车葵花籽。 晚上吃饭时，单大姐给我们讲了他们的“二次秋收”故事： 乌克兰各农场都是康拜因收割，那东西一开过去，哗哗啦啦，一割一大片，快是很快，但是收一半漏一半，农场和康拜因手才不管这些，于是就吸引了大批居民来捡拾这些庄稼。就拿我们家来说，捡拾一天的向日葵籽，拿去油厂换油，一年的油就吃不完，根本不用花钱去买。以后在乌克兰这几年，我们曾多次看到过大批居民开车到就近农场去“二次秋收”，队伍浩浩荡荡，就像过节一样。 秋收季节，农场大丰收，各家各户也满载而归，这就是乌克兰“秋收”的特有景象。 我心里在想：这样的粗放耕作、粗放收获，仅仅是因为土地太多、太肥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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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血 球 2600! 作者在乌克兰期间生过一次病,引起一场“虚惊”。 那是6月底7月初,天气已经很热了,可是我老是觉得有些畏寒,不能吹风,坐车也不让人开窗。人总感觉疲劳,提不起精神,食欲也不好。 抽空去镇卫生所看病,适医生不在,只好在卫生所旁的小药房买点药对付一下算了 。药房营业员是尼娜·卡明斯卡娅的媳妇。她很热情,详细地问了病情,向我推荐了几种药。 回来服了两天药房买的药,似乎并无起色,还是老样子,于是与工程队的两位同志(其中一位被钢筋砸了脚，要拍片检查)一起到别里茨科耶医院诊治,医生抽了血,验了小便。 两天以后再去别里茨科耶医院取化验报告。 老医生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称作者的白血球远低于正常值(仅2600,正常值为6000),应引起高度重视,并嘱明日来院复查一次,开了许多药,并特地写了封信给托奇马什,嘱让我卧床休息。 复查结果情况仍旧不好,白血球数仍然很低(仅2800),决定转诊顿涅茨克,让作者即去州立医院。 別里茨科耶医院的检查结果给作者带来很大的思想负担,特别是褚处长妻子的不阴不阳的言语“别是那个病吧？那可就糟了”更让作者惶惶不安。 全队的人都为作者的病不安,有人把情况告诉了单大哥和单大姐,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开车来,说是要带作者到顿涅茨克去看病。 一下子去了好几个人,一个多小时即抵达顿涅茨克州中心医院,直接去血液科。由一位女主任医生诊治。这位血液科专家在对作者进行了仔细检查后认为作者无病状特征。根据前一时期作者患感冒、发烧及所服之药物看来,系体表及药物反应造成。后再去验血,15分钟后结果出来,白血球上升至4200,已属于4000—6000正常范围。化验结果与血液专家分析一致。但医生建议加强营养,多吃葡萄干、核桃及黑鱼子。诊治结束,中午即赶回沃嘉诺耶。 记得那天下大雨,晚间又无电。工程队几位同志硬是冒雨在屋外搭起土灶,生火炒菜,为我“加强营养”忙碌。看着这般景象,作者感到自己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浑身上下又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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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里 米 亚 克里米亚（又译克里木、克里姆）是乌克兰南部的伸入黑海中的半岛，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阳光灿烂，是前苏联的度假旅游胜地，是黑海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2014年乌克兰政局发生动荡，首先就爆发在克里米亚归属问题上，作者曾在乌克兰多年，不少人向我问及克里米亚的领土分争问题。我只能是摇摇头;我真的说不清楚！ 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和几个朋友第一次到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所看到的一幕：大约数百人的一支队伍，清一色的亚洲人面孔，举着标语牌，喊着口号：“还我克里米亚！”、“我们要返回家园！”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谁？对克里米亚历史毫不知情的我们一头雾水，我们懵住了。 后来经过了解，原来早在十五世纪克里米亚就出现了鞑靼人建立的克里米亚汗国，以后这个汗国被黑海对岸的土耳其占领，成为金帐汗国的属国。十八世纪的俄 土战争，土耳其战败，于是克里米亚并入俄国版图。直到上世纪的1954年前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将克里米亚交乌克兰管辖。 那么，这次克里米亚的纷事怎么没有听说那些鞑靼人后裔的什么事呢？他们又到那里去了呢？原来，就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预计到战争起始后乌克兰将有一场恶战，而克里米亚半岛又将是这一场恶战的最前沿。为了迎接激战，斯大林下令疏散克里米亚全部土著居民，迁往俄罗斯内地。 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克里米亚（特别是塞瓦斯托波尔地区）果然发生了惨烈的争夺战。一位卫国战争老战士在给我们讲述这段经历时几乎是泣不成声：“第一排人倒下去，第二排人上；第二排人倒一去，第三排人上，没多大功夫，尸体堆成了一堵肉墙……”我想起了我曾见过的前苏联的一张著名油画《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那张画所画的图景完全印证了这位老战士对那场战争的描述。 我忽然想到，这样看来，斯大林的强行迁移命令是不是倒挽救了数十万鞑靼蒙古人后裔的生命，让他们相对安全地度过了残酷的战争年代？ 我们是应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一家名叫海洋联合企业的公司的邀请来到克里米亚的。乌方准备在费市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大型酒店以适应克里米亚日益发展的旅游业的需要，经过实地考察和深入讨论，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准备呈根双方主管部门审批。 在主人再三热情挽留下，我们决定再在克里米亚逗留几天，一方面参观游览，一方面熟悉环境，对克里米亚增加一些感性认识。主人安排我们在一家海边疗养院下塌。由公司的几位主要领导陪同，除了游泳、打牌、休息。就是前往各处游览。 在参观游览中，我们发现克里米亚似乎是一个大平原，没见什么名山大川。关于这一点，主人告诉我们：克里米亚平原是东欧大平原在乌克兰南部的延伸，只有到达克里米亚南部地区才看见一些低矮的 丘陵，而在海岸边又伸出一长条的平整坡地，形成一条天设地造的天然海滩疗养地带。克里米亚的著名疗养城市和风景区大都分布在这条狭长地带上，如二战未期盟国4巨头发表决定二战最后命运的《雅尔塔公告》的雅尔塔，以及阿努普卡和西梅伊兹等旅游城市。海边布满果园、葡萄园和大小公园，各部门、各单位在海边建造的疗养院鳞次栉比一个接一个，从海边送过来的只是音乐声、人们的欢笑声和海浪的拍击声，人们看到的只是幸福和欢乐。 在我们参观游览的过程中，除了随处可见的众多的东正教教堂外，还看到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此外，我们还参观了山顶上那看上去有点阴森可怕的古堡和在荒漠中沉睡的古战场……看着，看着，我想到，这一切不正是克里米亚历史的最鲜明的见证物吗？ 但是，历史终究是历史，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历史将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应当把历史当作 一面镜子，检验我们所做的一切；把历史当作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我相信，克里米亚，这块上帝赐给东斯拉夫人的宝地，他们一定会无比珍惜它、爱护它，把它建设得更美丽、使这颗黑海明珠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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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边 疗 养 院 夏天，在乌克兰，人们见面时常问的一句话是： “去海边了？” “是，去海边了。” 再或： “去克里米亚了？” “是的，去克里米亚了。” 炎热的夏日，如果在一群皮肤皙白的姑娘中突然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显露出自己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那可是件十分光彩和值得骄傲的事， 为什么？不用问，“我去过海边度假！” 人们说乌克兰是上帝赐给予人类休息的地方，这话一点不假。小小的乌克兰有很长的海岸线，气候温和（7月平均气温：北部地区17-18度，南部沿海23-24度），雨量充沛（南部年降雨量300毫米，北部喀尔巴山山区为1300-1500毫米），日照充足，每年都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来此度假疗养。 乌克兰南部整个黑海沿岸，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亚速海，一个接一个地布满了疗养院。克里米亚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乌克兰沿海的疗养院根据它们的自然条件的特点，分为三类：一类称为气候型疗养院，这类疗养院大都在克里米亚半岛，因为那里深入到黑海腹地，空气湿润，有人说那里是地球上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第二类是矿泉型疗养院，大部集中在克里米亚以西敖德萨一带，因为那里遍布泉眼。第三类叫泥疗型疗养院，大都在顿涅茨克州南部的亚速海沿岸，因为亚速海的海底布满松软的灰黑色的淤泥，据说这种淤泥对于治疗各种皮肤病有特别的疗效，所以有人在海里游泳以后常喜欢全身涂满泥污像个魔鬼似地走出水面，猛然一见，吓人一跳。 布满乌克兰海岸的众多疗养院多半建于苏联时期。那时作为职工福利，全苏许多有实力的单位和部门系统都想方设法在乌克兰海边割占一块地建起了自己单位或系统的疗养院。什么样的人才能来这里疗养？除了患病职工需要疗养的，其他员工都得列表排队，一般几年才能轮到一次，或作为奖励手段特殊安排。苏联解体以后，这种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乌克兰人进入疗养院的机会增多，但疗养院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变差。乌克兰的财政收入无力支撑这庞大的疗养体系。 作为乌克兰第一风景线的疗养院，现在在许多方面也在变味。海边疗养院不再是社会福利事业，也不再是医疗康复机构，它更多的是旅游业的一部分，成为商业宾馆的代名词，以前的“矿工疗养院”和“切尔诺贝利受害者疗养院”等牌号已不再见，而被代之以“饭店”和“酒店”等新招牌。 为了弥补这种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不足，满足最广大群众炎夏度假的需求， 有关当局在海边许多地段建造了海边公共浴场，这种海边浴场条件不错，各种淋浴间、衣帽间、躺椅、小卖部、餐饮部和停车场等设施均十分完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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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警 大 尉 我们搬进顿涅茨克和平路2号以后,听邻居说要到区民警局去办理居住证。于是有一天我们来到伏罗希洛夫区民警局,一位五十上下的民警大尉接待了我们。首先填写登记表。 大尉看了我们填写的的登记表,立刻笑着说:“你们跑错地方了。你们住在和平路2号,和平路的单号属于我们伏罗希洛夫区,而双号则属于日丹诺夫区。你们是双号,应当去日丹诺夫区民警局办登记手续。” 大尉人很客气,彬彬有礼,一直把我们送到民警局大门外,还详细地指点了到日丹诺夫区民警局的路怎么走。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隔两天大尉突然来到我们的住处,关心地询问我们居住证办的情况,还问了我们来乌克兰和顿涅茨克的打算,并称如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他愿意尽力帮助解决。临走时还留下了自己的家庭住址和电话。 大尉姓波杜尔内,名亚历山大·费多谢耶维奇。这个人给我们的印象极好,热情友好,温文尔雅,完全没有通常人们所谓警察的那种“气势”。我虽然没有问过他在警局中的工作(问这样的问题不方便也不礼貌),但我估计他多半是个有一定地位的文职人员,因为在他身上看不见警界人员的“武”气,有的更多的是“文”气。 在这之后的一个休息日,大尉带着夫人柳德米娜·尼古拉耶夫娜来拜访我们,作者夫人立即紧急张罗,尽家中所备,做了一桌菜,款待客人。大尉夫妇俩对中国菜赞不绝口,特别是大尉夫人对制作中国菜特别感兴趣,详细询问了各种菜的做法。 这以后我们与大尉一家经常来往。我记得有一次大尉夫人经过精心准备,做了许多乌克兰特色菜肴,请我们去品尝。柳德米娜·尼古拉耶夫娜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家庭烹饪能手,菜肴做得极为可口,使我们这些外国人终于领略到乌克兰民间菜肴的绝妙之处。 临别时作者夫人送给柳德米娜·尼古拉耶夫娜一串项链和一床苏州产的毛巾被,大尉向我们回赠了一套珍贵的纪念币。 大尉家的住房条件不错,环境也很幽静,不足之处是离市中心太远。可能闲聊的时间过长,当我们打算告别时,才发现已经很晚了。没有车,怎么办呢?但大尉却很轻松地安慰我们:“不用着急,车子会有的。” 离开他家,走到马路上,只见大尉举手一扬,随便拦下路过的一辆私家车,与车主低言了几句,随即只见车主走出车来,很客气地对我们说:“请上车吧,一定把你们送到家!”啊,原来是这样! 大尉是个热心人。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例如为国内来的代表团办落地签证(虽然我们的住处并不属于他们的民警局管辖),帮我们找住房(他夫人看中一处离他们家很近的住房,宽敞明亮,环境好,房租也不贵,我们几乎已经想搬过去住了,后来再三考虑,住房离市区太远,对我们要经常外出工作十分不利,最后还是放弃了)…… 对于大尉一家如此热情、友好的帮助我们, 我也曾想过,他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有求于我们?我们是另一个国家商业派出机构,事情办完随时要撤离的,我们对当地居民能帮什么忙呢?但是我又想到,来乌克兰好几年, 有数不清的本地居民帮助过我们,难道他们向我们索取过回报吗?没有呀!最后我自己找到了答案:这只能是乌克兰人民热情、友好、淳朴、善良的民族性格的自然流露。是他们凭借本性所为;再一点,这就是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发自内心的友好感情,在乌克兰几年我没有听到过当地人说过任何一句对中国不友好或不尊重的言语,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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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 馅 饼 的 工 程 师 乌克兰独立以后,社会处于转型期,经济十分萧条,人民生活相对处于贫困状态。最苦的可能是靠工资吃饭的工薪阶层,物价不断上涨,但工资不涨反落,职工苦不堪言。我见过芭蕾舞演员在街头卖香瓜子,大学讲师摆地摊卖中国商品,女工程师下班后来公寓楼当清洁工…… 这里要介绍的是作者认识的某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工程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卖馅饼的故事。 在我们住处的西南方有一条十分僻静的街道,名字叫卢森堡路。这条街上居民不太多,有好几家科研单位在这里。有一天傍晚我们几个人在卢森堡路上散步,迎面看见一位四十左右知识分子模样的男子带着几个孩子也在散步,孩子们围着男子打打闹闹,十分亲热,显然男子是他们的父亲。嬉闹中,孩子们中年岁最大的女孩(约12-13岁)像是没站稳忽然跌倒在地。我连忙走过去将女孩扶起。这孩子怎么了?平地上摔倒,不会有什么病吧? 男子走过来,对我们扶起他的孩子连声地表示感谢,并就在路边与我们攀谈起来。男子告诉我们他就在附近的技术物理所工作,就住在前面(说着他拿出一张纸条写下了他的家庭住址),再三邀请我们到他家去作客。 几天以后,在作者夫人的撺掇下,我们真的去拜访了物理所工程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家。 工程师的家在底楼,房间不算大,家具也比较简单,一个房间放了张大床,另一个房间放了两张双层床,这是孩子们的房间兼客厅。 我们刚坐下不久,工程师的妻子斯维荙就从厨房里端出一大盘刚煎好的馅饼,请我们品尝。馅饼做得很精巧,味道也很香甜。 在一群孩子的嬉闹声中谈话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尼古拉告诉我们,他一共5个孩子,大儿子18岁,刚从11年制学校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女儿娜佳13岁,未上学;二儿子阿廖沙10岁;三儿子安德烈,四儿子安东,四个儿子的名字都是A开头,故而邻居、朋友都打趣地称他家有4个“爱司”。 在目前全乌克兰的经济不景气情况下,家有5个吃闲饭的孩子,生活肯定是十分艰难的。尼古拉本人的月工资是56万库本(库本是乌克兰独立后的过渡性货币,当时与美元的比价为1美元等于4.6万库本),妻子正在产假中,每月只领得18万库本。另按乌克兰贫穷人口补助法,家庭人均收入在36万库本以下的国家给与每个孩子每月补贴8万库本(大儿子已超过18岁,无此项补贴)。这样的经济收入,家庭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穷知识分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还有一个狂热的爱好:痴迷钱币收藏。在他家,他除了拿出一本相册,向我们介绍他和他家庭的过去和现在以外,就是拿出他的“珍宝”:收藏的沙俄和苏维埃时代各个时期的钱币,非常兴奋,也十分得意。他似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从他的珍藏品中挑选了3枚硬币送给我,而我也回赠了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的珍藏版全套硬币和纸币,我的赠品赢得了尼古拉的热情拥抱和连声呼喊:“太好了!太妙了!” 谈话和互赠礼品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觉得孩子们可能该睡觉了,站起身来准备告辞。这时,一直在厨房忙碌的斯维荙走了出来,端出更多的刚煎好的馅饼。大女儿已经从什么地方推出一辆手推车,似乎正准备出门的样子。 “赶夜市……”尼古拉吞吞吐吐地说,脸色很尴尬。 啊,一切都明白了,这些馅饼是他们的卖品。 看见这种情况,让我们百感交集。尼古拉在研究所的具体工作以及他的薪金为什么这么低,我们都不十分清楚,但是有一点我们坚信,一个国家要兴旺,要发展,作为一名具有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经济收入如此低微,生活如此艰辛,这是不正常的。这种现象一定要改变,一定会改变。 告别时,我们与尼古拉一家拍了一张合影,以作为认识这位卖馅饼的工程师一家的留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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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热 狂 基督教于公元11世纪因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宗主间的矛盾而分裂成天主教和正教以后,斯拉夫人多信奉正教,而东斯拉夫(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地区人们信奉的正教则成为东方正教(或简称“东正教”)。 前苏联解体和乌克兰获得独立,宗教得到大发展。不仅原已在乌克兰生根发展的东正教教徒人数陡增,教会的影响力也空前提高,同时在乌克兰各地各种“异端”教派也层出不穷。 作者曾参观过乌克兰最大的哈尔科夫圣母安息大教堂。老远就看到教堂那金色屋顶在城市的上空闪烁,给人一种想象力,仿佛上帝在俯视着地上的芸芸众生。我们到达教堂门前时,正值弥撒散场,教徒们如潮水般从里边涌出。 “怎么那么多人?”我心里在想。 “以前没有这么多人,都是最近几年发展的。”随行的乌克兰朋友看出了我的疑问。 这个场景使我联想到前不久在乌克兰农村看到的一幕: 那天我和几位朋友从住处沃嘉诺耶去区中心多勃罗波尔,经过一个小村子,看到数百人聚集在一座民房里,进进出出，十分热闹。 “请问这里做什么?”我好奇地走上前去打听。 “在做弥撒。这里是教堂。”一位教民回答。 教堂?这是座农舍嘛!有人看出我的疑惑,走出来解释说:“这是间临时教堂,看那边正在建造的才是真正的教堂。等那边的造好了就搬过去。”说完,教民们热情地请我们进去参观参观,有的还给我们端来了圣餐。这个临时教堂虽然是间民房改装,但据我观察,一个教堂所应有的设施它都已具备,已经融入了众多虔诚教民的心血。 上文提到邮局局长克拉娃夫妇利用夏日休假请我们几位中国朋友去她在哈尔科夫乡下的老家作客。 那天晚上她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其中有一位姑娘叫克丽娅,年方22岁,长得很可爱,是哈尔科夫工学院的一名学生,学的是微机专业。她对中国非常感兴趣,问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作者尽可能地一一作了回答。 后来,克丽娅又问了一些关于中国宗教方面的问题,作者只尽自己所知做了泛泛的介绍。 谈话中,作者了解到克丽娅于去年受一个好友的影响参加了××教,而且成了该教的非常虔诚的信徒。关于她的教,她对我说: “上帝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并不是具体的人,没有形象。如果不是超自然的力量,不是上帝,有谁能创造出如此复杂又如此和谐的宇宙世界和人类?有人说人是动物进化而来的,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人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地球上出现人类已有好几万年,到现在,现代人和古人相比几乎无任何进化可言。” 最后,克丽娅还说:“上帝暗示,自1914年,到如今,人类的灾难已盈满,即将世界突变,到时我们都能看到。” 克拉娃的女儿告诉我们,自入那个教后,克丽娅这姑娘完全被束缚住,深陷而不能自拔。她的家庭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父亲是别尔戈罗德一家大工厂的厂长,母亲是这个厂的总经济师,现在就因为她痴迷上这个教,闹得家中鸡犬不宁,好好一个家眼看就完了。她父亲几次说过：如果她再执迷不悟,就不认这个女儿,把她赶出家门。 误入邪途,克丽娅不是唯一的例子,类似的情况作者在别处也遇到过。 一家小型缝纫厂,一位女工,也是一位年轻的姑娘,诚实、文静、性格内向,自从加入××教以后,不看电视、不娱乐、不下饭馆,不参加“派对”,强迫自己过着极为清贫和孤寂的日子,甚至做好了独守孤灯终了一生的准备。 离开缝纫厂的女孩,我想到,而对周围的五彩缤纷的繁华世界,一个青春年华的少女,硬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死寂的角落里,这需要有多大的决心和毅力?!如果这时有人出来帮她一把,把她的勇气和意志力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那该是多好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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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 酒 早就听说斯拉夫人嗜酒,此次来乌克兰,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证明此言有一定的真实性。酗酒已成为斯拉夫人生活一大敌,社会一大公害,是造成婚姻解体,家庭破裂,人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特别是妇女)像痛恨“赌”和“毒”一样地痛恨酒。 公共场所、火车、地铁、大巴上,常可遇见喝得醉醺醺、走路颠颠歪歪、嘴里胡言乱语的酒鬼,有的还蛮横无理、寻衅滋事,再不随地呕吐,污染环境,被人深恶痛绝。 我在乌克兰遇到的第一个酒鬼是在从顿涅茨克到小镇沃嘉诺耶的大巴上。车开了一半路程上来这位酒鬼,见我身边有一空座,很礼貌地问:“可以坐吗?”得到肯定回答以后他坐下。他一坐下我就闻到一股冲人头脑的酒味。这倒没什么,问题是他老要脸贴着我说话,东扯西拉,没完没了,最后竟要和我拥抱、亲吻。我实在受不了,到一个小站就急着要提前下车,他又拉着我,不让走,一定要我到他家作客。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你如果把酒鬼都看作是坏人、无赖和流氓，那就错了。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好人,有正当职业,有的还相当有文化,有很好的职位,就是酒醉以后才变成另外一个人。 有一次,我们住在沃嘉诺耶的宿舍里,隔壁房间住着一位外地来“托奇马什”办事的工程师。周末晚上,他过来,说要把自己手表卖给我,报价25万卢币。我回称,我已有手表,不需再买。因为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知道他酒喝“高”了。他的表不错,25万卢币显然卖的贱了。他见我不买,就胡搅蛮缠一定要卖,非要我买下,说他拿着钱是想买些酒菜,和中国朋友聚一聚。乐一乐……。后来他拿了我们的25万卢币,把表放下,果然买回了酒菜,几个人,又是唱歌,又是跳舞,整整闹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上班前,我们把手表还给了他,他显得很不好意思:“那钱我要还给你们……”。 我们的好友单大姐一家的“一家之主”单大哥也是个嗜酒如命的人。我们到他们家去作客 ,单大姐最担心的是老单借此过他的酒瘾。很有意思,老单自己也知道,三杯一下肚,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对我说:“我们隔壁邻居,这个老家伙,一旦要请我喝酒,就是要打我的坏主意,不是要跟我要东西,就是要借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一喝了酒,就非常慷慨大方,有求必应。” 有一次单大姐陪一个国内代表团出远门了,这一天,我们忽然发现老单一整天不在家。打电话问,也不在儿子、女儿家,他去哪儿了呢?直到深夜,他歪歪倒倒地回来了。问他,他说在朋友家喝酒了。——啊,老婆不在家,鸟儿自由飞翔了。 隔几天,10月1日,中国国庆节。单大哥对我们说,今儿是国庆节 ,我们哥儿几个喝个痛快,怎么样?因为是国庆,我们都乐意喝酒庆祝一番。一个同事说:“我去上街买酒。”单大哥接嘴说:“不用,不用,酒有的是!”说着他不知从一个什么秘密角落搬出了好几瓶“沃特卡”——原来单大哥背着老婆还有自己的“私房”哩!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喝得都很高兴。单大哥在我们的劝阻下酒喝的很节制,头脑始终很清醒,还对我们讲了他来苏联后的经历。特别描述了他在哈萨克斯坦管道抢险队那段艰苦生活(两根肋骨摔断了,在沙漠上躺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又继续干活……),令人感慨万千。 但是,“酒魔”终究没有放过单大哥。就在我们回国后的第二年,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单大姐的邻居(单大姐家无电话),邻居忽然在电话里说: “萨沙死了。” “萨什卡死了?”因为老单和小外孙都叫萨沙,我以为是孩子死了。 “不是小萨沙,是老萨沙。” 后来得知,单大哥与单大姐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打工,单大哥在一次醉酒后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死时才50大几,60不到。单大哥为人正直、热情,对我们在乌克兰的工作帮助很大,他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挚友,我们万分悲痛。 酒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给人们带来欢乐,也可以制造痛苦和眼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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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程 我们在托奇马什分厂施工的工程队中有一位程师傅,此人年约三十七八(但看上去要比这个年龄老成)，东北牡丹江人——其实他也不是真正东北人,是闯关东的“老山东”人的后代。 老程在工程队里是一位领军人物,手艺好,干活卖力、认真 ;脑子灵,能帮助出谋划策，出主意。一呼百应,有人能跟他走,在工程队里有一定影响力。 有一天晚上,晚餐后大家都在休息,我正在写东西,老程突然来到我的房间,他说他有些想法想跟我聊聊。 原来,老程自来到乌克兰后,一边在工地干活,一边敏锐地注意到在乌克兰进行农业开发的广阔前景。这里,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土地肥沃,地广人稀,许多大片土地被闲置。乌克兰人粗放种植,广种薄收。这种情况,作为一位成熟的农民,老程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为什么我就不能带些人过来承包土地,开发农业?以前没有机会到国外来看看,实地体验,如今在这里已有合作基础,再加上翻译就在身边,我为什么不大胆地向前跨一步,试一试呢? 自那以后,我先后抽出一些时间与他走访了附近的几个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事情果不出所料,老程的农业种植承包的想法,在这里竟得到热烈的回应。很快即签订了农业合作协议书。 隔了不久,托奇马什的项目完成,工程结束,全体人员撤回国内。这时老程对我说,希望我暂不要回国,一两个月内他就把农业项目的队伍带过来。等候期间,我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邀请我的家属和亲戚来乌克兰到各地畅游了一番，过得很愉快。 老程十分守信地一个半月后带领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乌克兰。由于准备工作认真和细致，项目很快上马,开始运作。 农业合作项目执行后期,我因接受进出口贸易方面的聘请,未过多关注老程项目的发展。据说农业承包项目仅执行了第一期没有继续下去。什么原因?问题出在乌克兰方面:一是乌方希望将农业承包改为农业劳力输出,老程未予同意;二是乌方代表团了解了老程的更多实力情况,失去了对他的信任感。 他们知道老程的公司只是个“皮包公司”。他在牡丹江的所谓公司办公楼、会议室都是临时向别的单位借用的。 老程这个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东北农民,有这样的事业心,有如此的闯劲,又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倒的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他的问题是缺少经济实力,——不仅如此,他可能简直就是一位贫苦的农民。在牡丹江时我曾有机会到他家去过一次,看见他的家确实很清贫,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为了安排众多农业工人出国以及招待乌克兰客人来中国考察,他已经背了一大箩筐的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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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统 代 表 舍 甫 措 夫 在我在乌克兰工作期间,我所熟悉的乌克兰朋友中有一位身份显赫、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朋友,这就是舍甫措夫。舍甫措夫的正式身份是:乌克兰总统驻顿涅茨克州多勃罗波尔区副全权代表。 乌克兰独立以后,各地区行政长官均称为总统驻该地区全权代表,一方面强调总统权力直达全国每一个地区,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各地行政长官的权威性。但由于“总统代表”是个新名词,老百姓还是习惯于称呼“州长”、“区长”、“市长”……等等。比如舍甫措夫,大多数人还是称呼其为副 ,副区长,而总统驻多勃罗波尔区副全权代表的头衔则多半在正式文件中出现。 乌克兰的“区”与中国的哪一级行政区划相应,我还是很难说清楚。就以舍甫措夫所在的多勃罗波尔区来说,它下设三个市(市的规模很小,可能相当于中国的县级市；乌克兰无县建制),市下面就是镇和村。 舍甫措夫身材健壮,魁梧，嗓音洪亮,精力充沛,年约四十左右,正是事业家的黄金年代。舍甫措夫工作有魄力,办事认真、果断,在区政府中有较强的影响力。区长罗夫内身材矮小、文质彬彬,说话细声细气,像一位老师。区政府出头露面的事大多落在常务副区长舍甫措夫的头上。 我们是因与“托奇马什”合作而认识舍甫措夫的。托奇马什分厂就在舍甫措夫管辖区内,因而与托奇马什从会谈、签约,直到工程队进场开始及最后完成合作项目,多数场合舍甫措夫作为地方行政主管都参加了,因而与我们中方人员也由认识、熟悉到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 舍甫措夫思想活跃,思路敏捷,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极为称赞,多次讲到乌克兰要走中国的道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尽快使乌克兰富强起来。舍甫措夫对中国充满友好情谊,凡是中国人有求于他的事,他都伸出援手,热情相帮。几年来舍甫措夫关心和帮助中国人的事不胜枚举,几乎无处不在。 舍甫措夫是个闲不住的人,整天看见他开着他的小吉普四处奔忙。我们买机票、火车票遇到困难,找他帮忙;我们工程队工人行李超重被扣在火车站,要交付8000卢币高额罚金才能取回行李,舍甫措夫亲自去车站交涉,帮助顺利地解决了问题。 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我记得,那次我生病,发烧不退,白血球异常,舍甫措夫竟然在百忙之中带着一位医生来住处看我,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还有,作者夫人带女人来乌克兰探亲,他特地设家宴,欢迎她们来乌克兰…… 有一次,为了一个合作项目,中方邀请几位国营农场场长和集体农庄 前往中国访问 ,作者建议代表团中应考虑增加一名地方行政主管以利将来开展工作,中方于是特别邀请区政府副 舍甫措夫一同前往中国考察。当作者将这一决定告诉舍甫措夫时,他竟然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得大叫:啊 ,我要去中国啰。 时间推移到21世纪,我已离开乌克兰好几年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率领一个代表团再次来到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故地重游。当代表团到达多勃罗波尔时,我正在打听舍甫措夫的消息,竟然突然接到了舍甫措夫本人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得知我再次来到乌克兰非常高兴。请我们不要走远,他马上就到,中午请中国代表团吃饭。真是快人快事快语,还是那种雷厉风行的性格:他不仅知道我们来到顿涅茨克,而且已经开始动作了。 席间,舍甫措夫告诉我们,他已经不当区政府副 了,自己搞了一家公司,自任公司总裁,正在筹办一家制鞋厂,很希望和中方合作,无论是资金、技术投资、或者直接输入劳动力都欢迎,希望将来有朝一日中乌联合生产的皮鞋不仅内销乌克兰,也要占领欧洲市场,远销全世界!让中国和乌克兰友谊之花开遍全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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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 兰 眼 科 医 生 去 中 国 上世纪90年代国内一度盛传施行眼科手术治疗近视,但因此项手术有一定的难度,因而只有少数几家三甲医院能做。 江苏某市一家区级医院,院长杨某觉得此时如果能开展这项手术,不仅可以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且可以在同行中提高知名度。自己医院医疗水平有限,那么能不能从国外请几位医生来办这件事? 经过多方打听,杨院长得知作者正在乌克兰工作, 于是即向作者提出聘请乌克兰眼科医生的要求。 在乌克兰几年工作的阅历，使得作者结识许多乌克兰高层次的学术界朋友,其中有一位是医学博士巴甫留钦科教授,此人正是一位杰出的眼科专家,现任加里宁医院眼科部主任。 经与巴甫留钦科教授商谈,教授十分愿意协助进行这项工作,并答应乌方医院方面的操持由他负责。 不久,根据加里宁医院的邀请,中方代表团到达乌克兰。巴甫留钦科教授接待代表团非常热情,亲自为代表团安排了条件十分优越的下榻之所。 在进行正式谈判之前,教授请代表团去加里宁医院眼科部参观进行眼科手术的实况。 正式谈判时三位将去中国的女医生均到场。由于谈判条款很琐碎,再加上女医生们均系初次出国行医常常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因而谈判进展很缓慢,也比较吃力,从上午一直谈到晚上9时许才结束。 在各项条款均达成协议以后,中方分别与三位女医生及巴甫留钦科教授单独签订了协议书。 在代表团离开顿涅茨克的前一天晚上,三位将去中国工作的女医生联合举行晚宴答谢中国客人,并接受中方的正式邀请函。席间宾主频频举杯。畅饮香槟,气氛热烈。宴会后双方合影留念 ,互道“中国见”! 代表团返国后没几天,第一位赴华行医的女医生安东诺娃即如约启程赴华。她工作的那家医院规模并不大,但设备条件均属上乘,又地处市中心,交通非常方便,前来就医者络绎不绝,社会和经济效益均不错。半年合作期满后,安东诺娃高兴地返回乌克兰 。 但是好景不长。待第二位女医生格鲁鲍科娃来接班以后,此项业务就日显颓势。国内有更多的医院开展这一手术,竞争激烈,手术经济效益大幅下滑,乌克兰医生的优势难以突显。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此项手术短期效果明显。但一段时间以后近视病状再现。 因而当第二位女医生格鲁鲍科娃返国后,第三位女医生克鲁巴姆迟迟不见踪影。经与巴甫留钦科教授多次联系,第三位来的女医生却仍然是安东诺娃! 后来安东诺娃与作者的一席谈,终于揭示了这项合作项目中三个女医生所处的困境。 原来,按照乌克兰商业经济中介通常标准作为中介人的巴甫留钦科教授要在三位女医生的总收入中收取20%的中介费,而她们按照与中方的合同只能领取医院此项手术总收益的60%作为劳动报酬,这样的双重折扣她们的实际所得已所剩无几。在此情形下,如果再加上患者人数减少,手术费降低,她们的收入(扣除往返路费和在华生活费)就更微乎其微了。 可能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此项曾经风行一时的外科手术治疗近视术不久即销声匿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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