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购物 网址 万年历 小说 | 三丰软件 天天财富 小游戏
TxT小说阅读器
↓小说语音阅读,小说下载↓ 		一键清除系统垃圾
↓轻轻一点,清除系统垃圾↓ 		图片批量下载器
↓批量下载图片,美女图库↓ 		图片自动播放器
↓图片自动播放,产品展示↓
佛经: 故事 佛经 佛经精华 心经 金刚经 楞伽经 南怀瑾 星云法师 弘一大师 名人学佛 佛教知识 标签
名著: 古典 现代 外国 儿童 武侠 传记 励志 诗词 故事 杂谈 道德经讲解 词句大全 词句标签 哲理句子
网络: 舞文弄墨 恐怖推理 感情生活 潇湘溪苑 瓶邪 原创 小说 故事 鬼故事 微小说 耽美 师生 内向 易经 后宫 鼠猫 美文
教育信息 历史人文 明星艺术 人物音乐 影视娱乐 游戏动漫 | 穿越 校园 武侠 言情 玄幻 经典语录 三国演义 西游记 红楼梦 水浒传
 
  首页 -> 小说文学 -> 《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 -> 正文阅读

[小说文学]《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第1页]

作者:mamimima
首页 本页[1] 下一页[2] 尾页[2]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 前? ? ? 言
    ?
    ? ? ? 华夏文明是人类诸多文明之中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 ? ? ?她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连绵不绝！
    ????
    ? ? ? ? 她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多次“衰落～复兴”的轮回。以至于最终出现了我们这个文明才独有的‘成长的烦恼’大命题——“历史周期律[1]”
    ?
    正如历史反复呈现过的那样，
    当今的中国，我们正处于又一次“衰落～复兴”的轮回过程中。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迎来日益接近完成复兴大业的重大历史关头 。
    回望历史，还在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国家还处于历史少有的衰落状态。华夏本土史无前例遭到世界各国列强的持续入侵。
    我们的财富被掠夺
    我们的家园被毁坏
    我们的人民被戕害
    我们的主权被践踏
    以至于我们的文明，也在不断的实践失败中遭到质疑。
    华夏文明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
    但是，就是在如此巨大的困境中，华夏文明浸润下的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舍生取义，无数先烈以血肉长城，拼死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在苦难中保留下我们文明的星星之火。
    随着中国新民主革命成功、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亿万中国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克服万难，建设华夏，使华夏文明再次回到复兴之路。
    建国七十余年，新中国就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封建农业国家成功蜕变成一个工业制造能力及规模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其他各项主要国力指标名列前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
    ?
    熟悉历史并能认清现实的人们，或许都已认识到：
    恢复历史常态的华夏文明，成功复兴将是中华民族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
    让华夏文明再次光耀天下，是当下中国人的必然使命。
    ?
    在当下这个风云转换的历史大时代。
    面对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民族、国家、文明你方唱罢我登场、昙花一现式亮相的普遍样式，华夏文明呈现出的不断轮回兴盛的独特表现。这值得所有人，尤其是中华民族自身，对华夏文明做一番认真梳理，并进行深刻检视和重新认识。
    ?
    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
    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精彩的东西太多太多，朝代在轮替，历史在变迁，在这流变的时间大河里，唯有我们的文明一以贯之，有脉络可循。
    如果不能对此实现整体性把握，免不得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今天如果有人问中国人，华夏文明是什么？几乎每个中国人能举出长长一列事物、现象、形式来证明自己对华夏文明的认识，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人心里的华夏文明的内涵都是不同的。那什么才是华夏文明最核心的东西呢？
    本书，笔者以文明为视角，以华夏文明的始终不变的‘初心’——“自强向善”为切入点，提出三个问题并努力回答之，以求对华夏文明的总体能实现一次较为系统性的深刻认识
    问题一：什么是华夏文明？
    问题二：她是如何形成的？
    问题三：她能向何处去？
    ??
    （本书命题过于宏大，内容牵涉过广，对笔者相对有限的学识及能力而言，谬误之处必然众多。错漏不足之处，万望读者指正。）
    ------------------------------------------?
    [1] “延安窑洞对”被黄炎培回重庆后记录在《延安归来》一书中
    2、善恶之辨
    ??????
    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人类现有对价值观的讨论，结果往往是混乱未定的。比如对价值观最重要的一对概念‘善’与‘恶’的分析，细究起来就有很多彼此之间非常矛盾的观点。且不说众说纷纭的不同定义，就如前文对西方殖民主义是价值观‘向恶’的定论，或许就有人会质疑：当年的欧洲殖民者，对世界的殖民掠夺，不是成就了欧洲社会的高速发展么！不因此造就了之后欧洲称霸世界，从世界获得巨大财富，从而使欧洲各国及人民获得巨大好处了么！对欧洲人民而言，抛却虚无的价值观口号，殖民主义对欧洲人而言，如果不是善，那会是什么？
    ?
    这种质疑确实是对事实结果的一种描述，在逻辑上毫无毛病。所有的价值观一定是特定群体视角下的价值观。
    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为了让处于共同社会中的所有个体团结一致，采取相同的实践方向。就需要一套说服社会所有成员同向行动的逻辑（理论）。这就是价值观最核心的功能。
    价值观维护了个体对族群、社会的认同。通过鼓励有利族群的行为，惩罚有害与族群的行为，让族群能得以存在、发展、壮大。
    在人类大同实现之前，善恶这类价值观概念，一定因群体间差异及相互间关系的不同而呈现不同 。
    中文‘善’字本意吉（《说文》善，吉也）。吉意味实践结果给人非常幸福、非常有利的状态。
    对己有利，为吉，即为善，对己有害为咎，即为恶。
    因此，善恶是主体（群体）对实践结果的对己利害状态的评价。如果某种具体利害的内容、结果对群体的重要性非常高（利害的结果能得到或失去吉的结果），它就会上升到群体最高级别的价值评判标准，来规范实践朝向。
    群体必须扬善抑恶，形成利于自身的价值观朝向，才能确保群体的有效存在，并谋取自身的最大幸福状态。
    因此，如果非要对善恶下个较为通用的定义：
    善者利众；恶者害众
    或者说：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
    ‘众’的群体范畴的流变及价值观的内外双重标准?
    ??????
    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这里的‘众’的概念范畴在现实中呈现不断流变得状态。
    天下未有一统，故各族群并立。‘众’可以是家，可以是党，可以是族，可以是国，也可以是天下人类。即便同一族群，在历史大河里其范畴也是不断流变的。就如当年的中国是中原诸侯之中的中央方国，今天的中国是雄踞东亚的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的东方大国。
    族群的差异及相互关系是各个族群的价值观差异的根本原因。
    尤其当不同群体之间处于对立关系中，对同一事实结果的善恶评价呈现完全相反的状态。
    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的奴役掠夺，对殖民者是‘善’的，但是对被殖民者是恶的。
    法西斯主义对己之‘善’，对犹太人而言，就是恶。
    日本军国主义攻占南京屠城是对日本获得远东利益的‘善’，而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民而言，则是穷凶极恶！
    即便抛开这些过于极端的案例，我们来看日常生活里的现象：阻止垃圾回收站在自己小区边建设，反对通信基站建在自己楼顶，对一些居民而言是‘善’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以邻为壑的行为，即便不能称为恶，也绝对不属于善的范畴之中。
    我们看到，处于利益对立关系下的族群，价值观标准往往表现为内外不一致的特性（双重标准）：
    他们赞扬自己族群成员的忠诚，却对对立族群成员的背叛称善；
    他们要自己族群追求幸福，却对对立族群的苦难欣喜；
    他们对外把“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作为其族群对外探索进取的荣耀[3]，却用各种法律、规则严厉惩罚族群内成员相互间撒谎、欺骗、偷窃这类行径。
    ...
    这个内外不一致性强化了族群封闭性。如果某一族群主要价值观内外双重标准表现过于极端和广泛普遍，会很大程度强化了外部族群与其关系的对立性，甚至是敌意。比如，‘帝国主义者们杀死你们是为了赐予你们民主自由’这类极端双标的表现。如果长此以往，将严重阻碍、甚至破坏族群之间的和平融合（甚至是和平交往）的可能性。从某个角度看，自我过度封闭的，普遍持有双重标准的文明，在面对同化其他族群的问题时，往往最终只能选择暴力征服、甚至灭绝对方等有限手段。参见殖民主义历史及两次世界大战。其核心原因就是双重标准直接造就了族群间的对立，两者形成了同比变化（双标越严重，敌对性越激烈）。这就使得对抗无论什么结果，对抗的族群双方都无法轻松地接受对方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是族群维系内部认同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族群对抗，尤其双重标准下的对抗，最终往往只剩下消灭（瓦解）对手族群这一条道路。
    ?
    人类大同需要主导文明价值观呈现内外一致性
    善恶概念无法统一认识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暂时还没有实现统一（命运共同体、大同世界、共产主义）。虽然人的最高群体身份认同，随着历史的进步是在不断扩展的。人类从原始社会对一小群人组成的亲缘部落成员身份的最高认同，发展到今天对十几亿人组成的民族国家成员的最高身份认同。今天一个中国就是“百国之和”[4]。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区域一体化实践方兴未艾，人类从民族国家发展阶段向区域融合阶段发展，这里历史发展的脉络及趋势越来越清晰——人类族群规模及范畴在历史上不断融合扩大，因此人类最终必然融合一体。“我是一个人”，必然成为未来人类，付诸于实践的至高身份认同！但按现有世界现实情况看，人类离天下大同的目标还会有很长的历史过程要走。
    因此，在可见的历史中，不同族群共存与地球，仍旧是人类社会的主要存在形态。所以，处于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关系中的不同族群之间，是很难对善恶具体的内容概念达成一致观点的。
    于是人类处于这样一个微妙的历史阶段——我们依然有族群之别，但我们都知道彼此必将会融为一体。
    因此对各个族群而言，现实显现出巨大的矛盾：每个族群必须维持自己作为利益主体下的善恶标准（自利的，内外间的双重标准？），但是又要考虑未来族群融合趋势下，要求价值观标准的表现内外一致曾经的不同族群合而为一，价值观从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向同一族群的趋同性转化。如果主导文明持有的内外双重标准，在向单一标准的转化时就产生了逻辑和实践的巨大矛盾和障碍。就比如 2020年美国发起的“黑命贵”运动中，以及到2021年，西方国家内部普遍发生的对自身殖民主义暴行的批判反思现象中，我们看到双重标准的殖民对立时期向单一标准的民族融合期过渡中，把曾经奴隶不是人的双标，想转成今天奴隶主和奴隶的后裔要形成一个族群，因为曾经历史行径的不可原谅，反思运动不是促进了社会的融合，而是将历史的伤疤撕裂，并强化了内部不同族群的对立，以及造成了内部价值观认同的分歧和混乱。这都是当年双重标准极端表现的严重后遗症。因此历史教训显示：在族群分立时不能仅仅考虑自己族群的绝对得利。以己度人、感同身受，和平交流、合作发展，这意味着文明的价值观需要内外一致，这才能使未来必然的族群融合的阻碍最小化。
    实践要求必须调和两者的矛盾性。或者更加干脆些——寻找并建立人类当下各个族群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标准内外一致性的价值观才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可以确定地说，哪个文明的价值观朝向能真正成为全体认同的普世价值，它将主导人类的大一统融合历史。用刀枪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严重的双重标准行为，是人类大同的巨大阻碍。是一种必然失败的行径。
    ------------------------------------------------
    [2]《社会静力学》p233-234，英，赫伯特.斯宾塞 ?著，张雄武 译， 商务印刷馆1996年10月第一版
    [3]2019年4月15日吗，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演讲
    [4]张维为《文明型国家》
    3、文明的价值观内外一致性的讨论
    价值观的对内对外一致性 ，意味着文明的开放性，族群的开放性。拥有这种开放性的文明（族群），她的边界因为文明的开放状态而处于开放性虚化（流变）状态。
    ?

    

    ‘自我’的边界只是虚化（流变）存在的，所以一致性的价值观才能无障碍地‘贯穿’‘我－非我’。同时又因为价值观的内外一致，使得处于这种关系下的族群之间更加平等融洽。族群间关系状态融洽，意味‘自我’打破了人为限定的边界，在与其他文明（族群）的关系中时刻处于接纳对方的开放性状态中。这种开放性必然要求对自我群体规范的善恶标准也一致性适用外部群体，①只要其他群体接受你对自己的善，②就等于接受了你对他的善，③就等于他持有了与你相同内容的善的价值观（这三个部分逻辑顺序可以随意变换）——到这一步实质就自动开启了不同文明在共存中融合的进程。
    ?如果文明自身持有的是内外不一致的价值观表现，族群融合的内在困难是这样发生的：虽然别人接受了你对自己的善（比如西方内部高福利制度），但不接受你对他产生恶果的所谓善（武力输出所谓民主，实则掠夺他人，破坏别人的稳定安全。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11月13日在白宫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明确解释美军留在叙利亚是为了石油“我们要保住石油，我们拥有石油。石油是安全的，我们留下军队只是为了石油（only for the oil）。[5]”）。如果你要融合他，必须消除他对你价值观双重标准的不认同，甚至是因此带来的敌意、反抗。这里很容易就能往下推理：这种方式下，极大概率就是一方以某种敌对性、对抗性的手段消除了其他族群的主体性，使其成员以个体状态被迫加入新族群接受其双标价值观（我们可以参看殖民史、美洲近现代史及环地中海文明圈古代历史。尤其2021年加拿大爆发出的揭露加拿大政府对原住民归化过程中残暴种族压迫历史，以此了解持有双重标准的文明是如何实现所谓族群融合的），从而最终完成族群拼合的。
    ??

    

    ?
    无论是逻辑分析还是历史事实，我们看到价值观内外一致的文明，在实现族群融合的阻碍呈现最小化。
    华夏文明之所以能海纳百川， 正是文明自身呈现出的开放性状态，以及维持这个开放性所必须持有的内外一致性价值观（朝向）特质。因为文明内部的价值观总是向善的，所以这种内外一致性必然导致这个文明只能呈现为一种完全向善的朝向（内外一致性的善才是普世意义的善）。同时，自我的边界虚化，就形成‘我与非我’是无法明晰划分开的，‘我’在这其中就能实现‘无我’的状态，自我在这时就处于无时无刻流变为‘新我’的状态。这种‘新我’可能是含有‘旧我’，也含有‘非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6]’，文明才能因此不断保持新鲜长寿，这是华夏文明能历久弥新的重要特质之一。这就是华夏文明选择向善的文明内在逻辑。
    ?
    4、华夏文明的历史责任
    在今天这个时代，所有具备理性的民族，都自觉与不自觉地在探索能引领人类走向大同的道路。华夏文明因为自身的特质，天然地走在了人类各个族群的前面。
    每个文明都可以争取为实现人类大同而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但是一个顽固坚持赤裸裸双重标准的文明是无法承担引领、主导人类大融合的重任的。就算他想，别人也会不认同。
    因此，时代对各个文明的要求是要持有恰当的价值观态度，是在坚持自我的同时秉持开放对等。即对现实的尊重承认为基本（族群分立），又积极面向未来（人类大同）。让自身以开放的姿态始终处于流变的现实中。
    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需要过多考虑我们的文明的善恶标准与别的群体的不同。而只需坚持我的善恶标准内外一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7]’，对自我所在群体善恶的价值观要求，同样也是作为族群对外行为的标准。一个群体总是希望自己得到吉祥，因此内外一致性将使得也希望别人能得到我想要的吉祥，这种共同的利益追求能使得自己和对方的关系也将始终处于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状态中。
    所以对人类大同的目标而言：现有不同族群对善恶概念认识的差异，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族群所坚持的文明所呈现出的价值观是否内外一致。只有价值观内外一致的文明才具备引领、主导并实现人类一体化进程的基本前提。
    华夏文明很早就有天下大同的伟大理想，华夏文明要勇于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
    -------------------------------------
    [5]英国《卫报》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3日报道
    [6]《礼记·大学》
    [7]《论语－卫灵公》
    二、原子论认识前提与整体论认识前提
    1、两个世界
    ? ? ? ?人诗性地居住在这世界上
    ? ? ? ?人类经过漫长地发展，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态中——我们日常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寻求一个理来。
    你可以这样赞美别人：
    “你说得好有道理啊.”
    也可以这样质疑他人：
    “你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甚至可以这样批评别人：
    “无理取闹！”
    ? ? ? ?对当下人类的大部分情况下，率性而为，有感而发，人的纯粹感性生活形态日益走向略有贬义、日益被边缘化的评价中。
    ? ? ? ?‘理’是我们人类无数实践中总结出的规律（真理、道理、原理、定理、伦理、理由、法理、理论等等），它来源人的实践，并被抽象总结后再来指导人的实践。其主要目的以使之后的类同实践不再盲人摸象，从而提高重复实践的成功率。
    ? ? ? ‘理’就如动物园的铁笼，呈现出两面性。他将人类的实践经验教训凝固起来，以知识传承的形式惠及人类。它能提高重复实践成功概率，这就如猛兽躲在铁笼里得到了基本安身立命的条件和稳定安全生活环境，但是如此也有了‘丧失了’突破禁锢的自由，从而存在负面的作用。
    ? ? ? 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是在对自我限制（理）的突破，在‘无理’之处寻求创新发展，但这是充满危险的过程，无理之处亦无所依据、没有凭借，所作所为的结果也不知吉凶，失败成为常态，成功只是偶然。但是人类认识领域及实践领域的扩展全出在此处。这也是人类实现自由的根本。
    ? ? ?‘人诗性地居住在这世界上’这种诗与远方的浪漫：就是在笼内的安全确定以及笼外充满危险的无限风景之间不断纠结徘徊。
    ?
    这就有了两个世界！
    ? ? ? ?善恶的概念也是理。
    ? ? ? ?但就如本书对善恶的定义：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 ? ? ?谈论现实的善恶离不开对群体（众）的分析。
    ? ? ? 但是群体的范畴在流变 ，利益的内容也在流变。几千年前人们忠于部落，后来忠于宗族、血缘民族，现在忠于民族国家，相信终于有一天我们会忠于人类自己。这显然是人类必然的未来。
    ? ? ? ? 所以善恶的具体概念及具体的应用，也随着时光飞逝处于流变中。
    ? ?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8]，生老病死、冬去春来、日升月落、星辰流转，世界的真相是流变的，但是实践依靠的更多是人认识的理。1+1=2是理，但是世界的真相是根本不存在两个完全一样的事物（不存在两个相同的1）
    ? ? ? ?于是，对人类而言，存在着两个世界——‘流变的世界’和‘理的世界’。
    ? ? ? ? 流变的世界是认识到的世界存在的真相，理的世界是人对流变世界现有的认识（抽象的、固化的）结果.虽然他们都是人认识的结果，但这里区别是：流变的世界把‘世界是流变’的这个事实认识作为认识的前提（即当世界的真相和认识结果出现矛盾时，以事实真相为准）；而理的世界，是把抽象认识结果（理）作为认识的前提（即当世界的真相与认识的理如果发生矛盾，则依理而为）。
    ? ? ? ? 这两个世界是人类所有文明类型认识及实践的前提。当人类初步摆脱蒙昧的存在，将人的好奇心脱离卑微地生存，投向这个无垠的世界，人的实践方向就以此产生了两个主要路径：
    ? ? ? ? 一种是直面流变的世界，把这个世界的真相作为自身认识逻辑的基础、基点、出发。人的一切认识和实践都基于人所在流变的世界本身。因为即便是真理也不过是来源这个世界，而不是真理决定了这个世界。以事实（世界是流变的）为出发是这个路径基本特色。这个前提出发把完整地不断运动的时空作为了认识的前提（类似四维时空观、时空整体不可分性）。他决定了之后展开的所有的认识及实践方式。这就是华夏文明所秉持的认识前提。有些时候我们称这种认识前提所展开的认识叫“整体论”
    ? ? ? ??在另一方面，人生存在这个流变不定的世界上，求安身立命，求生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理的世界基于前人经验的抽象总结，因此人面对流变的世界，依理而为，有效提高了重复实践的成功率，这成为人获得确定性存在的重要方式（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主要方式）。
    ? ? ? ? 因为理是认识结果，结果意味内容是确定的。依理而为就是通过相对固化的认识来获得确定性。因此认识固化意味对时空进行了切片性的认识（‘原子式’的，我们可以想象那个不舍昼夜的大河某一不可再分的时间点上，一个不可再分的大河三维空间，被意识进行‘切片’下来，作为认识的对象或结果）。以理为前提认识世界，就必须在方法上将世界切片固化作为认识及实践的前提，这就是世界上除了华夏文明以外的其他现有绝大部分主要文明所选择的文明路径。有时我们称此为“原子式”“本体论式”.
    ? ? ? ? ?有意思的是，原子式认识世界方式的文明，几乎最终都选择了字母（语音）文字，而对世界进行整体论式认识作为前提的华夏文明则持久地选择了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后面章节对此进行拓展讨论）。
    2、两个世界的内在逻辑特征及实践区别
    流变是世界的真相，以流变世界为基点的认识逻辑天然的内部自洽，因为世界自身存在就是自洽的，世界是逻辑的基础。
    与此相反，以道理为前提的认识逻辑，天然存在内在矛盾可能性。因为理是人的抽象认识，这个认识并非就是必然恰当的、正确的。我们可能认识到了真理并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但也可能会把一个局限的狭隘的，甚至错误的认识作为前提。而且由于抛弃了把流变得世界作为前提，这就使认识从出发点就丧失了最根本的规范，使认识本身失去控制而至危险性大增。这就直接放大了认识的谬误。
    ?
    上面这两种路径的内在逻辑特征，通过现实的演绎，各自引发了出迥异的结果：
    我们先看华夏文明的路径：
    文明形成的逻辑的初始，立基于世界是流变的，认识及实践以此为前提展开，形成了华夏文明初期最核心的理论——就是被称为百经之首的《易》，东汉郑康成易论本之云：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华夏的古人显然认为，人的固化的认识结果（不易）是可以对眼前每天都存在于其中、并无时无刻能感受到、观察到（简易）的流变世界（变易）进行认识的。（对易经的扩展讨论在后章节）。
    因为华夏文明以世界本身为出发，而世界自洽的存在使得之后华夏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自觉不自觉走向寻求实现自洽结果的倾向。她天然的反感内部‘矛盾性’【此处指对立统一状态的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一致、统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9]”】。中文‘矛盾’一词出处在《韩非子难一》“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典故，熟悉故事的人都清楚，典故本身最初是对这种内在相互对立不可调和性（凡盾皆可破的矛与坚不可破的盾）表现为一种‘对其嘲笑否定’的态度（华夏传统的矛盾观绝非我们现有对西方‘矛盾’的中国式理解的这样，后面章节有进一步讨论，横向比较华夏文明、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三种矛盾观）。
    对华夏文明而言，她偏爱逻辑内部天然自洽，因自洽的逻辑起点是我们所在的流变的世界。矛盾●（华夏式的矛盾概念）是世界的普遍现实状态（阴阳），世界千变万化，阴阳生克（生意味互生，克意味互争），却改变不了世界一体不可分的事实。阴阳互动的结果是在宇宙的整体中自恰存在（多元共存，合和）。为了强调这种认识是基于流变世界的自洽状态，无论是阴阳爻、八卦易经，以及产生这些的直接源头——河图洛书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文字言说带来的可能得歧义，而直接用更加客观的直观形式来阐述——就是用数、象结合的形式来构建出华夏文明核心理论的基础（表达方式依据的客观性）。这种表达方式至今是华夏文明一家独有的特殊现象。这个现象是基于着重注视人与自然共存的宏大视角，以及流变世界为认识的基础的基本认识前提两大范畴限制下的逻辑必然。（这种思路对西方现代理性主义产生了重要启示。但是遗憾的是，西方的理性主义至今并没有成功完成对西方意识形态的革命）
    因此，作为文明的核心的逻辑出发，这种阴阳之分作为一体化世界流变的动因，自然推演出万物不过是世界整体在局部的展开（敞开）。我们或者可以换个描述：阴阳是中国古人为了对整体论下的世界中的现象进行有效观察，建立的研究范式。这个范式以（阴－阳）为基本单元：
    这种逻辑延伸到政治实践上（在物理层面对应流变世界的整体性）就更易形成大一统状态；
    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矛盾●构建出多元文化的和而不同（呼应阴阳共存互动，逻辑自洽）的文明特色。
    华夏文明天然‘要求’这个文明下的各个文化类型呈现开放状态（以流变的世界为认识前提，个体是‘不存在’的，只有整体才是‘实存’的，个体只是在观察者的视角下，以符合观察者观察特质的模式，在意识中从实存世界的大背景中‘浮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原子式）只是意识构建出的‘表象’，“存在于世界中的个体”这整句话才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其间，却又不自觉地无视的真相世界。因此大一统的世界在人的意识中是一个（多元）自洽（华夏传统矛盾观）共存）。而这个开放状态对人的群体分析认识中，又确定了价值观的内外标准必须实现一致性，而任何群体内部必然向善（利众者善）的价值观，在内外一致性条件限定下呈现出不同文化的相互一致性倾向（价值观的），从而综合形成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整体朝向的向善性（这个善对应的群体（众）逻辑推导到最终，指向了作为人类整体，是普世意义的善）选择。
    ?
    因为华夏文明的内在逻辑，一开始就打通了各个群体、各个文化的相互隔绝对立的藩篱。用普世性的善的朝向确立了文明的根本特征‘仁者爱人’。 这种多元自洽共存的逻辑特质，使得历史上即便是独尊儒术两千多年里（独尊儒术只是保持物理层面政治大一统的稳定持久），华夏文明照样开放性吸纳融合了儒道佛马列等一系列思想文化。
    在世界观上，世界流变一体，自然万物合一（天人合一）
    华夏文明持有的四维时空观，在社会领域将时间与人类繁衍结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祖先崇拜文化：
    人类在时间长河中靠繁衍追求种族的永恒，于是祖先与自己都在同一条流变的时间长河中，个体的生命局限被突破性融入无限可能的人类繁衍及无垠的宇宙之中。这种思维方式当面对人类伟大实践功绩时（大禹治水、后章展开讨论），就质变升华出了人类文明独有的孝文化。
    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体论逻辑中，个体●（观察认识对象）是因为观察者需要，从整体中‘浮现’出来的。但是在认识及实践角度，这个‘浮现’是如何在逻辑上展开实现的？ 我们的祖先用关系论的逻辑方式完成了整体论在认识实践层面的展开：
    整体论世界要求个体●自身对外呈现开放性。这种开放性造成两个结果：1内外一致性2、个体（原子式的个体）本质呈现虚无状态。
    这两个结果在面对我们对具体事物的观察认识时，就遇到了问题：如果个体自身（原子式的个体）是虚无的，我们如何观察认识他？
    比如‘那个已婚男人穿着花格衬衫’，如果我们把这句话里的所有不纯粹属于这个男人的事物拿出来抛弃掉，我们会发现以下的情况：
    ‘那个’一词意味是站在指称这个男人的论述者的视角出发；
    ‘穿着’一词说明必须穿了什么自己的身外之物，自己不可能穿着自己，总是得穿着其他什么东西；
    ?‘花’ ‘格子’对衣服花样条纹的描述；
    ?‘衬衫’是衣服不是男人；
    ?‘已婚’没有结婚对象，能叫结婚吗？
    ?‘男人’没有女人，男人一词有意义吗 ？
    我们看到观察描述的这句话‘那个已婚男人穿着花格衬衫’，删除所有跟这个观察对象以外事物有关系的字词，就什么都剩不下了。也就是说，不存在绝对的个体（原子式）
    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是人，在整体论视角下，宇宙万物中所有的个体●都不是独立性存在的，而总是在与其他个体●的关系显现状态下，显现出自身。
    也就是在华夏整体论的逻辑前提下，世间万物的形态总是以各种关系状态（被主观设定的观察对象（主体）与其他事物（客体），在一体的宇宙中，以特定的相互状态共同进入观察者的视线中）的综合展开.
    事物的实在性以关系性系统化（多种关系的综合状态）地呈现出存在状态 。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略微夸张说：在华夏文明的整体论为前提而言，个体（原子式）不是实存的，只有关系才是实存的（并不是说我们能‘看到’关系，而是我们所有的观察总是通过各种关系把其他客体直接或间接牵扯进我们的观察中）。
    ‘那个已婚男人穿着花格衬衫’
    指称之人与他的关系
    她跟他婚姻关系
    衣服与他的关系
    花格子与他的衣服的关系
    男女之分的概念与他关系
    这些直接的关系，与间接的关系的综合状态，确定了观察者对这个观察对象他的认识结果。
    因此，个体●如同一个网的网线相交的节点处，如果把它从整个网整体中牵扯起来单独观察，总会将直接相交的周边节点和间接的节点也一并牵扯出来。
    于是，个体●在系统化的关系结构中（关系网中：若干个关系以特定结构形成的有机结合）才被证明实存。也就是说，个体是不实存的，实存的是关系（网）。
    这种逻辑扩展到对抽象的认识本身，就出现对华夏文明极具特色的认识传统：
    也就是华夏传统的概念，基本最核心的最主要的都是对事物的关系的状态描述，而不是对事物的描述。
    孔子言仁，在《论语》里针对不同的对话对象，出现了若干个不同内容描述。比如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行符合礼）”；而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不强加给别人）”；到了司马牛问仁，孔子回答“其言也仞（不随便发表观点）”……对什么是仁，孔子似乎给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这是因为仁只是我们基于逻辑前提是流变现实而对具体关系状态的描述，那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如何能实现自洽就如何说仁（调整关系的状态以实现关系的自洽。仁就是二人关系自洽、和合共存的理想状态）。 在不同人的人这里，如何实现与他人的自洽共存，需要针对这个具体的人自身所呈现的缺陷，而进行针对性地调整。在孔子看来，颜渊需要做到克己复礼，他就能跟他人自洽共存了。而仲弓所应调整的是不施与人自己不愿之事；司马牛应该做的是不要说太多...
    仁者爱人，仁是“（个人－他人）”这对关系的自洽状态描述。 【本书基于华夏整体论对个体的关系讨论，用（主体－客体）这种描述结构作为标准结构，括号内表明具体的关系内容，前词为观察的主体，后词是与其构成特定关系状态的客体（在观察中往往不作为观察对象，而被忽略）。如果原子论视角下，观察的那个主体，在本书整体论逻辑下，呈现为（主体－客体）。即主体（原子论）≈（主体－客体）（整体论），而不仅仅单是某个人的。】
    因此整体论下，概念作为一定范畴内（复杂关系结构，关系网）的普遍意义抽象，意味事实呈现出这种自洽的可能性：
    如果把两个对象形成的称为关系结构的基本单元。
    ?三个以上对象就形成了最基础的关系网结构
    ??

    A--B、 B--C是直接关系状态；A与C则呈现间接关系状态。关系网的结构是由直接关系的集合与“间接关系”集合形成的网状结构
    ?这里，仁在凡是讲仁的关系结构里都呈现出现实状态的复杂性，和理念的一致性。仁是关系的理想的自洽状态，是对具体人与人关系的调整的最终目标。A--B的关系 ??B--C的关系因为内外一致性形成了仁者爱人的共同理念。但是A--B的关系状态1、B--C的关系的现存状态2是多元不同的，状态1和状态2因为具体不同，所以把他们调整到仁的状态的方式路径都是不同，所以他们具体的仁的实践方式是不同的（这就是中医治病的底层逻辑之一）。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因地制宜 、脱贫致富 。
    脱贫致富是共同理念，但是如何致富，却要针对每个贫苦个体具体关系状态具体对待。这是华夏多元自洽共存的经典表现例子。
    对此我们换个角度看：实践理念在关系网中的通用性，对其间的具体个体而言，显示了内外一致性。
    B与C的关系与B的A仁的关系都显示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持有整体论思维的文明实践内外一致性的逻辑基础。
    善恶概念也是如此。
    善恶概念针对的是关系的状态；
    在整体论下，具体个体●或群体持有的善恶标准是内外一致的。
    ?
    而在近现代科学昌盛之前，受限人的能力，华夏文明认识事物，实现“个体●依靠关系论方式完成了从整体中的展开（呈现、敞开）”，关系论演化出两种有意思的，也具备实用可操作的方法，一是从《易经》理论直接逻辑演化出的阴阳五行论。主要针对是简单关系基本运动形态（阴阳），以及这个基本运动形态在‘复杂关系基础模型’中（五行）的流变规律（后文会对此进行进一步阐述） ；二是在缺乏研究手段和能力条件下，对超出能力范畴的观察对象（比如天与人的关系）逻辑演化出一种特殊的关系论结论‘天人感应论’。
    【天人感应论其内在逻辑是这样的：既然事物的关系才是实在，对事物的研究就是对其关系的研究。虽然我们暂时无法弄清从宇宙到个人这个宏大跨度之间是通过多少、哪些具体地直接、间接关系来连为一体的，但是我们唯一能确定是宇宙一体、天人合一，所以从天到人必然存在一个关系链条或关系网结构（暂时未知而终将可以知的）。天与人存在原因可能存在的关系网结构：（天－地－万物－.....－人），所以天人之间必然呈现某些直接关系或间接的关系下的共同状态（状态是关系的，就是涉及关系的主客体共有的）。因此某些情况下，人看到的天象不仅仅是天的，也是看它所关联的人的（天－人）。】
    关系论是整体论前提得以在从具体事物上逻辑展开的主要方式。
    （对关系论的更进一步的解读，后面章节再讨论。）
    -----------------------------------------------------------------------
    [8]《论语》
    [9]《列宁选集》第 2卷，第 712页
    [10]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西方原子论路径?
    在另一方面，依据理的世界为基点发展出的文明。对认识世界的前提（基点，起点）的固化认识，自然演化出原子论、本体论世界观及认识论方法。
    流变的世界被认为仅仅是表象（虽然也算是真的，但是对认识而言，是无法对其认识的，也就是说能被抽象固化认识到的‘道理’才是‘真的’），于是从表象中（流变的世界本身）中寻求固化的道理，而且是‘真的’‘道理’，即寻求事物的本质。而且这个事物必然不是指宇宙整体，因为整体的宇宙就是流变的世界，是无法被认识（认识是固化的认识）的。我们能认识的只能是理念中的宇宙。
    这个逻辑立即衍生出三个推论：1、本质必然是个体（主观设定的特定范畴的宇宙的局部）的本质2、宇宙是局部的集合（能被认识到的）3、对人的认识而言，宇宙（流变的）作为整体，实存但无法被认识。因此宇宙整体与具备本质的个体而言，在认识上是完全割裂的。
    这里个体才具备本质，实质将具备本质的个体独立出来，并放在了最优先的地位（认识逻辑的最先）。虽然这种逻辑承认宇宙（整体的、流变的）是实存的，但是无法被抽象认识，所以最恰当的处理办法是存而不论。但是又因为宇宙整体是实存的，因此无法回避而不时地面对不得不论的境地。
    这个纠结随着历史发展在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这类文明中逐渐衍生出两个结果：
    选择存而不论的路径：整体与个体的完全性割裂，存而不论的那个实存的本体与人类文明早期普遍的宗教结合，在历史上族群竞争的刺激下，异化构建出彼岸世界完全不许质疑的唯一真神（一神教文明）。对唯一的真神的信仰及不容置疑，使得这种文明的逻辑前提，被立基在一个被人为强定的、不容讨论的绝对真善美的最高本质（上帝）。
    随着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人文主义及科学（关系论方法与思辨方式的结合）的崛起快速动摇了上帝的（一神教）认识论绝对前提这一地位。西方文明的立基之处发生的根本性动摇，迫使基督教文明不得不走向了对宇宙的本体不得不论的地步（以图重新构筑新的稳定的认识的基点），于是西方学者不断通过对本体的讨论重建，企图重构认识的绝对真善美理念前提。“物自体（康德）”是如此；“绝对理念（绝对精神。黑格尔）”就是如此；马克思企图对颠倒黑格尔颠倒的目的也是，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一神教传统的异端分支，本质上是对西方文明立基处的颠覆（去宗教化及去彼岸世界，企图实现所谓的那个本体，本质上体现为整体与个体不是绝对隔绝的，即在逻辑上只能走向华夏文明立基之处，将流变世界作为逻辑的基础及起点“问题在改变世界”。）；存在主义对形而上学不舍之处（海德格尔）等等。他们大都企图在本体论的框架内（或者自以为是去本体论的），去对本体不得不论的方式，企图重构那个无法讨论的世界真相新的‘理的世界 ’。
    我们看到一神教文明呈现出内在最大问题。就是作为一切认识前提的内在逻辑矛盾性。（原子论范式无法讨论整体，但是整体又是实存的，在去宗教化的情况下又不得不论）。
    所以一神教文明基于此，呈现出自身独特的特质：
    世界是矛盾的。但一神教文明中的矛盾以所谓对立统一（存而不论但又不得不论，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人与神这类完全对立割裂不可调和的矛盾）样式存在并发展（我们已知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的矛盾观与其不同，后续章节会对此横向比较讨论）。即始终存在的对立性的，不可调和的，即不能实现自洽结果的状态（只能存而不论但又不得不论）
    由于一神教文明的立基处是认识结果的理，而认识结果并不能保证正确，起码人类的文明发展历史，我们看到的普遍结果是认识基本都是随着时代及人的能力限制而呈现局限性。作为前提大概率为伪。这种文明为了求真理，求自身发展，必须对此（认识结果、认识前提的认识）进行辩伪、去伪。这就是古希腊思辨传统产生的内在逻辑。但是到基督教主导古代西方文明时期，认识的绝对前提被武断限定为不可讨论和质疑的上帝，文明的基石之处被不允许辩伪，以此衍生出的大量所谓道理蕴含着大量人为添加的伪真理，而失去了求真（比如古希腊的思辨方式）的有效手段。这是西方中世纪之所以被评价为黑暗落后的根本原因。（以理的世界逻辑展开的原子式认识文明，必须要有强力的自我辩伪、去伪机制。否则文明会进入大规模谎言状态）
    ?
    所以一神教文明在近代完成了第二次改造之后（后文有讨论华夏文明、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历史上各有的两次大改造），启蒙运动最大的成果是重新拾起古希腊思辨方式，并与华夏整体论文明演化出的特色的世俗主义、人本主义以及河图洛书易经特别的数像结合的论述方法，进行了有效结合（以现实、人间之善证伪善在彼岸）。其结果是根本性动摇了基督教文明立基之处（上帝）的绝对性，将文明的立基之处从彼岸世界向此岸世界的人身上转移。通过建构西方式人本主义（华夏所谓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整体论前提下的以人为本。人只不过是大千世界的部分之一。人存在于世界并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人利用自然并于困难抗争，不过是阴阳生克在人与万物之间的体现。天人合一下的人定胜天，本质就是战胜自我，就是与万物生克互动，寻求最终人与自然自洽存在状态。而西方的人本主义是继承了原子论、本体论传统，认识的前提从存而不论的上帝，被换成了人。但是人没有以往上帝具备的不可置疑的绝对性特征，所以人在这个前提位置只是承袭了上帝在以往逻辑上的至高地位，人成为了能凌驾万物，在现实层面的绝对至上性存在（我思故我在）。这个倾向在原子论逻辑推演下，更演化出：组成人（类）的特定群体在逻辑上处于人（类）中的绝对优先地位，组成人（类）特定群体的个体在逻辑上处于这个特定的群体中的绝对优先地位。人类的至上性最终演化出个人的至上性。于是人本主义在西方文明的兴起的重大结果之一，就是形成一系列意识形态理念成果：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原罪论下的）——种族主义——个人主义——绝对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对西方文明对之前存而不论的认识前提进行了重要的辩伪、去伪工作。相比中世纪基督教的黑暗历史，原子论式文明终于在巨大蜕变中走上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正轨。
    所谓正轨，在原子论世界观文明看来，认识的前提虽然无法讨论但不得不论。必须不遗巨细地阐述出整个认识过程，甚至不断返回头对立基处的认识出发进行反复讨论辨别是否为假，努力寻求一个由真理构建起的知识体系。这是以理的世界为前提的文明能得以更好发展的必须状态（否则这类文明将湮灭在自我创建的大比例的谬误中）。
    ?
    这个走上正轨的西方文明呈现出一个事实，带来一个好处：
    事实就是丧失上帝这个绝对真善美的前提后，这个逻辑下的认识结果显示出太易也太多出现了假恶丑的东西，以至于不得不进行广泛的思辨、公开展示思辨认识过程，来供验证认识结果的真伪。
    好处就是‘思辨’这种需求产生的行为样式的确可以有效辨伪。并且通过详细记录思辨过程，能对‘理’发现确定并广泛认同及传承产生有益的结果。
    这个好处与这个问题的共存，就如西方文明的内在矛盾一样，处于一种绝对的对立统一状态（除了在自然科学领域呈现出更正面的自洽结果）。思辨能对西方各个文化的构建前提（理）辩伪，但是却无法‘去伪’（除了自然科学领域）。因为构建出一个伪的道理的原因是客观限制还是无意差错或者是主观故意导致？旁人是无法知道的。而发现了错误，是否要去除、怎么去除，更来自主观价值观倾向选择。
    我们看到西方文明自古存在至今的殖民传统，以及伴随殖民模式的奴隶制、种族主义历史。难道他们自己没人认为这是恶的吗？ 历史上，西方内部就一直有殖民主义，奴隶制、种族迫害的激烈批评，但是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今天，殖民主义余毒至今仍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西方在不断地自我反思批判中，对殖民主义罪恶除恶不尽，正是来源其内部很多人的主观不愿意。对西方文明而言，殖民至今还与冒险精神、进取等正面价值观意义有着某种关联性。
    如果主观不愿意去伪，就算再多的思辨去辩伪都是无意义的。
    ?
    这个主观不愿意来源两个层面：
    原子论式文明逻辑层面：对人类社会而言，原子式方式能确定最小的单位是个人（个体）。相对于群体，个体是最确定的，而群体相对个体是相对不确定的。因此，逻辑偏爱确定性的原子式思维，必定最终偏爱向个体。同时原子式思维看世界，世界是局部的集合。因此在认识逻辑结构上，是个体组成群体，局部组成整体。在这个论述过程，主语（主体）是个体、是局部，因此在逻辑上，个体、局部处于逻辑的优先地位。?如果每个个体、局部都自认为自己优先，直接意味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利益不可调和，而使得彼此关系呈现为持续的紧张状态。
    内在不可调和性矛盾特质延伸到社会层面：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都因为文明的逻辑前提所推演出紧张的状态，与现实的生存苦难，历史上不断的族群竞争历史结合，直接确定并强化了这种紧张状态的“正常合理性”，从古埃及与腓尼基等族群之间不断斗争；古希腊雅典、斯巴达的战争中；到古罗马，帝国与北方蛮族、波斯等族群持续博弈；以及之后与阿拉伯人、突厥人等到不断的相互征战；发展到近现代殖民主义全球后 欧美内部不断的争霸战争，最终发展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全球冷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族群间、宗教信仰间的持续血腥争斗，使得族群价值观内外不一致，（对你宣扬的理念即便是伪的，也是对我有益的善）个体的逻辑优先性地位与历史族群间紧张性状态结合。使其文明出现两个重要特点：
    1、文明是原子式独立并与其他文明割裂的
    2、不同的原子式文明相互处于始终不可调和的紧张状态（这种思维惯性的典型：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原子式思维前提本来就绝对区隔了我与非我，“自我”被人为过度固化，以至于不同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因为历史长期的紧张对立被认为天然就该是绝对紧张对立的。因此文明的利众者善 概念演化为绝对自我的利己者善。这种文明有着强大的封闭性边界，缺乏开放性，所以只能被动（落后现实）应对历史上的族群融合大趋势，主动融合的手段大都呈现激烈对抗性。主体越强大，意味自我越强大，对其他族群的隔绝对立性越强大（西方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对人类族群不断扩大融合的去边界障碍，先天阻碍终极群体“人类”普世化的善。强化割裂，关注对立，呈现出普遍的内外价值观不一致（俗称双重标准），即便认识到创造出某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也是用双重标准来表现，或者粗暴简化（使原本的多元复杂结构简单化的最简单办法，指消灭其他多元部分）文明样式（普世的‘世’被西方隐含定义为人类仅应该有基督教文明一种类型），因为其价值观的进化始终晚于其现实族群的融合现实脚步。
    为了解释这种强化分裂，关注对抗，崇尚简化其他文明的实践合理性，一神教文明利用宗教把这种实践特性归于人性的性恶论（原罪论）。
    而华夏文明这类强调和平合作，关注和谐自洽，崇尚价值观内外一致性来实现多元文明最终共存合一（自洽），在于其他类型文明交流中将自身文明归于性善论
    3、性本善与性本恶
    ??从根本上而言，由于中西方文明在认识前提的巨大差异（整体论与原子论）。涉及性善论、性恶论的本性论讨论，在中西方，是基本不同的两种范畴的问题。
    对西方文明而言，这指向了人的本质的问题（我们知道本质只是个体的本质）。
    对华夏文明而言，不存在个体（原子式），因此也没有西方那个所谓的本质的东西。
    ?
    西方文明的性恶论
    我们前面讨论过，原子论前提下，个体因为处于逻辑的优先地位，并与整体处于完全割裂对立状态中。
    更为重要的是，一神教作为宗教的非普遍状态（事实显示世界各地宗教大都以多神教、泛神论模式出现。我们可以认为一神教是特定宗教在特定地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产物）与原子论文明相结合，在文明的内在逻辑上衍生出比较麻烦的结果：就是一神教将世界绝对的真善美（上帝）放在了与人类完全割裂对立的那个整体世界位置（这是一神教文明独有的内在逻辑）。与绝对的真善美（上帝）割裂对立的必然是绝对的不真不善不美（人）。这个结论结合现实人类的竞争争斗以及环地中海文明持久的分裂对抗历史，人的本质是恶的就成为一神教文明普遍认为合理的认识结果。
    因为人的本质是恶的（原罪），所以除了自己为了自己的目的为确定的真的善（人本主义兴盛以后），其他所有的目的，都是要被质疑的（可能得恶）。
    政府是必要的恶。
    集体主义必然会导致集体对个体和其他集体展现更大的恶。
    因此这种逻辑下，就将自我对其他民族公然行恶也纳入文明的合理性解释理论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成为西方近现代文明价值观的重要基点之一（文明中的那一阶段——强者强行排除弱者和野蛮压制的制度——在总体上属于有利的阶段，是自发而必然产生的这些事情的阶段。[11]）
    ?
    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一神教文明而言，善只是个人的吉，而只要有群体，则必然是恶（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基督教文明普遍反感集体主义，质疑政府，因为性恶论的族群把恶作为人内在合理性进行了认同，因此人们一旦团结起来，就会高比例表现出更大恶行来。）。
    一神教文明呈现出价值观的内外不一致性：
    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视角看来：善只存在个体的自我的自由实现之中，在自我以外都是满满对个人的恶意。
    在民族主义视角看来：善只是民族国家内自利的善，我的民族国家以外，都是与其他民族国家基于自利而对我产生的满满恶意。
    这种在思维逻辑上，对更大范畴的群体的本能敌视或许是西方始终没有形成类似华夏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因之一。
    善是利己，"他人是地狱（仅字面意）"。价值观在实践过程中就必然呈现出显著地内外不一致性。
    性恶论来源于原子论逻辑的展开；来自于环地中海超长时期分裂混乱的历史；来自于一神教文明人与神绝对紧张关系在信仰层面的确立。
    这使得这种价值观朝向（向恶）下的文化多元共存状态，始终处于一种多元（简化倾向）紧张（始终处于对抗中或等待下一次的对抗中）的状态下。
    就不谈西方文明在大航海时代 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奴役、消灭其他族群、文明的历史。仅仅同源的三个一神教之间（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就一直持续爆发惨烈的冲突，十字军东征，法西斯主义，以及当代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控制、打压，以色列人在中东面对伊斯兰世界的横行霸道。这个意识形态下的人群用自身的行为来自证性恶论理论的合理性。
    从普世价值的角度：这种内外双标，持续紧张对立的多元关系反映出向恶的倾向。
    ?

    [11]《社会静力学》p234
    华夏文明的性善论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大部中国人都知道的《三字经》开篇。但是中国人的本性论认识发展到今天，是经过了几次大的变化的。
    由于华夏文明是基于整体论前提的文明类型。
    所以对事物的认识（概念）基本都是对事物关系的状态描述。事物是不存在本质的。所以人也是没有本质（原子论文明下的那个本质）的。
    从华夏文明的诞生到孔子所在春秋时期，基本都处于这个无本质的认识时期。
    孔子说仁者爱人，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都是在从不同角度，阐述人作为主体与客体形成的自洽关系状态。
    人——客体 ?（关系）
    仁 ??????（状态）
    天地——万物 ??（关系）
    不仁（去价值观的） ??（状态）
    老子强调的是形成世间一切关系状态的根本成因是阴阳生克（道的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这种根本性是基于人在宇宙中这个基本状态为讨论背景。天地恒久，所以天地大道不以人的意志和价值观为转移。
    而孔子则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的运动最佳结果是仁（自洽的稳定状态、终极结果），而仁在人类的普世性的状态表现是爱人（他人）。是人实践的主要着力方向（文明的朝向）。他更多讨论的是人与人的基本关系。
    他们两者的讨论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实践需求导向特征（对老子、孔子观点的分析后面章节展开讨论），此处我们不再扩展讨论，这里只是陈述我们的传统概念里，不存在西方文明的人性有本质的情况。
    ?
    但是到孟子时期，所谓的人性的讨论记载第一次明确出现
    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 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 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12]
    ?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 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 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 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
    孟子曰：“人之性善。”[13]
    ?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理解这些话，必须基于华夏整体论前提 。无论是告子性无善无恶结论，还是孟子性善论，或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是讨论作为一种特定关系外在显现的状态（状态的价值观评价）。告子认为这个关系状态在众多的实践结果综合看，以善恶的价值观评价没有明显偏向性；而孟子认为有明确的善的结果的朝向性（结果是自洽的、善的）；而在孟子和荀子的讨论中，荀子直接表明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状态就是恶的（彼此敌对）。这个华夏文明经典争论，实质反映了当时春秋不断恶化的列国争斗兼并历史。
    历史显示从孔子春秋时代的诸侯兼并战争的兴起，到孟子战国时期越发频繁，社会日益动乱，各路大小诸侯在面临新的政治环境，急需新的理念来顺应、甚至是解决现实问题。孔子时期，华夏精英阶层对人的基本关系的自洽状态是仁的描述，是没有过多争论的，这显示直到春秋时期，华夏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倾向都基本一致性指向善的。但发展到孟子所在战国时代，残酷的现实已经让贵族阶层很多人对仁的定位（自洽的状态、最高实践目标）产生动摇（因为数百年的斗争，历史没有显示出最终向善的自洽结果），这才有无善无恶论出现。提出无善无恶论，事实上就是面对残酷现实，企图在实践中，抛弃原有华夏文明价值观朝向。不仅如此，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荀子代表的法家更抛弃了无善无恶论的虚伪外衣，直接针对大贵族政治竞争的需求，直接以性恶论为基调展开了自己的理论。这里我们看到，表面上人性论是在讨论人性的最终自洽状态的价值观判断，实质是寻求新的办法，来满足进入激烈兼并斗争的贵族们不愿在受原有价值观牵绊的需求，以期在残酷竞争中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生存和胜利。
    但是这一轮对文明朝向的颠覆性实践，随着短暂存在的秦帝国轰然倒塌而基本终结，经历残酷考验的华夏文明重回正轨。以汉武帝独尊儒术为标志，华夏文明以成熟形态呈现在这个世界上。自此之后华夏文明再没有从主流领域动摇过其文明的价值观朝向。人性本善成为华夏始终的主流认识。
    其后历史，华夏文明经历多次重大的现实危机，并因此产生了两次重大的进化改造，分别吸收了印度文明的异端分支之一的佛教文化及西方一神基督教文明的异端分支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仔细甄别，会发现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融入华夏文明中，并非是偶然性使然，而是华夏文明对人类同质性（价值观朝向一致性）文化的有选择性吸取。性本善在两次改造中没有被动摇，相反因为文化新鲜血液的融入，更丰富了性善论。
    在理学对性的认识扩展，及西方文明本质主义传统在马克思主义遗存及原子论为基础展开的西方科学影响下，使当下华夏文明的本性论，处于一种表象为原子论，内在为整体关系论的奇异状态中。
    当下性本善，以一种表面本质主义的口号式的人性本质论，但内在却习惯性地关系状态阐述的模式来描述本质（善是实践结果，是状态的描述，这实质就是去本质的，只是关系状态的描述）
    ‘性’表面定义为本质主义的内在固有本质，但善永远是外在关系状态显现的果。
    也就是内在（性）的本质是由外在的关系状态（善）来决定的。
    这就呈现出当下中国人呈现出的本质主义形式与内在逻辑的关系论认识方式结合的新认识论方法。?
    虽然东西方的本性论有根本性的差异。但是他们也有着相同的地方，就是追求实践所依据价值观方向的确定性。
    这个确定性，西方是构建在实践之前，为之后的行为方式和实践路径立基所在（本质决定）。
    华夏文明追寻的是实践的结果的确定性朝向（善与恶，现实决定）
    可以说虽然内容不同，东西方的本性论都以各自文明的样式，给予价值观朝向以自认为的最坚实理论依据。这是本性论对于文明发展的最重大意义。
    -------------------------------------
    [12]《孟子》告子篇
    [13]《荀子》性恶篇
    历史越长，性本善的实践路径就有更高胜率
    本章讨论至此，或许有人看了这么多有关善、恶价值观与文明的关系讨论后会有疑问：文明的价值观有这么重要么？
    且不说价值观的向善性根植于华夏文明针对人团结一致应对自然挑战的最高文明目标的规范。我们就以人与人的博弈角度来看性善论的重要性：
    ?
    我们从西方博弈论的研究结果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回答大家的问题并给大家有益的启示：
    就是针对“囚徒困境”研究。
    “囚徒困境”实验是假设两名团伙犯罪的罪犯被警方抓获，他们被分开审讯，他们各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如果其中一人背叛同伙，揭发同伙罪行，而同伙沉默，那么自己就减刑到1年，同伙就判4年；如果两人相互都不揭发，就各自只判2年刑罚；如果两人都相互揭发对方，就每人3年刑罚。然后在现实中基于这个原则运行，看相关结果。
    相关学者基于此模型，对人类的行为进行科学研究。他们将“囚徒困境”揭发行为设定为人与人博弈中选择背叛、不合作（利己）的策略，将沉默、不揭发同伙的行为设定为合作（利他）策略。来观察不同选择的博弈结果。为了更符合现实社会，其后又扩展了参加博弈者的数量，增加了连续博弈的次数（多个体多轮持续博弈）。为了消除人为的主观因素造成的研究偏差，学者们征集了众多计算机程序来代替参与博弈的人（程序按一定规律事先设定连续博弈采取行为策略。比如一直背叛，一直合作，“以牙还牙（一直合作，遇到别人背叛才背叛）”、“宽宏以牙还牙（一直合作，遇到背叛才以一定概率与对方合作）”等）
    这些研究产生了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现象。
    一、在“囚徒困境”最简单的博弈结果中（2人1次），实验结果总体呈现背叛者占优。
    二、当多人多次，众多博弈策略的模式展开下，在其初期“初始之时仅有随机策略的存在。在这种混乱状态下，“永远背叛”策略总是会在早期占据领先位置...到了100代左右的时候，“永远背叛”策略在我们竞赛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随后“当遭遇死硬派背叛者的抵抗时，孤立地以牙还牙策略玩家的表现会比永远背叛的无赖差一些，因为以牙还牙总是要输掉第一轮之后才能尝到血的教训，转换到复仇状态....虽然以牙还牙策略占少数，但友善的态度会开始繁殖，并很快在博弈中居于支配地位。”随着博弈继续，支配方转向“更加友好的表兄弟”，“最终，全体玩家表现出了一致的友善，全部采取合作态度”。然后，当偶尔残存的背叛策略再次出现后，整个合作群体“就像枯草一般不堪一击。新的轮回便由此开始。”[14]
    ?
    ?大致的总结：
    我们看到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呈现出无论是背叛者（向恶）策略还是合作者（向善）策略，任何策略都有可能在博弈中获得胜利。但在单次博弈或多次博弈的早期，背叛者（利己）策略的占优和主导。
    但是如果博弈的次数拉得足够长（时间、历史），持有合作者策略的大概率胜出。且由于全面合作，呈现出生产力最高状态（直到新的背叛者出现瓦解旧合作者体系）。
    “囚徒困境所考验的是，人们在背叛与合作之间，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选择。仅进行一轮的囚徒困境博弈，理性人的选择往往都是背叛。但是，重复进行的囚徒困境博弈告诉我们只有偏于宽容的策略，最终才能胜出。[15]”
    相关学者经过研究，认为作为社会性生物，群体内部团结合作的机制，是与生物学的突变，以及选择（适者生存）外，同样重要的进化机制。这种机制不仅适用高智慧的人类，也适用组成生物的细胞（人类的健康存在就是无数组成人类细胞有效合作的结果。而癌症直接意味身体某部分细胞放弃了与群体内其他细胞的“合作”，而选择“利己”“背叛”的结果。）
    根据这些现象，我们看到那些聚焦人与人关系（博弈）为主的文明（环地中海诸多文明）历史上为什么性恶论文明类型占据了主导性。因为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显示：在博弈的早期，向恶得背叛者策略易赢，大概率获得博弈胜利，将大量合作者淘汰出局。
    但是只要价值观性善论（合作的）为主导的文明还存在，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合作者策略的实践主体将极大概率最终获胜。
    当然，实验结果显示，每一种策略都不会永恒占据主导位置，这就如华夏历史不断的轮回更替一样。但是每一次轮回最终都必然形成合作者最终获胜的趋势。
    从博弈论这个角度而言，华夏文明几乎从诞生的早期就选择了向善，并从几千年漫长的实践中，面对一系列竞争者不断对文明的核心进行考验、挑战，不仅保持了自身的存在，保持自身向善价值观的，究其根本而言，就是华夏文明为自己，甚至为人类保留下能跨越博弈兴衰周期，使人类具备恒久存在可能的文明火种。
    ??众多文明交往博弈的最后，大概率走向全体合作者胜的局面。
    实验揭示了，为何霸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6]”的历史普遍现象。
    这个测试结果的奇妙之处，不仅在于解释了人类世界历史，更昭示了人类未来的可能性。什么样式的文明能引领人类走向大一统。
    中华民族的祖先能很早就选择向善的文明，并依靠强有力的实践坚定维护了文明价值观的朝向性。跨越了众多兴衰轮回而初心不改，不得不说，这需要具备极大的智慧，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能力。

    [14]?《超级合作者》美 马丁 诺瓦克、罗杰 海菲尔德著，龙志勇、魏薇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第一版p18，p50，p320
    [15]《超级合作者》P11
    三、“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
    本章大篇幅地讨论了‘向善’的问题。这是因为，特定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性更多是依靠自身的价值观来表现的。对物理层面先进事物的学习是很容易的，但是，改变观念，甚至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族群价值观，以及基于这个价值观而进行的群体的实践方式及习惯的改变，却是一件千难万难的事情。
    华夏文明与其他现存主要文明的根本差异就是华夏文明价值观的朝向性。
    但是文明的特质需要依靠文明的存在才有意义。
    经历过多次轮回的华夏文明，如果在很久以前就消亡不存，今天也没有资格和脸面来讨论她具备什么样的独特性。
    而一个文明，经历长期现实的考验，生存下来并蓬勃发展，仅仅依靠价值观是不够的。必须要能够足够持久地存在着，才有资格被归于文明序列。现有人类主要文明，维持自身长期存在，都各有自己的特色绝活。
    印度文明（雅利安‘婆罗门－种姓制’文明类型：‘婆罗门－种姓制’使用‘－’表示其本文所指印度文明通过‘－’连接两端的精神信仰和社会基本结构两个主要部分，以此形 ?成的超稳态文明结构，这是印度文明得以存在的主因。详细的论述在后面章节）在历史长期不断地被各色人等成功入侵，在族群、政治等结构长期碎片化的情况下，保持了其文明核心结构的稳定持续。
    西方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文明：使用‘/’意味文明内容及形式随着时间维度呈现断裂形态）根据其当下溯源所指，呈现为环地中海地区四个主要的已灭绝文化（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与基督教文化的组合。在时间维度上文明整体呈现为不连续性，有着明确的断点（宗教、政权、族群）。呈现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全面的碎片化（宗教从多神教转向一神教，一神教成立后又连续进行多次重大的分裂（东正教、新教），政权方面古希腊、古罗马早已灭亡，古代现代欧洲历史也分分合合呈现碎片化状态；族群也是，欧洲不少民族，才分化成立几百年。）但是这个文明的特点，就是总能‘借尸还魂’（今天引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无直接关系，但是却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文明渊源。就连基督教文明的诞生也跟今天西方文明的代表性主体日耳曼人无关，但是他们今天却成为基督教文明的主导者。甚至今天美洲、澳洲等广袤地区的原住民都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但是他们中有人今天却能理直气壮喊着让别的族群离开这些地方）。
    就华夏文明而言，特点就是全方位的一以贯之（历史、族群、价值观、文明），而实现文明从建立到现在一以贯之能的手段核心就是两条：精神领域保持持久的独特向善价值观，物质层面在实践领域选择了自强的道路。
    如果我们查看历史，维持文明持续的向善是极其困难的。文明强大时还好说。但是当文明进入衰弱期，面对惨烈的竞争和悲怆的命运，犹豫者有之，动摇者有之，转向者有之。当年春秋战国，虽然仅是内部的斗争，但经过几百年战乱，无善无恶论内生出来了，性恶论也出来了，以致最终性恶论为基调的法家一度占据主动，并助秦实现了第一次大一统。
    当历史进入19世纪后，在近代东西方文明核心力量进行的对抗结果出来后，实践的连续失败，使得很多中国人对华夏文明的信心不断动摇，从器不如人到制不如人，发展到对自身文明的信念的全面动摇，最终发展到一小撮人全面否定华夏文明、全盘西化、精神投降缴械为主基调的文明不如人的地步。
    即便到今天中国重新发展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在文明层面，依旧有一些人在盲目地自我批判，更多人在奋斗实践中犹豫，甚至还有一那么一小群早早对华夏文明失去信心的人，自我主动完成了精神被殖民。自我否定有之，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鼓吹崇拜有之，一切利益标准对错标准以精神宗主国利益及意志为准。这都是向善文明面对实践危机所遭遇到的生死存亡的考验。
    我们看到无论古今，每次面对重大危机，华夏文明几乎都出现了类似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华夏民族每次面临重大危机，都几乎出现严重的对文明价值观朝向的深度动摇现象。因此，何以能面对危机考验也能不忘初心呢？如何能改出危机并保持文明向善的本色呢？
    就是华夏文明特殊的‘自强’的实践路径。
    强为富强，而‘自’则有三层意思：
    自我，始终在寻求（并持久不断实现）自身富强（区别印度文明，历史上长期富而不强，持续被入侵殖民；也区别于某些削弱对手，使自己相对‘变强’）
    自主，是自主的掌握和寻求自身富强之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依赖外部。
    自生，物质层面的富强是来源自身，是内生性的。是以提高自我生产力水平，以此转化为高附加值劳动产品获取财富为主要路径的文明富强方式。（以建设、生产得利，劳动致富，区别与西方殖民主义传统，对外奴役掠夺实现大量物质财富的获得。以强权获得财富，强权是获得巨额财富的重要、甚至是主要方式。）
    ?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率先找到了新生产关系下形成更高生产力水平的方式。但是其文明特质显然不太‘喜欢’去习惯这种方式。西方近现代历史，强大的生产力伴随的是更广泛的殖民掠夺（中国古代，在生产力高度领先情况下，打通丝路仅仅依靠生产贸易就赚得盆满钵满，明清两朝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就将西班牙等西方殖民者在美洲获得的大量白银黄金纳入自己的口袋里）。2次大战以后，西方对这种强大（提高生产力以便更便利地公开掠夺）有所反思，转入了以高生产力在不公正的国际体制中，实现非暴力的掠夺方式。但是西方当下的霸主美国，连这种方式也不喜欢了，没几天就玩起金融掠夺的把戏，自我主动实现工业空心化。大规模放弃‘劳动致富’的实践路径。但是这种专注提高生产力致富的方式显然更适合华夏文明的自强特质。新中国仅用70年就追上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生产力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年就成为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排在前三的贸易对象，这显示了华夏文明的相关特质。
    我们可以从现实结果可以推论：在实现相同等级生产关系水平下，华夏文明因为自身特质，所拥有生产力在各文明中呈现最高的状态。【西方文明因为习惯性倾向殖民掠夺，形成不当路径依赖，在文明内部会分化对提高生产力的关注度，除非掠夺遭受现实重大的挫折，否则其内部阶段性提高生产力，形成与竞争目标的相对实力优势滞后，就会不自觉转向对外掠夺的实践路线。而印度文明特殊的婆罗门－种姓制稳态结构对整体提高生产力‘没兴趣’（关注的是来世）。而华夏文明几乎从一开始就呈现劳动致富，文化、贸易的和平交流为主要实践方式的文明路径选择。长期的执着关注，形成了和平的劳动（贸易）致富的绝强能力。】
    华夏文明的世俗性决定了生产力发展，技术发展，核心目的都是为了物质生活的吉祥。
    而不是宗教主导的文明，更倾向精神世界的需求（某种情况下反映出生产力无力满足广大人民更多的物质需求的相对性现实）
    自生的文明特色跟华夏文明价值观朝向有紧密的关系。是形成华夏文明朝向的关键实践因素，同时也是华夏文明价值观影响的重要结果。
    如果说自我强大是每个文明都心有所望。
    自主是每个文明自我存在的主动性使然。
    自生是华夏文明形成的极有特色的富强之法。
    华夏历朝复兴基本都靠自身强大、内部生产力自强实现，内生创造大量财富，即便对外贸易，也因超长期占据世界生产力高端和利润的核心之地，而从不考对外掠夺殖民，仅仅靠和平贸易就能实现海量利益。
    自强之道契合了乾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向善之道又契合坤道，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
    华夏文明的活的灵魂就是乾坤之道的自洽状态——“自强向善”
    ?
    自强是华夏文明活的躯体，向善是华夏文明活的灵魂
    ?
    ?
    -------------------------------------

    [16]《左传 庄公十一年》
    章节分割符---------------------------------------------------------------------------------
    第二章黄河之水天上来
    华夏文明诞生于大禹治水！
    ?
    ?一、理念部分
    ? ? ? ? 1、（人－他人）与（自然－人）
    人类居住在这个世界上，时刻面临两大类问题的考验：
    1）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人－他人）；
    2）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人）。
    人类几乎所有的历史，以及所有实践以及实现的进步都围绕这两类问题展开。所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17]。几乎一言以尽人存在于世间的各个方面。
    这两类问题是人类每时每刻都面对的现实、甚至挑战。如果我们把这两类问题更进一步探讨，能看到它们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
    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他人），既可以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也可以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还可以是群体与群体的关系。对具体个人而言，这个关系状态往往呈现为多层状态的重叠（比如一个人即是儿子，又是雇员，还是个中国人等等），以及关系状态随着时间线的推进而出现不断的变化。（比如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因此（人－他人）的关系是人类内部的问题。
    人类内部的问题被人类自身特质所决定。人的情感，人的智慧，人的意志等等都是应对这类问题的重要工具和抓手。因此我们有时会因为情感而喜恶他人，而不会用所谓纯粹的理性思维来衡量得失；我们也会因智慧，获得超越现实能力的超额回报；甚至在某些时候和条件下，仅仅使用人类智慧手段就能从他人那里获得巨大的利益（比如迷惑、欺骗、误导他人、二桃杀三士、三人成虎等等）。这里现象及事例在人类历史中比比皆是：
    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感情超越了理性；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18]"历史上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案例，显示出智慧在人类之间最高级的‘奋斗’中能掩盖、弥补甚至超越自身的短板，获得人类间斗争的最终胜利。
    因为（人－他人）的关系是人类内部问题并受到人类特质影响。所以人们基于自身利益及族群认同的不同及变迁，而能选择不同的应对手段及方式。
    人们面对同样问题，可以选择斗争到底，也可以选择妥协、逃跑、投降、背叛。
    在与他人的关系的不同具体场景中，这些不同的应对策略似乎总会有一种呈现出自我利益实现最大化的结果。
    因此在人类之间的“奋斗”史中，自身物理层面的强大固然是实践追求的根本。但是物理世界的弱者，通过追求智慧及意志的强大，未尝不能在特定条件下获得超额的现实利益。比如三国的蜀国，在实力最弱情况下能获得一定时期三足鼎立的现实结果，智慧与意志的作用功不可没。又如冷战时期，斗争的双方可以最终不用物理征服，依靠战略欺骗、政治信念的动摇、意识形态的颠覆就能实现博弈的胜负。【我们或许可以更明确地说：在具体（人－他人）关系状态中，无论占据主导或主动地位的是主体还是客体，他都是人。在（人－他人）关系中，人是始终的主导者。所以在这类关系中，?意志、智慧、情感这类人类特有的存在，可以有条件地成为人类之间关系状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但是人类之间的这个游戏规则，在面对（自然－人）关系中，很大程度是失效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19]
    天地自然的规则是不受人类的喜恶爱憎而会有所改变的。洪水不会分辨谁是富人穷人，病毒细菌更不会讨论那个族群表现的聪明、那个族群表现愚蠢；山崩地裂、风雷雨雪、天地之威不会因为你机智超人而退避三舍，不会因为你哀求、投降，而对你施舍一丝怜悯，它更不会以是否能最终实现凌驾人类而欢欣鼓舞或悲伤沮丧。
    大自然没有情感，没有智慧，且至今为止在（自然－人）关系中，大自然始终是主要决定者。因此人类用内部斗争的符合情感、意志、智慧特质的策略去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几乎是毫无意义和结果的。
    面对大自然，人类感动不了她，说服不了她、诱惑不了她、误导不了她、欺骗不了她、威胁不了她，甚至消灭不了她！大自然以自身的规则和标准对（自然－人）的关系以决定性规范。
    人类能达成自然给予我们展示的规则及标准，人类就能与自然共存。否则就会被自然“残酷”地决定。人类的情感、意志、智慧的唯一正确使用方法，就是找出并认清大自然的规则，以及人类现有能力最佳达成这个规则的方法，以坚决专注的意志加以实现之。
    如果说人类之间的‘奋斗’，在绝大部情况下，由人类智慧、情感和意志来主导。那么人面对大自然时，大自然具象出得具体规则、标准则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达到自然的规则、标准，人类就能愉快地与自然共存于世，达不到大自然的标准，人类就必然存在于大自然给予的失败及苦难之中。（关系由谁主导，就需要适应主导者特质的策略应对）这就是人类面对两大主要关系的最大差别。
    从这个层面而言，人类面对大自然时，个体、群体还是人作为人类一个整体，对大自然而言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对人类而言：到底是个体、群体还是人类整体来应对大自然的考验更有效？到底是个体、群体还是人类整体来应对，会更易达成自然的规则标准？历史显示，不同的选择，显然答案是不一样的.
    ?
    2、华夏文明诞生之初就选择处理（自然－人）的关系为文明主要发展方向
    大禹治水至今有4000多年，其事件内容虽然被认为是‘传说’，但是事件本身却是‘事实’。（见本章之后论述）由于距今过于久远，资料极其匮乏，我们既无法完整认识当时的历史全貌，也无法用共情之心充分理解大禹治水事件对于当时华夏文明产生了如何的重大意义。
    何以能将大禹治水作为华夏文明诞生的标志性事件？笔者一直觉得要实现这个论证是非常困难的。直到2019年底新冠疫情（成书时疫情起源科学溯源未完成）开始席卷全球后，这个难题一朝而解。
    面对百年一遇的世界大流行瘟疫灾难，笔者虽然没有像冲在一线的英雄们（广大医务工作者们、社区工作者们、快递小哥们、坚持在各自岗位的劳动者们...），为我们的民族、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甚至做出巨大牺牲。笔者只是跟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响应号召宅在家里近三个月。其间，透过网络看到疫情蔓延全球后，世界各国逐步展现出的抗疫表现。尤其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过程、结果出现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对比结果不仅深刻教育了全体人类、改变了既有国际格局，更用一个震撼世人的鲜活事实作为坚强的实证来证实了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事件在华夏文明史上，所具备的重大意义，以及所应占据的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就如4000多年前一样，全世界的各个人类族群，在今天都同时面对了一场重大的灾难。也几乎跟4000年前一样。不同的文明几乎用当年同样的方式选择了如何应对灾难，于是我们几乎得到了4000多年前几乎一样的结果。
    4000年前当人类共同面对大洪水威胁时，人类几乎只有华夏先祖一支族群，采取了团结起来，用所在时代最先进的技术生产能力、组织领导能力与极大的族群共同意志力与天灾抗争，他们锲而不舍、屡败屡战、绝不投降，最终为整个文明赢得自然的考验，生存下来。而其他绝大部分人类族群，几乎都是少数人抛弃族群成员，或登高而避或造船各自逃命，让他们的族群的绝大部分成员面对大自然无情的荡涤。
    4000年后，当人类整体又一次面对全球性大流行瘟疫考验时。当年团结治水的继续团结抗疫；当年各自逃命的今天开始搞‘群体免疫’（2020年3月1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冠疫情是这一代人遇到的最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坦白地说，更多家庭将有亲人夭折。”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Patrick Vallance）随后2020年3月13日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大约60%的英国人将需要感染新冠病毒，以使社会对未来的疫情具有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放弃救治老年人、甚至要求老年人为国家牺牲（2020年4月7日，英媒报道称英国多地养老院及诊所向患者发放“放弃急救同意书”，要求身体不好的老年人承诺，若感染新冠病毒，病情恶化时不会叫救护车。2020年3月23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副州长帕特里克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没有人问过我，如果作为一个老年人，你是否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美国经济的繁荣，如果这是交换条件的话，我完全同意。”），一部分人以抗议隔离就是侵犯个人自由和人权，将族群整体生死存亡的重大利益放在了自己的对立面（在确诊人数仅70多万人时，美国多地民众就开始要求解禁，在2020年4月30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大批抗议者持武器进入州议会大厦要求解禁）。
    人类的发达程度经过4000多年以来的发展，已经得到无与伦比的提高，但是某些人类群体的勇气、智慧、毅力和良善比4000年前并没有增加多少。
    记得2020年2月初，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全国人民宅在家里，看着每天报告的感染人数、死亡人数节节升高，笔者自己的内心也是充斥着某种程度的惶恐：一天天的，从不断增长的数据中，只看到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仿佛看不到局面的好转，加上偶尔看到西方媒体预期中国防疫崩溃的冷嘲热讽，有段时间，笔者对我们国家是否能实现抗疫的成功的信心，产生了动摇。直到中国4月基本控制住疫情后，回头再看自己当时信心动摇的心路历程，不仅感到有些可笑和自嘲。
    由此可以转念想到，在21世纪这么发达社会里，在家宅着，好吃好喝、看着电视，玩着手机，打着游戏，还能对抗疫失去信心。那么4000年前，处于莽荒的华夏先祖们，拿着石斧、木铲，面对滔天洪水，不断抗争不断失败继续抗争...族群随时可能被天灾团灭，失败接连不断，成功遥遥无期，这需要整个族群具备多么强大的意志才能坚持下来呀！那曾是怎么伟大的历史啊！
    ?今天当中国率先赢得抗疫的重大胜利，实现这个千年级别巨大功业，所体现出的华夏现代文明所具备的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历史传承且符合时代要求的、有效的社会基层结构及基层组织能力）、先进生产技术能力（强大的制造能力、先进有效的技术研发能力、网络信息时代领先的社会生产生活形态）、无比坚韧的群体意志力（斗争到底绝不投降的意志、团结一致，匹夫有责的集体主义精神、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坚决抗疫的行动），这些是我们实现抗疫胜利的核心因素。
    当下，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疫情，深刻改变了国际格局。抗疫的不同方式方法造就了不同的结果。在中美博弈的重大历史关头，新冠病毒不偏不倚给出的考题，经过中美两国不同的解答，造就了中美力量的对比的重大变化。中国超越大部分国家想象的抗疫行动结果给人类以巨大的榜样示范作用。
    我们不由想到，4000年前华夏先民，在那样蛮荒的时代选择团结起来抗击洪水，并最终获得胜利。这对当时所有能观察到这个事件的人类族群产生多么巨大的心理冲击！治水成功这个巨大功业形成的榜样力量给予了华夏一族以及其周边族群何以震撼的感受！
    今天的抗疫胜利，作为坚实证据，来帮助今天的我们去更深刻的认识，并予以推论理解4000年前华夏文明曾实现的浩大功业，战胜同样天灾的大洪水的根本原因。 ?
    大禹治水为此形成的巨大功业以及以此扩展出的庞大的政治功绩及社会影响力，或许就是推动有夏一朝得以建立，开启华夏历史新阶段的决定性事件。
    大禹治水的成功，其所反映的华夏先民在主观、客观具备让实践产生重大效能的关键因素，得以被后人主观能动地坚持传承下来，并形成了华夏文明最核心的那部分内容。
    华夏文明从某个角度而言，从大禹治水开始，我们追求的人生真正的最伟大功业，就已经脱离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浅薄趣味，而进入了与天、地奋斗其乐无穷的星辰大海征途（以更加严肃的角度：华夏先民或许经过治水的实践，发现以人类自己的智慧主导并获得与他人斗争的胜利，只不过是人存于世的小道而已，是人类面临一般性、低程度威胁的生存状态，因为智慧与情感能占据主导的胜利能算什么真正的胜利呢！
    人类面对自然毫不留情的主导性规则与标准，人类处在被决定的位置获得‘奋斗’的胜利，那才是真正的胜利，才是更重大意义上的胜利！
    对华夏先民而言，与天地奋斗的这个斗争层次才是更需要直面关注的斗争，因为这是不受人类主导的斗争，是人处于被决定者不利地位下的斗争。是人真正被全面考验的斗争。是人类作为整体，无论是族群还是文明从生到死，都无时无刻面临生死存亡的终极考验。）。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刍狗是否就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了？
    从大禹开始，华夏人发现答案并不是这样了（人在被决定的位置，也可以寻求伟大胜利）。不断面对大自然对自己的考验，并赢得胜利，才是人类追求永存的最高级的斗争考验。与人斗，智慧或许能抹平现实的短板，但是与天斗，智慧则必须服从现实。组织无力就无法动员最广泛的力量；技术低下，抗争就只能寻求更低标准的结果；意志薄弱、三心二意更是让处于被主导地位的人类分散自己抗争的意志。面对大自然的考验，人类任何的智慧都抹不平现实短板，任何主要方面的短板都是致命的所在。
    面对天地之力，人类必须团结起来形成最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用最强大先进的生产技术能力，用永不服输坚持到底的强大集体意志，才能通过大自然对人类的考验，实现人与自然愉快共存的最终实践目标（天人合一）。
    不少人曾说过，现代人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
    敬畏什么？为什么敬畏？
    一些人把对自然的敬畏与乐于天地奋斗对立起来。他们把敬畏的结果理解为，畏惧危机，逃避挑战，向困难投降，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出人类面对大自然（或者说面对一切强于自己者）的敬畏之心。
    敬畏自然与自然奋斗是没有冲突的。人类的屈服顺从或是反抗斗争，成功或是失败，存在或是灭亡，对天地而言都只是无意义的存在而已。而对人类自己而言，所有好的理念都是为了使人活得更好。面对大自然的考验，任何逃避、投降都毫无意义，必然是失败的结果。人类必须用正确的方式全力应对挑战，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状态。才能获得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
    所以这里，真正地敬畏自然，指的是深刻认识到并诚心承认大自然在（自然－人）关系中的主导权。唯有此，面对大自然对人类的重大考验时，人类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态度，才能专心致志采取正确的方法应对大自然对人类的挑战。
    ?
    上升到人类历史角度，以应对人与自然的问题为主要方向的文明发展方向选择，这是让人类永存的唯一可能路径。因为人与人的斗争，绝大概率最终胜利的还是人。但是面对自然的考验，人类一旦全面失败，就会湮灭在无垠的宇宙中。
    华夏文明在其早期关键节点，遭遇到数万年一遇级别的自然灾难。但是他们成功应对了天灾考验，从而使我们的先辈获得一次重大的实践经验，并对此深刻反思认识，最终诞生出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从诞生开始，就把文明所应该应对的最高挑战指向大自然对人的考验。华夏文明诞生之始就将自身最高关注指向了星辰大海.
    -----------------------
    [18]孙子《孙子兵法》
    [19]老子《道德经》
    二、华夏文明的诞生
    ?
    1、华夏文明孕育期
    华夏文明经历上万年漫长的文明孕育期，诞生于大禹治水之时
    “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20]。
    大禹治水，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不仅对华夏文明，甚至对整个人类文明历史而言，都具备重大独特性意义。它是对之前上万年华夏先民的精彩实践历史积淀的一次大总结、大显现。是华夏先民从无意识的被动应对生存的历史阶段，向主观能动选择文明发展方向的重大历史转折节点。华夏文明经过此役，由之前具象的文化层面一举升华到文明层面，由此初步确立了华夏文明的实践朝向，并形成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在文明实践路径最大差异（特殊性），为此大禹治水成为其中一个关键历史事件。
    这件特殊的历史事件，作为整个人类的文明早期最重要的实践功绩，有力地促使华夏先民坚定地确立了自身文明的主要形态，并极大的指导了之后华夏历史的主要实践路径。
    这里我们谈的‘诞生’，并不是说华夏文明‘开始’与大禹治水之时，因为一个生命的诞生，总是经历或多或少时间的孕育后，才能脱离胎儿状态，‘显现’出自身独立存世的状态。
    ?
    所以，说‘华夏文明诞生于大禹治水’等于说‘大禹治水之前漫长的华夏历史孕育造就了华夏文明的鲜活生命’。
    从另一个角度说，大禹治水是华夏远古先民长期实践精华的必然结果（集大成者）。尽管由于历史过于悠远，能存世至今的材料已经非常有限。但是文明孕育期获得的实践‘基因’，决定了文明最终诞生的主要形态。因此，讨论鲜活的华夏文明的内在结构及演化历史，就不得不对文明孕育期进行一定的讨论.
    ?
    1)、“满天星斗”的历史现状
    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可以推测，在旧、新石器时期，在华夏大地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无数远古先民族群。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或基于地理交通便利或基于血缘、亲缘关系密切等因素，或生产生活习俗类似等等各种原因，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在一定地域内类同的文化区域。
    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经过岁月漫长的筛选，逐渐演化成所在地区的强势文化而被这个地区的大部分族群接受。
    而这些强势文化中的一部分，则经过一系列特定的历史经历，最终成为华夏文明诞生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就如漫天星辰不知凡几，但是最终构成北斗的就是那么几颗星辰。
    这就是笔者理解下的华夏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格局[21]” ，以此，我们才能较为准确的理解，华夏文明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下诞生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环境，分几个层次谈：
    （1）、华夏文明多元起源
    ????根据至今为止诸多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结果，中国考古学界的苏秉琦先生据此提出地区、系类型理论，将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划分为六大区系（1、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2.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3.以洞庭湖及其邻近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一级面向太平洋的三大区，4.以山东及其邻近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5.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近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22]）.
    以此，站在本书文明诞生这个视角起点上，从对华夏文明主要起源有重大影响的角度而言，笔者将这六大区系浓缩为华夏文明主要地三个半来源地域。三大来源地域即辽河流域为核心的北方文化起源地；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黄河流域起源地（又分为中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及下游的东夷地区）；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南方文化起源地；半个来源是西南三星堆为代表的西南文化起源地（笔者认为依据现有考古发现及研究，还未有效厘清该西南地区早期文化与其他主要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三星堆代表的文化很可能是地理原因，限制了与其他文化地区较为紧密的交流。因此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和记录，来较为明晰说明其对华夏文明具体影响的历史，故此本文将其列为半个）。
    （2）、每个起源地曾经多元文化杂居的现实
    ???不仅仅是华夏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华夏大地上每个区域内，不仅仅存在我们上面讨论的“祖先溯源”所涉及的相关文化及族群。而是并存大量的其他类型文化的族群。可以说华夏文明起源不仅多元，在文明起源的整个时代，呈现大量不同文化如“满天星斗”一般并存华夏之地的景象。他们经过漫长的历史，才逐渐融合成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是大熔炉的产物，而各文化区系也都是熔炉。[23]
    通过满天星斗的早期族群分布样式进行猜测、推论：当时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领土的观念以及实际控制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是不同的。首先控制领土的主体基本应该是各个部落，部落联盟更多只是个虚化的政治意义，即便对比之后的分封制，主导型部落也缺少指挥整个部落联盟的手段和能力，极其松散的部落联盟应该更多呈现出一个相当虚化的政治象征意义的联盟。
    由于早期农耕族群大量伴随半迁徙活动形态（商朝国都都迁移多次），因此早期疆域的概念是伴随部落主要活动范围，以对自己族群生存有益的领地才有明显的控制欲望。因此领地的概念很可能以点、线、面方式构成的（居住点、资源点、战略要点；迁徙路线、运输路线、水道等；耕地、牧场、渔场、林场、狩猎场等），而各个族群基本只对自己有限活动地区进行了控制，由于华夏大地极其广大，在早期部落人口规模不大，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只需要较小的活动区域就能满足生存，除非本地资源完全枯竭，不得不远程迁徙。
    但是随着族群的扩大，以及生产能力的扩大，族群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不同族群相互接触的概率及频次越发增加。不同的族群及不同文化类型的族群开始频密的接触。他们之间开始了或相互学习，或相互斗争的生存样式。
    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是不同部落最初的文化差异，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随着族群活动范围的扩大，相邻的部落活动范围紧密衔接一起，甚至可能出现了不同方式相互重叠共存一个区域的现象，比如同一地区的山民和山外面的农耕族群，形成了各自特色的活动地域，比如一地的农耕族群与偶尔转场路过的游牧群体由于共存与一个较大的地域之中，活动范围和生活生产样式逐渐固化并形成了自己不同的文化特色。
    ?这些早期族群共存华夏大地，就是满天星斗，他们有些直接融入进华夏文明，有些在历史中湮灭了，有些离开了祖居地而成为以后历史中其他族群、文化的祖先。
    ?
    （3）、同类型文化内部存在复杂关系
    ???对于华夏文明起源涉及考古学划分出主要的六大区系来源，我们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这个类型的文明内所有的族群是“一体的”。
    ??同类文化地域内部，或许有一些大的强势部落或强势的松散部落联盟，但是在实现政治一体化之前，同区系文化内部各个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他们可能是联盟，可能只是相交淡如水的朋友，可能存在强制从属，可能只是千百年不交集的陌生人，甚至他们还可能是敌人。
    我们今天考古出的新旧石器类同的文化，只是更多表明他们当时具备相互类同的生活、生产方式，而不代表他们都有相同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
    他们最终是合而为一，或是通过极其漫长的文化交流融合历史，或是政治强力导致的族群兼并，或者是面临现实考验下的优胜劣汰结果。
    ?
    通过上面三个层面，我们才能较为充分的理解居于华夏的远古先民，以怎样的满天星斗的现实状态来孕育华夏文明的。以此我们就能对华夏文明诞生前得一些历史传闻，以更为准确的方式去理解它们更接近真实的状态。
    ?
    -----------------------------
    [20]《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苏秉琦著，赵汀阳、王星选编中信出版社2016.11第1版? p84?）
    [21]《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第二章章名?
    [22]《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p84?
    [23]《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P19?
    2）、华夏文明多元起源的现实
    ???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多地域、多族群、多文化）。这些多元文化通过互相日益密切的交流融合，到大禹华夏文明正式诞生为止，整个文明孕育期主要发生于距今6000年～距今4000年这段时间内，它经历了以下几段主要的历史过程
    ?
    （1）、华、夏两大文化（族群）的交流及融合（距今6000~4500年前后）
    根据大量考古证据及以此作出的推论，一些专家认为北方文化及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文化，是构成华夏文明（华夏一族最初源头）最初的主体：
    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作为北方地区社会发展相对领先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影响范围逐渐向四周扩展，最终这支文化其中最具代表的一支族群（笔者采信部分学者认为的红山文化所在区域就是黄帝所在族群祖居之地的观点。相传黄帝族群以熊、龙、龟、云、鸟等为图腾，在红山文化出土文物里基本都出土了相关形象物品，比如玉龟、玉鸟、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等，尤其赤峰出土的大型碧玉C型龙，显示红山文化最显著的两个文化特征：玉文化及龙文化，红山文化出土器物以玉器及彩陶为特色，其陶器结合龙文化，在陶器上出现了龙鳞纹。）向南扩展文化影响力至太原盆地， 其在翼北地区与从黄河中游向四周扩展影响力而北上的仰韶文化一支强大的农耕族群—华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居于华山之侧，华族以花为图腾（出土玫瑰花图案彩陶），故称为华。华山可能以华族而命名。】正面相遇。

    华族是黄河中游一支强大的农耕族群，其文化影响范围“北到河套、南到汉江、东到京广路以东，西到渭河上游”[24]，两个强大文化相遇后在山西、河北一带进行了长期（上千年）较为深刻充分的交流和融合（距今6000~5000年前后）。在还未实现政治统一体之前，两大文化代表的族群通过这个千年大交流期先完成了极其广泛和密切的文化交流，以至于最终实现了文化乃至政治身份认同的深度交流。
    基于生产力角度，当时接近于实现完全农耕的华族，相对生产方式还是农牧渔猎间杂的夏人先族（即黄/帝先族）处于更高水平，因此这支仰-韶文化族群的文化对红山文化族群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和改造（?辽宁东山嘴发现距今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出土玉龙。在张家口蔚县一带发现中原仰-韶文化完整玫瑰花图案彩陶以及北方红-山文化龙鳞纹陶器。
    当然，换个角度，我们可以说，红-山文化下的这支族群（黄/帝先族、夏人先族）在距今5000年左右就开始呈现出一种，坚持自己核心文化前提下的，对先进文化主动汲取并积极改造自身的独特文化气质。这种气质在随后的岁月开始对其他地区族群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由于中原华族凭借更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得这个1000多年的文化融合，更倾向于仰韶文化在更多领域对红山文化进行了影响和改造。
    
    红山C型龙

    
    仰韶花纹彩陶
    ?
    这个融合结果虽然确定了华族的农耕文化在融合后的新文化里的重要地位。但是在 辽西上游，通过长期大量吸收华族优秀文化，进行了自我改造的这个崭新强大的辽西新文化族群（黄帝本族）诞生，（“这个族群所在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附近，又连续“发现了六处埋藏成组大件商周之际的青铜礼器坑，按东北－西南方向连城一线，达几十公里之长。这又进一步说明该范围内曾至少在两三千年间作为原始宗教性的社会活动场所。[26]”这个时间线上符合要求的唯有黄帝）。却让华族没能在华、夏两族最终完全融合的过程中占据主导.

    黄帝一族在坚持了自己的传统核心文化的同时，主动汲取了华族先进生产力文化，这种强大的自我主动革新意识，反映出黄帝一族具备的相对更强大的政治信念与行动力。因此，从距今5000年～距今4500年左右，炎、黄两族的关系由之前文化深度融合向政治融合（族群融合）迈进.
    最终，在两族从文化共同体走向最终必然的政治共同体之时，为了争夺新共同体的主导权，两族（炎帝所代表的华族，黄帝所代表的夏人）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逐鹿之战、阪泉之战），炎帝所在华族战败，黄帝所在夏人得到主导性权力。至此，华夏族首次合为一体。
    （2）、华、夏、东夷、南蛮之间的千年大交流期（距今6000年～距今5000年左右）
    在华、夏两族还在千年文化交流融合（距今6000年～距今5000年左右）过程中，在整个现今中国版图上，对后世华夏文明诞生起重大影响的，主要存在四大文化族群，一是北方红山文化（距今6000~5000年）的夏人先族，二是黄河中游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的华族先族，三是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距今6500~4500年）代表的东夷先族，四是长江中游大溪文化（距今6400~5300年）及屈家岭文化（距今5300~4600年）代表的南蛮先族。
    这四大较为先进的新石器文化族群，以华族所在中原地区为中心，呈现出较为广泛的相互间的文化交流的现象。其中，华族地理位置居中， 凭借地利之便及自身先进的农耕文化，向四周进行了积极的文化扩张，因此其作为当时文化交流的中心，对其他三族都呈现不同程度的文化影响力。所以在千年文化交流史中，占据主动地位的华族，其文化传统中积累下丰富的文化交流、文化融合因素及经验。
    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北方红山文化的夏人先族，则将其起源的玉文化、龙文化的影响，一路向南方扩张。最终，众所周知的是，玉文化与龙文化成为整个中国的最核心的文化样式。（玉文化、龙文化更多反映意识形态领域，或更一步说，反映了政治领域的先进理念。玉文化、龙文化被各族普遍接受，这预示夏人先族在政治理念及制度上一定呈现出某种所在时代独特的先进性。）更为重要的是，北方红山文化这支夏人先族族群，拥有非常独特的拿来主义气质，他们一边坚持自己玉文化、龙文化所折射出的强大政治理念及政治行动力，一边主动汲取其他文化先进部分，积极改造自身文化样式。这已经超越了文化交流的一般状态。
    于是在这个时期，在各主要族群之间显现的大多只是文化交流状态时，在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文化互动中（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政治理念及行动力），则产生了更进一步的结果——文化融合。
    于是在（距今6000~5000年）文化大交流的结果之一就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各个主要起源地区文化大都先后产生了巨变。
    中原仰韶文化在豫西地区、豫东地区演化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距今4900~4800年）， 进而分化为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河南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陕西龙山文化，陕西泾、渭流域（距今4300~4000年），晋西南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距今4500~3900年）;
    北方红山文化演化为小河沿文化 （距今5000~4500年），
    长江中游大溪文化（距今6400~5300年）演化出屈家岭文化（距今5300~4600年），然后又演化出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4000年）
    山东大汶口文化则演变为山东龙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
    而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的后裔经间接传来的华族农耕文化及夏人龙、玉为代表的政治理念的洗礼，诞生出璀璨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通过上面这些考古发现的远古文化遗存，以及通过科学手段对这些文化遗存确定的年代。我们看到经过近1000年左右相互密切的文化交流，产生了几大重要成果：
    l?最大成果：我们看到华、夏两族，几乎同步在距今5000左右开始了一次文化大改变，即前文所说的，从文化交流融合阶段向政治（族群）融合阶段转化；
    l?这个大交流的另一个大成果就是汲取四大族群先进方面，在长江下游诞生了一个先进的文化族群——良渚文化（经仰韶文化影响下的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顺江而下，在长江下游地区，与南下的汇合了北方红山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碰撞融合。）
    l?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经过北方华族文化冲击，衍生了屈家岭文化。
    l?黄河下游山东地区的东夷文化保持了强大的独立性（大汶口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自信，也可以称之文化保守，但是它与主动自我改变的夏人比较，呈现出鲜明对比性。
    3）、华、夏族政治（族群）融合期（距今5000~4500年），华、夏文化与其他主要文化之间的关系演化：
    ??????华、夏族融合
    华、夏两族从距今5000左右开始，进入政治融合阶段，并在距今4500年左右产生了最终结果，炎黄之战，华夏族完成最终政治融合。两族的融合，是生产力先进的华族，与政治理念及制度先进的夏人的强强联手，导致华夏族实力1+1大于2。实力的大幅增加，对周边族群的压力和影响可想而知，这可以从直接接壤华夏族地域的黄河下游的东夷族和长江中游南蛮族文化变迁看到。
    华、夏族与南蛮族
    长江中游南蛮族在距今4600～4000年进入石家河文化阶段。面对华夏族的融合，南蛮一族通过与北方的文化交流，很明确感受到带给自己的压力，迫使其文化不断向前演化。
    ?
    华、夏族与东夷族
    在前一个千年大交流期时代，世居山东，展现出“顽固”的文化自信心及独立性的东夷族（"从地图上看，以关中豫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同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化，两者间距离要比关中同山东半岛之间的距离远好多，但从仰韶文化“玫瑰花”的传布、影响看，前者比后者显著很多，结果也不一样。前者是融合在红山文化中，成为当地文化因素之一；后者则不然，仅是“外来品”而已，并没有落地生根。所以，仰韶与红山可以比作兄弟，而仰韶与大汶口仅是近邻而已。[27]"?），没能在华夏两族融合这段最后的时间窗口（距今5000~4500年）进行有效自我变革。待华夏族完成融合，实力骤增后，居于华夏族卧榻之侧的东夷族，不得不直面强大政治能力夏人领导下的华夏族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以及华夏族融合实力壮大形成外溢效应带来的必然的两族利益矛盾甚至冲突。
    东夷族与刚成立的华夏族的矛盾于是一触即发。演化为激烈的军事博弈。具备极强文化自信且军事力量强大的东夷族，在其最强一族蚩尤带领下与炎黄族爆发持续战争。炎黄族集原有两族之力，最终堪堪击败东夷联军。
    随后作为领导者的夏人（黄帝），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处理了战后事宜，直接诛杀东夷联军蚩尤族头脑，流放其部族，并派出一部夏人进入山东东夷族领地驻守。于是，山东东夷故地，由原本东夷族文化主导，变成华夏族派部监控下的“特区”文化，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向山东龙山文化的转折。
    华、夏族与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起源于千年大交流期，是千年文化大交流的重大成果之一。他从中原华族，以及长江中游南蛮族那里得到先进农耕文化，以及北方文化龙、玉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政治（含宗教）理念和制度。在长江下游诞生出璀璨的良渚文化。它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玉文化及强大的宗教巫觋文化，显示出在政治理念和体制上更进一步的发展；它发展出超大规模水利设施，及巨大的聚居城市，显示出超强的农耕定居生产能力，直接大幅超越了仰韶时期的华族农耕能力。【浙江杭州发现的反山遗址，发掘出巨大规模的良渚古城遗址（碳14测定城墙距今4300-4500年），以及在城址周边发现巨大的水利系统（水坝建设时期距今4700-5100年）。这个水利系统由11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大致估算，这个水利系统形成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水库，库容量超过6000万立方米。根据考古专家们计算，仅人工堤坝的总土方量即有260万方】
    由于良渚的主要地域与华夏族核心领地（中原）没有接壤，没有面对华夏族融合时期带给周边的直面压力。
    良渚文化直接面对的是北面保持独立状态的东夷族，以及西面与自己有相当亲缘和文化关系的长江中游南蛮族文化，这导致它避免了东夷族与华夏族直接利益博弈的类似麻烦，而能专心致志发展自己。 ?
    而对华夏族而言，在距今5000~4500年之间两族忙着政治（族群）融合，而距今4500~4000之间（即黄帝到大禹这段时期），两族不仅要巩固华夏族融合成果，还要一边监督防止“顽固”坚持自我的东夷各族叛乱，一边不断推进东夷族与华夏族的融合，以此缓慢消化“吞并”山东东夷领地的成果。
    虽然此时华夏族半实控下的东夷族故地与良渚文化接壤，但是华夏族此时，以同化东夷为更重要的政治战略目标，因此与良渚文化没有重大利益冲突，华夏族就更多是站在文化交流的角度与良渚文化进行了大量交流（整个良渚文化时期，前期各地文化汇集向良渚，良渚发展巅峰期后，良渚文化开始大规模反哺其他各地文化），于是我们看到大量考古证据，良渚文化从其他文化学习并反超的先进部分开始反哺华夏（尤其是通过东夷领地进入中原），比如青出于蓝的玉文化，比如以良渚玉璧、玉琮、玉钺为核心形成的礼器及所反映出的礼制，以及其所蕴含的理念【玉器源于北方文化，在良渚文化这里发扬光大，并从红山玉文化的玉璧、玉镯、以及各地象征首领权力的石钺，发展出以玉璧、玉琮、玉钺为核心礼器的礼制制度，这里已经显现出非常完整的天地人三才概念，玉璧形圆，象征天，玉琮由良渚人根据镯子形状改造为外方内圆之物，象征地，并有沟通天地之能。玉钺代表王权，象征人。我们可以判断，尽管并不一定是从良渚文化这里起源，但是经良渚之手，华夏文明后世天地人三位的观念，以非常制式化的宗教（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固化，并回哺给当时的华夏族】。良渚出土的神徽为代表的巫觋文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刻在象征王权的玉钺上的良渚神徽
    【这是之后饕餮纹、兽面纹的原出处，良渚遗址曾出土很多刻有神徽的玉礼器（玉钺、玉琮等） ，这种人兽结合的神徽，刻在祭祀用的玉礼器上，已经显示出人已经能出现在与天地沟通的神圣场景中。这里反应，在祭神、祭天的宗教活动中，人已经介入到神的领域。这里显示良渚的部族首领，同时关注（掌握）王权或神权。考虑到之前考古证据显示，在良渚之前，神权和王权的分离是一种普遍形态，比如北方红山文化，在辽西发掘出的延续两三千年的东山嘴祭坛，在其所在地域“从喀左到凌源，横跨几十公里范围内，除掉这类特征鲜明的遗迹之外，极少同一时期一般聚落或墓地[28]”?.所反映出大型宗教仪式远离聚居地，这意味着世俗权力的部落首领不可能长期脱离部族去祭祀。而到了良渚文化这里，宗教活动场所靠近大型聚居地，同时出土的若干高等级墓葬，出现代表最高神权的祭祀礼器与代表王权的玉钺共存一穴，表明当时良渚政治制度已经发展到首领既是王，又是大巫的状态。神权和王权的统一，代表了一种先进于时代的创新理念及体制。他导致了政治权力更加集中。这种集中客观结果就是政治组织能力，行动能力，及行动效率的提升。而这种提升，正是良渚文化，庞大水利工程及聚居地以及先进农耕能力得以实现的根源。这种先进的理念及所体现出理念的礼制，很快就开始向北方传播，并对华夏族之后的政治体制产生巨大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个影响的最大成果，就对强烈拿来主义的黄帝一族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刻地影响和改造。我们可以从《史记五帝本纪》看，记录得从黄帝开始的五大帝，全部都是巫。良渚的神权、王权合一先进理念，对其他各地族群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对黄帝代表的夏人，很可能促使夏人的宗教、政治制度，从原有的神权、王权分离的传统样式，迅速转向神权、王权合一的新模式转型。而夏人的这种政治体制的转型变革，又使得黄帝一族的政治行动力大幅提高，并迅速赢得了与华族、东夷斗争的胜利。所以良渚神徽所反映出的重大的思想变革、体制变革、社会变革，就成为之后华夏族崇尚的东西，这或许就是饕餮纹在之后历朝都流传，尤其在夏商周盛行的核心原因之一】，以及其反映的出的崭新的先进的政治、宗教理念。这些都是根据考古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么那些不容易考古发掘到的领域，比如先进生产技术、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文化、政治理念的各个现实细节等也必然流向华夏族。前面我们说到夏人具备独特的拿来主义文化气质，此时在夏人为主要领导下的华夏族对此展开新一轮的文化吸纳及文化的自我改造。
    华夏族与良渚文化的这次文化大交流，在那场世界性大洪水来临之前，对华夏文化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结果。
    此时组成华夏族的三大部分（距今4500年左右）：
    华族具备先进农耕文化及丰富的文化交流融合经验（经济生产生活领域）；
    夏人具备强大政治理念及能力及自我改造精神（政治、宗教、文化意识形态领域）；
    部分融入华夏的东夷族展现出坚定执着的意志品格以及强大的军事能力（军事能力及人的性格特质）；
    此时，组成华夏族的三大部分族群，以及他们原有文化带来的深刻文化特质都融合进了华夏族新的文化之中。
    而良渚文化先进的政治宗教理念、先进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及农耕能力流入华夏，都以倍增器的形式，强化了此时华夏族三大部的各自特质。
    大规模水利设施的制造和利用，不仅仅大幅度提高了华夏族农耕能力，其反映出的大规模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大型水利设施建造及大型城市建造，都对该族群的政治动员，生产组织、技术水平、军事动员都产生了更高的要求，而良渚神权王权归一的重大创新，则从政治层面对此进行了有效地促进。
    我们可以判断经过良渚文化的反哺，华夏族各重大能力得到全面大幅提升。而这些更先进的技术及生产、组织能力、政治、宗教理念及制度样式（礼制）对华夏族整体实力及能力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提高。
    以此，华夏一族基本具备了几乎所有应对大洪水的核心能力。
    --------------------------------------
    [24][28]《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苏秉琦著，赵汀阳、王星选编p103 中信出版社2016.11第1版
    [25]《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P109
    [26]《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P117
    [27]《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P155-156
    （4）、原初华夏族内部消化整固期（距今4500~4000年）
    ?
    ???华夏族该阶段的主要任务
    初始成立的华夏族，经过炎黄之战，炎黄与蚩尤之战，完成了对北方、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相对控制，完成了华、夏两族的完全融合以及对东夷族部分融合及控制。
    短期获得如此巨大的政治利益，显然需要足够时间来消化。同时，虽然经过千余年文化交流融合，但是华夏控制地域内部，各个地区各个部族，各个文化的差异性仍然广泛存在，需要长时间的磨合。
    这就是（距今4500~4000年）华夏族进入新时代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大洪水爆发之前的历史阶段中，华夏族重点在做两件大事：一是对外的，基于与南方良渚文化的长期深度交流，甚至是学习、提高、变革自我；二是华夏族内部三大族（华、夏、东夷）的彻底融合问题。根据《史记五帝本纪》里的记录，在颛顼、喾时期，大都关注这类问题。比如：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这里不断强调了控制区内各部族对核心部族的服从问题。
    为了加强华、夏、东夷族群的融合，掌握华夏族核心政治权力的夏人，用了极大的政治智慧来处理华夏族面对的问题。最典型的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个涉及华族，一个涉及东夷族。
    涉及华族的，就是炎黄、华夏这两词。炎、黄是华夏族统一前华族和夏人的首领名或部落名。我们都知道在争夺统一后的华夏族主导权上，炎帝最终是失败的。但是这个毫不影响，后世我们称谓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后裔。华族和炎帝的名号始终排在夏人和黄帝之前。这里显然有掌握实权的夏人给予华族极大政治礼遇的含义在内。
    同样的行为逻辑，也呈现在华夏族与东夷族的融合中。这从‘五帝’内容可以来看。
    现今流传的五方上帝的内容：黄帝（轩辕）、青帝（伏羲）、炎帝（神农）、白帝（少昊）、黑帝（颛顼）
    根据有学者的统计，五帝涉及具体人物的内容，历史上有多个版本，大致有五种：
    1.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 五帝德》唐、《 史记 五帝本纪》、《国语》
    2.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吕氏春秋 十二纪》、《礼记 月令》
    3.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资治通鉴外纪》）
    4.少昊、颛顼、高辛、陶唐、有虞?《伪古文尚书 孔安国序》、《帝王世纪》
    5.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皇王大纪》承《易传》、《战国策 赵策》?
    我们看到直到周朝时，主流认为的五帝，就是吕氏春秋所列的内容 ?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五帝。排第一的太皞，也就是太昊，也就是伏羲氏。而伏羲氏被认为是东夷族的祖先。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组合，在黄帝之后，竟然是少皞、颛顼。少昊相传是黄帝之子，且居于东夷。一种说法是，刚完成融合的华夏族赢得了与蚩尤率领的东夷族的斗争后，黄帝派遣其子少昊一族去东夷坐镇（分封制相传可知得最早的雏形）。而颛顼则是公认华夏本族（华夏族直接控制领地）黄帝之后的权力继承者（见史记五帝本纪）。因此，五方大帝黄帝之后列少昊和颛顼，坐镇东夷的少昊在本族首领颛顼之前，不仅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合理逻辑，更蕴含一层政治礼遇东夷族的含义。
    因此我们看直至周朝时的五帝内容所反映，当时华夏族融合东夷的长期重要历史任务。以及华夏族，尤其是主导华夏族政治核心权力的夏人的政治智慧。
    从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就能想象，当时华夏族面临的这两个核心问题：汲取外部优秀文化进行自我变革，以及华夏与东夷的文化、族群大融合。
    这两个问题，内外交融，内外互相促进，集中体现在华夏族礼制（政治体制）逐步改革、完善、定型的过程中（颛顼、喾时期）。
    当然，对于华夏族这个长期战略，所最终代表的意义，华夏族周边各族也都是心中有数，如果坐等华夏族完成对东夷族的消化，对于这么强势的华夏文化，到时各族就有可能直面华夏族的再度扩张。那么对四夷各大族而言，无论是现实利益还是长期利益，都必须些采取行动阻止东夷与华夏的融合。因此，四夷与华夏族持续的摩擦，就成了常态（打败蚩尤之后，直到商，东夷族都不断有人起兵作乱，这里未必没有其他地区族群参与其中的因素）。比如作为南蛮一部的三苗问题愈演愈烈，到尧舜时期，让华夏族不得不进行处理。但是这些问题始终不算主流。
    ?
    大洪水暴发与华夏族禅让制诞生
    尧帝之前，华夏族从巩固消化华夏族成立的利益，以及充分学习良渚文化并变革自身中，获得了长足进步。就如前面所说，华族的先进农耕文化，夏人强大的政治文化，以及东夷族强大的战力以及执着的品格，在良渚文化的全面浸润下，得到了质变性质的提升。
    但到尧帝时，华夏族原本应该按部就班演进的历史，因为突发的大洪水刺激，引发了巨大转折，并最终使得华夏族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
    ?尧帝时代，人类忽然遭遇了突发事件，这就是全球性“大洪水”对人类的挑战。这个全球性的大事件，作为偶发重大变量因素，直接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
    对华夏历史而言，大洪水持续爆发，产生了两大结果，一是当时的华夏族首领尧帝被迫变革华夏族的政治制度。二是良渚文化完全衰落。
    良渚文化衰落的问题我们此处不谈。对华夏族而言，大致发生在尧帝时代的大洪水事件，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29]”，它直接促使华夏一族政治模式在长期学习良渚文化后，面对巨大生存危机，被迫发动重大制度变革。
    我们从史记五帝本纪可以看到后人追记得大禹（距今4000年）之前，华夏族统治者的传承序列。
    黄帝、颛顼[zhuān xū]、喾[kù]、挚、尧、舜、禹
    ?因为缺乏同期文字资料，这个序列的真实性，已经很难考证。但是，无论是否真实，这个记录的序列本质上反映出一个趋势，即政治制度的逐渐改变、定型。他以尧统治时期为分界岭。在尧之前的传承逻辑和尧开始的，被后世称为禅让的权力传承体制，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
    尧之前，我们并不能说出华夏族政治权力的传承方式具体是如何进行的，从五帝本纪记录的序列里我们只能唯一断定的是，权力传承始终在夏人及后裔中，但是他们是以什么制度、方法、规范来进行权力传承，是不清楚的。从考古断代时间长短（黄帝到大禹之间将近400~500年）与记录统治者仅七个（其中一个还是废帝）存在严重的矛盾。4、500年不可能只有7个首领。
    笔者猜测的是，五帝本纪所反映尧帝之前的统治者（黄帝、颛顼、喾），并不是完整的领导人序列，他或许只是记录了那段历史中最有作为的三个华夏族首领，黄帝有扩土开疆之功“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颛顼有建章立制之功“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喾有施以良治之功“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30]
    或者还有另一个可能，在华夏族早期政治文化中，部落的首领权力传承还没有出现后世的血统继承方式，部落首领更多靠原始民主制推举出来。首领更多是部落集体意志的反映而已。因此，五帝本纪中黄帝、颛顼、喾权力传承，并不单指个人之间传承，而是意指统治权力在于此三人所在之族（直属部落）之间传承。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这两者的综合解释，即在尧帝之前，华夏族（宗）的政治权力传承的传统是基于直属部落（族）进行权力承袭，而传承改族的核心原因就是首领的功绩.因此史书记录的权力传承序列，是在有巨大领导功绩的首领的直属部落之间传承的。黄帝开疆有功，权力就在其直属部族承袭，直到多少年后，颛顼建章立制有功，权力就转移到其直属部落并继续传承，然后喾善政有功，权力就转移到他的直属部族。这个观点早在东汉既有《礼记祭法》：（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郑玄注疏：（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后次第）??这里“德”的直接含义应该是：有益族群之大功。
    ?
    但是这一传统，从尧继位开始，华夏族的政治权力传承方式开始出现了巨变，它改变了以部落为权力传承单位，而是以首领个人为基本单位，并以一种规范化的制度形式运行（禅让）。
    政治制度改变，首先就是基于现实变化。大洪水不仅使得华夏族，而是整个华夏大地上的所有部族都面临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因此，这就客观需要不仅华夏族内部各个部落，而是整个华夏大地上（此处特指当时与华夏族一起被困的主要地区）各个文化，各个部落都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洪。因此他就客观需要，作为核心族群——华夏族需要具备协调调动更广泛的族群，更有效率地完成组织协调、动员等等工作的能力。这就客观需要加大权力集中。但是权力归属与部落的旧制，一定意味着部落内部各级领导人及实权派能对部落的决策和实践产生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重大影响。也就是说，除非部落首领获得极大的个人政治权威，把握大部分政治权力，并使得既有政治运行模式大部失效。否则就必然导致权力分化，执行效率不彰、以及跨部落联合抗洪的难度过大，因此面对洪水威胁，改革迫在眉睫。五帝本纪记录了尧帝时期的一件经典事件：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尧帝问谁能治水，某实权派举荐了鲧，尧帝明知其不行，但是最终还是任命了鲧治水。结果历经九年后果然失败了。这显示了尧帝此时还很大程度受制于原有部落权力传承制的掣肘中，因此事实显示，华夏族旧有体制已经完全不适应大洪水对人类的挑战。
    但是体制变革不可能临时突兀发生，必须以其政治理念（意识形态、文化、宗教信仰）长期的改变准备为前提。考古资料显示。理念变革，除了内部因素，对华夏族意识形态、文化、宗教信仰最大的外部变革因素，就是之前成熟期先进的良渚文化对华夏族的深刻反哺。笔者这里可以略微武断地做个结论：尧帝的成功改革得益于之前长期对良渚文化的汲取。
    ?
    那么良渚文化是如何最终影响华夏族的？
    首先我们看《史记五帝本纪》，对这些领导人的描述：
    说黄帝“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
    说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说喾，"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说尧，"帝尧者...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说舜："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
    他们全部都是巫，而且是大巫，尧以前，首领与大巫身份与一身，但是到帝尧时，出现史无前例的现象：尧将王权凌驾于神权之上，"乃命羲、和，敬顺昊天“。祭祀昊天的大巫竟然受命于帝尧之命，可见尧权势之盛，也正因为此，外有洪水威胁，内有王权鼎盛，尧发动政治变革，就能最小阻力推行。
    ?
    尧帝的权势滔天，其缘起于良渚文化神权王权合一的变革（前文有论）。良渚文化首先打破了王权、神权分治的传统政治形态，形成了王权、神权集于一身的政治文化特色，这对华夏族，尤其善于拿来主义的夏人起了重大影响，统一后的华夏族对良渚神权王权合一政治特色进行了主动学习改变，但夏人的开放的政治理念特质，使得华夏族到尧帝时期，对良渚制度模式予以了超越，王权利用时机最终完全凌驾于神权之上（从某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之后一直呈现王权大于神权的文化现象，根源上得益于大洪水危机推动的政治制度变革）。
    同时，良渚文化的先进农耕水利能力，以及结合宗教政治体制变革所反映的组织能力、技术能力、生产能力的大幅提高，也使华夏原有文化质变性发展。
    基于这些大洪水前华夏自我学习、发展、变革的产物，当华夏族面临大洪水的来临，才有胆气更有能力直面抗击。尧帝面对大洪水挑战，才敢于说：有能使治者？
    华夏族有这样的能力，才有这样的胆气敢于直面滔天洪水的挑战。而没有选择同时代几乎其他所有人类族群那样，选择认命、逃跑、躲避、等死的策略。
    尧帝的变革，就是将华夏族的传承权力由部落为主体变革为首领为主体传承。
    按照原有的传统权力传承方式，尧帝治理天下有功，其权力因持久归于尧的直属部落。但是为了打破部落传承制度，尧硬生生培养出一个平民出身的新首领舜。舜虽为夏人本族，但是是平民身份，意味舜在进入尧的视野前，不是贵族，他既无实权，也就谈不上有其直属的部落。
    尧培养出舜，而舜出色地以平民出身身份，最终有效控制住华夏族最高政治权力，一举打破了之前部族传承制度“尧知子丹硃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舜让辟丹硃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硃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硃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硃而讴歌舜。[31] ”尧帝崩，按原有规则，权力因归于尧之子丹硃领导的尧的直属部落，但是在尧的培养和安排下，舜及所属新体制政治势力，完全掌握了华夏族最高政治权力，以至于尧的直属部落被完全架空。
    舜当权后，华夏族政治体制就由直属部落承袭制变成首领主导承袭制度，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禅让制”。今天看来，禅让制，显然就是直属部落传承制向直系血缘首领传承制的中间过渡形态（从某个方面，这是反映了母系制度残余向父系制度传承的过渡阶段）。它是在大洪水的特殊历史时期，政治大变革的特殊产物，是华夏先民从“部落天下”向“族天下、家天下”转型的中间产物。禅让制破坏了部落控制权力的旧有历史，将权力集中归于首领。在大洪水这个重要历史阶段，为了赢得抗击洪水的最终胜利，以及避免权力集中带来内部政治力量的反弹，减少悠悠之口对变革的攻伐，首领选择的标准更多倾向于选贤为主。让有能力、能有效应对洪水危机的人上来当首领，这就有效减少了旧势力的掣肘甚至反扑，更让治水的效果大幅提高。这个变革突出的选贤特质，使得后世之人将此制度褒扬为“禅让制”。
    于是，尧帝通过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成功打破直属部落传承制度，把权力交给了舜。成功重建了华夏族新政治传承体制。
    而舜果然如尧慧眼所见，发挥极大能力，以一介平民出身而最终掌握华夏族最高权力，并率领被洪水围困的各族，成功抗击了治水等一系列挑战。这个以首领为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禅让制），不仅避免了尧帝明知鲧治水不行，但是受到部落为主体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制约，不得不承受其弊端情况的再次出现，更通过得到极大集中权力的贤能首领的独断乾纲，挖掘出一批贤臣，有效提高了政治治理水平。这批贤臣中就包括了领导治水有功的大禹。
    尧帝以个人权威改制，舜以巨大领导功绩巩固了尧帝改制，这些巨大功绩更造就了一批政治新贵。他们以终结大洪水之危的滔天功绩，一举将部落时代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并以此，催生出一个开创新时代的华夏族新首领——大禹。
    ---------------------------------------
    [29][30][31]《史记 五帝本纪》
    3）、华夏文明孕育期的综述及观点总结
    ?????（1）、历史综述
    ??本节笔者对华夏距今6000~4000年之间这段华夏最重要的文明孕育期的历史，作出一个汇总论述：
    从距今6000左右开始的华夏各文化主要起源地（华族、夏人、东夷、南蛮（长江中游））之间的文化大交流，开始约1000年后（距今5000年），首先在华、夏两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文化交流阶段转向了文化融合阶段，并在距今4500~4400年的黄帝时代初步完成了两族文化融合，并最终走向了融合为共同体的最后一步——政治融合。这就是炎黄之战爆发的时代背景。炎黄爆发政治主导权争夺战后，黄帝代表的夏人获胜，华夏族初成。（炎黄即华夏，炎黄以族长或当时族名命名，而华夏则以图腾为名。）
    在华、夏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这个阶段中：
    长江中游的南蛮族先民在距今5000左右受文化大交流影响，发生一次文化变迁。随后在距今4500年左右面对华夏族融合，再次自我变革。
    这次文化大交流，对南方产生了另一个巨大的影响结果，就是各地文化通过长江中游顺江而下，以及北方、中原文化经东夷领地南下，在长江下游原河姆渡文化后裔族群所在地域相遇，诞生出璀璨的良渚文化，其发展到相当先进程度后，随即开始反哺北方的华夏文化。
    而山东东夷族先民，尽管一开始就在千年文化交流大潮中成为重要一份子，但东夷族先民并没有夏人那么开明的政治理念及胸襟，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虽然有大量交流，但是却没有产生华夏两族类似融合的结果，这可能源于东夷族强大的文化自信心，以及坚定的意志品格。再加上东夷族善渔猎，长得多有人高马大，（所谓山东大汉，山东不少地方至今还是解放军仪仗兵的重要兵源地）在与人争斗时体质明显占优（坚强的意志与强大先天身材，天然具备军事优势，后世长期蚩尤都被誉为战神）。虽然面对华夏合并后显示出的巨大实力威慑，东夷族依旧表现出一贯的坚持自我、无所畏惧的坚定意志品质直面华夏族融合的挑战。
    当炎黄族群完成初步融合后，华夷之别第一次诞生，其融合后产生的巨大外溢性影响力，直接使黄河下游的东夷族及长江中游的南蛮族文化发生被动性巨大改变。更由于东夷地理直接与华夏族接壤，刚融合的华夏族核心活动地域为原华族中原之地，因此在卧榻之侧的东夷族与华夏族的政治利益矛盾，以及引发的斗争就日益摆上台面。
    ??于是在距今4500~4400年之间（黄帝时期），初始统一的华夏族与东夷族的矛盾最终爆发，炎帝先败于蚩尤，后与黄帝联手打败东夷族最强大的蚩尤族领导的东夷联军，诛杀蚩尤族首领，流放其核心部族，并派出一部夏人（少昊）入东夷领地镇守。东夷族以此开始了漫长地融入华夏历史。
    这个历史发展的结果就是距今4500~4400年左右华夏族初立时的最可能的历史现状：
    华、夏族融合一体，北方部分夏人南下与华族共居中原（可能是黄帝直属部族及部分夏人高层政治精英），以华族生产生活方式为主体（全面先进的农耕文化、定居半定居生活形态），以夏人政治文化理念为引领（龙文化代替花图腾，经过良渚文化反哺后的夏人新理念），这就形成了华夏族本部的中原各支龙山文化类型，而另有夏人一部进入山东东夷领地内，威压战败后东夷各部（传说黄帝在与蚩尤之战后派其子皓镇守东夷，这是后来分封制起源的雏形。）这就形成了征服地域的山东龙山文化。
    华夏族此时直辖中原、北方两大地域，外派监管东夷领地。形成了华夏族主要活动地域。这种政治治理结构，就是之后分封制的原始形态。
    这种现状造成之后历史，直到商末周初，华夏族基本依据这三大地区（北方、中原、东夷），两大文化（原初华夏、东夷）为核心展开活动。由于华夏族对东夷族融合策略过于激进（基于文化大交流和文化融合的差异——作为主导政治统一的夏人没有采取华、夏两族融合文化同化先行的策略，原初华夏族对东夷文化采取了文化融合和政治强行合并并行策略，甚至很多时候政治手段更显主要），引发东夷族持久的政治对抗态势。这导致东夷各族在周朝以前没有全面与原初的华夏族有效实现全面的融合。于是，在黄帝以后到商朝各个历史时期，东夷族总不时有人出来与华夏族激烈对抗，反抗华夏族对东夷族政治统一、融合进华夏的企图。这场促使东夷族融入华夏的斗争，直到距今3000左右周朝建立后，周王睿智地让华族后裔，姜子牙一族分封于齐地，才逐渐将东夷族最终完全融入华夏。
    我们看到距今4400~4000左右，就是华夏族黄帝到大禹的历史阶段。期间出现两大重要领域的演变，一是经济生产文化领域，在长江下游吸取北部各地优秀文化而兴盛的良渚文化，持续反哺华夏文化，青出于夏人而胜于夏人的玉文化，更贴近与人的宗教信仰样式，庞大先进的水利建设、城市建筑文化都对之后的华夏文化及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政治制度，从早期以传统部落为权力主体的无规律的权力传承转移，到后期尧舜禹三代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首领为权力核心的权力交接制度。这期间，大洪水的爆发成为关键转折点。
    ? ?
    （2）、文化交流与现实利益（政治的）纷争呈现出双轨制特征
    ①  文化先行还是政治先行
    在华夏族与东夷族融合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炎黄族经历一千多年密切的文化交流后，通过强力的政治统一将东夷族纳入政治管辖中，又经过一千多年，才将东夷族彻底融入华夏。这显示夏人主导的政治统一先行的族群融合策略，在东夷族身上显示出了严重后遗症。或许因此，之后华夏族对其他几个主要起源地文化的融合，采取了更为耐心的战略，手段也呈现多样化。
    首先，是强化文化融合先行，这曾经是华族的核心策略。这里优点是文化融合才是根本之策，其方式和平，因此能潜移默化让人自愿接受，缺点是文化融合需要时间太久，而且需要接受文化的部族要有政治智慧（比如东夷人的‘顽固’性格就能大大削弱文化融合的功效）。因此，这就客观需要超长战略的实施与坚持。
    其次，政治主导加快融合进度。这是夏人的擅长领域。优点是快，通过政治意志的强力实施以及辅助与暴力，能将目标地域及人群在极短的时间内与自己政治势力的控制之下。但缺点就是后遗症比较大。夏人主导的政治先行策略，比如针对南蛮族的融合，从大洪水时期针对三苗的问题，直到商朝，对长江中游的地区，进行了政治控制策略先行，商朝的控制南部边界一度达到湖南（长江中游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一带发现的商代遗址，除盘龙城外，见于报道得有湖北的黄皮袁李湾、江陵张家山、汉阳纱帽山，湖南的石门皂市、宁乡黄材，江西的清江吴城等处。[32]），显然已经对南蛮族活动地域进行了深度的介入和控制。但是政治策略先行的问题同样暴露出融合东夷族一样问题。长江中游作为楚文化主要发起地，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也被中原各诸侯鄙夷为南蛮文化，可见对长江中游地区族群的融合进华夏，至少到春秋时期都没有完全实现。相反我们看到对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后裔以及四川三星堆文化代表的巴蜀文化的融合。更多地采取的是文化交流及融合先行的策略。这两片地区，华夏族战国以前基本都未有实际涉足实控，但是我们看到，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两个地区的族群，吴越被楚灭，以及巴蜀被秦灭之后，几乎就没有看到东夷族这类先行被政治统一后，要花千多年才将其完全融合的局面再发生。吴越文化以及巴蜀文化几乎在政治统一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部分。显然，长期的文化交流融合，起到了巨大的铺垫作用。
    吴越及巴蜀融入华夏，基本代表着华夏族群及文化最主要的三个半起源文化合一的实现。
    ②  双轨制
    就如上面讨论的，文化融合先行和政治统一先行地优缺点。我们较为清晰地看到了华夏族一开始就呈现出族群融合的双轨制特征。这个双轨制，可以从两个视角进行讨论：
    第一个视角是族群融合的文化融合先行战略以及政治统一先行战略的双轨制历史轨迹。这个双轨制来源于华夏族最初成型时的基础族群/文化结构。通俗说就是华族与夏族不同的特点与实践偏好。
    文化融合先行策略来源于华族特长及文化大交流时期的成功历史经验；而政治统一先行则是黄帝代表的夏人的自信地拿来主义政治信念及理念的反应。吸收华族先进文化，吸收良渚先进文化，成功主导华夏族大权，胜东夷，压南蛮，成功抗击大洪水的持续历史功绩成为这条实践策略有力证明。
    因此，这两个策略，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当然其效果可以商榷
    第二个视角看这个双轨制。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文化交流的和平性特征，以及政治利益博弈的非和平特点。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两者有着明显的独立运行逻辑。我们较少看到两者无理性地纠缠在一起。
    ?【华夏文明是多元起源，这个多元起源并行了两大实践路径：1、文化交流认同先成于族群融合；2、政治利益斗争与文化交流呈现明确的双轨制特征（政治利益斗争的暴力特征与文化交流的和平特征）】。
    现存华夏的文明早期历史遗存记录，很多对当下的大部分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比如炎黄之战及融合，炎黄与蚩尤的斗争及融合等等，我们身处于习以为常的历史记载中，忽略了一些记载反映出的重要的历史现实的特殊性。如果横向比较一下其他文明发展历史，这些特殊性就显现出来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双轨制特征的出现。
    政治利益矛盾更多偏向了斗争方式，而文化交流却呈现出明显偏向和平方式。中国人极少因为文化差异而行政治暴力行动，更不会出现以文化信仰为名发动宗教战争。
    这直接意味着一个事实：横向比较而言，至少从新石器开始，华夏大地长期呈现出人类最高生产力水平，并以此生产出大量的财富。以这些财富为重要载体，展开的大规模文化交流，才能呈现出长期和平的现象。而和平、持久的文化交流，才能诞生炎黄族的最终融合这种结果。这是一个合理的因果关系链。
    华、夏两族能通过漫长的文化交流而融合，能证明他们之间长期和平的关系。而长期和平交流，不仅意味着他们拥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能生产出足够财富满足自我需求并与邻居进行和平交往（因为能够自我产出，所以不需要对外掠夺，因此放弃对外掠夺为主的生存形态，才能形成与邻居长期友好共存，甚至最终融合为一的事实结果。），更意味着这些族群生产生活都处于一种相对稳定性的状态。
    如果大家对这段话不太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下世界其他地区，当时的社会现实：
    例如，
    “现在被称为希腊的地区，在古时候显然没有定居的人们；相反地。移民运动频频发生，各部落在受到那些比他们更为强大的部落的压迫时，他们总是准备放弃自己的家园...这样他们对于变换居住地点并不在意...凡是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其主人的更换都是最频繁的...
    在早期时代，不论是居住在沿海或是岛屿上的人们，不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由于海上交往更加普遍，他们都在最强有力的人物的领导下热衷于从事海上劫掠...那时候，这种行为完全不被认为是可耻的，反而是值得夸耀的。[33]”
    为了争夺公民、妇女和土地，罗慕露斯和他的继承者几乎永远是和他们的邻人作战的。他们每次回城都要带
    --着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得来的战利品；这就是一束束的麦子和畜群，这些战利品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巨大的欢乐。这就是凯旋的起源：凯旋在后来也正是这座城市所以变得伟大的主要原因
    罗马这个城市没有商业，又几乎没有工业，每个人要是想发财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没有其他办法。[34]"
    ?
    罗马初期的国王就是一些强盗头目[35]"
    ?
    这就是环地中海文明的早期历史现实。他们的文化交流一开始就与暴力手段纠缠不清。商业文明一开始就呈现出仗剑行商（己弱为商，己强成盗）的普遍现象。
    不仅如此，在印度次大陆，古雅利安人攻占古印度后，对古印度文化的进行了颠覆性重建。真正的古印度文化早已湮灭在历史中了。
    而古罗马与波斯、古埃及之间持久的惨烈斗争，最终演化出一神教诞生并全面驱逐传统多神教的局面。之后一神教之间的斗争，以及一神教的扩张，更是以文化作为了暴力斗争借口（波斯人传统宗教信仰被灭亡，十字军战争，中亚、西域一神教与佛教的斗争，直到今天一神教主导的西方文明还在以民主自由的文化价值观为名发动侵略战争）。文化的交流以及融合，不仅采用暴力的手段，也成为暴力斗争的借口。
    ?对比以上这些文明早期形态，我们就能明显发现中国这种文化交流与政治博弈双轨制是多么独特。
    基本同文化类型的炎黄族之间的斗争，显示政治利益斗争与文化的脱钩，也就是说政治利益的争夺以更纯粹的形式，与文化交流的和平方式产生了明确的脱钩状态。
    文化交流的和平方式主基调，必然产生另外一个必然的结果，在该地区主导型文化采取文化和平交流习惯，该地区不同文化类型之间，也处于和平为主基调的对外文化交流模式（在政治利益矛盾没有激化的前提下），这就是满天星斗能产生的根本历史背景。
    新中国在全中国大量地区，例如石卯、良渚等发现大量大型居住遗址，证明即便在新石器时期，在同一区域，也具有众多相互相对独立的部落联盟，大型聚居地的出现证明各主要起源地，不同程度进入了农耕，尤其良渚的大型水利设施的发现，可以证明，这些地区，能成为华夏主要起源地 ，因其相对先进的农耕技术。而农耕占据主导，游牧的迁移性就会相对性减弱。迁移的减少就减少了与周边其他族群直接摩擦的概率。除非农耕族群的土地需求扩张到周边族群控制地域。而农耕的定居性以及耕作需要较为漫长地劳作等待收获的时间，任何天灾人祸都可能让一年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因此他客观形成了对自身定居的长期、稳定、安全的需要。
    而农耕+先进水利及耕种技术的广泛应用，能使得最小的土地面积供养相对最大的人群。先进耕作水利技术的应用等于进一步压制了农耕族群扩张速度。因此内部对稳定安全的需求，以及外部扩展速度被先进技术限制，使得在中国广大地域上，早期形成的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了长期和平共存的条件。
    这个情况与环地中海主要文明起源地比较就能看出来差异。古希腊地区以及中东地理环境不适应大规模农耕，游牧和商业（抢劫）相比农业可能更为发达。这是必然的结果。而北非的古埃及的农耕文化相对中东、欧洲部分发达，但是利用尼罗河的自然洪水泛滥带来的肥沃土地的农业技术，与良渚偌大人工水利设施比较，其技术水平及能力高低立见。
    古希腊受地理限制而不得不走商业文明的道路，虽然其自身出产好年景估计也仅能勉强糊口，由于进可攻退可守，使得己弱为商，己强为盗的投机主义模式形成了之后殖民文化先驱。
    中东（中亚）地区更加恶劣的地理环境不仅无法大规模农耕，大规模游牧也受到大自然严苛地限制，相对于欧洲部分，更加依赖商业。因此稳定通畅的商路是中东（中亚）族群生存发展的重大利益所在。中东（中亚）地区作为连接欧洲、北非、印度、中国的关键地域呈现出矛盾的现实局面。一面是此地的核心利益是稳定的商路局面；二是战略地位非常关键，商路通天下，财富在此间流通，而因此各个势力不断窥视染指其中，导致该地区各个势力在此不断斗争，呈现此消彼长的局面。这个局面延续至今。而北非的尼罗河由于进入农耕阶段，且有地中海天堑极大程度隔绝了欧洲、中东的殖民者南下，诞生了古埃及文明。但农耕文明的弱侵略扩张性，以及古埃及不发达的农耕技术限制了其在环地中海区域扩张能力。
    我们看环地中海文明圈主要地区，一个殖民倾向的商业文明，一个处于百战之地商业通路上的商业文明，一个地理阻挡有效扩张的弱技术能力农耕文明。很明显的结果，他们无法形成华夏文明广大的核心地区，广泛分布的高技术农耕族群共存的相对稳定结构。更因为环地中海文明圈内生了一个殖民文化，自有了一个人类核心大陆（欧亚大陆）关键商路，几个主要地区之间的博弈异常激烈，这使得整个环地中海地区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一个长久和平的局面，或者说，因为博弈激烈，为了实现博弈的胜利，任何领域都不得不加入本地区必然的斗争之中。这就包括文化领域。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区的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罗马等文明早已消失不见了，本地各处的多神教相互竞争的结果是一神教文明诞生并崛起，最终毁灭掉所有本地多神教文化传统。甚至引发不同一神教之间以文化（宗教信仰）为名的惨烈斗争。因此环地中海无法形成华夏地区多族相对较长能和平共处的局面。和而不同对华夏文明早期（孕育期）是被现实规范的结果，而对于地中海文明圈而言，多族群（多元文明）和合共存就是现实实证的不可能。
    而印度文明，如果说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次大陆之前，其文明的未来或许还有很多可能性，但自从雅利安人成功入侵后，并创制了婆罗门－种姓制文明结构后。印度文明就走向了一个必然的路径。
    由于印度地区在文明早期，其本土族群就被外来族群彻底击败，其文明的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不再是内部族群间的融合问题，而是新来者与旧在者争夺政治主导权的漫长的斗争。本土族群过早被战胜，使得本土各个部落在大部分时间无法内生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统一体来有效抵御外来者入侵（佛教早期兴盛时期或有希望，但是随即在新一轮外族入侵中彻底失败），雅利安人构建的这个文明结构如此适应外来者的统治，这就导致了更加大量的外来者进入印度，并成功成为新来者。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政治的大一统，在印度文明的大部分历史中，是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由于入侵者众多，婆罗门－种姓制从文化和社会现实双重层面展开外来者对占领区的持久控制，可以说印度文明（雅利安进入后），政治利益与文化建立是控制者的两手。文化靠入侵者暴力创建，并用来维护暴力入侵。
    我们看到早期两大主要文明诞生地区（印度、环地中海）都无法产生华夏文明早期不同农耕部落（联盟）之间长期和合共存的客观环境。因此文化长期和平交流与政治利益短期非和平斗争的并行双轨制，成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区特殊性常态，更因此引发了华夏文明独特价值观朝向选择结果。以及以此发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和实践结果。
    文化交流并融合采取更多和平手段，使得华夏文明不同起源地主动选择了同类型文化（城市、建筑、玉文化，龙文化等，只要被大家公认是先进的，就会被各地积极学习吸纳）。文化的认同（融合）先于政治、族群的合并，政治斗争极少以文化差异为由。是华夏文明早期最特殊的形态。这成为华夏文明最终成型后文明核心形态的源头——华夏多元文化和合共存的起源。
    （3）、双轨制所反映的可能历史现实及造成的结果。
    文化交流的和合说明合作占据了实践的更多优先选项，农耕生产所产生的利益成为主导性利益来源。不同族群间的斗争基于更为纯粹的利益矛盾。比如炎黄斗争就是文明类同性就很高族群之间的斗争，炎黄融合后作为地区最强大的族群，其与四夷部落文化差异就更大。我们看到不同部落联盟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类同性与文化差异性。文化类同性无法避免其斗争，文化差异性也不是斗争的理由。以此合理的解释，各部落联盟之间有过漫长紧密的文化交流时期。一些部落靠先进技术能力快速发展自身的文化方式，会被其他起源地族群崇尚并学习。互相学习彼此先进文化，这尤其在进入半定居的早期农耕部落之间大概率发生。
    在华夏大地上，有效进入大规模的农耕生产，形成一系列的现实结果：1水利技术大规模应用，2、大规模定居3农耕技术进步对劳动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水利施工、大规模城建、追求农耕技术进步，会产生巨大的农耕劳动成果，这个成果会将族群更多的关注放在自身能力的建设问题上（生产，建设）。另外族群半定居性减少远距离移动概率，自然减少与其他族群的利益摩擦概率，更为重要的是，农耕族群对这些领域的关注，让组织能力技术能力的大幅提升造成的巨大劳动成果提升，这又反过来刺激对相关能力提升的更多关注 。
    因此这类进入早期发达农耕族群，在减少与其他族群的摩擦概率的情况下，对其他族群推行的有效先进技术、先进组织能力会自然产生更大的关注。
    这应该就是华夏早期各族群文化交流倾向于和平的内在动因（或者说，这是互相促进的结果：加大文化交流，相互汲取更高水平的技术生产能力、组织方法，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等物质财富。巨大财富吸引华夏先民对有利农耕的有关问题的更加关注。关注的扩大形成对农耕生产方式的依赖性的扩大，这又促使农耕民族需要更为稳定的内外关系来保证春种秋收这种长周期的稳定生产生活环境。而这种稳定和平的内外环境又能更好促进各族群之间更好的技术文化交流）。一些农耕族群之间漫长的交流学习历史，最终在一些族群之间形成了具体文化领域的类同化，在一些更紧密交流的族群之间，这个类同化逐渐上升到政治体制甚至意识形态的类同化。农耕能力的高度发展，让族群内部分工加快，更多物资生产出来，当超过本族群必需消耗时，使得不同族群之间交换需求增加。这又促进了文化和平交流的加速。
    这个正向循环历史过程应该极其漫长，因为人类应对自然的能力毕竟有限，且不时偶发的族群冲突和天灾会给原始社会以巨大打击，幸幸苦苦几十、甚至几百年，就一夜回到解放前，然后从头再来应该不会罕见。历史一定经过相当复杂的螺旋式上升发展经历。但是也因为这段历史的漫长，其一个结果就是呈现出不同地区类同的重要文化现象。这就才能解释不同起源地类同的礼器，相同的玉文化、龙文化等等现象，这些文化现象的出现，显示一些意识形态理念已经成型，并被相关不同族群崇尚并指导其实践。
    随着华夏先民能力的不断提升，劳动成果日益扩大，族群随之扩大，这就导致即便农耕族群也要开始拓展领地，于是不同族群之间摩擦必然不断扩大，农耕族群之间，农耕与游牧为主的族群之间利益摩擦必然日益增大，于是部落联盟与部落间基于利益的持续斗争并存。因为斗争程度的日益扩大，部落联盟逐步代替部落，成为政治主体。
    这个漫长的文化交流历史阶段，形成了华夏文明之后强烈专注自身（劳动、建设）能力的特殊习性。更对不同族群之间的共存合作有着坚定的认识。
    到大禹之前的大洪水时期，人类整体遭遇到一次漫长的可使人类整体种群灭绝程度的大危机。
    正如世界各地早期大洪水传说显示的普遍现象，绝大部分人类族群对此无能为力，纷纷选择躲避逃亡。
    历史重任与历史机遇最终落在华夏大地上，当时人类生产力最高的这群人——我们华夏先祖们身上。
    ----------------------------------------
    [32]《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李学勤说先秦》李学勤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1月第一版p194
    [3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著 徐松岩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p1-p3
    [34]《罗马盛衰原因论》孟德斯鸠著 婉玲译 ?商务印书馆2004年p1
    [35]《风俗论》伏尔泰
    2、文明诞生：大禹治水
    ?1）、大洪水是人类在文明早期，共同面临的一次重大生存危机
    ?
    文明早期的大洪水传说，是几乎现今所有人类族群都存在的共同文化现象。
    中国有大禹治水传说；
    基督教在《圣经》的创世纪中，有上帝降下大洪水，除灭原罪的人类，以及指引诺亚制造方舟的记录：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
    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36]
    ?
    世界上有人类长期居住的地区几乎都有类似的传说记录：
    比如欧洲学者在殖民地记录的南美洲印第安人的洪水传说：
    “一只美洲鸵警告它的主人洪水将至，他们跑向一座高山，在维尔卡科多顶上找到栖身之所。牧人与动物幸存下来，牧人便是祖先，所有人都是他的子孙。[37]”
    欧洲学者在殖民地记录的非洲喀麦隆洪水传说：
    “...一只公羊跑来舔她磨的粉，她赶走了它，但它很快又回来了。女孩于是让它吃了个够。它吃饱后，对女孩说：‘我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今天将有一场大洪水，因为你对我很好，所以我建议你和你哥哥赶快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兄妹俩于是收拾了一些能带走的东西逃出村子。他们离开时，看到了一片洪水淹没了他们的村庄...[38]”
    类似的全球各地洪水传说，有数以百计的不同版本。
    这显示，在人类文明早期，世界各地人类共同经历过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次事件不是日常灾难的“常态”，而是一次影响巨大的临时性偶发事件，所以才能引起了当时各地人类广泛和剧烈的震撼，所以才被得以成为各自自主发生的传说，流传下来。
    今天我们尚且还不清楚，这次大洪水具体的形式、规模范围、原因、时长。但是被全世界各地先民共同记录这个事件本身，就证明这次灾难对人类先民整体性威胁的程度（大量传说里，幸存者仅剩一对男女，甚至高度近亲的血缘关系，他们在洪水退后成为人类的祖先。可见当时的大洪水，对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人类族群，产生毁灭性杀伤。导致了其人口数量的超大幅的下降。为了人类繁衍，很多地方被迫近亲通婚），以及对人类社会整体的影响程度。根据各地大洪水传说，我们能看到，当时各地人类基本采取了三种应对灾难对方式。
    ???????2）、人类应对大洪水危机三种主要方式
    如果对世界洪水传说进行归类，我们以各地人类应对洪水的方法为标准。有三种基本应对的方式：
    a.向安全地点躲避；比如（中美洲的阿斯特克洪水传说，一对男女躲在一株空心树中逃生。南美洲洪水传说，牧人逃往高山存活等。菲律宾洪水传说，一对兄妹逃到山顶躲过洪水）
    b.制造并利用工具逃跑；典型案例就是诺亚方舟（泰国的洪水传说，兄妹坐在木鼓里随水漂流存活下来；中印度比尔人的洪水传说，一对兄妹做了个箱子躲在里面存活下来。后来成为人类始祖；苏美尔洪水传说，主人公躲进一艘船里得以逃生）
    c.正面抗击：典型案例就是大禹治水（所有类似洪水传说里，几乎仅此一例，作为正面抗击并成功的案例。或许当时也有很多无畏的人类奋起反抗，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
    这三种主要应对洪水方式，依次显示为相对更高的生产力水平。
    向高地、树上、洞穴逃跑躲避，是应对洪水基本的方法，只要能跑得动，会爬树的人都能做到。但是能造船并乘船逃跑，直接显示了这些族群已经有了较高制造工具进行渔猎并借此迁移的能力。而华夏先民选择的正面抗击方法，则显示进入农耕的族群具备同时代最强大的生产能力——他们不仅需要强大的制造工具的能力（开挖沟渠，开采、运输建筑材料，筑坝等各类复杂工具），更需要有长期丰富且先进的水利设施建造及使用经验，同时构建大规模水利设施反映了这个族群拥有了动员当时超大人群，进行大规模构建建筑或基础设施组织动员能力、生产组织能力（面对洪水，直接选择治水，直接反映当时华夏先民已经拥有长期构筑水利设施并加以有效利用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直接体现了华夏先民相对强大生产力水平，以及以此体现出的强大组织领导能力。这些先进的经验和能力才让华夏先民面对威胁全人类的洪水危机，有了强大的信心和意志，从而敢于正面抗击洪水危机）
    人类当年这三种应对模式，反映了当时世界各地生产力水平高低的现状。可以说各地应对洪水的方式差异是当时生产能力差异的直接客观反映。
    而人类洪水传说中，几乎仅有华夏一支最终获得抗洪胜利。显然这直接反映了华夏先民当时具备的人类最强大生产力现实的必然结果。
    抗洪的最终胜利让华夏先民直接认识到，赢得自然对人类的重大考验，不仅仅要有强大的先进生产力，而且要有正确的方式来利用这个生产力。
    大禹之父鲧抗洪失败的历史，显示“强大的自身”与“正确利用强大的自身”是两个问题。“强大的自身”是对人类意志、意识主导关系下（人－他人）关系的认识结果，因为（人—他人）关系总有主导者，而主导者只会是人，因此强大的自身就是在（人－他人）关系中主导者具备的关键决定性因素。但是“正确利用强大的自身”则必须确认什么是正确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正确作为实践结果，是被实践的对象所处关系中主导者来决定的。当关系的主导者是人，正确就受制于主导关系的人的客观现状及其使用客观能力的意志。但是当关系的主导者是非人的，是大自然，则大自然被人认识到得“正确的”客观的标准才是实现正确结果的决定因素。当人不成为主导者，而是被主导者，则认识到这个正确的标准（主导者的），并正确的去应对这个标准，人类才能通过考验获得胜利和幸福。我们必须认识洪水的规律，必须正确认识到洪水在现实反映出的客观规则，我们必须认识到病毒瘟疫客观表现及内在产生运行规律，才有可能以此去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但是即便找到正确应对方法还不算完，我们还要排除万难，以坚决的态度实现正确的方法，人类才有机会最终获得实践的胜利（比如新冠疫情里，我们首先要能认识到病毒的基因，病情的状况，疫情的规律，才能制定有效的针对性应对办法，找到了办法，还要看办法的实现结果是否有效，比如中国有效抗疫经验的答案摆在世界各国面前，但是各国抄作业的结果千差万别，显然正确的方法与正确的实现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面对（自然－人）关系中出现的三个层次的要求：
    1、‘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天法道）
    2、找出‘正确’应对并符合自然规律的方法（地法天）
    3、‘正确’的实践 ?（人法地）
    我们可以说，这三个层次的‘正确’的完整展开，才能最终实现天人合一这个理想实践结果。这三个层次就是之后《易》显示的天地人三道。找到正确的天地规则就是天法道；找到正确应对自然规律的方法就是地法天；而如何正确实践，则是人法地之道。
    比如在抗疫过程中，1、要认识到病毒的行动规律；2、于是针对病毒规律，我们才能制定隔离、口罩、制造疫苗的正确应对方法；3、而有了这个方法，我们必须排除各种困难和干扰，坚决贯彻到底实践之才能获得成功。这三个环节必须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都不能缺少。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国就是把这三部分都出色实现，才赢得了抗疫的胜利。其他很多国家、地区，有些基于自身能力不足，无法对疫情的规律清楚认识；有些无法找到适合自身的最有效的抗疫方法；有些国家对病毒和疫情有正确认识，也知道正确应对方法，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贯彻这些方法。造成抗疫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全面失败（比如西方联邦制造成的内部社会力量分化、内斗，政治干预抗疫。自由主义泛滥、无神论无法形成社会压倒性力量，引发的大量民众反对疫苗、反对隔离、反对口罩，最终造成防疫结果出现极大缺陷和漏洞等等）。
    这些后世对《易》的认识结果，使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深刻的成功应对自然考验的重大现实经验，是不会有这么深刻理论认识结果的。也就是说，我们对后世华夏传统理论的解读（以《易》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理论体系），可以倒推出在这些理论产生的源头，存在战胜自然重大考验的历史现实。重大实践功绩既是华夏文明的实践源头，也是华夏文明理论的源头。纵观我们人类当下所有遗存下来的古代历史记录，符合这种标准的唯有大洪水这个事件。
    而抗击洪水的历史功绩，不仅规范了之后诞生的华夏文明的特色及核心内容，更从正确实践所体现的一系列有益经验中，总结并升华出华夏一族之后实践的价值观方向——（向善的）合作性，共同求存的大善结果（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团结合作，共同求存。）
    ?
    3）、大禹治水传说的简略分析及造成的部分现实结果（试论）
    根据大禹治水传说，成功治水并非一蹴而就。是经历过反复失败挫折才最终成功的。相传大禹之父鲧先被委任治水，采取策略以筑坝堵水为主《国语·鲁语》记录：鲧障洪水而殛死。九年屡试不成，最终被处死，大禹接任治水职责，改堵为疏，历经十余年，终成。
    《史记》夏本纪 记录：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这个故事内容虽然简单，但是如果我们对其表述内容进行深究，就可能发现更多的历史现实。
    首先，我们确认大洪水是全球重大灾害，因此治水绝非单个部落一家之事所能成事的。
    其次，我们之前讨论的满天星斗论，显示，即便到大洪水时期，在一个较为广大的地域内，仍然存在众多部落共存一隅的现象。这些部落不仅在生产方式甚至利益结构，主体文化都呈现出巨大差异。也就是说，当历史从部落为主体转向松散部落联盟为政治主体的历史阶段，基于相同利益或相近血缘或相同生产生活方式或相同文化政治体制组成的不同部落联盟（松散）在一个相当广大的区域内，有较大可能呈现为多个联盟犬牙交错的共存一起状态。那么被大片洪水困在相关地域内的族群，就不能简单认为是单一部落的成员，也不能认为是同一部落联盟（松散）。（“原隰厎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39]”。我们从《史记夏本纪》这里看到，随着大禹治水各地逐渐有效，与华夏族共存的三苗、西戎等部落的顺服的记录。证明当时是多族群、多文化共存的状态）
    于是，我们根据这个分析结果，大禹治水所涉及的主体，显然是跨部落联盟的（也就是不仅仅是简单地华夏族所属族群，还有洪水围困地区内大量其他族群存在其中），抗击洪水的主体是由不同的部落及部落联盟（松散），基于共同生存下去的巨大共同利益，组成的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大型部落联盟（松散）。
    因为无论大规模筑坝还是挖渠，都需要跨越相当广大的地域，涉及相当广泛的地区族群利益，不实现整个地域的联合抗洪，那么这个部落不许挖渠挖了他的地，那个部落不接受筑坝淹了他的房，显然这些矛盾就足以能让整个抗洪活动无法进行下去。
    这个超级跨部落联盟（松散）是华夏先民开始治水时的最可能的基本社会现实。从这个现实，我们就能很快发现鲧失败的根本缘由，以及是什么让大禹最终成功。
    我们前面说了华夏先民敢于治水，是因为有丰富水利建设利用的经验，比如良渚发现的当时超大型水坝遗址就是证明。那么利用水利设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不仅仅只有筑坝这一个手段，筑坝蓄水，蓄水灌溉农田还要开挖灌溉渠网，筑坝为堵，挖渠为疏，缺一不可。所以说有丰富水利建设利用经验的族群对疏堵之策都很应该了解才对，何以鲧只用堵一策？
    大禹原有所在部落利用水利的经验非常丰富，可以说是这个跨部落联盟里水平最高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鲧治水失败被杀，主导权还留在大禹部落的主要原因。
    而鲧被杀，治水主导权还在大禹部落手里，显然说明，发起对鲧追责的并非大禹部落内的政治势力（追责者不畏惧杀死大禹部落前首领，而引起大禹部落对此的巨大反弹。因此显然在隶属关系上，各自都有强大的独立性，且这类部落（部落联盟）数量众多，他们联合起来根本不畏惧大禹部落，甚至能迫使大禹部落服软，这就从一个侧面证明在这个跨部落联盟内部有大量与大禹部落平时关系一般、甚至关系不好的成员）。这里间接反证了当时抗洪的组织形态初始为临时组建的跨部落联盟（松散）。
    这个一开始的松散的跨部落联盟的现实，才是导致鲧失败身死的主要原因（也是其选择以堵为主治水策略的核心因素）。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一开始在中国花费巨大牺牲为代价，找出的有效抗击疫情的标准答案后，我们看世界一些国家在抄中国抗疫作业的千差万别结果，尤其那些个人主义横行国家的表现，我们看到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一些人主动染疫；一些年轻人认为这病只危害老年人，不顾国家禁令，忙着要自由，反对隔离封锁；一些社会开始优先抛弃老弱病残等等。说白了，一个不团结一心的社会，就算表面是一个群体，他们遇到巨大问题时也只会优先选择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就如欧盟这种松散联盟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几乎无所作为一样，（欧盟还有长期的磨合，有相同的文化历史及价值观，统一的货币经济体系，都无法展开有效的共同行动）我们可以想象大洪水时期，不同文化，不同生活生产方式，不同友好敌对关系的部落临时组成的松散部落联盟，能联合起来做一件事的难度。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可以说当年鲧能让这样一群临时拼凑出的散兵游勇一起去筑坝，其能力比今天欧盟内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还要强不少。
    这就是华夏先民开始抗洪时，直接面对的现实。
    虽然各个部落及部落联盟（松散）为了共同生存的利益，组成了一个跨部落联盟（松散）。显然这个临时起意的松散组织结果，各个部落各自一开始的本能反应，跟今天很多国家社会一样，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在抗洪措施的选择上，就只能偏向筑坝堵水的策略。因为大规模挖渠引流，势必要选择很多族群活动生存区域，作为挖渠引流甚至泄洪区，这就要在相关土地上生存的部落作出重大生活改变甚至牺牲。这里涉及矛盾显然极大，而筑坝堵水的核心思路，就是以大坝圈定自己安全区域，把洪水驱赶到自己安全区以外区域。每个部落虽然参与跨部落联盟，但是基于自扫门前雪的基本思路，这种各自自保，由挖渠筑坝技术能力最强的大禹部落进行指导（想想今天新冠疫情我们不断派出的医疗专家组，他们不可能建议援助地政府以牺牲自己现实利益方式来维护全人类整体利益。），成为最容易通过的对抗洪水策略。但是各个部落基于各自部落利益的小九九，没有意识到或者故意没有意识到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自己部落大坝构筑的安全区以外的区域说不定就是别的部落的生存区！
    以堵为主的策略选择结果，今天的人想想都能推想到结果是什么！
    你也筑坝我也筑坝，水往哪里去？我们甚至可以推想，在这种比着把洪水赶出自己领土（赶到别人领土）的行为，会引发一系列极端行为（三苗作乱的部分原因？），甚至不排除为此一些以往的引流的洼地甚至都被相关部落堵了，进行着互相伤害式筑坝。这简直不是在遏制洪水灾害，这是在扩大洪水损失！
    不仅如此，大禹一族指导各族一起筑坝，但是各个部落毕竟能力和经验有巨大差别，大坝的建筑质量，建筑速度等因为这些能力、经验差异，会形成巨大的实践差异结果。极有可能出现，筑坝速度最慢，大坝质量最差的部落，最先遭到不断上涨洪水的打击，而各部落各自为战，各自筑起大坝，使得更多的洪水向最先垮坝的部落驻地奔袭而去。也就是说，鲧基于松散跨部落联盟制定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策略，最终结果就是能力最差部落遭遇最大加成打击，而筑坝能力最强的部落是撑到最后的部落。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个堵水的策略，大禹一族是受损最小的那个。
    可以说鲧的堵水策略，是当时唯一能实现的策略。但是这个策略的结果无法有效抗击洪水，这必然让所有人失望。更重要的是，他给跨部落联盟里大部分部落以沉重打击。大禹一族作为技术总指导，没有成功抗洪，更糟糕的是，作为主导方大禹部落竟然损失最小，这必然在跨部落联盟内形成千夫所指的局面。大禹部落及其友好部落的势力在这个部落联盟里没有占据优势地位，站在必须继续抗洪来实现全体生存的更大利益目标，舜为此不得不把鲧作为前期以堵为主策略失败的替罪羊处死。这才是最可能的鲧取死之因。
    鲧死，而大禹担任大禹一族新首领，继续指导抗洪。这首先证明了大禹一族是跨部落联盟里生产力最强（长期农耕及大规模定居，对大型建筑及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利用非常有经验）的族群。虽然前部落首领因为抗洪策略失败，遭遇其余部落的最广泛压力，不得已以死谢罪。但是继续抗洪还得指望大禹一族进行指导。所以才有大禹继位继续主导抗洪的情况。
    基于之前各扫门前雪策略失败经验，显然之后整个跨部落联盟及大禹一族都作出了一定的相应改变。这才使大禹之后改堵为疏的策略能够实现。因为挖渠引流，需要将洪水从设定路线所挖的渠沟引走，这就要路线所及部落做出利益让步和牺牲。因此，要实现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策略，必须一定程度硬性要求整个跨部落联盟根据鲧时期惨痛现实，一定程度改进内部组织形式，各部落向主导跨部落联盟治水的部落去让渡一些权力，这能使主导抗洪的大禹能在整个跨部落联盟里有效调配各类资源，超脱单个部落自身单一利益诉求，站在整个联盟的更高角度，去努力实现抗洪的胜利。没有这个制度改变，大禹是没法成功治水的。
    制度及规则的改变是必须也是必然的，成功推动这个制度的建立的就是当时的华夏族首领舜。而作为主管治水的大禹也利用这些规则，利用政治手段扩大自己在跨部落联盟里的影响力。这里笔者尤其建议关注史书记录大禹建立夏朝时采取的一些非常手段。这里反映的一些当时政治斗争的策略手段，不一定仅仅是夏国立国时才发生的，而很可能是大禹长期治水过程里为了获得更强政治主导权而做出的不断尝试行为的映射。
    在面对世界性大洪水这个超级敌人。如果大禹不能掌握极强的联盟内部资源调配权力，不把整个联盟的各类人财物资源紧密团结结合在一起，不拧成一根绳，让不同的部落共同行动，是不可能最终实现抗洪胜利的。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当时舜作为最高领导者作出的重大作用。就如尧帝培养出了舜，而处于大洪水时期的华夏族，为了解决巨大生存威胁，在权力传承上迅速偏向了最‘正确’的方式，就是以贤能为选择首领标准的所谓“禅让制”。因此，没有太大政治根基的舜，培养有着强大部族根基的禹，这让大禹对整个联盟的权力控制最终如鱼得水.
    因此大禹主导抗洪后，事实很可能是联盟基于鲧治水失败经验，各部落让渡出部分自身权力给联盟，并制定出一定的跨部落联盟强制力权力给予联盟治水主导者。而主导者大禹用强大的政治行动能力，利用这些初始规则快速扩大了自身在联盟中的政治权力，并逐渐形成了较强的政治权威，并在整个治水过程中，通过抗洪的资源调配组织过程创新再造，根据抗洪有效性，不断优化以及最终构建出一套崭新的政治组织体系，最终重构了整个联盟的新生产组织体系。
    可以说，舜和大禹通过治水的契机，将华夏族作为领导核心的跨部落联盟（松散）最终改造为一个跨部落联盟（紧密）。强大的生产技术能力，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强大的意志及执行力，再加上抗洪成功的滔天之功，最终形成整个联盟对华夏族文化为主体的文明认同（就如今天我们抗疫有效且成功的表现，必然让全世界广大的人群都会对华夏文明产生正面认识效果一样）。这不仅在文化形式上，更从组织形式上，将被洪水围困的广大地域（这个区域是超越了华夏本族原有控制地域）各族群整体统合在一起。这些都是大禹之后所以能建立夏朝的关键条件。大禹在舜的领导下应对大洪水的杰出表现，使大禹获得了足够大的权力和威望。因此，随着舜的逝世，华夏族就自然而然进入世袭（分封制）王朝历史时期。
    夏朝的建立就是历史给予大禹一族伟大治水功绩的奖赏！
    ?
    -------------------------------------
    [36]?《圣经》创世纪
    [37]《洪水神话》p196，美阿兰。邓迪思编，陈建宪等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第1版
    [38]《洪水神话》P218
    [39]《史记夏本纪》
    3、大禹治水的重大意义与直接实践结果
    ???1）、华夏一族对人类自身出现了一次划时代，超越性认识
    ???如果不进行横向对比，我们就不会充分理解大禹治水的成功对当时人类心理认识的强大冲击。就如我们今天不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比抗击新冠疫情的效果，我们或许更多的只是关注到我们在抗疫中暴露的问题，而没有一个清醒地认识，来准确的定位在整个人类中，我们文明具备相关能力的实际水平。
    ?
    当年大禹治水的功绩，如果我们横向对比看基督教旧约记载，就能清楚地看到大禹治水，我们华夏文明到底完成了一件什么事：
    诺亚方舟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
    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
    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作你和它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40]
    ?
    在一神教文化的远古传说记载里，大洪水的成因被认定为上帝对罪人的清洗 。或者我们更客观地解读这些早期记录的本意：
    （人力不可抗之）神以神力向世间发下大洪水。
    这个认识广泛存在于各地的传说中，包括华夏相关传说。被后世华夏文明改造的大洪水传说里，共工撞毁不周山造成洪水泛滥。所以大洪水=神力所降大灾。
    而人类对神的信仰，一开始就来源于人对自然无法认识、无法企及、无法克服的自然伟力的敬畏、仰望之心。原始氏族社会的人们，基于自己所在时代所关注的长期热点问题，希望有一种超越现实能力的存在出现，帮助人类解决现实困难，消除现实痛苦，得到幸福。可以说对神的宗教信仰发展历史是人对超越人力的天地之力的一种抽象关注，并最终发展为一种具象化的仰视心理及行为范式 。
    因此大洪水成因被当时人类认为自然神力所为。那么战胜洪水的人力，其在逻辑上就等同于神力。这里人并不是神，因为神能降下洪水，人不能做到这个，但是人力以一定模式组织构建起来行动之，就能成功消除神力的效果（消除洪水），在人与神的这对关系中，人虽不等于神，但是人力能在一定前提下等于神力（现实效果）。也就是华夏观念中形成了：
    人不等于神
    但人力（有条件的）能等于神力
    华夏先民在实践中发现，在人类普遍关注的（人－神）关系中，人竟然能实现与神的有条件对等的结果。
    就是这个认识，让华夏先民对人能成为什么，人能实现什么，人能成就什么，产生一种必然的超越性认识。因为这是巨大的实践功绩，赤裸裸摆在所有看到治水成果人的面前的结果。就如今天中国成功实现抗疫成果是毫无辩驳的现实一样。作为无法辩驳地消除神力所为的证据，这使得基于这个现实证据作出的合理推导成为一种真理性的认识结果。
    我们以往所敬畏的神，它能实现的我们人类都能有条件应对，因此人类能有条件地实现神的能力，有条件实现神能实现的作为，能有条件达成神能达成的高度。
    这个逻辑的再深入推导，就可以认为：神就是人在特定条件下能达成的高度。
    在这个逻辑下，远古人对神敬畏（放弃对自我命运的把握），对人自我可能性高度的限制（不可能达成神力所及），在大禹治水伟大功绩冲击下彻底瓦解。现实让华夏先民认识到，人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发展能实现的高度的天花板是不存在的，神力所至即人力（可）所能。人能达到的终极高度，是可以与天齐的（凡是能实现这个状态的人都是圣人，可被称为齐天大圣）。
    这种短期内，在现实巨大功绩冲击下的思想观念巨变，在全世界极其罕见（我们可以回想下2020年新冠危机前后中国人的心理，在面对自己成功抗疫产生的巨大冲击变化，对华夏文明重新关注认识。）。更因为治水事件是在华夏文明诞生前完成的，他就成为文明出生即具备的成熟且核心的实践基因，他带给了华夏文明之后一系列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塑造及发展。
    如果说，竞争是人类之间的争斗，或是面对自然之力，个体（小众）自我求存的一种有效措施。合作（向善的）就不仅仅是应对人之间的竞争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唯一能有效应对自然考验，实现最广泛人类获得实践胜利的手段及路径。
    成功应对自然考验，人唯有靠合作共存一条道路。这是人类在宇宙对人无尽考验中获得人与他人，自然与人永恒的和合共存的唯一路径，这是被实践所证实的。这种实践功绩带给人们的巨大认识，直接帮助华夏一族完成了自身文明的价值朝向选择。
    2）、华夏文明诞生
    大禹治水的现实冲击，使整个华夏先民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定位产生了一次颠覆性、超越性的认识升华。并以此对其他各个重要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它首先就使得，华夏大地上，最先进、最强大部族的文化，经过抗洪实践改造，以及被团结起来的跨部落联盟整体接受，继而升华并被这个新族群（华夏族）主观确立为指导实践方向的文明理念。
    华夏文明经历先民上万年孕育，终于呱呱坠地。
    这个新的生命出身所拥有的核心内容：
    （1）、通过治水成功与现实人类间的利益博弈经验，确立了人面对“（人－他人）”“（自然－人）”两大关系，以及两大关系主导者的差异。同时，确认这两大关系中“（自然－人）”关系，应该被人类放在更高关注的地位（应对自然的挑战，才是人类永恒面对，是否能永恒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使得诞生出的华夏文明最高实践关注指向“（自然－人）”这个核心关系。这个独特的关注点的确立，使得华夏文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应对自然挑战为主要且最高目标的文明。他几乎超出其他所有文明把人与人的关系作为最高实践目标的普遍现象，成就出自身最独特的存在。
    （2）、华夏文明孕育期各族群之间文化交流与利益博弈双轨制历史。以及华夏大地上农耕技术的巨大发展。使得文化交流的和平倾向与现实利益大规模来源于农耕定居（农耕模式形成的大规模定居，而大规模定居及大规模耕种需要长期稳定和平的内外关系）的现实相结合。形成华夏传统辩证法的来源（生克互生，以和为贵），以实现和合共存为主要实践目的华夏矛盾观。
    （3）、从治水经验所反映出的成功应对自然挑战需要拥有的客观条件：文明的“自强”需要，治水需要族群强大，但是这个强大，因为文明对自然更高层级的关注，使得强大更多指向族群内生性的“自我、自主、自生）”。“自强”一开始就指向三大块自身能力——“强大的生产技术能力”“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强大的意志品质”
    （4）、从治水经验所反映出的成功应对自然挑战需要拥有的主观条件：“向善性”。抗洪胜利，是整个跨部落联盟的整体的胜利。既一群差异化极大，“满天星斗”共存一地的不同族群，根据所有人共同生存利益联合起来（和合共存最高目标），才能最终实现胜利。因此，在主观认识上，这个胜利所反映的人的群体，是超越自我（小我）族群的，是人整体的（大我）共同利益。因此应对自然挑战，必然是超越历史局限自我利益，是更广泛人类的族群共同利益。同时，由于人类团结一致竟然与神分庭抗礼，人自我生存幸福的利益，其地位就上升到神该有的位置。
    有无限真善美的神，就是人有条件实现的该有之状态。因此人追求自我族群共同存在幸福就是善。面对自然挑战，先民发现，追求小众独存是不可能实现善的目标的。鲧的经验显示，各族群分立，自扫门前雪是不可能达成生存幸福的目标。团结合作，结成更广大的族群，为了更广大人群的利益，辅以强大硬件条件，人类才能有效对抗神力。独斗只有失败的苟且，团结才能共存的胜利。因此，主要指向应对自然挑战的华夏文明，主观需要“向善性”（超越既有的自我，追求并努力实现更广泛人群的共同幸福）。“向善性”是人类实现胜利的主观前提，又是追求胜利的实践目的。是人实现至善的必须（对自我的超越性，‘向善性’最终指向的是全体人类共同幸福生活利益的至善所在）。
    ?
    3）、新华夏族建立
    我们前面讨论了，华夏先民经过实践发现，人力在特定前提下能实现对等应对神力的功效（基于强大的技术生产能力、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强大的意志品质。正确的认识、方法、意志 ）。
    这个以伟大实践结果为强大依据，使得早期满天星斗共存现状下的各个族群，迅速由全面的现实实践认同上升为广泛的文化认同，并进而成就全面的文明共识。
    大禹治水使华夏文明终于诞生于世。她诞生之初就以极其浩大声势，在一个满天星斗组成的巨大群体中，赢得高度统一的文明认同。华夏文明走入世袭（分封制）王朝历史阶段，这个阶段，首先实现的就是文明的统一。
    大禹治水过程里，通过针对有效治水改造出的，崭新跨部落联盟生产组织结构，政治组织结构等要素基于统一的文明认同前提，迅速在大禹治水之后，以统一文明为核心推动动力，迅速促进这些要素向（文明核心推动型国家）世袭朝代历史演化。
    因治水而产生的一系列临时性措施，因为其巨大的“有效性”，以及这个临时性体制所产生的巨大权力及利益结构，使得其在洪水之后快速向常态化结构转化。
    由于治水功绩极其巨大，以及新组织模式产生的极其强大的行动能力，以及产生的巨大权力及利益，这使得所有内部阻碍力量，在反对这个新组织体系时，都如土鸡瓦狗般崩溃。比如《国语·鲁语》记载昔禹致会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这个强大的体制，所具备的严格的纪律，使得大禹拥有斩杀迟到部落首领的权力。这显示了大禹利用治理洪水的极高功绩获得了极大的政治权力。大禹一族通过治水获得了在整个跨部落联盟高度集中的权力。大禹有效利用权力，促使整个联盟从对治水实践认同更快地上升到共同的文明认同。
    天时地利人和已齐。天予不取，反受其咎[41]。随着夏朝建立，华夏世袭朝代历史终于展开（以此基于现实的逻辑推导下，对那些持夏朝虚无论的人，中国人应该不屑于与他们讨论相关问题）。
    而这个国家中子民们，就基于华夏文明认同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华夏族。
    ?
    4）、开启华夏世袭（分封制）王朝的新纪元。
    ?这个新时代经历了夏商周三朝，瓦解与春秋战国时期。
    ?
    5）、华夏文明纯粹信仰观的建立
    华夏所含向善价值观朝向的确立，使人的生活世界进入人的实践的绝对中心（在文明的核心逻辑上，人有条件等于神，因此任何信仰都最终指向人本身），以此塑造出华夏文明宗教信的仰基本立场；
    人的自我认识及重要性的极大提高，使人具备的潜力及能自我实现的可能高度与神齐，这就让神在人类心理中的地位大幅下降。神的高度即是人可能达成的高度，那么对神的仰视就不必是永恒持久的，在满足条件下对人的关注，逻辑上就等价于对神的关注。于是同人类其他各个文明横向比较，华夏文明对神（非人的）及宗教信仰领域的重视程度相对低很多。
    对认同华夏文明的整个群体成员而言，神地位下降，人的地位与可能成就极大提高，使得之后华夏宗教信仰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一条最纯粹的信仰之路。
    因为向往并追逐人类至善才是华夏信仰之根本。那么无论仰视神，还是仰视人，谁能使人类达成至善的信仰关注，信仰者就该去关注他。
    难道信仰不是为了追求真善美，实现人的至善至真至美为永恒且终极的目标吗？那个所谓的真理，难道不才是我们的信仰唯一所要去执着关注的吗？我们是执着哪个人构建的信仰对象（神）？执着哪种信仰方式？在意谁在信仰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吗？
    信仰的终极指向不是这些对象、形式、过程，而是我们要达成的至善目标。
    因为天下尚未大同，所以长久以来，人们根据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文化观念等等构建出各色不同内容的信仰标地（作为信仰所属重要的一种方式——宗教样式）。于是很多人把对特定族群、特定宗教文化，特定利益的个人忠诚的品格要求故意与信仰本身纠缠在一起。信仰唯一忠诚的对象只有真理！信仰如果不指向真理（真理对人类而言，就是人可以达成的至善：最广泛人群的恒久存在及幸福），那仅仅是愚忠、愚信而已。
    信佛信基督还是信仰共产主义？谁能引导我们并能最终实现那个至善的人间（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我们就该去信他，去追求他，去笃行他；谁不能做到至善，甚至违背他，损害至善的实现，哪怕口吐莲花也不会跟从，即便曾经坚信过也要坚决地去改变。这才是对真理的狂信徒，这才是真的纯粹的信仰态度。
    因此，拜完观音拜土地的中国人，才是拥有最纯粹信仰潜质的族群。所有人为构建出的信仰方式，必须在现实实践中展现出有效地向至善前行的可能性，才能被华夏文明下的成员衷心接纳。
    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在信仰中始终追求至善的实现才是最纯粹的信仰方式。唯有如此，任何花言巧语都无法欺骗我们。
    把你们说的至善做出来给我们看－-----－这才是直面信仰终极目标的纯粹信仰态度。
    这种纯粹信仰的态度绝对不是所谓的现实主义。因为这是具备明确价值观指向的。信仰指向至善。他因此对实践方式有明确的取舍，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纯粹的华夏信仰观衍生出一种重要的行为范式——实事求是。
    ------------------------------------
    [40]《圣经》创世纪
    [41]《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司马迁，原句：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
    三、汉字
    （本节不讨论文字学）
    ?
    1、思维－语言－文字
    思维是人在实践中，被直观到世界的赋予（笔者的观点）。人（这里人并不指特定个体，而是作为具备思维能力及基本知识体系的普遍意义上的人）所知、所感、所思、所为内容的构成要素，都是被人直观到的。人不可能想到一个完全没有所知、所感、所见、所闻、所为构成的内容。实践是人类知识体系的直接来源。而思维过程则是人将直观到实践的各个要素内容“加工”成知识（经验、理论等）的工具和唯一场景。
    由于思维是极端个人的事情，个人从实践中思考总结所得往往一开始就只是他个人的。但是思维的有效所得（比如知识）如果有效扩展到他人，能让个体从实践中总结的有益成果，迅速扩展到更广泛人群之中。也就是说社会性的人类不需要每个人都亲自完成一次相同的实践，而只需将他人有益实践成果进行纯意识的“接受”。就能‘拥有’他人的认识成果。
    我们以聊天共情喜怒哀乐；我们从一本本书籍中观赏一个个拥有鲜活灵魂的他者；我们接受教育，将整个人类亿万万人，不知多少万年实践总结的经验、理论、知识，在短短几天、几年、十几年变成自己所有。
    这就是人类社会性最强大的地方——在四维时空层面，只要手段充分，所有个人的实践认识成果都能成为所有人全部能拥有的。从知识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后浪都可以是所有前浪的叠加。
    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在于是到底是哪些他者构成了自我。或者我们可以更极端的描述：
    不存在自我，只有他者！
    所有自我（个体）都是不一样的他者们以不同数量、内容、结构构成的。父母给予我基因，社会给我常识生活，学校给我知识，与他人的各种交流都将他们的一部分融入到自我之中，自然给我所有的物质构成自我，我们所有的先辈给我们历史。因此构成自我实存的皆为他者。
    ?思维的作用这么大。但是非常私人的思维活动结果如何被他人所知并最终‘进入’他人。则需要通过人与人的交流来实现。语言就成为人最初完成这个思维相互交流任务的功能。
    通过交流，个人的具体意识活动成果才能告知他者，并努力使他者对此了解、理解。
    人的意识内容是非常快速、繁杂的。所谓一刹那间千百万个念头。但是我们人类现有所有的交流表达手段，都无法完整展现出一个人思维结果的完整面貌。一瞬间产生的那么多想法、念头，即便我们能完整地表达出来，也无法花费与思维活动相同的时间“表述”出来。因此人类基于交流的最初表达方式（语言），一开始就是思维对无数意识内容的关键重点部分的精炼浓缩、筛选性表达。
    语言是人类为了交流最初实行的行为方式。宽泛而言，它主要分为肢体语言和言说两种主要形式。本文此处只讨论狭义的语言，即通过口腔声带等人体发声器官所产生的沟通信号。
    因为语言（言说）自身受限的独特性，导致语言这种交流方式必定呈现一种简短的，内容及意义浓缩等特点。
    因为声音的特点就是短暂存在的，逝去的声音是听不到的，一个声音不存在与过去，也不存在未来，只是当下刹那的存在。所以语言交流，就要求表述不能过于冗长，对一件事过长幅度 的表述，需要倾听者消耗大量精力，去记忆表述者表述的前后语句，并在意识中耗费更大精力把记忆材料进行理解重构。因此语言交流也不倾向含义过于复杂的内容表达。
    更复杂的表述内容，需要更大篇幅的表述内容。这就需要对倾听者的记忆力、理解力等有更高要求。人的精力在这种高强度的活动中，会很快疲惫，甚至产生厌倦。这就是相声这类纯语言技艺，需要不断抖包袱的原因。在较短时间内，在思维还没疲劳之前完成整个事件（含义）的表述，且这个表述不仅易于理解，更以一种脱离意识常规理解形式来引发倾听者极大兴趣及特殊感受，以此维持对言说者言说内容的持续关注。
    因此语音在时空中的瞬时性，决定了语言表达语句越简洁越好，语意越简单直接越有意思越好（大家可以去看下我们新冠抗疫期间民间大量有意思的抗疫标语）
    语言的特性决定了。他适用人类文明发展早期，较少的实践经验，意识成果下的交流环境。
    但是随着人类生产力提高，人类生产出更多产品，拥有更大活动范围，有更丰富强大的技术能力，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历史累积的人类实践经验成果（知识总量）越来越多。
    人类开始越来越需要交流更复杂的内容。这时候，原有的语言（言说）交流方式就开始不能满足社会进步的要求。
    对华夏文明而言。大禹治水前后，华夏最先进的农耕族群，已经开始深入涉及灌溉水利、精细耕种、与农耕有关的天文观测，与大规模定居有关的建筑技术、城建规划，以及对这些相关大量丰富的工具制造等等大量复杂的领域。尤其进入夏朝后，又有政治组织领域，以及逐渐成熟的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这些大量复杂的领域内的新旧知识需要记录、交流、传承。
    对这些大量知识累积进行交流传承，仅仅靠简单的言说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人类需要对大量的、复杂的、跨越更悠长时间的意识成果进行交流的阶段。人类终于迎来升级版交流方式——文字的诞生.
    文字可以超越言说刹那存在性的巨大弊端，在时空维度上，超越思维的无限流变、言说的短暂无形，将复杂的思维内容凝固在具体载体上，长时间地留存在这个世界中。
    文字不需要为了有效言说，过度加工浓缩思维内容。他可以将无数思维的火花，进行详细地记录。可以将自己的思想成果留存给百千年后的人类。也可以跨越千万里地域的间隔，将“我”的思维总结出来，让千万里外那个从未谋面的“他”认识理解。文字使人类的思维突破了存在着的时空的限制，使每一个有益的思维成果都有机会成为社会全体的共同财富。因此，文字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社会发展 得到了一次指数级的增强。一个社会所能覆盖的范围将不再仅仅限于我与我身边的人，而扩展到我与了解我想法的人们。
    ?
    2、象形文字
    1）、图画与文字
    象形文字是最原始和最基本的造字方法。他直接来源图画，象形文字造字源头在于图画，图画是人对实践的直观（世界直接赋予人的）。
    在古人类活动过的地域，现今不少地方都发现几千、上万年前的岩画。这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中，在具体实践的场景中，直观到这个世界对人类的赋予。图画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
    图画是我们人类对世界赋予人类的直观的记录。人在实践中才产生直观，因此图画是人对认识到世界“真”的记录。所以，无论写实派还是抽象派，图画必须呈现出“真”，才被众人认可。这种“真”不需要你在图画外对图画进行额外的注释，就能被观者正确理解。如果你画了一只鹿，观者有人说是树，有人说是大山，有人说是房子，这是图画表达的失败。因此，图画能成为图画，我们可以说，它（图画）准确记录了世界赋予人的直观。凡是不能准确呈现地图画，都有指鹿为马天然证伪的结果。
    因此图画（能真正称为图画的图画）天然蕴含真实性，甚至真理性。
    在人类文明早期，在人类处于简单生活状态，不需要也没发展出过于复杂思维。因此努力呈现大自然展现给人最真实的景象，是人类必然的质朴选择。以图画为基础，创造文字并记录知识，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以及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因此，人类文明早期，在世界各地诞生了大量的象形文字。比如古汉字、古埃及象形文、古印度象形文、苏美尔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等等。而中国境内除了汉字，现存还有东巴文、水书、纳西文等象形文字。
    我们今天可以说，汉字诞生之初并没有什么特殊性，汉字是人类文明演化普遍性的结果。但是汉字又是人类所有主要使用的文字中一个非常最特殊的存在：特殊就在于，经历数千年漫漫历史长河之后，现今在人类主要文明中，应用最广泛人群的文字之中，汉字几乎成为唯一存活下来的以象形文字为基础发展出的文字系统。
    ?
    2）、字母文字以及与象形文字的一般性比较
    ????在人类当下还在使用的众多主要文字系统里，几乎除了汉字这个直接起源象形文字的文字系统外，几乎全部是字母文字。
    ??字母文字的起源相较于象形文晚很多。字母文字是象形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腓尼基字母几乎是现今所有字母文字的源头。
    ?腓尼基字母是腓尼基人（位于现中东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一带闪米特人的一支）大约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从古埃及象形文中选取若干象形字演化出腓尼基字母。虽然不清楚最开始，腓尼基字母是否就已经是纯表音的字母。但是这不影响腓尼基字母成为现今几乎所有主要字母文字的开端。腓尼基人通过海路及陆路商贸活动，将腓尼基字母向四周传播。在地中海文明圈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在现今欧洲方向，腓尼基字母后来演化出古希腊字母，以及之后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最终形成当今，欧洲各国的字母文字系统。在东方的亚洲方向，演化出阿拉美亚字母，以此，派生出之后波斯、印度、阿拉伯、希伯来等民族文字。在中国，蒙古文、维吾尔文、满文等都是这一支的派生。
    我们看到，字母文字的起源，来源于象形文字的发展。我们更从历史看到一个现象，象形文字的起源是多点并行发生的。但是字母文字的起源，基于现有的研究结果，基本表现为特定地域单点起源扩散演化出的 ?。
    这就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现实结果。象形文字多起源但随着历史发展日益缩减。字母文字单点起源，但是日益扩展成大部分人类使用的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找出汉字至今还在普遍使用的真正原因。才能理解汉字到底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独特性。
    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讨论这个问题，
    象形文字演化的角度
    象形文字的文字数量扩展带来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早期诞生不久的象形文字在造字过程中逐渐遇到巨大问题。现实的复杂意味图像内容的复杂性。新事物的不断出现，不断需要新字来描述。但是大量复杂的图画的出现，会让记录速度出现巨大问题。一幅好的画作，或许画家要数小时、数天甚至数月才能完成。但是作为文字，一个字不可能容忍如此长时间才能完成书写，甚至一个字数分钟才能完成书写，也成为记录活动中不可忍受的情况。
    因此复杂事物的造字，显然不能简单重复图画造字逻辑。于是，象形文字如果继续发展成熟，就必然需要创新出其他造字逻辑加入其间。比如汉字，起源于图画象形（比如：日、月、山、水），之后随着文字发展，?又发展出指事（比如：上、一、刃）、会意（比如：从、鸣、解、歪）、形声（比如：铜、放、花、斧、固、问）等造字方法。?
    ???就以汉字造字法的演化为例，我们看到象形文字从人类直观世界这个最朴素的现实出发形成了人类最早的文字。但是其随着时间发展演化出两大倾向：1）、造字法的复杂化，以满足书写便利有效率的客观需求2）、文字与语音最终发生关联性。
    造字法复杂化，相对于字母文字造字法的较为单一性，尽管满足了象形文字发展需要，但是，要实现造字法复杂化，必须要达成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足够大的智慧及水平能找出新的造字方法；二是学习使用更多造字法的象形文字的人群，要有整体相对较高的智慧水平，并投入更多精力才能实现学习结果。（很多学习汉字的外国人觉得汉字难学，虽然有非母语学习的问题，但是根本上，是汉字为代表的以象形文为基础发展出的文字，呈现出相对字母文字以语音为唯一造字逻辑而言，多种造字逻辑共存得相对复杂的事实。因此，成熟的象形文，无论创造它还是学会应用它，都在文字使用的人群整体层面，需要更高的智慧要求，以及掌握学习过程中花费更多精力。）
    ?
    象形文字与语音最终发生关联性，这就显示了语音与文字最终关联成为一种造字发展的必然。这不仅仅因为文字与语言、语言与思维特殊紧密的关系。还在于不同族群，在不同历史实践形成中，逐步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实践路径，并形成各自特有的世界观和文明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差异性结果为前提，人类随之的实践历史，让绝大部分的人群最终选择或被迫走向了字母文字的道路。
    ?
    我们或者这样说：当人类历史发展到，人类发展最前沿的族群（以大规模农耕定居为标志），已经来到人类文明的大门口时。他们是以普遍的人的原始‘天真’性，从直面的世界中寻找打开文明大门的钥匙，来打开文明的大门，迎接文明的曙光。这把钥匙就是文字。而人类的这种原始‘天真’性， 就是各地原初文字基本都是象形文的核心原由之一（一个族群进入大规模农耕定居状态，才会产生大量的新事物，生产大量的新产品，面对更复杂的社会，才形成需要文字的客观条件）。
    但是进入文明的大门后，人类就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随着文字诞生，人类个体实践成果，尤其一些更高级更复杂的成果，能够利用文字快速使之成为整个族群的共有能力。人类的能力以几何倍数快速增强，整个世界开始逐渐成为人类挥斥方遒的自由世界。限制人类的只有人类能力本身！
    于是在更多更广泛的实践过程中，不同族群在不同环境下不同路径的实践选择，形成了不同的文明样式。
    笔者可以略微武断地说，环地中海早期历史，是字母文字得以诞生并迅速扩展的现实背景。
    古埃及人创造了古埃及象形文，古华夏先民创造了汉字，都是因为在文字诞生的核心区域，人类开始进入农耕时代，实践经验大幅增加的所产生的大量知识的记录、传承需求造成的。
    在古埃及，基于尼罗河流域大规模农业生产，以及产生了大规模定居生活，形成了更多更高的生活样式和需求，形成了古埃及农耕文明的强大，这从今天我们从埃及发掘出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就能想象埃及农业文明曾经的强大繁荣。这就是古埃及文字能产生并流传出去的前提。但是就如之后历史显示的那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古埃及农耕依赖尼罗河的灌溉，非洲地理环境，决定了北非北面有地中海天堑，往南，大量的沙漠地形，使得古埃及无法将农耕活动向南大规模扩展，这就限制了古埃及能实现国家实力及文明水平的高度。这个跟华夏文明诞生时地理条件比较，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华夏文明诞生的核心族群分布在北方辽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广大地域之中，这些地域不仅有不少江河，还有大量湖泊沼泽，这给农耕族群足够宽广的活动地域。而当这些农耕族群逐渐交流、融合，形成了本区域内地域面积、人口、生产力水平都极其强大的农耕文明。并形成了对周边其他地区族群，在实力、人力、能力等等领域碾压式优势。这种优势，随着农耕文明逐渐扩展，形成对周边其他文化、族群、超长时期，超大幅度领先的优势地位。这跟古埃及文明形成了较明显的对比差异。埃及北有地中海，南部沙漠，被局限在尼罗河流域狭隘地域的古埃及文明，实力上升空间有限。再加上农耕文明总体偏爱和平稳定（以便利农耕生产的长周期）。因此当古埃及文明强大时，能有限影响环地中海区域。但是当并不非常强大的古埃及衰弱时，它就不得不面对环地中海文明那些游牧文化，商业文化族群的强力竞争。 不幸的是，这些商业文化、游牧文化族群，并不如农耕族群那般好相处。
    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在今天中东这一带，因为无法发展出大规模农耕文明样式。但是随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日益发达，更多商品被生产出来，这些不同族群之间，就有了交换产品的需求，闪米特人等族群，利用所在地中海地理优势条件，发展出了商业文化的样式。而这种地中海商业文明早期行为模式，我不得不再引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描述，来帮助现代人来恰当理解当时那些商业族群是如何跟其他邻居交往的。（现在被称为希腊的地区，在古时候显然没有定居的人们；相反地。移民运动频频发生，各部落在受到那些比他们更为强大的部落的压迫时，他们总是准备放弃自己的家园...这样他们对于变换居住地点并不在意...凡是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其主人的更换都是最频繁的...
    在早期时代，不论是居住在沿海或是岛屿上的人们，不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由于海上交往更加普遍，他们都在最强有力的人物的领导下热衷于从事海上劫掠...那时候，这种行为完全不被认为是可耻的，反而是值得夸耀的。[42]）
    这些所谓的商业文化族群，仗剑行商，势强为盗，势弱为商。为了建立并稳定商路（势力范围，殖民范围），必须建立一系列殖民点。因此当古埃及文明势弱，以商业立基的腓尼基人崛起了。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到，腓尼基人面对曾经辉煌的古埃及文明会有怎样的心态——感怀古埃及曾经历史中的强大辉煌，以及当下腓尼基人开始强大的自豪，以及对当下衰弱的古埃及文明的轻视。
    因为感怀历史，所以就拿来了埃及象形文字作为本族新创文字的底本；因为轻视当下，所以，腓尼基人就完全脱离象形文字造字法的基础，进行了一次完全彻底的改造，基本摒弃新文字与图像的紧密关联性，采取单一造字逻辑——与语音高度关联造字。
    基于象形文为起点的字母文字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一次彻底的文化上的借尸还魂。字母文字从诞生之初，就形成了与象形文字迥异的特质。
    字形与字义的割裂对立。
    象形文字，文字字形本身就是现实的映射。因此无论象形文字产生怎样的新造字逻辑，其都无法完全脱离象形这个根本，就如汉字造字法里形声字虽然与语音高度关联，但是形部直接来源于象形，所以本质上，形声字也无法脱离图像内存天然真实性的根本制约。
    但是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文字，几乎完全剥离了图像天然附义的特质。字母构建的文字具体所指为何，不是客观世界直接赋予的，而是需要造字者在造字时人为确立的。Mdfke 这个单词所指何意？除了笔者这个文字创立者，没人知道。如果我不赋予Mdfke这个词具体词义，单看字形，任何人都无论如何不知道其所指为何！
    于是这就形成了字母文字与象形文字最根本的差异。
    这个差异导致，文字的含义的赋予者从象形文字的自然，变成了字母文字的人。（人给予字母文字附意，自然给予象形文字附意）
    ------------------------------------
    [42]《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著 徐松岩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p1-p3
    3）、不同路径的文明的世界观与文化价值观演化
    ?
    对抗对立的价值观，
    对于人给字母文字附意这个现象，我们既可以解释为：初入文明的人类开始展现出的一种崭新的自信，从自我更加强大的事实中觉醒了某种被称为主体性的东西，使人从自然的整体中独立出来。当然我们也可以换另一个解释：环地中海文明早期商业族群的长期行为习惯，形成了族群对抗对立为主基调的文化传统。在更加强大人力所能的文明光芒下，商业文化下的人们不仅将人从自然整体中独立出来，更将我族与他族独立对立起来。
    对大部分农耕族群而言，为了获得巨大而稳定农耕收益，而不得不寻求与周边他族更长久和平的共处交流模式。而对于商业文明而言，对其他族群的博弈甚至对抗才是一种长久的存在样式。
    对抗对立的价值观，在那种长期现实的日常生活形态中迅速形成了——我跟他不是一个群体，那就会天然对抗对立的。我的幸福与他的被殖民、奴役、掠夺，形成了对立统一式的稳定的价值观认识。而这个价值观泛化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形成了原子式世界观的事实起源。 ?
    ?
    ?原子式世界观
    原子式世界观，粗略而言就是世界是个体的集合。
    相对而言的是整体论世界观，个体只是整体的局部。个体之所以呈现出个体，是个体在人的观察中，从整体的世界中浮现出来。
    就如所有的世界观一样，他一定来源于人在这个世界中长期存在（实践）的状态和样式。现实才使人有了认识，长期现实才使人有长期认识，这种长期认识，才塑造了人的稳定的三观。
    原子式世界观，一定反映了一种长期的不同人群之间分裂对抗为主的生存形态。这种生存形态下，不仅我与他不能也不是同一群体，现实也不接受我努力争取与他成为同一群体的实践倾向。这种长期分裂对抗的生存形态。会让存在期间的人群，面对一个必然的生存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真理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场景中，在很多实践结果里不再呈现为世界对人的赋予。而在于强者胜利后的专断！
    当这些商业族群，长年累月面对胜利便获得利益，赢者掌握自我和他人命运。真理就会越来越被认为是强权者、胜利者的理所当然所得。于是，这种现实最终泛化到文字造字领域，就呈现为字母文字这样的逻辑：字义的本真不是在于自然真理性的赋予，而在于造字者造字时命令式的字义赋予。
    这个认识结果，在这种商业文明在进入近现代后，演化出欧洲中心论后的反思中，被明晰地解读出来：
    ?"最初的言语在自我显现的最深处被理解为他者的声音，被理解为命令.
    因此，文字有好坏之分，好的自然的文字是内心和灵魂深处的神圣铭文，堕落的人工文字则是被放逐于肉体的外在性中的技巧[43]"
    原子式世界观，在文字造字逻辑向不同方向的演化过程中，呈现为一种根本性切断了人与自然的一致性、一体化的状态。他以实践中，人的强权胜利下的强制代替了自然本真的赋予。人的观念认识与真理本身，就开始分道扬镳了。这里的意思不意味人的认识与真理不再有交集，而是将人的认识与真理完全设置为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于是字母文字最基本的矛盾之一就出来了，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字母文字的声音形象与其具体事物概念处于一种事实完全分裂的状态。而这种分裂，使得赋予这个单词词义的人，以命令形式形成能指与所指的有机关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人为命令式赋予词义的结果，如果让他人接受，在很多场景中呈现为一种违反接受者本意的强制性。
    就如笔者前面自创的单词 Mdfke一词，没人知道他什么意思，于是作为造字者的我告诉大家，这个词的所指词义为“本词创造者最牛X”，你会接受这个词义吗？如果你不接受，甚至表示打死都不接受，你认为，作为创造者的我，会选择什么办法让你接受我的这个定义呢？对此我想到第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打死都不接受我规定的词义，那我就打死你算了！
    如果作为象形文字，马就是马，指鹿为马的行为天然证伪。但是Mdfke的词义无论是“本词创造者最牛X”还是“本词创造者最伟大”，或是“本词创造者最英俊”。你能说有问题吗？你只能说现实中的笔者与此类描述不符，而不能说一个单词的词义不能这样定义。
    于是我这样定义，与我是不是就是如此，变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同样的，如果你不认同我的定义，我可以采取强迫的模式让你接受我的定义。
    于是，作为真相真理，我到底如何与我定义成如何完全成为两个问题。而我的定义是否被他人接受，我必须表现为双重强权才能实现。第一重强权，我不需要你同意，就赋予了Mdfke的词义为“本词创造者最牛X”；第二重强权，你不接受这个词的词义，我就揍到你接受为止。这就是原子式世界观的基本矛盾形势。这就是我们当下认识到的西方矛盾论所谓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在我这个举例中表现为，你最终接受我对词语的定义，但是你是在我的强权下接受的。
    这不是理论上的推论，而是历史无数次呈现出这个事实。
    原子式世界观，是基于长期强权强迫行为下的对立分裂认识的必然结果。
    ?
    就如上面讨论字母文字的起源，以及与象形文字的一些比较，我们看到了长期处于不同实践场景中，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三观特质差异。
    农耕文化以及早期人类的思维质朴性，在世界观上总体呈现为整体论，在文字上普遍表现为象形文字。而随着农耕族群等族群的发展，大量商品的产生可以满足自我需求外的交换需要，才有条件促成了商业族群的发展，而商业族群在环地中海特定的地理历史状态下，长期的对立对抗的生存状态，使得所在族群对世界认识必然产生变化，字母文字，以及以对立为常态的矛盾世界的认识造就的原子式世界观才能诞生出来。
    以此，我们就能最终找到何以众多古象形文纷纷消亡，而字母文字得以不断扩展的直接原因。
    4）、众多古象形文消失原因
    古象形文的纷纷消亡，就在于使用他们的族群消亡的历史。古埃及象形文的消亡，在于古埃及在于环地中海各族群竞争中最终失败亡国的结果。
    古印度的印章文字，则是湮灭在古雅利安人持续不断南侵征服的历史中。
    而古玛雅文字亡于西班牙对美洲的殖民征服历史中。
    我们能看到古象形文灭亡的基本原因就一个：亡于与其他族群竞争失败后的被征服。
    人类随着能力扩展而使整个人类群体的规模和活动范围不断扩张，以此形成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不断接触甚至碰撞。在这个过程中，相互间惨烈的竞争占据了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很大的实践比例。
    而现实规律又呈现为人类兴衰败亡的周期性状态。因此无论你的文明价值观心怀向善还是向恶。总会在日益频繁激烈的群体竞争中体会失败的惨烈。于是我们可以客观地说，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站在人类文明长河历史中，与他人对立博弈，成为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大部分的形态。
    于是强权胜者即真理就成为面对广泛持久博弈环境下，人类各族群的一种普遍性的认识。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
    “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44]
    于是上节分析的形成字母文字及价值观世界观的现实原因，在全世界范围都不断演绎。
    向善者也可以被征服，征服别人即向恶。
    人们接触越来越多这样的历史：世界向广大人类长期呈现出这样现实——决定命运的是强权及强权者的命令！真理是强权者的专断。文字就是强权者命令的核心载体。
    于是这就与象形文字呈现出的世界向人类本真的敞开，这一逻辑特质格格不入。一个一心想要指鹿为马的强权，是要用钢刀使用Mdfke来强令你接受他的意志，还是真的画出一头鹿来当众丢丑呢？
    于是当象形文字族群当自身开始衰落，并在历史族群竞争中落败并被征服后。其文字就以各种速度在历史中湮灭。
    但大量象形文字的湮灭，根本上而言，不仅仅在于他者的征服，而更多在于自我的放弃。在面对他者征服自己的过程中，自身失败导致的自身核心价值观的崩塌而形成的对自身文明的自我放弃，这才是历史上众多象形文字湮灭的根本原因。
    ?
    但是对此历史上唯一例外，就是中国。中国历史上有数次与其他族群在竞争失败，甚至被征服的历史，这些胜利者、征服者不乏蒙、满、欧各种字母文字为母语的族群。但是作为文化核心及主体的象形文——汉字，却至今保留着。这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独特的现象。
    在多次面对强权征服，自身失败历史现实中，何以华夏文明没有放弃自身文明原初的核心价值观，不承认强权才是真理？始终保持华夏文明的初心。这才是华夏文明，由汉字呈现出的巨大独特性。
    因此，解读汉字何以面对征服而不灭的理由，我们才能更深理解我们文明的独特品质。
    ?
    5）、汉字存在至今的根本原因
    按照上一节阐述的观点，人类众多象形文字的消亡，来源于与其他族群对抗博弈失败，被征服后对自身原有文明信心的崩塌与自我放弃。
    但是使用汉字的华夏文明何以初心不变？
    ?
    现实能力的强大（自强）
    汉字面对历史数次对抗失败后的被征服，仍旧让汉字保存下来。就在于汉字诞生之初，即华夏文明初建之时，直观赋予汉字意义的那个现实历史足够的强大，足够的先进。 这个造就文明诞生的华夏实践强大和先进的程度，使得我们华夏文明的强大和先进性维持至今。 ?
    ?我们在四千年前，就在极为广阔的地理范畴中，形成了一个具备从先进农耕、庞大水利工程建设能力，巨大人类聚居地，以及以此产生的先进组织体系所凝结出的，专注自身生产建设能力自强强大的文明特质。
    ?
    ?利用强大能力实现的超级功绩（文明向善性价值观的确立）
    就如上一章讨论大禹治水。大禹治水的重大历史影响，就是将我们历史上的强大先进能力，在一场人类超级危机中，展现出一个几千年都无法根本动摇的巨大实践功绩。这就是大禹治水的千年功绩。这也是我不断强调大禹治水历史重要性的原因。这种千年不遇的历史功绩，使得我们的族群，以及承袭我们文明的后人，都从这个巨大功绩中，将我们原初那个文明所反映出的先进性及文明内在的强大本质赋予了无可辩驳实践证明、历史注解。这个功绩形成的拯救整个群体与生死危机之中的大善的价值观（文明向善的价值观），使得我们整个族群认识到，我们自强强大的能力，从何以来，为何能做。
    我们的文明强盛所在能战胜与神比肩的天灾挑战。那么以后历史中的群体博弈的挑战高度有天那么高吗？结论会很显然。我们文明最初就赋予我们群体能实现可能性是与神比肩的。那么之后群体博弈的失败，不在于我们文明本身不够强大，而是兴衰轮回是天道。人的努力就是要走无论强盛还是衰落状态下，寻求文明自身最佳的存在结果。我们以此来检讨，我们后人有没有依据我们的文明去实现我们可以能够实现的最有利的状态。
    大禹治水的巨大功绩，我们可以说，从4000年前到公元2020年现在中国能相对控制新冠疫情为止，我们无论强盛还是衰弱，人类强盛还是衰弱，都从未对此超越，2020年中国人成功控制住新冠疫情的伟大功绩，是重回4000年前大禹治水形成的华夏文明能实现最强形态的另一次巅峰。跨越4000年后，中国人再次证明了华夏文明强大先进性。这个能比肩神力的华夏文明使我相信，这次再次成功对抗全球性自然挑战的实践巨大功绩，给予我们文明再一次历史实证的赋能。将使我们华夏文明之后历史下一个4000年赋予更加强大的自信。
    从华夏文明延绵不绝的视角，我们不能忽视大禹治水的功绩，同样不能忽视今天成功抗疫带个我们文明巨大的影响。
    就如今天抗疫成功，给予了一切为了人民的文明巨大向善性的再次确定。而4000年前一切为了人民的大禹治水结果，也塑造出华夏文明坚定向善的价值观选择。
    利用先进的强大的自强能力，以此形成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巨大向善性结果形成的实践功绩。使得我们文明诞生之初，立基所在就极其强大。这个强大性深藏于华夏文明最核心之处，这是我们之后历史中能经历无数次博弈失败后，文明不灭，文字不灭的根本原因。
    就如前面讨论的，让我们华夏文明，以及汉字，面对之后历史，多次竞争失败，族群被征服，但仍然保持文明不灭，汉字不灭。就是我们文明诞生之初的呈现的自强为特质的强大能力，以及利用这个强大能力，抓住历史危机机遇，实现巨大实践功绩的历史。
    他使华夏文明从诞生之初，就处于与神比肩的高度。这种文明所能达成的强大与所能实现的高度（与神比肩）。使得之后的实践失败，族群被征服，也无法根本动摇文明的根基。
    汉字是人类实践下的现实世界对华夏先民的赋予，是历史向人类呈现出人类能够实现高度的无限可能性。
    汉字就是人类对以上世界所呈现出的直观。
    而这种实践直观呈现，在华夏先民那里，通过更深入的理性分析和认识，以字成句，由句生义，最终形成了华夏文明的理论性的总结认识。这就是我们下节要讨论的《易经》。以易经为核心的理论诞生，意味着华夏文明，从实践为出发，思维以实践为直观，并加以理性深入认识，从实践自觉到理论自觉，这使得我们文明最终完整呈现给这个世界。一个具备自强为本的，有着明确向善（一切为了人民）价值观朝向的华夏文明诞生了！
    ----------------------------------
    [43]《论文字学》法 ?雅克。德里达 ?著 ??汪堂家 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译文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p23
    [44]《理想国》柏拉图著? 书中色拉叙马霍斯所言
    3、试论“夏”字的起源
    ?
    ?
    “夏”字就是饕餮纹（兽面纹）的文字化
    ?
    下面我从两个方面说明这个观点：
    一是字形，二是古代政治理念发展所呈现出的文化特质。
    1）、字形对比分析：
    下面两图分别是商代较为标准的饕餮纹图形及“夏”字的金文和小篆。

    

    

    

    ?

    其图形结构就是“夏”字的图像化。下面我们展开讨论：

    这是饕餮纹（兽面纹）的基本结构图，我们与金文的对比：
    ?
    中间巨大的一对眼睛（目），中间鼻梁向上，上面一对成横的角。然后饕餮纹眼睛边的耳朵旁下侧，是兽爪，对应金文‘目’左右手，然后饕餮纹面部耳侧上方位置，则缩小抽象的兽身，兽尾。我们看这个饕餮纹其实是一种立体抽象画。饕餮纹在青铜器上的展开，类似于人站在一个巨兽的头前面看它。其巨大兽爪就在其头侧下方，其身体和尾部图形大小相比兽爪和头部大幅缩小，显示视距从前往后看的立体效果（可以想象兽身巨大且长，所以在头部后面很远显现出很小的样子）。
    ??

    

    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三个结构部分。分别是中间的巨大头部，两侧下部的爪，两侧上部的身尾。
    ?
    ?
    这从字形结构上，与金文、小篆的结构全部匹配
    而饕餮纹在应用过程中，有些地方呈现抽象化和简化倾向。尤其前爪和身体尾部。在器物上有出现缩略化和抽象化表达。这跟金文、小篆简化为大篆夏字方向很类似。

    

    这幅的爪、身、尾都缩小抽象。角快形成一字横状。
    ?
    我们再看金文。饕餮纹展现的巨兽整体立体的形象，由于文字状态，是完全平面的，更显抽象，显然原有构图方法可能无法在平面文字上体现立体性。因此文字结构里，巨兽的身尾进行了调整。巨大的头（有角兽头）爪在脸侧下，而身尾则在文字表现中，避免文字化过于抽象所可能产生误解，而直接显示从头颈部延续向下延伸（扩大了表现身、尾的力度）。
    饕餮纹是从兽头正面当中看巨兽的立体对称展现，而引用该金文这个写法，基本则采取从兽头正面侧10~20度左右看巨兽全身的立体表现方法。所以其整个左半面都呈现相对右侧缩小省略状态，以显示右侧更靠近观者。这种造字方式，影响之后小篆及之后汉字的写法。

    

    小篆里的身躯和尾巴直接偏向了右侧，保留了对称的爪显示最早字源对称性构图的特色。而之后的再简化，将表明原图对称性的抽象爪子也取消了。
    ?

    

    ?
    当然了这种简化方式，与器物上饕餮纹的简化应用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上面这些器物上的饕餮纹，爪、身、尾都简略到极致，的这显示了，无论是饕餮纹的应用简化和文字的简化的逻辑方向呈现一致性。
    ?
    2)、华夏古代政治理念发展

    (1)、红山文化，龙是夏人的图腾及政治理念直接反应

    在前面讨论文明起源，华夏族合并等章节，有讨论过。

    早期华夏大地上的人类族群（炎黄时期），族名、族地、图腾、政治（文化）理念应该是高度合一的。

    在华山之边兴盛族群，谓之华族，以花为图腾，植物繁茂盛开之状，或许有先进农耕生产力使族群兴盛繁华之意。

    而红山文化代表的那个族群，以玉雕兽类（龙）图腾，


    

    （红山C型龙）




    

    （红山玉猪龙）

    玉猪龙为玉龙的一种小型化样式。这里与饕餮纹的结构有相似之处，兽首蛇身，其中头部巨大眼睛，以及眼睛上部貌似抽象的突出的角。

    玉为礼器，玉龙形式的出现，不仅代表着红山文化所在地族群以龙为图腾，而且早期的“龙”形本身，就已经呈现不同兽形融合的样式，已经表现出某种融合各种图腾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

    红山文化就是夏人祖居之地（黄帝为轩辕氏，名字本身就有着强烈的游牧部落生活习气，而《史记五帝本纪》 记录也印证黄帝一族游牧习气。而考古发现，证明华山边的华族是一个当时高度农耕状态的族群，这显然与黄帝身份不符。因此炎帝所在就是华族族群，而黄帝族群就是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族群，红山文化他们就是夏人先祖。）。

    考古发现辽河流域的夏人先祖以及黄河中游、华山山边起源地华族，这两个族群经过长期交流，逐渐实现融合。这就跟历史记载是由黄帝和炎帝带领两个族群结合而成华夏两族历史相对应。华族的花图腾在华夏两族融合后逐渐消亡，而龙图腾兴盛至今，证明史料记载的领导合并后的华夏族的黄帝，事实就是以龙为图腾的红山文化后裔。红山文化代表的玉文化以及龙图腾，在长期文化大交流中向各个族群传播，被长江、黄河流域很多族群接受，其中就包括长江下流的良渚文化前身。

    红山文化代表的夏人的玉龙（图腾）到底表达了夏人什么样的政治文化理念？因为没有那个时期的文字记录，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夏人的表现来体会。

    前面讨论过，从华夏族成立，进入黄河流域的夏人快速转化为华族一样的农耕族群，以及在处理与华族的关系，以及征服东夷后，融合东夷的措施呈现出夏人是一个保持自我独立性条件下，善于自主吸收先进文化的族群，在政治活动中有相当决断力和政治智慧。比如战胜炎帝、东夷族后，在炎黄、华夏之名，将华族、炎帝的位置放在前面的政治礼遇。在五帝顺序中，将东夷族传说先祖伏羲（太昊）放在最前面，都显示夏人黄帝及后裔作为华夏族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不仅有强大的政治斗争手段，又有柔软的政治身段笼络斗争失败的华族、东夷族，给予他们极大的政治声誉。

    同时玉龙图腾又体现了，夏人在信仰领域（巫）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夏人玉龙图腾反映出的政治理念，以及实践巨大成功（融合主导华夏族，并征服东夷族）或许就是红山文化及玉文化、龙文华大兴四方的关键原因（学习先进，融合各族、保持独立、强大、智慧的政治信念）。

    红山文化一些考古证据显示，在组织结构上，巫和族长（神权与王权）基本是分立的。



    (2)、良渚文化给龙图腾的巨大发展

    红山文化的玉龙图腾传播到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地区，包括华族的先进农耕文化南下，这让良渚文化所在族群在接受这些传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自身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在社会众多领域出现了巨大进步。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良渚文化所在族群建造巨大的定居城市，建设了古代罕见面积极为庞大的水利系统，显示其农耕、水利、城建等众多领域的文化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这种现实实践的巨大进步，尤其是大规模水利建设和城市建设，显示社会组织能力的先进性。这意味其在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在良渚高等级墓葬里发现，巫与王的礼器共存与一穴的现象，这表明良渚已经发展出明显的王权神权合一的情况。这些进步最终直接抽象反映在考古发掘出的良渚‘神徽’上。




    



    良渚文化考古出土文物上发现的‘神徽’（此处为反山遗址出土的一只玉琮上），呈现出一个发冠张扬的良渚人（可能是巫），在兽面纹（饕餮纹）之上的完整形象。

    我们看到这是两个结构的结合，上部的巫的头部被夸大表现，上肢躯干细化，而下半部的兽面和前肢，其中兽面，尤其是兽目被夸大强调，前肢明显的兽爪状。这个神徽就是饕餮纹的原初样态。

    神徽这种结构，或许表明当时良渚文化的族群，对自己文化及能力的自信，人能把握天地（兽）对人的挑战（人能应对自然挑战。人持兽首，显示人对”兽”代表的自然的挑战有能力掌控。这对夏人后来敢于迎战洪水，在思想理念的触动和影响有重大意义。华夏文明将应对自然对人的挑战放在文明最高实践任务，这种文明特质，事实很可能源头就在良渚文化）；或是显示了良渚文化与红山文化的融合（下半部的兽面纹与红山玉猪龙的头部有相似性）；巫手捧兽，或是显示良渚人对兽面纹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尊重；或是表明这种文化融合是基于自己主动把握下的拿来主义；或是显示通过融合兽面纹代表的外来文化，自己呈现出比外来文明更加强大（巫在兽上）的状态 ；亦或是神徽上部的人与下部的兽（代表自然、神）共处一图，显示某种人（这种人是王权与神权的合一的人）与神的平等性。

    良渚文化在政治文化实践中这一显著划时代的突破，使得中国人在之后实现王权凌驾神权，奠定了深刻基础（王权凌驾神权的前提王权与神权的合一，这样就避免两个权力系统之间在争夺主导权时爆发的激烈竞争。王权至上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产物）。

    良渚文化在生产力技术水平以及政治理念体制上的巨大进步，使其文化迅速向四周族群扩散，这让夏人领导的华夏族很快就关注到其先进性。并开始大量汲取良渚文化的优秀部分。饕餮纹饰就在这时候从长江下游传播到黄河流域。华夏族这次对良渚文化的大学习成果，形成大禹治水成功的坚实基础。

    (3)、良渚文化反哺华夏文明

    华夏族向良渚文化这次学习过程了除了学习良渚的农耕、城建、水利技术，对良渚王权神权合一的政治理念学习，就鲜明体现在，饕餮纹的使用上。



    考古显示兽面纹主要经龙山文化传入中原。

    


    山东博物馆现存龙山文化的玉锛上兽面纹饰

    在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良渚神徽”上部的人（巫）大幅抽象缩小。

    

    最终出现在代表夏朝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址的出土饕餮纹铜牌。


    考古学家王青，对二里头1987 V M57：4饕餮纹铜牌饰分析认为“...虽然也是圆形目，但眼以下有明显表现鼻和须的纹饰，眉以上为鳞甲纹。王青认为这是龙的形象，表现的是夏人神祖的神徽。[45]” ，到二里头时期，饕餮纹完全看不到良渚神徽的人的形象。很显然，这是夏人表达自己的主导性，而去除了良渚文化中良渚（巫）占优、主导的含义。而恢复了红山文化以来的龙图腾（纯兽型）的形式。或者是夏人将良渚神徽的人形（代表良渚文化）融合进兽身中（龙鳞）。

    良渚神徽（饕餮纹）本质就是良渚人基于夏人政治理念的图腾（玉龙）文化，进行提高演化出的新图腾。巫的形象，兽面纹、甚至出现在代表王权的玉钺之上。

    在良渚文化发掘的高等级墓葬里发现了巫用的礼器与王权的钺集与逝者一人之身的现象。良渚人对红山文化传来的玉礼器的发展、定制。形成了明确的天地人世界观和宗教信仰观念。这些都是当时最先进的知识所在。这些东西反映了表征良渚文化高光时刻的先进文化。它们在后来不断北上反哺华夏族，于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在华夏族活动地区发现大量出土的明显源自良渚的饕餮纹玉器等器物。上面我们讨论过商朝的饕餮纹的结构。饕餮纹明显具备了蛇身、鱼尾、鸟爪，面部结构有牛、羊、虎等形态。很明显，这就是起源红山文化（夏人先祖）玉龙图腾的复杂演化版本，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龙类似，华夏族的重要图腾玉龙，已经从红山文化的简单的C型龙，融合了大量崭新的其他族群图腾内容，演变成复杂的饕餮纹龙型。华夏族接受饕餮纹龙型，显示出华夏族强大的广学四方先进文化，与各个族群和合共存的意志在其中。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华夏族接受了良渚文化神权王权合一的政治理念及制度变革，并很快就推动了王权和神权的合一。笔者认为：饕餮纹（兽面纹）就是华夏族的图腾——龙（在这个角度，饕餮纹的名称比兽面纹的描述更准确）。

    华夏族在吸收良渚文化之后，成功在尧舜时期的制度大变革时期，实现了王权对神权的凌驾。完成了基于政治治理（王权功能）为核心的高度集权。

    这次对良渚先进文化吸收并自我提升的过程，使得华夏文明获得大禹治水巨大胜利，同时也将饕餮纹代表的政治文化理念，与河图洛书这种基于自然世界，以像数结合的特殊形式（八卦）表现的理论，进一步推动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的诞生。



    饕餮纹图形，或许表明古人直面强大，直面危险困难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将强大猛兽的强大之处变成自己的强大，将自然的挑战变成自己进步的动力的强大意志。

    因此，饕餮纹就是华夏族吸收良渚文化后对龙图腾的进化改造 。饕餮纹就是华夏族，尤其是夏人的族徽。

    因此，我们看到无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后来的商朝、周朝，饕餮纹成为非常重要的器物纹饰。

    所以，周人说诸夏，实质本意就是黄帝一脉（夏人）自黄帝后一直是华夏族的统治者。龙图腾源自红山文化，是黄帝祖源之地，而到大洪水之前，龙的形状从简单的C型演化成极为复杂，有明显多种图腾综合出的新龙型饕餮纹。这个作为华夏族的图腾、族徽。不仅象征华夏族的万族和合的实践路径，更显示了，黄帝一脉（夏人）成为华夏族始终的统治者的这个历史现象。因此，商朝大量应用饕餮纹，本身就证明两件事，一、商人就是华夏族本族之人，所以才采用华夏族徽；二、商王一脉就是夏人，且为黄帝后裔。

    饕餮纹商朝大量应用本身就回答了几个问题：

    1、商人为什么在卜辞里基本不谈夏朝。

    答案是：商人在不断声明自己是夏人，看整个贯穿商朝的器物上的饕餮纹应用。因为饕餮纹就是华夏族的族徽。如果商王在给自己老祖宗祭祀、打猎、打仗等等活动占卜中不断强调自己不是夏人。不断阐述，作为同样夏人后裔的自己消灭了夏人。 这不是很诡异的现象吗？

    2、古代以地名命名族名，‘夏’字如果是龙图腾，不是与这个规律相悖了吗？

    我们要知道甲骨文到商才基本完善。夏朝时，甲骨文可能还很不成熟。那么在文字诞生前，夏朝人如何自称？文字出现前，只有读音，而根据历史习惯，各朝代以王族所兴地名为名。比如商周都是地名。所以字没创造之前，只有音，但是这个音在造字之初跟什么样的字形结合呢？

    如果大禹祖兴之地是‘夏’字的原始声调与夏字所指华夏族徽结合呢？（在文字诞生之时，存在语音所指之物与字形所指之物不同而合的可能性）

    所以很可能是造字初始，夏字的原始读音是大禹祖地地名之音，字形用了华夏族徽。在这个角度上，商人反的是‘夏’字的原始读音所指之物，而不是反字形所指之物。



    3、商人是谁？

    商人大量使用饕餮纹，已经证明，商王表明自己就是华夏族，且为黄帝后裔（龙文化代表的夏人），只是他经过上千年演化， 是华夏族的外部一支分支，而大禹则是黄帝一脉华夏族本族（前面试论过，商人极可能是华夏族战胜东夷蚩尤后，黄帝派出地监管东夷族的那支族群。商灭夏是中国历史上一国两制下的强支夺干现象）

    四、《易经》
    ????????????????????????????????
    文明建成的三个环节
    ?
    1、长期实践
    2、对长期实践结果、经验、教训的直观认识
    3、将对实践的分析总结结果转化为文明的核心理论
    ?
    大禹治水的巨大功绩，以及之前数千年漫长华夏大地各族群的实践历史，塑造了华夏文明得以建立的长期实践历史；
    而对这段历史重大的实践经验教训的直观认识，（尤其是最重大的成果——大禹治水的认识分析），是以汉字为代表的相关形式直接反映出来的。汉字以其从图像中直观实践，直观世界的真相，而呈现早期华夏先民对之前历史一次深刻的认识。
    而这个认识分析结果，最终转化为理论成果，就是易经的诞生。
    ?
    以生产能力内生性发展、族群融合的漫长历史，以及治水功绩为本；以直观世界的汉字为工具，进行记录分析总结；最终构建出华夏文明核心理论《易》的样貌。
    按照现在一般性的认识，《易经》就是《周易》，是《易》所显示理论思想在有周一朝的具体状态，它直接从商朝的《归藏》发展而来，而《归藏》则由夏朝的《连山》发展而来。所以，一般来说，《连山》《归藏》《周易》，是同一理论在夏商周三朝的具体样式呈现。《连山》即夏朝的《易》，《归藏》即商朝的《易》，《周易》为周朝的《易》。他们应该呈现为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
    而《易》最早又从何处发源？《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国左使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被认为就是易的重要理论来源。后人认为，《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简而言之《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46]”。
    这些古书，早已失传，尤其是被后人认为《易》的直接来源 古《三坟》，虽然今人无法窥探这些古书的真正内容，但是我们不用怀疑这些古书的存在，因为就《周易》如此浅显又艰深的内容表现，一定是反复总结凝练的理论结果， 因此，必须有一些最原初的理论观点作为铺垫和素材，才能成就伟大的《易》。
    《易》是以八卦为核心展开的一个特殊的理论体系，到《周易》为止，它不仅仅有文字理论阐述，也有复杂的数理表达，还有用抽象的卦画来表达象。但是用复杂数理以及抽象的卦画作为理论核心的表达，就证明这个理论体系出现的时间非常早，起码在汉字文字系统较为成熟之前就已经出现。同时它离汉字脱离原始零散小规模应用阶段，发展到需要大规模应用阶段非常贴近。因为即便我们回溯《易》的发展早期形态，其所含的较为复杂的认识，如果没有较为成熟的文字对这些观点理论进行一定记录阐述，是无法完整向后人传承甚至发展的。其次这种理论的底层逻辑展现方式（象数结合），显示这种理论直接是以客观事实和数学为基础，同时实践目标一样指向客观世界（这显示了与汉字一样的特质，就是对客观世界的直观认识，也就是尽力避免或减少认识本身对客观世界的歪曲，而进行尽可能的客观描述）。
    按照之前的分析，因为华夏先民实践领域大幅扩大，而使各种客观需求快速增加，导致华夏先民需要一套较为成熟的文字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这就一定在夏朝建立前后需要一次文字新建大爆发。当然这只是逻辑推测，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再来看下——从易最核心的八卦所直接代表的象，可以看下创造八卦的当时，先民认为其代表最常见、最重要的八种物象是什么；
    卦名：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卦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华夏文明早期表现特质之一就是“直观自然”，汉字就是如此。图画就是对自然具体事物的描述。这种特质就是尽量避免在认识世界过程中，思维，乃至文字对客观事实进行了主观扭曲。这在其他领域也显现如此。易经各卦都有取现实的象。其根本目的，不仅仅是用象描述卦，而更多是用直观现实的象来规范卦的解释理解。因为象才是华夏先民对自然的直观，基于象的卦和原理只是对自然事实的描述。这里我们必须清楚象与卦的主次关系。
    八卦是《易》的核心，八卦所取的八个象，必然是创立时华夏先民日常所见最多，也就是先民认为最主要常见的八个景象。
    先民抬头观天，俯首视地，刀耕火种，熟食取暖，天、地、火的象常见可以理解。但是其余五象就有些奇怪，风雷水山泽，农耕多在靠水平原之地，为何山却成为先民常见之象？风雷水泽，四象联系起来看，几乎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事件演绎：风起雷鸣雨水磅礴，大地遍成大泽。或许这就是常居于山的重要原因吧！因此，八卦最早的起源很可能是在舜帝在位大禹治水时期，华夏先民长期处于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环境中所成（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7]）。
    而八卦的象、数结合的形式，可以找到更早来源——河图、洛书。
    【此处必须略提一二：虽然先秦典籍很多记录了河图洛书的存在，（“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像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48]”“天球，河图[49]”“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50]”“天乃锡禹洪范九畴[51]” “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52]。）以及与八卦易经的关系。但河图洛书具体样式基本是汉到宋之间，历代学士根据典籍记载推演所得。不过在新中国在1987年在安徽凌家滩遗址，发掘出一套4500年前奇异的玉龟.


    

    

    ? ??
    这套玉龟有三个部分，上下两块组成一个龟壳，龟背为圆弧状，龟腹扁平（或有天圆地方之意），另有一个玉片可以插入两者之间。这个玉片上，四边有数量不一的孔洞，中心刻有一八角形，其外部画出两个圆形成两个层次，分别指向四面八方。这个出土的玉龟，被学者认为很可能是占卜用器或巫用的高等级器物。虽然在具体形式上无法完全对应现今我们看到的河图洛书样式，但是在图形、孔洞、四面八方的结构等表现细节上，以及与文献记录，河图洛书出现的场景“神龟负文而出”高度相似。如果这个玉龟是4500年前巫的占卜用器，笔者能以此做一个揣测：八卦为核心的《易经》，是大禹时期开始的占卜原理，这个占卜原理是根据之前旧占卜原理（河图洛书）改造过后的产物，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这个玉龟为代表的，就是易诞生之前4500年左右华夏的占卜法专用占卜器。这个原有的占卜方式，在大约4000年前，大禹时期，演化成与现在所见河图洛书样式非常接近的状态（因为现有洛书与八卦的结构有高度关联性）。所以《易系辞》说“圣人则之”，并不是说照搬，而是以此（河图洛书）为底本，进行了大幅的改造，改变了旧有占卜的基本原理（见易经占的部分）。原有占卜方法现在已经不可知了。因此，现有我们看到的河图洛书即便不是4000年前，八卦产生之前的样式，也绝非臆测所得。很可能是在理论层面，旧占卜法（河图洛书占卜法）与新占卜法（八卦及演化出的易经）之间的理论中间形态。因此现有我们所见的河图洛书的形式，反映的是旧占卜法外在形式与新占卜法的内在原理的结合产物。我们能以此管窥古代华夏占卜法的演化历史，并掌握离八卦易经产生前很近的历史中，华夏先民的核心理论认识。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河图洛书讨论一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洛书九宫图 ?
    ?洛书之图转化为纯数字的九宫，就是一个经典的三阶幻方。 这是现代组合数学的内容。而笔者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对组合数学作用的一段经典的描述，颇有启发意义：组合数学无处不在，它的主要应用就是在各种复杂关系中找出最优的方案。所以组合数学完全可以看成是一门量化的关系学，一门量化了的运筹学，一门量化了的管理学。
    因此我们综合两者：八卦集先民常见之象，与解决问题的数理之法于一体。构建出一个如此深刻的理论体系。显然面对一个显而易见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中（治理大洪水），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因此《易》以八卦为核心，说明产生其源头在这一轮文字大爆发之前，创造者用象、数结合之法构建在前，后有大量可用之字后，逐渐辅以大量文字进行理论阐释，来丰满易的理论，经历夏商周三朝不断累积，方成就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
    因此，本章谈论华夏文明诞生，就着重讨论易的最初形态（没有太多文字阐述理论的时期），并以此适当拓展讨论，这可能反映出一个怎样的华夏文明。
    因此后面从三个方面讨论华夏文明核心理论的《易》
    ?
    1、河图洛书
    八卦的表现形式直接源于河图洛书。《易传－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洛书 ???
    本节不对河图洛书的数理内容进行班门弄斧式解读，无数智者先贤对此有过汗牛充栋的分析阐述 ，本节只谈一些现象的重要性。
    八卦象数融合的方式源于河图洛书，而河图洛书与客观世界的观测有直接关系。
    ?
    由于我们无法从河图洛书的表面形态看到与大洪水时期直接有关的内容。我们仅仅是从后人记录中，看到有后人认为易的形成，是圣人从河出之图以及洛水出的书中有所得，并据此为重要依据创造了《易》。
    而单论河图洛书，他们更多是客观反映了数理内容及与天地之象观测结果，前面4500年前的玉龟显示，河图洛书的生成年代绝对要大大早于大洪水时期。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河图洛书是华夏先民不知经过几千年的自然现象进行观测、认识、研究，以及数学等知识的长期积累发展的综合成就（以现象、数学为基础，设以特定逻辑结构，形成独特的象数结合样式），这个成就在大洪水时期，被圣人发现对于治理大洪水有益，而‘则之’。
    因此笔者认为河图洛书成为八卦的“理论”底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需要注意
    1）、象为本（客观世界和自然是理论的直接基础）?
    河图洛书直接演化出八卦的基本结构。作为华夏文明最经典、最核心的理论表达方式，它直接反映了华夏文明以直观自然为本。这个思路与象形文字的内在逻辑完全一致。
    更重要的是，天地之象与华夏传统信仰高度关联，古代祭祀天地，五方上帝就在河图的结构中显现
    因此华夏核心的信仰体系，建立在客观地天地之象的观测的结果上，并最终形成华夏文明最核心的理念时。这里就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或者说一个潜在的可以扩展的逻辑结果：就是华夏的信仰是完全基于、服从于客观现实（或者叫自然）下的信仰。自然（天地）是脱离人、超越人的主观而存在着的（但是天地也是自然规范下的天地，或者说，自然是天地内在的规范性。而不是现代宗教观里，神被人主观定义为超越自然的存在 。很大程度上，在华夏的信仰里五方上帝就是自然的人格化），这意味着自然不是主观意识的命名。人对自然的认识，必须是自然向人呈现自我的结果（人对天地的直观）。而不是人主观的对自然的定义！
    ——这段话，需要理解的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人面对自然，或者说在（自然－人）的关系中，占据主导的是自然。自然将自己呈现给人，人面对此，只能描述自然对人的呈现形式，而不能反过来认为自己掌握了对自然的描述的行为，就能把人的身份地位转化为（人－自然）关系中的决定者，来对自然进行定义。这就如盲人摸象，人的描述就如每个盲人摸象的描述一样，每个描述都是真实的，但是也都是局限的。但是人不能把这种局限的真实，去主观命令为完整的真实。
    天地之象为本最重要结果之一就是这个。以此我们可以衍生出另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天地之象为本的华夏核心理论，从华夏文明的一开始阶段，就将文明的根基与核心关注点放在了（自然—人）的关系中。通俗而言，华夏文明从一开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偏好，都将核心关注放在了（人）与天、地奋斗其乐无穷问题上，而将（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领域放在了重要性次一级的位置上。对（自然—人）关系的关注，是华夏文明的最高关注、终极关注。这是从华夏文化建立之初就被规定下的。
    2)、象数结合
    河图洛书基于对天地之象对观测，将观测象和数理进行了有机结合。从象中寻求并构建出较为复杂的数理关系。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读：对象的客观现象的原初认识，不是依靠不靠谱的主观的言说分析，而是通过较为客观的数理形式来对象观测进行一次的深度解读（描述）。
    ?也就是说，对（自然—人）关系的直观结果（象）的解读，是靠更基于客观性的数理方式来完成的。河图具备四侧或居中的两数之差相等的等差关系；洛书转化的九宫图各个纵向、横向和对角线上的三数之和相等，其和为15...
    ?这些显现出的规律性的东西，不是人为定义的，而是数学的自然规律展现。
    于是我们看到，华夏文明在直观到自然现象后，用人发现的自然数理来解读所观现象。在观察对象和解读方式的两个层面，都呈现出一致的客观性。这使得华夏文明的核心理论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客观性占据绝对主导的内核。
    一个文明的核心理论（经典）是靠客观现象记录和数学为基础展开，这在其他人类文明之中，绝无仅有。古希腊大量经典记录是用文字为载体，一神教的圣经是用文字载体，印度文明各经典还是用文字作为载体。这些字母文字为载体的文明经典理论的阐述，就如前面我们讨论字母文字里，能指所指分裂的问题。字母文字的字义是造字者强权下的人为设定。那么字母文字的字义不直接反映世界蕴含的真理。因此文字为基础的理论天然存在大比例的伪。为了追求真理，需要尽可能在理论发生的前提处，去除这种人为的伪。因此在方法上采用天象和数学（这种极大脱离主观干扰方式）为基础，用一定逻辑结构呈现对自然真理的认识，能极大避免理论的内在蕴含人为的伪。这种独特的文明理念前提的表达方式是中国人首先创造出方法。
    我们可以说，至今4000年前，至今3000年前，至今2000年前，甚至至今1000年前，人类唯有华夏这一支文明采用这种方式（现象与数理结合）来认识自然，寻找真理，建立自身文明的核心理论。直到至今300－400年左右，人类才有另外一个族群，在对华夏文明的大量知识进行长期了解学习后，诞生出一个基于世界现实和数学为主要基础的理性主义（第四章展开讨论）， 而华夏文明从关注对象以及关注方法上极大程度上排除了人作为主角及主导者的地位。这个形成了一个文明特殊的立基所在，即理论所含极强的去主观性（极力去除主观认识对真理的干扰，而让主观认识的结果极力契合客观事实及客观真理）。这种内在的特性，导致华夏文明在以后的实践历史中，人的主观认识活动很难撼动这种客观性极强的理论基核。
    ?将河图洛书象数结合的特色拓展到八卦，使得我们的文明核心理论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自然的数理规律而不是人的规律，二以数理规律为核心的形式来认识、应对自然对人呈现出的问题及考验（大洪水）。
    ?我们的祖先依据象数结合的特殊形式，构建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理论模型。而依据理论对这个现实的实践结果（治理大洪水）竟然最终竟然成功了。这等于用千、万年一遇的重大实践功绩给理论进行了一次无与伦比的背书和赋能。理论的客观内核本来就难以遭到主观的动摇，再经过大禹治水的实践成就背书，华夏文明的核心理论就几乎成为无法动摇与否定的存在。这或许就是华夏文明诞生初始，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最伟大的遗产。这也成为华夏文明至今不灭的原初动因。

    3)、十进位制的运用
    河图洛书以十进位制数，来构造出复杂的结构关系。十进位制本身，就成衍生出两个观念——生生不息与完整性。
    生生不息：
    十进位下，每一位数字都是前一位数（n）的n+1，由于十进位诞生跟我们手指紧密相关，十进位，从数字1开始的每一位演进，都是+1，所谓1生2，2生3.因此尽管有人认为河图洛书结构上奇数偶数分列，有着明显的对立统一的西方辩证法逻辑，并以此来理解阴阳本初的概念。但是所谓奇偶对立，是建立在1生2，2生3...的基础之上的。
    是先有1生2，2生3，形成完整的十进位数列，然后我们才把其中某些数进行归类，比如奇、偶。因此十进位制，无论其逻辑衍生泛化成什么，基础的逻辑不可违。就是生生不息。1生2，2生3...十生百，百生千...以至于无穷
    生生不息是十进位模式给华夏文明带来最重要的概念描述。他在之后发展的阴阳、八卦，以及文字理论阐述阶段，对华夏文明定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
    十进位表示出的完整性概念：
    河图洛书是阐述宇宙大象。而用十进位表述，其十全十美之意意指宇宙整体的完整性（尤其是河图）。
    ?因此完整性与生生不息相结合，基本就给宇宙整体的大道描述出一个基本的象——宇宙整体呈现给人生生不息之象。
    因此虽然《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但是在八卦源起的河图洛书这里，阴阳是服从于十进位的生生不息的形式的。因此我们可以宽泛而断言：阴阳之道与整体性无直接关系。唯有此我们才能对阴阳等概念进行正确的认识理解。
    ?
    4)、四面八方九宫格局，静态的宇宙与变化的世界
    宇宙就是世界
    前面说河图洛书采用十进位制，显示完整性之意。
    但是对人而言，静态（去掉时间维度）的事物才有可能被完整地观察。而现实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你在一刹那间不能完整地认识到世界，下一刹那世界就成为新的世界，需要我们重新去认识。
    如果从四维的视角而言，时空一体化，时间维度从它可能的诞生到可能的灭亡之间的整个过程是一体的，变化或者说运动是一个不间断的整体。而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生物族群的整体，都是有限性的存在，生老病死之间与宇宙而言，只是刹那芳华。我们怎么可能以有限存在观察到宇宙无限的整体呢？
    因此在这个永恒变化的世界里，人的有限性决定了，完整性和整体是无法在实践中观察到的。所以，人类构建出的完整性就只能成为一种主观设定的理论形式存在，同时这个理论产物将始终只能在理论、意识领域层面进行活动。这种完整性的理论追求在西方哲学里有很多名字：存在！本体！形而上学！绝对理念！逻各斯中心主义！上帝！终极存在！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共相！统一性原理！等等。在华夏文明这里，就是河图！
    人在这个永恒流变的世界里存在，追求实践有利于自我群体（善），以达成让人幸福的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这是所有人类的共同愿望。为了达成这个愿望，就要实践的结果形成达成这个目的的明确的指向性（成功达成愿望）。因此需要找到一个能让实践极大成功的立基点、方法、原理、理论、模型。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正确认识这个流变世界，了解它存在样式和规律并掌握它，从而能指导我们的实践能始终指向成功。这就是我们人类。无论东西方什么文明，都追寻对宇宙完整性认识的根本缘由。
    但是对比东西方早期对这个完整性追寻过程中，各自总结出的认识成果。就能发现一些巨大的非常有意思的差异，此处笔者谈论两条最重要的：
    （1）、东西方理论表现形式的巨大差异
    ?几乎除了华夏文明早期理论成果（河图洛书继而发展出的八卦），其他文明基本都是用文字论述形式来阐述他们的本体论观点。只有华夏文明一开始就用了象数结合的形式来理论化描述世界的完整性。
    当然我们有理由认为，华夏文明这种表现方式，是当时构建河图洛书甚至八卦的伟大先民，其思想认识的发展深度广度大大超越文字构建的客观进度。在没有成熟文字作为理论的阐述工具的历史大背景下，使得理论建构者不得不用了象数结合的创造性的模式来表达观点。??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只有华夏文明一开始就用了非文字阐述的理论描述方法。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进行深度讨论，就能发现，这个差异性，对东西方文明日后各自发展，尤其是思想、哲学领域发展形成巨大影响。
    老子道德经第一句非常有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语言的有限性，有什么办法去呈现宇宙的无限吗？就如一个摸着大象的盲人，即便他把大象完整摸一遍，就能认为他完整的了解了大象了吗？语言、文字，只要它一说出口，一写出来，它就因为字义、内容、概念的固化而呈现出一个静止、凝固的状态（静象）。但是世界是流变的，万事万物都在永恒流变中。在流变中是无法截取静象的。静象只存在人的意识之中。因此，语言只能构建出明确的概念（静象），所以它是无法准确阐释流变世界的“真象”的。
    用语言构筑的对流变世界整体性认识的理论，都面临这一致命缺陷.因为语言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在人类共同追寻‘最高原因的原理’、‘最高的支撑点’等的过程中，华夏文明从一开始，就很大程度避开了这个陷阱。直接用象数结合形式，用主观表达出的最大去主观形式来描述那个整体性的‘存在’。
    象数结合兼顾了形象的固化与概念的流变（面对没有言语阐释的图像，理解只能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没有转化为言语或语言形式存在。于是‘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就如盲人摸象，虽然每一个人对大象的理解都不同，但是这些不同的理解不都是某种“真象”吗！我们追寻真理不就是为了人类幸福吗？幸福难道不是每个人的幸福吗？每个人的幸福不都是幸福吗？难道我们要为了追求幸福而不承认每个人的幸福是幸福吗？象数结合，不是让人胡思乱想、胡编乱造构建幸福，而是用客观性的现象、数理模型来引导、规范每个人对此图的理解认识。这就如在大脑里构建出一个直观所得的“大象”，因此每个人对其理解的概念虽然都不相同，但是都是“真象”），形象固化得以乾以易知，概念流变（使每个人、每个事物）坤以简能。
    但是西方文明一开始就进入了文字的陷阱中。尤其是西方传统哲学时期，哲学与自然、社会、思维混而为一，人们用文字同时表述着形而上和形而下，为什么你的论述观点就是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的东西呢？更麻烦的是，西方文明这时已经开始用字母文字了，就如之前对文字的讨论一样。准确的图像谁都无法指鹿为马，但是基于语音的字母文字，字义由造字者的命令确定，这个命令的内在逻辑包括“指鹿为马”这类隐藏在命令之下的作伪行为。字母文字，不仅仅呈现出语言概念的固化与世界流变本身的矛盾，又增加了造字者命令的字义事实本身是否恰当性对应事实的矛盾（能指所指的绝对分裂对立）。因为字母文字的字义本身就有更大概率可能是一个指鹿为马的结果。
    所以当20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社会、思维三大领域脱离哲学的控制。当西方哲学家叹息，哲学只能四海为家的时候，西方哲学传统本体论所含有的内在问题就逐渐清晰起来。于是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彻底反动，就在于他们面对准确阐述本体与语言天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之间，选择了尊重了现实。他们转向了数理逻辑（是不是与象数结合有奇妙地相似呢！），转向了语言分析（认清语言的局限性，清除字母文字内在更多的主观命令导致的概念的伪）。
    笔者可以略武断地说，西方本体论经过几千年折腾，其基本思路，已经来到了华夏河图洛书诞生的那个时候。他只不过用现代化的语言和知识内容来重新建构西方的河图洛书。他们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工作。
    问题还不止如此！
    （2）、静态的宇宙与变化的世界
    ??就如上面说的，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是因为当各个学科逐渐脱离传统哲学，语言就以更独立的状态暴露在人们面前，语言与本体的根本矛盾逐渐就展现出来了。但是西方哲学选择的解决方式（起码分析哲学）丢弃本体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丢弃本体论与曾经高举本体论的内在逻辑都是一样的。他们需要一个解释世界并以此改造世界的本体（终极性的理论）。当传统本体论不能解决理论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异时，他们选择放弃本体（放弃理论世界），这种放弃意味西方自古以来认为，理论世界和现实世界只需要一个终极的理论（本体）来包打天下的思路。他们否定传统本体论，是为了构筑另一个包打天下的新理论。作为理论研究，为什么只能有唯一的终极理论呢？承认语言的局限，就要放弃构建唯一终极理论的不切实际的妄想。整体的世界哪里还有基点、中心、极点？
    或许他们可以参考下华夏文明，构建的以河图洛书为底本构建出的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型的双结构理论模式。
    ?
    ??河图1至10完整的十进位数列构建出四面、五方结构，人在五方之中位静立不动 ，于是四面方显，此时河图为静象，数字从1到10，有对称完整循环之意。这就是西方所谓本体的那个终极存在（华夏传统也称为先天）。
    但只要居中位之人视线一动，四面就变化为八方（视线向左偏，则原有左面一部进入前面，原有前面一部离开前面，转入右面，因此前面的具体范畴在变化的世界里是不断变化的），此为洛书变化之道（此处只是以比喻方式，说明理论模型的静态与实践模型的动态的差异与关联，而不是说河图以此模式转化为洛书），人居中而面八方，这就是人所在世界的现实样式，这就是九宫格局，而九宫格局就是八卦的基本象数结构。
    人在世界中，如果世界是静止的，那么人的不动的视线为标准方向，宇宙呈现给人四面五方的样式（人居中而前后左右面）。但是当面对真实变化的世界，世界就呈现八方九宫的格局。
    ??因此我们看到，河图描述静态的理论世界，是可以做出对“完整”本身的阐述，因此河图用数是从1到10，呈现一个完整的循环，代表世界以一种完满的样式被描述出来，但是这种完整性仅仅是存在于主观理论之中，河图就是理论模型。
    但是洛书描述的是变化的现实世界。一刹那间，人是不可能对世界进行完整的认识的，因此洛书只显示数字1到9，未显示10进位的完整。洛书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十进位循环，不意味世界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人无法完整地认识世界，因为世界恒变。因此洛书实质应对流变世界的实践模型。
    八卦取洛书八方九宫的格局，正是表明，以八卦为核心的《易》 “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这个世界”的明确目的。
    河图洛书的内在关联性，与明确的不同性。显示，华夏先民在文明的最初，就分清了本体（理论 ）与实践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他们虽然有紧密的关联，但是有着明确的差异性（按照传统话语就是先天和后天的区别）.既然八卦源于洛书实践模型，那么河图这个象数化的理论模型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下一节谈阴阳时再细说。这里大概做个结论：河图存在的意义，就是构建出华夏整体论世界观的基础理论模型。
    河图在功效上类似西方现代哲学的任务，对各个学科的前提地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河图是针对洛书这个直接指导实践的实践模型的前提的阐述（河出图洛出书，黄河为干，洛水是黄河的支流）。宽泛而言是指对整体论世界观的模型化描述（河图），并从这个整体的世界中构建出可以进行理论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用阴阳构建出的“基础结构”）。
    ?
    -----------------------------
    [46]《周礼.外史》
    [47][48]《周易·系辞》
    [49]《尚书．顾命》
    [50][52]汉．孔安国传
    [51]《尚书．洪范》
    2、阴阳的本意（阴阳是对整体论世界观下的基本方法论，是对整体论世界构建出可以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结构”）
    ???????????前面我们说过，河图洛书中，用1到10的十进位数，构建出宇宙整体呈现出生生不息之象。
    ????????????但是从河图洛书向八卦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一对新的结构——阴阳。阴爻、阳爻作为基本结构，三爻构成一个卦画，共有八个卦画占据九宫的八方之位。构成易最核心的八卦。因此要深刻理解八卦，首先要明确阴阳的本意。
    ????????????对当下的中国人而言，由于我们现代受到西方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和话语范式来对阴阳进行理解的。我们常见这样解释阴阳的含义，比如“宇宙的根本规律就是阴阳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的运动变化”。
    虽然东西方辩证法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差异也是非常明显。因此此处我必须稍微作一些详细些的论述，来厘清华夏文明中阴阳真正的本意，以便对华夏文明的原初内容进行更准确地理解。
    “对立统一”是西方环地中海文明圈，长期历史中常态化的群体博弈斗争历史所赋予的思维范式。群体间的博弈斗争才是常态，分化对立才是持久的。相反持久和平和统一才不是常态。因此从古埃及象形文尸体上还魂新立的字母文字显示出同样的文化逻辑：字母文字是跟语音高度关联的文字体系，声音存在是瞬间的，因此短暂的碎片性存在的才是声音一种常态。西方原子论的思维范式就来源于他们的历史。因此西方辩证法里“对立统一”的逻辑前提，就是世界是原子论下的世界，而这个原子论下的世界，个体是与其他个体完全隔绝的，矛盾的相互绝对分裂是主要方面，而这种分裂常态呈现为对立（对抗性）。
    正如列宁说的“对立面的统一（一致、统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9]。
    ?
    但是华夏阴阳概念，首先就如前面所说，源于河图洛书十进位数字所呈现作为整体的世界，表现给人生生不息的总基调。因此，阴阳无论是否对立，其常态、总基调、总趋势是生生不息，从而实现从1到10，完整世界的所有部分的和合共存，这里对立性，在阴阳的矛盾关系中呈现次要方面，生生不息、和合共存才是阴阳的主要关系状态，这就是中西方对矛盾的核心差异【如果再对印度文明的“矛盾”观形成的历史进行考察，他们的矛盾的不同方面是处于绝对的“背离统一”状态。种姓与种姓是完全背离（在某个视角下，其他种姓的命运与本种姓毫无关系，因为这是被神“天然”规范过的），但是他们处于一个种姓制体制之内，今生与来世是客观完全背离的，但是在观念中被神“天然”塑造成一体。（背离是指相互间排斥，脱离，不相容甚至不相交成为一种绝对的目的性。统一性仅仅在神那里。）】。
    更重要的是，基于整体论概念。世界是一个整体，局部只是整体的局部。局部总是在观察者视角下，从宇宙整体的大背景中浮现出来。个体作为一个貌似独立的存在，是受限于我们感官的特质导致的，而不是这个真的个体独立与整体。因此从整体的世界中浮现出的貌似独立的个体，总是与其他一些个体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这个意思的精准表述。
    抛却所有社会关系，人就一无所有，人就不能称之为人。人实质是以关系形态存在着的。而每一个具体的关系都势必牵扯出与这个具体的主体有关联的其他事物（客体）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整体论思维中，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个体总是以关系状态存在着的。从某个意义上而言，个体的独立的实在性是一种表象性存在，而关系才是真正的‘实体’。而关系并不是虚无性的概念，而是实在的，比如（人－人）、（自然－人），这些基础关系对，是以实在性存在于世的.当我们日常生活中，以为人能独立于世，但这是我们人的主观意识在观察主体时，视角因注意力集中关注到主体，而将主体在我们的意识中独立出来，与主体存在各种状态的复杂关系的客体，在我们的意识中被人为虚化和漠视掉，于是我们观察的那个主体才被我们的意识假定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们所说传统的主体－客体关系，就是由最少两个个体构成的关系形态，这是最基础的关系形态。而事实上，世界上所有实存的个体，都是以复杂的网状结构关系形态存在着的，笔者称之为‘关系网’。“关系网”就是对那个“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形象描述。所有的“关系网”都能分解为主客体二元结构的最基础的关系结构集合（阴－阳）
    ?
    因此阴阳就是阐述关系形态的基础性概念。我们回到河图洛书的十进位制来举例说明，用从1到10构成完整性的呈现，河图构建出一个存在理论中的静态整体世界。
    那么这个整体中，具体数字是如何呈现出自己的？
    2呈现为1+1，3-1，也就是2是以（1-2）的关系，与（2-3）的关系，呈现出自我的。如果没有1和3，就不存在十进位制的2.
    如果我们单看（1-2）这对关系，如果1作为主体，那么2对1而言就是生成（+1），如果2作为主体，1对2而言，就是不及（-1），1、2或许是独立的个体，但是1与2对立吗？
    在十进位制而言，2处于（1-2），（2-3）两组关系中，那么2作为主体，就是通过2的不及（2-1，1），与2的生成与（2+1，3）来显现出自我，那么这个生成n+1与不及n-1 ?就是阴阳的本意（矢量）。在十进制数的关系中，不存在独立的N，而是N与N-1以及n+1构建的关系网中，被N-1以及n+1在各自基础性的关系中赋予的实在性构建出N。
    如果我们用文字形式来总结：在整体论世界观下，我们必须要有具体的抓手和相对固定的范式来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这个抓手和范式就必须是在所有的关系中都应存在的最基本的关系结构。也就是（阴－阳）所表现出两个个体构建出的最小关系状态，（阴－阳）是对整体论世界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结构；阴阳构建出的八卦是我们对整体性世界进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
    个体在整体论世界观中，总是以关系的形态显现自我。研究个体就是研究个体为主体的关系及关系网结构.两个个体构建出的二元关系对，是所有事物都具备的最基础的关系结构，因此二元关系对（阴－阳）是对整体论世界进行研究的基础单元结构。这个基础单元中的两个个体，一方为阴，一方为阳，这两者那一方处于具体关系中的主要方面、主导地位，则这个关系的对外显现状态为主导者所标识的阴或阳。
    比如男为阳，女为阴，在男女构成的家庭关系中，如果女方实现主导，男方在这个关系（夫－妻）中就无论如何不能描述为大男子主义。
    再比如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看到曾经不久前还是屡战屡败国军士兵（士兵－国军），加入我解放军不久以后，就成为英勇抗击美帝侵略者的志愿军战士（士兵－解放军）。我们看到特定主体在不同关系中，呈现出不同状态，是在关系中，被基础关系的客体状态主导者的性状所决定（在被弱者国军主导下的基础关系中，作为主体视角的士兵显现为弱【（士兵－国军弱）关系状态整体为弱】，在被强者解放军主导下的基础关系中，作为主体视角的士兵显现为强【（士兵－解放军强）关系状态整体为强】。
    于是我们看到，阴阳实质反映出双重意义：
    1阴阳以符号性质构建出基础关系形态。
    阴阳是去除所有意义的抽象符号（阴爻、阳爻），显示整体论世界，事物存在的最基本形态（阴－阳）关系对。基础关系形态，是最简化的关系形态，是构成所有复杂关系结构的最基本单元。因此阴阳在八卦中首先是以极其抽象的符号图形出现的。本质上，阴阳（阴爻、阳爻）在构建八卦结构这个时期，是符号化的，是不存在意义的。也就是说，阴阳一开始仅表现为一对矢量方向相对的、在基本关系单元中处于不同位置的符号。这个符号对一开始仅仅为了区隔主客体在关系中不同的位置。就如电影院座位上的号码，3排1号仅仅是证明它不是4排3号。
    2文字化的阴阳解读。
    根据《易》发展的逻辑，是先有八卦图像，再有对八卦的文字阐述解释。因此，对阴爻和阳爻的文字解释，甚至阴阳两字的命名，都在其本意之后才出现。当有文字意义的阴阳出现，阴阳就出现了阴阳字义所含的矛盾性。
    所以这里大家要非常注意，阴阳在这里出现的双重意义的现象，与之后理解五行等概念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因此为了深入了解华夏文明，要重视对《易经》的认识，而要认识好《易经》，则需要了解清楚八卦，而要了解八卦，则要厘清阴阳的本意，而更好厘清阴阳本意，则要先建立河图洛书构建的整体论世界的理论模型（河图）和实践模型（洛书）的基本认识。因此本节对阴阳的讨论，就是要弄清楚八卦中的阴爻阳爻，与阴阳两汉字，实质的不同。
    阴爻和阳爻一开始是毫无意义的抽象符号，用以分别代表基础关系对中的主体与客体位置。构建出（阴爻－阳爻）符号化的关系。而文字化的阴阳，则是以阴阳字义来描述事物性状，尤其是对（阴爻－阳爻）基础关系的总状态的描述。阴阳字义由对阴爻阳爻的解释阐释发展而来，两者具备紧密的关系，但是两者不是同一事物。
    就如前例，在（士兵－解放军）这对关系中，士兵是阴爻，解放军是阳爻，这对关系中，我们观察士兵的状态，士兵就因为观察视角的聚焦而成为主体，解放军成为关系对中的客体。但是这对关系由解放军作为主导，于是作为观察主体对象的士兵，就表现出解放军阳爻拓展出的文字意义——强。
    ?因此我们在研究易时，很多地方出现的矛盾困惑所在，并不是事物内在的阴阳的“对立统一”。而是阴阳字义与阴爻阳爻并不是同一所指产生的概念混淆和认识偏差。
    之所以阴阳在这里出现双重意义。就在于河图洛书构建出的这个世界的两种模型。如上节对河图洛书的阐述，河图呈现的对完整理论世界进行认识的理论模型；而洛书则是面对流变的现实世界指导实践的实践模型。
    在理论模型里，它是对世界整体的理论性描述。因此他不针对特定的个体，因此所有个体都在理论模型里表现为抽象符号，而无任何意义，因为阴阳任何字义的介入，都将模型指向与字义有关的具体事物，而使具体个体所指与整体世界不可指的矛盾性。而在实践模型中，模型是追求对实践有效的指导，因此指导谁去实践，必须明确其指向，才能对实践有效指导。因此阴阳必须有明确的含义以达成准确的所指。
    ?
    ?
    3、?三爻成卦
    ???????????1）、八卦
    ?????????前面讲了河图洛书，讲了阴阳（爻）。前者构建出了整体论世界（静态、动态）模型，后者建立了对整体论世界中的事物进行研究的切入点 。个体在整体论世界中，以关系形态存在。（阴－阳）的结构作为所有关系中普遍存在内在形式，使得整体论中的个体也能够成为研究的对象。
    ?????????但是从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千姿百态、异常复杂的世界。一个个体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以简单的二元主客体的状态存在的，一个人可以是男人，是丈夫，是父亲，是儿子，是职员，是领导，是仇人，是某人种，是某国人，是某地人，有某些喜恶，有某些怪癖，他在某地，在某星球，在某星系...虽然所有的关系形态都能分解成（阴－阳）为基本单元的基础关系结构，但是一个‘活生生’存在的个体，是以极其复杂的关系网结构存在着的，这个体现个体活生生存在的个体，或许能分解成若干个简单的关系结构来解构研究，或许还是在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性的关系结构中被更深刻的研究（比如一个动物既有在其族群内相对简单的关系状态，也同时也可以在生物链这个庞大复杂的生物系统里被观察）；这些关系，或许是直接与主体产生关联的，或许是间接与主体产生关联的（比如恋人之间直接的关联关系，以及造就让你能爱上你的恋人的原因，其所形成的社会、家庭、教育等等因素的间接关系）。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显现与观察者的关系网的复杂性。
    因此我们就算得到了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型，我们就算得到了方法，但是要把理论及方法落地，能够解释甚至改变这个复杂关系下的世界，则必须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转化为一个可以进行研究的范式。于是华夏先贤再次创新性地引入了三爻成卦的形式，构建出了卦。
    之所以三爻成卦，就在于华夏先民长期形成的天地人三才观念。
    ?天地人三才观念可能与夏人发展出的对世界的早期认识有关，直接反映在体现夏人（红山文化）文化信仰的玉器及礼器上：玉璧为天，玉镯为地，钺为人。当然，夏人早期构建的天地人理念或许并没有我们当下理解得这么严谨和系统化。但是夏人玉文化向南传播到良渚文化地域后，在良渚文化这里逐渐形成了非常明确、规范的天地人三才观念，并以此初步形成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夏人礼器尚圆，良渚文化核心礼器尚方，从夏人玉镯发展出的良渚玉琮，其形制逐渐变化为内圆外方。“在良渚文化中，玉钺上升为核心礼器，从而形成以琮、碧、钺为核心的礼器系统[53]”。就如之前论述过的，红山文化的早期夏人巫、王分立。到“良渚文化琮、钺并重，反应的是巫政合一的权力系统，而二里头文化（笔者备注：夏朝）抑琮扬钺，表明世俗权力，或称军、王权已凌驾于巫术宗教之上，形成了王权国家”[54]。?）
    我们从代表天地人的核心礼器的形制及重要性变化的历史，可以看到华夏文明早期王权与神权逐渐融合的过程，以及王权逐步获得主导性地位的历史变迁。
    就笔者对此的理解，良渚文化尽管大大提升了代表人的玉钺的地位，但是他们对玉琮有特殊的重视，以至于大大推动了玉琮的诞生和演化。这是因为良渚文化崇尚宗教巫术。玉琮是作为巫师沟通天地的重要工具。因此，这就直接反映了，天地人三者的基本关系，地（玉琮）是沟通天（玉璧）人（玉钺）的中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是与地建立直接关系，而与天是一个间接的关系结构（人－地－天）。这就是《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的直接原因。 ???
    因此，天地人不仅仅是人存于天地而所感的基本世界存在样式。而是将整个现实世界构建成以人为中心的两个关系类型的集合，就是（人－地）为形式的直接关系类型，以及（人－（）－天）的间接关系类型（这里，人、地、天，再次表现为符号和字义的双重形式，人天地作为符号形式，表示为与作为主体的事物的直接性关联和间接性关联的事物。而作为文字意义则被显化为具体所指）。所有主体由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构建出其存在于世的整个关系网。因此，天地人三才观念就构成了以人（主体）为核心的，基于实践目的的，对主体的完整关系的总体性描述，可用于研究也可用于指导实践的基本范式。
    因此天－地－人，把世界分成了三个大的系统，或者叫三个大的关系网：1人（人作为类的整体存在（人－人）；2地（人－直接性对象）；3天（人－间接性对象）
    ??于是我们看到，阴阳作为基本的关系结构，嵌入（人－地）构建的直接关系网范畴内，形成了四种状态，这就是两仪生四象，（阳阳、阳阴、阴阳、阴阴），由于人不与天具备直接关系，因此与天发生直接关系的是（人－地）这个关系的四种状态，整个宇宙，以人为核心，就演化出四象生八卦（人－地－天）的八种基本状态（阳阳阳、阳阳阴、阳阴阳、阳阴阴、阴阳阳、阴阳阴、阴阴阳、阴阴阴）
    至此，我们看到，这个整体论的世界，以阴－阳为基本关系结构和方法，以天地人三才，将现实关系世界划分成主体、直接关联、间接关联三大关系网。这三大关系网嵌入阴阳的方法论，演化出涵盖整个现实世界的八个状态。因此，从上面的推演看来，这八个状态，不仅仅是华夏先民对现实世界现象的观察、分类，更是数象结合下的逻辑推演结果。这就是八卦。
    八卦显示了以人（主体）为核心的现实世界整体关系结构。在这个现实整体关系结构中，所有的关系的状态 ，被逻辑推导出8个基础形态（再次强调，这8个不是预先设立，而是阴阳与天地人结合，逻辑推导出的结果）。为了区分和更好理解以及在实践中有效运用这8个基础形态，华夏先贤以象为类比来描述每个基础形态。这里第三次出现符号与意义的区分（第一次是阴阳，第二次是天地，第三次是八卦），卦是作为无意义的符号，以此显示8种类型是对象数结合后的逻辑推导结果，而象作为对8中类型进行赋意来帮助人们区分、理解及实践。
    ?
    ?符号（卦）?????意义（象） ????名
    阳阳阳? ? ? ? ? ? ? ? ?天? ? ? ? ? ? ? 乾
    阳阳阴、? ? ? ? ? ? ?泽? ? ? ? ? ? ? ?兑
    阳阴阳、? ? ? ? ? ? ?火? ? ? ? ? ? ? ?离
    阳阴阴、? ? ? ? ? ? ?雷? ? ? ? ? ? ? ?震
    阴阳阳、? ? ? ? ? ? ?风? ? ? ? ? ? ? ?巽
    阴阳阴、? ? ? ? ? ? ?水? ? ? ? ? ? ? ?坎
    阴阴阳、? ? ? ? ? ? ?山? ? ? ? ? ? ? ?艮 ?
    阴阴阴? ? ? ? ? ? ? ? 地? ? ? ? ? ? ? ?坤
    ?
    这里符号为本，名是对符号的固定文字称谓，这个称谓的具体含义，就是象。
    ??????
    ???2）、六十四卦
    ?????????前面笔者大致推演了从河图洛书到八卦的具体演化逻辑过程。但是如果我们看《易经》，大篇幅讨论的是64卦（两个三爻叠加构建出64个组合）。我们不禁要问，何以是64卦？或者说：何以是两个三爻叠加，而不是三个、四个三爻叠加呢？?
    其实《易经》以八卦起，却主论六十四卦。其逻辑还是来源于河图洛书之间的联系。河图静象的理论世界，它五方四面，每一面各含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但是当其转化向描述现实的洛书时，它就从五方四面转化为了九宫八方的格局（4转化为8）。也就是每一个方向以阴阳的逻辑，演进成两个新的方面。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图联系起来理解，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假设：
    河图的静态世界，就如在时间维度上设定的0点位置宇宙的状态（时间0，时空无意义，静态的理论世界），而洛书则是时间维度刻度1的位置。也就是运动是时空的运动，我们人为规定在观察者眼中，为了能对流变世界进行有意义的观察研究，我们人为规范世界每“1”次运动，都是每个方面以2倍数值来变化的进行的（西面变八方4x2）。
    套用在河图洛书上，在时间维度0上河图显示的四面，第“1”次发生变化时，刻度1对应的洛书就转化为八方，就是4x2。
    ?
    每个矢量在每一次时间刻度变化的数值规律——后一时刻数值是前一时刻数值为基数的2倍。??
    八卦以洛书为底本，结合天地人三才，形成三爻八卦的形态。每个爻都有阴阳两个矢量，所以八卦的象的数量就是2（2就是阴阳）的3（3为三爻，代表天地人形成的关系网）次方。 因此八卦（8）就是八卦作为逻辑起始时间轴数值0的数据状态。当时间轴数值变成1时，三爻的每个爻的阴阳两个矢量都分别演化出新的两个矢量，也就是八卦三爻的每一爻的（阴－阳）每个矢量倍增成两个新的矢量【（阴－阳）-（阴－阳）】就是的（2x2）的3次方，这就是64卦的64这个数量的生成逻辑。《易》以八卦起，以六十四卦详解，实质是完成了一次实践模型的完整变化的演示。因此，《易经》主解六十四卦，不仅仅是因为八卦，所反映的范畴过于宽泛笼统，需要更多更细化的范畴来认识世界，更因为在《易经》设定了理论逻辑中，世界每一次变化，每个原有矢量都是以2倍增长的内在变化规律。 那么我们可以推定，时间轴数值3是，八卦每一爻会变成｛【（阴－阳）-（阴－阳）】-【（阴－阳）-（阴－阳）】｝8个矢量（2x2x2），三爻就形成8的3次方512个象。时间轴数据4时，形成（2X2X2X2）的3次方4096个象。
    ?
    四、易理
    《易经》有四大主要内容：象数理占
    象数结合，八卦乃成，解释为理，应用以占。
    占为占卜，从巫师宗教形式演化结合于《易经》，占卜在华夏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大致在商朝达到一个巅峰。这从甲骨文为代表的大量商朝占卜记录可见。
    周朝后，尤其春秋战国之后，士人逐渐偏向对易理部分的关注。这一时期形成了‘十翼’的经典解读理论，尤其作为通论的‘系辞’部分， 言浅意深，足以让世人反复玩味。
    因此，在本章，在文明诞生的时点上，与其说用易理来解释各个卦。倒不如说，这个时期，只有现实实践来给《易经》赋予历史的、实践的内涵。
    因此在文明诞生的这个阶段，我们关注的不应是理论论述，而是之后文明核心理论对应的事实是什么。因此我们就从后来理论最核心部分有哪些对应的事实来大致的列举一下：
    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
    阳为乾，为天，为知之、为间接、为客观；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1、华族强大农耕生产力
    2、夏人强大的政治、文化自信心。以我为主，对一切优秀事物拿来主义，从而实现苟日新日日新
    3、东夷强大战力，执着的品质
    4、人法地地法天，天为主，人为辅。但是人在辅位而求自强，顺应自然规律且不放弃自我。不惧怕天降洪水，以自强而求存。
    ?
    阴为坤，为地，为效法，为直接，为主观；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华族文化和平交流形成的族群融合的合和主基调
    2、治水以求最广大族群得以生存
    3、团结就是力量，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方式，使得人力有效集合即可对抗神力
    ?
    ----------------------------------
    [53]《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陈声波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p174
    [54]《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p141
    ------------------------------------------------章节分割线
    第三章 ?已是悬崖百丈冰
    ?
    一、春秋战国与诸子百家
    ???????
    华夏文明，孕育万载，于夏朝建立前后（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以完整面貌，诞生于这个世界。随后经历夏商两朝的不断发展丰富，至周初，"文王拘里而演周易"[55]，基本以今天我们所见《周易》经文部分，将华夏文明浓缩成《易》的理论形式阐述给世人。
    如果只看《易》的经文，我们可以这样说：至西周，华夏文明以现实强于理论的状态外显。因为《易》的经文部分，几乎就是各卦的吉凶断言。它更多以工具形式表现出来，而几乎不谈及造就这些现实结果的原因和原理。
    ??????因此， 对于华夏文明的理论原初形态而言，成就其客观、主观核心原因，是作为华夏核心理论的默认前提存在的。也就是，那些形成华夏文明如此的原因，被华夏族认为是理所应当、不必言说、根本没有必要质疑的状态存在着。
    我们依靠理论，去判断不同状态会面临怎样的吉凶，从而使实践趋吉避凶。除此以外，依靠什么客观条件实现趋吉避凶，在什么价值观指导下趋吉避凶，这些问题需要讨论吗？
    ——是什么让华夏一直强大的？
    ——华夏人民团结一起会产生什么？
    ——华夏子民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经文部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解释的，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啊。百姓只知道如何趋吉避凶。但是，什么是我们认为的吉凶？如何知道吉凶？利用什么来实现趋吉避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想，这般做？百姓是不自知的。因为祖先的实践经验离的并不遥远，而且那些重大的经验教训的传承，与孝文化的不断发展深度纠缠在一起，成为现实理所当然地存在。
    因此，直到西周末期，华夏文明的核心部分，是以一种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应当，就该如此，不必解释，更不需质疑的状态存在着（孔子时期对仁、善、德等概念的价值观判断，在当时整个华夏社会中是没有太多人质疑的普遍共识。《论语》与《道德经》对这些概念的价值观定性是没有本质差异，大家更多的分歧是这些概念的优先性次序。比如孔子强调仁的优先性地位“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而成仁[56]”，但老子则强调道的优先性地位“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仁而后义，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57]”。这显示，道德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定性，以及其反应的当时华夏文明向善的价值朝向，是作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存在的。这与之后战国孟子时期形成明显反差，?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58]；"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9]”所以春秋以前，华夏文明的很多共识，尤其价值观朝向是以“述而不作”形式存在，而“述”更多体现与祖先崇拜场景中。但是华夏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长期战乱现实对华夏文明的根基产生了致命性的冲击。），就如你我共处一室，你就不必向我证明你存在着而存在一样。他不是以一种凝固的文字论述形式存在，而是就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 太阳每天升起，故不必教育大众太阳会每天升起。历史也本就如此：从华、夏族开始相互文化交流开始，强大的农耕文化，强大的政治意志，强大的武力，都是始终华夏族自强的根本；而团结一致，以自强为本，能实现与天地之威比肩，战胜洪水，使人－自然和合共存，夏商不断开疆扩土，与四夷共存相融，这就是至善的大吉所在。自强向善——就是实现大吉的实践结果的必然前提。这就是华夏先民一直以来不需要言说、证明的在场的事实，就如太阳每天都要升起般是理所应当的鲜活历史。
    但是随着历史从西周走向春秋战国，一切都开始改变了。被认为春秋时期所创的《易经》的《十翼》，深刻了解释了《易》的经文内涵。把如何、怎能趋吉避凶的问题进行了深度的阐释。之所以要厘清实践结果趋吉避凶的理论前提——自强向善。就是那些以往作为客观事实存在东西，被新的现实所猛烈冲击，而产生了被颠覆的危机。就如老子在《道德经》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当你开始要厘清文明的核心内容时，那就意味着你在强调的那些部分受到了动摇。当你要呼吁坚守什么的时候，很大程度意味着你要坚守的，已经被很多人质疑甚至放弃了。
    华夏文明自进入春秋战国后，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生死存亡的考验。
    ? ? ? ? ? ? ? ? ? ? ?
    1、一国两制
    华夏政治制度的一国两制现象，始于炎黄族与东夷蚩尤联军大战后。
    ?"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60]"
    ? 东夷地区先民具备强大的武力。以及因此有所依仗的极其自信（执着、固执）地品质（见前一章论述）。这就使得近千年文化大交流，并没有使得东夷族与近在身边的华族及夏人，形成相互族群融合的结果。东夷族表现出了执着而强大的独立性。在随后，当合为一族的华夏族力量扩张必然的与东夷族直面冲突的时候，双方爆发了战争。最终以蚩尤族为首领的东夷联军战败为结束。糟糕的是，主导华夏联军的夏人（黄帝）杀掉了不愿投降的蚩尤族首领。极大恶化了东夷族与华夏族的相互关系，这对战败后的东夷族对华夏族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些因素叠加，使得落入华夏族政治管制的东夷领土上的东夷各部，与华夏族的融合极其困难。我们看到后世史书及一些资料记载，夏商两朝，原东夷地区叛乱不断，且反叛力量强大，所在地监管的华夏族武力根本无法镇压，导致夏商王族军队不时出兵镇压叛乱的局面。这甚至成为了夏商两朝亡国的重要因素。而进入周朝，分封华族后裔姜子牙与齐地，发挥华族善于文化交流，行怀柔之策的优点来管制相当东夷故土，同时任命周武王弟弟周公旦之子伯禽于鲁地，从北、西两个方向将东夷族聚居地，以莒国为代表的各东夷孑遗封国，包夹于沿海狭小地域。经过西周长时间的经营，才将东夷族大部融入华夏族。
    ?
    根据这段历史，我们看到东夷族与华夏族从黄帝蚩尤之战后，千余年敌对情绪不散。因此黄帝杀蚩尤后，不可能简单再用东夷族来管理东方领土。所以《逸周书》说：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显然这就需要华夏本族有人到东夷领土上驻守（一些观点认为少昊为东夷族出身，笔者对此并不赞同，华夏族杀掉了东夷联军蚩尤部落首领，对其直属部落也应有相当惩处。两族之间的冲突和敌意如此激烈，可以从之后东夷族不断反抗千余年的历史可见。因此华夏族任命一个东夷族来代华夏族监管东夷故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参考周朝亡殷商后，周武王分封商王纣之子武庚于商都，并将商的王畿分为卫、鄘 、邶 三 个封区，派出武王三个弟弟镇守的案例来旁证，当年逐鹿之战后战胜者应该采取了大致类似的策略。另外可以参考古代羁縻制度，东夷族在战后一定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但是这种自治权是在华夏王族派出监管的前提下实现的 ）。
    因此当时华夏族实控的领土上就有了两种政治治理模式。一种是完成了族群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族群、甚至文明认同，由华夏本族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域（原华族及夏族领土）；但是对于东夷族聚居区，这种靠武力扩展得到的，短期没有办法实现本地土著对华夏族的文化认同、族群融合的地区，则需要由华夏本族派出一支部族到该地域（少昊一族），进行间接性管理，其目的不仅仅是领土控制、政治治理，还包括促进族群融合，文化认同得更长远战略任务。这大概就是华夏分封制产生的可追溯到的源头。
    分封制原初就是华夏族一个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整个国土由本族直接实控领土，以及派出监控者间接控制的未完成族群、文化融合的原他族领土两部分组成。
    但是随着华夏族在夏商周各朝不断向周边四夷扩展实控领土范围。实控领土的快速扩大，无论是本族直接实控的领地，还是需要派出本族人手间接管控的四夷各族聚居地的范围，都在夏商周三朝大幅扩展。基于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实际控制能力发展， 这就需要更多的族群和人手参与进来进行管理。因此“本族直管、监（间接）管四夷”的一国两制模式，都需要更多部族参与其间进行管理。这就导致之后分封的对象，就从一开始仅对新扩展的四夷族领地，扩展到那些因范围过大无法有效直管的王族直接控制的领地。逐步形成之后我们看到的华夏分封制样式。这个样式，在周朝（西周）形成了成熟状态。
    虽然我们看到周朝开国将疆域分封给数百个诸侯国（还有更多数量没有被分封的邦国）。但是只要稍微关注，就能看到清晰的两制的模式，比如以周王室直属领土以及周边一圈姬姓诸侯构筑的本族直管（诸侯群）领地，以及对一些重要战略地点进行直接控制的地区（比如， 防御北戎游牧部落及看管夏人故地的燕国、在湖北原长江中游南蛮地区的庸国、在山东配合华族后裔姜子牙所封齐国监管东夷族的鲁国，在前良渚地区的吴国）。除了这些团结在周王身边的姬姓诸侯，还有以秦、楚为代表的，对原四夷各族领地派出监管类诸侯。
    这两个群体是有着明显的地位差异的，秦楚尽管在之后的诸侯兼并中变得日益强大，但一直被中原直管领地诸侯们鄙视为蛮夷。典型案例如楚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61]。当年周成王会盟诸侯时，不允许楚进入会盟现场，只是让楚国与鲜卑一起看守燎火。很显然，这些派出监管四夷的诸侯，虽被委以监管四夷的重任，但由于天然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他们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地位。
    这些监管四夷的诸侯，要承担巩固边陲的巨大责任，但是政治地位又如此之低，因此，楚国感受自身遭受轻视，当看到周王式微，就自称为蛮夷，以此不再服从周王的管辖，自立为王，随后遭到周王的讨伐。"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62]"
    从楚国的案例，我们能看到，以分封制为核心的一国两制，有着一个致命的隐患。而这个隐患是导致夏商周三朝轮替的核心原因。
    这就是分封制造成那些监管四夷的诸侯，经过长期在四夷之地经营后，相对于华夏族本族（王族）直管（中央、中国）领地，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这个地方势力与四夷本地族群结合，形成了亦华亦夷的独特状态。当处于直管领地的华夏族王族式微时，这些地方势力就开始有了不臣之心。这时，亦华亦夷的状态就显示出特殊的优势：亦华，华夏族的政治身份，使得对王权的争夺不失正统（血统、文化），他可以用华夏族身份，去团结部分与王族离心的华夏族部落；亦夷，能让其与本地蛮夷部落联手，借用强大的外族力量，为自己争夺华夏族最高权力。
    于是我们看到商代夏，就是如此，长期在东夷地区实施监管的少昊后裔族群，就可以一边自诩华夏正朔，一边又占了东夷身份（既大用特用龙图腾，饕餮纹，又再使用玄鸟图腾）。当夏朝末期，王族势力衰弱，商王就能利用亦华亦夷的身份，动员最广大的反夏王（中央）力量取而代之；而周代商，也是如此，周王自诩夏朝后裔，这就是亦华，而周族在有商一朝，长期在戎狄一代“戍边”，本身就有了亦夷。于是当商王势弱，周人集结华、夷盟友，借商朝王军东伐叛乱的东夷，王都兵力空虚的机会，发兵一举灭商。?华夏法统在周以前，在祖先序列，而不在王。周朝谈商王篡权，除了多角度证明自身法统合法性的目的以外，更多是不自觉揭露了分封制这种华夏族早期的一国两制的核心问题，就是处于掌握最高权力的王族与外封（最开始外封与夷地）诸侯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
    商克夏，就是外封诸侯代替中央王族。
    而周克商，同样也是外封诸侯代替中央王族的
    从夏商周三朝轮替，我们看到分封制出现的巨大隐患，盛衰轮回、强支夺干。这个隐患，在历史进入春秋之后，开始向着最极端、最激烈的方向演化。
    ?
    当然如果我们看世界各地历史，一国两制基本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环地中海早期历史，商业族群为了商路和劫掠建立的本土以外的殖民据点，其体制与其本土就有别；古埃及对征服地区采取“包税制”；到古罗马时期，罗马军队四处征伐，但是在这些异族占领地并没有实现其本族领土一样的统治制度，而大力发展从古埃及来的行省制（海外殖民地的制度模式），除了派出一个简单驻外办，把地方税收外包给地方势力，就几乎没有更多的治理行动；而西方到近现代，大航海时代开启演化出世界殖民史，殖民地统治制度与宗主国本土体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
    在中国，随着分封制转向郡县制后，对暂时无法融入华夏族的族群，以及对没有完全实现对华夏文明、华夏中央政治认同的地区，从开始采取的羁縻制度，从土司制等、发展到华夏当下执行的自治区、特区制度，都是从黄帝派出少昊与东夷，创建一国两制的历史发展延续。
    因此我们看到，一国（一个政治实体）两制（两种治理制度），源于历史所反映的人类族群繁衍扩大、人类能力提升、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展的大趋势下，一个族群（或一个政治实体）活动范围、实控领土扩展到非本族领土上后，基于自身控制能力的局限性，而采取的与本土即有直接统治制度明显差异的统治制度。
    但是虽然一国两制是人类历史上，各个地区普遍出现的现象。但是在不同地方，其方式目的有明显的差异性。我们仅以东西方比较（华夏文明及环地中海文明）。华夏文明以羁縻制度为例，其现实目的是有效控制，长远目的是政治认同、文明认同、族群融合（终极目的将当地土著最终融入华夏族大家庭），所以采取了较为柔软的身段和管理方式，保持当地土著大量的自治权利。在尊重当地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持续推动华夏文明的教化与四夷与华夏族的融合。因此，华夏自古实行羁縻制地区，历史上虽有反复，但是相当多地区上的土著族群，大都最终深度融入华夏大家庭中。而羁縻制的演化，也因为所在地区民族对华夏文明日益认同度提高，社会发展导致中央政权控制力日益提高，这一内一外的原因，使得现有两制（自治区、特区）中的中央直接管理比例相对历史越来越大的历史趋势。
    我们看到，华夏文明当年仅仅让东夷族并入华夏族，就用了数千年的历史；华夏族与长江中下游的南蛮各部、与巴蜀所在各部的融合也不会短与千年这个最小历史单位；与西南、西北、北方各民族的融合，至今还在持续进行中。可以说，人类的不同民族大融合，是千年功业。没有千年万载的文明时空视野，没有睿智的方法及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获得大的进展的。
    ?
    但是基督教文明近现代殖民史，呈现出他们文明早期一国两制的特点：殖民地与其宗主国本土制度是完全不同的，虽然殖民者在殖民地用各种手段推动信仰的统一，但是西方殖民者似乎始终没有兴趣或者说没有信心将殖民地融入本土、将殖民地人民变成本国同族。很大程度，宗主国就跟千年前环地中海历史一样，他们更多只是把殖民地当作倾销的市场，可以掠夺的资源场。于是当这些国家的国运随着历史一有起伏，殖民地就纷纷独立脱离控制，殖民地人们就变成他国人，甚至在殖民地的本族人也分化出去。
    因此，西方的这种一国两制传统是来源其历史的：环地中海历史上不同族群高频的博弈，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百年的历史现状，极少有一个族群或文化类型能超长时间对一大片特定地区完成持续统治。因此，如何实现不同族群之间的完满融合，环地中海文明各个族群，并没有很完整丰富的历史经验。所以我们看到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在殖民地对当地土著所呈现的残暴手段，在于他们历史经验中——必须利用历史给予特定族群最多几百年跨度的鼎盛期，来快速完成既定目标。至于那些需要再长时间（千年以上）实施的战略目标，是基本不在其文明考虑范畴之内的。因为没有经历，所以不仅没有这个信心，也根本没有这个坚定的愿望。
    中国的分封制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中，基于特殊生产力背景下的一国两制体制。这个体制发展到西周末期，已经无法再满足当时的华夏生产力水平的客观需要，到了要不得不进行深度变革的时候了！
    -------------------------------------------
    [55]《报任安书》司马迁
    [56]《论语。卫灵公篇》
    [57]《道德经》老子
    [58]《孟子告子章句》
    [59]《荀子性恶篇》
    [60]《逸周书·尝麦篇》
    [61]《国语》
    [62]《史记。楚世家》
    2、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历经近550年。它以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国为分界，前期称为春秋，后期称为战国。
    春秋时期，诸侯兼并，以大吃小，是一部诸侯争霸历史，华夏控制区内，由周初分封的几百个诸侯，经历约300年兼并历程，减少到7大诸侯以及依附各大诸侯周边的十余个小诸侯。
    而到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统一进程加速，各大诸侯之间争斗愈发激烈，最终以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为终结。历经华夏政治制度由分封制向大一统的全面郡县制的重大转折。
    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族成立之后第一次出现的、也是至今为止最长的一次长期分裂混战时期。后世有人描述华夏历史循环规律，所谓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63]。基本就以此开始。
    春秋战国历经以此五百余年的超长内战，其成因笔者从三个方面着重讨论：一是主要原因：生产力发展；二是分封制的内在负面因素导致的；三是讨论法统与孝道?
    ?生产力发展：
    我们看到从华族农耕文化到之后发达的良渚文明，进而使华夏族以当时人类最高生产力水平，成功应对了世纪大洪水。其后到商朝，青铜的大规模应用，到周，铁器开始大规模进入军事、生产、生活等等领域。华夏族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保证了对外军事斗争的优势（比如商朝著名的女将领妇好对鬼方等部落的征伐），实际控制领土不断扩张，同时在华夏族群内部，大量先进工具及技术进入生产生活领域，导致能生产出承载更多人口的社会财富。因此生产力进步在导致华夏族的人口、领土都大幅增加。今人有人推算，春秋战国，华夏诸国人口合计大致在2000万～3500万左右。人口的增加直接意味着华夏本族可以将更多的土地纳入直接控制领土中。同时到了西周末期，跟华夏族对抗千年的东方东夷部族，长江中游的南蛮部族，已经大量融入华夏族之中。
    华夏族到西周末期，基本将今天中华最精华的、当时最适宜大规模农耕的土地大部收于囊中。华夏北至辽河流域，南到长江以南，东到 海岸线，北到甘肃东南部，这其间大量地区，历经夏商周三朝经营，随着主要土著族群已经与华夏族大量融合，在整个统治区内，华夏族直接控制力度大幅增加。
    而铁器大量应用，农耕生产力大幅提升，不仅导致耕地总量及农作物产量快速增加，人力的价值不断提升，更促使私田逐渐泛滥，逐步冲垮了井田制。维护原有贵族体制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动摇。这些结果，客观使得大量诸侯及贵族消亡，以及单个政治实体的理论有效控制范围大幅增加得以可能。周初几百个封国，到了西周末期，生产力发展已经导致不需要那么多政治实体来对相关领土实施有效治理，单个诸侯国可以比以往控制更广大领土及人口，这才是诸侯兼并的内在动因之一.
    分封制的内在负面因素：
    分封制自身的最大问题，就是前面谈到的盛衰轮回下的强支夺干。
    分封制是华夏文明特色的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建立的背景是尊重现实，华夏本族与周边四夷尚未实现融合的现实；华夏族本族实控能力不能覆盖四夷故土的现实；
    一国两制的目的是，中短期实现对领土及族群的统治，长期目的是实现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和合之道。长期目的决定了夷必归华。于是，在法统逻辑下，这就形成一个必然的推论：夷必归华——旧夷新华——新华为华——华夏正朔。这个逻辑几乎适用直至到今天。而在春秋之前，华夏法统的核心是夏人领导下的华夏族。因此，这个时期之前的华夏政治结构主体是：王族（直接管理华夏本族领土的诸侯国群）与监管四夷的诸侯（间接监管四夷各族的诸侯国群）。此时，王族与诸侯皆为华夏正朔。因此 王族与诸侯的强支夺干，在政治法统逻辑上是没有不可逾越的阻碍的。皆为华夏黄帝之种，何以不可为王？
    于是，当商青铜器大兴，周春秋开始逐渐普及铁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得单个诸侯可以有效实控的领土及人口大幅增加。于是在监管四夷的秦楚等国对外扩展的广阔地理空间，就成为这些诸侯国发展潜力和优势。相反王族及其围绕其四周的姬姓诸侯就遇到领土扩展困境。这样，生产力发展越快，戍边的秦楚这类诸侯潜力兑现的速度和程度就越大。满足强支夺干的条件就越快越激烈的到来。夏朝据传延续国祚近500年，商朝延续国祚500余年，而西周仅270余年后就入乱世，这就是分封制强支夺干的内在逻辑在生产力高速发展下的激烈表现。
    数百个争强的华夏分支，谁能夺干？这是春秋战国长期乱世来临重要的内在原因。
    3、法统与孝道
    春秋战国长期战乱的原因之三，就是华夏法统内涵的变迁.【法统即正统，”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64]”此处大为尊大，一为元，统为始，此处延伸到政权的合法性，不仅指每个朝代建立时的初始合法性、正统性的重要基础地位（得国需正）。更有扩展每个朝代立国时，对华夏文明从最开始就一以贯之地法统传承。因此大一统在周朝时，呈现两个维度的概念：一本朝以正得国，二本朝立国所尊法统为从华夏之初开始至今一以贯之的承袭。所以宋 欧阳修说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65]。华夏文明的整体论前提显示，局部总是整体的局部，因此一个朝代的法统，就不仅仅是本朝得国正不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华夏的法统是从华夏建立之始到华夏最终可能的灭亡是一个整体的传承逻辑。本朝法统不过是华夏初始法统承袭至今的一个有机部分而已。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各个历史阶段的法统的具体内涵作出必要的厘清，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引发历史变迁的原因。】
    前面已经讨论过从炎黄之战后到大禹立国夏这段时期，华夏族法统（华夏族最高统治权力的合法传承）内涵演变的几个阶段，本节我们把这个演变延伸到春秋战国，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看到变化之因。
    阶段一：华夏族建立，夏人在与华族的内部竞争中获得主导华夏族最高权力，直至尧帝（不含）。华夏族的最高权力传承是具备巨大功绩的首领直属部族之间传承的（见上一章相关论述）；
    阶段二：尧、舜、禹（大禹之子继位之前）华夏族最高权力，在大洪水这个特殊历史阶段，演化为选贤任能为标准的部落首领传承制度（禅让制）
    阶段三：夏商周（西周）华夏族最高权力传承从大禹立国夏开始，改变为夏人黄帝后裔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权力传承制度。
    阶段四：春秋战国，大量四夷入华，原华夏族与四夷各族大规模融合历史阶段的血缘家族为基础的权力传承制度
    我们把这个四个阶段，华夏法统内涵的要点，以关键字形式提炼出来，如下：? ? ? ? ? ??
    ?
    

    从这个表，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从华夏族建立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法统承袭变化的主要轨迹，以此可以做出一些结论：
    1）、从黄帝到周朝建立，不变的关键字，就两个，“华夏族”，“由夏人领导”。这就是西周时华夏法统的自古以来的承袭的核心：华夏大地的最高权力由夏人（黄帝后裔）领导的华夏族掌握。也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最高权力始终在以炎黄两帝所代表的华族和夏人组成的最初的华夏族中的夏人后裔手中。所以我们看史记各部分介绍相关人等的祖先序列，大都要追溯其到黄帝时。这种对王者追溯祖先的描述行为，就是对当时法统的最核心内容的表述。
    举例：
    黄帝：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颛顼：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
    尧：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舜：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66]
    禹：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67]
    商人之祖 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68]
    周人之祖后稷??：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69]??
    秦人之祖：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70]
    ?
    我们看到，春秋之前，“黄帝及后裔领导华夏族” 就是华夏法统的核心内容。
    黄帝为夏人，我们看上面这些权力传承，基本都是黄帝一脉，当然这里并不是严格意义的血统关系，更多是以黄帝后裔指构建原初华夏族的夏人部族。因此至西周。华夏法统传承的核心就是“夏人领导华夏族”。而当时的统治者如何表述这个法统逻辑?就是靠祭祀祖先。祭祀祖先，就需要把自己祖先从始至终的传承序列一一明确。所以我们才看到史记记录，为什么从《五帝本纪》到《秦本纪》，所有有名的首领或朝代，都要先把祖先序列说一遍。因为这就是春秋以前华夏族运行千年的核心法统。
    所以我们常见史料里常见记载用“诸夏”一词指代华夏。这‘诸夏’的‘夏’并非仅指夏朝，而是指春秋以前历代，这些诸多掌握华夏族各部主导权力的是夏人（黄帝族后裔）。
    ??
    祖先崇拜与法统的关系
    祖先崇拜起源于人类早期普遍的灵魂不灭信念，视死如生的观念。因此祖先崇拜并非华夏独有。
    比如《圣经创世纪》就在记录祖先序列（当然这里更多是以传说方式表现源远流长的祖先崇拜现象）：
    ?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塞特活到一百零五岁、生了以挪士。
    以挪士活到九十岁、生了该南。
    该南活到七十岁、生了玛勒列。
    玛勒列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雅列。
    雅列活到一百六十二岁、生了以诺。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玛土撒拉。
    ?玛土撒拉活到一百八十七岁、生了拉麦。
    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
    ?
    在非洲、美洲、印度等世界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纪念祖先或者以灵魂不灭信仰表现出对祖先的追忆的文化现象。
    但是华夏的祖先崇拜传统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因为它最终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深入社会各个领域之中的巨大体系。它从最初的对逝亡先人的思念，溢出到整个在者的现世之中，最终形成了两大领域：祭祖（逝者）与孝道（在者）。
    中国的祖先崇拜传统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从去世的祖先，扩展到过去、现在、未来整个时间维度下的所有活着的人。
    针对活人的孝道是华夏祖先崇拜演化出最独特的部分。?
    中国的祖先崇拜文化是中国自古产生的整体论世界观的必然结果。因为在整体论世界观中，时间不仅不可分，而且所有的个体在时间整个维度上都呈现为一体。个体的生命的有限时间，仅仅是那漫漫长河里一朵瞬间而逝的浪花。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71]。如是而已
    于是每个人的一段段生命，都融进延绵不绝的时间长河里。祖先不仅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祖先还是一体的。那么，祖先崇拜就不仅仅是逝者与在者的关系（祭祖），也自然拓展到在者与在者的关系（孝道）。
    因为在者终究会成为逝者，所以如果不厘清在者之间关系，那么当在者逝世后，就会形成在者与逝者之间的关系的混乱（孝道与祭祖的逻辑链接）。因此生命、族群的延续，就是以代代传承表现为生生不息、连绵不绝。这个代代传承，生死隔代为祭祖，生生皆存就演化出孝道。
    于是，在华夏整体论世界观里，祭祖扩展到孝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但是华夏祖先崇拜的独特性， 我们的独特整体论世界观只是构建了华夏特色祖先崇拜的逻辑基础和思想基础。而构建现实基础的关键环节则是华夏法统传承（法统和功业）。可以说如果不是华夏早期法统传承与祖先崇拜深度融合，是不可能形成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祭祖与孝道文化的。
    祭祖与法统的关系，以《史记》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史记》中最早的相关记录：
    “（舜）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
    “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禹），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72]
    ?
    从上面记录看，我们虽然无法明确，华夏祭祖，甚至构建祖祢庙来制度化祭祀祖先，是源于何时（这里需要更多的考古实证来揭示）。但是仅以《史记》记录来看，虽然舜以前，有大量祭祀鬼神的论述，但是没有明确的祭祖的论述。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鬼可以是逝亡的先人灵魂状态，因此祭祀鬼神，更倾向于宗教领域的祖灵崇拜（神权主导下的对祖先的观念和认识和祭祀行为）。但是舜以后的祭祖则体现为世俗化王权主导下祖先崇拜制度形式（法统的外在形式）。
    因此，《史记》中对舜之前说祭祀鬼神，舜之后开始记录为“祖祢庙”，“以奉先祀”，或许间接反映了祖先崇拜文化发展，神权主导向王权主导的一种转折现象。
    ???由于华夏宗教信仰领域，从华夏族建立前（距今6000年前）神（巫）权与王（部族首领）权分立，神权主导；到良渚发展出的神权、王权合一并深刻影响华夏族；最终到舜帝之后演化出的神权王权合一，王权主导的演化过程中。最高政治权力从巫转移到王，因此最终巫原有的核心功能也被王所全盘接收。这个功能就是祭祀，而祭祀最核心的两个领域就是祭天（神）和祭祖（鬼）。
    ???于是，在华夏族成立后，祭祀权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核心内容。祭祀就成为王的专有权力内容。 所以上古时代，宗庙是王族专有。《五帝本纪》在描述舜时，说到“祖祢庙”，就是祖庙和父（考）庙，这说明，舜时，王在祭祖时，已经对逝去历代祖先，有了明确的代际排序。
    我们参考周朝相关记录：“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临于宗朝。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 杜预针对"祢庙"注：父庙也。同族谓高祖以下"[73]。?
    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到周朝，祖先大致被分成几个代际结构：
    祖：（从甲骨文显示商代祭祀涉及的五个代际结构：分别是太祖（曾祖）、祖（祖父）、宗（父）、示（当世）、小示（示之子）），后演化为能追溯得最早的有大功业的祖先，由于其存在年代非常悠远，往往指向母系（姓为女生）社会时期。祖往往由于历史过远，是没有明晰准确的血缘传承代际关系的；
    宗：宗的原意是在世（祭祀者）的父辈（《礼记丶祭法》云："有虞氏禘黄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孔颖达疏"祖、始也"；言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后逐渐演化为远古的有巨大功业的祖先（主要为父系），且从其开始有详细每代血缘传承记录至今；我们从史记里的早期帝王序列看到，从黄帝到尧之间，实际考古年代与帝王数量是严重不匹配的。因此我们可以判定，黄帝到尧之间，具体部落首领传承序列一定是不完整的。因此我们大致判断，从尧帝开始的华夏族首领传承序列才开始并可能是以完整的状态表述出来的（是不是准确是另外的问题）
    族：族是夏开创父系王朝朝代之后，从王朝开创者（庙号高祖之人）父系血脉传承序列所涉及群体。
    ?随着华夏祖先序列的不断延长，祖先的代际结构是不断变化的。这导致相关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我们看到的唯一没有变化的结果就是， 宗（祖庙）庙初期为王者专有（后逐渐才允许贵族、有官爵可有家庙“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74]”。直到唐以后才开始逐步放开至百姓）。
    因此祭祀祖先，在祭祀祖先过程中，表述出自己（祭祀之王者）在整个祖先（先王）序列中的必然的继承者位置，就是在阐述其王权合法性（正统、法统）的核心关键内容。
    因此祭祖制度建立初始，就是华夏法统承袭的核心表达(从这个角度而言，商人祭祀的祖先序列表达就是在展现其具有华夏法统的正统性）。
    正是因为如此，祭祀祖先以表达在世王者正统地位。而夏建立父系血缘传承王朝之后，权力传承涉及兄弟子孙。那么曾经跟王权紧密纠缠地祭祖，就必然向子孙辈延伸，这是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王者必然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放纵一个不孝之人成王，那么岂不是自己有可能被断绝祭祀的可能？这不光是法统的问题了，还是灵魂不灭观念下的古人，对自己身后的命运的深深担忧。因此，强调现世中孝道的重要，就能加强祭祖的有效性）。因此孝道不仅仅是整体论世界观的结果，也是王权承袭的必然结果（以此，我们能更深刻理解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含义——因为这直接涉及了华夏族法统传承的正统性的问题）。
    所以华夏祖先崇拜传统发展出独特的祭祖、孝道内容。正是源于文明早期，祭祖、祖先序列是王权法统的核心内容。华夏族最高政治权力与祖先崇拜深度融合，通过祭祖呈现出的完整的祖先序列，来证明现有的王者是从黄帝开始，具备完整华夏族法统序列的统治者夏人后裔。
    早期华夏族最高统治阶层长期将祖先崇拜放到了政治权力来源的至高地位，才是之后中国人那么重视孝道的核心成因。
    ??

    2）而关键字3和4则是对本朝立国合法性的描述。关键字3是阐述那些远古祖先能被祭祀的王者关键条件是功业。关键字4是阐述权力传承的特点。
    在夏朝（大禹之子）以前，实践的巨大功勋是权力承袭的必要条件，是选择最高统治者的关键指标，是能被后人祭祀的核心标准（黄帝立国立族之功；颛顼立制之功；喾治民之功；尧改制禅让（选贤任能）之功；舜完善禅让制，选材治水之功；大禹直接领导治水之功）。没有巨大功业，或许是没法进入祖庙被祭祀的。而这些功业最主要评判标准为是否利华夏万民。利众者善，利华夏万民者大功，大功业即为德。
    利华夏万民之大功业者为德！
    德的最初含义就是大功业。夏以前，有德王者方能入祖庙被后人祭祀。《五帝本纪》记录的那些王者，极可能，就是周以后，那些所谓“诸夏”所涉及贵族的祖庙里，排最前面的几个牌位。
    ??但是这个情况随着夏朝进入最高权力家族血缘传承，而使得以功勋成王的传统逐渐消亡，成为历史。夏朝能立，是历史给予大禹治水滔天之功的奖赏。但是商立国，何德之有？周立国，又有何德？
    ?????华夏历史进入父系血缘传承的王朝时代后。就呈现出立国无德的新形态。于是德的概念就开始扩展，从最开始，非常具体的立大功业利华夏万民为德，扩展到周去昏君、立新朝、以利华夏万民的理论创新，将王朝开国之德开创性地覆盖到其整个朝代。【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礼记·表记》??这段话，其实折射了一系列的历史现状，夏朝为大禹治水大功业的必然奖赏，华夏族团结一致，成功与天威抗衡，强大有效的组织动员能力必不可少，所以夏朝对王命的重视，不信鬼神而信人是历史功业的惯性。而商朝则第一次应对华夏族内部最高权力的改朝换代局面。所以我们在甲骨文里看不到今天我们常见改朝换代的正统争论，因为这种新现象是没有旧有理论来解释的，而商以前传统法统的传承逻辑是没有改朝换代的现象和概念的。商人亦是夏人（这里不是说夏朝）一支。但是商人却为华夏族历史上第一次推翻前朝，必然反对者众多，先罚后赏是必然的行为逻辑选择。殷人尊神，不仅仅是因为继承了从良渚——东夷路径传承过来的热衷祭祀占卜的行为，更是要通过不断的行使王者祭祀的权力，来不断宣告华夏祭祖传统以及商王代表华夏族法统的祖先序列，来自证商人具备华夏族合法权力继承权，甲骨文记录商王大量功业事例，比如妇好伐鬼方、土方、印方、尸方大量占卜记录，这就是华夏王权尚德的传统延续。而周人经过商克夏的经验，对王朝更迭显示出更多平常心，为自己周克商构建了崭新的理论，重新阐释了‘德’的新概念。并构建了完备的礼制，以强化王权统治】
    到春秋战国，礼乐崩坏，诸侯皆视其他方国为昏君，都想去诸多昏君、自立新朝。但杀人盈野，是否利万民，却少人再论。德的概念就逐渐虚化为意识、价值观中的向善性取向。
    ???华夏历史在进入封建王朝之前，有大功业者（德）方能进入祖庙祭祀。但是进入王朝时代之后，最高权力血缘传承成为一种硬性规范，王朝的建立与传承，与大功业关系越来越少。王朝高祖以下的帝王序列，除非确为无可辩驳的昏君，否则都要进入祭祀行列。但是哪有那么多大功业！于是，春秋阴阳家利用周开创的‘去昏君、立新朝、以利华夏万民的’崭新思路，结合夏以后朝代轮替现实，创造了“五德始终说”。经过对“德”概念的这一番巨大改造，华夏法统的核心内涵就逐步从适应部落联盟制转化为对封建王朝事实的适应。
    
    3）华夏族的组成结构在春秋后出现了大变化。
    ???按照《史记》介绍的西周之前帝王序列，以及现代甲骨文解读商王序列（1917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 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对《史记》所记述内容真实及准确性的有力支持。我们看到炎黄两帝合并成立的华夏族到西周，华夏族基本构成就是炎黄两族后裔为主体。这从西周立国封国大致情况可以见到：周王姬姓，大量姬姓诸侯拱卫周王四周，并在边陲关键之地派出姬姓诸侯监管四夷，比如北面的燕国、良渚后裔地区的吴，位于巴、楚、秦（巴蜀、西戎、南蛮）之间的“牧誓八国”之一的庸国；在山东监督东夷的鲁国；同时华族后裔，姜姓各诸侯也给予了重要位置：并在很多地方与姬姓诸侯形成相互呼应的态势：比如山东监管东夷族的齐国、纪国，在周国周围参与拱卫的申国、许国、吕国
    ?但是进入春秋之后，周王式微，诸侯兼并加剧，镇守边陲各诸侯大力向外扩张，各诸侯之间互相征伐、吞并。四夷各部族开始与之加速融合。至战国，山东东夷故地，逐步被齐国吞并，东夷各族融入华夏；西方从商代就立国的义渠为主的西戎族（甘肃、陕北），与秦魏交流、摩擦近400年后，被秦灭国后融入华夏；位于长江中游南蛮各族（三苗）之地被楚国占据后融入华夏；良渚故地，经历吴越争霸，后被楚灭，良渚后裔融入华夏；在淮河流域长期与华夏族对抗的淮夷最终被楚，融入华夏；西南之地巴蜀等国，长期与华夏族交往，并参与了周反商的军事行动，后因巴蜀相争，被秦国借机灭国，几十年后，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巴蜀之地成“天府之国”，巴蜀各族随融入华夏。
    我们看到春秋战国500余年，不仅是华夏族内部残酷的内乱史，也是华夏族与四夷各族加速融合的历史阶段。这种加速融合，固然有着政治强力、武力征服导致的因素。但更多是四夷与华夏族长期交流的必然结果。
    比如以三星堆考古发现，证实的在距今5000~3000年存在的古蜀文化，其后裔巴蜀等国族裔，在秦灭巴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后，就悄然融入华夏一族之中，其统治阶层的反抗仅仅存在几十年：公元前316年秦伐巴蜀，30年内采用一国两制，分封蜀地，结果导致蜀地三叛，秦平叛后，与公元前285年，取消一国两制，与巴蜀之地实行郡县制。公元前256年，李冰父子建都江堰，整个成都平原耕地品质，由《禹贡》所言下上等，急速变化为“天府之国”，与当时天下最好上上等的关中土地也不遑多让。华夏族先进的水利技术，农耕文化的强势进入，几乎以立竿见影之势，极大改变巴蜀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水平，这必然迅速赢得了巴蜀各族人民的认同。巴蜀之地因为进出交通困难，长期独存与西南之地，但是被秦政治统一之后百余年就成为华夏一份子，这与华夏族与东夷蚩尤之战后千年对抗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长期的和平文化交流，（华夏）先进文化成就利（巴蜀）民功业，这才使得主动的政治强力手段达成了最大化效果。
    于是我们看到，到战国后期，华夏族面貌较之春秋之前产生了巨变。虽然七国贵族阶层主体还是以炎黄两帝后裔为主体，但是整个华夏族人们，基本已经将东夷全部，西戎、北狄一部，南蛮大部，巴蜀大部融入自身之中。
    由于华夏族内部结构的巨大变化。整个华夏族不得不面临一个崭新巨大的问题：新进的原四夷的人民既然已是华夏一份子，他们有没有资格去继承法统？
    当年，炎黄两族构成最初的华夏族。因为结构简单，华族与夏人达成共识：本族最高权力在黄帝后裔中传承。但是当战国后期，大量四夷各族融入华夏，千年前华族与夏人的共识或许在其后裔中还有效力。（因为法统的传承毕竟与祖先崇拜紧密结合。后人不遵循炎黄两帝的缔约，就是不孝。不孝者不能成王。）
    但是，到春秋乃至战国，华夏族内部构成的复杂化，这种共识的制约性对新进华夏子民的效力必然大打折扣。法统以黄帝后裔进行传承的规定，面临不得不进行全面变革的局面。整个华夏族不仅要在炎黄后裔之间达成共识，也要在原炎黄后裔与非炎黄后裔的新进华夏子民之间形成新的共识。夏朝前，夏人以功业成王，但夏朝以后，家族血缘传承，无功也可成王。这时就算炎族后裔还能遵守前约，但是，新进华夏得前各族人民凭什么接受夏人可以无功而成王？
    但是，在春秋战国长期战乱的局面下，诸侯间彼此对立攻伐不断，这是不可能实现新共识的。于是诸侯不求利民功业，只求强以争王（霸），就成了这一段时间，乱世诸侯思想及实践的必然倾向。因为旧有的华夏族内部最高共识，已经不再符合新华夏族的现实状态。而新的共识也因为超长期的内部混战而无法有效形成。
    ?
    华夏文明之致命危机
    华夏法统内容的全面变化，新华夏族内部共识长期无法实现，直接对华夏文明的核心产生了颠覆性的危机。
    因为传统华夏法统夏人领导下的华夏族，权力传承与有德之君（利华夏万民之大功业，被后代祭祀）就是华夏早期文明的浓缩表达。
    华夏族几千年来就是东亚最高生产力水平（华族所代表的农耕），夏人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夏人领导下的华夏族”反映了自强之根本。
    而传统法统传承，是在有德之君之间，这就从最高权力传承的方式，对华夏文明的价值观标准进行了阐述及强力的背书——向善性。利华夏万民大功业的华夏族首领才能入祖庙而被祭祀。而到大禹治水时，大禹之德所得利者超越了当时的华夏族，而扩展到“天下万民”的范畴。因为天下万民范畴远大于华夏子民，治水的巨大功业，意味着有利于更广大的人群，因此，大禹治水使华夏文明的价值观朝向实现了一次巨大升华。“利天下”之大善远超利华夏之善。这种大善使得华夏族的视界一下就超越对（人－人）关系的狭隘关注，超越了自我族群利益的既有短视，一下就将华夏族的视野从人间提升到天地自然，将大善之利从华夏族扩展到天下。
    我们可以说，华夏文明中的自强与向善，相辅相成。强大的自我（能力）才能实现利天下的大善。而抱有向善价值观，自我强大的能力才能正确的使用。（就如公元2020年世界面临的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美国拥有极其强大的自我能力，但是不持有利万民的价值观。其强大自身能力就无法有效展现出最佳效果。相反，华夏文明向善价值观的存在，能使自身有限能力展现出惊人的大善效果）
    华夏文明的这两个关键部分，到周朝，是以礼制的形式被强化的。礼制与华夏文明内涵的关系，就如河图洛书的象数样式与对其解读一样。
    前面笔者将河图的样式解读为对静态的理论世界的描述，而将洛书解读为对动态的现实世界的描述。
    而周朝的礼制就如河图洛书一样，作为一种外在固化形态，来阐述周人认为的华夏文明所应具有的内涵。
    ?
    但是华夏春秋战国时期，文明的这两个关键部分，尤其是自强（客观条件）与向善（主观价值）中的主观价值观部分遭到几乎颠覆性的冲击。
    诸侯相互攻伐，杀人盈野。臣子犯上作乱如家常便饭（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各诸侯纷纷称王）。礼乐崩坏是华夏族原有（法统的、文明的）共识的瓦解的外在表现，而在华夏文明的内在领域，则体现为对华夏文明向善价值观的颠覆性冲击。自强能使诸侯强大，赢得兼并战争中的胜利，但是向善对诸侯有什么好处呢？或许对那些被兼并的弱势诸侯，向善才有那么一些好处吧？但是如此向善又与自强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相反，春秋战国历史显示，犯上者称王，杀万人者大功，倚强凌弱者称霸。这些现象比比皆是。也就是说，事实与理论已经出现严重的背离。华夏文明的原有理论不仅不再能指导实践，连解释实践都做不到了。于是基于残酷的现实，华夏精英阶层开始对华夏文明的内涵，开始质疑并逐步发展向有选择性推翻。最典型的就是孟子时期，华夏精英阶层对性善论、性恶论的争论。这就是对华夏文明的价值观部分，以颠覆为目的的激烈攻防。
    去掉华夏文明的向善性价值观，不以天下万民之利为价值观关注所在，那么华夏文明还算是华夏文明吗？
    华夏文明诞生以来，面临事关文明生死存亡的最重大危机到来了：
    文明内部在长期混战中如果形不成新的共识。华夏文明的结局，要么不知道演化为一个什么新的玩意，要么文明就在长期混战中把潜力消耗殆尽，直至瓦解，湮灭。
    何去何从？华夏整个精英阶层纷纷站了出来，做出自己的答案，企图给华夏 找出一条解决长期战乱的成功路径。这就是后世称为的诸子百家。
    4、春秋战国与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华夏持续战乱五百余年。随着诸侯兼并逐渐激烈，战争形态越来越残酷惨烈。春秋时期，苛政猛于虎，百姓还能逃亡以避乱局。到战国时，七国争雄，各国纷纷进入总体战的局面，组织动员程度大幅提高，几百万人口国家，往往动不动就征兵十丁抽一甚至六丁抽一，大战动兵几十万，近百万常有。而因战争造成的严重伤亡也不断发生。长平之战，秦军坑杀赵军40万人，自己伤亡亦有近30万；伊阙之战秦军灭韩魏联军24万人； 马陵之战，参展各方伤亡15万人；齐燕相争，相互攻伐，战火几乎遍及两国全境，两国百姓，损失惨重。至于那些伤亡数万的战争，春秋战国不胜枚举。华夏族内部进入极端惨烈的内斗局面。 这种超长期残酷且不断恶化的战乱局面，逼迫华夏族无数内部仁人志士不得不开始寻找各种各样解决危机的办法和道路。这就是被后世称为“百家争鸣”的诸子百家的兴起。
    ?站在客观历史角度，百家争鸣对人民而言，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百家争鸣的出现，就直接意味着那是一个对百姓而言只有无边苦难的乱世！对一般小民而言，在乱世中如无根浮萍，只能在命运的洪流中走向不可知的黑夜。因此，当孟子骂杨朱“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是有些道理的。春秋战国乱世起因，旧有分封制已经不适应社会现实。按马哲的论述话语就是被曾经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且到战国时，社会已经动荡几百年，此时还抱有春秋老子时期企图的回归原有分封制的立场，已经严重脱离现实，而且鼓吹贵族们食君之禄，而不为君做事以求无为（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75]）。在当时条件下，那个诸侯如此做，他的国家必然由于行政效率大幅下降，而必然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首先被淘汰。无论其统治阶层还是黎民百姓都将遭到惨重的损失。如果当时人人皆如此做，就是无视现实，就是在企图阻止社会发展，那么历史必然会给实践更大的反噬，更漫长的战乱对天下万民又有何好处呢？??
    ?诸子百家，后世总结约出现了上千家流派，但影响较大仅几十家而已，其中十余家开宗立派。本书着重讨论道家（含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四大流派。
    ?
    -------------------------------------------
    [63]《三国演义》罗贯中 第一回：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64]《春秋公羊传》
    [6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序论》
    [66][72]《史记。五帝本纪》
    [67]《史记.夏本纪》
    [68]《史记.殷本纪》
    [69]《史记周本纪》
    [70]《史记秦本纪》
    [71]《论语》
    [73]《左传·襄公十二年》
    [74]《礼记》
    [75]《列子·杨朱》
    二、道家（阴阳家）
    道家缘起春秋时期老子，以《道德经》为代表作，其在战国形成众多分支流派，例如老庄学派，杨朱学派，黄老学派，阴阳家（阴阳五行论）等。在战国时形成的各个学派分支，相互差异巨大 。本书着重谈春秋时期的老子，以及战国后期的阴阳家。
    之所以谈诸子百家先谈道家，谈道家先说老子。是因为笔者认为，以《道德经》为代表的老子对华夏文明的理论阐述，是百家各派中阐释的最深刻，最接近西周及西周以前的华夏文明理论‘原生态’的。从老子及《道德经》这里深入解读，能对华夏早期文明的理论原貌进行深刻认识。
    之所以这样说，首先就是老子的身份。其担任过周朝“守藏室之官”，参与管理周王藏书。想来，其不仅阅览过周朝相当多各种典籍，甚至不排除看过相当数量，有商一朝，甚至大量关于夏代的资料典籍。
    无论其接触一手资料的等级及数量之高之多，还是其自身的理论学识能力之强，在百家诸子中都名列前茅。
    其次，老子身份及传说著书《道德经》的过程，能显示其政治立场。老子在周朝为官，其立场自然在于维护周朝正统。所以其《道德经》中虽有诸多解读，但是其中心思想，就是通过阐述传承至今的华夏文明的核心理论来论述并企图维护周分封制的正统地位，并借此反对春秋已经开始泛滥的诸侯兼并（礼乐崩坏）浪潮。老子说小国寡民，就是想回归一种美好的理想中的分封制度形态；老子还谈无为，就是反对诸侯兼并的有为行径。
    正是因为老子的主要思想是维护周朝正统，所以老子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理论创新，老子的立场本质来说，在当时是一种保守主义理论。它通过对延续发展到周朝时华夏文明理论的深度总结和阐述，从理论出发来论证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就是维护分封制、维护周朝正统地位。他给出了一个基于华夏文明理论推导出的实践药方——无为。
    诸侯无为——兼并停止——周王再兴
    道家之所以成为春秋战国的重要流派，就是老子以维护分封制，维护周朝正统的立场，契合了那些春秋战国漫长斗争中无数失败贵族的利益和心声。 诸侯兼并，几百个分封国和更多的未分封国被兼并亡国，大量的统治者失去了权力、地位和利益，失败者们曾受益于周朝分封制，受害与礼乐崩坏。因此他们寄望以维护分封制来幻想重新回到曾经的权力高峰。
    所以理解老子的论述，我们需要谨慎刨除掉那些应对当时现实的建言的干扰，而更多关注其对华夏文明理论的阐释。从理论角度而言，老子的观点对我们理解西周及以前的华夏文明的核心理论的真实面貌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同时，我们需要把《道德经》与《周易》结合一起看，《道德经》是有史以来对《周易》理论水平最高一次的纲领性综述，其理论的深度远超儒家（孔子）后来对《周易》做的十翼的解读。
    阴阳家是战国晚期，齐国人邹衍开创的道家流派。它以“阴阳论”“五行生克论”为最核心的观点，并以此从天到人，推演出“五德始终说”。之所以本文在道家诸多分支流派里选择阴阳家，就是因为阴阳家这些核心观点，为华夏文明渡过缺乏政治共识的危机，以及维护华夏文明核心内容，作出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因此有必要对其观点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认识。
    ?????1、?华夏辩证法
    ??????和合共存之道
    笔者认为老子最伟大的历史遗产，就是通过对《周易》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理论解读，从而明晰地构建出“华夏辩证法”的逻辑框架。
    辩证法是一种方法论。人类认识世界、指导实践都需要方法。更加恰当的方法，能让认识更加接近真相，能让实践更有利自身。因此方法论是历史的产物，从现实中找出更优方法，并以此指导实践，最后以实践结果修正完善方法。但是人类历史至今，不同地区的主要族群和文明，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形成了诸多各自特色的方法论。虽然，人类各族群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极其微小，这使得人类这个族群的行为方式在很多地方有了很大的类同性。但是，历史、文化甚至文明内涵的差异性，导致那些类同的方法论之间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性的。比如东西方的辩证法。
    在近现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话语逻辑来解释、理解华夏传统的辩证法。客观而言，以《周易》、道家等派理论，很多时候被西方辩证法的逻辑范式来套用理解。这是非常不恰当的。比如解释阴阳，可以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书上这样叙述：阴阳是反映了宇宙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认识等等。
    前面讨论《易经》的章节，已经阐述了，华夏的宇宙整体论，阴阳的本意，阴阳的关系。这是基于华夏的历史，华夏文明的独特实践路径形成的。这些跟西方不同，虽然很多地方类同，但是差异显然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不能为了使用方便，而对差异无视，简单套用西方的逻辑。这会导致中国人对自己祖先的文化、文明的认识理解‘失真’。
    对辩证法这个具体的讨论对象，华夏辩证法与西方辩证法的显著差异，即便在西方学界也早有认识。 比如西方哲学家、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在合著的《通过孔子而思》中谈到了“概念偶对性”，美籍作者田辰山在《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 一书中对此总结到：“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不可拆分地、内在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任何两种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与西方的二元论思维不同，儒家思想的“偶对两分性”（polarity）认为，就两项事物之间的关系来说，彼此都构成对方所呈现状的必然条件。事物中每一个特殊的方面，即取决于自己本身，也同时受任何其他特殊方面的决定。[76]”
    ?
    正如前面对易经一节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国的整体论世界和西方原子论世界的本质差异。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不可分的宇宙。而西方原子论世界，彼此对立的个体组成我们所在世界，但是还没完，还存在一个人类不可到达的彼岸世界在我们这个人的世界以外，以此构成西方视角下宇宙的整体。中西方的眼睛里，连世界都是不同的，那么何以有相同的方法论？
    在中国的整体论世界观下，如果要观察事物，事物必须以与其他事物以关系形态，共同浮现在观察者眼中，以此世界才呈现出整体性（个体无法单独存在）。在整体论下是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的。而这个进入观察的事物最基本的关系单位，是以两个事物组成的基础关系对，这就是（阴－阳）关系的缘起（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77]）。但是（阴－阳），作为基础关系对，他们是这个整体世界的局部显现，具体事物因为观察者的视角的变动，或许不一定从这个世界中显现出来，但是只要有什么东西显现入观察者的视线中。‘关系’本身就呈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系’对观察者才是永恒的。（阴－阳）基础关系对存在于任何实在性的事物之中。因此‘关系’的永恒性决定了‘共存’才是关系对的核心状态。
    阴－阳最初就是一种无意义的符号，仅以此表示基础关系对的关系结构，指示不同事物在基础关系对的相互位置。因此，共存状态是一种去价值观的解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阴－阳相互的关系状态， 是‘合作’还是‘背叛’，是‘对抗’还是‘友好’无论做出如何的价值观判断，都无法否定他们都是在同一的关系中。只要关系存在，共存就成为永恒，因为‘共存’不过是整体性的宇宙在具体关系对中的基本性状而已。
    ‘共存’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阴阳即可相生也可相克。但是‘生克’或是、‘利害’、或是‘对立统一’如果把这些主观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凌驾于客观事物之上，只不过是人将自我凌驾于宇宙之上的狂妄。难道不是客观性才是具备决定性意义的吗？辩证法首先就是更正确应对客观世界对人类永恒的考验，因此它是符合客观世界规律的方法。‘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客观事实，所以方法论不能以主观价值（对立）为主导。这个世界无论天崩地裂还是和风细雨，都是存为一体的！而使用“对立”一词，虽然有着历史客观原因（中西近现代史长期对抗，使得对立成为我们文明100多年来所面临的一种常态。而使得西方历史整体就是一部都对抗斗争为主题的历史，使得西方认为的矛盾（阴阳）contradiction（矛盾；对立；抵触；反驳；驳斥），是一种以相互对抗性为主体存在的状态），但是历史不会永远如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的时候你可以用‘对立’来描述，自然理所应当，但是当合的时候，你怎么形容这个世界，怎么描述这个历史呢？按照西方对辩证法对立性占据主导的描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对抗、敌对、分裂、仇视占据主导性的世界，但这个世界真是这样？
    “天地不仁”同样“天地也是不恶的”。天地给了人类山崩地裂，也给了人类阳光雨露，之所以有些人认为世界对人类充满了恶意，这不是天地有恶，而是这些人的人心选择向恶呀！人类实践都是为了趋利避害。善恶、利害，对人事关重大，但对天地毫无意义。对天地而言，无论善恶，都在天地归一之中。对立是天地所为也，统一也是天地所为也。对立统一‘共存’天地之中也！因此‘对立’还是‘统一’显然都不是对阴－阳（这里暂不用矛盾一词）普遍性的描述， ?‘共存’才是阴－阳的普遍意义的客观描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对立’‘统一’是一种主观性价值观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命名态度。它显示了这样一种倾向：实践的目标指向以及最高的任务，就是人的世界。即事实上，人占据绝对主导性的领域中。而这种领域，以关系论进行分析，仅存在于（人－人）的狭隘关系中。因为但凡人在天地之中，人就是处于被动、次要地位。今天我们崇尚科学，就是让主观意志，主观价值，主观选择，主观实践符合天地规律的要求。这就是人面对自然的正确态度（认识并承认自然占据主导地位，人必须服从主导者的‘命令’而为，才能获得吉祥）。因此对辩证法更恰当的描述是对自然的普遍状态的描述，才能显示人能更正确实践的态度。
    按照华夏辩证法阴阳对关系的描述，阴阳的状态既可以相克，也可以相生，这就像夫妻，既有互相不满、争斗甚至到离婚的，也有相爱相持为家庭共同奋斗白头偕老的。这些现象共存与婚姻制度之中，但是我们构建婚姻制度，不就是为了男女更好的共处，不就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繁衍等等这些伟大的共存的目标吗？这个制度更好的运行难道不是去相恨促相爱么？这才是实践正确地趋利避害呀！因此‘共存’为世界普遍性描述，但是不同价值观下的共存和共存还是不一样的。“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78]”就如新冠疫情环球同此凉热，但风景华夏这边独好一样。面对同一个挑战，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了不同的共存状态。如果在实践中，主要盯着问题的对立面，对立面激化成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才将实践的导向指向问题所在，那么那些相互促进的方面就自然处在了次要关注的方面。这就等于人为降低了实践的天花板。因为解决问题，提高的是实践的底线，而促进互生因素，则提高实践的天花板。因为相互促进才能寻求更好的可能性，消除矛盾只能避免事物最糟糕的结果。只有将视界放在更好的可能性方面，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理想才能触及更高远之地。无论是天下大同，还是共产主义，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华夏文明总是对这种终极伟大崇高神圣的理念，群体性与之呼应，就是因为华夏文明的视角，主要就在生生不息的领域上。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9]"就如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就如2020年华夏应对新冠与其他文明不同结果的核心因素。就是我们的社会无论多么现实，但我们华夏文明的视线、我们理想总在那星辰大海之处。所以面对自然的考验，我们不是采取那种实现底线性的苟活（诺亚方舟、群体免疫），而是本能去集众人之力迎战天地对我们的考验。我们相信团结向善之力，就是最伟大的天地之规则。从之可胜，逆之必败！
    如果我们的文化的价值观面对此等规模的挑战，主要盯着我们内部的矛盾因素，我们还有可能鼓起勇气迎战么？我们有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实力吗？我们有西方那么发达的社会程度吗？我们有他们那么高的技术条件吗？没有！而且我们内部还问题重重，这在方方们有清晰的折射。如果我们主要盯着矛盾盯着对立面，连西方这样强大客观条件下的社会都基本躺倒投降了。我们何以能战，何以敢战？我们的条件没有西方发达社会好，但是选择了战疫，且成功的战而胜之。就在于我们的文明向善的价值观视角，关注的主角就是互生之因。抓住互生的因素，利用现有有利条件全力促进之，去全力争取实现更伟大的可能。而西方诸多国家面对疫情，未战而降。核心原因就是他们的视线主要关注了对立面（这是他们原子式世界观、性恶论、原罪论价值观导致的对立性的过度关注）。于是实践对西方而言，首要考虑的就是避免最糟糕的结果，而不是实现最伟大的可能（心理准备最糟糕会死200万，那么只死了几十万就是胜利）。他们不是不能，而是想都没有敢想最伟大的可能，这就是西方文明视角过度关注对立面的必然结果。或许4000年前华夏文明因为具备人类最强生产力水平而能成功治水，但今年华夏文明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走在人类最领先处，但仍旧实现了人类最伟大的战疫功德。人类近5000年两次重大实践的对比结果明确显示了，文明的价值观对实践产生的重大作用。
    因此，当下我们对华夏文明一些核心的东西正本清源一下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认清自我。才能让人类走向更加伟大的未来。
    因此，笔者对现在唯物辩证法用矛盾、对立两词， 对矛盾（阴阳）的总状态进行描述，认为却有商榷的地方。
    中文‘矛盾’一词的出处《韩非子·难一》，典故在最初就被认为是一件该被嘲笑的荒谬事件：能攻破所有坚盾的矛与能防住所有尖矛的盾，能同时存在吗？这是逻辑悖论呀。事物不可能以悖论形式存在这不是一种常识吗？
    共存是事物客观的普遍性描述，但是实践寻求什么样的结果（趋利避害）则取决于价值观选择。所以华夏辩证法的价值观选择为和合之道。和合词义过于主观，且有忽略事物对立面的倾向，所以笔者使用略有重复的‘共存’一词与之相合以平衡——“和合共存”来描述华夏辩证法。
    和合共存在笔者看来分成四个依次递进的实践层次：
    和为第一、二层次：
    一为和平，二为和气
    和平：不相杀，不同族群底线型的共存状态，避免形而上学的极端化对立；将对立性始终控制在次要方面（不轻易让对立性成为主要方面）
    和气：不相敌，不以恶意相向。以相互善意交往，求同存异。善待自然。
    合为第三、四个层次
    三为合作，四为合一
    合作：寻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同利益，互帮互助，共繁共荣
    合一：族群合一，文明合一，人类一体，天人合一
    ?
    和合共存的华夏辩证法，具备强烈价值观及目的指向的实践方法。这是华夏5000年来，大部分时间位居人类文明山巅的核心原因。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80]更高的志向，更宽广的眼界，更博大的胸怀，更有效的办法，才能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6]《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美 田辰山著? 萧延中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p11
    [77][79]老子《道德经》
    [78]《吕氏春秋·有始》
    [80]《论语》?
    2、无为之为
    ?《易经》显示，事物以关系形态显现自我，但是对此采取如何方法去实践呢？在夏周时期，占卜为重要方式之一（我们可以从甲骨文内大量记录了预测吉凶的事例，以此证明占卜在重大决策具备关键作用）。因为远古时期，人们应对实践挑战，往往只能依照经验。但是人类能力有限，实践结果往往胜少败多。因此，当人类找到一种来源于实践经验，并内在自洽的逻辑理论体系来指导实践时，实践胜率的小净值提高也能带来实践效果的巨大进步，比如实践成功率从1%增长到10%，胜率就翻了十倍。但是10%的胜率再翻十倍，就要实现100%的成功率，显然前者10%的实践胜率并不是很高，但是那个阶段提升幅度和效果增幅却是最大的。因此，在华夏文明早期，在夏朝建立前后，《易经》出现后，执政者获得了具备理论体系支撑的占卜方法，能获得相当幅度的实践效率的提升。占卜就是那个阶段《易》的运用手段。
    但是到周朝，华夏生产力继续快速发展，尤其进入春秋，各诸侯兼并逐渐加剧，一次实践的失败，对很多诸侯贵族而言，就是生死存亡的代价。因此以占卜方式有限低成功率，进行分析、决策实践的方式已经不适应现实要求。占卜就逐渐脱离出决策的核心领域。"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81]
    整个社会，尤其贵族阶层，一边抓紧富国强兵，一边急需寻找新的运用《易》理的方式来提高现实博弈的胜率。这个时候，老子《道德经》横空出世，精彩地阐释了《易》所蕴含的【整体论宇宙－（阴－阳）－八卦】的逻辑演进，以及如何围绕（阴－阳）关系论来指导实践（华夏辩证法）。
    因为华夏辩证法是围绕（阴－阳），这种事物在整体论宇宙基础关系对的研究应用展开的。辩证法针对的不是我们原子论方式理解下的“个体”，而是最少两个“个体”构建下的关系对（关系对仅仅是为了展开研究设立的基本单元，事物在现实环境里是与极端庞杂的直接关系对与更为庞杂的间接关系对组成的庞大关系网）。因此辩证法针对的是“关系”，而关系的最简形式就是（阴－阳）。而针对“关系”的实践方法选择是与针对“个体”实践方法是有重大差异。老子在《道德经》里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述，来描述针对关系的实践独特性方法。笔者对此总结为无为之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亦[82]”
    很多人认为老子无为的观点就是消极不作为。这种观点与本意偏差太大。无为之为，它首先就是一种作为，但是这个作为跟大家想的不一样——认为有处才能有为。相反，老子说的作为是落在与有为建立的关系的另一方无为一侧。
    在华夏整体论世界里，事物都是以关系的形态显现。也就是说作为一般被认为是有为的实施，是以有为与无为构建了一对关系（有为－无为）。在不采用华夏辩证法的人那里，认为一个人的作为应该落在‘有为’处（有为－无为），老子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作为该落在（有为－无为）关系的‘无为’处，才可能、甚至很大可能才是最有效的实践方法。这里举个不很恰当的例子解释：
    在原子论世界观的角度看，两个人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个体，如果想让两个人中的一个人不用跳就离地三尺，能有什么办法实现？我们可以马上直接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一个人花费克服重力的力量把另一个人抱起来。但是问题来了，这两个人，都是300斤左右的大胖子，这就直接意味着，举重的这个人必须是个大力士才行。
    而在整体论世界观看这个案例，从来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个体总是与其他个体以关系形态存在着，这个关系状态就有点类似与，这两个人坐在同一个跷跷板的两端，让其中一个人离地一尺，不需要另一个人练就大力士的能力抬起对方，而只需要坐在跷跷板一头压下去，那么另一头的这个人，就自然抬高上去了。
    有为之为，就是前面原子论大力士的处理办法，目的是把主体提高，实践方法就是直接花力气提高主体。
    无为之为，是整体论世界观下的思路，虽然目的还是把主体提高，但是实践办法却不需要花太大力气，而只需要利用自身体重的重力将客体压下去，主体自然就升高了。【目的在有为处，而在（有为－无为）处行动】
    在西方辩证法里，提高和下降是对立的，同时显现于同一事物，这是以悖论形式存在与荒谬之中。
    但是在华夏辩证法里，关系客体的下降是可以促进主体提高的因素，他们或许是一种‘对立’，但或许也是一种促进。
    这里的区别，就如一段时间中西方对‘危机’一词的认识差异讨论，西方只看到了危险对现实的破坏 ，而东方文明则能看到危险与机遇构建出关系对中（危险－机遇），危险能在一定条件和方法下，形成促进对机遇的把握实现（塞翁失马、塞翁得马）。这里的差别，就在于上一节谈到的西方辩证法注重对立，更多建立的是对实践的底线的过度关注（取乎其下，往往无所得），而华夏辩证法关注的生生不息地和合共存之道。则能极大提高实践的天花板（取乎其上得乎其中）。这些年中国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节，也大致是此理。西方辩证法强调对立性的主体性地位，于是往往要等到对立性因素激化成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才着力解决矛盾；而华夏辩证法则更强调生生不息一面，即重点关注事物关系之间的有利因素，通过不断找到新的、发展中的、主要的有利因素促进事物更好结果的发展，而将事物的状态不断聚焦在促进发展一面，使事物的主要状态处于‘生’的一面，于是自然矛盾的对立面就被压制在次要位置。
    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在（有－无）的关系结构里，目的在有处，但实践主要选择对无处动手，利用关系的内在力量促使目的的达成。“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智不割。[83]”
    无为实质是在无处有为之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84]，——在弱处着力，可实现强大之目的、故老子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85]）
    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领域，这种华夏辩证法的实践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写意画，有为之山水，意境精华却在那留白无为之处。传统诗歌以景喻情，真正的精神华彩却在那文字之外。于是，中国的历史与文明，蓦然回首之间，总能发现有什么在那灯火阑珊处。
    ?
    老子解读的这种辩证法方法，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中国人在现实中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大增，从而避免了做事一根筋的毛病。因为（有－无）是一个基础关系对，但是对具体事物而言，它是在无数庞杂的关系对构建出的一个复杂关系网中的?。这个复杂关系网，存在无数的客体和唯一的主体（进入观察视角中的事物），因此按照老子的华夏辩证法方法解读，你目的为了使主体预设性改变，为此针对这个关系网 利用生克之法干预其中具体关系对，从而有可能从任一客体入手行‘无为之为’之法，从而实现主体向预期状态变化最终结果。于是，为达成同一目的，可以产生多种实践方法和路径，东方不亮西方亮、殊途同归，就是华夏辩证法的应用思路的有趣总结。
    当然针对不同客体对象的实践，对主体影响效果是不同。老子在这方面并没有进行解读。在一个复杂关系网里，如何判断，甚至有效选择实践客体来实现对主体目的最优化影响，之后阴阳家的五行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稍后讨论。
    ?
    老子解读的华夏辩证法的操作思路，就是中国人后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族群之一 的两大原因之一（华夏辩证法和连绵不绝的历史记录）。华夏辩证法让中国人获得一种面对同一事物，能采取多种视角认识，多种办法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而中国历史连绵不绝的记录，使得5000年来祖先们所经历的事物，所获得的经验教训，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财富。
    三爻有8个象（场景），2个三爻叠加有64个象（场景） ，每个象都是一种类场景，所谓类场景，是指‘同一类场景’，每个场景发生后，有相似性的场景在历史中反复出现，就归类为一个象。因为场景类似而经典，不同的应对方案，形成的不同的结果，就能成为指导今后遇到相似场景（象）时，可以快速采取的应对方法。于是古人就发明了两种方式来记录相关的场景，这就是典故与成语。典故是对历史场景划“重点”的行为，将一些被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标注为今后可以重复引用关注的部分《文心雕龙·事类篇》所说的：“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但是随着历史不断地延续，越来越多的历史经验呈现在中国人面前，如果每一个典故都把它的整个历史场景完整描述出来，任何人都记不住多少典故来，于是将典故浓缩为四字为主，方便记录、记忆的便捷形式——成语就诞生出来。于是大量历史经验，就在这些潜移默化的方式中，成为中国人智商的一部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成语大词典》记录了18000余条成语。据说最多的成语词典记录了5万余条成语，即便如此，也不过是八卦动了几次而已（见前面讨论易经部分） 。于是最丰富记录的历史成为中国人智商的材料，而华夏辩证法成为利用材料灵活应对事件的方法。人类的智商跟种族无关，跟历史经验和方法论直接有关。（此处略有偏题）
    ?
    对蝴蝶效应的讨论
    从华夏辩证法的特色出发，使得我们能以整体性、系统性视角重新认识科学和世界。科学原先本意是分科而学，将知识体系以一定原则和逻辑不断拆解成细小单元，成为一个个学科而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这种解构而使得对事物每一个分解出的单元，在现有人类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下，进行深度认识，这就如建筑活动里革新基础建材，把构建大厦的每一种材料来源通过科学找出最优状态，以前的砖瓦变成现在的钢筋混凝土，在材料水平的极大提高前提下，才有可能建成更高的大厦。但是传统的科学（分科而学）随着研究日深，已经阶段性地出现瓶颈。砖瓦换成水泥钢筋，那么基于新建材新的大厦建造方法就要重新设计，这就让科学的主要任务逐渐从分科而学，转向合科而学。这就是现在科学前沿日益兴盛的跨学科趋势。分科而学可以依靠原子论思维解构事物和知识，但是合科而学则需要整体论思维综合合成各个分科，以使新材料能综合而建成新的知识大厦。
    在合科而学的历史阶段，针对一些合科而学的领域，华夏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应用方式，就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系统论、混沌学、统筹学。在华夏辩证法的逻辑形式下，在某些宏大场景下的实践假设就有实现可能的路径，
    我们以此逻辑方法，能对蝴蝶效应进行一些有意思的论述：
    蝴蝶效应最普遍的描述是“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把这个描述浓缩下，跟“天人感应”一词没有本质区别。
    在这段描述里，阐述了两个事物，处于间接关系形态，一个是巴西的蝴蝶，一个是德州的龙卷风，其关系网的整体结构为【巴西蝴蝶－（）－德州龙卷风】，这两个事物没有形成直接关系，是以一个庞大的客体对象群构建出一个涵盖在（）集合里。这个巴西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可能只与特定时空上与其直接关联的空气等事物产生了直接关系，而这个特定时空上与其直接关联的空气又随着时空变化，与其他客体建立关系单元的集合。这个集合里的每一个具体关系，是与巴西的蝴蝶和德州的龙卷风处于各自某种间接关系和直接关系的两种关系类型中。因此，如果能将这两种关系类型中，应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关系罗列出具体的对象和关系形态。就是将（）中的对象集合各种关系状态及生克变化的逻辑明晰罗列出，我们就能形成一个【巴西蝴蝶－（明确关系及状态的集合）－德州龙卷风】逻辑结构。也就是说，我们以此超越古人天人感应里对（）的内容，因能力局限而无法罗列明细的缺陷，而构建出一个可以进行逻辑描述的逻辑链条。因此，对（）内部关系集合和所有关系的状态的清晰描述，就使得我们不仅有可能认识出巴西蝴蝶是如何能形成一个月后的德州的龙卷风。甚至在对（）内认识的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可以用华夏辩证法里的生克之法去引导每个具体关系的状态去符合这个逻辑链条的状态要求，从而人工实现蝴蝶效应所描述的最终现象。天人感应将不再是一种所谓的愚昧而成为人可以实现的能力！
    ?3、“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自强向善”，这实质就是以乾坤两道为核心展开。
    儒家认同的观点，乾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坤者：”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86]”。
    而老子则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87]，（这就是在解释乾道，并更进一步对“自强”的含义进行了定义，自强是自胜者强，而非我们一般认为的胜人者是强。）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 故几于道 [88]（这里解释了坤道，善利万物，以成功业，即为德。利众者善，利万物者大善，向大善而行，功德大焉）。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的儒道两家，基本对乾坤两道认识是非常一致的。因此，反过来可以证明，至少在春秋时期，华夏社会精英对华夏文明的内容是有普遍共识的。不仅对华夏文明本质是一个争（自）强的文明，而且其价值观取向是向善而行。但是老子的叙述显然更有意思一些，更深入一些。他用华夏辩证法的逻辑形式解释了乾坤两道，解释了“自强”“向善”的意思。
    华夏文明的天道（乾道）是争强的文明。但对一般人认为而言，什么是强？按照老子的话语方式，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强弱相较，胜之者强。但是老子的实际描述是”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很显然，“胜”的标准要有正确的确定，才能正确判断关系对中到底谁强谁弱。老子认为，把人之间相互斗争的胜利，只能称为有力，而不是强，符合真的强的要求的胜得标准，是自胜。自胜就是战胜自我，就是自我超越性，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89]"，因为自胜才是自我能够可以持久把握，具备普遍性的意义的。因为你只要真心认同自我超越使自己真正强大的根源，那么只要你存在你就能够不断坚持下去，有力时不必沾沾自喜无力时也不必彷徨颓丧。这样对于一个族群，一个文明而言，才有可能渡过无力时的危机，迎来有力时的涅槃。相反，如果你认为胜人才算强，那么这种强是不可持久的，因为生老病死是天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90]，你相对别人有力必然只是一时的，你终究会处于无力的状态的时候，那么你就自然不再是强者？于是，胜人者怎么能算恒强呢？天道恒强，而非恒有力。有力只能暂时得胜，按照道可道非恒道（规避汉孝文帝刘恒名讳，后改恒字为常）的逻辑，不具备普遍性的东西，是不能以道论之（道是恒久存在的，具备普遍性意义的）。恒强既然否定了胜人的行为方式，那么他就是一种去恶性的规范（否定胜人），也就是说，真的强，是向善价值观规范下的自我超越的恒久修炼，这包括（建设社会的生产力，组织能力，人的意志），因为向善，所以争的就不是胜人之强（让别人不好），而是自胜之强（自己做好）（说几句旁外话：中国何以几千年来，大部分时间生产力领先世界？为什么经历过西方反超的百余年后，新中国仅几十年就完成了对西方生产力的追赶超越？文明“自强”的特质就是重要之因，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关注的是自我超越性，这几乎成为华夏文明内生性的一种本能，就跟有些人笑谈中国人无论到哪里，都会先想到那里能不能种菜。这就是自强的一种朴素地表现，财富和幸福来自自身对现有现实的超越性努力而实现的。而华夏文明的向善性又强化了对自强的聚焦。相对于西方商业文明，历史上长期以来势强为盗，势不强为商的行为特征，他们总在自胜和胜人之间不断的横跳。不专注而不得精益求精就是自然的结果。因此一旦西方进入企图自胜而强，想靠劳动创造财富的历史阶段，自然相对恒久自强的华夏文明处于劣势位置，被中国快速赶超就是一种必然。西方这是以下马对华夏的上马呀。）；
    另一方面，当争强的华夏文明，定义为自胜者强，就意味华夏文明的主流价值观也受到客观争“强”的促进。强是自强，否定了胜人的恶。因此自强的客观性又规范了价值观只能选择向善而行的道路。
    于是，这就形成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相互促进状态（自强－向善）。向善使得强者自强，自强又决定了价值观向善。
    但是“自强”“向善”两者各自又是更进一步的关系对的状态，自强是强弱相较的状态，向善是善恶对比的选择。
    所以我们将华夏文明用华夏辩证法的结构样式进行了描述：
    华夏文明的基础结构：【（强－弱）-（善－恶）】?
    天下莫柔弱于水 ，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 以其无以易之 。 柔 之胜刚 ，弱之胜强 ，天下莫不知 ， 莫能行." [91]。
    华夏文明是自强向善，这就是有，但是老子谈的华夏辩证法的最奇妙的地方就在，在表现时，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92]"
    所以那个与自强、向善构建出阴阳关系的，“弱”“恶”才是实践着力的关键。（自强－向善）为所知，（弱－恶）是实践所为的抓手， 所以为了实现自强，“弱之胜强”，为了向善，“处众人所恶”，于是按照之前跷跷板举例，按下弱处，强自然抬起，处于众人所恶之低洼，利万物的善业功德自然高高在上。
    这就是老子解读的华夏辩证法的无为之为之法推导出的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所在。而这个文明经历漫长的历史考验，这个文明下的华夏子民都对中国向来争做一个向善的强者有共识。他因为强大而谦逊，因为向善而利天下。这才应该是真正强者该有的做派。
    但是今天有些中国人，被百多年来西方的强盗行径打怕了。对华夏文明核心理念有所动摇。即便认同者也有不少人只看其表，不究其理。认为华夏文明是走阴柔之道。
    弱者的谦逊是自卑，强者的谦逊是向善的自信。上位者不爱民，不以民为邦本，天下何以能真正大治？
    向善者团结起来，战天斗地，治洪水、胜新冠，利天下万民以为强。这还算柔弱之道？这是真强之道、恒强之道呀！
    向恶者团结起来，侵略屠杀，奴隶制、法西斯，害世间百姓逞有力。这难道是阳刚之道？这是野蛮之道呀！
    把野蛮当阳刚，就如把文明当柔弱。这纯粹是把肉麻当有趣么！
    附：
    基督教文明的基础结构【（强－弱）-（善－恶）】?
    印度文明的基础结构【（强－弱）-（善－恶）】?
    -----------------------
    [81]《荀子.大略》
    [82][83][84][85][87][88][91][92]《道德经》
    [86]《易经》
    [89]《礼记·大学》
    [90]《元曲选·儿女团圆》
    4、五行生克论
    今天中国社会对五行生克的普遍性认识和描述，是在对华夏文明核心理论各部分的认识中，偏离本意最大的内容之一。比如我在看到网上某百科词条对“五行生克”的描述：“五行生克是五行学说的一种观点。五行学说是古代汉族人民创造的一种哲学思想，以日常生活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元素，作为构成宇宙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宇宙中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不同属性的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种元素论是标准的原子论世界观下的概念和话语方式：个体组成整体，个体之所以是个体，是因为个体内在具备恒常的元素、本质等等。而华夏文明基于整体论世界观，个体只是进入观察者视角中整体的局部，个体之所以在观察者这里呈现出个体之状，只是被观察者自身感官特质及所产生的基本思维逻辑所规范的结果。
    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尝试用现代话语形式来重新解读一下五行生克的本意。
    谈五行生克，必须从老子阐述的华夏辩证法这里展开，老子以反者道之动的特殊方式，阐述了华夏辩证法自身的独特性。但是老子的阐释基本是围绕整体论下，事物基础关系形态——（阴－阳）关系来进行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实世界，任何事物都是复杂关系的集合体，虽然我们能对（阴－阳）二元结构的关系形态进行理论讨论，但是何以以此到现实世界复杂关系（网）中指导实践呢？
    《周易》阴阳到八卦的建立，实现了理论模型向实践模型【八卦三爻为天地人三才，意喻人在天地之间的现实状态，同时又意指这个现实状态，是人为主体的直接关系网（人法地）与间接关系网（人法地地法天）的总和状态】演进。
    个体在现实世界所展现出的复杂的关系网络，如何按华夏辩证法进行梳理分析呢？战国末期的阴阳家依据当时流行的五行论，结合老子以（阴－阳）为基础的理论解读，系统性构建出了阴阳家最核心的阴阳五行论，或者更重点地说‘五行生克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93]”在据说孔子所做《周易》十翼中系辞等主要理论阐释部分中，大都只谈阴阳之道，而未见有论五行，其他一些春秋时期的资料也未见系统阐释五行论的，因此我们大致判定，将天下万物分为五类的观念尽管长期存在，但是并没有系统化地与阴阳生克观念结合，直到战国后期，阴阳家通过结合五行论和老子阐释的阴阳生克的华夏辩证法，创造性地构建了阴阳五行论，或五行生克论。）
    （阴－阳）关系中的阴阳，作为符号是呈现关系基本结构的位置。而在其附加含义后，阴阳就有了众多含义，其中就有‘生克’之意。‘生克’带入现实事物关系的分析中，以实践者根据实践目标是否达成为判定依据，可以定义为：
    生：有利于（有利于实践目标、实践主体的达成）
    克：不利于（不利于实践目标、实践主体的达成）

    

    ?
    于是我看到，现实中的所有的事物在‘生克’视角下，分成五类：
    ?主体
    客体1
    客体2
    客体3
    客体4
    在此逻辑下，世间万物皆在这五类中，我们找不出第六类事物（关系中）。
    我们可以把之上四种状态，摆成这样的结构：
    ?
    

    ?

    ?
    ? ??
    这个结构就是“直接关系网”的基础状态（客体与主体建立直接关系）。我们把这个结构以五角的样式表述（同时用符号A代表主体，客体两字缩略，只保留1、2、3、4，实心箭头表示生，空心箭头表示克，箭头所指为关系中的被动方、次要方；相对的位置就是主动方，主要方）：
    ? ? ? ? ?
    


    ???????我们看这个结构一。主体（A）含义是作为观察者进行观察的主要对象。客体的含义就是主体以外的其他事物。
    这时，结构一里所有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没有显现的，因为他们（客体之间的直接关系）与主体是没有直接关系显现。但是基于整体论世界的逻辑前提，他们之间必然有关系，因为世界是整体的，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主体视角出发，是与主体呈现间接的状态。由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A是间接的。所以从A的视角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的。但是因为他们分别与A产生直接关系，我们就可以从结构一的直接关系状态来推论不同客体之间的直接关系状态。
    我们把前面四种状态两两组合列出，假定每两组关系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以利益得失为视角，从而分析这两组涉及不同状态客体之间可能的直接关系：
    组合一：
    A生1
    A克2 ??????
    1与2的直接关系分析如下：A在这组关系中都处于主导者地位，A带给了1利益（有利于），但是却拿走了2的利益（不利于），也就是说，1从A处得到的利益，有部分是通过A，间接从2得到的。1虽然没有直接损害2的利益，但是1为了维护自身既有利益状态能长久，必须保证A克2状态长久，因此不能让A对2领泽而渔。因为A在两个关系中都是主导者，1改变不了A，因此1为了达成自己的最佳实践结果，1除了维护与A的关系，要主动与2建立友好的关系，甚至不排除让2从1身上得到一定合理利益，以维持A克2关系长久。因此，在组合一的系统中，1与2的关系最优状态，就是1生2.
    于是，结构一就演化出结构二
    ??????????

    

    组合二：
    A生1
    3生A
    1与3的直接关系分析如下：3主导带给A利益；A主导带个1利益。因此1从A所得利益有部分是从3带给A的。因此1与3的利益是一定对立的，1希望从3得到更多利益，那就需要3给A更多利益。3给A的利益必须在合理范围之内，否则3实质就在同时给予A、1两家利益，因此作为主导者的3，为了保证自己付出合理性，必须控制A对1输送利益的合理性。但是这样就间接影响了1的利益最大化。所以组合二系统中，1与3的两者关系，是3主导下的，3克1
    ?

    

    ?
    组合三：
    A生1
    4克A
    1与4的直接关系分析如下：A主导给1带来利益，4主导损害或拿走A的利益。在这组关系中，1和4作为得利方，为了维持自己利益持久，都必须保证A持久存在，但A在两个方向付出利益，这是不可持久的。于是这就要求1、4从A所得利益要克制，但是谁又愿意少得呢！于是1与4得利益是对立的。由于是A主导给1带来利益，即4很难改变A与1的关系状态，且4作为主导方，A是无法控制被4拿走多少利益的，而1与A的关系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从A得利的对比中，1是处于被动弱势地位。因此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从而要出手维护A的利益（4从A所得）。因此1会更大概率作为主动方，采取措施减少4从A所得。所以组合三的系统中，1与4的关系，是1主导下克4，1克4
    ?

    

    组合四：
    A克2
    3生A
    2与3的直接关系分析如下：A主导下克2，3主导下生A，A从2主导取得利益，从3被动取得利益。A得到利益越大，A对2的主动性主导性越强，因此2与3的利益是对立的，对2来说，必须阻止A得到更多利益，从而减少其压制自己的力量，但2作为被动受损方，无法直接对A，所以2只能选择主动压制3给A的利益。这里，2与3的关系就是2克3.

    

    ?
    组合五：
    A克2
    4克A
    2与4的直接关系分析如下：A主导拿走2的利益，4主导拿走A的利益。这等于4间接从2得到部分利益。原本2因与4利益相冲，但是由于4直接与A、间接与2连续相克得利，4的力量可以直接证明为三者之中最高，2力量最弱。最弱主动对抗最强实非明智。2最佳策略就是利好4，直接给4一定利益，以换取4对A施加足够大影响后减少A从2所得。所以2与4的关系是，2主导下的，2生4
    ?
    ?
    ???
    


    ?
    组合六：
    3生A
    4克A
    3与4的直接关系分析如下：3主导给利于A,4主导下拿走A的利益，A是彻底的被动方，4间接从3得利，由于3是主导方，所以3可控制自己给予A的利益水平，所以4想从A的得利持久稳定，需要3生A的关系持久稳定。为了避免3不愿4从3间接得利，4最佳策略是需要对3作出一定的付出，加强3与4的关系，让3不在意、不减少对A的支持，从而让4持久从3间接得利。所以3与4的关系就是4主导下的4生3
    ?????????????????
    ?????

    

    ?
    ?推论结束。
    我们看到（结构一）是主体视角下的直接关系结构。随着以上步步推导发展到（结构七），我们推论出所有客体之间的直接关系（结构八）（对主体而言就是间接关系），然后跟主体直接关系组合成了结构七，就是我们看到的五行生克的完整结构。

    

    ?
    ?
    ?结构七代表五行生克的完整结构。有直接关系4种，间接关系6种，合计10种。契合河图四面五方十位数的总体结构。
    五行生克结构（结构七），5个位置上首先是符号，代表观察者视角下结构的不同位置。跟阴阳八卦最开始的符号功能一样，他只是指示结构的位置关系，而不具备实际意义。
    当这种结构确立后，为了套入现实实际事物，必须要做出概念性的解释，甚至需要列举相似事物来实际呈现这个结构相互的意义，并以此指导实践彻底脱离周以前用占卜应用华夏辩证法的方式，而进入完全依靠数理结构和逻辑关系的理论形式来协助实践更加有效的阶段。
    ?见下表：
    ?
    ?
    




    ?
    ?
    ?
    ?当五行生克的实践模型构建出来后，不仅能从主体（观察者视角）视角，也能从各个客体视角，看待主体和其他客体的具体状态，就能对事物复杂的关系状态进行有效的解构和分析。利用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的华夏辩证法的实践方法，对同一事物采取非常多的应对选项。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以阴阳五行生克论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医。
    ??
    
    比如中医诊断‘肾阳虚’，中医概念的肾（中医五脏不仅仅是指脏器，而是基于特定功能，以具体脏器为核心的人体局部系统性总和）整体阴强于阳，导致阴阳失衡，如果直接上来补肾阳，就跟西医的直接处理对象思路类似了。往往只能事倍功半。因为导致病症，往往有大量“关系”中的客体对其造成的影响，比如肺促进肾的能力不足导致肾有问题，比如脾对肾的克制作用太强导致肾出现问题等等，那么处理手段就有非常多的选择，比如削弱脾对肾的克制效果，或加强肺对肾的促进作用等等，在方法上可以补阳，也可以消阴，以重构平衡。总之，以客观现实状态辩证分析，因势利导，加以医治。这才是中医的理论根本。
    因此，今天，一些中国人对中医持怀疑否定态度。认为中医是一种没有自洽的逻辑构建的理论体系支撑的事物，几乎跟巫术类同。这并不是中医没有理论体系，而是这些人根本对华夏文明的核心内容及理论严重缺乏清醒及正确的（常识性）认识。
    当然，现代的中国理论工作者也有很大责任。他们要么完全采用传统的话语范式来阐释华夏文明理论，这让经过白话文革命的现代中国人对此出现严重的认知代沟及障碍。要么一些人几乎完全以西方的原子论式的理论范式和话语方式来硬套硬解华夏文明的核心理论。虽然很多地方也算勉强能够转换到位，但是仍旧有不少地方解读得驴唇不对马嘴。理论解读都如此失真，于是理论学习者怎么可能学到正确的东西？
    我们需要刨除其他文明的内在逻辑的干扰，用现代的语言，正确的逻辑展开方式，解读我们的华夏文明理论。
    ?
    五德始终说
    五行生克论诞生后。由于其内在的逻辑自洽，能给予实践更高的有效性指导。因此它很快就在政治理论产生一个成果。就是事关朝代法统传承（正统）问题的内容重构——五德始终说。
    前面我们客观分析春秋战国现状，提到了法统危机的问题：人口大量增加，大量四夷融入华夏，原有华夏族的大量底层精英以及新入华夏的原四夷精英，需要上升通道，甚至对政治权力提出诉求，要求改变‘夏人领导华夏族’这个从黄帝到周的法统传承传统。而夏商周三朝，父系血缘传承最高权力替换了之前夏人以功业（德）来传承权力的传统，那些无功业的君王何以因为他爹是王他爷爷是王，他就能是王？这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父系血缘传承王权的合法性。这些问题都要求构建新的法统内容。
    春秋时期，虽然礼乐崩坏，但是由于周王的正统性没有遭到彻底的瓦解。虽然各个诸侯相互兼并，日益轻视周王权威，但维护周王统治的合法性还是社会主流。因此老子的理论还是通过详细解读华夏文明的核心理论，来显示黄帝到周的华夏族最高权力传承的正统性。但到战国，诸侯国由周朝立国数百个，已经减少到以七大诸侯为首的区区几十个大小诸侯，有周一朝亡国，新朝将立几乎已成大势。于是各个学派的理论发展，不得不顺应时代要求，为未来可能的新朝克周做出理论铺垫。于是阴阳家根据周朝立国之初就构建出的“诛昏君，立新朝，即为功德（周立国大力宣扬商克昏君夏桀的合理性，以及周克商纣王的合理性，并隐隐将诛前朝昏君（害万民），立新朝（利万民）作为王者的大功业，以此证明立国合法。）”的观念，用五行生克论进行更进一步的解读和发展。 用华夏辩证法给朝代轮替的合法性进行背书。从逻辑和理论解读为什么亡国之君何以可以被诛，新朝开国之君何以能反。 当然由于记录阴阳家邹衍主要著作《邹子》《邹子始终》现都已亡佚，今天我们无法知道其理论观点的全景。但是其核心观点还是流传下来“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94])”
    周朝立国后，大谈夏桀、商纣昏庸残暴，这实际是为夏商周的朝代轮替进行合法性解释。但是这个话题在战国也成为他人论述周将亡国的切入点，可谓有些作茧自缚。亡国昏君害万民而失德，那么新朝诛昏君立新朝自然就是解救万民的大德。当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统治者自说自话的解释，而是有道家对《周易》解读的阴阳五行生克论对其进行理论指导后，周王昏庸失火德，水德新朝必将克周，就在华夏辩证法的加持下，就上升成为一种天道的必然性。于是秦国迅速就将这套理论纳为己用，以示秦国统一天下的决心和意志，以及相关行动的合法性。“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95]”
    五德始终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因为他事实涉及的是华夏周朝之后的王朝正统性问题。道家（阴阳家）阴阳五行生克论成为朝代法统继承的核心理论，一下子就将我们之前谈的周以前‘夏人领导华夏族’这个华夏原有法统的核心共识替代掉了，成为之后很长历史阶段中，整个华夏族各大势力法统新共识的核心部分。前朝失德，新朝必立。此为天命所归。天命何来？阴阳五行生克就是对道的理论解读，‘天法道道法自然’，道都显示水克火，上天都得顺其意，何况人。
    后人对五德始终说是否正确合理，有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国家法统的问题，说白了就不涉及理论观点内容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参与政治的各方是不是能形成共识的问题。周以前，夏人领导华夏族有什么道理？只不过是华族和夏人形成了华夏族的共识。到春秋战国这个共识逐渐瓦解，融入大量四夷的新华夏族如果内部形不成新的政治（法统）共识，最终必然是民族、文明政治性的全面瓦解。五德始终说，是给了华夏族各个政治势力一个形成新政治共识的有力抓手。
    五德始终说成为华夏法统新共识的核心原理。一举使华夏族法统传承，摆脱了狭隘的民族血缘范畴，一下提升到了文化、文明的范畴。法统传承的核心不再是特定的人和族群，而是符合特定的价值观标准下的所有人——德，失德则亡，有德能立。从此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无论是炎黄血脉还是四夷后人，都可以去争一下华夏法统，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96]。于是从秦灭六国开始，华夏文明新的政治共识建立起来了。
    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97]

    

    ------------------
    [93]《史记·孔子世家》
    [94]《文选》沈休文《故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邹子》
    [95]《汉书·律历志》?
    [96]《吕氏春秋·贵公》
    [97]《封神演义》
    三、儒家

    1、泛论

    诸子百家在春秋战国四大显学“道、儒、墨、法”，其中‘道、儒’兴起于春秋。站在春秋诸侯兼并争霸的大时代背景中，老子给出的现实问题解决方案与孔子给出的有鲜明的差异。

    老子期望回到理想中的分封制状态“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98]”。他是站在了周王以及大部分贵族的立场上，谈如何解决当时周王势弱，诸侯争霸的困局。属于当时标准的保守派（保王党）立场。但是孔子的立场与老子不同，孔子家族原为贵族，后家道中落，其家族逃难到鲁国后，家境基本沦落为平民。唯一庆幸的是，毕竟贵族后裔，家学渊源。"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99]"。 史料记录了孔子从小就拿各种祭器，学祭祀的礼仪的事例。祭祀（无论祭祖还是祭天）在当时是只有贵族才有权进行的活动。显然没人教，平民是无法知晓的。因此孔子的学问应该大都出于家学。但是毕竟家族逃难而出，身在异乡，贵族身份及贵族的经济生活条件显然都不再具备。所以《史记》记载，孔子稍大后，就开始上班打工，他做过仓库管理员、牧场管理员等等工作，最后升任负责营造的主管。"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100]"

    所以孔子是贵族后裔，继承家学，但是政治身份和经济状态则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他成年后，不断四处努力，期望重新进入贵族体系内，从而能施展自己的抱负，改变天下礼乐崩坏的局面。

    因此，孔子基于自己幼时身份及经济立场，自然而然站在了社会中下层立场上谈如何解决现实问题。孔子给出的解决乱世的方案就是：学以成才，建立一个体制内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的良性上升通道。“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101]”如果体制内都是贤能有德之辈，自然政治清明，也就自然没有礼乐崩坏的混乱局面。因此给予贤明之人上升通道，才是最关键的。

    与老子的政治保守倾向相比，孔子的方案显然是当时的革新派。老子的立场是站在贵族一边。而孔子的立场，给了各阶层精英和准精英们以往从来都没有的、广泛的上升通道的路径构想。这不仅仅会得到大量失势贵族支持，下层精英，原四夷精英也必然对此抱有支持态度。他们的立场出发的差异，从两人如何看待“以德报怨”的问题阐述中，表现得一清二楚。老子说“大小多少，报怨以德[102]”，而孔子则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03]’。显然老子赞同‘以德报怨’，而孔子反对。两者论述差异，没有谁对谁错，完全是因为立场不同的而导致的结果。如果站在周王、诸侯或贵族立场，一个清明的天下，当然要为上者宽以待人，不能够跟人睚眦必较。这些上位者权力财富来源于小民，如果享受如此特权还对小民斤斤计较，那么百姓还有活路吗？但是孔子的立场是中下层，小民本身就没有多少财富利益，更没有权力在手，如果对侵害自己利益的人不以直而争，那小民还如何生存？因此，上位者以德报怨是君子所为，下位者以直报怨也是君子所为。（我们将《论语》与《道德经》一起读，就能看到很多孔、老两位先贤隔空‘争辩’的有意思局面。这或许就是“孔子适周问礼”的事件造成的结果之一。老子在理论水平上明显高于孔子，所以《道德经》里存在大量对孔子观点的反驳、批判。相反，孔子在论语所记却很少纪录对老子观点争辩。但在‘以德报怨’问题上的辩论，是论语中孔子少有的有效反击的地方。）。

    孔子兴私学，讲“有教无类[104]”，于是天下之人皆可就学，有志之人皆可成才，成才者上位为政，利君利民利己。孔子的方案给天下人打开了上升通道，符合当时社会的现状及大众日益迫切的要求，是有很强时代先进性的。

    孔子与老子的立场虽然是各自鲜明，各种理论及政治观点也有颇多差异。但是他们对华夏文明的很多核心理念的认识、认同是很接近的。比如华夏文明追求自身强大，什么是强大？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孔子在《易经》中象辞中阐述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谈到华夏文明的价值观取向，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而孔子在坤卦里总结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因此可见两者虽然论述有别，但是含义基本相同。以此我们可以基本确认：春秋时，华夏精英阶层对华夏文明自强向善（即乾坤两道所指）的核心理念基本持普遍认同态度。孔、老两者无论如何论述，对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概念认同都是正向的。这跟战国后，性恶论兴起并最终主导法家核心价值观，从而对文明基本价值观进行全面否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春秋道儒两家对一些重要的概念的认识差异，更多是重要性排序不同。比如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仁而后义，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105]”这就是阐释老子认为这些社会上共识的概念的重要性由高到低的排序：道德仁义（忠信）礼。道德为首。而孔子尚仁，则仁在道德之后，老子认为儒家对礼的重视，是舍本逐末之举。换成现代话语描述：老子认为道德优先，尤其道为首，是因为他们是客观规律的显现。道为天地规则，人依照天地规则而行，自然就有功德。这个功德，不需要你刻意求仁向善，就自然能够实现求仁向善的结果。只有道德为先，遵从、实现之，那么我们对仁义等等价值观讨论才有意义。至于那个礼，则是最形式主义的东西，虽然礼的价值观是正向的。但是一旦社会将礼（比如选举至上论、比如政治正确，比如西方盛行BLM）认真重视、甚至推崇至上起来，往往意味着只是社会因忠信行为缺乏而进行的补救之举（而且这种颠倒主次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终究大乱）。

    从另一个角度，老子强调道德重要性，而孔子重视仁以及礼的重要性，还在于两人身份立场差异，道为天法道，人间与天呼应的是君王，所谓天子、天命所归，因此强调道德，实质是基于君王角度对理论及价值观的讨论。孔子的身份立场，使其不能着重谈道德，否则就有僭越之嫌。他只能站在君子角度，服务与体制的礼的角度谈问题。对孔子身份而言，不着重谈道德就是合乎礼了。

    老子与孔子的对话深刻地影响了孔子和之后的儒家。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不能否认老子对其的影响功不可没。而道家的理论水平高度群冠百家，所以就成为之后儒家等诸多学派理论汲取的重要对象。

    儒家到战国之后，跟其他主要流派一样，开始出现众多分化出的分支。史称儒家八派，“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106]”

    （另有：据传墨家创始人墨翟早年曾学儒，后对儒家重礼不认同，而自立门户）孔子死后，儒家八大分支在战国影响力较大的是孟子和荀子。比较有意思的是，尚仁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在战国竟然产生出孟子和荀子这两个对华夏价值观认识完全相悖的人物。倡导性善论的孟子，与提出性恶论的荀子同出一门，可以看出儒家内部分化的剧烈以及其儒家内部在战国时巨大的活跃性。



    战国时，因为客观环境巨大的变化，为了解读长期兼并战乱的缘由，以及讨论如何终结战乱局面。儒家内部不仅仅在仁的范畴里产生了完全相反的价值观认识。对礼的态度也发生巨大变化。

    孔子尚礼，意味着孔子的治世理念是体制内的革新之法。但是到战国，连性善论最坚决的孟子，也说杀昏君没有违背礼法：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07]”

    此时孟子依据战国现实，创造性地“仁义不存，造反有理、（自然可以推导出）灭（无道）周可以有理”观点。在孟子这里，仁义的理念已经隐隐上升到，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要件，并超越了帝王血统继承的合法性 。失去仁义品行的君王，就不再是君王（奉天命而成王），而只是一个可以被诛杀的匹夫而已。这里，仁义就成为了天命的重要内涵。孟子的这个观点，与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互为配合，在汉朝进一步规范了政权合法性共识。此乃后话。

    而孟子紧守仁义为本，可以有条件造反的理论改造。虽然呼应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大趋势。但是儒家强调学以致用，选贤任能、体制内晋升的主流套路，与当时现实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比如，如何解释，既然仁义为本，但天下数百年战乱的现实是怎么回事？

    比如，如何将体制内晋升、革新与反体制的造反，在同一理论框架里实现自洽？

    再比如：诸侯兼并，导致诸侯数量迅速下降，一国只有一相，七国却有七相。那么多私学培养出来的人才，面对此景，等于需求端下降，供给端大幅增加，人才的供需平衡如何破解？

    再比如：兼并战争，异常残酷，人性丑恶之事比比皆是，但不完成兼并，又无法断绝战争杀戮。那么仁义与战乱如何共处？



    这些问题，很显然让孟子代表的儒家派别维护以善为（价值观）本的路线与现实有很大的矛盾。更重要的是，道儒两家更倾向于从形而上的角度谈解决乱世之法。而在形而下的实际操作角度，则极力避免讨论无法避免的如何“胜人”的行为（孔子被卫灵公问军事，直接说不会拂袖而去 ）。这等于在乱世中否定乱世，在战乱中不正视战争。有着明显脱离现实的状态。

    战国时期，面临每时每刻存在的生死存亡考验的各个诸侯，缺的不是形而上的讨论，而是更多实打实的办法、工具，以求迅速生效的手段。因此，在春秋时期兴起的道家、儒家，虽然各自有着相当广大的群众基础，但是他们都是以‘既有体制内’展开讨论的。这就限制了他们走向‘体制外’、‘反体制’的路线选择。他们更多地只能做一些技术性、理论性的突破（例如道家衍生的黄老学派，强调统治者具体统治方法方式手腕乃至统治艺术，法、术、势、利、力等。阴阳家则在理论上创新了五德始终说来满足法统内容变革的时代要求；而儒家则在春秋走向两个极端，孟子强调坚守本性向善，以向善的仁义标准来评价统治者的法统的合法与否。而荀子则直接走向了性恶论，将春秋战国长期战乱、礼乐崩坏、甚至改朝换代的行径及历史趋势进行了合法性、合理性解读。其本质就是否定了华夏文明的核心是自强向善，这为尚在摸索中的法家等完全消除了强大的华夏文明对其理论和思想束缚。荀子的性恶论直接成为法家理论价值观的重要来源），而不敢完全放开手脚。这就是儒道两派没有成为主导战国终结的学派的重要原因。

    -----------------------

    [98][102][105]《道德经》

    [99][100]《史记孔子世家》

    [101][103][104]《论语》

    [106]《韩非子显学》篇

    [107]《孟子梁惠王》

    2、孔子的历史遗产
    孔子建立儒家，有了两大历史遗产：
    一就是“学以致用、选贤任能，体制内晋升” 的政治路线总纲。兴私学，强调有教无类，开创人人可学，人人可成有用之人的伟大时代；学而第一，强调政治治理人才，客观能力成为重要的标准，能力就成为实现自强的核心要素之一；强调以仁为本，仁义为先，则价值观上规范了贤者向善的硬性要求。因此选贤任能就是自强向善在选拔政治精英，政治实践中的重要的规范性要素。而尚礼，则强调了儒家政治路线的‘体制内’晋升的总基调。
    二就是开创性的将“德”的概念范畴从既有的实践结果，扩展到实践过程领域。
    这个结果是通过对极大拔高仁义的重要性地位来实现的。
    我们在前面章节讨论过华夏法统传承从黄帝开始，重功业。有重大历史功绩才能被后人大力祭祀。所以笔者认为“利万民大功业即为德”，而进入夏商周这个父系血缘继承王朝时代后，大批王者是没有巨大功业在身的，那么他们就是“无德之君（以‘利万民大功业即为德’这个概念为标准）”。那么这些“无德之君”的王位合法性在哪里？
    道家在老子时期对此基本避而不谈。诸侯无为，天下清净，自然有德。这跟“老子英雄儿好汉，大家不必再争”没什么本质区别，也就阴阳家创新理论，把王朝开国高祖的功绩打包，作为子孙后代可以继承的东西，只不过这个东西有损耗，损害过甚就是亡国的开始而已。
    而儒家则是孔子极大提高并崇尚仁义的地位来解答这个问题。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将仁的地位放到圣人一样的地位可见：为了强化仁的地位，孔子多角度阐释了仁的重要性。例如：“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强调仁对百姓的重要性超过水火。又如“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在志士仁人这个君子的角度，仁的重要性更高于自己的生命。
    针对不同人的品行，仁在具体的关系中的显现状态是不同的，比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 ，而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我们看《论语》，孔子针对不同人的品行，谈仁在他们身上如何显现时，有不同的答案。这种局面，让很多后人理解仁的概念时很困惑。困惑来源于笔者一直在本书强调的整体论世界观的华夏文明特色。
    我们的文明是整体论世界观，事物是以“关系”的形态展现在观察者眼中。因此我们所见的传统文明下的重要概念都是对“关系状态”的描述。
    华夏辩证法的重要特色，就是和合共存?，关系永恒，则“共存”是事物不变之道。因此人面对“关系”的实践之法，以选择“关系”的“和合”状态为始终任务。因此，以“仁”的概念而言，就是谈“人－人”关系实现最优的和合共存的基本状态。简略而已，华夏文明的大量传统概念是关系状态的描述。在孔子这里，仁是圣人才能以生活常态而普遍存在的状态。而对一般人（无法成圣的人），消除自身那些损害“和合共存”状态的不良状态，就能在具体问题上实现一定仁的关系状态。因此颜渊能做到克己复礼（克制自己欲望与行为，使自己言行更有规矩），就能使其在（颜渊－他人）的具体关系中实现更优的“和合共存”状态；而樊迟则需要更多爱人，才能在（樊迟－他人）关系中得到“仁”这种最佳的关系状态。至于司马牛，则需要谨言慎行才能使（司马牛—他人）的关系更佳...
    孔子通过不同实例的具体操作，来描述仁这种人类应该追求的最佳关系状态有多重要，同时如何通过实际操作在具体个体身上实现，来说明仁不仅仅是理念，而是每个人可以实现的自身状态。因此，仁即是向善的价值观范畴的概念，也是自强所因主抓的范畴之一。
    因此，以华夏传统概念是对关系状态的描述的逻辑判定，我们可以对以下一系列概念进行描述：
    圣就是能对自身所在几乎所有具体关系中实现仁的状态，他们甚至超越（人－人）关系，而在（人－自然）关系中（自身所在所有关系中）呈现和合共存状态的人。
    而贤则是在所有的（人－人）关系中，能大部分实现和合共存最优状态（仁）的人。他们在很多关系中实现了仁的状态，所以可以成为一般人实践的标杆“子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而君子，则是一般人，其所处（人－人）关系中存在大量不和谐状态，但是这批人能通过自我学习，自我反省，修正自身不足所在，调整自身所在关系的状态，从而努力追求自身能在最多关系中处于仁的最优状态中的一批人。（有志成仁，行而尚未达之人）
    仁就是（人－人）关系中，和合共存最优效果的状态描述（一种终极目标状态，具体到个人，是每个人的实际抓手和重点是根据实际而行）
    义则是，君子在具体关系处于相互冲突对立的状态时的应对之法。“子曰：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在于他人关系对立冲突时，君子以仁的目标性规范自己的行为，利关系整体（利众）而非利己。）
    ?忠、信，在具体的利益冲突关系中自我显现出忠、信的品质，就是实现义状态的重要方式“子曰：主忠信，涉义，崇德也”
    孝、慈，慈孝是（父－子）关系最佳状态，所谓父慈子孝。能做到慈孝，则能在其他关系中实现忠。“孝慈则忠”
    刚毅木讷：君子在关系中保持自身具有如下品行，就能使关系大概率实现仁的结果：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勇：君子为求仁必须要有勇（勇只是仁实现的必要条件）。超越自我更需要勇气。“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礼：狭义指体制制度。但是儒家这里泛指一种规范自己行为的规则制度，你可以不需要知道如何做可以改变自我超越自我，使自身所在关系最佳。甚至不需要你主动追求仁，而只需要依据这个规则而行，就能达成关系更加和谐的状态。（君子是有主动意愿求仁得仁的人，而那些非君子们，依礼而行就够了。这里，从仁到礼，呈现一种重要性依次向下的关系结构。对不同的人，要求的标准逐渐降低，到礼这个层次，直接一副“我也不要求你多高品行修养理想，你照做就够了”的态度。所以我们对照看老子所言“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就是对孔子对礼的概念及重要性定位的认同，但是对这种态度的一种批判。）
    利：小人在具体关系处于相互冲突对立的状态时的应对之法。（不追求关系和谐共存，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所得，哪怕关系更加恶化也无所谓。对利的追求。关系中利己。）
    小人：以利为自身行为最高标准的人，无视关系是否和谐。或者说关系状态好坏的重要性是低于利己（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当关系处于对立状态，选择利己优先于利关系整体。
    我们看到孔子对社会上普遍共识一系列概念进行优先次序的排序。这或许来源于《易经》对各卦吉凶断言显示的结果状态（象）排序的启发。孔子构建的这个概念优先性结构是得到了老子道家的认同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个结构或许是老子听到孔子尚仁义，在对其批判过程中，对相关概念重要性进行了排序阐述，这被孔子接受（此处未谈道德两个概念，因为道德概念是老子主要强调的。德原为功业，道为天道，都是涉及王者的，老子谈道德，就是从周王立场，谈天命所归的正统性。而孔子的立场为中下层，所以谈君子。显然谈王者的道德，既让自己的观点失去立场，更破坏了自己重点说仁的目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
    总之，孔子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着重强调了仁，谈了大量的一个有志求仁得仁人志士（君子）如何能够使自己求仁得仁。以强调仁的概念而丰富了德的范畴。德的概念范畴从君王功业，增加出君子得仁的部分。将功业的实践结果状态，增加了君子自我超越求仁的这种实践过程的范畴。
    《论语》中的孔子，很显然，故意不谈少谈道德。一是道德实质就是乾坤两卦所显的核心概念，这种理论解读还是老子更专业些。二是孔子如此做，客观提升了仁在理论结构体系中的重要性（虽然道德概念的重要优于仁），以此最终实质改造了德的含义。德从以往的功德的结果状态，扩展到（功德+德行）这种包含了结果与过程的更广大的范畴。这种改造非常微妙地改变了夏商周诸多君王，无德（功德）?何以合法的长期理论窘境。孔子的努力，使得之后的封建君王们，就算没有功德，也不必惶惶不可终日担忧自身是否符合法统，他们只需要具备追求仁义的“德行”，也就有德（德的新意）了。这个逻辑演进的结果后来与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结合。完美地构建了新时代的新法统内涵。——“高祖去昏君、立新国，建大功德，子孙以德行守之，基业可传。至无德（功德+德行）之君而亡，由新朝代之”.
    孔子的这个历史遗产，使得华夏精英阶层将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理念，融入自身日常行为修炼之中。他使得中国精英阶层在秦之后，开始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在全世界，历史上所有政治集团的精英阶层之中都少有的、系统化的行为模式：他们通过非常明确的目标、理念、行为方式来实现自我修炼、提升自我修养以达到天下和合共存至高状态的行为范式，理念范式，以至文明范式。（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大学》将这个自我修炼进程总结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炼由万物及我，再由我利天下的循环往复。在自强向善文明观下，上位者要为表率，日醒三日吾身以自强。杀生以成仁以向善。自强向善，华夏文明之本。上位者不行，何人愿行？上位者不舍身以成仁，华夏文明何以能持久？
    今天这个传统依旧存在与华夏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之中，1941年，刘少奇就写了《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今天党章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强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独立自主”、强调“和平发展”，强调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强调?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都在遵循华夏文明自强向善之道，延续儒家开创的修炼自身以平天下实现整个世界和合共存伟大理想。无论是天下大同，或者共产主义，还是命运共同体。都是华夏文明始终对这个世界最真挚的期盼，最坚定的实践，最崇高的理想
    君子之道是对政治领导阶层、整个精英阶层，乃至整个社会个体构建出了一个可以用于直接实践的自强向善之道，真正文明之道。
    群体的先进性来源于自强向善的自我修炼，是人人都可以实现的崇高所在。它而从来都不与种族、血统、文化等等的差异有关。
    ?3、战国儒家的历史遗产
    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诸侯期望消灭所有竞争对手，实现改朝换代的大一统；百姓期望快些结束延绵几百年的战乱局面，恢复和平稳定的生活状态；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各个学派纷纷兴起，以寻求最终解决问题的路线。百家极盛时百姓生存状态则极暗。儒家针对世事变迁，分成多派，其中孟子、荀子两派各自为华夏文明的演进增添了夺目的一笔。
    性本论之争
    战国长期恶劣的现实，与华夏文明“自强向善”的理念产生严重的背离。诸侯争霸、兼并，崇尚有力而胜人，各种无底线的手段策略皆出，严重背离向善的价值观要求：春秋时期的管子用经济战，以粮食为武器灭衡山国，弱楚国。这等挟持百姓福祉以图自利的办法到战国时，已经算很文明的做派了。纵横家的师兄弟孙膑与庞涓因私利之争，不惜借诸侯刀兵相互攻伐相杀；另一对师兄弟张仪、苏秦，则相互默契分别投到秦国和反秦六国两大阵营中，修连横合纵之法，挑动秦国与反秦六国相互争斗，搅动天下大势。教人相争相杀之法大盛。天下纷乱数百年，诸侯之间征伐日益激烈。那些信仰华夏自强向善之道的人们，面对天下几百年来越来越乱的局面，越来越多人开始对自身的文明信仰开始动摇。
    可以说，到战国后期，残酷的现实，让越来越多的华夏精英，将华夏文明自强向善之道视作解决乱世策略的拦路虎。 因为自强向善（乾坤之道）的理念，在华夏精英层是普遍共识，尤其春秋时，儒道两家进行大量的理论阐释及演进。以明确的文字理论形式，无形中深刻规范着华夏族的实践方式。春秋战国大量违背华夏文明标准的行为，虽然诸侯们做得痛快，但是说出去名声不佳。所以我们看孟子大骂桀，纣为匹夫，好似一副造反有理的模样。但另一方面，这又何尝不是告诫各路诸侯、贵族，放弃仁义（否定华夏文明向善之道）就是个人人得以诛之的贼匹夫而已。这种文明的强大规范性，对于诸侯采取争霸措施就是一种严重的掣肘，这就导致理论的价值观与现实极端矛盾。
    理念不清，则实践必然昏乱。而百家纷纷兴起，一时又没有找到不违背既有价值观下的解决乱世之道。既然实践不能服从理念，那么改变理念顺从与现实也是一种易变之道。于是，一部分华夏精英阶层，就将矛头指向了先解决华夏文明价值观的策略。这集中体现在对性本论的争论上。
    性本论在战国时，大致分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孟子代表的性善论；一种就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有一种是告子为代表的性不善不恶论。现存典籍上记录了，孟子与两家观点交锋的内容。

    在我们谈他们的观点时，先要对“性”这个概念做一番梳理。因为中国近现代长期学习西方文化，在很多观点和认识上，采取了西方原子论式形成的世界观来理解华夏的概念。这形成了很大的认识偏差。

    西方原子论下，个体被认为是绝对独立的，这种独立性何以能够绝对，被认为个体内在拥有自身独特不变的性状，以此个体就与其他个体形成了绝对性的区隔，这就是西方认为的事物的本质。因此原子论逻辑而言，人性就是一种人的内在本质性的东西。从原罪论演化出性恶论这是基督教一神教文明的人性本质论。

    但是华夏文明，本书前面大量论证了是整体论作为世界观的文明类型。他研究的个体是以（阴－阳）关系形态进入观察者的视角中的。因此传统的概念基本都是对“关系”的论述，尤其关系状态的论述。概念往往不仅仅是事物本身的，而是事物所在关系整体显现的状态。“性”这个概念也是如此。"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108]。心生是人本身自有吗？我们看中庸所言，何为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109]"。（《中庸》被认为子思所做，孟子承袭子思一脉，应该继承子思的基本观念，此处指，命、性的概念。）心中所生之声，是天以‘命’的方式所给人【这里要进一步讨论“命 ”的概念，命原初就是命令的含义：上位者向下位者以口下达的强制性执行的指令。由于命（令）这种单方向性强制的特质，所以衍生出给予、指派之意。命与天字并用，显示（天－人）关系状态中天处于的绝对上位，绝对主导的地位，天（自然）将道以命令（给予）人，人若从道而行，则吉。否则就是负面的结果。于是‘命’与‘天’合用，在理念上，就是天给道予人，人从道而善，不从而不善之意；在政治领域，则表明了君王合法性的来源。所谓的天命所归。由于（天－人）的关系的这种特殊的状态——“命”，所以之后衍生出新含义生命（天生人），天生人就是命，或者说天以命的形式生人。以此，在宗教信仰范畴里通过人格化‘天’，而使得命令的发起者－‘天’具备了人的规范、规划、设定等等能力，以此天生人，天的人格化的绝对给予者地位，使得人的生命可以被天规范、设定，于是演化出宿命论（命运）】，性就是天命（令）予人，人对其的直观认识.但心中所生并非全部为天道（道是使人吉的对天命的认识），因为人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人的实践结果也有吉凶之分。人与自然共存，必须要使得人处于吉的状态，而符合吉的状态和结果的天命才是道（人心可以直观到道，但人心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特质胡思乱想、胡编乱造的念头）。所以道和天命两件事，道是天命中使人吉的那部分（实践）。脱离了吉的状态和目标，就是脱离了道，所以说‘可离非道也’。

    如果更深入说，性就是将人心（认识）作为了一个连接节点，节点左侧是天与人的关系（天以命令的形式将客观现实呈现给人——直观到世界）节点的右侧是人与实践的关系，人按照心中直观天命所得而行（道），就能实现人的吉的结果。我们可以将此段话以下面关系结构呈现出来：

    【（天－人）-（人－心）-（心－道）】

    解读：

    【（天命与人）-（人受天命，从心中显现）-（依照心中显现的天命而行为道）】

    备注：这里呈现出逻辑关系，心中所显的天命部分被人直观认识并照此实践才为道（心中所显并非皆为天命；实践也并非皆为道。符合心直观到的天命要求，依据此实践的才为道。通过这个分析，我们能厘清天命、性、道的具体所指及相互关系。用现代话语阐释，天命就是认识领域的问题，道就是实践领域的问题，而性是连接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的“方法论”问题）。

    打个比喻来帮助大家理解上面引用的《中庸》这句话：新冠疫情是天强制给予人类的考验，根据发现的新冠存在特征和规律（天命之谓性），我们发现戴口罩就是能应对考验的一种有效方法（率性之谓道），我们把这个正确应对方法告知全民（修道之谓教）。必须坚持戴口罩（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不戴口罩就会增加感染风险（可离非道也）。
    所以我们看“性”字，有‘认识真理’之意（上天给予人认识到得道，心中符合道的认识部分，而不是心中认识的全部，意指人的认识和天道契合并指向了吉的实践结果的那部分）。
    根据对“性”在春秋战国最可能的含义的分析解读，我们就看到战国时，性本论争论的三家的理论逻辑出发是如何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中庸》这段话，就笔者对荀子观点的理解而言，荀子只取了前半段‘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来展开他的观点的逻辑。性是天给予人的，由人心生成，需要以此而行并教化百姓——这是前半句的主要含义。而后半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则直接指出人心所生并非皆为道。真正适应人的道，顺之而行，才有善果。
    如果荀子观点的逻辑前提含有后半段话，就得承认心中所生不必然都是天命，所以必须对此要先甄别心生所念是不是真的适宜人的天命。既然先有甄别，才能清楚心生是否是有益之天命之道。那么荀子立论性恶就出现严重的逻辑前提缺陷，无法实现自圆其说——荀子所言之恶，是不是需要被甄别出去的“非利人的道”呢？
    所以荀子的逻辑出发：直接以心生皆为道为出发。”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 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 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 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110]”
    此段荀子论证：人有好利、疾恶、好声色本性。放纵会带来灾祸，需要后天的治理去规范。由于荀子的逻辑前提，是不分辨心生所成是不是利人道（意思就是心中所生皆为天给予，因此心生皆为道 ），所以荀子的论述逻辑以此为前提，则基本成立。但是还有漏洞，就如孟子 在《孟子告子》上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按照荀子相同的逻辑，这些也是人天生就有的。荀子何以避而不谈呢？为何只强调了恶性才是性，而善性不算性呢？相反孟子的逻辑出发跟子思《中庸》所言的观点类似，从道而行，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好的结果都是向善的。
    而告子的逻辑出发与荀子一样，认为凡是心生，皆为道。所以他承认荀子的性恶论，但是他也看到性恶论论述的逻辑漏洞，因为荀子逻辑同理下的孟子性善论也是成立的。所以告子的结论取巧，以不善不恶论作为自己观点“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111]
    仅以逻辑角度，三家性本论论述，告子和孟子的理论更为自洽。他们结论不同，是因为逻辑前提是不一样的。孟子认为要对那些所谓的心生（天命）的东西进行甄别，对真的（利人）天命，尊道而行，必为善果。而告子的逻辑前提跟荀子基本一样，认为心生都是道，因此人的本能本性既有向善又有向恶。荀子的论述有理，但逻辑漏洞最大。
    荀子的观点的逻辑漏洞虽大，但是性恶论的建立，实质是强开了一个大门，通过颠覆儒家基本价值观取向，强行把孔子小人予以利这种对利的反对和回避不谈态度，改变成可以把利摆在桌面好好讨论的事情。
    ?"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 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臧余，谓之称数。"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 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 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 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112]
    同时，华夏文明自强为本，在面对春秋战国残酷现实，荀子的这种价值观的改变，直接将对华夏文明‘强为自强’的认识，向‘胜人也是强’转变。
    "荀卿子说齐相曰：处胜人之埶，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 埶，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 之埶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113]?
    这就事实上对老子所言，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强的定义，进行了重大的改变。
    本文不对荀子理论的内容进行过多的分析，因为从事后结果看。荀子最大的历史遗产就是从去传统价值观入手，将所有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方法，都毫无顾忌的摊开到华夏政治精英面前尽情讨论。同时对春秋以来（管子、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剧辛等）那些实践有效但价值观与传统相悖的方式、手段，赋予了价值观背书和理论背书。
    荀子竖起了一杆去价值观的理论大旗，以此引发了连锁效应，那些几百年来，在争霸历史中显示有效性的东西，迅速汇集与这杆大旗之下，最终成就法家助秦统一华夏的赫赫功绩。
    但是荀子去价值观的策略的负面作用同样不能小觑。荀子一脉以来对华夏向善价值观的严重颠覆带来的方式粗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体恤民众等等重大问题，是秦朝二世而亡重要原因之一。荀子亦要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
    而作为儒家另外重要一个分支的孟子，其之所以之后这么有名，以至与孔子齐名，后世并称为孔孟之道。就在于孟子在战国乱世中对华夏向善价值观的坚持。孔曰成仁（杀身成仁） 孟曰取义（舍生取义）。所谓仁，向善文明做人之本。所谓义，以仁为基本价值观处理与他人利益冲突的现实之道。战国，各个势力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冲突现实之下，孟子仍旧保持华夏文明向善之道，以取义的姿态来处理现实利益的巨大冲突。真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以当时现实，道家虽然承认华夏文明向善的价值观，但是道家在战国迫于现实，转向着重研究势、术、法这类统治技术的黄老学派，以及强调无为极致到消极保守主义的杨朱之学。而儒家内部荀子一派更高举旗帜，反对向善价值观。而战国初期兴盛一时的墨家，虽然高举‘兼爱’的价值观大旗，但是由于墨家坚持一条体制外变革的道路而逐渐式微。到战国中后期，坚持华夏传统向善价值观已经不成为理论领域及实践领域的主流。再加上荀子学生李斯，基于性恶论价值观出发，统合了春秋战国以来，诸多改革变法人物的理论、实践精华，创立法家并助秦一统天下。如此功绩，使得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处于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因此，在此文明危局之下，保存下一丝文明向善的星火的孟子功不可没。后世孔孟并称，就是对此的褒赏。
    ------------------------------
    [108]《说文解字》
    [109]《中庸》
    [110]《荀子性恶》
    [111]《孟子告子》
    [112]《荀子富国》?
    [113]《荀子强国》?
    四、墨家
    墨家起于墨翟。据说墨翟早年师从儒家。因不满儒家强调礼制（体制内、既有规则内），而自立门户，建立墨家。
    墨家从建立之初，其理论观点、组织形式、以及行事作风，就是企图在既有体制外增加一个超越诸侯国的新体制。墨家内部组织纪律性极强，要求成员服从钜子，墨家向各国派出为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主张，否则就要辞职。组织成员必须向组织捐献财物。其内部严明的纪律并要求首领以身作则的遵从。《吕氏春秋》就记录一个墨家首领，其子杀人，其不顾秦国国君赦免，坚持服从墨法“杀人者死”处死其子。“墨者有钜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寡人也。”腹朜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朜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予，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114] 墨家从一开始就企图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来改变春秋乱象。他与道家、儒家形成了华夏社会当时三条最主要的实践路径：
    道家：保守派，维护周分封体制；反对诸侯有所作为（反对诸侯颠覆周体制）。
    儒家：体制内革新派，在既有体制内变革，学而育才，举贤任能，以实现政治清明；
    墨家：体制外变革派，企图将墨家打造成单独政治力量的一极。以兼爱之名，介入诸侯兼并战争，助弱抑强，行非攻之道。以有效遏制诸侯兼并战争，从而实现兼爱为目的的天下太平。
    可以说道儒墨三家几乎代表了当时华夏社会中的各个阶层。
    道家代表维护周体制的贵族以及在诸侯兼并战争中失利、期望东山再起的贵族们的利益。
    儒家代表了不在既有体制内，但是期望革新体制制度，建立一个体制内晋升通道给各个阶层的精英人才。
    而墨家则更多基于底层百姓，以及一部分对体制内晋升无望的社会精英。
    由于春秋之后，大量诸侯被兼并消灭。道家背后的群众基础急速萎缩。道家战国后期更多以理论提供者，理论输出者的角色存在。无论黄老，庄子，或是杨朱、以致最后的阴阳五行家，为了诸子百家提供了大量源于华夏文明本源及历史经验的理论支持。道家力量的衰弱，导致到了战国初期，儒、墨两家的理论就成为体制外最重要的两个学派。他们几乎代表了体制外所有的群体。
    儒家坚持的体制内革新的路线，就路线总体来说，几乎都不会遭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反对，因为他不以颠覆既有体制为革新目的。
    但是墨家建立初始，就立志进行体制外变革。这是兴盛一时的墨家最终消亡的根本原因：
    首先因为这根本与主要诸侯的利益相悖。墨家以一学派之力，介入诸侯兼并战争，助弱抑强。那么助的是那些本该被兼并的弱国，那些有能力兼并他国的强国利益自然受损。因此到战国后期，七强相争，弱国几乎尽灭，自然让墨家一开始的理念再无施展之地。
    其次，我们抛开墨家倡导的价值观理念，我们能看到墨家想要实现的社会状态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说难听一些，就是墨家想要达成的目的，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一股阻碍历史进程的反动力量。因为墨家存在的意义，必须是诸侯兼并战争永久存在。唯有诸侯兼并永久存在。弱国不灭，强国不胜，那么墨家作为体制外力量介入其间，墨家才具备了存在下去的意义。如果天下无争，诸侯之间都恢复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和平状态，要墨家何用？如果天下一统，哪里还需要攻伐？要墨家何用？因此无论墨家的理念如何阐述，墨家最初建立的意义，就是追求一个诸侯永远相争状态的华夏社会。唯有此，墨家才能具备了一个决定性干预力量存在着。这就是墨家理念与组织、实践路线相互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矛盾性。这个矛盾性，让墨家的理念脱离了历史大势。随着战国诸侯兼并持续，诸侯国越来越少，墨家企图作为一股体制外制衡力量越来越力不从心，脱离现实。最终导致墨家最初设立的实践路线的彻底失败。
    墨家路线逐渐走向失败，这是墨家后期内部分化的核心动因。一批加入墨家的社会精英逐渐转向技术、理论研究为核心的工具性学派（墨家后学），不再强调反对兼并战争（非攻），反而大量低调进入各诸侯，作为技术人才帮助列国完成最后的大一统。而墨家另外一大部分成员，就是加入墨家的中下层百姓。他们数量庞大，虽然整体学识水平较低，但是经过墨家长期纪律训练、理论灌输及墨家自有的较为严密的组织结构，成为了一股存在与民间的，相当有影响力的势力，这就是到秦汉都有很大影响力的“游侠”。这股力量之大，影响力之深，韩非子曾骂当时五种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115]”游侠就位列其间。而到汉司马迁时游侠的势力和影响依然很大，以至于司马迁都以赞扬的口吻专门在《史记》中写了一个《游侠列传》。
    墨家后期大量成员转向游侠，并长期在民间拥有巨大影响。这就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侠义文化。
    中国人普遍具备的三大特色文化现象：
    就笔者看来，侠义文化、慈孝文化、以及君子自我修养的传统，这三种中国人身上最具华夏文明特色的文化形态。他显示了华夏自强向善文明，由文明早期统治阶层的操守逐步向华夏大众扩展普及的历史过程。
    慈孝文化前面曾讨论过，它源于祖先崇拜传统，而祖先崇拜（祭祖）重要表现形式——祭祀祖先跟祭天一样，是王权重要权力，以及政权合法性的核心内容之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慈孝文化就是华夏文明向善价值观，直接在（父－子）家庭关系中，仁义向善为本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慈孝文化直接构建出人类第一个基于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体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16]"让天下幼儿都得以关爱，天下老者都得照顾，这不就是今天福利制度涉及的重要的两个领域么！"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117]"??
    随着中国精英阶层的长期推动慈孝文化 孝行逐渐成为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亲长抚育年幼者，成年子女赡养家中长者。中国古代社会，利用文化与伦理就构建出一个老幼得以普遍获得照料的“原始福利体制”。在当下，慈孝文化与现代福利制度相结合，构筑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结构。
    君子的自我修养：华夏精英阶层拥有全世界各精英阶层少有的普遍地自我修炼传统。从学识能力到道德、品格、意志。形成了以自强为目的，以善为朝向的一套内省胜己的自我修炼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儒家对此功不可没。孔子成仁（杀身成仁），孟子取义（舍生取义），经过华夏文明熏陶，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18]”修炼过程的训练，华夏文明的核心精神成为华夏仁人志士（真正的精英群体）值得用生命去捍卫和弘扬的所在。"朝闻道夕死可矣."[119]之所以可以为道牺牲生命。是因为我们这个文明的道是自强向善，自强而无所不能，向善而利众。追求众人、天下人幸福是华夏这个文明始终的最高愿景。是崇尚这个文明的所有华夏儿女的内心必有的至善火种和必然使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20]。"对中国人来说，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才是值得社会上最优秀的群体不惜牺牲自我而去追求的东西。中国人在这种文明的浸润之下都形成了一种后天形成的，深入骨髓的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文明的责任和使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121]"
    当范仲淹感叹谁与其卫道同行时，孟子早就做出勉励——虽千万人吾往矣。
    于是几千年来，不论哪个时代，都有那么一批华夏脊梁，他们或是贩夫走卒，或是高居庙堂者，这些无数平凡而又伟大的华夏儿女，为了天下太平幸福，为了心中坚定的道义，前赴后继，勇于牺牲，从而成为每个时代璀璨的逆行者。正是因为他们，因为他们精神的生生不息，才使我们华夏文明渡过无数险滩激流，依旧在今天鲜活而蓬勃地存在着。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没有自强向善的华夏仁人志士以命护道，是不可能在今天还能存在着的。文明的先进强大必须与强大先进的人相匹配才能相得益彰、相互促进、不断进步。
    ?
    侠义文化：或者叫侠文化，是华夏文明演化出的一种特殊文化样式。缘起于墨家，功成与司马迁。
    如果说孝文化是华夏文明以家庭视角为出发遍及整个华夏百姓；君子修身传统则是华夏真正的精英阶层（仁人志士）对华夏文明坚守；那么侠义文化，则是从一个奇特的社会视角来弘扬华夏文明的核心精神——江湖！
    这个江湖是在于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又不在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对于社会的主流体制而言，它更多是一种灰色的甚至黑色，游走于主流体制边缘甚至体制之外的生活形态及群体。
    墨家借春秋战国大势，构建出全世界至今最严密，最庞大，最有力、最有效的NGO组织（非政府组织），它有理论支撑，有资金来源，有高科技研发团队，有能与诸侯抗衡的军事指挥人才和武装团队，还有跨国严密高效的组织机制。战国后期墨家分裂后，分离出的游侠一部，作为经过长期理论启蒙、纪律训练，组织养成。他们之中的一部，构建出华夏最早的黑社会中坚力量。他们中的一大批人，受到华夏文明熏陶，受到墨家文化的洗礼。使得每个社会都会产生的黑社会（在体制管辖之外、违背体制管辖）在中国这里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色。他们义字当头，落草为寇有些人还挂一个聚义厅以显示自己反体制是因为替天行道。这群最不可能接受华夏自强向善文明的群体，却在微妙之间表现出对这个文明认同。因此，墨家游侠中一些这样行为特征的人，就被司马迁拿出来，在史记中单列一传。他以褒扬的口气，记录了游侠们那些值得肯定的行为。
    按照儒墨两家的关系，作为儒家一份子的司马迁对游侠的态度是让人略有疑惑的。无论站在学派对立的历史角度，还或是侠以武乱禁这种对体制天然的对抗性。他都不该对游侠群体持有褒扬的态度。我们不清楚司马迁何以这样正面看待游侠群体。但是司马迁的态度事实造成了一个结果，司马迁甄选出的一些游侠的行为方式进行正面褒扬，事实以仁义、道义为基调规范了游侠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华夏文明仁义向善之道，以孝规范百姓，以修行规范精英，以侠义规范江湖。以此华夏之天下，所有人一个不漏地都接受到华夏文明洗礼。这就是狭义文化的重要性，法外之地也是华夏文明关注所在（华夏文明无所不在）。因此我说侠义文化缘起于墨家，功成与司马迁。
    华夏江湖人的侠义文化。绝非西方《三个火枪手》《罗宾汉》《唐吉诃德》这类侠义文化。中国的侠义文化是华夏文明自强向善在江湖人群中的自然延伸表现。而西方的侠义文化与其主流文化（胜人原罪）在价值观上是一种尖锐冲突甚至背离。就如唐吉坷德向风车发起的冲锋，中国文化下，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但是在西方主流文化下，则是一种让人淡淡忧伤下的疯狂。
    当华夏的侠义文化与几千年来华夏贵族，在分封体制下强支夺干的传统结合后，就形成从上到下共有的一种造反精神，这就是后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精神从贵族向全民扩展的历史起源。墨家在其间具备关键作用。墨家体制外变革、侠义文化是华夏造反文化形成的关键。我们很多人都疑惑为什么华夏五千年，造反者比比皆是，但是我们看西方历史，其造反者与我比较却很少，这个原因就笔者看来，就是西方没有出现过墨家这样的组织，从理论层面，到组织结构、实践过程，在体制外对广大平民进行了一次深度的启蒙。相比中国百姓，西方百姓基本从来没有经过类似的在体制外夺权的思想启蒙、组织启蒙、实践启蒙。那么，对于西方百姓而言，他们基本就是不敢想也不会想的状态，就算敢想也不会想，就算会想也不会做。
    通过孝文化、侠义文化、君子修炼传统三大文化现象，从三大群体切入，华夏文明全面渗入每个华夏子民的精神内核，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气质。
    ---------------------
    [114]《吕氏春秋·去私》
    [115]《韩非子·五蠹篇》
    [116]《孟子·梁惠王》
    [117]《礼记·礼运》
    [118]《大学》
    [119]《论语里仁》
    [120]《孟子·尽心上》
    [121]《岳阳楼记》范仲淹
    五、法家
    ???1、泛论
    相对于道、儒、墨创始人开宗立派的模式（道家老子、儒家孔子、墨家墨子），法家的成立颇有自身特色，它是集前人大成与一身，由韩非子将春秋战国众多有益实践（符合法家理念的）总结、综合而成。比如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都被认为是法家重要人物，是法家理论及实践经验的重要来源。但是这些前辈估计生前都不会想到，他们会最终被归为同一流派。当然这要归功于韩非子的努力。
    韩非子师从荀子，荀子作为儒家一派，开创了性恶论的意识形态出发理论。以此将儒家（孔子）不讲如何得利（君子予以义，小人予以利），如何争利的问题，放到公明正大处进行讨论。同时也通过颠覆华夏自强为本的文明立基所在，而将如何“胜人”放到了至高的位置上。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路线，进一步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在‘争胜得利’的实践中典型人物，典型实践，典型经验，进行有益的统合，以改革变法为理论主轴、路线主轴，否定儒、墨应对乱世的路线“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122]”尤其反对对旧有体制（封建制）的维护；反对墨守成规，强调变法维新，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战国乱世“废先王之教[123]”“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24]” 。强调争胜胜人来应对七国争雄的现实。"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24]"
    并更进一步谈到了实现大一统王权专制的必然性。"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125]
    这一系列理论观点，紧密契合了战国末期的华夏历史现实需求。不仅仅从理念，还从实际操作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从现实中来又回到现实中去，成为助秦完成大一统，从而从百家中脱颖而出，成就战国大赢家。
    2、法家的历史遗产
    虽然韩非子对儒、墨应对乱世的路线诸多批判。但是在韩非子综合的法家理念里，却颇多对各家各种有益理念、有益实践经验的汲取。
    比如对道家理论的学习，尤其是黄老一派，势、术、法的研究大量借鉴，对儒家君子父子夫妻纲常理念的接受发展“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126]”
    除此以外，从管仲以来，众多变法革新的前辈，他们的经验教训及理念，韩非子也以拿来主义的姿态，进行扬弃。
    ?从‘一切有益经验理念都要学习汲取’的态度而言，韩非子的做派才是夏人（黄帝所在族群）强大并长期占据华夏族最高统治权的真正风范。是华夏政治理念的核心精髓之一。
    当年夏人以不失本我的状态，因华族农耕先进而学习华族，因良渚文化农耕水利及政治理念先进而学习良渚。遇洪水积极变法（改举贤任能的禅让制）以应对危局，方最终成就大禹治水的滔天功业。可以说，后来被称为‘拿来主义’（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127]）的精神，正是夏人实现自强的基本信念。坚持自我为前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实事求是立场，唯有此，华夏文明才有可能实现与人类同寿！因此在这一点上，法家远超因为政治正确而大幅脱离现实的儒、道等学派。
    我们不能否认道、儒、墨等学派的兴起，为华夏文明理念的传承、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道、儒、墨却基于自身的立场、路线、价值观，落入了‘政治正确’的自我设限之中。这种自我设限，往往将现实置于次要地位，这就导致很多时候因为需要政治正确，从而强行让现实来服从政治正确。这种自我限制一旦发展过度，就严重限制了自身寻找符合现实需要、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与可能性。这种现象我们常常见到，比如新中国对改革开放对姓资姓社的争论，就是因为政治正确一度凌驾于现实； 当下一些自以为的自由派人士为了自己认为的政治正确，不惜宣扬一些匪夷所思的观点，比如《南方周末》2012年12月20日发了一篇《索马里：民众生活不太坏》，竟然大谈在一个战乱、饥荒、海盗泛滥、人民普遍困苦的国度里，无政府主义和自由的闪光点；至于华夏明朝末期的党争、今天美国两党无节操的内斗，无不从各自角度展现了政治正确凌驾现实，且不可逆转状态下的可怕后果。
    道、儒兴起于春秋，掌先发之利，但是道家基于自身政治正确不敢说改朝换代；儒家基于自己的政治正确，不敢谈如何争利。自我设限最终面对乱世的现实，让自身束手束脚。最终让法家在此问题上，拨乱反正，最终实现后发先至。
    可以说，韩非子以集天下大成的心胸，才成就了法家最终助秦一统华夏的赫赫功绩。
    法家的核心理念，一句话总结，就是：尊重现实，以正确的变法实现强己胜人的目的。
    他集中围绕在以下一些关键词上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改革、变法、重农、耕战、举贤、严刑等等。
    ?
    如果把这个问题扩展开讨论：因为华夏族生产力经过商、西周青铜器、铁器的大规模应用，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大量私田出现，逐步开始瓦解周初还存在与分封制对应的井田制。社会需要更多的地主、自耕农。这些具备更高主观能动性的农业劳动者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于是生产关系开始逐渐改变，而这个改变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对生产组织方式、基层组织形态、以及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行政治理体制等等进行全面改造以适应新的社会现状，这种社会内在需求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会在政治层面引发对体制的变革推动。
    因此这时诸侯如果还坚持旧有分封制体制，显然是无法有效适应现实的而只能被淘汰。因此改革的有效性决定了进入更先进社会的程度。商鞅变法，城门立柱，表面上是说为了建立政府的信用，但是事实上，这件事完全打破了分封制构建的，从底层平民到诸侯王之间多层贵族分封治理层级。诸侯王的赏罚直通百姓，而不再受原有中间贵族层级的架空。于是诸侯王的法令政策通过变法，效率得到极大提升，社会的组织动员程度得到了大幅提高。
    我们当下往往用汉朝以后的王朝体制来理解春秋战国时面对的旧有的分封制的问题，这会让我们认识理解出现偏差。分封制类似与西方一直有的贵族体制（今天西方主流的联邦制、邦联制都是相关贵族旧体制的变相遗存。其中央权力到底层百姓之间治理通路往往不能直通。各州、邦的权力机构具备类似下层分封贵族权力结构，横亘在中央和百姓之间。使得其中央治理效能远远无法达成中央直管的华夏郡县制的水平。西方联邦制、邦联制的这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还看不出其太大的危害性，甚至能引发一些人对西方‘现代分封制’的浪漫遐想和崇拜。但是一遇到挑战，这个体制的致命落后性就呈现出来，从2020年西方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我们就能看到。典型的就是美国，其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抗疫过程中，竟然形成了竞争和敌对关系。数十万美国人民命丧病毒之手，但是其制度结构竟然在无动于衷与互相扯皮之中始终形不成抗疫合力。笔者大致判断西方联邦制、邦联制体制，至今还没彻底跨过华夏春秋战国那道坎。），这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诸侯王下面分封一些大贵族、大贵族下面还有自己的小贵族，如果封地过大或者封地重要性很高，这个贵族层级可能继续增加，这个金字塔在最下面是平民和奴隶。这种体制下，诸侯王的法令是无法有效从上一下插到底层民众这里，需要从诸侯王向下一层层到各级贵族下达，最后才能到百姓及奴隶。而后世的帝王王朝制度（郡县制），则呈现很扁平的结构：按今天的说法就是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与被统治的农民阶级二元结构（当然这是个简单化的描述，事实是不同朝代，这个结构具备各自的特殊样式），连接这两个阶级的是皇帝任命、服从于皇命的官僚体系。
    春秋战国，无论是诸侯兼并，或者各个诸侯内部的诸多变法求新，本质上都是在消除这个分封制下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就是通过不断出现下克上来消减中间贵族层级。而类似商鞅的变法，则直接通过强化、集中诸侯王的权力，来强力打通王与百姓甚至奴隶之间的治理通道。那些原先依附在各级贵族身上的百姓和奴隶，在王权强力扩张的变法下，逐渐成为王命直接接受者、执行者。
    于是哪个诸侯能变革最彻底，使整个国家体制形成极高的王命通达万民的状态，哪个诸侯就能最终称霸华夏，甚至成就一统。于是，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商鞅变法的一系列举措：
    立木为信，直接具备象征性意义，显示王权、王命直接通达底层平民。
    兴农抑商，大量增加私田，大幅提高财富产出。并抑制旧贵族资本通过商业活动削弱农业发展、以及防止旧贵族商业资本对新增财富控制。使得生产力增加的财富，大比例的被诸侯王直接控制来助其实现政治目的；
    重法重刑，加强王权管制权力，变相缩小各级贵族的自治权利，乱世里用重典对新型农民及旧贵族进行管理，规范农民的行为，并遏制旧贵族利益受损的不满；
    编订户口，推动小家庭，使大量人口脱离对传统贵族的人身依附成为自耕农，大幅扩大了诸侯王直接税赋、徭役征收基数，重建了适应私田生产的基层组织；
    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再次消除传统贵族权力、利益，诸侯王王命、赏罚直下底层百姓，重构功勋体制来重新组织社会精英阶层。
    普遍推动郡县制，扩大王族直接控制领地，彻底消除原有贵族封地利益及权力。
    从商鞅变法的措施，目的，效果为例，我们能看到法家变法的核心目标。虽然变法为时代大势所趋，但是我们能看到其面临的阻力：除了诸侯王自身权力利益得到极大加强，其他所有的贵族在这场时代大变革中，都是被改变一方，利益受损一方。因此法家的变法一定需要大勇气，大毅力、大手腕，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方可实现。因此，各诸侯的变法，面对巨大阻力， 其变法往往出现因人在而兴，因人亡而熄的反复局面。谁能有效应对这个致命问题，持之以恒，谁就能获得真正的变法红利。所以贾谊在《过秦论》说秦朝成功统一华夏的重要条件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是非常有道理的。
    法家重实效，轻价值观。甚至为了能够最有效打破传统的限制，实现变革，不惜颠覆华夏传统向善价值观。在这个方面跟今天美国的实用主义极其相似。尽管今天实用主义没公开谈论‘向恶’价值观为基础。但是实用主义是基督教文明基于其价值体系为前提发展起来理论。它潜在就是以原罪论－性恶论作为理论潜在的价值观前提。 西方基督教文化是基于几千年来原罪论引申的性恶论为基础的。作为文化价值观长期存在，并被其民众惯性接受。因此西方实用主义的应用在其文化内部，已经成为习惯并没有太大的不适。信义、良善都服从于实际效用，在香港的，就是‘美丽风景线（201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香港动乱景象是美丽风景线）’在美国就是‘暴徒’‘破坏民主’（2020年1月有示威群众冲击美国国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此行为是‘暴徒’‘破坏民主’），这种光明正大的双重标准表现，就是实用主义某种极端、经典的表现方式。这是持有性恶论文化的必然逻辑。
    就性恶论价值观而言，东西方并没有太大差异。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所以要后天礼法来规范治理，来矫恶向善。所以后来法家强调严刑峻法，这固然是有乱世用重典的缘故在其间，但是基于性恶论的以恶制恶也是重要的理由；西方基督教文化认为原罪下的人性本恶，所以政府就是一种必要的恶。这里大致的逻辑东西方都差不多。
    而就实践结果而言，基于性恶论价值观出发的实践，其结果东西方也差不多。
    基于性恶论，西方文明富在深山有远亲，大难来时各自飞。诺亚方舟就是典范。因此，我们看到人类文明基本除了华夏文明一支，基本就是兴盛一次后就再无翻身之日。这就是性恶论对文明形成的最大问题。性恶论就是实质承认个体利益超越群体利益。因此当群体能为个体带来足够大的利益时，个体会主动依附于这个群体之中。但是一旦群体面临必然性的衰弱时，群体并不能带给个体足够大的利益，相反还需要大量优秀的个体为群体做出牺牲贡献，来维护群体在衰弱期保持群体的存在。性恶论为基调的文明，此时就面临致命的问题——既然个体利益优先于群体，那么到了群体的衰弱期，为什么要求群体最精英的那批人，舍身成仁为群体的存在作出牺牲？于是，按照性恶论的逻辑，这时，群体中越优秀的人反而应该做的是先跑，而且不仅要先跑，还要带着大部分群体的资源财富先跑才是符合性恶论的人性。
    西方性恶论文明的历史很长，所以其民众有一种惯性的思维、习惯在其间。所以对上面说的这种背叛群体的少数精英的表现也没有那么反对激烈。但是在战国时期，性恶论为基调的法家助秦完成统一后，秦二世而亡。其后项羽灭秦不久也因霸而亡。华夏人民以极其激烈的反应，来呈现性恶论实践的必然下场。法家帮助解决了乱世，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自身价值观严重缺陷带来的致命问题——性恶论为基调的文明，根本无法扛过必然的文明衰弱期。
    这让我想起近现代19世纪英国人本杰明·迪斯雷利说过的那句著名的话——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我对此就有了新的理解：对于那些无法延续的文明样式，无论个体或者群体，会有‘永恒’的奢望吗？无论个体或是群体，在性恶论文明视角中，都没有永恒性的存在，那么怎么可能有永恒的朋友呢？连利益是不是永恒的他们都无法实证！
    个人利益是大于群体的。所以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予以利，人与人之间先有利，有利才能成为朋友。
    那么对向善价值观的文明而言。这句话完全不成立。华夏文明因向善，故而社会精英、仁人志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文明富强时，社会精英求天下大同，文明衰弱时，一批批仁人志士，为民族国家文明存续而舍生取义。这是华夏文明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核心原因。英雄都是在危难中挺身而出之辈，没有这些民族英雄，华夏文明怎么能今天还能存在，还能复兴呢？华夏文明能永恒存在，并不断复兴。如果中国人真能实现如此（永恒存在），这个永恒存在的朋友（华夏文明），不就是永恒利益所在吗？
    那些不能永恒存在的群体，哪里配谈永恒的利益呢？这不就跟2020年疫情里，一些西方民众讲不要命也要不受封城的不自由一样可笑。人都死了还奢谈什么自由，一个国家民族都不能永恒存在，有什么理由和资格谈永恒的利益呢？难道那些霸道有限的存在就代表了永恒了？ 霸道者迟早灭绝，因此刹那芳华间的利益那有朋友重要。
    ?从西方历史和秦二世而亡，以及楚霸王快速覆灭，实证了向恶价值观在华夏族实践的失败必然。今天我们遗憾与强秦那么快的覆灭，但是我们今天同样要庆幸秦朝那么快的覆灭。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是如果始皇帝真能再能延寿数十载，将秦国稳住，成就数百年国运。以性恶论治国，改变华夏文明的价值观朝向。那么之后还会有中华民族存在吗？今天还会有中国吗？如果秦朝真实现了改华夏文明价值观朝向为恶，那么之后中国很大可能跟世界历史上无数大帝国一样，随着国运衰弱而彻底瓦解。走向彻底的民族、国家、文明的覆灭。
    凝聚人心的手段方法有很多，但向善价值观是群体持久凝聚的基础。这是被历史实证过的。一个群体不能凝聚、团结人心，必然衰弱时怎么可能续存！
    法家助秦争强胜人以统一六国，又在秦二世而亡中承担重要责任。其正面功绩与负面效果同样巨大。法家靠实践成功差点颠覆华夏文明向善价值观，但又因为性恶论价值观的实践失败而遭到拨乱反正。华夏文明在覆亡的悬崖边上惊险地走了一遭。经过此役，华夏文明经过一轮惊险的否定之否定的现实考验，终于呈现出完全成熟的状态。华夏文明自强向善之道，在之后的历史中，再无受到致命打击的情况，逐渐成为华夏文明所有成员骨子里、血液中、基因上的东西。
    ?
    笔者再次重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虽被后人认为是思想繁荣的大时代。但是对百姓而言是惨烈的乱世。之后历史也反复证明，百家争鸣必然对应乱世。站在人民立场，绝对不能欣然而受。乱世需要百家争鸣。但人民绝对不能接受乱世。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
    --------------------------
    [122]《韩非子·显学》
    [123]《韩非子·问田》
    [124]《韩非子·五蠹》
    [125]《韩非子·扬权》
    [126]《韩非子·忠孝》
    [127]鲁迅《拿来主义》
    六、华夏大一统
    ?????????“大一统”我们前面有过溯源。[128]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为尊，一为元，统为始。原本跟朝代更迭的法统有关。唐朝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之后逐步演化为意指华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高度统一集中的状态。
    ??????大一统本意是对分封制时期王权法统的一种描述。之后随着分封制的瓦解，其含义逐渐转向对帝王王朝法统的描述。这种含义的转化，历史上，是从两个方面来实现的：
    1、秦始皇一统华夏（物理世界层面大一统）
    1）、秦始皇统一华夏的原因
    ??????????????（1）、统一过程
    秦始皇亲政后，采纳尉缭破六国合纵的策略， 采取分化瓦解六国合纵，远交近攻的政策。按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顺序攻伐六国。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公元前222年灭燕；公元前221年，强大的秦军消灭齐国，一统六国。终结了春秋以来500余年的乱世。随后与公元前219年南征百越，花费巨大代价，攻占今天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首次将岭南广袤之地纳入华夏族实控领地。并开通通往西南五尺道，将华夏族影响力拓展到云贵高原；与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军30万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设九原郡。后将北方，秦、赵、燕长城连通，构建起北方防备游牧民族南下的庞大完备防御体系。
    至此，秦朝建立庞大版图的帝国。 其版图史称：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29]。?
    在法家的辅助推动下，统一后的秦国采取全面的郡县制。初设36郡，后随南征北伐，版图扩展，郡县数量不断扩展。为了适应全面郡县制度的实行，其中央改造夏朝起建立的封建制下三公九卿（贵族）制度，将原有的掌管天（司马）、地（司空）、人（司徒）的三公，改变为新三公：丞相（全面负责政务）、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各类书记、监察官员）。秦的三公九卿体制，是从原有的贵族制度改变为官僚制度【分封制下，具备世袭的，与王分享部分统治权力的贵族体制，改变为受王命，实际行使王权的工具人——官僚体制（秦朝到汉武帝，基本为丞相政务负责制）】。
    除此以外，秦朝为了全面郡县制的实践成功，执行了一系列的辅助性的政策，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货币、书同文车同轨，确立土地私有制，除了法家、农家、兵家等一些实用学派，大规模消除其他学派对政治的干预，统一意识形态（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焚书坑儒。虽然性质与目的与之后汉武帝独尊儒术一致，但因为处理手段过于粗犷，历史上留下了把柄。更因为法家治国导致秦二世而亡。所以秦朝的统一意识形态的举措基本失败，并承担了历史责任。后世不断批判始皇帝焚书坑儒，不过是将法家盖棺论定，使其再无重新主导华夏意识形态的可能。）
    ?
    （2）、秦朝最终胜出原因之一：彻底改革
    春秋战国，变法以应对现实变化逐渐成为实践的主流。到战国，主要大国基本都经过变法使自己强大。比如秦国的商鞅；齐国的管仲、邹忌；楚国的吴起；赵国的赵武灵王、韩国申不害；魏国李悝；燕国乐毅、剧辛。
    但是各国的变法，因为各种原因，其程度、范围、效果差距巨大。
    比如：
    燕国因为是周朝国姓，在战国七雄唯一姬姓。因此其秉持身份，固守周旧制，一直不愿变法。最后面对乱世现实，想要有所作为时，结果出个想变法的昏君燕王哙，想要玩“禅让”的把戏，把王位禅让给相国，收回三百石以上高官的玺印，让相国来任命，一下引发内乱。齐国借机出兵介入，几乎占领燕国全境。后在赵、秦两国强力干预下，逼迫齐国撤兵。新继位的燕昭王一心复仇，任用剧辛、邹衍、屈庸等名臣，后请乐毅主导变法。改革弊政、发展军力。公元前284年，在乐毅建议下，燕、赵、韩、魏、秦五国联军大举攻齐，一举歼灭齐军主力，后乐毅率燕军攻入齐国，几乎亡齐。在关键时刻，燕昭王突然逝世，新继位的燕惠王被齐国田单用离间计，换下攻齐的主将乐毅。乐毅曾因主导变法处罚过当时的太子，因此担忧自己的下场，就离燕到赵国。燕国变法随停止。
    楚国吴起变法：制定律法，移风易俗，整顿吏治，限制、削弱分封贵族权力利益，整队军备，加强王权。楚国国力随即强大起来，向南攻打百越，使楚国国土向南大幅扩张，向北，与公元前381年，与赵国联手在棘蒲之战中，将有强大魏武卒的魏军击败。但是随着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去世，因变法利益严重受损的旧贵族发动叛乱，于王宫内楚悼王尸体旁将吴起射死，吴起变法随失败。
    赵国赵武灵王亲自发起胡服骑射的变法，培养出廉颇，李牧，赵奢等一批名将（名将李牧后在北方与匈奴交战中一举歼灭近十万进犯的匈奴骑兵）。但是赵武灵王的变革偏科严重，军事强大，但是其他领域的变革与军事变革相比，几乎没有太大的成就。对分封贵族的没有有效的遏制消权。就算这些有限的变革，赵王也与贵族达成妥协为前提进行的。这就导致其改革涉及领域的狭隘性、不彻底性。赵武灵王晚年在挑选继承人的问题上出现致命错误，废太子章，让位于次子赵何，但不久就觉得后悔，想补偿前太子，想将赵国分成两部分，让二子各领一地。遭到赵何一派拒绝，遂引发二子内乱。赵何杀兄后，将赵武灵王单独困居于宫内三个多月，赵武灵王饿死于宫中。
    齐国?春秋时期，姜齐齐桓公时期的管仲变法，以及战国时期田齐齐威王邹忌、孙膑变法；前者管仲变法，由于在春秋时期的变法，没有进入战国后斗争那么惨烈，因此主要涉及重构行政体制，强化王权；重新建构组织基层、发展军事；发展经济生产。田氏代齐后，在齐威王时期，启用孙膑发展军事，启用邹忌变法，主要集中在强化律法、任用贤能、加强吏治。
    韩国申不害变法，加强王权，整顿吏治，限制贵族权力，发展私田、工业。除了强化律法，更着重强调了君王的统治‘术’
    魏国李悝变法，废除世袭制度，选贤任能；废井田，发展私田；发展法治，严刑峻法；军事变革，组建出强大的魏武卒。公元前389年，在阴晋之战中，五万精锐的魏武卒在吴起率领下，大破五十万秦军。这诱发了之后知耻后勇的秦人的变法动力。李悝变法带来的巨大功效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商鞅变法，而阴晋之战给秦人带来的巨大耻辱，在秦人这里形成了一股争强胜敌的共识，这个共识性，使得之后秦孝公能支持商鞅进行了一场最彻底的变法 。
    ?
    秦国商鞅变法。前面讨论过商鞅变法的主要方面。将之与之上六国变法对比看。就能看出巨大差异。秦国变法最为彻底，且非常系统，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等等各个方面，因此效果最佳。
    ?
    燕、楚变法因人亡而政息；赵国变法偏科严重；齐、韩变法虽有效，但是在最关键的消除分封贵族世袭，强化王权的问题上并不彻底。魏国李悝变法在六国里最好，所以使得魏国在战国初期形成显著优势，魏武卒四处征战，取秦国河西之地，灭中山，攻占楚国大片土地，攻破赵国邯郸，风头一时无二，因此李悝变法成为商鞅借鉴的重要对象，魏国也成为了战国初期秦国主要针对的目标。
    魏国变法，虽然在六国中最有效，但是其出现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魏国对人才的轻视，导致大量优秀人才流失。比如吴起（投楚）、孙膑（投齐）、商鞅（投秦）、张仪（投秦）、范雎（投秦），尉缭（投秦）。二是缺乏顶尖人才辅助（提高王权权力，意味着王权独断的概率上升。而这种概率上升，如果王得不到足够正确的信息、或者自身战略分析决断能力的欠缺，反而会导致决策有效性的降低。因此去分封，升王权，需要一支非常专业有效的官僚体系辅助帝王决策及实施才能体现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有效性。），魏王的独断就显得个性十足，非常随意，有效的战略无法随着魏王权力更迭而延续，直接导致魏国在战国时争霸战略的混乱，没有重点，四面出击；花费巨大代价攻打飞地中山国，最后便宜了赵国。完全看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决策。
    魏国变法后出现的巨大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变法的不彻底。消除的旧贵族世袭，但是没有建立新的人才体系辅助大幅集权的王权决策。于是王权既无人限制又无人辅助，导致王权肆意妄为、胡乱作为的概率提高了。于是这些经验教训使得从魏到秦的商鞅推动的变法，显出了完整性、体系化、彻底性。
    ?
    （3）、秦朝最终胜出原因之二：稳定的战略基地
    秦国战国胜出，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秦国始终保持了自身战略基地的稳定。
    这个战略基地就是以咸阳为核心的关中地区，攻占巴蜀后，修都江堰将巴蜀改造成第二个战略基地。秦国在战略基地里，大力开垦土地，修建水利设施（甚至不惜主动迎合韩国的疲秦之计大力修建郑国渠），使得这些战略基地成为天下最丰沃的农耕区。为秦国争霸天下提供庞大稳定的战略物资。为了保证战略基地的稳定安全，秦国态度非常坚决，身段非常柔软多变。
    比如公元前312年，秦楚蓝田之战，楚军攻破武关，进军至距咸阳百里蓝田，秦国联合韩魏攻打楚国后方，策反齐，迫使楚撤兵，保住关中安全。
    公元前298年，齐韩魏赵宋联军攻破函谷关，关中危急。秦昭襄王割地求和，劝退联军。
    公元前241年?韩赵魏楚卫五国联军在赵国老将庞煖带领下，绕过函谷关，冒险渡河偷袭，一度进兵至咸阳外几十里。吕不韦准备先打最大的楚军，以威慑联军，楚军发现后率先撤退，导致联军混乱，最终被迫撤兵。
    我们看秦朝战略基地关中并非没有遭到对手打击，但是每次危机发生，秦国立即采取各种措施，或软或硬，或奇或正。几乎每次都快速解决对战略基地的威胁。
    我们对比看其他六国，就能看到这个差异的巨大：燕、齐互相攻伐，都相互差点灭掉对方。双方国土几乎都遭到对方大规模占领掠夺和破坏。魏国光与秦国交战中，被魏冉白起率领下，就有“五入林中 ，七攻大梁”?，魏国核心地带遭到严重的战乱破坏。
    楚国，春秋末期，吴国出兵攻占当时楚国首都鄢郢（今湖北宜城）。到秦战国崛起后，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率军攻破楚国都城郢都（今湖北荆州），楚迁都陈地（今河南淮阳），公元前253年，被秦战败后再次迁都巨阳（今安徽阜阳北），从国都迁徙的位置变化可见，楚国根本没有形成稳固的战略基地。这是楚地虽大国不强的原因之一。
    韩国，本来就是七国里最小，又四战之地，谁上来都踩一脚，战国后期被秦国隔三差五拿走城池。
    赵国北面与匈奴常年对抗，南面都城邯郸，桂陵之战时被魏国攻克。秦国在战国早期专注打击魏国，到魏国势弱后，将矛头转向赵国，赵国无天险阻挡秦军对赵国的进攻，整个领土大规模陷入不断的战乱，根本无法组织稳定的生产发展，秦赵长平之战之后，双方又在邯郸附近进行了惨烈的拉锯战。给予赵国人力物力极大损失，而没有战略基地支持，赵国国力每况愈下，相反秦国虽然不时遭到重大损失，但是拥有关中、巴蜀两大战略基地，让秦拥有了战国时期最强大的战争潜力。使秦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
    （4）、秦朝最终胜出原因之三：久久为功
    贾谊《过秦论》写到“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政策与战略的稳定持久，是秦最终胜出的重要原因。比如秦昭王的远交近攻策略基本一直坚持到灭六国时期；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更被后代继承并发扬光大；郡县制推行的范围不断扩大（比如攻占蜀国后，初期采用分封制，但是结果三十年内三任蜀候三次反叛。后改为郡县制），到灭六国后到达全面郡县制的极致状态。真可谓‘久久为功’。秦国对战略执行的稳定持久性，在各个诸侯国里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秦国对战略执行的这个特点呢？笔者认为，正是前两节提到的“彻底变法”与“稳定的战略基地”这两大任务的实现，使得秦国拥有了稳定持续执行战略的体制。
    彻底变法，商鞅吸取了魏国变法出现的人才流失，体制缺少制衡、缺少有效辅佐王权的缺陷。用全面、系统、彻底的变法，构建出新的政治体制，废除世袭分封贵族，王权得到加强，同时吸引大量优秀人才，以郡县制为表现的官僚体制形式填补分封贵族消失留下的治理空档，以大量优秀人才作为王权有效决策、执行的强力辅助。这样治理的有效性大幅增加。因此王权在得到集中加强的前提下，用选贤任能的官僚体制保证了治理有效性的大幅提高。
    不仅如此，因为就郡县制的官僚体制而言，其本质是王权雇佣的下属（分封制下的下层分封贵族本质上是有自身封地上绝大部分的控制权力的，因此郡县制下的官僚更处于单向接受王命的状态），因此如果王权如果不想接受官僚辅助（限制），它有极大的超脱性（可以实现肆意妄为的绝对独裁），如果仅仅认为秦国建立更完善的官僚制度，就能制衡王权，使王权能稳定有效治理，这在逻辑上是有漏洞的。秦国能久久为功，正是因为秦王六世余烈持续，都保持在水准之上，很显然，秦内部有一股非常强大的组织或机制，能有相当权力能限制王权胡作非为（比如赵武灵王晚年乱国、燕王哙禅让引发严重内乱），甚至对王权传承进行有效规范，避免权力斗争危及国家、以及防止过于无能之辈掌握王权。
    因此笔者认为，一种很大可能性，就是秦王族的宗室在变法中也顺应进行了重大改革，秦宗室内部形成一套机制，从而能有限度地规范王权，使其能在王权与官僚体制之间形成了一层隐形的中介。官僚体制服务王权，给王权提供辅助和执行，而宗室的内部机制，上可限制王权彻底失去控制、放飞自我，下可监督官僚，避免其架空王权。
    秦王宗室的作用，历史上谈的人不多。因为涉及的是权力传承、制衡的家法、宗法，属于非常私密的部分。很多是可做不可说的东西。但是秦王族在战国呈现出的持续强悍性，一定有内在理由。
    对此我稍举两例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宣太后舍身灭义渠：一个楚国宗室女，到秦宫后最终成为宣太后，长期代幼子行王权，为了彻底解决义渠对秦的袭扰牵制，宣太后不惜舍身笼络义渠王与秦宫内三十余栽，待时机成熟一举消灭义渠，使秦摆脱西方的牵制，从而能全力应对六国。如此强悍的女人，在华夏历史上可以排进前五。芈八子何以在秦宗室里成长成这么强大的存在，这才是真正让人好奇的。
    另外一个例子，直接证明宗室力量对王权的影响，就是《逐客令》的产生，《资治通鉴》秦纪一记载秦始皇十年，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
    因为韩国派出疲秦之计的水利专家兼奸细郑国被发现，于是宗室内部有实权派就施压让秦王嬴政下逐客令，驱逐秦国内的所有外国人。后来就有了李斯有名的《谏逐客书》拨乱反正。当然这件事反映了另外的问题，我们后面再谈。但是我们通过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宗室内是有一股力量，可以通过宗室内部关系和力量，能有限规范到王权的。而且这个宗室机制能使得其大部分行动，保持有效性。
    有效的宗室力量，介于王权与官僚体制之间，是秦政策策略长期稳定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秦国成功维持住稳定的战略基地，也是秦国政策稳定持续的主因。因为基于这个战略基地，构建的组织结构，治理体制等等，因为基地的长期稳定，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使得秦国长期战略国策具备了相当的稳定性。如果关中屡屡被进犯，生产被破坏，人民不得安定，组织结构，政治体制就无法获得稳定的存在，更别说稳定的执行战略。
    有效彻底改革+稳定的战略基地，使得几代秦王都能保持稳定发挥，偶尔还能超常发挥。秦朝最终的胜利，并非他犯错最少，而是他策略坚持最久
    久久为功、积少成多、最终成就始皇帝一统大业。
    -------------------------------------------
    [128]《公羊传．隐公元年》
    [129]《史记·秦始皇本纪》
    2）、秦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
    ???????（1）、秦统一天下后的大势所趋
    秦二世二亡，是始皇帝实现统一后，天下大势的必然。
    当然今天我们放肆讨论先辈作为功过，是明显的马后炮行为。说曾经的历史是大势所趋，不过是基于结果上朔去寻找可能的原因。? ??
    我们大致分析下当时秦国统一后的局面就能理解什么叫大势所趋：
    秦统一华夏后，
    利益受损方：  
    六国贵族。灭六国，立郡县，迁豪族入咸阳，不仅失去贵族身份，还被强制离开故地，将利益链条也大部斩断。    
    秦国贵族。立全面郡县，不再有分封诸侯的旧制。秦新旧贵族彻底失去获得分封的战后红利分享可能。    
    百姓。未及时休养生息，给百姓分享战后红利，相反征伐南越、北面与游牧部落对峙，内部大力新建各类大工程，严重消耗民力。秦国百姓或许还能适应秦法管制的严苛，但是其他六国的民众由于组织力、文化差异，不一定能有效适应。    
    得利方：    
    秦王族    
    郡县制内任职的大量非贵族和小贵族出身的官僚    ?
    秦灭六国后，始皇帝依靠的政治势力只剩王族和官僚体系的大部官员。而且这个王族，也仅仅是王族的部分，王族内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对始皇帝建立的全面地郡县制心怀不满了。典型事例就是当年颁布逐客令事件。公元前237年，也就是始皇帝完成灭六国的大业（公元前221年）十余年前，也就是秦始皇发起灭六国大战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46年开始修郑国渠快十年的时候（郑国渠修建近十年，因此公元前237年，郑国渠已经快修好），主持修郑国渠的韩人郑国被揭露是来‘疲秦’的奸细。因此秦王族大臣施压秦王嬴政，发布全面驱逐在秦外国人的《逐客令》。
    我们知道从商鞅开始，来秦的各国顶尖人才不断努力下，才使得秦国拥有了一统天下的力量。这些顶尖人才，也逐步成为郡县制官僚体系的重要部分。因此，逐客令发布之时，秦国修好了都江堰，即将修好郑国渠，眼见关中、巴蜀之地成为丰饶农耕区，且秦国已经拥有了消灭六国的力量。何以秦王族大臣这时要秦王驱逐这些为了秦国作出重大贡献的外国人才呢？
    一种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卸磨杀驴、下山摘桃子：因为秦灭六国的天下大势已定，秦王族这时借题发挥，驱逐国内外国客卿，明显不想这些外国客卿分享统一天下后的利益。
    但更深入一步的解释是：这些客卿，是秦郡县制最坚定的支持者，更是郡县制官僚体系的中坚力量。这些客卿不是秦人，在秦国没有太大根基，秦王的赏识任用，才是他们唯一能得以依仗的，他们的前途与君王支持深度绑定。而分封制对这些客卿而言是灾难，一旦恢复分封，官僚体系不仅要诚服与王，其权力更因为各级贵族不断的向下分封被分权，而被大幅弱化。因此废除这些客卿，表面上是卸磨杀驴，但造成更深刻的现实，将是郡县制最坚定支持者被系统化清洗，全面郡县制被动摇。一旦王族和依附王族的秦新旧贵族重新成为官僚系统主导力量。一旦最终完成统一，对秦王有一定制约力的王族就有机会要求分享统一成果。而失去客卿为主导的官僚系统的支持，统一六国之后，皇帝就将失去绝大部分的支持者，分封制很大程度就可能卷土重来。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逐客令事件就是一次企图为最终复辟分封制，秦王族内部预先埋下伏笔的行动。以此我们可以判断，秦统一六国后，彻底废除分封，推行全面郡县制。在精英阶层中得利方就只有始皇帝直系血亲及王族部分支持者，以及官僚系统里在分封制中不会明显得利的官僚们（客卿、平民升迁人才、不会在分封制里得利的小贵族出身官僚等）。  
    而在百姓层面，天下一统，皇帝这时不仅仅是秦民的皇帝，而是天下之民的皇帝。始皇帝战后没有及时休养生息，这就导致六国百姓和秦国百姓都没有充分享受战后红利。秦国百姓或许还能支持皇帝，但是六国百姓一定不支持。
    在军方，为统一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军方勋贵，其利益及特权，就来源于战争之中的战功，当六国覆灭，再无大战。无大战既无功勋赏赐。于是军队面临着两种情况，一是拿到灭六国功勋的封赏解甲归田过好日子；二是有野心想继续得到功勋，但是外无大战，军队无法指向外部，就有非常大的危险指向内部，军队参与内部斗争形成内卷化。因此，秦灭六国后，接着就北伐南征，固然有始皇帝一鼓作气，实现宏图大业的雄心作祟，也有着客观需要改善北部和南部边疆态势的企图，还有着将军队主力（那些有野心的军方勋贵）发往新的边疆战场，以避免这批掌握武装的勋贵们在咸阳参与内部激烈的政治博弈的原因。
    因此经过大致分析，整个天下，在统一行动中得利的人极少。绝大部分都是利益受损方，这就是当时秦始皇面临的最危险的局面。
    问题还不止于此。
    始皇帝推行全面郡县制，让秦国贵族大部不再享受分封制好处。而为了在六国故地推动全面郡县制，有效摆脱六国原贵族及本地势力对变革的掣肘，始皇帝从六国迁移过来十二万户豪族集中与咸阳，我们知道皇帝后宫妃子大部都是六国贵族出身，于是秦王族内部与六国贵族的人伦关系就必然会被牵扯出来。当六国豪族（贵族）集中与咸阳，免不得攀亲带故，免不得与王族、贵族内沾亲带故的人进行勾连。这虽然是人伦常情，但是从政治视角看过去，这就等于六国残余势力近距离插手干预秦统治阶层中枢。
    哪个曾经的六国贵族不想恢复分封？又有几个秦国贵族不想拥有封地？于是迁六国豪门进咸阳，结果必然是天下贵族内外联手，咸阳就成了始皇帝统一天下之后‘反秦’（反全面郡县制）大本营了。
    但是始皇帝在世，雄威力压天下，没人能反，没人敢反。况且身为六国贵族后裔的长子扶苏，是天下贵族的期望，等熬死始皇帝，扶苏继位，天下不就又回归分封么！所以因为扶苏等有六国贵族血统的皇子们在，各国贵族还有期望。始皇帝虽统一天下，消灭了反秦的六国的政治实体。但是并没有彻底（也无法消灭，连皇子皇孙大都有六国血脉，难道也要消灭？）消灭反秦势力。因此秦与反秦势力的斗争，实质在灭六国之后还继续存在着，只是斗争方式，从以往的明面上刀对刀、枪对枪的军事暴力对抗，转向了隐藏的，非暴力的，以秦王族、尤其是始皇帝直系血亲继承权为主要博弈抓手的政治斗争。    
    当时矛盾非常激化。这从两件事看得出，一个是，始皇帝做事很急、想长生，二、始皇帝没有立后、没有立储    
    做事急，从我们夸始皇帝的功绩看得到，车同轨书同文，然后征伐南越，北面动兵，国内各种工程。郡县制一步到位。想长生，徐福事件就非常经典了。很明显始皇帝希望自己在世把事情全部搞定，郡县制一步到位，自己如果能多活几十年，或许撑过一、二十年后，等天下这批贵族淘汰掉，天下真正平定下来，史无前例的中央集权大帝国的局势就定了。
    没有立后立储，则直接显示当时内部矛盾和政治斗争有多激烈。扶苏嫡长子，按一般惯例，其母必定身份相对门当户对。宫里大把六国贵族出身的妃子。大家可以试想，如果始皇帝在，还能维持始皇帝推动的各种制度，一旦始皇帝死了，按传统就是嫡长子继承，扶苏他娘就是六国贵族身份，天下所有贵族都想恢复分封制，不仅是六国贵族，秦国贵族，甚至王室想有封地的也自然大把。谁能保证始皇帝死后，扶苏上台，面对天下贵族要求恢复分封的大势。扶苏能撑得住吗？他又没有他老爹的赫赫威名。    
    所以始皇帝没有立后立储，这是核心原因。始皇帝再喜欢扶苏，也不会把国家交给一个极大可能颠覆自己一手建成的制度的儿子手里。一旦立后立储，就等于向迁到咸阳的十几万户天下豪门吹响了集结号，他们就有了明确的争取对象。    
    所以， 胡亥被始皇帝关注就顺理成章。 胡亥之母无根基，胡亥就没有了娘家势力的支持（要知道咸阳各国豪门聚集于此，如果胡亥母有一定身份，一定会有母系势力出面支持，而历史并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胡亥当权后一直依赖赵高等内监，因此胡亥之母身份比较卑微，是一件非常大概率的事情。“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130]”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胡亥生于公元前230年，秦当时已经掀起灭六国之战，胡亥出生之年，韩国成为了第一个被灭国的对象。秦与六国当时已成你死我活最后关头。因此之前各国之间的盛行的贵族之间通婚，在此时不太可能再发生在秦王身上。），因此除了始皇帝，一旦没有政治势力支持的胡亥随便倒向任何一方，都很可能因自身势弱被对方拿捏成为傀儡。胡亥只能选择依附皇权的官僚们的支持才有前景。因此只要始皇帝带着胡亥并逐步引导，就能逐渐将官僚系统对皇权的支持转到胡亥身上。接班人的成长需要足够的时间，这或许就是始皇帝求长生的另一个主因。因此我们看到秦始皇突然死后，胡亥并没有得到其母族支持（其母非贵族出身）而很快就成为了官僚系统里野心家的傀儡（胡亥符合李斯为代表的大部分郡县制官僚们的利益。这同样证明了胡亥之母身份并不显贵。）
    我们看了为什么始皇帝生前疏离长子扶苏，选择了胡亥的主因。始皇帝不得不选择最小幼子进行培养，这与急迫求长生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始皇帝一定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显然正常状态下，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并不足够长，但是他仍旧选择最小儿子进行培养，直接意味着这个选择是不得不如此。因此始皇帝绝大部分子女的母族都是各国贵族甚至王族。因为那些母族是七国贵族的皇子，在始皇帝去世后，都将面对分封势力的内外夹攻的恶劣局面，就算到时不恢复分封制，官僚体系的重要位置也会被这些旧贵族成员代替，当年逐客令已经显示了这种预兆。虽然始皇帝和官僚体系都对胡亥感兴趣，但是同样也不敢立后立储，因为胡亥无根基，一旦立他为储，他就瞬间成为天下几乎所有贵族的敌人。胡亥本就年幼，无背景无权，就成为始皇帝和官僚系统共同支持的接班人。一旦立储确定他的法定身份，他就将遭到全方位无差别攻击，况且不立长子，本身就有些说不过去了。立幼子且其母族身份上各国贵族无法插手，就必然表明了始皇帝的政治立场，各国贵族期望二世恢复分封制幻想必然提前破灭。这势必引发支持分封的贵族不再选择和平的政治斗争。而转向更激烈的暴力斗争。起兵反抗的战火有可能等不到秦二世，直接在始皇帝在世就爆发了。
    ?军队南征北伐防止新军事勋贵们内卷。郡县制下封无可封，将大量兵力南下北上，就是要让掌握国家生死的军事新贵们脱离咸阳这个政治大漩涡。避免军事勋贵们与分封制贵族勾连一起，这与将扶苏发配北疆的逻辑一样。七国贵族在咸阳与始皇帝角力，如果扶苏在咸阳，他极有可能成为天下分封派贵族团结一致支持的对象，扶苏就会成为始皇帝和天下贵族斗争的棋子和战场，将扶苏送到北疆，就是避免扶苏成为七国贵族利用的抓手。
    所以如果秦始皇再活二十年，天下都认同全面郡县制，或许会选择扶苏上位，但是病死当下，他一定选择胡亥。胡亥在郡县制官僚集团的辅助下或许能撑下去，但是扶苏上台，秦朝分分钟回归分封制。这就是扶苏见到所谓遗诏后立马自尽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的死能保证其父打下的天下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但是他自己不死，则一定成为推翻自己老爹建立国家体制的逆子。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能很清楚，始皇帝死后，李斯赵高动作那么激烈的原因。逼死扶苏、诛杀蒙家，然后回咸阳就把胡亥的兄弟们杀了个遍。这不仅仅是胡亥、李斯、赵高他们凶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胡亥的这些兄弟姐妹，母族大都是贵族，他们等于是第二、三、四...个扶苏。由于秦国初立全面郡县制，秦国官僚系统的官员里那些没有太大根基的底层起来的官员们，其力量跟天下贵族们比较，实在太弱小了。所以必须彻底斩断他们夺取皇位的抓手才能稳固胡亥的皇位和全面郡县制的延续，这就是有杀掉所有有六国贵族血统的皇子们。    
    但是这一招的副作用也非常巨大，这一杀，第一个就是把秦王族大部分力量推到胡亥对立面去了，胡亥集团失去了王族的仅有的支持（春秋战国各国贵族之间联姻是很普遍的，对母族贵族出身皇子的残杀直接威胁到王族内各个成员。）。这就立即导致胡亥成为事实只能依靠郡县制官僚的状态，年仅二十的胡亥很快就成为事实的傀儡。于是指鹿为马发生了。皇帝成为官僚的傀儡，这必然导致王族完全放弃对胡亥的支持，同时官僚体系里大量忠于王族或出身贵族的官僚，因此开始逐渐脱离了对二世的支持。胡亥集团的力量因此快速削弱。更大的问题随即而来：原来六国及秦国贵族希望借始皇帝子嗣继位来恢复分封制的抓手——母族是贵族后裔的皇子们，基本死光了。天下贵族们对胡亥及秦国官僚们构建的政治集团完全失去幻想和内部和平演变的可能性。  
    于是，那句著名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31]就出来了。    
    这句话当时的语境，就是‘曾经’的各国贵族们，你们看自己还有卵子吗？从胡亥等人这里已经无法恢复分封了，再不起来造反，天下的贵族们就要彻底完蛋了！
    ?
    ----------------------------------------
    [130]《史记李斯列传》
    [131]《史记·陈涉世家》
    （2）、法家去向善价值观带来的恶果
    上一节我们经过分析和一定的推论，大致看清了，为什么秦二世而亡是历史的必然。从贵族分封向中央集权郡县制转型，在人类历史上鲜有成功的历史。西方至今还保持着这种封建分封体制的残留，就是联邦制、邦联制等政治形态，就可见这种转型的难度。
    因此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直接挑战这个人类政治体制变迁的高难度课题。且让始皇帝一举成功，这的确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后来分封制局部复辟，辗转千余年后华夏才逐步重回全面郡县制，就是因为始皇帝前面做出了榜样。让中国人知道，完全去封建是可行的。从而鼓舞了中国人为之不断努力，从而使得中国今天实现了高度中央集权特征。相较于西方联邦制等封建残余至今无法有效革除（这个封建残余制度在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面前，显示出这是一种严重落后于现代性的政治体制现实）始皇帝大一统人类政治体制演进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但是秦二世而亡的失败也显示了，这种变革（全面郡县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是在一系列客观因素都达成的特殊状态下的特殊实践结果。一旦其中主要因素坍塌（始皇帝死），实践结果就开始走向失败。 ???????????
    但是如果仅仅将秦二世而亡归于历史必然的客观性，就颇有些不以史为鉴的心态。秦二世而亡有没有自身主观的问题？
    绝对有！
    就秦实践的自身责任而言。指导秦实践的法家，对秦二世而亡要承担相当重要的责任。
    前面谈法家，我们谈过法家跟美国的实用主义在价值观取向问题上的类似性。
    春秋战国无义战。法家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把现实大量出现的向恶事实解读为价值观取向的合理，以此实现无所不用其极来实现目的的状态。就如以武止戈与戕害他人，虽然在形式上都是暴力的，但是其出发、目的、价值观朝向上都是完全相悖的。法家以性恶论为其理论的价值观出发，等于把止戈的武力与戕害他人的武力在价值观上画上了等号。价值观一旦失去是非判断，行为就没有是非底线。
    这种价值观倾向，反映在用人上，就呈现为，选能不选德。这种现象在春秋战国成为普遍现象。孙膑庞涓互杀，苏秦张仪互斗，吴起杀妻求官，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也死于同门李斯之手。同门、夫妻尚且如此，各诸侯内部斗争也比比皆是，就不说田氏代齐、三家分晋这种下克上行径，兄弟、父子为了权力，屡屡出现人伦惨剧，齐桓公、赵武灵王、楚灵王被继任者活生生饿死就是典型事例。法家的价值观前提把这些恶行都默认成一种先天合理性，最多认为，对此应对之法就是用更严苛的法令来管制。因此法家帮助秦国统一天下立下大功，但是向恶价值观的造成的问题，也沉淀在秦国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严刑峻法能止恶，但是实践显示，严刑峻法实施的是人，同样的法，不同的人施行起来，结果是不一样的。始皇帝行严法能震慑天下，秦二世行严法天下不服。这就是问题。
    这就跟今天西方的法治思维强调程序正义问题一样。以为法能凌驾于人。但是实践结果总是人才是法的主宰。如果人存恶念，再好的法执行下去也是不公。
    法家对秦统一天下有功，但法家性恶论遗毒也造成二世而亡的重要内因。
    选能不选德。才有戕害同门李斯为了维持自身利益，与赵高之流联手架空胡亥，屠戮皇子、大量清算不支持他们的官员等等恶行，甚至李斯因此最终内部斗争而死。法家重法不重德，就如当下西方程序正义凌驾实质正义之上类似，把某些人制定的法条凌驾于众人之上。无视人作为一种活生生存在对象，使人成为一种异化的状态。于是掌握最高权力的那个集团以最丑陋的形式进行着政治治理。而自身又没有足够可以凭借的实力来遏制这个劣政带给自身的损害。于是矛盾就急速地激化并积累起来。
    贾谊《过秦论》对此有深刻的描述：“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出处。”
    坏体制、行严法、横征暴敛，天下困苦，人人自危，最终必然动乱。
    秦二世统治集团没有始皇帝威望来压服天下。还想以严法来治理百姓，如何能压得住！于是就应了过秦论中这句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如果宽以待民，有效争取天下民心，或许能借着秦灭六国余威，以天下万民之心压制分封派势力的造反。但是胡亥集团显然没有这样选择，也无法做出这样的选择。
    历史不容假设，但很明显，法家性恶论带来的价值观扭曲，带给政治人物、政治活动、社会精英行动极大的无底线状态。这种向恶价值观带来的行为无底线，直接造成社会各阶层、各个政治势力相互失去团结，甚至发展到不能共存的极端状态。可以略微夸张地说，法家性恶论是秦朝走向覆灭的加速器。法家需要对此负起重大责任。
    ?
    助秦统一天下，又促秦二世而亡，法家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说明了两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解决现实重大问题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前提（现实优先而不是价值观优先）（完善了对自强的理解）。
    向善价值观是人类群体实现持久团结共存的唯一可能（基于现实的实践选择必须坚持应有的价值观底线）（完善了向善的理解）。
    这两条经验教训，以辩证法的形式，互相促进、影响、决定。并以重大历史事实的形式深刻教育了华夏后人。丰富了如何实现自强向善的方式方法，坚定了华夏后人对自强向善华夏文明的信念和信仰。
    华夏文明历经生死考验，重回正轨。
    随着秦汉相继建立大一统王朝，为华夏文明回归本位构建出客观物理基础。
    而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则在主观层面完成了精神、价值观理念的大一统。这个思想精神层面的大一统实现，是秦实现大一统帝国的延续。是华夏大一统完整形态。是华夏文明历经生死考验后的自信回归。
    2、汉武帝独尊儒术（思想精神层面大一统） ??????
    ???????
    ??实践唯一。国家一统，指导其唯一的实践理论必然是唯一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推翻前任政治理念和实践结果，在下台后又被后任推翻。南美洲不少国家实践路线在左右两边反复摇摆，这是拉美化的重要成因之一。政治理念、实践路线反复折腾带来的实践反复地恶果，作为历史现实，这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更别说早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大量人亡政息带来的历史教训已经说明政治路线的不断摇摆带来的恶果。
    国家大一统，天下太平，主流价值观必然归一为大一统。
    国家分裂，天下大乱，兴百家理论、路线，以寻救亡图存之有效道路。这就是实事求是为本。
    春秋战国，诸侯混战，才有百家生存空间。你支持一国，我辅助一王，相互争斗，分裂的现实才有百家之兴。
    秦实现大一统，权力归于中央，独尊法家是必然之事。法家当道，其他各家势弱，自然对秦政不满。始皇帝不少恶名都是由此而来。
    汉朝新立，面对外有匈奴为代表的外患，内有各路藩王不臣之心。汉朝吸取秦朝及项羽短存而亡的教训，恢复分封（汉初初步消灭大部异姓王，随后矛盾就集中于刘姓藩王与皇帝之间）缓解各个政治势力与皇权的尖锐矛盾，采道家黄老之学，清静无为，对内与百姓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轻徭薄赋、轻刑慎罚、恢复国力、争取民心、稳定政权；对外和亲稳边。在文景之治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力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针对分封制天然地强支夺干的制度内在逻辑，汉初在大部消除异姓王后，逐步将削藩的矛头指向各路刘性诸王。汉景帝时期，利用镇压七国之乱之机，大幅削减各藩国领地及权力，将权力极大收归于中央。
    至汉武帝即位。汉朝前期就主要干了三件大事：休养生息、削藩、和亲。休养生息以自强，削藩以消内忧，和亲以弱外患。汉朝前期虽然以黄老之学为尊，但是却容忍百家各派长期存在。显然这是由于汉初恢复分封的客观现实决定的。封国众多，于是百家又有了各自可乘之机，用武之地。七国之乱之前，各藩王之封地对中央几乎呈现为类似割据的状态。这个现实是百家得以在汉初共存的核心原因。
    汉武帝继位后，行大臣主父偃建议的推恩令。将汉景帝时期就大幅削弱的藩王势力几乎彻底瓦解。各地权力极大收归中央，汉朝政治体制由全面分封制向郡县制转变。于是郡县制自身的特点和要求就逐步显现出来。大量原本藩国控制的领土收归中央直管。这就对汉初的原有官僚体制的素质、能力、以及制度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在汉武帝时期，连续出现了一系列政治现象及体制变革：
    权力大量收归中央，而协助天子处理天下政事的丞相的权力则大幅增加。汉随秦制，秦三公九卿制，整个中央直辖的官僚系统归于丞相，丞相在皇帝领导之下统领天下政务。而丞相等三公九卿之位又基本在勋贵之手流转。这些勋贵本身就有极其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随秦制下的丞相都有资格不完全服从皇帝的意志（之前吕氏作乱已经显示了外戚干政的危险性，显示具有强大实力的勋贵集团一旦控制中枢带来的危害性）。以丞相为主导的三公九卿的秦制显然此时遇到了巨大的问题，就是相权过重。因此汉武帝大幅削藩的同时，对原有体制进行了大幅改造：1、频繁换相。汉武帝在位54年，共 有十三相。平均每相在位四年多，这避免某一政治势力长期控制中枢而做大；2、选拔寒门人才占据中枢要害（比如皇后卫夫子、卫青、霍去病、公孙弘、儿宽，?严助、朱买臣?、张汤、杜周?、赵禹、金日磾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没有太大政治根基，对皇权有更强的依附性，同时大量优秀人才的引入，大幅提升了官僚体系的执政水准。3、在内廷建立中朝，将最高决策权收归内廷，丞相主导下的外朝逐渐演变成执行机构。丞相权力被大幅削弱（但给之后东汉宦官干政留下的隐患）。4、在地方建立刺史制。刺史隶属于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行监察地方之职。不仅强力制衡丞相为首的行政执行系统，更对各地方基层官僚的执政形成有效监督。使得郡县制官僚体系的执行效率大幅提升。
    郡县制有效扩展，形成汉武帝采取大量行动集权与皇帝的客观条件。而削藩国、抑相权的客观结果使得中央集权日盛。地方势力被有效压制。而随着皇权的强化，地方政治势力被有效压制，百家生存土壤逐渐失去。客观要求实践理念的统一化要求。而这时，长期占据汉初核心政治理念的黄老之学已经开始日益不适应现实需要了。
    黄老之学作为道家分支，强调清静无为，符合汉初华夏社会急需休养生息的客观需要。但是到汉武帝时，削藩需要变革，削藩引发的相权扩张、原有官僚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郡县制管制要求等等问题需要变革；面对北方匈奴长期犯边破坏社会稳定发展的现实需要变革。变革就是有为。
    汉武帝时，无为之道急需变为有为之道。道家黄老之学被赶下场就成了必然。那么谁来替黄老成就汉朝新的核心理念呢？从春秋战国发展起的百家里，有资格上位的几大学派，道家已要下位；早已没落的墨家走的是体制外路线，显然不可能；法家虽然有助力大一统的大功，但是秦二世而亡的责任，法家要承担相当的部分。汉初对秦朝的以史为鉴分析结果，直指法家向恶价值观的直接原因，这巨大的历史责任基本就断了法家作为主位上位的可能。因此，细细算来，百家之中场上唯一符合资格的选手只有儒家了。所以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实现独尊儒术的结果，几乎就是历史必然。因为到汉武帝这时，客观环境需要独尊某学，但是场上有资格的‘选手’就仅剩儒学了。
    而此时的儒学也非孔孟时期的儒学了。跟之前法家发展类似，此时的儒家吸收各家之所长，展现出积极变革自新的形态。除了春秋战国时期儒道两家在理论层面的深度交流学习，到汉初，儒家吸收墨家天罚观念、阴阳家的五行生克论，衍生出成熟的天人感应论。使得秦开始推崇的五德始终说所代表的新法统，以现实具象形式落地。
    有德新朝立，无德旧朝亡。于是王权传承不再以血统族群为核心标准，而是以“德”为标准。何以才表明有德无德？不仅仅看日常的德行、功德来判断。董仲舒完善的天人感应论将天地异象与君王、统治集团日常的德行、功德挂钩。有德者君权神授，无德者神夺君权。这种理论表面上看有浓重的神秘、迷信色彩。但是事实结果而言，将君王的具体是否有德，与客观的天地之象挂钩。就等于说，君王是否有德，是否具备五德始终说所指的具备统治合法性，不以君王自身对自己的评价为标准。而是有了具体客观的（天地自然）现象作为评判标准（这符合以天地之象为基础建立的河图洛书以及之后的八卦、易经，这一系列以客观性事实作为理论的基础的文化传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事实等于使在任的君王（朝代）失去了断言自身是否还具备合法性君权的权力。这就是在法统理论层面给君权套上了一个看不见的笼头，对君权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制约。而这个对君权是否有德的判断权力，儒家以强调仁义的方式，巧妙地把形式上（表面而言）的判断权力交给了百姓（或者说以百姓的生活为观察对象，以百姓的幸福与否作为君王是否有德的判断标准。?“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32]”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33]”）。而儒家又通过自身倡导的仁义理念，在理论设计上，将儒家仁义理念作为了百姓是否幸福的判断标准。不仅如此，儒家坚持有教无类选贤任能的政治理念，以万民为基，教育选拔德才兼备之人以给君王提供大批高素质的郡县制官僚人才，这就打通了万民与帝王的关系。
    这些逻辑关系层层递进，从而将儒家自身塑造成代百姓判断君王是否有德的代言人的形象。这就如三公九卿里御史大夫，以政治体制形式行监督之权，监督百官，甚至君王。而儒家则巧妙搭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从而将儒家自身塑造成从伦理道德、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层面监督君王的至高地位。
    儒家的理论体系设计得如此精巧，笔者此处必须再次梳理一遍其逻辑结构：
    甲：以天人感应论落实五德始终说
    乙：天人感应论以天地自然现象这类客观现象作为判断君王是否有德的标准（否定了只凭主观断言君王是否有德的可能。很大程度否定了君王自我断言统治合法性的权力）
    丙：天人感应论的天象对应的是人，这个人被儒家仁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理念塑造出的民本主义定义为民、百姓，仁义的实践对百姓而言，就是幸福！于是百姓的幸福与否与天象的凶吉形成逻辑上的相互感应关系。（王权的合法性依附于百姓，这就是民为贵、君为轻。天象与百姓相感，以其结果来解释王权的合法性）
    丁：儒家有教无类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坚持体制内选贤任能的政治路线，持续给君王提供管制国家的人才。儒家建立了构建人才的上升通路的理念。这个通路的实现，使得底层精英与统治集团之间形成了有效通路。儒家掌握了通路，于是儒家就成为百姓精英的代言人，或者叫儒家以此在君王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为了某种情况下的百姓“代表”。
    戊：儒家作为百姓“代表”，构建百姓中精英上升通道，以仁义民本之道规范君王“德”的标准，以百姓之民心对应天象吉凶，来综合判断君王是否有德。儒家作为百姓代表，其就能表达民心，这个民心与天象相应，儒家就有了对君王合法性的断言之权。这个断言之权不在制度、法律、规则之中赋予。而在道义、理念、文明之中与向善价值观深度绑定。华夏文明自强向善，儒家等于在独尊儒术的时代，将自身塑造成华夏文明向善性朝向的代言人。从文明的角度，董仲舒将儒家塑造成之后2000年的无冕之王。以此，笔者认为，儒家的独尊，是被构建在华夏文明这个根基之上，而非构建在华夏政治统治、朝代之上。
    所以，我们逻辑分析到这里，抛开天人感应论时代性局限，和某些现在看来荒诞的部分。就能看到儒家理论设计得巧妙。以此我们能更深刻的理解，儒家之后近2000年与各朝统治阶层的关系（封建王朝2000年儒家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无冕之王，是因为儒家立基所在在于华夏文明，而非王权。于是从某个角度而言，各朝帝王尊儒等于宣布坚持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
    儒家被汉武帝独尊，成就之后2000年无冕之王的地位。
    作为交换，儒家此时，以崇尚仁义，亲民爱民之态，助君权行善政以安百姓；
    以有教无类、举贤任能，为大一统郡县制王朝源源不断提供优秀人才，使王朝官僚体系长期保持较高水准
    以坚持君臣父子的政治伦理，努力塑造出一个忠君爱国，能被君权有效指挥运用的官僚治国体系.
    ?
    综合而言，儒家表现自身最擅长的形式：给高度集权的君王努力构建一个高效治国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在儒家理念改造下对君权威胁性降到最小。并且这个体系以实现良政、善政为重要目标辅助君王统治。作为交换，构建这个体系的儒家，具有了相当的监督君权的能力（注意是能力而不是权力）。
    独尊儒术，事实就是以坚持自强向善为本的华夏社会精英阶层与掌握王权的统治阶层的结盟。
    王朝成为儒家成就自己理念的平台。儒家就成为历朝皇权实现有效治理的工具。董仲舒所实现的远超孔子当年最初的理想。
    ?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终于对战国以来华夏文明核心理念，几乎被颠覆的价值观进行了一次公开完整明确地拨乱反正。
    汉初，对秦朝二世而亡，以及楚霸王失败的反思。
    法家固然基于现实，否定了华夏传统向善价值观，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但是丧失向善价值观的制约，无节操和底线的实践方式，导致了秦朝和楚霸王的实践功绩无法持久，反而快速走向失败。以此证明：尊重现实，实事求是固然重要，但是目的手段方法都需要有一定底线。否则即便能胜利，也不可持久。
    于是，春秋战国，秦汉改朝的历史教训，给了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理念以活生生且深刻的历史教训。面对现实问题，以求实态度汲取众人之长以自强，这是从法家的得失所得到；以向善之心规范求实的底线，以使成功能持久这是儒家经验。这就是后来说得王霸并用，或叫外儒内法。
    儒家以向善价值观规范法家行自强之法。
    法家学道家帝王统治之术，儒家学道家对华夏文明理论解读分析的精华，道家虽然逐步淡出华夏政治理念位置，但却成为百家理论的底本。汉武帝独尊的这个儒术，儒道法三家已经深度纠缠在一起。他们只有这样纠缠着，才使得华夏文明在历史的孕育中显得越发鲜活起来。
    而独尊儒术的实现，则显示华夏文明终于完成一次重大蜕变，实现了三大新形态
    ?
    1中华核心领土
    从北方辽河流域到南方海岸线，东部沿海各地到西部西南、甘肃一线
    2新华夏族——汉族的建立
    从炎黄合并建立华夏族，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两千多年的交流融合，一个涵盖中华核心领土上各个族群的新的华夏族诞生出来。这就是原初的汉族。
    3自新的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经历夏商周的发展，又经历春秋战国的严酷考验，在先辈们对华夏文明的动摇和坚持之间，华夏文明被历史考验和检验，在‘自强’与‘胜人’的矛盾中，在‘向善’还是‘向恶’的历史抉择中。将胜人融入未自强的局部，否定了人性向恶，而使华夏文明重回向善的正道。
    ??
    ---------------------------------------
    [132]?《尚书·五子之歌》??
    [133]《孟子》的《尽心章句下》
    ----------------------------------------------章节分隔
    第四章千锤万凿出深山
    ??
    一、前言（通论）
    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华夏文明基本在当今东亚地区自我独立发展。尽管华夏族与本区域内大量不同的族群、文化长期共存、交流、交融。但是总体而言， 因为在华夏核心地域，各族群、文化通过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交流，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导致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远小于相似关联性。
    炎黄两帝率领的华、夏两族融合并战胜东夷族，构建出华夏族最初的族群结构，而舜帝统领下的大禹实现治水伟业，当时服务于治水的河图洛书，在治水成功前后，经过当时华夏族先贤总结发展，演变成华夏文明最早的理论形态——八卦及后世《易》得最初样态，这就在文化理论层面使得华夏文明具备了独立的样式。这样，华夏文明终于诞生出来（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
    其后夏商周三朝历史，华夏族持续与四夷各族交流融合，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加速，以更激进的状态走向万族合一的历史结果，最终以秦始皇统一天下为标志，实现了以原华夏族为核心的新的族群样式 的存在。其后在汉武帝时，通过独尊儒术，在文明理论层面完成了对《易》为代表的原有华夏族文明核心理论的扬弃。华夏文明经过春秋战国、楚汉争霸的残酷历史的考验，最终正本清源、不忘初心，以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形态重回对文明自强向善的坚持。这个坚守华夏文明的新的族群就是——汉族。她以包容万族而成，她以坚守自强向善文明之本而成。这个民族以‘汉’为名，象征华夏万族如灿烂银河一般，亿万星辰合而为一，共同构成星空最美的图景。
    因此，汉族从一开始，就并非西方民族主义所指的那个民族。汉族的诞生由万族和合而来，汉族发展必然继续融合更多族群。因此对汉族自身而言，未来什么都会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对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的坚持。因此汉族从诞生之初，就如儒家一样，是一个代言人式的存在。独尊的儒家将自身塑造成当时华夏文明之下百姓的‘代言人’、华夏文明向善价值观的‘代言人’。汉族从一开始就是文明凌驾于族群的状态，汉族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言人’。
    至汉武帝实现独尊儒术，华夏文明完成了一次深刻而华丽的蜕变。而汉武帝接下来征伐匈奴、攻略西域的历史，则将经过自我升华的华夏文明一下推到世界面前。中国和世界都因此猝不及防走进了人类真正的世界史之中。一条丝绸之路串联出之后人类2000多年历史的核心主线——人类迈向大同之路的正式开启。
    丝绸之路将人类聚居的‘世界岛’（指欧亚大陆及东、北非。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在1904年，写作《历史的地理枢纽》提出‘世界岛’概念。）串联起来，逐步打开了中国与这个世界岛其他地区族群的隔阂。一个强大的华夏文明正式走进世界舞台。一条丝绸之路将人类历史推入不可逆转的人类各族群文化/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历史之中。使得之后的世界史，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一种直观形式上的（中国－外国）史（中国始终在这边，那边始终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华夏文明进入更大领域、与更多族群的交流、融合历史阶段中。
    这段历史反复曲折，有夏之烂漫，有冬之凛冽。但华夏文明在其间行走坚定，随着中国人的视线指向世界，随着更多的族群融入华夏，中国人逐渐又面临当年春秋战国时遇到的近似现实中（华夏文明不再仅是华夏族（汉族）的文明，中国不再仅是华夏族（汉族）的中国），更多的族群和领土进入华夏，聚集在华夏文明光耀之下。直到近现代，世界各地的文化及文明长期与华夏文明对撞交融，华夏文明逐渐不再是汉族独有的文明，中国不再是仅有汉族的中国。历史客观要求，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族群，再一次自我蜕变的华夏文明.
    从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开始直至孙中山推翻帝制，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为标志。这个新的民族终于完成了基本物理结构建设诞生出来——中华民族。而随着2020年全世界新冠疫情中，中国抗疫显示出异常突出的表现。中华民族、华夏文明必然会对自身文明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而笔者坚信，随着这次反思的完成，中华民族将在文明理论层面完成重建，从而将使华夏文明再一次完成蜕变。以中华民族作为主体的族群成为华夏文明新的代表必将傲立于这个世界。
    本章就对华夏文明从汉族向中华民族转化的历史进程进行阐述，对这段历史中，影响华夏文明的几个重大因素进行讨论。着重分析丝绸之路打开之后，中外文明相互交流，相互交融过程中，人类其他主要文明对华夏文明演进如何产生重大影响。
    ?
    ?二、丝绸之路是人类大同实现的必然道路
    ??1、丝绸之路三大阶段 ?
    华夏文明从5000年前中原狭小地域，发展到今天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领土、300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上，56个民族、14亿多人民共存的伟大国家。显示了人类族群融合扩大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2000年前，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人类还是以无数个部落及部落联盟形式在世界各的零散地存在着，到今天近200个民族国家摩肩接踵、遍布全球，以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人类更大范围的融合是历史必然趋势，人类大同最终必然实现。
    ?丝绸之路的开启，是以汉武帝征讨匈奴为开始的。在丝绸之路打通之前，‘世界岛’（此处直接使用英国人麦金德的概念，他于1902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历史进程中的地理要素》中，将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称为世界岛。）上的各个主要文明，基本处于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状态：
    ——东亚的华夏文明一骑绝尘；
    ——环地中海文明灿烂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成为该地区文明的主要源头，随后的古希腊文化，罗马帝国的逐步发展，以及从北方经中亚南下的雅利安人以伊朗高原为核心建立的波斯文明，在环地中海地区 形成古埃及、古罗马、波斯三大主要势力进行着的长期博弈局面。
    ——在印度次大陆，雅利安人的若干支部落通过持续北下入侵，击败印度次大陆原住民（达罗毗茶人），在北印度建立起了一系列的邦国，将跟古埃及文明一样悠久的原住民建立的哈拉帕文明灭亡。随之建立其与今天印度文明有直接关联的‘婆罗门－种姓制’古印度文明（许多地方将雅利安占据印度北方前的印度次大陆文明定义为古印度文明。由于该文明在距今4000年前，在印度北方被灭绝，已经很难考证。因此本书讨论的印度文明，特指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后建立‘婆罗门－种姓制’为主要内容的文明样式）。印度文明由于历史上遭到频繁的入侵，政治权力在整个次大陆呈现持久碎片化状态；
    ——而在欧亚大陆的整个北方，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整片呈现支离破碎、到处游荡的游牧部落长期在这片区域游牧的状态。在这块广袤地域里，在紧靠华夏文明的东亚北方，这里的游牧民族通过长期与华夏文明交流，自身的能力得到大发展，诞生了历史上整个游牧族群里相当强悍的匈奴、鲜卑等大型部落联盟。
    随着汉朝打通西域，一条丝路将这些主要地区逐渐串联成一个整体。‘世界岛’里的几乎所有族群，都自觉或不自觉被丝绸之路带来的巨大利益所牵引参与其间。人员、货物、文化等等随着丝路不断在世界岛之中相互流动，不断推动着各部族的演变。
    如果以今天的视角回顾两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尤其是世界岛内的历史。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一条人类文明交流融合宏大历史脉络。这个人类融合的历史大脉络是围绕丝绸之路的发展变迁展开的。我们可以以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主要生产生活样式转变为标志，将2000多年来的人类历史，划分出三块异常明晰的历史阶段。
    1）、路上丝路阶段：
    这个阶段起源与汉武帝攻打匈奴，后攻占甘肃河西走廊、西域，彻底打通丝绸之路。在盛唐时期达到极盛，唐安史之乱开始走下坡路，宋元时期走向衰亡。
    这个时代的核心生产生活方式，就是通过陆路通道的人员、货物、文化流动，将世界岛上各个部分联系起来。
    2）、海上丝路阶段（包含欧洲的海洋时代）
    这个阶段起源于唐安史之乱，唐朝平定叛乱后，逐渐在中国南方发展海运。到宋元时期海洋贸易得到大发展，在明朱棣一朝时，中国的海洋活动发展至极盛，彻底打开世界范围的海洋时代。但是由于明朝内部问题，在朱棣死后，华夏文明自己将自己脱离出海洋活动。半世纪后，欧洲人为了寻找到东方贸易的海上新航路，开启大航海时代，并引发了地理大发现，全球殖民历史，期间以海洋活动的大量实践为根本，推动了欧洲的文化宗教革命、科学技术大发展，并引发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并最终爆发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至18世纪末，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在英国自豪宣称自己是‘日不落帝国’时，海洋时代（海上丝路阶段）达到顶峰，随后随着美国独立战争，日不落帝国开始瓦解，海上丝路阶段开始走下坡路，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方战败为标志，欧洲殖民者几乎征服了全球。随着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国家，丝绸之路近两千年的核心玩家被暂时淘汰出局，事实宣告海上丝路阶段和西方海洋时代的落幕。
    欧洲殖民者开始大规模恶性内卷。
    欧洲以殖民主义实践模式参与并主导中后期的海上丝路阶段，以殖民、掠夺、奴役、种族灭绝为主要手段塑造得西方的海洋时代，将人类文明的走向严重带偏，恶化和阻碍了人类融合的历史大趋势，严重偏离了丝绸之路通过和平的人员、贸易、文化交流实现人类和合共存的历史发展主脉络。于是历史开始毫不留情的对欧洲主导的海洋实践路径进行纠偏。西方在20世纪初，海洋时代的欧洲殖民主义内卷达到极限，终于连续爆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诞生出的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后殖民主义时期的霸主美国进行全球范围的冷战。并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二战结束到冷战期间，全球性的殖民体系逐步瓦解，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原本从1840年前后，人类就可以走向第三个丝绸之路历史阶段，但是由于西方海洋时代的实践路径的严重错误，从1840年到20世纪末，一个半世纪中，人类都在为西方错误的海洋时代实践方向付出巨大代价，历史在不断地纠正西方海洋时代引领的实践错误。这个余毒至今根除未尽。
    这个时期（整个海上丝路阶段）的核心生产生活方式，就是通过海洋，将世界岛上各区域，以及地球各个陆地连接起来。通过海上丝路实现更大、更多、更快的人员、贸易、文化交流。将人类连接交往的区域扩展到全球，将人类的交往的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
    ?
    3）、网络时代的一带一路（网络丝路）阶段
    网络丝路阶段的核心生产生活样式，就是通过超远距离的信息、数据传输，将世界各地的人类联系起来，同时给予农牧业、工商业、海洋等活动以极大赋能，使这些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得到质的提升，大幅促进人类生产力的总体大发展。同时，信息数据的全球性交流，将使整个人类，不仅仅利用商品，资本，文化实现全球规模的交流实现间接的文化交流融合，而且利用远程数据、信息传输，将不同社会之间乃至全世界每个人之间逐步联系一起，最终实现全人类的紧密地联系、交流，极大加快各个地区的人群相互了解，交往，以图最终完成人类整体的文化乃至文明的趋同一体化。
    网络丝绸之路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标志事件就是1844年，美国科学家塞约尔·莫尔斯应用自制的电磁式电报机，通过65公里长的电报线路拍发出人类第一封电报。这个事件开启了网络丝路的时代。但其后一百五十余年，虽然人类科技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不断进步，但是由于西方大航海殖民主义实践路径带给人类巨大路线偏差。这个时期，与科技不断向前发展对应的是，人类的政治、社会实践几乎都在殖民与反殖民的纠偏过程中，浪费了大量的发展时间。
    盎格鲁撒克逊人引领的海洋时代（海上丝路阶段的中后期），以海权论为代表，以世界岛的边缘地区族群凌驾世界岛上各族群之上。这种野蛮殖民手段，虽然客观加速全球各地区的连接，历史因此也以霸权给予了其回报。但是当他们完成了殖民全球后，依旧对世界岛上一切企图团结起来、发展、强大自身的族群都保持了极大的敌意。在他们获得了霸权的回报后，并没有主动转向，去促进人类的融合，反而是不断用离岸平衡手这类伎俩挑拨人类分裂、甚至以民主人权名义发动战争以分化人类，挑动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敌对、分裂。因此随着海洋时代的终结，海洋霸权已经转化成负面因素占据主导的人类历史的落后残余。现有的海洋霸权的维持是站在人类分裂敌对的基本环境下的。所以他们曾经尽管用海权连通了世界，但是他们现在利用海洋，把分裂、对抗甚至战火推向世界。他们创造了可以连通所有人类的网络，但是他们却利用网络，对其他民族大搞颜色革命，搞意识形态分化、对立、敌对。他们日益转变成为人类继续快速发展的巨大障碍。
    几百年来，盎格鲁撒克逊人构建出一个基于海洋殖民霸权的利益体系，从世界各地、尤其是世界岛各族群那里抽取巨大利益供海洋霸权国家挥霍。为此他们这一百多年间，将之前2000年丝绸之路出发地，主要玩家中国基本排除出这个利益结构中，彻底切断丝绸之路的基本利益格局，以此将2000年来人类形成的世界岛内各族群利益相互流动的历史传统，扭曲成海洋霸权利用强权从全世界抽血的畸形状态。通过建立畸形的“中心－边缘”国际体制，来维持海洋霸权能通过这个不正常、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不符合大部分人类利益的体系，寄生于人类世界中持续得利、生存。
    ?


    

    

    

    ?
    ?

    ?
    虽然近150年，海洋霸权严重拖延了网络丝路时代的进步速度，但是历史趋势可以延缓但是无法阻止。在盎格鲁萨克逊人不断分化对立其他族群的客观环境中，人类历史以不可阻挡之势向人类一体化不断迈进。欧盟、东盟、非盟等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诞生之后，呈现出日益活跃的状态。全球化虽然有反复，但是随着网络时代的社会日益发展，这种最终一体化的螺旋上升历史趋势不可阻挡。
    而丝绸之路的传统出发地，丝路利益的重要源头——中国，随着1949年新中国建立，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人类大同历史的前进主线迅速回归正位：以中国为人类丝路源头，连通天下的传统丝路格局迅速恢复。
    加入世贸后不到20年，中国就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2011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工业生产国，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PPP（购买力平价）指标回归世界第一，并预计到2025-2030年左右，GDP排名，中国将重回世界第一位置。
    2013年，中国向世界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动人类过往2000年来，实现大同世界的历史主线（丝绸之路）重回正轨！
    2、丝绸之路是两千余年来人类交流融合的核心场景
    纵观过往两千年人类历史，丝绸之路产生的利益，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成为推动人类各个主要族群相互交流、博弈、融合的核心动力。站在中国视角下，它在以下几个层面实现了人类各族群的交流融合：
    1）、商品流：
    当年汉朝控制西域，打通商路。中国开始通过丝绸之路（路上、海上）向世界大量出口高端制造产品，这个趋势几乎在之后两千多年的人类历史中成为一种常态。从开始的丝绸，到铁器、茶叶、瓷器等等，中国的高端制成品长期成为欧亚大陆各族群的爆款产品。直到19世纪中叶，国力相对于西方已经落后的清朝晚期，中国还保持了对西方的大规模出口顺差态势。长期对华逆差的西方各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快消品鸦片来对华大量出口销售，企图消减逆差，实现贸易平衡，还因为鸦片作为消费商品的极端不道德性被清朝禁止。掌握了工业化先行优势，但在商战中却始终打不过中国的西方各国终于忍不住了，由英国挑头，最终发动鸦片战争等一系列侵华战争，才将中国2000年来人类最大生产/出口国拉下马来。但中国随后也不过沉沦了一个半世纪，二十一世纪初（2001年11月），随着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迅速回到历史原有轨道，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成为世界最大商品的制造国和出口国，并在迅速向历史传统的高端爆款制成品出口为主体的生产结构演化。
    ?
    2）、科技、物产流：
    西域、波斯、印度的大量艺术、文化、特产随着丝路大量涌入华夏 。今天在中国大量主流民乐器，都是通过丝路引进的文化产物，比如唢呐、琵琶、各种胡琴等。而在农作物方面，从西域传来的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芝麻、蚕豆、大蒜、黄瓜等，以及海上丝路传来的辣椒、玉米、红薯、花生、番茄等食物极大地丰富了华夏人的餐桌，为华夏成为人类美食天堂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中国丝路开通后，长期向世界传播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技术、商品，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在中亚战争的失败，导致造纸术等技术的流出，为阿拉伯翻译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茶叶、铁器大量进入西域及北方游牧地区，帮他们提高生存品质与战争能力；与华夏长期的对抗交流，使得华夏周边的游牧族群无论技术能力，政治统治水平，战争能力都得到大幅提高。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影响世界历史的主要游牧部落基本都出自华夏周边，匈奴、突厥、蒙古等，东方游牧部落世界范围的强悍表现是华夏文明外溢产品之一。而东方这些强悍的游牧部落向西迁移和征伐，又引发了环地中海文明及印度文明的巨大历史变迁（比如匈人对欧洲的历史巨大影响，蒙古人建立的蒙古帝国，改变了东斯拉夫人和印度 的历史，更由于灭亡了阿拉伯帝国，从阿拉伯帝国流出的大量书籍文化，成为欧洲日后文艺复兴的养料，而说突厥语的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了拜占庭帝国，迫使与东方断绝来往的欧洲被迫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而使大航海时代来临）。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传播则为欧洲地理大发现及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工具。马克思因此在《经济学手稿》中评价：“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
    3）、宗教文化流：
    通过丝绸之路的交往，大量宗教进入华夏，比如波斯的拜火教（祆教），基督教（景教），摩尼教（明教）等，尤其从印度文明演化出的佛教（从婆罗门教演化出的一支异端），从汉朝随丝绸之路进入华夏之后，逐渐深度融入华夏文明之中，促使儒学进入理学时代，最终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外在形式，使得汉地佛教成为华夏文明核心组成部分。印度希腊化的宗教造像雕塑，通过佛教造像对中国相关艺术领域影响巨大；而进入近代史，在寻求救亡图存的中国迎来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支异端——马克思主义之后，迅速使其完成中国化（与中国现实及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并成为中国主导型意识形态，这成功地使中华民族实现了重新崛起。而华夏文明影响力扩展通过丝绸之路最终来到欧洲地区，对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思想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4）、财富、货币、资本流：
    世界各地区的大量财富（货币、资本）在两千年这个跨度中，形成了在大部分时间向中国净流入的特殊现象。使得2000年来大部分时期，中国都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社会之一。宋朝开始中国首创纸币；明朝西方全球殖民引发的白银巨幅进出中国，以及爆发的海洋商业资本与王权的持续斗争；近代史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争、侵略，掠夺走大量中国2000年来积累的巨量财富。我们看到财富流、货币流，再发展到资本流种种历史现象成为很多历史重大事件的直接动因。
    ?
    5）、人流：
    华夏打通丝路后，与西域各族群进行了漫长历史的大博弈、大迁徙、大融合，使得西域最终演化为一个链接罗马帝国、波斯、印度与中国的关键地带。对其控制权的争夺，几乎成为陆上丝路时期相关族群重要行为动因之一。汉朝与匈奴长期博弈，使得大量族群在这个历史大潮里大博弈、大迁徙、大融合、月氏、乌孙、匈奴、大夏、波斯、塞种人、汉人等等在西域广袤大地上你来我往，对撞融合。一些新的民族产生一些旧的民族消亡。更为重要的是，丝路被打开，引动横贯欧亚大陆的之上商品、文化技术、宗教信仰、财富利益大流通大交流。使得丝路各个关键地区的族群、国家，因为丝路带来的巨大利益洪流，在这庞大的利益持续冲击下不断产生巨变，从而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
    比如贵霜王朝的建立，就是月氏被匈奴、乌孙驱赶，月氏西迁击败大夏，被征服的大夏其中一支贵霜建立统治，成为当时天下四强之一，（汉朝、罗马、安息、贵霜）。
    而汉匈斗争最终是匈奴一族最终失败告终，匈奴一部内附华夏， 在南北朝时期深度参与到争夺北方中原地区丝绸之路发源地的争夺，在中国北方建立前赵、夏、北凉等国家，后融入汉族；一部散落在北部游牧文化地区，与当地各游牧部落融合，与之后华夏北方的鲜卑、女真、蒙古人都有相当的渊源；一部被迫向西迁徙。与沿路各游牧部落进行了长期的融合，成为二百多年后迫使日耳曼人南下，动摇罗马帝国统治的匈人的来源之一，完全改变了欧洲史走向。
    丝绸之路带来的巨大利益，在环地中海地区，引发了罗马帝国对东方的野望，丝路利益成为其与波斯长期斗争新的缘由。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诞生兴起，罗马帝国解体消亡、波斯文明的消亡、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蒙古帝国侵入，丝绸之路的利益总是或明或暗地在历史身后进行默默推动。
    在东亚方面，丝绸之路带来的利益，引发了一系列历史进程，华夏周边大量族群与汉族进行了长期的交流、对撞、融合。从而构筑了之后的2000年华夏历史的主线。鲜卑人从属匈奴，后匈奴战败，鲜卑崛起蒙古高原，在南北朝参与华夏北方的权力争夺，大量融入汉族。柔然人从鲜卑人分裂出，被突厥击败 ，部分南迁到辽河，成为契丹人的渊源之一；突厥人，起于西域，原为柔然人部属，后建立东到大兴安岭、辽河流域，西到咸海和中亚河中地区庞大统治区，亡于唐朝和回鹘的联合攻击下；?契丹人，鲜卑人一支别部后裔，曾在北方长期压制宋朝，后被女真人击败，元朝被大量征兵四处征战，采用外婚制，渐渐融入各地，主体民族消融；女真人，起源黑龙江，农耕渔猎畜牧兼为，灭辽后被蒙古击败。后作为满族前身，随着清朝控制华夏政权数百年，基本完成汉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人，崛起与蒙古高原，击败女真人后四处征战，建立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随着在四川钓鱼城蒙古帝国皇帝战死，蒙古帝国瓦解，东亚本部成就元朝，其后历史蒙古族与华夏大地上各族交流对撞，其主体成为现今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
    综上所述：
    丝绸之路通过商品、物产、财富（货币、资本）、科技、知识、宗教、族群等等实现的深度交流碰撞，极大促进了各个族群的历史上不断的巨变。一些族群消亡与历史之中；一些族群在兴衰之中，离开了人类舞台的中心；一切族群日益壮大，成为人类族群中日益重要的成员。
    回顾历史，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三大段历史阶段，进行一番大致的梳理。站在华夏文明的视角下，探讨那些对华夏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以此寻求今天的华夏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华夏文明如何在丝绸之路推动的人类大同历史大趋势里，与其他文明碰撞出什么精彩的火花！
    三、陆上丝路与佛教对华夏文明的改造
    ?
    公元前133年，几乎是汉武帝完成独尊儒术的政治大转型同时，就断然改变了汉初长期对匈奴的和亲战略，针对匈奴发动马邑之战，展开了对匈奴的战略大反攻。为了更好地实现军事斗争的胜利，在马邑之战早几年，汉武帝就派出张骞出使西域，企图联络与匈奴敌对的大月氏，东西夹击匈奴。
    月氏原本在现今敦煌、祁连山一代的游牧民族，后击败相邻的乌孙族，随与匈奴产生冲突。在汉文帝时期，匈奴大破月氏，斩月氏王。月氏一族被迫西迁到伊犁河一带，将居住于此的塞人部落驱离 。随即，在匈奴的唆使下，乌孙继续追击月氏，逼迫月氏再次向西迁徙到今天咸海一带。月氏击败当地大夏后重新建立统治。张骞出使最终找到月氏。但月氏已经在当地站稳脚跟、安于现状，不愿再东行与匈奴交恶。此次联盟虽然失败，但是西域的大致情况已经进入华夏眼中。
    公元前119年， 随着汉军拿下河西走廊，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联络西域各部，尤其是在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此时乌孙与匈奴已产生矛盾），企图促使西域各国与匈奴争斗，以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的，虽然最终未成，但是外交使团派出多路使节，与西域各国建立了稳定的外交交往。
    随着汉朝和匈奴长达百年的相互斗争，汉朝逐步将影响力扩展到西域，公元前101年汉朝设置使者校尉，率士卒数百人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公元前68年，汉朝政府派侍郎郑吉率兵在车师（今吐鲁番盆地）屯田。公元前60年，匈奴内乱，左贤王之子日逐王先贤掸内斗失败后率数万骑归附汉朝，匈奴势力退出西域。汉朝控制西域，随即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其后由于西域动乱以及汉朝内部动荡等原因，西域都护府几起几覆。汉匈长期的斗争，使得原本碎片化的西域各族群，在汉匈交替控制下，逐渐转向与亲向中原汉朝的统一状态。汉朝先进的文明，以及打通丝绸之路带给西域各族巨大利益，使得西域、中亚各部族的利益与华夏紧密捆绑。
    ?控制西域的汉朝不断派出外交使节，加强与西域及中亚各国的交往，最远到达安息（波斯）。随后与波斯人建立了稳定的外交、商贸关系。
    公元97年，甘英出使安息 、企图打通与大秦（罗马帝国）的外交联系“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134]”波斯基于自身与汉朝巨大的商贸利益，（中国生产的当时世界最高端制造品、奢侈品——丝绸，一经走出华夏就风行世界。这是华夏几千年自强主基调下实现的强大先进生产力，通过一种高端制造品的直接变现。丝绸经中亚、波斯一线中转流入罗马帝国，给沿线各族、各国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利益。当时罗马帝国对华夏丝绸狂热追逐，中国丝绸从华夏产地到最终罗马帝国，价格暴涨百倍，导致罗马帝国金属货币大量流出。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提出：“总的来说，罗马对东方的国外贸易，严重入超，必须用金银锭或硬币来补偿。这种金融上的日趋枯竭，也是导致罗马帝国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以至于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强行规定中国生丝价格来遏制罗马人对中国丝绸的消费），为了避免中国跳过中间商直接与罗马交易，波斯人诱骗甘英，在地中海岸边，成功阻止了其前往罗马帝国。这样就阻断了汉朝与罗马帝国的直接联系（外交、商贸）企图,保住了波斯及中亚各地作为丝绸之路关键中转地的地位，让中国生产的高端制造产品丝绸在罗马销售产生的暴利，大量控制在了这些中转环节手中。
    【有些人对当年甘英没能出使罗马感到遗憾。笔者对此唯一有疑惑的是，就以张骞为代表的当时汉朝外交人员素养，出使西域十几年而归的坚韧，岂会来到地中海岸边，仅因畏惧度海耗时过多而退缩？更何况当时丝绸通路已经打开，波斯人欺骗甘英，阻止汉朝与罗马直接联系，就是因为丝绸贸易所含极其庞大的利益。面对如此大利益——减少中间商吃百倍差价的经济动力，甘英何以会退缩？笔者一个猜想就是，甘英为首的汉朝使团，正是从波斯人千方百计阻止汉朝与罗马直接建立联系的表现，看到了利益均沾，维护商路稳定，才能使得华夏长期实现大规模外销售高端奢侈品丝绸的目的。一旦汉朝和罗马建立直接联系，两家独吞丝路利益，利益受损的整个丝路中间段各族群必然群起破坏商路稳定。那么到时甘英与罗马就算建立了直接联系，也将是华夏丝路利益的大罪人。因此笔者认为甘英使团正是看清了现实，所以面对波斯人的诓骗，顺势而为，中断出使罗马。后汉书说安息人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也证明汉朝知道安息人行动的目的。汉朝放弃与罗马直接联系（贸易），其核心考虑就是维护商路稳定,通过维护丝路利益各族共享，来使商路各族与汉朝绑定成为利益共同体。商路通畅，华夏丝绸稳定大量出口，这才能保证华夏利益的持久最大化。】
    汉朝对匈奴的成功博弈彻底打通路上丝路，形成一系列的预想不到的后果，并最终完全改变了华夏历史的走向及华夏文明的演变方向（相当程度也改变了世界史）。
    ?
    1、中国作为丝绸之路始发地的利益格局构建，是基于华夏文明对其掌握先进生产力兑现。
    ?华夏文明之所以打开陆上丝路之后，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丝路利益格局，并持续2000年基本不变。就在于中国始终稳定存在与东亚，并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持久保持了人类生产力最高地区之一的状态。以此事实将东亚持久存在的中国作为了丝路利益格局的存在基石。中国兴则丝路兴，中国衰则丝路乱。
    春秋战国，中国开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汉朝实现大一统，打通丝路获得巨大利益。这些利益，极大吸引了前往西域商路的沿路、蒙古高原、东北等地大量的游牧部落的热切关注。汉朝秉持之前华夏族数千年积累的先进生产力，通过路上丝路的开通，将这个先进生产力浓缩到以丝绸为代表的，这类当时人类高技术奢侈品身上，最终通过丝路兑现出巨大利益。
    汉朝以自身强大生产力为基础，通过丝路获得的庞大财富加持，形成了东亚的超强存在。汉强则四夷归附，他们从汉朝先进的定居文明学习各类先进知识和技能以图强大自身。这一时期是华夏中原农耕文明领先周边游牧民族差距最大时期。
首页 本页[1] 下一页[2] 尾页[2]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小说文学 最新文章
长篇小说《程咬金日记》寻出版、网剧、动漫
亲身经历我在泰国卖佛牌的那几年(转载)
噩梦到天堂——离婚四年成长史
午夜咖啡馆
原创长篇小说：城外城
长篇小说《苍天无声》打工漂泊望乡路底层小
郭沫若用四字骂鲁迅，鲁迅加一字回骂，世人
原创先秦历史小说,古色古香《玉之觞》
北京黑镜头（纪实文学）
长篇连载原创《黑潭》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查看所有文章
加:2021-11-13 00:18:25  更:2021-12-23 17:18:59 
 
古典名著 名著精选 外国名著 儿童童话 武侠小说 名人传记 学习励志 诗词散文 经典故事 其它杂谈
小说文学 恐怖推理 感情生活 瓶邪 原创小说 小说 故事 鬼故事 微小说 文学 耽美 师生 内向 成功 潇湘溪苑
旧巷笙歌 花千骨 剑来 万相之王 深空彼岸 浅浅寂寞 yy小说吧 穿越小说 校园小说 武侠小说 言情小说 玄幻小说 经典语录 三国演义 西游记 红楼梦 水浒传 古诗 易经 后宫 鼠猫 美文 坏蛋 对联 读后感 文字吧 武动乾坤 遮天 凡人修仙传 吞噬星空 盗墓笔记 斗破苍穹 绝世唐门 龙王传说 诛仙 庶女有毒 哈利波特 雪中悍刀行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极品家丁 龙族 玄界之门 莽荒纪 全职高手 心理罪 校花的贴身高手 美人为馅 三体 我欲封天 少年王
旧巷笙歌 花千骨 剑来 万相之王 深空彼岸 天阿降临 重生唐三 最强狂兵 邻家天使大人把我变成废人这事 顶级弃少 大奉打更人 剑道第一仙 一剑独尊 剑仙在此 渡劫之王 第九特区 不败战神 星门 圣墟
  网站联系: qq:121756557 email:121756557@qq.com  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