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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1968，不羁》那些年哪些人那样想那样做[第1页] |
| 作者:山茅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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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兄弟看过成稿后说，现在人们的阅读习惯已经是以浅阅读为主，所以碎片化、娱悦化的东西有市场。谁还有耐烦心去阅读大部头，尤其是描写沉重话题的作品。你这类东西恐怕没啥读者，况且只是极少数人才有的经历，就是当年的那一代人也未必还关注它，后一两代的读者就更不用说了。谁还关心那些陈年旧事？一听兄弟的话，我倒顿时生出一些“白头宫女闲话玄宗”的恍惚。影响了两三代人的事，难道真是逝者如风？我说权当立此存照，对了解那个时代的真实性、完整性有点用吧？自觉写了心安。兄弟想必并不认同我要写这一段过往的理由，只是说那倒也行。 说到形式上，兄弟说前些年畅行纪实文学，现在也还有不少喜好者。你这小说基本上是自传性质的，干嘛不以纪实文学或纪实小说的形式发表，没准还有一些读者。我说没看过类似的作品，也搞不清“纪实”和“文学”或“小说”之间如何关联，咋个才算纪实？兄弟说，你作品的真实成分比那些所谓的纪实文学多得多。兄弟对我的思想和经历了如指掌，故有是说。我想了一下，事情虽然都是真实的，人物毕竟是用小说的笔墨写成，还是以小说形式为好。 四年前，这部小说以《戎州往事》为名在一个网站发，其间发得颇难，发完后不到一月，原网站就找不到该小说了。也不打个招呼，揣度之，是习惯了店大欺客的做派吧。我至今不知何因？倒是有网站转载了。我想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以不同的人物形象来反映它之一角，应该没忌讳了吧？他们的思考，是另一种思想历程，他们的命运，是另一种生存状态。同时，小说还展现了一批跟他们的经历掺和在一起的“生、旦、净、末、丑”诸般社会人物的命运沉浮。 作品这次也可视为始发，权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祭”吧。借这个机会恢复了《1968，不羁》的原名，恢复了原有的一些段落和章节。 但愿这次能完整地面世。 山茅于2018、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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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不羁》（小说连载） 山 茅 引 言 我写这部小说是为了儿子。 儿子在一篇日志中说： 日志到这里本就该划上句号了，但今天的一件事，又实在忍不住要说。我爸前一阵回老家四川去看一些以前的同学，周末先我一步到家，带回2张DVD盘，今天和我一起看的。盘里刻的是今年2月我爸初中同学的一次聚会，纪念毕业40周年，我爸因为工作忙并没有去。他们这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见证着中国的成长，经历了太多太多。令我感慨的是40年后，大家还能聚在一起，参加聚会的有30多人，其中有半数连爸爸都认不出来了，直到他们挨个介绍着自己及当年的外号，讲述着40年前及40年中的点点滴滴，相信这些也钩起了爸爸的回忆，看得出来爸爸对于那次聚会没能赶去参加是颇具悔意的。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四川话基本一句都不会说，听也只能听懂一小部分，到了难懂的地方爸爸主动给我翻译，看着一张张年过半百的脸，看着一张张脸上都挂着由衷的笑，给我留下的绝不仅仅是感动。40年，坎坷的40年，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40年，40年后30多个初中同学还能聚在一起，我真的很羡慕。很难想象，40年后我们呢，那时的我们还能像现在一样吗，写着网络日志，聊着QQ，有机会就一起出去聚聚，有兴致就一起吃个火锅，喝个小酒，我们能做到吗？我不晓得，让时间去见证吧，珍惜现在的点滴，希望40年后我们还是朋友，一生的朋友。 儿子这段话是在大学时写的，当我看到以上这段话时，已是5年后的2012年10月，儿子已病故而离开我了。为了儿子，为了他对我这一代人经历的认知，我丢下手中原本正在写作的东西，先写这一段。 很多年前，我就想把这段经历写出来 ，却因故未能动笔。儿子英年早逝，让我悲痛之余，感到震惊，一种迫切的震惊：即便是在非战争的年代，人也随时有可能离去。 逝者如斯，我若再拖，连那段逝去的岁月也对不住了。 ——谨将此书献给儿子及那一段岁月 山 茅 于2014年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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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号召 1968年12月22日是冬至，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日子，也表示天气开始冷了。当年却因一句话，像天空中又挂出一个太阳，使那个冬天热火朝天。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刊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得知这个消息后，李轼在大街上转了一圈，满眼都是游行的队伍，锣鼓喧天。他觉得这最高指示更像一把火，把这个冬天烤热了，严寒被打破了。一天之间，毛泽东的这一句话把全国的二千多个大中小城市搞得如火如荼，千万家庭彻夜未眠。 最高指示见报后的第一天，吴能到学校看看。他琢磨着上山下乡这件事，之前他已经有好久没到学校了，晓得上山下乡的消息后，想找一些同学问问。校园依旧，绿色掩映着教学楼，不过树木有点萧瑟了，毕竟是寒冬了。没等他找到人，找他的声音倒先响起了： “老吴，报名了吗？”武兴华在学校操场找到吴能，兴冲冲地问。 武兴华是高67级的学生，吴能是高66级的学生，他们都是一个学校要好的同学。相识几年了，武兴华将吴能当作自己的男朋友。她已经打听好，学校按班级安排学生下乡落户，也允许同学间的自由组合。她希望跟吴能一起走。吴能边和她往校门走，边回答她的问话： “没有。” “老吴，昨天游行咋没见你，干啥去了？昨天大街上都是游行队伍，那场面太壮观了。”昨天的兴奋还留在武兴华脸上没有褪去，说话时还那样容光焕发。 “没干啥？”吴能没好意思说昨天他也在大街上，只不过他没有参加游行，是在街边上看闹热。他已经有一年多不去凑游行这种闹热了。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到如今，已经没学生啥事了，学生们基本上没啥活动了。昨天的游行再次把一些学生的热情又激发起来。吴能明白武兴华为啥那样兴奋，她觉得学生又回到舞台的中心。 “老吴，都晓得了吧？咱们一起走吧。昨天我就在找你，我已经报名了。我还写了决心书，坚决要求到最穷困的山区去。” 吴能刚才在学校转了一圈，已经看到不少贴出的决心书，写得都很慷慨激昂的。沉寂了一阵的学生们再度振奋起来，他们又成了运动的主角。他想就是要去，也不着急在早晚这几天，就问武兴华： “小武，咋这样着急？不是才刚开始吗？” “我要争取第一批就走，听说还有人写了血书，不着急不行啊！”武兴华的声调仍然是激动的。军帽下那两把短刷子式的辨子左右晃动。 “我还得想一下……找几个人问问。”吴能的话有些迟疑。心里却在想：写血书，有那个必要吗？ “啊……想一下？啥意思？” 武兴华一愣，像不认识吴能似的看着他。她认识吴能有几年了，在她心目中，吴能就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学生。今天吴能这话实在让她吃惊，立即发出一连串的诘问： “这有啥好想的？毛 的最高指示，那是每个人都必须执行的。你要想啥？又有啥好想的？难道跟着伟大领袖走还会有错吗？” 吴能没有再说话，从昨天到今天他心里也很乱，也晓得一句两句跟武兴华说不清楚。那时家里有收音机的人家不多，吴能家有。那天晚上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但没听全，还有点半信半疑的。报纸上一登出来后，他确信这是真的了。他一直在想这件事，开初觉得这事来得太突然，细想也还是有一些前兆的。 在1966年他们这些高中毕业生准备考大学期间，上面就提出了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厂这“四个面向”的分配安置方针，紧接着来的“文革”把这些都冲了一个稀里哗啦。如今两年多过去了，大学已不招生，工厂生产不正常，根本就无法大量接纳新人员。所谓的四个面向，实际上就剩下一个“面向农村”了。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前两年报纸上报道过北京等地中学生到农村落户的消息，虽说是个别人的行为，但报纸上是大篇幅地报道，显然是一种方向引导。文化大革命促成了这种一锅烩式的上山下乡运动，让他们这一届赶上了。如今，他心中的那个大学梦是破灭了。而下乡去呢？他心里又有一点不甘。不过，现在最高指示让学生都下乡，这不下乡行吗？这不下乡以后又该如何办？昨天碰到的一些同学和熟人都表示要下去，这让他心里更乱了。 今天，当武兴华约他一起走时，他确实没有想好。所以他表示自己还没有想好，要等一下，就说： “小武，就是要去，也不急在这两天，晚几天有啥关系嘛。” “老吴，你咋不像我原来认识的那个吴能了。这事有啥好犹豫的？既然早晚都得走，等一下有啥意义！再说，这是毛 的号召，还需要观望吗？”武兴华的热情碰在吴能的冷淡上，让她的口气透出了很浓的质疑味道。 寒风中，萧瑟的树木衬托出校园热气腾腾的气氛，树与树间，悬挂着不少大红的横幅：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青春和热血洒在广阔天地。满校园的学生来来往往，一堆一堆的人议论着，摆谈着，脸上洋溢着青春朝气。 他们穿过校园，走出校门，走完一段共同的路，回家就不在一个方向了。吴能看着眼前精神振奋的武兴华，晓得她是那种毛 挥手我前进式的热血青年，在这个事情上跟她扯不清的，扯多了难免伤感情。于是说： “你看这样好吧，你随班级先走，或者自由组合也行。我再等等。” “既然这样，你就等吧！”武兴华转身走了，语气有些不高兴，走了两步又停下脚步，“老吴，我高高兴兴来找你，结果你让我很失望。” 武兴华一边往家走一边生吴能的气。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确实没学生啥事了，多数学生们都在彷徨，不晓得下一步的出路何在？武兴华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态，今后出路何在？毛泽东让学生上山下乡的指示一出来，武兴华又看到了方向。吴能对文化大革命不感兴趣了，她晓得，也能理解，但她没有想到在上山下乡运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还这样犹豫。她心里想：他还要等啥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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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第三天下午，方二来找吴能，问他咋打算的。方二跟吴能是一个学校的，是高68级的学生，是吴能的好朋友。吴能的家，方二经常来，是熟门熟路，身体强健的他跨进门，像刮进一阵风。一见吴能，还没来得及坐下，就开门见山地发问： “老吴，你是咋想的？我们班的人都报名了，我是真不想去。农村又穷又落后，年年农忙时我们都下乡劳动过，晓得农村的实际情况，７亿农民的农村去几个知青能改变啥？就像几粒沙子丢进汪洋大海，影子都见不着。但不去又咋办？我到学校没有找到你。这几天我就在家中跟我兄弟扯这事，问他咋想的？他就一句话：想啥想？上头让走就走嘛。你看，反搞得我没话说。我兄弟已经准备第一批就走，我老爸这两天忙着为我兄弟准备行装，还没顾上管我。老吴，你到底是咋个想的嘛？” 方二进门后，一边说，一边就在吴家客厅里转来转去，停不下来。吴能一看他性急的样子，就让他坐下来慢慢说。 “方二，坐下说嘛，别着急。你说的那些知识分子在农村大有作为的话，是过去的最高指示，现在最新的最高指示是强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看清楚了，是让你去受教育的，还说很有必要。不是让你去改天换地了。” 方二性格豪爽，平日说话就干脆。今天也如此，对细枝末节他懒得想，更不愿意去推敲领袖那几个词语间深奥意义。他屁股一落在椅子上就马上说： “老吴，不用管它是让学生去改天换地，还是让学生去接受再教育，哪种提法不都是让学生下乡嘛。在我看来，没啥区别。你倒是说你是咋想的吧。” 这一下，反倒轮着吴能站起身，在厅里踱来踱去了。这是他近些年说话的习惯，不管是在想事还是没想事，连有时跟熟人摆龙门阵，也喜欢边说话连走动。现在，他就边走边回答： “方二，这几天我就为这事想来想去，也没想好。我也是真不想去，但不去又咋个办？不去又要得不？脑壳都想大了。我爸说了，先是自愿报名，自愿报名之后，就要开始动员了。” “我懒球想这些。老吴，反正我跟你一致行动，你不去我就不去，你要去我跟你到一个生产队。”方二的话更干脆了。 吴能和方二都有冬泳的习惯，平日下午都在江边度过。这些天为上山下乡的事，顾不上去了。吴能看了一眼案桌上的座钟，时针已经指过下午5点，天很快就会暗下来，估计到江边也找不到人了。就对方二说： “今天有点晚了。明天下午我们到江边去，问问李轼他们咋样？他们通常下午都在江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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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吴能的考虑 第二天，吴能的母亲问他去不去，并说这是国家的号召，年青人应该响应国家号召。略一停顿，吴母加重了一点语气，我们也希望你去。再说左邻右舍都在看着我们家，不去不妥吧？让人家怎样看待我们家…… 吴能迟疑了一下说：“我不想去，但……还没有最后想好。” 他昨天和武兴华分手后，又回学校转了一圈，问到的人都说要下乡去，还没有碰到一个说不去的人。这两天他一直踌躇不决。 吴能母亲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心里却在想，这几天他们在等吴能说这事，但吴能一直未说，她有点着急，终于忍不住就先问了。一听儿子说不想去，她马上转头看着丈夫。 吴能父亲平静地说：“我跟你妈的意见一样，你应该去，早去早主动。不仅是左邻右舍看着，我们单位上的人也在打听。你注意到没有，毛泽东是如何说的：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子女送到乡下去，还强调了‘来一个动员’，这肯定是一场很大的运动。以后相关部门肯定会有具体的一些措施的。” 吴能父亲还有一些话没说出来，他想既然是运动，就不会那么简单，肯定会有多方的举措，压力会来自各个方面。建国后的每次运动都是逐步深入的，对这些他是太熟悉了。 “看是看到了，我还没有想那么多。”吴能立即回答。他心里却在想，当初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父亲就劝他说，参加政治运动慎重点。这次父亲的态度一反常态，反倒积极了，让他不解。 “你愿意想想，可以。好好想想，我们的态度是你应该去，但你已经是21岁的人了，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吧。”父亲说完话，很认真地看了他一眼。 吴能父母是机关干部，说完话就上班去了。留下吴能一人在家琢磨这事。 这几天，吴能一直在家中想这件事，他没有想好，所以还没有跟父母商量。父母先问到了，他说出了心里的想法，并向父亲投去感激的目光，对父亲的理解表示感谢，没再说话。他心里很矛盾，不晓得是去好还是不去好。他甚至在心里想，要是像武兴华那样想法少点，跟着上头走就行了，该多好呀，可惜自己又做不到那样。“文革”运动让他学会了不盲从，但他现在犯愁的是自己的判断对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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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下午，方二来找吴能，问他咋打算的。方二跟吴能是一个学校的，是高68级的学生，是吴能的好朋友。吴能的家，方二经常来，是熟门熟路，身体强健的他跨进门，像刮进一阵风。一见吴能，还没来得及坐下，就开门见山地发问： “老吴，你是咋想的？我们班的人都报名了，我是真不想去。农村又穷又落后，年年农忙时我们都下乡劳动过，晓得农村的实际情况，７亿农民的农村去几个知青能改变啥？就像几粒沙子丢进汪洋大海，影子都见不着。但不去又咋办？我到学校没有找到你。这几天我就在家中跟我兄弟扯这事，问他咋想的？他就一句话：想啥想？上头让走就走嘛。你看，反搞得我没话说。我兄弟已经准备第一批就走，我老爸这两天忙着为我兄弟准备行装，还没顾上管我。老吴，你到底是咋个想的嘛？” 方二进门后，一边说，一边就在吴家客厅里转来转去，停不下来。吴能一看他性急的样子，就让他坐下来慢慢说。 “方二，坐下说嘛，别着急。你说的那些知识分子在农村大有作为的话，是过去的最高指示，现在最新的最高指示是强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看清楚了，是让你去受教育的，还说很有必要。不是让你去改天换地了。” 方二性格豪爽，平日说话就干脆。今天也如此，对细枝末节他懒得想，更不愿意去推敲领袖那几个词语间深奥意义。他屁股一落在椅子上就马上说： “老吴，不用管它是让学生去改天换地，还是让学生去接受再教育，哪种提法不都是让学生下乡嘛。在我看来，没啥区别。你倒是说你是咋想的吧。” 这一下，反倒轮着吴能站起身，在厅里踱来踱去了。这是他近些年说话的习惯，不管是在想事还是没想事，连有时跟熟人摆龙门阵，也喜欢边说话边走动。现在，他就边走边回答： “方二，这几天我就为这事想来想去，也没想好。我也是真不想去，但不去又咋个办？不去又要得不？脑壳都想大了。我爸说了，先是自愿报名，自愿报名之后，就要开始动员了。” “我懒球想这些。老吴，反正我跟你一致行动，你不去我就不去，你要去我跟你到一个生产队。”方二的话更干脆了。 吴能和方二都有冬泳的习惯，平日下午都在江边度过。这些天为上山下乡的事，顾不上去了。吴能看了一眼案桌上的座钟，时针已经指过下午5点，天很快就会暗下来，估计到江边也找不到人了。就对方二说： “今天有点晚了。明天下午我们到江边去，问问李轼他们咋样？他们通常下午都在江边。” |
| 抱歉，1号那段内容次序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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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生命自由的河流 李轼坐在岩石上，看着眼前的金沙江。 金沙江从海拔五六千米的青藏高原一跃而下，一路狂奔，气势磅礴，经过海拔6000多米的雀儿山，没有停下来歇歇，在沙鲁里山脉和芒康山脉间又奔东南而来。金沙江从青海直门达狂泻至云南石鼓，在横断山脉的深山峡谷中与澜沧江、怒江形成了由北往南，三江并流的世界奇观。三江并流结束后，澜沧江和怒江继续顺着横断山脉南流进入境外。金沙江不愿意遵循横断山脉为它安排的命运——向南而去，它要遵照自己的意愿奔流。当发现从北往南的横断山脉挡住了它东去的道路时，它毫不犹豫地劈开横断山脉而东去。它要向东去，那是它的使命，那怕是先向北奔流一段，于是金沙江从石鼓断然折向东北，穿越5000多米的玉龙雪山，拐了一个大弯后，继续向东狂奔狂泻。那大弯就是举世闻名的大河湾，如此风景奇丽的河湾它也没有停顿脚步。它誓不停留，往东，往东，一路往东。 金沙江在渡口接纳了雅砻江，又声势浩大地越过云贵高原，穿过大凉山脉，一头扎进四川盆地的怀抱，进入戎州地区。一路奔来，２千多公里的征途，这时它河床的海拔高程已经由3700多米下降到300米左右，至此，金沙江的干流落差超过3300米，像从云端一下进入了人境。蕴藏了巨大能量的金沙江，一路风尘仆仆赶路的金沙江，终于把沿途的高山峡谷甩在身后，它闻到了那从远远的谷地传来的温馨气息，听到了那终点——戎州古城的热诚声音。 亘古以来，金沙江就是一条生命自由的河流。它的性格狂放不羁，从发源地开始，它就汹涌澎湃地奔腾。它要自由地流淌，没有任何力量能束缚它，任何要阻挡它自由奔流的东西，都被它冲破了。它的使命就是劈开崇山峻岭，向东而去，完成生命的自然循环。千万年来它奔流不止，自由自在地呼吸，自由自在地流淌。人类无法给它套上枷锁，没有桥梁从它惊涛骇浪的身上跨过，没有舟揖在它的波峰上随意穿行。沿途的高山峻峰像一座座田园客栈无法让它逗留，两岸的雪山森林像无数多情的臂膀也挽留不住它，富饶美丽的河谷敞开了胸怀也不能让它迷恋，无数迷人的湖泊草甸像风情万种的女人，也不能让它动心，它绝不停留。一路东来，终点到了，它卸下被沿途崇山峻岭撞破的盔甲，收起了冲破一切障碍的刀枪，如今用不着了，戎州城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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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这里，就是李轼他们常游泳的地方。当地人称中坝，是金沙江北侧的一个小岛，分为上下中坝，枯水季节东端与岸相连，洪水期成一江心岛，特大洪水时被全部淹没。此处有沙地便于跑跳奔走，也方便躺着晒太阳，有高耸的岩石可以极目远眺，有光滑倾斜的石滩伸入水中，下水、上岸极为方便。更主要的是这里在城市上游，已经离开城区了，僻静空旷，基本上处在无人打扰的状态，而来往路程还不算很远。 12月底的金沙江，已经是枯水期。江面收窄了，虽然还是激流澎湃，速度已经放缓了不少，江水开始澄净了。这时的江流与夏季那种浊浪滔滔，疯狂洗刷两岸土地的劲头不一样了，但仍然是那样桀骜不驯，仍然不停歇地冲击两岸岩石。那些首当其冲的巨大岩石，若干万年来，屹立在江边，虽寸步不让，却也早被冲刷得光滑圆润，没有了棱角。李轼他们身下的岩石就是这样与江水相生相伴了千万年。 李轼坐在岩石上，眼睛看着面前奔腾的江水，心想金沙江从来就是一条自由的河流，不受任何羁绊，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人要跟它比，就差得太远。不过，人的思想可以跟上它的节奏，激越不羁，自由奔腾。 而眼下，领袖却要他们的人生航船驶向一条人工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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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人生大运河 面对浩浩荡荡、一路向东的金沙江，李轼脑壳里却勾画出另一幅大运河的画面。领袖的巨手一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像无以伦比的铁臂挖掘机，顿时在神州大地为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开凿出一条人生大运河。要学生们把自己的命运小船，如鸭子下水一般，扑通、扑通地跳进这条人工渠，往一个方向游去。 吴能和方二到江边时，远远就看到李轼、钟益生都在，连杨建国也在。他们三人是另外中学的，都是初66级的学生，李轼、钟益生都是在江边一起游泳的朋友。 杨建国过去只是偶尔同李轼来江边，大部分时间在茶馆下棋。吴能晓得李轼这个好友由于经常下棋，定力很好，今天没在茶馆下棋，到江边来，肯定是心乱了，坐不住了，来跟李轼他们摆下乡的事。 “李轼，你去吗？”吴能一见坐在岩石上的李轼，就开门见山地问。 “不去。我问了建国，建国也不去。”李轼没起身，晓得吴能是问下乡的事，立即回答。 站在一旁的杨建国点点头，没说话。 坐在李轼旁边的钟益生说：“我也不去。” “李轼、益生、建国，你们都咋想的？”吴能接着问，奇怪他们态度如此一致。 “没咋个想。这事有点太忽然。再过两天就是元旦了，翻过年再说吧。”站在岩石上的杨建国嘴里回答，眼睛仍然像盯着风云变幻的棋盘那样，盯着前方波浪汹涌的江面。 杨建国刚听说这一消息时，一是没太在意，二是心头就很反感，心想咋又搞这种名堂。小学毕业时，小学同学中就有几个下乡的，走的时候全城都搞了欢送会，敲锣打鼓，很振奋。他们都去参加欢送了，一些女生还哭得泪汪汪的，人走了之后，满地纸花。结果没几年就都灰头土脸地跑回来。这次还会有人去吗？随后就发现自己想错了，这次是全都得去，不存在自愿或不自愿的问题，并且多数同学已经报名了。这一下，他才感到形势变了，像下棋时，突然间出现了自己没有料到的变局。 当他晓得李轼不去后，也立即决定不去，但不去以后是一种啥情况，他还没来得及细想。他明白吴能的问话，重点不是问为啥不去，因为不去的理由明摆着的：农村不是他们想去的地方。重点是问不去以后咋个办？他看李轼没有回答吴能的问话，所以他先把心头的想法说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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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晓得吴能在等他的回答，也晓得吴能是一个喜欢听取别人看法，最后作出自己决定的人。当杨建国回答吴能后，他也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老吴，我不晓得建国和益生咋想的。我想得很简单，我不去是我不想在农村呆一辈子，去了就得呆一辈子，去了就是死路一条。不去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李轼，我听说是因为老毛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娃儿，接受的还是资产阶级教育那一套，只会一点书本知识，生产实践一窍不通，革命立场也不稳当。他老人家认为这种状况很危险，所以让学生到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听说到一定时候还是可以回来的，看你咋个说得那样悬乎。”不等吴能开口，方二先说了。 坐在李轼旁边的钟益生，这时变换了姿势，靠在光滑的石崖上，让自己更舒服一点。他晓得方二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但他很讨厌“革命立场”这类官话。他晓得李轼的态度，刚才他们就摆谈一阵了，不等李轼回答，他仰起头先问了一句： “方二，你该不会跟我们讲是为了培养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无产阶级江山不改变颜色这些官话吧？” “当然不会。钟益生，你以为我会相信那一套。我听说就是为了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毕业生分配方式。教育学生要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方二回答完钟益生，又问李轼，“这种提法有一阵了，对吧，李轼。” “方二，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我不相信让学生下乡就能达到这个目的。而且我还觉得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弄坏。说白了，就是国家建设没搞好，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只好让这三届中学生下乡去。其他理由都是扯靶子的，至少是无关紧要的。”李轼回答完方二，把头转向吴能等人，“老吴，你们觉得呢？” “李轼，我也同意你后面说这个原因。既然是这样，你不去，不是照样无法就业吗？况且你不下乡，政策上肯定不会给你解决就业的，恐怕还得有其他不利因素和麻烦。那咋办？总得一二三有一个打算吧。”吴能想得更多，去不去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这一步后,咋个迈以后的步子。他想晓得李轼对此是咋个想的，他从李轼若无其事的神情上猜想，对方应该是盘算好了的。 “老吴，你说的这个我回答不了你，但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我刚才就说了不去还有一线生机，我只是根据我个人情况来选择的。你们情况跟我不一样，完全可以下乡去，也完全有可能调回来。比如说建国、方二，你们都是红五类家庭出身，如果有招工那一天，你们也是有可能调回来的。至于我留在城里不去，自然不会有啥好结果，但我认了。”李轼很平静地回答。 但他心头却在想，一条人工河道，既没源头，又无出口，它能容纳下千万城市知青的人生之舟？它能维持多久呢？早晚会干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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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逆水行舟 狂暴不驯的金沙江从青藏高原直泻进四川盆地，巨大的能量，一路跌宕于岩石上，咆哮于峡谷间，在狭窄的河道中肆意冲撞，没把人类放在眼里，若干万年来江上无法通航。直到进入戎州地区，金沙江才收敛起狂暴的脾气，变得稍许谦和，跟人类和平相处。于是金沙江最后100多公里才有了舟揖之利，近些年来，小轮船可以从戎州通航到上游的新四镇了。 江心，下水的驳船载得满满的，船舷被压得离水面很近，被船激起的浪头高过了船舷。下水船速度很快，有那种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气概，汽笛拉得响遏行动，昂首阔步地从上水船身边滑过，显得那样地流畅轻快。迎面而来的上水船就不那么轻松了，柴油发动机轰鸣着，虽然吃水线还很高，走得依然费劲，在跟江水的博弈中，喘着气，缓慢前进。 江上，每当轮船经过，尤其是上水船开过时，会激起很大的浪头，从主航道向两岸一浪一浪扩展开来。若是在夏日，江边游泳的人，尤其是少年们更喜欢去追逐浪头。在一波一波的浪头中，铺天盖地的浪涛像竖立起来的墙扣下来，领略那种倾刻间被波涛压入浪谷的刺激，享受那种忽儿被浪头拥上浪尖，人比浪头还高的快感。现在是寒冬，浪头小了，游泳的人少了，除了少数坚持冬泳的人，岸边已经没有了盛夏时的人群。缺乏了弄潮儿的相拥相嬉，浪头也感到寂寞，低调了许多，只是默默地起伏翻卷。 而那些在江边逆行的木船，又是另一番光景。面对它，急流巨大的威力发挥得肆无忌惮，没有机器动力支撑的木船，只能靠纤夫一步一步地拽着走，一步一踉跄。 同在江边，闲耍的人和劳作的人想的完全不一样，感受也完全不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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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的目光从江心收回。他的想法跟吴能有些不一样，内心也不像吴能那样纠结。当听到上山下乡这个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去。但对今后具体的事想得不多。 这些天，已经有要好的同学来约他一起走，他明确表示不去，同学问他不去咋办？他说没想过。当杨建国问到他时，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他不是不想，而是觉得想多了没用。当前的事，很简单，自己不愿意被别人左右，选择很明确；今后的事，自己根本左右不了，何必费那个神，走一步看一步好了。 “李轼，要是有人给我打包票，我就去。老子就不信了，苦它三年五载的，有啥球了不起的。不就是下个乡吗？哪个球怕啊！老子……”方二一拍胸脯说。 “方二，你真好笑。哪个敢跟你打包票啊！连政策都三天两头地变，还有啥包票不包票的！”吴能一听方二说打包票就笑了，打断了方二的话。又接着跟李轼说：“李轼，我就是纠结这个事，你说真要让我们下乡落户，不管它是啥子目的，定一个期限，三年五年就可以回来。如三年五年不够，再长点嘛，比如说八年，打败小日本鬼的时间，我也愿意。但要我在农村呆一辈子，这我接受不了。眼看就要上大学了，文化大革命来了，上大学的事算是黄了，现在又来了这样一出，这以后事就更难料了。” 吴能说完，情不自禁地晃起脑壳。他岁数大一些，想的事情更多一些，上大学提都不用提了，眼前不仅有下乡问题，还有个人问题等。想事一多，心绪自然就不易平静下来。 “吴能，在农村呆八年回来，你还能上大学吗？你也不想想那时你胡子有多长了，还说我好笑，我看你比我还好笑。”方二也觉得吴能想得多了，居然还在想上大学的事，一点都不现实。 站在岩石上的杨建国看方二只顾跟吴能扯，就说： “方二，你别跟老吴瞎球扯，老吴的那种担心我也有，下乡可以，定一个期限，比如五六年，我保证头一个下去。现在这种状况就像李兄说的，上头也是没办法，先把大家撵下乡再说 ，以后的事，我看上头也没想好咋个办。我跟李兄交往多年，李兄的状况我当然了解。但说到红五类出身就能调回来，我看未必，方二咋样我不晓得，反正我这个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从来就没有享受到这种出身的好处。我看真要有回来那一天，肯定还是有权、有势、有门路的人能回来。” 方二一听，从下面跃上岩石，点着脑壳回应： “建国，你这话，我方二赞成。钟益生你说呢？” “要我说，下去的时候就像江上这下水船，顺水顺风容易得很。回来嘛，就跟这上水船一样，逆水逆风，拉纤的挣断腰，还不一定过得了滩。”钟益生坐起身，用手指着江面说。他和李轼坐在岩石上看风景，在众人间，他是最不慌不忙的人，好像有恃无恐。 在场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江面，这时的江边正有一条上水木船在跟急流挣扎，江边的水流速比起江心的水流慢多了，加上十多个纤夫的力量，那木船仍然走得很艰难。尽管天气寒冷，纤夫照旧穿着短裤，光着膀子，光着脊梁，光着脚板，艰难地迈着步子，前一只脚踩稳了，才挪动后一只脚，一步一挪，埋头跟江水抗争。让他们看得很压抑，都在想，逆水行舟是进也难，退也难。这状况很符合他们现在的心情，下乡去吧，不愿意，不下乡吧，又该咋个办？ 船渐渐远去，李轼的目光把木船和纤夫都送到上中坝江边，思绪也飞逸到了上中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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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上中坝在上游，地势低，一年四季中被水淹没的时候多，枯水季节才露出来。河滩上全是大小不一的鹅卵石，那是金沙江在千万年的奔腾中，从遥远的地方把它们带来，又一路上把它们打磨成了圆润的模样，最后又把它们堆积成荒滩，自己扬长而去了。荒滩上还有一些巨大的石头，它们也是随江水而来，它们还保留着一些原有的棱角，还没有被打磨成鹅卵石。金沙江视它们为自由前行的包袱，把它们留弃在荒滩上。这些孤独的远方来客，孑然而立，立了多少年？哪个也说不清。 荒滩天高地阔，是少年们的乐园。沙地任随他们自由奔走；荒滩上无尽的鹅卵石，任随他们扔向江面，打水漂耍；荒滩一个，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喊叫，可以无拘无束地疯耍。 偶有学生到那里去搞野炊，三块大鹅卵石支起当灶头，一缕炊烟袅袅升起，伴着少男少女的欢声，在空中弥漫，在水中流尽。夕阳下，荒滩上的鹅卵石被镀上一层金色，江水也泛着金光，多了一些梦幻色彩，让人流连。暮色更浓时，少年们才赶快收拾回家，将烦恼留在荒滩，把欢乐带回家。 那时，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用伟人的话来说：是一穷二白。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贫瘠不妨碍年龄的增长，少年正是爱做梦的年龄，凑巧做梦不需要本钱。有时夏夜还跑到中坝去数星星，琢磨那究竟是咋回事，与人的关系在哪里？ 李轼想这些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如今少年时光逝去了，他们已经成了青年，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烦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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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选择 李轼的遐想被吴能的话打断了。 “李轼，你老母亲是啥态度？我父母说希望我去，但去不去由我自己定，这样我在家里就没啥压力了。”吴能干事想得细，他关注方方面面的情况。 “我老娘说，这是政府针对你们年青人发起的运动，应该去。再说大家都要去，你个人不去行吗？后来她看我没答应，又说你马上就是19岁的人，是大人了。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不要让我操心就行。” “嗨，伯母是说得轻松，哪有不操心的。别看我平常跟我爸总不对付，真要让他为我受夹磨，我也受不了。反正先不走，明年看情况再说 。”杨建国在旁摇摇脑壳，他从小跟李轼一起长大，跟李轼家里人都很熟，也晓得李轼母亲的为人。下午他正在李轼家谈论这些事，钟益生来约李轼游泳，他也跟来，反正也没心思去茶馆。 吴能听完李轼和杨建国的话，点点头。从来了后，他一直在沙地上走来走去，一边跟大家说话，一边想事。他看李轼态度很坚决，觉得李轼是仔细琢磨过这事的，所以他追着问： “李轼，你觉得这上山下乡的政策能持续多长？三四年后下乡知青能不能调回来？这事你是不是来来回回都想过了，如果我们不去，会不会是走错了一步？三四年后人家都调回来了，我们反而四六不靠，那就一步错，步步错了。那时后悔就晚了，这事得一二三四地想清楚了。” “老吴，我也跟建国多次摆过这事，我跟你们情况不一样。不过这事我是前后想过的，好不好我就不晓得了。我学学你说话，也说个一二三，第一，这种政策不可能持续下去。我判断这种政策三五年后就得改变，等积压的失业人口这种压力逐步缓解后，就得改变。我听说 美国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能养活几十个人，我们是六七个农民养活一个人。国家要发展迟早要以工业为主导，用不了这样多人搞农业。第二，这种方式也违背社会的自身发展方向。社会的发展就是从一个城市人都没有，到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人。现在反而让城里人下乡，这种强行改变人的生存方式、生活习惯的作法有悖常理。国民党政府时候的经济也是一败涂地，后头几年物价飞涨，买东西得用口袋背钱去买，如此恼火，也没有让无法就业的人下乡去。新中国发展二十年了，如果还不如旧社会，那就太说不过去了。第三，强迫人的方法最不得人心。我最反感这种作法。国家有需要有困难，可以通过号召、提倡、鼓励等方法进行，这能让人接受。原来也搞过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以自愿的方式进行的。第四，不去的后果是好是坏难说，但我不后悔我的选择，夹缝中也要求生存。” 李轼说话时显得很有把握，说到后来还有一点慷慨激昂了。他哪里晓得这个政策将持续到10年后，如果此时晓得会一拖10年，他不会改变这种选择，而吴能他们就未必会再坚持这种选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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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吴能听李轼这样说，点点头，心里却想李轼可能是因为家庭原因不愿意下乡。在跟李轼的交往中，吴能明显感到由于个人经历的差异，李轼对问题的看法跟他和方二都不一样，独立性很强。就问： “李轼，你这一说，我也有一点感触，我也最讨厌不尊重人的选择。再退一步说，你老爸要不是右派，你会下乡吗？” “也不去。” “为啥？” 坐在岩石上的李轼，眼光落在那奔流不息的江水上。他很羡慕眼前的金沙江，心想金沙江从开天辟地起就是一条自由的河流，无论是洪水季节，还是当下的枯水季节，它都自由地奔流，用奔腾不羁的生命演绎自由的精神。而现实中的人，却不得不做许多违背心灵的事情。当听到吴能问他为啥时，就缓缓地说：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最反感被人强迫干事情。上山下乡，哪个来问过我们的意见？我不管去的人多人少，我个人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 “好！我也不去。我突然明白我纠结的是啥了，不是说能不能调回来，而是去了不是心甘情愿的，心头这个坎过不去。”吴能停止了走动，肯定地说。 吴能心头原本像塞了一团乱麻。他心底深处是不愿意去的，却因为想的事多，像很多根线拧成了线团，反而搞不清那根是主线了。李轼一句“遵从内心的想法”，正好撞击到吴能心头那一根底线。厘清了线头，抽出了主线，吴能马上又恢复成虑事周全，行事果断的模样。 “好！老吴，你不去我也不去。我得先下水去了。跟老子站着说话太冷。”方二边说边从岩石上站起来，又转头对杨建国说，“建国，活动活动，我们两个‘红五类’先下水去‘锻炼锻炼’，让他们摆吧。” 方二说着，脱了衣服，赤条条地在沙地上拿大顶，倒立着行走，活动开后，他准备下水去。在沙地上拿大顶是方二最喜欢的一种活动身体的方式。 对方二的招呼，杨建国摇摇脑壳，表示自己不下水。他不常来游泳，这种冷天，不活动开四肢就下水有点恼火，而要活动开来，他又嫌麻烦。这些天他总和李轼等人在议论上山下乡的事，他也认同李轼的看法，让学生都下乡，主要还是经济上的原因。至于那些“再教育”啊、“培养接班人”啊等说法，都是鬼扯。 “李轼，你们学校有多少人不去？我们学校基本上都报名了，我们班目前就我一个人没有报名。”吴能说这话时，心头有点感慨，想当年‘三好学生'的他，干啥事都走在前头，如今却落在人后了。 “老吴，你们学校正统一些，肯定去的人多。我们学校有多少人没去，我不清楚，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回学校去。建国认识的人多，也许晓得。”李轼回头问杨建国，“你碰到过哪些人？” “我在茶馆时，还真碰到一些其他班级的同学，我估计每个班多的有二三个，少的有一二个。不过我们班还有十来人没报名。但现在还只是刚开始，以后咋样说不准。” 杨建国一直站在岩石上四处眺望，像在下棋时为下一子寻找方向一样。他一面回答李轼的问话，一面继续他的眺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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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残阳已经陷入远处的山脊，把起伏的暗色山脊梁镀上一条弯曲的亮边，与布满霞光的天空截然分开。太阳已照不到江尾了，江尾开始模糊了，已分不清江水与江岸。而斜阳投在他们身后的土地上是另一种景色，一片绿色，枝叶繁盛，把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土地盖得严严实实，不露一点缝隙。淡淡的余晖让无边的深绿有了一点亮色，亮色让绿色生命更蓬蓬勃勃。 “嘿，老吴，你们咋还不下水呀！瞎扯那样多干啥？不就是去不去的事嘛，去就去，不去就不去！赶快游了走吧，今天有点冷啊。”方二已经从水里上岸，寒风一激，直打哆嗦，一边单脚跳着，一边用毛巾擦身上。他看见吴能还在跟李轼摆，就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很了解吴能，吴能干事思维缜密，就是有点爱犹豫，事越大就越犹豫。这有点让他看不惯，“老吴，益生说得对，去是下水船，容易。回来是上水船，难。我们先不去，啥时想去都不迟。” “方二说得对，别想得太多。反正我是不去。下水。赶快游了回家。”钟益生立即开始脱衣服，活动身体后下水了。 已经是三九天气了，江边早没啥人游泳了，寂静、空旷、萧瑟，唯有江水还是不知疲倦地喧嚣，奔东而去。太阳正在迅速坠下西边山脊，只剩下一点点圆弧露在山头上，云霞的色彩正在淡去。暮色渐浓，慢慢地从对岸山林上侵袭过来，淡淡地弥漫在江天之际。寒鸦归巢，急急地飞往山岭，消失在林梢间。 河滩上坚持冬泳的人有七八个，这时也都在准备下水。李轼和吴能一看，晓得时候不早了，跟其他人纷纷下岸，跃入刺骨的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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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夹缝 自“文革”以来，领袖的话以“最高指示”称之，那是一切行动的指针，是必须执行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个关系到千百万学生命运的最高指示出台后，那两天，城里就有不少学生举着红旗，扛着横幅，敲着锣，打着鼓，在街上游行。他们一边挥着旗帜，一边喊着口号：“毛 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闹革命”、“扎根农村，一辈子战天斗地”，游行队伍把几个十字街头塞得满满的。 随后一段时间，除少数的学生是自行联系插队外，城里所有的学校都动起来了，按学校，按班级开始下乡插队落户，不过几天功夫，学生们就走得差不多了。城里满大街晃动着红旗、彩旗、标语、横幅、锣鼓上的彩带，晃动着戴着草绿色军帽的头、热泪盈眶的眼、背着铺盖卷的肩、戴着大红花的胸、拎着网兜的手、穿着解放鞋的脚。下乡的学生们随着一辆一辆的大卡车，驶出亲人的视线，消失在远处，只留下锣鼓喧天的欢送人群和一地五颜六色的纸屑。 很快，对未上山下乡知青的动员工作开始了。 李轼、吴能、方二、钟益生他们在江边游泳时，龙门阵主要就是摆动员的事。 今天，杨建国也来了。下棋需要心静，他这段时间的心头像金沙江一样喧啸，静不下来。有时捏着棋子的手悬在空中，半天落不下去。对手还以为他在长考，等发现不像，敲着桌子提醒他时，他才发现自己走神了心不在此。” 在一旁观棋的李轼悄声对他说：“走吧，跟我下河去。你原本是胜势的他，连忙跟对手握手言和，说抱歉，有事先告辞了。离开茶馆，杨建国跟李轼下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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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吴能看到杨建国来了，问他班上还有多少人没走时，杨建国想了一下，说： “我晓得的有8个。” “建国，你们班真出人才，居然有这样多人不去。” “老吴，此话咋讲？”杨建国有点莫名其妙，不晓得吴能啥意思。 “一个班有八九个人不下乡，这已经够厉害的了。另外，听说你们班有个同学家里，一家三弟兄都不下乡，这还不算人才啊？” “嘿，老吴，你可真能开玩笑，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三弟兄不下乡，我们班不是只占其中的一个嘛，不过，倒确实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过你咋个晓得的？”杨建国晓得是指小孙家，他感到好奇，吴能咋会晓得自己学校的事。 “我听一位同学说的，他认识三弟兄中的哥哥。他们小学时是同学。”吴能回答完杨建国，又对李轼说，“你说这几弟兄想法都那样一致，真不容易，这个家得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啊！” “老吴，国家经济没搞好，弄得来无法安排年轻人就业，只好让学生下乡，这样多的学生，哪能没有想法嘛。一家三人要是都同时下乡了，精神压力可能暂时小点，那经济压力不是马上就来了？还有那以后的精神压力又有多大，哪个说得清？”李轼去过小孙家，晓得他家也很困难。 吴能一直在沙地走来走去问情况。他和方二一样，喜欢运动，一到江边就活动，有时连摆龙门阵也是走来走去的。他听李轼说后，点点头，心想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于是扭头去问坐着的钟益生。钟益生跟李轼、杨建国是小学同学，中学是另一个学校的。吴能想了解更多学校的情况： “钟益生，你们学校咋样？” “老吴，我没细打听，不去的人有，不会太多。其实想法都简单，既然是上头的号召，去就去吧，反正随大流错不了。有想法的人，最后也想管它的，跟着大家走吃不了亏，天塌大家扛。国家政策历来是管多数人，不管少数人，这样多学生下乡了，以后真要有啥事，能不管吗？这是普遍心理。真要说相信是去接受再教育，去建设新农村，那恐怕没几个人。”钟益生回答。 “建设新农村，用这种方法是在说梦话。我们小学同学小吕，建国、益生都晓得的，小学毕业后没考上中学，1964年动员上山下乡时，不到14岁，自愿的，满腔热忱就去了。到现在4年了，肚皮都混不饱，也没人管了，找哪个也没用。如果你问他接受了什么再教育，他开口就得骂娘。” 李轼接着钟益生的话说，他想起了小吕跟他摆的一些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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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小吕那拨知青也起来闹革命，提出要把户口迁回城来。一次小吕碰到李轼，很兴奋地说上头出了一个文件，让他们都先回去，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再解决。李轼心想现在连续三届的中学生都全部要求下乡，人数远远超过之前的老知青，小吕他们那批老知青还能回城吗？还能就业吗？ 就像这眼前的江水，还没等前面的浪头展开时，就被这后面的浪头覆盖了。 “李轼，这两天我就总想，为啥这样多的学生都下乡去呢？难道这样多的人都没有一点怀疑？都相信上头说的这些大道理？而像你说那些道理，就我们这些不想下乡的人明白，别人就不明白？不会到最后我们反而成了大笑柄，不好收场。”吴能做事周密，虽然想好了不下乡，但心里还是有些疑虑，有些担心的。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关注有多少人没去，他的习惯是要把事情搞明白。 “老吴，你疑惑这点，我是真搞不懂，以你的见识，自然在我之上，还有啥想不明白的？我接触到的学生中，多数人是不相信‘文革’这些名堂了，你们学校也应该如此吧。但为啥还有这样多的人要选择下乡去？刚才益生说的话，我也觉得是多数人的心理。再说，真相信领袖话的人也有。你想，一是领袖权威如日中天，不去就得背上落后分子甚至反动分子的骂名，哪个愿意去犯这个险。二是这下乡上山运动跟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完全是一回事，下乡也是政府的一种安置行为。市里相应的机构叫‘市毕业生分配组’。第三，既然是一种分配，大家自然愿意相信早去早调回的说法吧。”李轼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话说回来，我的脑壳长在我肩膀上，我的想法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别人肯定有别人的想法，那是别人的事，那不是我操心的范围。再说，我这选择就是夹缝中求生存，那一线生机究竟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但我相信有。” 是啊，生机在哪里？出路在哪里？看着眼前自由奔腾的河流，大家都一时无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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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愉快地 2018-08-07 21:17:49 1968年不是全国武斗天下大乱吗，据说超级恐怖??，最近才了解那段历史，看了道县，邵阳，广西大屠杀。吓尿了，还好不是生在那个年代 ----------------------------- 其时各地情况大同小异，拙作后面有所提及，但不是本小说重点。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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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人生如棋 岸边高大的乔木那主干依然挺立在寒风中，傲视着严寒，枝叶却萧瑟成一团。偶有树叶，冻得来发抖，飘落下来，飘飘荡荡，慢慢地跌到地面，来寻求大地母亲的温暖。而偎依在大地母亲胸膛上的野草们，还是挺着每一片绿叶，那绿色虽然苍老了，远远看上去，照样是茫茫绿色在野地上蔓延。 对岸的青山连绵起伏，逶迤到上游很远的地方，一直到目力尽头的天际。太阳已经滑到西边，多云的天气，太阳有时露出脸来工作，有时就躲到云层后面休息去了。冬阳懒懒地，发出有气无力的光，给江面和大地铺上一层淡淡的金色，金色幻化出一丝暖意。阳光已经不刺眼了，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太阳的轮廓线，像镶了一圈金边一般，正在慢慢地坠向西边的山头。云层也在向西边聚集，像是要分享斜阳那最后的温暖，当太阳躲在云朵身后时，把云朵的边缘染成玫瑰色。让江边游泳的人，沉静下来，看着那梦幻般的色彩，生出许多遐想。 方二打破了沉寂，原本在沙地上倒立行走的他，停下来告诉吴能：他兄弟安顺走了。 当初他父亲就希望他兄弟二人能到一个生产队去，还指望他照顾刚16岁的安顺。结果兄弟痛快地走了，他却没去，现在他父亲又在催他赶紧走。到他们学校的工宣队并不是他父亲厂里的，是另一个厂的工人。工宣队的人已经找过他，动员他赶快走。对他说你是工人的后代，下乡前途一片光明。方二一听，在心里说：玻璃瓶里的苍蝇，前途光明，出路难找。 一看他不吭声，工宣队的人不耐烦了，不等他说话，把手一挥说：啥话都不要说，革不革命，就看行动了。好像方二就是一只苍蝇，一挥就可以扇下乡去。方二一看工宣队那个阵势，根本就没有他说话的份，借故躲了。 他问吴能：“老吴，你咋样，上你家了吗？” “来过了，我正好不在家。听我妹说也是来势汹汹，我准备躲，不惹他们。诸位也躲躲为好，工人师傅们现在是领导阶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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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吴能在“文革”中跟工人组织打过不少交道，晓得他们的脾气，劝大家小心点。 在他们当中，钟益生日子最轻松，没人来动员他。他不在户口所在地住，住的地方是爷爷家，父母单位又在外地，成了三不管。 “我家也来过了。撞上了，人还很和善。”李轼从岩石上站起来，脱掉衣服，到沙地上活动。他脑壳里除了不去这点是清楚的，其他也是乱麻麻的，但他懒得想，心想还是下水游泳放松放松。 杨建国站在岸上，天气仍然很冷，他双手插在裤兜里，看着李轼他们在江中翻腾。要在往日，他也就下水了，今天他实在没有心情游泳，连下棋的心情都没有了。工宣队的人已经拜访过他家，跟他讲了半天的革命道理，他没有听进去多少，脑壳里想的是咋个脱身。没等他想出主意，工宣队的人大概是有事，先走了。他反身又到李轼家了，问李轼的意见，李轼很干脆地回答：想不明白，就先缓缓。他们一起去了茶馆，碰见几位校友，也在摆动员的事，一起摆了几句。在茶馆里的校友都是选择了不下乡的人，他静不下心来下棋，又被李轼拽到江边来了。 过去他常听说“人生如棋”这句话，他觉得很有道理。现在他又觉得人生不如棋了，棋盘上的棋好判断，好走，就面对一个棋手。人生的棋不好判断，不好走，面对的不止一个棋手。而有时面对的棋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举起的棋子不晓得该往哪里落。杨建国清楚父亲内心是希望自己下乡去。父亲一辈子忠厚、老实，在单位是一个听领导话的模范员工，从不干与上面精神不相符的事。他想自己要不去，恐怕难过父亲这一关。从小就独立性很强的他，平常可以不听父亲意见，在下不下乡这件事上，不能不在乎父亲的想法和感受。 摆在他面前的事就像一盘棋，落子无悔，一步走错，全盘皆输。棋好下，输就输了，输了可以重来。而人生这盘棋，不好下，一步错了就没法重来。不过有一点倒是一致的：人生和棋局都有主动时，也有被动时。 如今他就处在被动的境地，感到这种窘境和压力，就只好像下棋一样，先走一步应手，看对方落子后再说。先不报名，等一阵，看下一步情形再说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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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童队长 工宣队的童队长迈进李轼家。他一进门，一屁股就坐在李轼家中唯一的那把藤椅上。 童队长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煤矿工人，个子不高，跟李轼差不多，倒是壮实得很。他阴沉着一张削瘦的脸，一脸的褶子，第一眼就给李轼留下不好打交道的印象。后来跟童队长打过几次交道后，李轼才晓得童队长的为人并不像他那张阴沉的脸，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而童队长的性格跟他的身板一样：敦实憨厚。他虽然是工宣队队长，在李轼看来为人还算和善，至少不像有些工宣队员那样张扬，一付不可一世的样子，好像真能领导一切似的，因为那时领袖说过一句话：“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 童队长戴着一顶深灰的鸭舌帽，穿一件皮夹克，裤子就是单位发的工作裤，脚上是一双翻毛黄皮鞋。李轼打量着童队长的黑皮衣，想这皮衣服值钱，黄皮鞋有可能是工作鞋，也值点钱。童队长从第一次到他家，到最后一次见面时，一直就是这身穿着，没再换过。 童队长每次来都跟李轼讲各种革命大道理。但他第一次进李轼家，说的第一句话却不是革命道理。他在藤椅上挪挪身子，坐得更舒服后就开口了： “小李哇，你家原来就住一间房嗦？” 看着童队长那张阴沉的脸，李轼一愣，心想这童队长没有直奔主题，倒还有点近人情，转念一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晓得他是打啥主意？无非是绕弯弯，只是点点头： “嗯。” “跟老子原来城头人也有住得这样窄的嗦。”童队长打量着房间内的３张床、一张书桌、几个凳子，已经把房间塞满了。 “嗯。”李轼又点点头。他坐在旧书桌旁边的凳子上，心想这不是明知故问嘛，还是心存戒备地看着对方。 “跟老子还是我们乡下好哇，住得宽敞，就算是破草房，起码也有三四间，不像你家连转身都打不过嗦。” 李轼一听，心里说，终于来了。绕了一圈，绕到“乡下”了，这才是你童队长想要说的事。看着那冷冷的脸，李轼心想你哄鬼呀，乡下好？乡下好你干啥还往城头跑？他没再答应，想看童队长咋个往下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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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这时的童队长，也在打量跟前这个瘦筋筋的人，跟前的人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紧张，一脸的平静，眼神冷冷的，看不出脑壳里在想啥子。他心里想：城头的学生娃娃，大家都服从号召，二话不说就下乡了，这小子还在想啥子嗦，还硬要顶着风头不去。看不清形势，明摆着要吃亏的哇，年纪轻轻的，不能让他犯错误，还得劝他去才是嗦。于是从衣袋中摸出纸烟盒，抽出一根，客气地一问： “会抽烟嗦？来一根。” “不会。”李轼会抽烟，没瘾，一般也不在家抽。眼下则不想跟童队长有瓜葛，就回绝了。 他看出童队长抽的烟是一种便宜的烟，一毛钱一包的‘春耕’牌。他看见童队长四下扭头在书桌上找烟灰缸，就说：“家里没有烟灰缸，烟灰就抖地上吧。没关系。” 童队长一边眯着眼抽烟，一边睁大眼吐烟气，不紧不慢地开口了： “小李哇，我是一个大老粗，没啥子文化，跟老子认不到几个字嗦。你看你墙上贴的那些字，我一个都不认得。我也不会说话，有话就直说。同学们都走了哇，你咋个还不走嗦？” “不想去。” “为啥子不想去哇？” “不为啥子。” “不为啥子？不为啥子！跟老子那你总得有一个理由嗦！” 李轼心想，理由当然有，管事的人不干正事，经济一团糟，年青人就不了业，让我们下乡，凭啥？不过这些想法只能放在心里，一说出口，就会带来麻烦。所以只是说： “我觉悟低，理解不了。为啥非要我们下乡。” “你看绝大多数的学生都理解，跟老子都去了哇。你说不理解，那好办得很，跟老子就不用理解，照着做就行了嗦。到了农村再慢慢理解也来得及哇，革命不分先后嗦。跟老子，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你理解要执行嗦，不理解也要执行嗦，这不仅是态度问题，更是立场问题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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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 李轼明白这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没有理会。心想文化大革命真是锻炼人，连童队长这种自称不会说话的人，如今都能说得一套一套的。他也看出童队长虽然是阴着一张脸，却不是那种以势压人的人，内心是一个善良的人，于是说： “童队长，你说乡下已经有好几亿农民了，比亚洲其他国家的总人口还多，还要我们去干啥？” “小李！不要跟老子扯啥亚洲非洲的！我问你，这跟乡下有多少农民有啥子关系哇？我跟你说，这跟你们年青人走不走革命道路有关系嗦，跟你们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有关系嗦。跟老子，这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你得从这个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哇！”童队长狠狠地抽了一口烟，眼睛直瞪着李轼。 看着眼前的童队长，在那旧藤椅上晃来晃去，压得藤椅吱吱响。李轼心想，你也未必就相信这些屁话。至于自己，他从来就没有奢望过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自己老爹是右派，自己早就被划归黑五类子女了，还扯啥接班人不接班人的。但他明白，这些话私下里在朋友堆里说还行，要在公开场所说，在工宣队面前说，那是自找麻烦。他避开童队长的目光，敷衍一句： “这样多的人下乡去了，既不多我一个，也不少我一个。我看农村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去。” “我再跟你说一遍哇！跟老子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嗦，也不是农村需不需要你的问题嗦，是你需要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需要在农村锻炼成长的问题嗦。”童队长的声音有点提高了，那张脸是真的阴下来了，“你晓得不？你们这些学生娃娃，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要再不下乡，连麦子韭菜都分不清楚！” 说到这后面一句话时，童队长很激动，好像这些学生娃娃分不清韭菜麦苗是一件很不应该，甚至是很可耻的事。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已经快烧到手指了，才把烟屁股丢在地上，又狠狠地踩一脚。 李轼最烦这类官腔，尽管是由童队长照搬过来的。不过他不想跟童队长扯这些，也不想激怒对方，就冷冷地回了一句： “我没有看出来为啥要这样成长。还是刚才那句话，我还没有理解，等我理解了再去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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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 李轼没有把他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他觉得童队长的激动有点莫名其妙，不要说他们这些学生一年两次下乡劳动，分清麦苗韭菜是轻而易举的事。就算分不清，哪有啥关系？我本来就不想当农民，我分清这些庄稼有啥意义和作用？反过来，把农民放到工厂去，他能分清工厂里的车床、刨床、铣床吗？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把这一行的放到另一行去，用另外的标准来要求他，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人哪能啥事都晓得啊，这根本是不可能也是没必要的事情。 “李轼，像你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跟老子更应该早点到农村去改造思想哇，跟不好的家庭出身划清界线，走革命道路嗦。你不去没有好结果！”看着李轼不理不睬的样子，童队长的话强硬起来。 “童队长，我家庭咋了？我家庭也不是剥削阶级，父母都是靠劳动吃饭的。父亲政治上有问题，是他个人的事情嘛，跟我们当子女的有啥关系？再说，我出生的时候他还不是右派，咋就成了出身不好？这算啥逻辑？”李轼没有回避对方的眼光，而且提高了声音。他看出童队长是一个厚道人，忍不住发起了牢骚。对这问题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过去在学校不好说，现在无所谓了，既不升学，也不就业，跟老子大不了就是卷起铺盖下乡去，有啥好怕的。 “你晓得不？党有政策哇，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对出身不好的人也是重在表现的嗦。跟老子，你实在想不通不关事，还可以再想想哇。时候不早了，我明天再来嗦。”童队长虽然还是一口大道理，语气却是缓和下来。 童队长看出李轼是个性子犟的人，这种不晓得天高地厚的人肯定要吃亏。他想，跟老子难怪你爹成右派，肯定也是这种不晓得深浅的人，跟老子管不住自己那张嘴巴。不过他不愿意像一些工宣队员那样给对方上纲上线，他觉得那是在“整人”，他看不上那种人。虽然他也总把“路线问题”、“立场问题”挂在嘴上，但那就是例行公事，顺便壮壮声威。他心里想学生娃娃都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都是受党教育的，能有啥大问题，最多就是思想落后点。 李轼也松了一口气，看着那把旧藤椅，心想童队长要再不走，或再晃几晃，旧藤椅非散架不可。别看李轼家窄，朋友们都爱来坐着摆龙门阵，而哪个先来哪个都爱坐这把藤椅，因为它坐着比木凳子舒服。童队长一走，李轼就找棍子把藤椅加固了，免得人坐上去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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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孟队员 果然，第二天童队长又早早来了。 童队长又把身子往那把藤椅上一靠，坐舒服后，就跟李轼摆起龙门阵。 李轼其实还是很同情童队长的。童队长原来就是农民，后来家附近有了煤矿，他到煤矿挖煤，干了十来年，调到一个国营大煤矿，转成正式职工，老婆儿女户口还在农村。大的儿子是初一学生，这次也下乡，算是回乡知青。童队长对李轼说： “我也舍不得让娃儿回去，他比你还小两三岁，才16岁哇，原来以为读书后能在城里找一个工作，跟老子这下子又缩回去了。但这是毛 的号召，我们必须执行的嗦。这个没二话好说。” 看着童队长不苟言笑的脸，李轼心里说：这种号召有啥道理？哪个愿意去就让哪个去吧，干啥要强迫不愿意去的人也去。我自己为啥就不能作选择？但这层意思跟童队长是说不清楚的，在童队长的心中，领袖的话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他在心里觉得童队长这类人很可怜，脑壳长在别人的肩膀上，居然相信在一个国家里就只有一个人说的对。话说回来，童队长也许就是职责所在罢了，也许心里另有想法，不跟自己说罢了。这样一想，他不愿意跟童队长说下去，心想你爱说啥就说啥吧。 “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了完成任务哇，跟老子我是为你好。说句心里头的话，你去不去跟我个人有啥子球关系？你去了，我回矿上挖煤，你不去，老子回矿上照样挖煤嗦。” 接下来一周，童队长几乎天天来找李轼，一坐就是半天，把那些道理翻来覆去地讲。走时留下一地的烟屁股。李轼由着他说，不得已时就简单回答一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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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有一次，童队长还带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队员，他介绍说姓孟。孟队员一身工装，很朴实，唯独脚上的一双三接头皮鞋锃亮，与童队长那翻毛皮鞋相比，透出时尚。破“四旧”的风已经刮过去，人们在穿着打扮上的限制松动了一点。 童队长仍然往藤椅上坐，那是在靠门的位置，透气些。孟队员坐在靠书桌的凳子上，那锃亮的皮鞋尖就不停地在点着，像在为一支进行曲打拍子。孟队员也是一根“烟枪”，他和童队长喷出的烟雾有时轮番在室内盘旋，有时一起在室内缭绕，引得李轼很馋，也只好忍住。 李轼看见童队长悠闲地把帽子取下来，放在椅子侧面，然后看了年轻队员一眼。他明白童队长是让孟队员充当主力了。 果然，孟队员一清嗓子就开始了。他记忆很好，张口就给李轼背了一段最高指示： “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童队长在藤椅上晃晃身子说：“小李，你看毛 说得多好嗦，一切可以去的知识分子都要去。我跟你说，农村宽得很哇，跟老子再去多少人都装得下哇。” “童队长，你太抬举我了，我就一个初中生，离 知识分子还远得很。起码是中专生、大学生才算得上知识分子嘛。啥时候把我们升格成知识分子了？”李轼心里真觉得好笑，就说，“这都是毛 很早前说过的话，是农村搞合作化时候，是鼓励那时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担任会计、技术员这些工作。” “小李，毛 说的话，哪个时候都管用哇！”童队长晓得李轼在绕弯弯，直截了当地说，“跟老子下乡干啥有啥关系，只要下乡就要得哇。” 不等李轼回答，孟队员把烟屁股往地上一丢，脚尖停止了打拍子，一字一句地说： “李轼，你说你不算知识分子，那就算是这样吧。我问你，你算青年吗？” “这话啥意思，有啥算不算的，我就是青年嘛。” “好！既然你也承认自己是青年，那你就看毛 是如何对青年说的。” 李轼一听就明白了，对方把自己绕进去了。从《毛 语录》发行于世后，他们这些学生基本上把毛泽东的语录背得滚瓜烂熟，毛选四卷本也整得同样烂熟，都是为了在辩论时作为“矛”或“盾”的。所以当年轻队员一说到这里，他已经猜到对方要背诵那一段了。他心想跟老子够阴的，果然，那年轻队员很麻利地背了一段语录：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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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这段话，李轼太熟悉了，可以说那时的学生都很熟悉，常挂在嘴边的。如今这话也套在自己脑壳上来了，只是他现在对这话已经有自己的理解了，这种在特定时期说的话，不能永远行之有效。退一步，就算它有效，也只是一个标准，不是唯一标准。再者，跟工农结合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并非一定要背着铺盖卷下乡去。当然这些念头，不能跟对面的童队长和孟队员说，一说就是大麻烦。 孟队员一背完，立即就盯着李轼问：“毛 的话不用我跟你解释了吧，你作为一个青年，是不是该立即下乡去。” 对方问话语气平缓，内容咄咄逼人。问话是在意料中的，李轼并不在意，心想，你不就是运气好点嘛，早几年没考上高中，又当了工人嘛，你神气啥。要不然，你也是知青，也该下乡。所以平静地回答： “毛 说了，和工农结合嘛，就是说和农民和工人都可以嘛，我就是想和工人结合，这没错吧。” “当然错了！像你这种人，跟老子根本就不配和我们工人结合。你想进工厂，那是做梦！你这种人就只配到农村去，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跟老子好好改造思想！好好改造世界观！”孟队员终于被李轼软中带硬的话激怒了，一下从坐着的凳子上站起来，一巴掌拍在旧书桌上，震得笔筒里的笔往外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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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从他声音里听出来的不单是火气，而是火药味。他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就凭你还想把老子哄下乡去。他没作声，看了一眼掉在书桌上的笔，心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李轼这时想起前些天吴能说的，到他家去的工宣队员都是那种性格直爽强悍的人，一听你对上山下乡运动不以为然，立刻就说你思想反动。吴能说他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工人，对上面说的是坚信不疑的，他一看是这种情况，就三十六计走为上。李轼想吴能尚且招架不住，自己更得逃之夭夭。 童队长让孟队员坐下慢慢说。趁这个机会，李轼跟童队长说要先上厕所方便一下。坐在门边的童队长一点头，收回腿，李轼立即侧身走出门，厕所在院子的尽头，那里离院门不远。他立即出院门，扬长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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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庙跑不了 “伯母，建国不在家？”李轼刚进杨建国家门，碰见建 亲，就问她。 “刚出门，没去你家？” 李轼一听，晓得杨建国肯定去茶馆了。他刚想离开，杨母就拽住他悄悄说：“杨建国刚跟老头子吵了一架，一摔门走了，我还以为去你家了。” “为啥吵？”李轼明知故问，他晓得杨建国肯定又是跟他爸为上山下乡的事争吵了。他听杨建国说过已经吵过几次了，而杨建国的父母，当着他的面，也埋怨过儿子好多次。 “还能为啥？还不是为上山下乡的事嘛。刚开始还好点，这段时间一说这事，俩爷子就吵架。”杨母继续说，“你去劝劝老头子，让他不要上火。” 杨建国的父亲叫杨立信，文化程度不高，是单位的电工，对电工那一套很熟练，对无线电知识也很在行。杨建国受他影响，从小就爱摆弄矿石收音机，后来又摆弄电子管收音机。杨立信跟李轼父亲曾是同事，住一个院子，两家曾是邻居。后来李家搬走了，但相距不远，李轼常去杨家，跟杨立信很熟悉，摆龙门阵也很随便。杨建国家有两间房，但人多，也是挤得很，炉灶只好摆在门口过道上，人过时也得顺一边走。当李轼随杨母进房后，杨立信先跟他打招呼： “小李来啦，建国没去你那里？” “没有。可能去茶馆下棋了。” 李轼这样回答，是晓得杨立信小时候就教杨建国下棋。从让子开始，到平下，到后来杨建国不再跟他下，因为父亲远不是儿子的对手了。作为父亲，杨立信当然晓得儿子的兴趣。 “他还有心思下棋，我这里都被单位逼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了。”杨立信接着说：“你们从小就要好，我晓得你说的话，他能听进去。你帮我劝劝他，让他早点下乡去。” “伯父，我自己不去，我咋好劝建国去。这事还是让他想好了再说吧。” “小李，我是看着你们姊妹长大的，你不去，我晓得是有你的考虑。我不劝你去。你父亲的情况我们都晓得，政治上的事我不说，他的为人我们都很尊重的。但这上山下乡，是躲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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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童队长刚开始发现李轼态度还行，后来他才看出来李轼把他的那些道理全当成狗皮膏药一样，不予理睬，根本就不往心里去。不仅如此，童队长发现李轼在躲避他，有时他早上8点就到李轼家，就见不到人，说是出门了。童队长改变了策略，吃中午饭时间来光顾，还是见不到人。 原来李轼小妹李芷一看童队长来了，就到院外去等到李轼，告诉他情况，他转身就走了。 一日下午，李轼从茶馆回来，早上他就和杨建国到茶馆了。杨建国和一些校友天天泡在茶馆下棋，工宣队的人在他家连续等了好几天，连人都见不着，就把动员这差事转交给他父亲单位，让单位上的人动员他父亲，再让他父亲动员他。杨建国原本就少有在家呆，遇到这种情况，就更少在家呆了。李轼跟他分手回家，还没进院子，就看见钟益生在垣墙外面，有点奇怪，心想过去朋友们来找自己，如不在，要嘛是在家等自己，要嘛就径自走了。今天咋啦？刚想问，钟益生迎上来说： “你家有人，像是工宣队的，我进去看一眼就出来了。” 李轼问长得啥样？钟益生把那人长相穿着一说，李轼说： “就是童队长。怪了，他原来都是一早就来光顾我家，今天咋改成下午来了。” “想必是上午堵不了你，下午来堵你吧。我看他抽烟挺凶，一房间烟味，满地烟屁股。” “他是一杆老枪，让他抽去吧。我们下河去。你那里咋样？” “我那里是三不管的地方，没人来动员我。” 李轼和钟益生一起下河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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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和童队长最后一次见面时，童队长说： “小李，跟老子我晓得你烦我。我跟你说点心里话，我晓得我说的这些劝不动你，我也就不劝你了哇。我们很快就会撤回去。但我只问你一句话，你不去你能干啥子哇？跟老子总不能靠父母养活一辈子吧。”说到这里，童师傅想起上面交待的精神，要打消对方心存侥幸的心理，把退路堵死，只能走下乡这条路。就提高了声音，“因为政府是不会安排你们这种人参加工作的！换句话说，就是你们没有任何出路！更不要说前程了嗦。” 这几层意思，童队长已经倒来倒去告诉过李轼若干遍。李轼没有回答，因为他真不晓得出路在哪里？他回答不出来。不过，他晓得自己的出路不在农村，他明白自己要啥和不要啥。他要的是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这点童队长已经说得斩钉截铁：不可能。而童队长说的下乡这条出路，却是他不要的，他在心里也说得同样干脆：不可能。 李轼晓得童队长是一个厚道人，也明白他是为自己好。但他打定主意不下乡，心想总跟童队长争论也没啥意思，要再遇到那种年轻队员，麻烦大了。到后来，他干脆就上钟益生家去住了，白天晚上都不在家。 童队长扑了几次空后，晓得李轼是故意躲开的，也不再来找他。童队长在离开李轼家时摇摇头，心里想：年轻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你能躲到哪里去？和尚能跑，庙能跑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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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大年三十 1969年的春节在2月中旬，这个春节对李轼来说，印象很深，接连发生的事都是他没有料到的。 年前，当领袖要求学生上山下乡的指示见诸报端时，离1969年元旦没几天了。第一批学生要赶着到农村去过一个革命化的元旦，在元旦前就下乡了。武兴华就是其中之一，这批人不多。元旦一过，更多的学生又开始动身了，心里都在想既然早晚都要去的，那就不如早点去。顺便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这也是一种革命觉悟高的体现。 好多年来，春节对李轼来说，并没有特殊的意义，家里人都把它当平常日子过，既没有放鞭炮、也没有贴春联，也没人给压岁钱，也不像有些家庭那样，孩子们要换一身新衣。唯一的就是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母亲要张罗着做一顿好吃的年夜饭，有些东西甚至是提前几天就准备好了。为此给家里的每个成员都分派点任务，或是去排队买东西，或是洗被褥蚊帐，或是搞室内卫生之类，不让每个人闲着，都要为春节高兴地忙碌着。 大年三十，天有点阴。 天气阴冷，阻挡不了老百姓过节的好心情，也阻挡不了家家户户对大年三十家人团聚那一刻的冲刺。只要情况许可，在外地工作或安家的配偶、子女总是像倦鸟归巢一样，急急忙忙往家乡赶，要在老家过一个团圆年。钟益生的父母也从渡口回来过年，昨天已到家。李轼的大姐二哥都在外地，二哥早些天来信说今年要回家过年。现在也像所有的倦鸟一样，正在往家“飞”，拎着行囊，在候车的地方焦急地等待，急急地挤车。中国人传统的喜庆颜色——红色，再一次跃上家家户户门前，那是火红的春联。当然春联内容是更具革命化了，诸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之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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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当地过年的习俗很多，李轼家都把它简化了，唯独在吃方面还保留一致。初一早晨必须吃汤圆，这是家家户户如此的，而且讲究自家做，因为商店里没有生汤圆卖。 半个月前，院子里各家已凑钱把院里闲置一年的磨子修好，到时各家就可安排时间推磨了。往往提前二三天，把做汤圆的糯米泡好，最迟在大年三十这天，各家都要把糯米推成浆，然后吊干或压干，就等初一早晨做汤圆了。有些家还要做鸭儿粑、黄粑之类，也需要在大年三十这天把它推出来。这一天，院子里的磨子就没有空下来过，有时院外附近的人也有来推磨的。过去，李轼也是家里推磨的主劳力之一，今年李轼家没人操持此事了，过去推磨觉得烦，现在没磨可推也觉得烦。看着别家都在忙，他有一种无所事事的失落感。 院子里十多户人家都在为年夜饭做准备。院子里五音五味俱全，大人的吆喝声、小娃儿的喧闹声、炖鸡的清香、烧鱼的鲜香、熬肉的浓香……各种声音和味道掺杂在一起，很是闹热。忙碌辛苦了一年的人，愿意把平日舍不得花的钱用在这天，平日的节衣缩食就是为了今晚的餐桌更丰盛一点。一年来的艰辛都要在这一年最后的晚餐中得到慰藉，一家人能平安地坐在一起吃个团圆饭，其乐融融，一起摆龙门阵，过往的欢笑和愁苦就算过去了。来年如何？不管是好的歹的，一家人都往好的方面期待着。中国的传统节日中，中秋节又叫团圆节，但中秋节家人团不团圆，人们并不看重，大年三十才是人们最看重的团圆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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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对老师来说，此时正是寒假，原本是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而李轼的母亲却到了文教系统的学习班。“学习班”，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尤其是适宜于解决各类“思想”问题，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屡试不爽，经过二十年的运用，早已是炉火纯青。面对一些顽固而坚持不下乡的学生，给其家长办学习班，自然是一种首选方法。家长被集中起来学习，有一种很好的群体效应，学制极其灵活，一旦解决问题，即行毕业。因为李轼没有下乡去，他母亲也被“请”进学习班，眼看到了大年三十还没有“毕业”。家里没有主事的人，唯一的那点忙碌年夜饭的年味也没有了。 虽说是年节了，为躲童师傅，李轼已有一段时间不在家呆。下午他从钟益生家里回来一看，家里冷清清的，转身下河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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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沿河看柳 正是六九天气，谚语有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之说。 蜀南地区，冬天时很多树木叶子仍在，不落叶。不少树木要到来年三四月份，新叶覆盖时，旧叶始去。所以，这时山上的松柏照样苍翠，桢楠、香樟也是绿色如往，只是颜色陈旧了些。而此时的柳树又率先披挂上了新绿。 这时的杨柳如在近处看，绿色并不浓烈，呈现出一种鹅黄的叶芽，绿色是若有若无。但放眼远处，一排一排的柳树，万枝摇摆，新绿一片，带给感官的是春色萌动，春到人间了。与之呼应的是那树下的草丛，已经有了许多新叶，只是因为小，被去年的旧叶遮掩了，不起眼罢了，一场春雨后，它们就会快速地钻出来，再来一场春风，它们又会重新铺满原野。 冬春之际的金沙江虽然仍是激流奔放，却沉稳多了，江水也清澈了许多，江面也窄了许多，最窄的地方不到二百米了。岸边较平的地方，河滩退出来很多，陡峭的地方，原来没在水下的岩石也露出来。最冷时候的三九四九虽然已经过去了，江边还是寒风阵阵，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这样强的风，在江边却很明显，那是因为大江的流动产生的风。金沙江还是那样明快跳跃，天空反而很阴沉，已经立过春了，蜀南地区的初春总是有淅淅沥沥的小雨，夜雨尤多。而这个城市春节那天，多半是在小雨天或阴天中度过的，人们已习以为常。 这时的江边也没啥人迹，就只有李轼他们这一拨冬泳爱好者，还在若有若无的濛濛细雨中。衣服都丢在岩石上，用草帽盖着，人光着，任由那牛毛似的雨丝亲吻肌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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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到江边时，平常一起游泳的人中，有家室的人都不在了，估计是忙着过年去了，就剩下吴能、方二、钟益生等五六个人正在活动身体，准备下水。 吴能喜欢的方式是在沙地上跳跃。河滩上有些地方的沙层很厚，跳进去很舒服，疾跑一段，往沙地里一跳，陷在松软的沙堆里，一身的沙。方二还是在倒立行走，他的平衡能力极好，能来回转着走几圈。钟益生在业余体校射击队呆过，最擅长的就是平伸单臂托砖，三四块砖出手，能坚持好一阵。河滩上没有砖，他就用鹅卵石热身。李轼喜欢的方式是做俯卧撑，他一口气能做80个。方二第一次见他做俯卧撑时吓了一跳，说看不出你还有这两下。李轼说我瘦，自重轻，做起不费劲。 方二一看李轼来了，就停止了拿大顶，对他说： “李轼，你们那位女同学遭殃了。” “是小马？” “是她。” “咋了？” “五花大绑，游街批斗。” “啊……啥时候？” “ 午。” “为啥？” “还能为啥，肯定是为上山下乡的事嘛。” 李轼吃了一惊，一时无话。看着远处的山头隐藏在阴沉的天际，看不清原本的模样，心想要是为这个就弄人来游街，那这就有点可怕了，沉默了一阵才问： “那也总得有一个名目吧，我们不是也没去吗？也没有说就统统弄来游街示众啊？” “那你不也是学乖了吗？躲到钟益生家里去了，你要不躲，你试试看！要跟你找个名目那还不是太容易的事。我听说就是为了她跟工作组的人讲了几句道理。”方二说。 这下，李轼是真没话好说了，陷入沉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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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随着那种敲锣打鼓欢送知青下乡的闹热场面远去，城里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动员少数不愿意上山下乡学生的接力棒，工宣队移交给了学生家长单位。单位都成立了由领导挂帅的工作组。 单位组织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单位组织晓得用啥办法来攻坚克难。对付未下乡知青的家长，单位组织有的是运动经验。对付家长也远比对付学生本人容易得多，也有效得多。 另一方面，当剩下极少数人未去时，实际上已经用不着动员了，其时不仅是知青本人和家长面临着单位的压力，而且面临的是整个社会的压力：所谓形势逼人，不去没有其他出路。强大的压力已经形成，一些刚开始还没去的人，也相继下去了。杨建国的兄弟建宜原本在观望，也在这一波动员中走了。 春节之前，各单位对尚未下乡的知青又开始一轮挨家挨户动员工作，当时的提法叫“打一场漂亮的攻坚战”。二十年来，各级机构积累了丰富的运动经验，这次运动也不例外。一是由各事业单位、企业单位、街道居委会成立由领导挂帅的工作组，并抽调专人负责动员。二是在全市范围内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大造革命舆论，突出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确方向。大街小巷都张贴满标语，宣传毛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的伟大意义，让它进一步深入人心。三是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把没有下乡的知青家长请进学习班集中学习。四是同时树立先进典型。宣传某些单位所属的知青全部走了，一个不剩，宣传某些家庭几个子女，一个不留，全走了。五是对重点对象，动员多方力量协调做工作。子女或父母思想不通的，就找亲戚、朋友、同事出面，一个一个地做工作。采取多种措施，不留死角。 攻坚战开始了，李轼的母亲也进了学习班。领导的话言简意赅：啥时子女下乡，啥时家长“毕业”。 江风凛凛，李轼一边活动身子，一边在想母亲进学习班已经有一阵了， 午尚未回家，看来今天就悬了。小马的遭遇恐怕也跟这次攻坚战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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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自投罗网 大年三十那天，工作组的人到小马家动员时，正好小马在家。院子上空飘荡着菜肴的浓浓香味，夹杂着一股苦涩的中药味，那是从小马家飘出的。 小马原本不在家，也是躲工作组的人，出去了。不巧母亲病了，卧病在床，小马回来服伺母亲。左边的邻居大叔去工作组通风报信，右边的邻居王大娘告诉小马快走，说已经有人去工作组报告了，马上就要来人了，再不走就走不脱了。小马说： “我往哪里走？我妈病了，我得照顾她，得给她熬药。工作组来就来好了，我也不跟他们争，也不跟他们辩，随便他们咋个说。” “幺妹，工作组的人都凶神恶煞的，两句话不对付就出言语，出言语不说还动手。你不走容易吃亏，还是躲一下为好，熬的药我帮你看着。” “谢谢王大娘，不麻烦你。我不走，他们说啥我都不吭声，我又不犯法，我倒要看看能咋样。” “哎，憨幺妹，现在还有啥子法不法的，说你犯法你就犯法喽。赶紧走吧。”王大娘想这丫头这样犟，肯定要吃亏的，所以使劲劝她离开。最后一看劝不走小马，就叮咛她，“那你千万记住不要跟他们顶嘴，啊，幺妹。” 其时已经晚了，想走也走不脱了。工作组得到“线报”后，迅速赶到，已经堵在院门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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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工作组来了两个人，都穿着大衣，一个戴帽子，一个没戴帽子。他们没有找小马，直奔躺在床上的马母说开了，他们晓得，到这个时候还不下乡的学生都是一些顽固分子，不是他们说几句话就能凑效的。相反倒是家长们比较好对付，在那种政治挂帅，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当家长的顾忌多一些，胆子要小一些。来几句上纲上线的话，一般家长都扛不住，只能乖乖就范。 “马大娘，你是识文断字的人，大道理小道理我都不跟你讲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不要紧，你咋个想的就咋个说，我们肯定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戴帽子的人先开口。 “我病了，身上难受，也没精神头，想要歇一阵子。等病好点再说吧，要得不？” “你说伟大领袖的号召对不对？”没戴帽子的人立刻把问题提出来了。他没有理睬马母的请求，好似没有听见一样。 一听到这问话，在厨房熬药的小马就晓得这两个人都是居心不良的人，给别人把坑挖好，就绕来绕去，想把别人绕进去。除非你是哑巴不能开腔，否则一回答就掉陷阱里。 “当然对。”马母打起精神，小心翼翼地回答。 “那我们该不该执行？” “该执行。” “既然该执行，为啥子你女儿小马不下乡去？你这是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对抗最高指示。”没戴帽子的人开始把“帽子”往对方头上戴了。 “我……我咋是说一套做一套？你们可以调查，我大的两个娃儿连春节都没有过，就已经下乡去了。我……”由于生气和着急，马母的话有点不连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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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躺在床上的马母身体很虚弱，她实在不想说话，想静静地休息休息。可是她又不敢怠慢眼前这两个工作组的人，只能小心谨慎地回答。只是在来人的眼里，她不过是装病罢了，想蒙混过关。没戴帽子的人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话，提高了声音： “我没有跟你说其他人！是说你眼前这个女儿，她为啥不去？你别以为去了两个，她就可以不去了！你这不是阳奉阴违是啥子！” “她也要去，我……我这段时间病了，需要人照顾，等我……病好了，幺女马上就去。” 马大娘内心想的是，两个男娃儿下去就下去了，以后出不来，男娃儿也没那样恼火。女儿要是去了回不来就麻烦了，一个女娃儿孤身一人在乡下呆一辈子咋办？再说自己也确实需要女儿照顾。但她不敢说不让女儿去，只得拖延一时算一时。 “少跟我们耍这些小把戏，我们见得多了，你这点小把戏还想在我们面前耍，真是不自量力。其他闲话都不要说了，你就说她哪天走，今天？明天？还是后天！你要是想拖，那我告诉你，拖是拖不过去的！全城的人都走完，就剩你女儿一个，你还想拖到哪年去！”戴帽子那个人已经失去耐心，开始吼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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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小马看着病中的母亲被两人折磨得有气无力，终于忍不住说话了。她本来是记着王大娘的话，不开腔的，但自己要是不说话，那这两人就无休止地纠缠床上的母亲。心里的怨气也起来了，却不敢说狠话，只能说软话。 “我妈是真病了，老毛病好多年了，她的哮喘一到冷天就发作，老邻居们都晓得。你们看我正在跟她熬药。医生都说了要多休息调理，你们就让她休息休息，求求你们了，等她病好点再说吧。” “好啊，我们正等你表态！那你就说吧，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你照不照办吧？”没戴帽子的一看小马说话了，心里很高兴。他们逼马大娘是“围点打援”，一直在等小马自投罗网。 小马明白自己不能顺着他们的话说，那是一张网，正张着大口等自己往里钻。她早打定主意不下乡，但眼下得先应付过去，她只得重复了一遍她母亲的话： “我妈病了，没人照顾，我两个哥哥都下乡了，离得那样远，也回不来，我当女儿的不能不管。我妈刚才说了等她病好了我就去。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工作组也是讲政策，懂人情的，我们也是有爹妈有子女的人。你要照顾你妈，我们都晓得，也完全同意，但这并不耽误你下乡去。你只要把户口迁移证办了，你人可以先不下乡去，留在城里照顾你妈，这不也是两全其美嘛。”戴帽子那人的话说得通情达理，但对不愿意下乡的小马来说，却是步步紧逼，不留回旋余地。 “你们看我妈病得这样厉害，就等她好了再说要得不？也不差这十天半月的。” “人嘛，吃五谷生百病，哪有不生病的？生病是很正常的，要是都像你这样，家里有一个人生病就不下乡了，那还有人下乡吗？过去我们的战士打仗还轻伤不下火线呢。你家这点困难，跟过去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相比，算啥呀？”没戴帽子的人说。在他看来，对方无非是找借口罢了，没有病也会找其他借口。所以他毫不松口。 “我刚才已经说了，过几天等我妈病好了就走。”小马还是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不放。 “你既然同意去，现在就去派出所办手续！充其量一个小时就够了。手续办好了，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照顾你妈了，这样不是更好吗。”戴帽子的人说。他的逻辑很简明，手续一办，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你也不能不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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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他们这点心思，小马当然也很清楚，户口一旦下了，再想上上，那就比登天难了。所以她想尽量拖延，先拖过这次再说 ，想看以后事情有转机没有，就推口说： “我现在也走不开啊，炉子上熬着药。我妈还等着吃药。” 戴帽子那人明白小马是在拖延，心想不能给她留退路。他瞟了炉子上的药罐，立即说： “这点小事，回来再熬药也可以，一点都不影响吃嘛。再说，吃中药的病，也不是啥急病大病。对你来说，大事情是首先要响应毛 他老人家的号召。” “你们也太不近人情了。难道晚走几天就不行吗？毛 的号召也没有说非要今天走。”小马终于忍不住了，跟他们争论起来。 “好啊，你还敢攻击伟大领袖不近人情。毛 他老人家天天忙着国家大事，这样忙，还能管你哪天走的小事。你真是太反动了，还敢钻伟大领袖号召的空子。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那没戴帽子的心想你无故不下乡，还敢跟我们争论，恼羞成怒。好啊，我正等你往网里钻呢，立刻叫来了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人员，把小马五花大绑，弄来游街。说她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在大街上批斗。 群众专政指挥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1967年江青提出文攻卫武的口号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到1968年又纷纷改名为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群专指挥部”。它充当了公安司法的职能，其队员由各单位抽调，基本上没有法律意识或不屑于法律意识，以阶级斗争为理念。抓人没有任何手续，只要他们认为该抓的人就抓，把抓的人都当成罪犯一样来整治。 “现行反革命”这项罪名是出自当时的《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把攻击、污蔑毛泽东和林彪的言行都当作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这是一项很宽泛的罪名，边界似有框又似无框，只要是对当下政策、运动有不同看法不同举动者，都很容易被框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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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尊严受辱 方二走在大街上，天阴冷阴冷的，他不由加快了步伐。他准备去吴能家。 悬挂在街道上空的横幅，有时被风卷翻过去成索条状，像是要把知青的思想束缚在一起；有时又被风鼓起成了一张张帆蓬，像是要鼓舞知青航行在广阔天地。横幅是红布，斗大的字写在方块纸上，再用别针别在红布上。横幅有新的，也有旧的，旧的是第一阶段动员时留下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日晒雨淋，字迹已经褪色模糊。而新的横幅，是最近挂上的，鲜亮夺目，诸如“坚决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到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知识青年志在四方，扎根农村安家落户”。街两边墙上是同样内容的大红标语，新的把旧的覆盖了，诸如“一人下乡，全家光荣”“下乡光荣，不下乡可耻”……连一些门面的对联也是同样内容。一些专卖知青上山下乡用品商店的生意很闹热，不亚于专卖年货的商店。道旁行道树的枝叶上、低矮的建筑上、地上的角落处，还残留着欢送上一拨下乡知青的纸花、纸屑。 方二对这些熟视无睹，急着赶到吴能家。突然，他停下脚步，他看见了小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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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方二就是在小马被游街批斗时看见小马的。 其时，方二眼中的小马已经很狼狈了。人被推在一个高台上，头发凌乱，衣衫不整，低着头，一声不吭。带队的那个人才三十多岁，正在挑动众人的情绪，他冲着围观的人群说： “知青下乡是伟大领袖的号召，执行领袖的号召最光荣。大家都是知青的家长或亲属，都有子女亲人下乡，大家都晓得下乡光荣。而你们看到的这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就是顶着不下乡去，现在让她当着大家的面说，是下乡光荣还是不下乡光荣，是下乡的对还是她不下乡的对？” “让她抬起头来，当着大家的面说清为啥？我们的娃儿都能下，她为啥就不下。” 方二看到了被迫抬起头的小马，一脸铁青，狼狈不堪，眼神却是漠视着远方，没有惧怕的意思。他在心里说，千万别开口，一开口你就会被口水淹死。 这时小马的心里没有一点头绪，一团乱麻缠在心头，虽然愤怒，却强忍着。一路上被群专人员推来搡去，她精神已经有点迟顿了，已经不理会四周的声音，心底的声音是我不会如你们的愿，我就是不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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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一看小马不说话，那个带队人又开始煽动大家的情绪，说：“大家晓得吗，这个人就是不下乡。工作组三番五次地上门动员，耐心劝说，她还是不下乡。这还不说，她还敢攻击伟大领袖是不近人情。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大家说这种人是不是该严惩？” “对！该严惩，对这种人就是不能客气。跟老子不能手软！” “不去本身就是不对，至少就是落后分子。再敢攻击伟大领袖，那就不仅是落后，是反动言论的问题了，就应该法办了。” 小马没有向周围看，这个场面出乎她的意料。她没有料到这点，她后悔不听王大娘的话。事已至此，她告诫自己不再说话，任他们说去。她看到过“文革”中批斗人的场面，没想到自己竟然落到这种地步，她也看到过那些被批斗人的唯一办法：一声不吭。 大街上，围观的人中拍手称快者不在少数。他们说别人都下乡了，你为啥就不去，不去就应该被收拾。但也有人小声议论，觉得做得太过，就算不下乡也只是批评教育的范围，哪里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对小马这样的年青女娃儿采取这种粗暴的办法，让她今后不好做人。大年三十的，好歹让别人过完了年再说嘛。后一种声音很微弱，被淹没在充满革命激情的口号中。 方二在人群中说，这帮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人都是一帮打手，一群疯狗，不问青红皂白就咬人。但方二不敢多说，也不忍多看，平日敢说敢做的他，这时也明白不能去闯这个火头。他也怕别人识破自己的身份，成为陪斗，悄悄离去。但他没有再穿过大街去吴能家，而是转身直接去江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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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河滩上，料峭的寒风刮过，扬起一阵一阵的飞尘，原本下垂的柳条也跟着拂动挣扎。在场的几个人都没说话，心上像压了鹅卵石一般，沉甸甸的。心里都在想，哪个晓得小马的今天会不会就是自己的明天。 方二打破了沉寂：“我听到那些喊好的人，就在心里咒他们的八辈祖宗，听到那些表示同情的话，我就想就算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也不是每个人都丧失理智，还有许多天良未泯的人。我不敢多看，一个年轻女娃儿被反捆着，被揪着头发，被推来推去，被拳打脚踢，脖子上还挂一块牌子，真有点惨不忍睹。老吴，那疯狂的劲头，就像当初我们斗走资派一样 。当初真以为是阶级敌人，就得往死里整，如今回想起来，真很内疚。” “唉，我当初也是疯狂过，虽然没有动过手打过人，疯狂劲也不小。现在我当然不相信那些走资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过，当官儿的多少有些劣迹，吃点苦头没准对他们今后当官有好处，也许多少能体会点民间疾苦。把这一套加在没有下乡的学生头上，同样是没人性。虽说是个别人所为，也是在这种疯狂革命下滋生出来的。”吴能说。 “李轼，你们这个女同学，有种，别看那样文弱，却没有一点怯色。”方二很佩服，由衷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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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没有回答方二的话，看着那些已经崭露新叶的小草。他很了解小马，娇小的身躯，像大地上的野草，充满顽强的生命力。春天刚开头，寒意还笼罩着大地，江边河风凛冽，岸边那些常绿植物虽然还是绿色，但色彩已经陈旧，即便是雨水冲洗过也还是去年的旧绿。它们正在积蓄能量，等待春雨之后，用新枝新叶来代替去年的旧枝旧叶。 小马叫马兹青，是李轼同班同学，在校时学习成绩上乘，是一个文静又聪慧过人的姑娘，对文革运动介入不多。没想到这样斯文的一个姑娘敢于不下乡，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气。面对突然加之的凌辱，又需要多大的坚韧才不至于精神崩溃。可惜她没有遇到童师傅，像童师傅这样的人是不会做出这种没有一点人性的事的。李轼想幸好自己后来躲开了工宣队，否则结局如何，也很难说。 天冷，天色更阴沉了，晚上恐怕又有小雨。估计快到下午五点了，几个人心情都不太好，不再说话。大家又开始活动身子，活动开后，急急忙忙下水，匆匆游了一阵子，上岸穿衣离去。临分手时钟益生问李轼： “还上我家去吗？” “不去了，你父母都回来了，一年就一次假，你还是陪他们吧。我也得回家看看，过年了，我妈还在学习班圈着，不晓得现在放回来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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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户口被下 李轼回到家，母亲已回来了，正在忙着做饭。李轼长舒了一口气，原来听说是没有结果不让回家过年的。看母亲的神态，好像没有啥事。不过，以他对母亲的了解，那脸上的平静，是太平静了，像装出来的。李轼心里倒有一点不平静了，但没有多问，忙帮着做饭，他晓得母亲在意这一顿年夜饭。 年夜饭吃得没滋没味，一家人心里都揣着心思，也不便说，都晓得母亲是有事要说。饭前，二哥也赶到家了，还带来一些礼物，大儿子的归来，不像往年那样，让母亲很高兴。饭后，母亲说话了： “你们姊妹都在，今下午我把户口簿交出去了，老三下乡的户口手续办完了。” 她一边说一边从包里缓缓掏出一张纸：“这是户口迁移证明。我说给安排一个近一点的县吧，管事的人说是你当初不走，近的地方已经没有了。这是很偏远的一个县。” 事情出乎李轼的意料，又好像冥冥之中已定下一样，事情总得有一个了局，也许就应该是这个了局。他看着头发花白的母亲，没有说话，才50多岁的她，显得比实际岁数老得多。她多年来独自撑着这个家，那瘦弱的身躯像一棵大树，尽管自身在风雨中摇晃，仍为树下的小草遮风挡雨。他想母亲已经替自己承受了许多夹磨，这个了局也好，至少是母亲的压力可以释放了。其实李轼没有想到的是，作为母亲，他妈的心头压上了更沉重的石头。 至于被安排县的远近，李轼根本不在乎。他晓得不是没有近的地方，而是对他们这种人的惩罚，广阔天地，哪里会没有地方。对他来说，就是在家门口，他也不会去的。李轼不想去问母亲事情的过程，怕她难受，他能猜到个七八分。况且，事已至此，过程还重要吗？ 小妹告诉了他经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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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的母亲叫岳洛文，因为李轼没下乡，也进了文教系统办的学习班。在大道理和政策学习完后，又小组讨论，说是讨论，其实就是二三个作思想工作的人和一个被作思想工作的人“讨论”。诸法之后，效果不甚明显，因为李轼仍然不报名下乡。 主持学习班的领导严厉批评岳洛文： “岳老师，你还是没有深刻认识到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意义。不然不会这样消极，连起码的觉悟都没有。” 岳洛文心里想，又不是让我下乡，你们要是有本事，将这些道理去跟我儿子讲，跟我说有啥子作用。但她不敢将心里话说出来，只能说： “我是响应号召的，支持儿子下乡的。也劝说了他很久，每天都在劝说，但他不去，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儿大不由娘。” “这叫啥子话！这是你一个当老师的人的觉悟吗？不是让你儿子跟你走，是让他跟党走，跟伟大领袖毛 的革命路线走。你咋连起码的觉悟和立场都没有啊！还说啥儿大不由娘。” “是啊，这些道理我都懂。我也反反复复地跟他讲，他就是不听我的，总不能让我把他绑着去吧？” “岳洛文，端正你的态度，啥叫绑着去！一听你这话就是很有抵触情绪的。我们是讲政策的，思想不通，我们可以做思想工作，直到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地去。当然，对个别思想落后又顽固的人，是要采取一些措施的！”领导的话刚劲而凌厉，句句都说在要害上。 岳洛文确实是有情绪的，多年来因丈夫的右派问题而受到影响。自己受影响不说，子女们为此也受影响。小女儿李芷小学毕业没有考上中学，李芷想不明白，问她是咋回事。她当然明白是咋回事，却没法跟女儿说明白是咋回事。她不能实话实说，那是与李芷在学校中受到的教育不一样的，而李芷还小，弄不明白现实中的问题比“书本”中问题复杂得多。到了上山下乡运动时，岳洛文对李芷说： “你看，你是因祸得福。原来学习不如你的进了中学，现在成了知青，要下乡。你没进中学，成了社会青年，就不用下乡了。” 话虽这样说，但岳洛文心底是不踏实的。随着动员的展开，有些街道也在动员社会青年下乡。天晓得政策会咋个变，如李轼始终不走，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影响到李芷。岳洛文心里有恐惧心理，现在儿子要是再不下乡，自己和家庭还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她真不敢多想。所以，从内心讲，她是支持儿子下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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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岳洛文就问李轼：“老三，你为啥不愿意下乡？这样多的人都去了。” “不去，去了就出不来，我不想在农村呆一辈子。” 对这点，岳洛文是心知肚明，儿子说得对，只要下乡了，肯定是回不来了。因为丈夫的问题，前些年子女的升学、就业都受影响了。老三是把这点看明白了，所以一点都不犹豫，坚决不去。但要是不去，反过来又会带来更糟的影响。所以，岳洛文在家也多次劝说儿子： “老三，还是下乡去吧，这是运动，运动不达到目的是完不了的，你能挺到啥时候？胳膊拧不过大腿。再说，你下面还有姊妹，你不走，会不会影响到他们？” 李轼还是那两个字：不去。 岳洛文不单自己劝李轼，还请来自己一些要好的熟人，也是李轼尊敬的人来劝李轼下乡去。那知李轼撂下一句话：宁死也不下乡。岳洛文也了解自己的儿子，是一个个性强的人，想好的事，不回头。所以，从开始动员到现在，她就没有睡过安稳觉。 * * * 今天，当学习班的领导批评她时，她想到李轼固执的态度，很无奈地回答： “那你们说我该咋个办？” “你就没有想想其它办法？” “我是真没办法，你们要是有啥办法，我肯定同意，也肯定支持。” “只要你是真心支持，那就好办。你把户口簿和粮本交出来，就行了，剩下的事我们来办。” 一听这话，岳洛文大概猜到对方的举动了。但支持的话已经说出口，收不回来了，进而想这样也许能让老三下乡去，她只好回家取出户口簿和粮本交了。历来办户口是最麻烦的事，今天却不到十分钟，李轼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就办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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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大年三十夜，当岳洛文把户口迁移证明交给李轼时，只简单地说：“你不要怨我，既然户口都下了，你还是去吧。” 岳洛文心想，这事可以先松一下了。半个多月来，她自己也觉得快要崩溃了，既然户口已经下了，老三也只能去了。她不担心农村苦不苦的问题，老三是能吃苦的。至于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看老三自己的造化吧。不过儿子的平静反而让当妈的感到有点不踏实，她也了解李轼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主意。她跟工作组说的话并不是假话，李轼确实是不听她的劝说。 拿着那一张户口迁移证明，李轼有点发蒙了，不晓得该说啥，原来设想的很多结局，到头来却是如此简单，实在出乎意料。二哥拍了拍他的肩头说： “老三，你也长大了，是成人了，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吧。让妈少操点心。” “嗯。”他只回答了一个字。他明白二哥的意思，是让他下乡算了。心底的声音是：主意早想好了，不去。 李轼刚进小学，二哥李兆就小学毕业，赶上父亲出事，未再升学，开始独立谋生。李兆干过社会底层的几十种临时活路，一直混到18岁，才在外地一个磷矿找了一份合同工干。李轼想二哥既然能在社会上生存下来，自己为何不能呢？ 静下来后，李轼的第一个念头是，户口下了，我也不会下乡去。第二个念头是明天去杨建国家和吴能家，把这最新的情况告诉他们，让他们提防着点，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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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道高一丈 大年初一，不等李轼去找杨建国，杨建国倒先上门来了，他们家相隔不远。不等李轼说话，杨建国先说开了。 杨建国的户口也被下了。同一天的事，大致情况与李轼遇到的差不多，在学习班的杨立信被逼交出了户口簿，办完下乡的手续。杨建国看着像做了错事的父亲，在心里长叹了一口气，想事已至此，说其他都没用了。他晓得父亲是希望自己去，而在之前，他已经有过一走了之的想法，就是不愿意让父亲被逼得焦头烂额的。杨建国一个兄弟一开始就下乡了，一个在动员一阵后也下乡了，他没有去。他曾问过李轼的意见，李轼说：“不去为好，去了你也得回来。先不说别样，你下乡后，找哪个下棋去？难不成总是一个人打谱。”他听后点点头，同意李轼的分析。但他父亲在单位上被动员得日子难熬，吃不好睡不好。他看在眼里，心想不能让父亲太为难，让父亲成为单位上的“落后分子”，在人前抬不起头。于是他想，去吧，别人能去，老子又怕啥。 如今没等他报名，户口先下了。既然户口都被下了，再赖在城头，说不定还得给家里再找麻烦，倒不如先下去再说吧。大年三十晚上，杨建国对父亲说： “爸，这事怪不着你。我在家过完春节，背起铺盖卷就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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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听杨建国说完，李轼与他相视一笑，都是无奈的表情。杨建国是来约李轼去人工湖坐茶馆。 “李兄，你咋样？”杨建国太了解李轼，晓得他那怕是户口下了，也不会去的。只是出于友情，关心地问问。 “不去。” “李兄，你觉得我是去好还是不去好？”杨建国心里已经决定去了，但他还想最后听听老友的意见，他希望老友的话能留住自己。他晓得李轼考虑问题比自己稳当。 “我原来劝过你。这次还是按你自己想法做吧。” 李轼晓得建国是想让自己劝他不去，但却没有这样做。他明白建国已经决定去了，就算听了自己的话先留下来，过段时间，情况有变，还得去。他想杨立信多次嘱托自己劝杨建国下乡，事情到这步了，还是让杨建国按自己的想法做为好。毕竟建国家跟自己家不一样 ，建国本人跟自己也不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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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2月底，一脸忧郁的岳洛文跟李轼商量：“老三，户口既然已经下了，你还是去吧。要不，我们再找你堂哥问问，看能不能去他们那里？” 原来，在岳洛文没进学习班之前，她对李轼说，如果你不愿意跟集体走，我们就自己联系一个地方去插队。李轼没说话，心想不能啥事都逆着母亲，她愿意做就做吧，反正我是不会下乡的。岳洛文想的是，儿子以后出不来，呆在农村，有一个亲戚之类的也好照应。岳洛文还真找来一门亲戚，论起辈分来是李轼的堂兄。堂兄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却已是两个娃儿的爹了。外表看起来就是道地的农民，但说起话来简单干脆： “二婶、三兄弟，我们那一带不富，也不算特别穷，也有知青去。如果三兄弟真要去，我们家保证欢迎，以后照顾也没得啥子问题。我弄不明白的是，乡下人都想往城头来，你们城头人咋倒愿意往乡下去哇？要依我说，三兄弟就不要去。” “不是愿意去，这不是上头有要求吗？城里都在搞动员。”岳洛文说。 堂兄住了一个晚上就走了，说家头活路忙。岳洛文没有留他，心里明白现在乡下是农闲，不会太忙。堂兄是担心她家里就一间房，住起来不方便，因为他的到来，李家有两个人上邻居家寄宿了。堂兄行前对李轼说： “三兄弟，听我一句劝，农村太恼火哇，要能不去就不要去。运动嘛，过了风头就安生了。要不行，就上我家去避风头。” 李轼点点头，只说了一句话：我不会去。他想他不愿意下乡，不完全是怕乡下苦，而是他根本就不认同这种做法。 亲戚走后，岳洛文想，自己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儿子要不走，她也没啥好办法。没过几天，她就进了学习班。 今天，听岳洛文说完，李轼摇摇头说：“妈，我不去。你放心，我会养活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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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初识老黄牛 第一次见到老黄牛，李轼就吃了一惊，心想这人真是够忘命的了。 这是在金沙江边，李轼眼前是一个搬运砖瓦砂石的工地，来来往往的人，都是干搬运这种气力活路的。一般人都是每挑一百三四十斤，多的一百五六十斤，就一挑的分量来说，并不算太重。但一干就是一天，能熬下来也不容易。让李轼吃惊的是老黄牛每挑都在二百出头。难的还不在担子重，而是路不好走。 路是从河坎上踩出来的。河坎从水面到顶有五六米高，基本上是六七十度的坡度。小路一尺到二尺宽，要是空着手走也还不难，挑着担子就恼火了。小路靠里是河坎壁，挑的担子还无法横着走，得顺着坎壁走，靠外悬空，脚要是踏空了，人肯定就摔下去。小路窄还不算，还陡得来打滑，不仅路陡，狭窄的路面上还有一层薄薄的沙。这是挑沙时撒下的，让陡峭的小路更滑了，一滑就可能摔下河坎。河坎虽然不是特别高，可挑着担子的人要摔下去，那后果就难说了，完全看各人的运气。为了减缓坡度， 这河坎上的路通常是“之”字形的，拐来拐去。为了减轻路滑，在一些非常陡的地方，用锄头挖出齿状。 这种小路，一担上肩，从坎下到坎上，中间没地方可以停下来，只能挺到坎上，才能歇一口气。所以平路能挑一百五六的，这种坡路上也就挑一百二三了。像老黄牛这种亡命的人，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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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望着旁边的金沙江，李轼心里一阵默然，感慨人和江一样，生命不息，脚步不止，不管如何曲折，都不停顿，一旦停止，生命就消逝了。 一路跋涉奔来的金沙江，穿越高山峻岭，消耗了太多的能量，到了戎州城，它放松了心情，放缓了脚步。它要在戎州城等它的兄弟——岷江。 这时的岷江，正从北往南赶来，赶了七八百公里的路程，总算嗅到了大哥——金沙江的气味。见面就在眼前，它也不急了，徐徐而来，水流清澈，裹挟着雪山的寒意和森林的清新，还有那川西平原上油菜的金黄和麦穗的芬芳，这是它随身携带的对大哥的问候。 金沙江张开双臂，拥抱了它的兄弟岷江，那碧莹的水和淡青的水，在戎州古城的注视下，相拥在一起，继尔交融在一起，分不清你我了，金沙江消逝了，岷江消逝了，蜕变成了长江，奔东而去了。为了远方海洋的召唤，它继续奔腾不息。 沿江两岸有无数的人在为生存奔波忙碌，像大江一样，奔流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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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工地上的人都穿得很差、很随便，放眼看去就像满河滩的鹅卵石，一个挨一个，没啥区别。老黄牛穿得更简单，只穿一条裤衩，还是带补疤的，光脚，连草鞋都没穿。从后面看过去，老黄牛身板高大壮实，光脊梁油亮油亮的，那是多年日晒雨淋的结果。上坡时，只见他腿上、背上的肌肉一股一股地绷紧，肩头上是一根更黑亮黑亮的扁担，把肌肉压出一道很粗的褶子。后腰上还有浅浅的、不太长的一道疤，扎眼。正挑着担子上坡的老黄牛，那削瘦的脸颊及粗壮的脖子都透出一股较劲的力道。那种生命的力量像汗水一样渗出了身体，让李轼心中一震，这真像雕塑，活生生的雕塑，比那些凝固的雕塑更打动人。 李轼脑壳里立刻想起希腊那些有名的雕塑作品，他把这感受告诉身边的杨建国。对这些东西杨建国原本就没有半点兴趣，心想都啥时候了，这仁兄居然还有如此雅兴，真潇洒得可以啊。不过他嘴上只哼了一声： “雕塑，过两天你也得成雕塑，成了为生存挣扎的呆头呆脑的雕塑。不信，我们走着瞧。” 一听这话，李轼有点尴尬，后半截话没再往下说。他原本还想说几句感慨的话，一听杨建国这话他就不好意思往下说了。自己只是想到那里了，随口一说，忘了杨建国对这些事不感兴趣。李轼晓得杨建国没有嘲笑自己的意思，他和杨建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又从小学一路同班到中学，相互知根知底的，且相交甚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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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这是1969年4月初的事。 李轼是由杨建国介绍到这个搬运工地来的。杨建国已经和工头说好，头一天一起来认认地方，打算第二天再开始干。 杨建国已经在这里混了一段时间。他刚下乡不到一个月又跑回来了。 杨建国不愿意在农村呆，说干一天还挣不到一包烟钱，还不如回城里找点临时工干干，所以跑回来做临时工。但这个年头临时工也并不好找，不是随便那个人都可以找到的。这年月的最高指示是“抓革命，促生产”，意思是要两不误的。实际情况是各类单位都在忙着“抓革命”，抓得热火朝天，有些把“促生产”的事情放在后面，有些干脆就不生产了。这种情形下，搞基建的单位很少，不要说正式的工作岗位，连临时的活路也是僧多粥少。所谓的临时活路，不外乎就是搬运建筑材料、开挖土方、修建时当小工这类下苦力的粗活儿。 * * * “建国，这人是哪个？干活路这样忘命。” “老黄牛。”杨建国随口回答。一看李轼神情一愣，晓得他没有明白过来，又补充了一句，“我们都不晓得他叫啥子名字，大家都这样叫他，他也这样应承。他姓黄，又有一身气力，壮实得像头牛，更像牛的是，他整天不出声，光埋头干活路。休息时，自己一个人远远找地方坐下，要嘛闷头抽烟，要嘛坐着发呆，不大跟大家打堆说笑。” 趁老黄牛走到坎上歇气时，杨建国拽着李轼过去跟他打招呼： “老黄牛，这是我同学，叫李轼，明天来干，日后多照应点。” 老黄牛像没听见一样，没有应声，甚至连眼睛都没有转过来，只是随意点点头，算是晓得了。 李轼这时才从正面看清老黄牛的脸。一头杂草茬般的短发顶在头上，腮帮上的胡子也是硬扎扎的，五官棱角分明，像斧劈出来的一样，眉毛粗而黑，眼窝里的眼睛却没有神。一脸的沧桑，像河边的卵石滩。李轼觉得老黄牛的面部比他的后背更吸引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却又想不起来是在何时何地见过。这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不过他没有把这种感觉说出来 ，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这人也有点太不合群了。” “他就这样一个人，心眼儿实在，大好人一个。” 虽然没有跟老黄牛说上一句话，老黄牛给李轼留下的印象很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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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一付箩筐钱 一周后，李轼对这个搬运工地的情况大致熟悉了。 工地在南岸。枯水季节，江水还是清亮的。江边到河坎间露出一段坑坑洼洼的河滩地，除了沙土，就是鹅卵石或者淤泥烂地。翻上河坎，又是一个缓坡台地，有一些绿油油的蔬菜地。这层台地到夏季涨大水时会被淹没的。土薄石头多的地方，却长满生机勃勃的野草，比蔬菜的生命力旺盛多了。从这一层台地再往上爬，又是一个七八米高的陡坡，上了这个陡坡，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南岸坝。 李轼干活路的地方，说是工地，其实就是在靠码头的河滩上，简单平整出一块地方来堆放货物，旁边再搭一个简易的工棚。可以堆放一些工具，也可以供人歇歇，躲雨躲太阳。 说是码头，也不是那种停靠货轮、客轮的正规码头，只不过是在离货物目的地近便的河边，临时找一个能停得住船的地方。一般是在水深一点流速又缓一点的河湾。 江岸上的一个机械厂正在搞基建，修房子。李轼他们就是为这个厂搬运建筑材料。所需要的砖、瓦、沙、石、木材等货物都由船运来，一堆一堆地堆在河边。那是因为船有时走得急，搬运工先从船上把货卸下来，堆在河滩。船先走了，然后再由搬运工把货运到机械厂的工地上，这种先卸货后运货的方法居多。有时船期不急，船就停在河边，一停几天。搬运工直接从船上把这些建筑材料运到机械厂的工地上，这种方法效率高一些，又可减少一些损耗。船与岸边搭着两块跳板，一条上一条下，跳板又窄又晃，也不太好走，搞得不好，会跌下水去。从河边到机械厂的路程并不远，三四里路，但全是缓坡或者陡坡，东西就靠这帮子人挑上去或抬上去。 搬运工的劳动工具也很简单，各自准备一根扁担一付箩筐就行了。箩筐要是用坏了自己再掏钱买一付就成了，一块多钱，劳动工具的成本不算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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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注意到老黄牛的工具成本更低。别人在挑砖时，为了省事依然是用箩筐，只管把砖头往里丢就行了。而老黄牛是用自制的架子，架子由厚木条钉成的，木架四个角上是拧上很粗的钢丝，代替了绳子。一边码上20块砖，那一块红砖干爽时得5斤多，受潮时或 雨淋后就得有6斤多。李轼很奇怪老黄牛为啥这样费事。杨建国说，老黄牛这是为了省几个钱，因为砖的棱角很容易把箩筐磨坏。一般人挑得轻，磨损还小一点，像他挑这样重，一付箩筐要不了几天就不行了。不是箩筐被磨坏了，就是绳子被磨断了，所以老黄牛才自制一付挑子。老黄牛那根扁担也引起李轼的注意，那扁担比别人的扁担粗，油亮发黑，拎在手上发沉。老黄牛说是用青冈木做的，挑四百多斤一点不成问题。 其他人用箩筐是为了省事，每次只消把砖头扔在箩筐里就可以上肩走了。而老黄牛必须把砖头码得整整齐齐，而且是一横一竖交叉地码，才不至于在行走过程中垮掉。别人在中途歇气时，随时都可以放下箩筐，在缓坡上也行。老黄牛则必须走到平地放下架子，才不至于倒。换句话说，老黄牛为了省几个钱比别人多付出了体力。在别人看来，觉得并不划算，劝他说： “老黄牛，你何必这样费事。费时费力，跟老子并不划算嘛。” 老黄牛则说：“我这样既不费箩筐，又能多挑些砖，有啥不划算啰！你们说费力，跟老子气力又不值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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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很高兴能在这工地上呆下来。活路累，劳力也不值钱，一天十来个钟头下来，也挣不了几个钱，有时能挣到一块钱，有时就是几毛钱。就是说像老黄牛这种好体力，有时一天下来还挣不了一付箩筐钱。所以李轼很能体会老黄牛的精打细算了，这不是生活习惯使然，而是生活压力所致。 话说回来，在这工地上干活路很自在。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劳力，多干少干都可以，反正每个人都是按完成的重量或数量算钱。遇到没活路或活路少时，就等于跟自己放假了。再说，劳力虽然不值钱，但总算有地方能混口饭吃。这年头，能混口饭吃，就很不容易了。 一次歇气时，李轼问杨建国为啥刚下乡就往回跑？他想杨建国起码得熬到供应粮吃完后，再跑回城。杨建国脱口就说： “穷嘛！” “穷有啥好奇怪的，乡下哪有不穷的！”李轼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句。 “你是不晓得！我去那个生产队太穷。你猜穷到啥地步？一个全劳力干一天，算是挣了10个工分，只有队上那些青壮男农民才算是全劳力，而我们这些男知青干一天就算8个工分。跟老子，你猜10个工分到年底决算值多少钱？听队上会计说就值8分钱。那我们挣的8个工分就只值6分多钱，跟老子，连买一包烟都不够，只够一碗茶钱。你说那种地方能呆住人吗？” “照你这样一说，满天下的农民咋个活？”农村的穷，李轼还是有所了解的。而干一天就只值一碗茶钱，还是让他有点吃惊和不解。 “咋个活，农民祖祖辈辈都呆在那里，没地方可去，将就着活嘛。再说，活与不活、活得咋样，也不是我们操心得了的事。现在知青跟农民都一个样了，依我说还不如人家农民。农民从小就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好比生来就是和尚，从小就吃素敲木鱼念经，习惯了。我们是半路出家的和尚，又得吃素又得敲木鱼念经，一下子哪能适应！你说恼火不恼火。话说回来，人都是逼出来的，到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嘛，各人想法活嘛。你说他们穷吧，他们反说比他们穷的生产队还有得是。你说这种鬼地方，我为啥不跑回来？你要是去了，说不定早就跑回来了。” “倒也是。” 听杨建国这一说，李轼心想：中国的农民是忍辱负重惯了。我肯定是不会去的，从心里更感谢杨建国介绍自己到工地上来。这年月找点活路干真不容易。 再者，李轼还觉得在这里自由，干活路的人虽杂，但互相都不多打听。干活路特别简单，各挑各的，多挑多得，少挑少得。一天下来，虽然腰酸背痛，到底人年轻，一觉起来就没事了。有事时，跟班长提前打个招呼，一两天不来也没啥关系。因为活路少，你要是少干一天，反而成全别人多干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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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一根扁担撑家 半个月后，李轼觉得自己适应了。 干活路的人一般都在工地上吃中午饭、休息，连吃饭带休息，中午有一个钟头时间。搬运工们都自己带饭，个别人也到岸上小街的馆子头去吃饭。厂里管基建的人说他们可以到厂里食堂吃，但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到食堂去的，因为他们都穿得太破烂，又灰头土脸的。他们要是去排队买饭的话，厂里的职工会侧目视之。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点煞风景，招人烦。好在带饭也不麻烦，往炉子边上一放就行了。老黄牛每天都是自己带的熟红苕，十几个，得有三四斤。有时带点咸萝卜，就着红苕吃，有时连咸萝卜都没有，就大口大口地干啃红苕。 一天在工棚吃午饭时，李轼和杨建国边吃饭边摆龙门阵。看着老黄牛把一条一条的红苕往嘴里塞，李轼想这时的老黄牛真像一头牛了，像鲁迅说过的那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城里居民粮食定量恢复到了23斤。但像老黄牛这样大的块头，即便不干体力活路，每月23斤也是肯定不够吃的，再加上油荤不足，就更差得多，就只能靠杂粮填饱肚子了。 他问杨建国：“老黄牛家是不是很恼火？咋顿顿吃红苕。” “听王有才讲老黄牛有5个娃儿，老婆也没工作。一家7口，就指着他的一根扁担找钱。还有他是一个黑户，没有粮食供应。明摆着的事，你说他能不恼火嘛！我记得你刚来那天，你不是奇怪老黄牛干活路为啥这样亡命，现在你该晓得了吧。”杨建国边埋头吃饭边回答。 “他为啥是黑户？”李轼感到奇怪。停下了筷子。 “我也不太清楚是咋回事，王有才晓得。” “这种搬运工都是临时性工作，说有就有，说没就有。他拖家带口的能靠这个过一辈子？”李轼问。 “不靠这个，他又靠哪个？走一步说一步嘛，一辈子的事，哪个想那么远。老黄牛人厚道，不多事，又舍得出气力，工头们喜欢用这样的人。再说这个工地没活路了，总有工地有活路，像老黄牛他们这些人在这塘子里头混久了，差不多都能接上。实在没有活路干，自己歇两天，家里也捱两天。听说他这样已经有七八年了，真不易。”杨建国不想跟李轼扯这个话题。在他看来，普天下困难的家庭多了，操心得完吗？话头一转，“李兄，不说老黄牛，就说我们吧，现在不是同样恼火吗？至于以后能干啥子，哪个又晓得？” “真不晓得以后能咋样，天晓得。但我想你不至于在农村修一辈子地球吧？”李轼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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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对杨建国的话，李轼的回答是不确定的。他看着河滩上种菜的农民，正弯着腰，一下一下地挥着锄头。人们把这种农村劳动称为“修地球”，是中国式的幽默，形像中带一种苦涩。那种在地里的小菜，则很像农民，一出生就被种在地里，很难挪窝了，一挪窝就枯死。而他们则像这河滩上的鹅卵石，不晓得被江水带走了多远，好容易被冲上岸，突然一天又被人捡起来，扔回了大江，下一站在哪里？天晓得。 这事在杨建国没下乡前，他们曾经多次摆谈过。李轼对一夜之间上千万的学生就被领袖一句话打发下乡，很是不理解。“文革”中荒唐事情太多，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荒唐的政策，他坚信这种荒唐的政策三五年之内必定改变。所以他打定主意不下乡，想看看结果究竟怎样。 今天，杨建国再次问他，他也觉得是一件说不准的事了，几下把碗里剩下的饭扒进嘴里，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句。然后站起身，准备到江边洗碗去。 “一辈子修地球，那可保不齐，你不是也怕这个才整死都不去的嘛。你看宗陵，他本来就是一个农民，尚且不愿意在农村干，出来跟我们抢饭碗。你说我能甘心在农村呆一辈子吗？不要说在农村呆一辈子，像现在这种挑抬行当我也不愿意一辈子干。整天日晒雨淋，钱又没几个，一点保障都没有。唉，说归说，但现在还只能干，跟老子现在要找一个临时饭碗都不容易。” 杨建国已经吃完饭，边用筷子敲着空碗说话，边迈出工棚，同李轼到江边洗碗去。两人蹲在江边洗碗， 4月下旬的江水还是清澈的，但常在江边的人就能看出它已经不如之前清亮了。李轼不由想到江水的颜色、流量一年四季都有变化，年年都有不同，世上哪有不变的东西？就对杨建国说： “说实话，我有时也觉得悬乎。但事情总会有变化的，这点我确信无疑。有了初一，就有初二。三年不变，五年还能不变？我想就算是老黄牛也巴望有改变的那一天吧。” 杨建国晓得“有了初一，就有初二”这句话是李轼的口头禅，意思是不用着急，该来的事情总会来的。李轼生日在初二，有一次一个朋友说你的生日要是早一天在初一就好了。李轼说有啥好不好的，有了初一自然就有初二。后来这话就成了李轼劝人不要着急的话。不过今天杨建国却并没有觉得宽心，于是说道： “那可难说得很。你没有看老黄牛的神情，能有活路干就不错了。” 李轼嘴上说得肯定，心里却并没有太多的把握，上头的事哪个说得清楚。眼下能清楚的是，这种活路也不是天天有的，也是僧多粥少，干一天算一天。 明天的事咋样还真难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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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俩人一根杠 工地上的活路，有时需要打伙干。 一天，李轼刚到工地，宗陵对他说：“小李，今天杨建国没有来，你跟王有才一根杠子。” 宗陵是这一摊人的班长，工头指定的，他是工头的一个远房亲戚。宗陵比李轼大不了几岁，二十三四，替工头招呼这个二十来人的工地，有时派派活路，自己也靠干活挣钱。他当班长没有一分钱补贴。为了表明自己的光明正大，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先说断，后不乱。” 王有才，岁数与宗陵差不多，留着一个光头，光着膀子，一身干巴巴的肌肉，一看就晓得是有气力的人。要说搬运工这行当中能挑的能抬的人不少，有些是天生的膀大肩阔，腰腿硬扎，重担上肩啥事都没有，像老黄牛这样的。有些身板虽不粗壮，但长年干这活路，也熬出来了，挑起一二百斤的担子，腿也不打闪闪，王有才就是这样的人。王有才脸上也没啥肉，一脸削瘦，因为头上没留头发，眉毛显得黑，眼光刺人，透着一股狠劲。 需要打伙干的活路是抬条石。机械厂正在盖房子，这些条石是用来做墙基的。条石一般40厘米到50厘米见方，一米多长，轻点的三四百斤，工地上的说法得两人拱，就是两人一根杠子抬。重点的四五百斤，得四人拱。拱石头一般都有固定搭档，两人一根杠子，相互都有照应，有默契了干起来省力省心。临时搭档就找俩人个头高矮差不多就行，混一阵也就行了。今天需要抬的都是三四百斤的条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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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王有才晃着膀子过来了。他个子比李轼高点，身形并不魁梧，却渗出一股剽悍劲。王有才盯着李轼，一扬下巴问： “你小子干过吗？跟老子瘦兮兮的也来吃这碗饭。行不行啊？” “没干过。行不行，试试不就晓得了。” “哟嗬，跟老子没干过你还出来混？我先跟你小子说，这可不是试着耍的，弄得不好要伤人的。你李四要不行，趁早跟宗陵说换张山来！” “这不也是没办法才出来混的嘛。你老兄就多照应一下。” “好说，好说。” 李轼不太愿意跟王有才一根杠子，但这话也说不出口。自己是新来的，屁股都还没坐热，没有资格挑三拣四，况且这事也由不得自己挑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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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王有才给李轼的印象不好，直觉这小子说话油、动作狠、眼神毒，不好相处。李轼还记得他刚跟杨建国来的第一天，杨建国跟王有才打招呼： “老王，这是我同学，来混口饭吃，今后多照应。” 王有才沉着一张脸，一双鹰隼般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李轼一遍，扬起下巴后才点点头： “好说，好说。” 刚来的第二天，中间歇气时，王有才就凑到他跟前问： “兄弟，叫啥子名字？” “李轼” “哟嗬，你这名字好记，张三李四嘛。我有两个兄弟伙也在这里，有一个就叫张山。你一来就把张三李四凑齐了。”王有才开怀地笑起来。 李轼没有说话，他原想跟王有才说是苏轼的“轼”，一想王有才未必能晓得苏轼是何许人，于是觉得没有必要跟王有才解释自己不是张三李四的“四”，一个称呼而已，咋叫都没有关系。 “多大了？”王有才又随口一问。 “十九。” “哟嗬，才十九，你老哥我都二十四了。兄弟，是知青吧。” 听王有才这一问，李轼立刻警觉起来。3月份他在一个建筑工地挑泥巴，因有人向施工方说他是没下乡的知青，没干几天就被辞退了。后来又在另一个工地挖土方，同样的原因，也被开销了。他迅速看了对方一眼，谨慎地回答： “是。” “下去了吗？” “没去。” “你小子不是建国同学吗？他去了，你为啥没去？” “不想去。” “哟嗬！看不出来，你这小子跟老子还挺硬气。下就下嘛，不就是下乡嘛，有啥球关系！我家姊妹也有人下乡。不过，不去也好，那都是一些屙屎不生蛆的地方。”王有才的口气中，根本就没有把关系到千百万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当一回大事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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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不想和王有才多说这事。他觉得跟王有才说不明白，王有才也理解不了。老三届中学生的年龄，从高66级到初68级至少跨了6个年头。当时中国大多数城市家庭都有子女是知青，有些家庭甚至一下就赶上有三四个。李轼根本就不认为知青应该下乡去，尤其是像这样赶鸭子式的，一篙竿全赶下河。下乡能起啥作用？说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更是胡扯。有几个知青能相信这种鬼话？但领袖的话，哪个又敢不执行？更不能去公开反对。 他已经明白王有才就是随便一问。不过他第一眼印象就不喜欢王有才，觉得王有才身上有一种他不熟悉的味道，而且他不喜欢那种刚见面就打听别人的人。所以简单地回答： “硬气有啥用，这不还得到这里来混口饭吃嘛。” “跟老子，一看就看出来 ，你小子不像是经常干重活路的人。”王有才一边说，一边从裤兜掏出一个烟盒，一看已经空了，随手捏扁扔在地上，把手一伸，“有烟吗？来一根。” 坐在鹅卵石上的李轼没起身，递出一根烟，说： “咋就能看出来？我跟你有啥不一样？” 接过烟的王有才一屁股坐在李轼旁边的鹅卵石上，不慌不忙地把烟点上，然后才很肯定地说： “哟嗬，还用得着看吗！一付斯文相，你看你小子穿的就跟我们不一样。一看就是一个学生娃儿。老子在这种工地混了五六年，还能看不出个一二三来。” 对王有才这种充大的口气，李轼心里很不安逸，心想你也不过比我大四五岁，开口一个娃娃，闭口一个小子。所以冷冷地回了一句： “我穿的也不比你好。” “老子不是说穿的好坏，好坏差不多，穿法不一样。你看这工地上有几个穿长裤儿的？你看我们都穿短裤儿，利索。就是穿长裤儿的也挽着裤腿，哪有像你这样穿得周吴郑王的。” “周吴郑王”是当地口语，借用百家姓中的几个姓氏，意为规规矩矩的。李轼心想穿着就是个人的事，这有啥稀奇的，脱口就出： “不就是各人的习惯嘛。” “再说，你要真是干过的，不出一个月，早就跟老子晒得一样黑了。” 李轼不由得看了看王有才那一身紧绷绷的肌肉，心想王有才说得没错，也晓得他没有啥恶意，就说： “刚来不久，不懂的地方多，你老兄多照应照应。” “好说，好说。我和建国也是朋友嘛。”王有才很随便地点点头，把烟屁股丢在地上，晃着肩膀走了。 “那就多谢老兄了。”李轼冲着他背影喊了一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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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王有才的照应 今天第一次开始拱条石，杨建国不在工地，打伙的是王有才，李轼心里没底，王有才能照应自己吗？ 在这种劳动场所干的人，情况各异，有像老黄牛、王有才这样文化很低，靠卖气力为生的人。也有些文化高的人，一些曾经是在很好的单位呆过，因各种原因落难下来，如曾经的高级知识分子，曾经的老师，曾经的演员，曾经的政府人员。还有一些刑满释放人员在这里混一碗饭吃。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被社会边缘化了的人。来到这里的人都靠卖气力为生了，所以，没有人会在意你的过去。各人干好自己的活路就成，不熟悉时都不相往来，交谈也不多。 刚一开始干，李轼就发现王有才的刁滑。他一起身就感到特别重，原来王有才总是把绳子往他这方多挪一点。李轼想，这也太明显了，这名堂哪个不懂，立马说：“绳子放中间，要不你来抬我这头。” 王有才一看这招不灵，又来第二招。起身的时候，本该两人合着“一、二、起”的号子同时起身。王有才总是一边喊“起”，一边就先直起身子，那重量随着杠子的倾斜就压向李轼，弄得李轼起身很费劲。李轼刚想起身，王有才一使劲，立刻就把李轼压得一个狗爬，差点嘴啃在地上。要是王有才先站直了，李轼连腰都直不起来。开始几次李轼忍了，后来一看王有才老这样，就明白王有才是故意的。心想这样整下去，自己肯定整不过王有才，弄得不好闪了腰，麻烦就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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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哪肯吃这个哑巴亏，心想老子充其量不干了。等下一次开始时，王有才又故伎重演，他把杠子往地上一撂，说： “王哥，你别跟我耍心眼，别以为我没干过就好欺负。我们两个人是一根杠子，要打伙，两个人齐心干，不干就散球伙！” 王有才一愣，眉毛一扬，心想这小子的头也不好剃。在他看来，收拾一下新来的，哪个工地都一样。让新来的人晓得一下规矩，晓得敬畏先来的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想到一个刚来没两天的人，居然敢跟他王有才叫劲，眼神一横，立刻拉下脸： “哟嗬，还敢跟老子耍横！你晓得老子是……” 李轼没有回避王有才的眼光，没等他把话说完，就马上把他的话打断了： “我管球你是哪个！我就是来干活路的，不是来让你收拾的。你要是故意整我，老子就不干了，等建国来了再干。” 王有才一听李轼的话，不由地认真看了对方一眼，对方个头不高，体形单薄，不像是有力道的人，但目光中那种冷峻，却分明透出一股硬气。王有才想你跟老子再硬，我也不虚你。刚想发作，转念一想，何必跟一个新毛头一般见识，有损自己的名声。宗陵要是晓得了，背后肯定说老子是半夜吃柿子拣软的捏。再说杨建国跟自己打过招呼，让照应李轼，所以他没有翻脸。反而露出一脸的大度，显示他的江湖豪气： “哟嗬，嘴巴还挺硬。好说，那你来喊号子。不要让人说老子欺负新毛头，传出去让人笑话我王有才不仗义。” “我来喊就我来喊，有啥希罕的。”李轼毫不示弱地说。 这一折腾后，王有才没有再为难李轼，算是相安无事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两人一根杠倒还算顺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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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原来没有抬过条石，杨建国告诉过他抬条石要领，腰板一定要绷直，脚往外蹬，身子往里靠。行走时一手扶杠头，一手拽抬绳。杨建国还说，抬条石走的距离短，二三十米远，远点的也就六七十米。所以起身后，憋住一口气，脚步合着号子的节奏走，一阵子就到。 没两天，小条石都抬完了。到了四个人拱大条石时，王有才和李轼还是一根杠子，另外两人一根杠子。因为是坡路，四人拱时，个儿高的两人在后面，这样搭配都省点儿气力。套绳子时，王有才说： “我来，这有讲究”。 原来前后两根抬绳圈，各自套在条石两端，李轼细看，王有才把绳圈刚好套在条石的边沿上。抬到目的地往回走时，李轼问： “这是啥讲究？” “哪个那头的绳子套得多，哪个那头重。要是套少了，容易脱掉，搞不好，砸在脚上，那就跟老子自认倒霉。所以，平路时，后面的、前面的套得差不多。在上坡路时，走后面的重，后面的套得少；前面的易脱，前面的套得多。在下坡路时，情形正相反。这样大家都轻省，绳子也脱不了。” 李轼心想这王有才到底是老手，不由把拇指一伸说：“行，老王。” “行啥行，这都是练出来的。你以为老子这五六年是白混的。”王有才面上没有任何表情地说，心里想的却是，你小子还有得练。接着说： “这不光是为了轻省，也是为了了免得出事。有一次，有人就是套少了，跟老子绳子滑脱了，把脚砸伤了。养了好几个月，一分钱没有挣到，倒帮补了不少医药费。万幸的是没有落下残疾，还可以接着干。我跟你说，你跟老子不是厂里的人，厂里不会管你。黄皮也不会管你，你是自愿来的，这是规矩，只能靠各人小心。” “多谢王哥。”李轼一听，明白王有才是好心关照自己，道了一声谢。 打伙干的活路，比自己单独干更累，因为那由不得个人，条石有多重，就得抬多重，别人的步子有多快，你就得有多快。幸好那批条石不多，尺寸也是小的，不算特别重。 一晃，李轼在工地快一个月，觉得自已熬出来了，心里还有几分自得，觉得没有想象中那样难。原来听杨建国说得咋个咋个恼火，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罢了。他把这种感觉告诉杨建国。 杨建国一笑，没说话。他心里想：你老兄还没有熬出来，自得的早了一点。 |
| 外出几日，故停了几日，抱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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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先说断后不乱 原本以为自己在工地上站住脚了，５月初的一次丢包，就让李轼彻底现了原形。 一天早晨，李轼刚到，宗陵就说：“小李，今天丢包。你干还是不干。” 李轼一愣，忙问：“丢包？丢啥包，咋个丢法？” 宗陵看了他一眼说：“看来你是没有干过，等一阵我跟你讲一下规矩，简单得很，一听就明白。先说断，后不乱嘛。” “丢包”，就是搬运工干活路时的一种协作方法。 有时是收货方要得急，为了加快进度，需要大家突击干。更多时候是因为一批活路，收货方只认总账，不记每个人的细账，只能大家打伙干。遇到这种情况，由领头的人把路程分成大致差不多的几段，标出记号，一人挑一段。第一段那人叫“发包”，后面段的叫“接包”，最后一段的叫“收包”。发包的人将挑子挑到第二段，第二段接包的人接过发包人手中的挑子，赶紧往下一段挑，到划记号的地方就交给下一段的人。就这样一段接一段地传到收包人手中，由他挑到堆放点。在这个过程中，每段的人又将一付一付的空挑子，一段一段地返回到发包人手中。在流转中，如果哪个的动作慢了，上一家就直接将挑子丢在你那段的地上，他转身去接上家。 有时为了加快进度，发包的人就是一个专门的人，只负责装货，不挑。丢包的担子重量大约一百六七，班长根据大家的劳力情况，安排发包人在开始装货时取一个中间重量。规矩是事先讲好的，干过的人都明白，参加丢包就得顶下来，半途退出就等于白干了，拿不到钱。一旦半途有人退出，剩下的人还得重新划分包段，也是麻烦事，所以都不希望半途有退出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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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听宗陵讲完规矩，李轼才明白“丢包”是咋回事，也明白为啥宗陵早上一说今天丢包，就有几个人走了。其中就有原来坐办公室的老殷老昆俩人，晓得自己体力跟不上，就主动放弃了。宗陵问： “咋样，想好没有哇，干哇？” “干。” 李轼心想自己干了一个把月，平日里挑一百五六已经不成问题了，有时也挑过一百八九，“丢包”也不至于把自己丢下吧。再说，今天丢包挑的是沙子，没啥难度。 听到李轼的回答，宗陵走过来，手上一把小纸团，往李轼面前一伸，说：“小李，你是新来的，照顾你，你先抓。” 李轼明白了，这是为了公平起见，靠抓阄来决定哪个挑哪一段。李轼想都不想，就伸手一抓 ，运气不错，挑中的那一段路还算比较平缓。上家是老黄牛，下家是王有才，王有才那段正赶上是一大坡。宗陵自己从不先抓，最后剩下的阄就是他的。李轼看了一下自己挑到的这段路，大约一百多米不到二百米，他想这个距离自己差不多能一肩到头，心想自己刚才决定干的主意是对的。 丢包开始了，刚开始还行，十多个来回后，李轼感到有点吃不消了。因为那流转的速度明显比自己单个挑的速度快多了，再说，单个挑的时候，累了就地一歇，哪个也不会干涉你。这打伙干的事就不行了，你一慢，就耽误了大家，就算别人不说话，你心里也过意不去。一急，李轼更觉得腰有点直不起来，不由自主地往下弯，腿也不像自己的，想迈一步，却只迈出半步。恍惚间，他看到王有才那一脸不屑的神情，他送过去的挑子，差一步王有才也不接。等李轼抓起空挑子，急急忙忙赶回段首，老黄牛已经给他撂下三四付挑子了。按规矩，你没有及时接走挑子，上家就可以将挑子依次放在后面，等于你的那段距离就会越来越长。李轼注意到，老黄牛每次都是将挑子挑过划线标记，还往前多走几步。李轼心中明白，这是老黄牛在帮自己，让自己少走几步。李轼连说多谢，但老黄牛一脸漠然，就像没听见一样，一声不应，撂下担子，抓起空挑子转身就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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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想起上个月刚来的第三天就遇上走跳板挑砖，跳板太长，一闪一闪的，不太适应。他干了一阵有点累，在跳板上脚下一晃，眼看要跌下去，被后面的老黄牛一把扶住。等他上岸停下来，转身要谢老黄牛时，一看老黄牛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后来，他看见老黄牛又搬来一块大石头，顶在跳板中间，减小跳板的晃动。他心中一热，刚想说话，老黄牛冲他一摆手，又干活路去了。今天的老黄牛也这样，出于他的本性，帮了李轼一把，并不在意李轼谢不谢他。 想到老黄牛对自己的帮助，李轼想自己无论如何要挺下来。熬了两个多小时，额上的汗、脖子上的汗、全身的汗哗哗流，李轼已经不去擦它了，任它流淌。就在他感到撑不住时，宗陵的声音响起来：歇口气。 早已汗流浃背的李轼一屁股躺坐在地下，闭着眼睛靠在一个土坎上，像瘫了一样，任汗水流也不擦它。宗陵跟过来问： “咋样？顶不住别死撑哇。等杨建国来了商量商量，不行，就算了哇。过两天有松活点的活路再干。” 李轼没气力跟他说话，没睁开眼睛，只是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宗陵一愣，没有弄明白李轼点头是啥子意思，是想等杨建国来了商量后再说 ，还是就算了。看到李轼累趴的那个样子，他也不好再追问下去，只好说你先歇息。 杨建国前几天回生产队去了。他每个月总是要回去呆几天，用他的话说是隔三差五露露面，多多少少在队长眼前晃晃，再给队长送一包烟，队长就不会找茬了。走前他跟宗陵打个招呼，说李轼原来没干过，劳力差些，遇到有恼火的活路时，让宗陵多照应李轼。宗陵想要照现在这个情形，李轼肯定会拖累大家，速度上不去，最好是不要让他干了。但这个黑脸他不想唱，自己答应过杨建国，要照应李轼的。得罪人的事他不想出头，他想最好是让王有才去唱这个黑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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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条条蛇都咬人 老黄牛仍像往常休息时一样，坐在一个稍高点的地方，一脸漠然地望着远处，抽他的叶子烟。眼前的江水急匆匆地往东赶，载着江面上的东西，一刻不停地闪过去，刚一离去，上游的江水又哗哗地赶过来。金沙江从西边的大山奔涌过来，西边的大山是他的老家。离开老家快20年，尽管老家双亲已经不在了，没啥亲人了，他还是思念那块土地。江面上已有杂物漂浮，江水有一点发浑了，是该涨水的时候了，要是在老家，应该是收麦子、插秧子、点苞谷的时候了。眼前好像浮现出山林的黧青和秧田的浅绿。早些年，他曾经想回去，却又回不去了，那里多少有点让他感到生疏了。想到此，他不由叹了一口气，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一双大手，还是那样粗糙，布满老茧。这双手已经不会干农活了。 这些年的人情冷暖，他是很有感触的。过去的同事，偶尔遇见他时，有的人远远地就绕开了，怕沾上晦气一样，有的人可以跟他擦肩而过，却像不认识一般。老黄牛心里想，我老黄牛人穷志不穷，你不想理我，我更不会理你，各过各的日子，老子求不到你门下。李轼的狼狈，他全部看在眼里，这点体力活路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一回事，但对李轼这种初来乍到的学生娃儿就不轻松了。李轼刚来时，老黄牛没有过多说啥，不过他心里想这样瘦弱的一个人，像根豆芽菜似的，干不了几天就得拍屁股走人。后来李轼呆下来了，他也没有感到太多的意外，人得生活，人都是逼出来的。混到这种工地上来的人，十有九个都是逼到这分上的，他心里想，只要靠自己劳力谋生的人就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工地也跟营盘差不多，来来往往的人，有些呆得长，有些呆得短，有些只是过客，他见多了。 老黄牛心下明白，这些年青人本人和他们的家头从没有想让他们干一辈子，无非是临时性的干一阵。对这一切他也很了然，如果换了自己，也不会让自己的娃儿来干这个。当有好的去处时他们自然就走了，没有人会记得他老黄牛。所以老黄牛对李轼这些新来的人只是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他在心里跟自己说：关老子球事，何必帮你们，说不定过几天就拍屁股走人了。但老黄牛是一个忠厚成性的人，想归想，一旦真看着有人恼火时，他又忍不住伸手帮一把，根本不在乎这个人以后是否还能记着自己。所以李轼虽然没有张嘴求他，他还是照样帮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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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正在闭目歇气，王有才晃着肩膀过来了，一脸的嘲笑和不屑，说： “哟嗬，小子，不行了吧，不行了就趁早打道回府！别以为啥子人都能吃这碗饭，你看你一身肋巴骨，没几两肉，跟老子把大家都耽误了。” 李轼没精神头理他，眼睛都没有抬，由他说去，心里想：老子不用你撵，我还真不想干了。 “咋了，你小子还赖着不想走？” 李轼心想，懒球理你。头也不抬，挪挪身体，让身子在土坎上靠得更舒服一些。 “来吧，抽根烟吧，跟老子提提精神，不管你走不走。”王有才弯下腰，递给李轼一根烟，声音中有一种看闹热的轻松。 李轼睁开眼看了王有才一下，轻轻摇摇头，又保持他那种舒服的姿势。他现在连抽烟的精神都没有，所以没有接王有才递过来的烟。王有才有点不高兴了，把烟叼在自己嘴上，心想这小子真不识抬举。他刚想开口，正好这时，杨建国来了。李轼仍坐在地上，冲建国点点头说： “我不想干了，有点吃不消。” “挺着吧，现在到哪个工地你都得过这一关。用你的话说，有了初一，就有初二。回头我帮你，反正我今天也不能半途加入。”杨建国说。 王有才冲杨建国点点头，算是打了一个招呼，又斜了李轼一眼，哼了一声，抽着烟，扭头走了。 李轼也晓得活路不好找，心想，别人都能干，我也能干。俗话说条条蛇都咬人，到哪里都没有松活的，那就再硬撑下去。 二十分钟后，丢包又开始了，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李轼感到自己有点眼冒金星，看不清楚周围的人。他觉得担子越来越重，距离越来越长，身上的气力越来越少，时间反而越来越慢，身上的汗水把里面的短裤都湿透了，心跳得“咚咚、咚咚”地响，好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似的。 有几次他都想撂下担子不干了。稍定下神来看杨建国，想说自己不干了。杨建国没有接他的目光，只是一趟一趟地帮他挑担子，也是一身的汗水。李轼心里一热，明白好友是要帮自己过这一关，还有啥好说的，牙一咬又低头开干。 杨建国帮着李轼挑，将累积起来的担子很快挑完了，又继续帮着挑。但他没有出全力，要出全力，他自己一个人就够了。他自己就是这样熬过来的，所以他要减轻李轼的压力，别一家伙压垮了，同时还得让李轼不闲着，要让李轼自己熬出来。李轼没有体会到这些，他只顾埋头苦干。李轼终于听到宗陵喊收工的声音，如释重负，扁担一丢，一屁股坐在地上，靠着土坎喘气。一个上午总算熬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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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换包 中午休息，要在以前，李轼就拽上杨建国到江里游一趟，清爽清爽。今天丢包太累，饭后他就躺在工棚里歇着，话都懒得说。他缓过劲后，就问建国，因为他有点奇怪上午的速度为啥越来越快： “为啥后来速度更快了？” “工地上的人都是靠熟人面子来的，哪个也不好说让哪个走，让哪个留。工头根本就不到工地来，不会管这些烂事，当班长的宗陵也不会为这点事得罪人。工地就这规矩，第一个人，就是发包的人，通过加快速度，把体力差的人淘汰出去。这样，大家体力差不多，干起活路来方便，分钱也好算账。你想要是总在你这一段压下担子，耽误进度，让别人少挣钱，就算别人不开腔，你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得主动退出。”杨建国说。他晓得宗陵会做人，不会自己出头来说，是想让别人说或让李轼自己主动退出。 “难怪早上一开始，老殷老昆几个人走了”李轼还是有点不太明白，“那要是我抓阄时抓到第一个，不就可以慢点发包吗？”。 杨建国刚想回答。宗陵已经大声喊：“开干了，开干了，到时候了。” 李轼觉得还没有歇够，在工棚里躺了一个多钟头，李轼的呼吸刚顺畅了，心跳也恢复了平静。宗陵这一喊，下午丢包又开始了，少说得有５个钟头。李轼正在捉摸自己能不能挺下去。宗陵发话： “换包。” “换包？换啥子包？”李轼一愣，看着其他人脸上都很平静，像早晓得咋回事一样，忙问。 杨建国说：“这也是规矩。为了公平，一段一段互相挨着换，第一段换到第二段，第二段的换到第三段，依此类推。现在就该老黄牛到你这一段，你到王有才那段，王有才到下一段。这三四天下来，平路、坡路、直路、弯路大家就都轮了一遍，哪个都没有二话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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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这下才明白丢包是咋回事。这办法很原始，也很简单易行，透着一种公平。李轼想到上午的艰难，身子已经疲乏得不行了，肌肉像没有长在骨头上，分开了似的。而骨头早像散了架一样，已经立不起来了。要命的是神经也像绷紧的弓弦，眼看就要折断。下午换包后轮到他挑王有才那段上坡路，眼下挑平路都恼火得很，再要挑上坡路，就算杨建国再帮自己一把，也挺不下来。李轼抬头看了看那陡坡，那段陡坡路像竖起来的一堵墙在他面前晃，还没有开始干，已经泄气。他立即对宗陵说： “我不干了，我退出。” “咋啦？”宗陵平静地问。李轼的反应在他意料之中，所以没有感到奇怪。他正等着李轼自己提出来，按李轼这个体力和速度，已经拖累大家了，他巴望李轼早点退出。 “那段陡坡我撑不住。” “先说断，后不乱。你可想好，别怪我们伙起整你，建国是晓得这个规矩的。退出，上午就算白干了哇。” “规矩我晓得。不怪你，也不怪大家，说实话我也不好意思拖累大家。” “不要走！我帮着你。两个人干一个人的活路，一点问题都没有。”杨建国阻止想不干的李轼。跟宗陵一样，李轼的反应也在他意料之中，跟宗陵不一样的是，他想帮李轼在工地站住脚。 “那你也不可能老帮我。” “别想那么多，先把今天的包干下来再说。”杨建国心下明白，这也就是几天的事，挺过这几天就好了。自己只是帮一下，代替不了李轼，终究得靠他自个撑住。但不帮他的话，他就过不了这一关，不仅是上午那点活路白干了，而是这工地他就呆不下去了。 “你这样说，那我就咬牙试试。” 王有才一直没说话，冷冷地在旁边看闹热，心里想：小子，这下子有你好看的，平路你都撑不住，上坡你就别想了。不把你压趴下你不晓得厉害，老子倒要看看你咋个逞能。就算杨建国要帮你，你小子也挺不过今下午。 “小李哇，你可想好哇，这才是第一天，后面还有好几天，会越来越凶。”宗陵嘴上还是客客气气地说，心头是巴望对方退出。 李轼又犹豫起来，老靠杨建国帮也不是事，还不晓得工地上以后还有啥更凶的活路，何必在这里丢人显眼，还是趁早收摊。他望着杨建国说： “建国，不行就算了……以后再说。” “放心，有我帮你，你怕啥！没啥问题，能挺下来。以后事以后说，先把今天的事了啦再说。”杨建国晓得李轼是一个刚强的人，想好的事就不会放弃。现在需要给他打气，有了信心，以后事就好说了。 “这……”李轼内心很感动，一下不晓得说啥好了。 旁边的人一时不好说啥，工地上突然静下来了。不晓得该像宗陵那样劝李轼算了，还是像杨建国那样劝李轼撑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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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一直闷头不响的老黄牛忽然开口：“我来挑小李那一段。让小李挑我这一段。” 老黄牛这一突然出头，宗陵没想到，他心头有点不高兴，眼看李轼就要退出了，老黄牛又来搅局。宗陵盯着老黄牛一字一句地说： “老黄牛，话得说清楚哇，规矩你是晓得的。但我们也要先说断，后不乱。这是两码事，这一轮是你自愿顶李轼的包哇，不算你的，按规矩，到了下一轮还得轮到你挑陡坡哇。” “我晓得啰。”老黄牛没看宗陵，干脆地回了一句。丢包的重量对老黄牛来说不算一回事，丢包对他来说是吃亏的，因为他只能和大家拿一样多的钱。要是自己单独挑，他本可以挑得多一些，也就挣得多一些 。其实对李轼的处境，他并不是特别关心，干不下就走人，这是工地上的规矩。但他经历的苦难太多，太晓得生活的艰辛和不易，看到李轼这种年轻人在生活磨难下的狼狈，他又忍不住伸手帮一把。 李轼想起杨建国跟他讲过，这十几个人中，老黄牛体力、耐力都是最好的，还爱帮人。接下来就数王有才和宗陵，两个人都有一把好气力，宗陵为人还算可以，至少在面上不伤人，就是在钱上爱占点小便宜。王有才跑江湖跑惯了，江湖习气重，爱吹牛，爱欺生，但对他认为是朋友的人又特别仗义。李轼向老黄牛投过去感激的目光，说： “老黄牛，让你受累了。” 老黄牛像没有听见一样，已经转身开干了。李轼也不再说啥，心想还有啥好说的，拍屁股走人当然容易，但到哪里不也还得练吗？这里遇上的人还能搭把手，就先在这里混吧。杨建国和老黄牛都在帮自己，自己也得硬一口气。 下午半天，李轼就埋着头，硬着脖子，顶着腰，咬着牙挺着。汗水早把衣服湿透，贴在身上很不安逸，李轼也干脆脱掉上衣，光着背。刚开始李轼还擦擦汗，到后来他也索性不擦了，有好几次他想撂下扁担不干了，但杨建国不让他停下来，说你不能停下来，慢慢挑，但不要停。杨建国一直在帮他挑，到后来，李轼像木头人一样，眼睛看东西也是恍恍惚惚的，周围的事物像在云雾中一般。他觉得双腿不像自己的，只是机械地迈着腿，一趟一趟地往返，路一步一步地往后退。不知过了多久，宗陵一声： “收工。” 李轼立刻一屁股坐下去，随即往地上一躺，那全身的汗水照旧往外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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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是路就能走得通 要在平常，收工后，李轼第一件事就是下水游一趟，把全身的疲劳和灰尘付与流水，然后一身清爽地回家。今天不要说游泳，连躺着他都嫌累。 杨建国坐在一旁陪着他，没说话，自己慢慢抽着烟。他晓得李轼今天是真正累到家了，不躺一个钟头缓不过来。 大家把工具扔进工棚后都走了，老黄牛、王有才没跟他们打招呼也走了。宗陵过来看了一眼，说：“小李，累惨了哇。不要紧，这是出虚汗，没有经常干重活路的人刚开始都这样哇，多歇一阵就过去了。建国你陪一下，我先走了。” 杨建国边抽烟边摆手说：“你先走吧，没啥事。” 他对李轼也没说话，他曾经也是这样熬过来的，晓得这个时候说啥都没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李轼歇一阵，缓过劲来，他相信李轼最终能熬出来。一个钟头后，杨建国扶着李轼往回走，李轼还觉得腰像断了一般，腿好像踩在海绵上，走路迈不稳步子，高一脚低一脚，晃晃悠悠的。 回家的路顺着江岸往上游走。远方的山头上，太阳正在下滑，江水被夕阳映得血红，泛着金光，滔滔不绝往下流。两岸劳作的人下班了，纷纷赶回家，太阳好像要把最后的余辉交付江水，让它流得更远，流得更久。李轼从小就喜欢自然的东西，喜欢这奔腾不息的大江，他觉得那是生命自由的体现。而今天，李轼眼中那无尽的江水，被落日的余晖映成了一块烧红的铁板，好像也成了长长的坡路，没有尽头。李轼心想，老话说得真没错，人背时了，喝口凉水都塞牙。我今天咋看着啥都成了上坡路？ 回到家，李轼连饭都不吃了，直接就往床上一躺，心想明天说啥也不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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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第二天一大早，杨建国就赶往李轼家，他晓得李轼肯定爬不起来，也肯定不想干了。他明白李轼要挺不过这三四天，以后可能就吃不了这碗饭，一定得这几天挺过去。一进门，先看见岳洛文，他问： “伯母，李轼起来吗？” “没有。你们昨天都干啥活路，我看老三回来那付样子累坏了。叫他吃饭也没吃。” “昨天活路累点，要不了几天就干完。伯母放心，李轼没问题。” “那好，我先走了。他还躺床上，你叫他吧。” 果然李轼还躺在床上，见杨建国来了，李轼伸手冲他直摆，“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昨天干的就算你干的。” 杨建国说：“那不行，我就是专门来拉你去的，挺过这几天就好了。” “建国，我实在是扛不住，这全身骨头都像错开了一样。原以为睡一晚上会好些，没想到比昨天还恼火。要不，我先歇两天再去。” “不能歇，人一松就散架。”杨建国愣把李轼从床上拉起来，“走吧，当初我也是这样熬出来的，我这几天不干了，先帮你把这几天熬过去。” “那我先歇半天，下午再去，这样总要得吧。” “要不得。工地上的规矩，你不去，就得顶一个人，要是没人顶，就得重新划包段。你昨天干的就一风吹了，受的苦就成了白辛苦，一分钱都拿不到。” 李轼倒不介意能拿不拿得到钱，介意的是这活路实在恼火，不好意思拖累大家，就说：“这活路太重不说，节奏太快，以后有松活点的，我再来。” 杨建国不听李轼的，他想你李轼连下乡都能扛着不去，丢包这点小事算啥？一定能扛过这一关，就不客气地说：“你想得好！哪来松活的，这就算松活的了，哪有由你东挑西挑的？条条蛇都咬人。咬紧牙帮熬过去就成了。枉自你每天还锻炼身体，干活路也得坚持，一个道理。” 李轼当然明白杨建国的苦心，也晓得老同学说得在理。老同学的身板也不比自己壮实到哪里去，确实也是硬熬出来的。既然建国都熬出来了，凭啥自己就打退堂鼓。于是心一横又跟杨建国上工地，心里想：建国说得对，干活路也得坚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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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五天后，丢包的活路干完了，李轼也算在工地上站住脚。几天当中，杨建国一直帮着李轼丢包，并且不断减少帮助的分量，老黄牛也帮了李轼好几次。到后来，李轼在平路已经能跟上趟了，在坡路时也能勉强应付了。 最后一天收工回家的路上，李轼对杨建国说：“老黄牛这样帮我，我得意思一下吧。” 杨建国说：“不用，老黄牛就那样，面冷心热。你要实在过意不去，你明天送他两包烟试试，他烟瘾大。” 李轼觉得已经有把握在工地呆下去，信心又回来了，他想是路就能走得通。江岸上的绿色一直延伸到江的尽头，和远处的山融为一色。正是下班时候，两岸的渡口上聚集了许多人，熙熙攘攘，都在为生活奔走于大江两岸。轮渡汽笛长鸣，不停地在江面穿梭，把南来北往的人送达两岸。 旁边的江水仍是那样生机勃勃地流着，白帆轻快地从江上滑过。江水不停留，生活也不停留，看着这一切，李轼几天前的心烦都随江水流走了。 第二天，李轼买了两包三毛多钱的“红梅”去谢老黄牛。烟刚递过去，话还没跟上，李轼伸出的手已被老黄牛左手挡回来。老黄牛举起右手夹的半截叶子烟，说：“我习惯抽这个啰。” 李轼手僵住了，退回来不是，往前伸也不是，旁边不远的王有才晃着肩凑过来，说： “哟嗬，早晓得有好烟，我给你顶包啊。老黄牛抽的烟不超过一毛钱一包，原来尽抽8分钱一包的“向阳花”。再说现在老黄牛根本就不抽纸烟，他嫌纸烟没劲，自己裹叶子烟抽，又便宜又安逸。你这好烟算是白瞎了。” “有啥瞎不瞎的，留着自己抽不就完了，要不给你来一包抽？”尴尬中的李轼，顺势把烟递给王有才。 王有才一转身晃着脑壳说：“老子才不稀罕，老子不缺烟抽，留着自己抽吧。小子，行，熬出来了，有种。” 看着离去的王有才，李轼感到一丝快意。他也说不清是哪种感觉，是高兴王有才没能看成自己的笑话，还是高兴自己总算挺过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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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黄皮 丢包活路干完后，李轼跟大家也混熟了。 一天晚上，杨建国约李轼到工头黄皮家领钱，说：“这次我带你去，以后你自己去。第一次去，别忘了带上一条好点的烟，黄皮那个人好烟好酒。” 在工地呆了两个多月，李轼还真没见过工头。李轼只听说工头姓黄，四十多岁，当兵出身，身材高大，经常披着一件黄呢军大衣，威风凛凛。工地上的人背后都叫他“黄皮”，不过，当面都叫他黄施工。“施工”这一称谓，本来是当地人对建筑工地上技术管理人员的习惯性称呼，也延用到像黄皮这样的人身上。杨建国对李轼说，其实单是领钱不用去他家，由宗陵代领就行了。我主要是想让你去认识一下黄皮。你要在工地上混，不认识他们这种人不行，光认识还不行，最好能把关系搞熟些，以后求他找活路就好张口了。 城市小，离得都不算很远，黄皮家住在一栋较新的楼房的三层。城里的住房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从解放前就留下来的一部分私房，已经不多了，像王有才家的小院。第二类是政府机关和一些大单位的宿舍，有旧房也有新房，像吴能家。第三类房子是由房产公司管理的，都是公租房或经租房，像李轼家。这第三类房子很紧张，能住得宽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事。 黄皮住的房子就是公租房，八九成新。这种楼房多是60年代建起来的住宅楼，一般只有三四层高，房间都很小，一户就一间或二间房。没有专门的厨房，各家的炉子都摆在过道上，再加上堆放煤球和一些厨房用具，原本一米多宽的走廊，就剩下六七十厘米宽了。一到做饭时候，人穿行其间，像逛“美食”一条街。每家也没有卫生间，黄皮这个住宅楼每层有一个公共厕所，这就算好的了。有些楼房连公共厕所都没有，要方便的话只能到楼下的公共厕所。但要能住进这种楼房，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种房子自来水是接进家门的，用不着再挑水。 黄皮家看起来也并不富，但有三间房，两间住房，一间算是厅了。厅小，光线暗，家具也很简单，一张吃饭用的八仙桌，几把椅子。在黄皮家，他们碰上老黄牛。黄皮一个人正坐在桌前独自喝酒，看样子还没有吃晚饭，见到杨建国和李轼来并不起身，也不让座，只是晃着脑壳说： “来啦。” 他们自己坐下，又跟老黄牛打个招呼。旁边的老黄牛没顾上理他们，一边给黄皮倒酒，一边说： “大哥，你再算算，少了两块钱。” 黄皮很不耐烦：“你看你，就爱抠点小钱。两块钱还跟我算半天。给你，赶紧走吧。” 把钱塞给老黄牛后，黄皮晃晃脑壳又继续喝酒。 来黄皮家前，杨建国给李轼介绍过，他们干这些活路，都是黄皮找来的。价钱由他与对方谈好，结账也是由他出面与对方结，然后由他分钱给每个工地上的人。究竟他从中拿了多少？哪个也不晓得。据说，像他们干的这种工地，黄皮管着七八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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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老黄牛走后，黄皮晃着脑壳说：“唉，我这个兄弟也不容易。拖家带口的，不像你们小青年就哄一张嘴就行了。算了，不管他。咋样，建国，我们来杀一盘？好歹我也得赢一盘吧。” 杨建国因为经常和黄皮下棋，混得很熟，说话也很随便： “改天吧，你喝得二麻麻的，还想赢？” “也好。今天真没少喝，几个工地都挺顺的，结账了，高兴。”黄皮又转过头问李轼，“小伙子，咋样，吃得消吗？要吃得消，就干下去吧。” 黄皮的口气就像恩准了李轼的一个天大请求似的，不等李轼回答，黄皮又说：“你那份钱，给你准备好了。” 数着手上的二十多块钱，李轼刚想说话，杨建国就拽他衣服后面，示意他不要开腔。杨建国继续和黄皮说了一阵闲话，就拉着李轼告辞出门。 到了外面，杨建国说： “我晓得你刚才想说啥，你是觉得钱少，对不对？” “是呀！这也太少点，一天还不到一块钱。” “李兄，知足吧。嫌少，哪个能给你多的？机械厂那些正式的青工，还是国营厂，一个月也只有二十多块钱。再说，哪个工头都得从干活路的人身上喝血，黄皮还算好的。不信，你以后问问宗陵他们就晓得了。” “哪能给厂里的正式职工比，他们虽说工资不多，但可以按年头涨啊。另外还有工作服，有其他劳保用品，有医药费，有工休日，加班还有加班费。劳动环境就更不用说了，夏天还有防暑降温费，好处多了。更主要的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人前一提起，是有工作单位的人，这就是身份的标识啊。”李轼仿佛在说另一个天地里的事。 “说得对。就是身份的不同。到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吧，你看人家黄皮，过去是一个军官，现在与过去比也算是落难了，还是宠辱不惊的。”杨建国说。 “建国 ，我听老黄牛讲过，黄皮原来在部队上只不过是一个营长，撑死了也就是一个少校，却总披一件将校呢的大衣。这人是不是有点名堂？” 杨建国说：“你可不要小看他。” 黄皮参加过解放战争，从北打到南。入川后，最后一战是参加昌都战役，后来随18军进入西藏。1962年对印度作战之前，他就已经是营长了，参加过中印战争，还受了伤。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时也是坐机关的，当一个科长啥的，后来不知为啥下来了。听说好像是四清运动时下来了。 杨建国说，黄皮爱下棋，但棋艺太一般。一走了一步自以为好的棋就晃脑壳。你别看他下棋是狗屎棋，其他方面水很深，你我都吃不透。你看他能住上这样三间大的房子，得有点硬关系才行，一般居民是轮不上的。接着杨建国话头一转说： “你还不晓得吧，他就是“文革”初期鼎鼎大名的黄司令。” “哦，原来是他呀，当年可是八面威风呀，早听说过这人，就是没见过本人。真是真人不露相，为啥又混到这一行来？” “我也不晓得他是如何混到这一行的，肯定是摊上啥事了，不然还会在机关坐着的。这人聪明得很，两年前就激流勇退，不参加任何派别组织了。” 两个人一边摆龙门阵，一边往家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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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何处评理 工地是男人的世界，差不多都抽烟。 老黄牛，烟瘾特别大，别人是抽纸烟，他是抽自己卷的叶子烟。城头人一般不抽那种叶子烟，嫌劲太大，冲人。老黄牛抽烟，一直要到烟烧手时，仍舍不得丢掉烟屁股，要把它放在烟竿里抽尽。 王有才的烟瘾也不小，一天得抽一二包，那食指、中指也是熏黄了。王有才抽的烟稍好一些，得二毛来钱一包。他常说，就那两个球钱，留着干啥？王有才虽然爱吹牛皮，却并不小气。按他的话说，老子光棍一条，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杨建国和李轼都抽烟，瘾都不大。一则是无聊发闷时抽一根，二则是在工地上不抽烟，就显得不合群。 宗陵也抽烟，却舍不得买烟，等别人给他烟。好歹是个班长，有时帮大家张罗点事，忙前忙后，其他人都不好意思不给面子，坐在一起抽烟，也随带给他一根。唯独王有才不买账，当面说宗陵是舍不得掏钱买烟，说：“龟儿子小气得很，只带烟瘾不带烟。” 对王有才的讥讽，宗陵并不在意，而且他也从不主动向别人要烟。他也是一个要面子的人。 杨建国对李轼说：“乡下不易，下去过就晓得了。宗陵不容易，才二十多岁，肩头上就压着一个家，一个老婆两个娃儿。上次他说老婆又怀上了，恨不得把一个钱掰成两个用。农村像他这种年轻男人，不顾家的有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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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一天歇气时，李轼和宗陵坐在江边，他掏出烟，递一根给宗陵，自己也抽上。两个人一边抽烟，一边摆龙门阵，摆到上次去黄皮家领工钱的事。 李轼问：“累死累活干一天，咋就这几个钱？” 宗陵说：“兄弟哇，钱多钱少，你得看跟哪个比。要是跟我们乡下比，这就算好到天上去了。我为啥不愿意呆在乡下，杨建国为啥下了乡还要回来，还不是因为农村更穷，连这个钱的零头都挣不到哇。但话说回来，要是跟正规的运输单位比，这点钱就少多了。” 宗陵说，我虽然只干了两三年，但对城里的这行当也熟悉了。城里有运输公司，运输公司都是国营的，靠汽车搞搬运，距离也远。除工资外，福利、劳保都齐全。还有运货的航运公司，说到这里，宗陵用手指着对岸码头上那些船说： “那些船都是航运公司的，船身上都有编号。这些单位你根本没法比，他们都是公家营生，人家都不叫搬运，而叫运输。” 李轼随着宗陵的手看过去，对岸都是泊在江边的船舶，大大小小都有，有轮船有驳船。有的船正在冒着浓烟离去，有的船正在鸣笛靠岸。这些船李轼他们不陌生，当学生时，都喜欢从那些囤船上往江里跳，觉得特别爽快。那时何曾想到过干活路人的辛酸，如今是有点体会了。 宗陵接着说，还有一种叫群运社或搬运站，性质是集体所有制的。分两拨人，一种是拉板板车的，两条腿加两个轮子。一种跟我们一样，肩膀上压一根扁担，干活也全靠体力。宗陵又用手指着对岸码头说，那些干活路的人就是。李轼看到有很多搬运工在忙碌着，上上下下从船上卸货，人如蝼蚁般在码头石梯上蠕动。宗陵说，不过，他们好歹算是集体所有制的正式员工，除工资外，基本劳保也有，人老了时，也可以拿点退休费。同样的活路，国营单位的人挣的比集体单位的人挣的多，而集体单位的人挣的又比我们这种没单位的人挣的多。说到这里，宗陵深吸了一口烟，对李轼说： “兄弟，你说这合理哇？我就想不通这究竟是为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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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没有回答宗陵的话。他慢慢吸了一口烟，又轻轻地吐出来，看着烟雾后宗陵那张脸，模模糊糊。他想世界上就数“合理”二字最朦胧，最不易说清楚。各方都有各方的理，各方都认为自己的理对。而宗陵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往往就是由官方的理定下来的，区区一个宗陵能奈何得了？ 宗陵看李轼没有接他的话，又说：我们这种搬运工与搬运公司、搬运站是不一样的。首先是没有组织，上头不管的。其次干的都是一些零散的活路，不太好干的活路，都是工头凭关系四处去揽的活路。第三没有财务手续。像我们为机械厂干了活路，厂里付了钱，但厂里要发票走账。黄皮手上也没有发票，为了开票，他得去找一家搬运站“挂靠”，以搬运站的名义开出发票。这需要向搬运站交管理费，最少得百分之十，有时得百分之二十，这就看黄皮的本事了。这算是对公的。再加上揽活也须向私人打点，向机械厂管事的人塞钱，塞多少也看他的本事了。最后他还得提成，提多提少，各个工头也不一样。 宗陵介绍完情况，最后总结：“你说，哪个工头会亏自己少拿哇？就这样七扣八除，到你手上就差不多了。一句话，干得多，挣得少。你要不干，工头还不稀罕你，跟老子有的是人想干哇！” 李轼一想，也还真是这个道理，能挣钱的地方不多，有啥好说的，知足吧。 “小李，你刚才还嫌钱少哇，说累死累活就挣这几个钱。兄弟，你是不晓得哇，我们在农村哪天不是这样累死累活的？年年如此，挣的钱比这零头还少哇，找哪个评理去哇？老话说人比人气死人！” 宗陵说完话，顺手把剩下的烟屁股，狠狠地摁在地上。地上原本有一大群蚂蚁在来来回回搬东西，两队蚂蚁秩序井然，很像搬运工，一队摇摇晃晃负重过去，一队急急忙忙空载过来。它们被宗陵摁下的烟屁股阻拦了方向，一时乱了队形，四下散开，乱爬乱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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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李轼听出宗陵话中的怨气。他晓得宗陵说的这种情况是真实的，就是所谓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为啥如此，他搞不太清楚，也不爱去多想，这涉及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有一点是可以看清楚的，除了是历史原因外，还有现实的因素。可以用另一种情况来说明，在本市，同样是全民所有制单位，同一工种的二级工在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地区企业、市属企业工资是不一样的。这算是啥差别？他也搞不清楚，原因嘛，应该很简单，上面定的，也就是说是人为的。这种差异不是因工作性质的差异形成的，是因为工作单位的不同性质造成的。而这些还仅仅是一些小差异，大的差异除了城乡差别外，还有社会身分的差异，如干部和工人的差异，连管理部门都不一样，干部归人事部门管，工人归劳动部门管。不同的人被贴上不同的社会标签，最终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李轼想自己和宗陵都弄不明白这中间的名堂，所以他只敷衍了一句： “是没有地方评理，但那能怪哪个呀。只能怪你命不好，生在农村。” “是啊，小李，我也经常想是我命不好。农村人一出生一辈子就钉死在农村了，要想进城，跟老子想都不要想哇。”宗陵说完，又摇摇脑壳，“不过我也不太信命这球玩艺，不是也有很多农村人进城了哇。很多地方上和部队上的干部不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哇！远的不说，我们眼前的老黄牛原来不也是农村的哇？” “宗陵，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要说你不是命不好，是生不逢时了。农村人户口要进城那得有机会才成，没机会你就是脑壳撞破了也不成。老黄牛那个时候是工厂需要劳动力，从农村抽调不少人，而且那时的户口管制没有现在严格。现在不要说农村户口不能迁到城市，就连小城市户口迁到大城市也不行了。不仅如此，后来对城市人口也进行控制。大跃进失败，大量工厂下马，当初从农村来的很多人都被退回农村。到六零年又搞精简，一些城里的职工和居民也被下放到农村去，老黄牛不是也被精简了吗。”李轼一边说，一边将烟屁股扔进水中。看着那一道烟跌进江水，立即烟飞灰灭，眨眼就看不见了。 “小李，那是老黄牛自己憨，跟老子要是换了我，我肯定不会再回到乡下去。”在这件事上，宗陵是很看不起老黄牛的，多次表示过他的看法。 “老黄牛是人老实，遇到了那种形势，他也没办法。” 对政治运动的体会，李轼比宗陵要深得多，对老黄牛的境遇，他是能理解的。李轼随手抓起一块薄片似的鹅卵石使劲扔向水面，看着那石块在水面上连续跳跃着，最后一头栽进水里。他心里说，宗陵的梦就像这打水漂的鹅卵石一样。好像晓得李轼在想啥一样，宗陵也站起身，捡起一块鹅卵石向水面扔去，却不看那鹅卵石的去向，转身很坚决地说： “以后事以后才晓得。小李，烟抽完了，走，干活路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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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宗陵的心愿 一天下午收工后，李轼正要回家。宗陵叫住李轼，说一同走，他也要进城转转。在路上李轼想起王有才老笑话宗陵有家不回的事，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老不回家，把老婆娃儿丢在家不管，也不是事吧？” “这你就不晓得了哇，我们家不缺人手，不缺劳力，就缺钱哇。我每个月都回去一次，还带钱回去，这比啥子都管用哇，眼红我的人多啦！一二十块钱在你们眼里不算多，在乡下人手中就算一笔大钱哇。” “看你说的，好多城头有单位的人，一个月也就挣二十来块钱，也得养一家人。也是一笔大钱。” “王有才老笑话我有家不回，我回去干啥？白天在地里抡锄头。到了晚上更无聊，没事好干，也没地方好去哇。农村没电，乡下人吃过晚饭，怕费油就吹灯睡觉。城里多好哇，有地方耍，有公园、图书馆、剧院、电影院、商店，休息时上街转转，看看闹热，多安逸哇。就是到了晚上九十点钟，大街上人照样闹热哇。”宗陵话里有一种明显的羡慕味道。 这时，他们已经从渡口码头上来，走到大街。俩人都顺着街边走，而宗陵却总是走走停停，时不时要往商铺里面张望。李轼不愿意停下来等他，对他这种举动也有点不耐烦： “口袋里没钱，你上街乱转啥？又不买东西，有啥意思。” 李轼不太理解宗陵上街闲逛的举动，因为他没事是不上街的。说话间他们走到东街，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的商业大街，商铺云集，人流密集。李轼对这些熟视无睹，没有一点新鲜感，只顾往前走。旁边的宗陵还是保持着那种军人一往无前的步伐，脑壳却在脖子上乱转，四下看闹热。听到李轼问话，就回答： “你是城头人，你当然不觉得，这种闹热是乡下没有的。我当兵那会儿就巴不得能留在城里工作。虽说我没钱买东西，到商店转转也开心哇，看闹热不要钱吧。反正下班了也没其他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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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两个人边说边走，经过百货公司和几个大商店时，宗陵就往里进，还要拽着李轼一同进。李轼说我是赶路回家，你是来看风景看闹热的，你老人家自便吧，我得回家了。宗陵忙拐出来，又和李轼并排向前走，说今天不是来逛街，是想去看一场电影。 “我虽然没钱买东西，花8分钱看场电影总可以哇。这点钱我还是愿意花的，比买烟抽划算哇。” “电影院就那‘老三战’片子和新闻简报，你肯定看过了。你不嫌烦？” 李轼一边说，一边侧头看看宗陵，宗陵穿着半新旧的军装，人显得很精神。他说的片子即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据说是能体现革命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那时电影院里能放的旧故事片就这三个，其他的都成“毒草”了，老百姓诙谐地称之为“老三战”。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形势大好的新闻简报了。 “演打仗的，好看。我最欣赏《南征北战》中，敌军参谋长对敌军长说的那句话：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这是很多人都能耳熟能详的一句对白。人们在生活中为了开玩笑或自我解嘲，也喜欢引用这句话。李轼一听宗陵说这句台词，就忍不住笑起来了： “那还用说，共军肯定‘狡猾’。要不然毛泽东能指挥共军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唏哩哗啦的，把他们撵到台湾去。不过，再好看的片子，翻来覆去地看有啥意思。” “就算是新闻简报，那也总比农村啥都没有强哇。农闲的时候，我就让我老婆带着大娃儿进城来转一趟。我们那里说起来离城不远，跟老子好多人这一辈子就没进过城哇。兄弟，不怕你笑话哇。我有一个想法，让我儿子能多读点书，以后有机会进城工作，所以我给他取名宗城。我现在让他进城逛逛开开眼界，看看城里有多安逸，就是要让他能发奋读书，以后能到城里工作，有个城市户口，有一个好出息哇。”说这些话，宗陵眼里放光。 李轼心里明白，宗陵说的这些，其实就是农村缺文化。这也是城乡差别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自己不愿下乡跟这也有一定关系。其实像李轼这种从小就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很难真正理解宗陵的内心。那时的农村不仅是经济落后，农民日子过得很清苦，而且文化更落后，文化生活更为贫乏，农村年青人的苦闷可想而知。像宗陵这种有点文化，又在城头呆过几年的农村年青人，向往城市生活是情理中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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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现实中农村的年青人要想进城工作和生活，改变原有的农民身份，基本上就是两条路。一是读书读到大学或中专，毕业后可以由国家分配工作，二是去当兵，提干后转业到城市工作。对农村的年青人来说，这两条路都很不容易。宗陵自己曾经就走第二条路，没走通。如今他把希望放在儿子身上，指望儿子能通过第一条路走进城市。李轼晓得这一条路实际上是更难的，宗陵这个想法也许到头来仍旧还是一个梦。 他们经过一所学校时，宗陵问这所学校咋样？李轼一笑说，都不正经上课了，还有啥咋样不咋样的。不过在“文革”前还算一所不错的学校。 宗陵停下脚步，对学校大门内的建筑张望起来。李轼说你要看就自己看吧，我得先走了。李轼说完就往前走，宗陵紧赶两步追上李轼，对李轼说，他所在的生产队比起来那些大山深处、偏远地区的农村来说，条件还算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家的娃儿因为没钱上不起学。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很差，多数老师就是小学毕业生的水平，一个小学就三四个老师。有些老师上课还背着娃儿，有时娃儿哭了，老师还得先顾着哄娃儿，哪里顾得上教学生，农村学校学生学到的东西很少。 李轼点点头说，我见过农村的学校，确实恼火。宗陵接着说，农村学校也少得很，有的一个公社才有一个小学，家远的学生为了上学得跑几十里路。所以农村娃儿能把小学读毕业就不错了，能考上初中的就算是烧了高香，要是那家娃儿能考上高中，那就是祖坟上冒青烟了。宗陵说他们公社就有一个考上这城里高中的，都说是他先人积德了，要不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说不定还能考上大学也保不齐。现在也成了回乡知青，但也不错，当了大队会计，也算一级干部了，要是以后再混得好点，说不定还能到公社当一个干部，那就是脱产的干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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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更名不换姓 一同走着，李轼想的跟宗陵完全不一样。李轼心想你宗陵就做梦去吧，农村娃儿要考进城里的学校谈何容易。城里的中学不要说高中，就是初中里也找不到几个农村的学生。李轼他们年级一共两个班，他们这个班上一个农村的学生都没有，另一个班有两个学生是郊区农村的。高68级三班有几个学生是从周边县农村来的，据说就是降低分数招收进来的，说是要执行阶级路线，照顾贫下中农子弟入学。这几个学生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垫底的或不及格的，还得老师开小灶。这几个学生自身整得很恼火，旁边的同学说这是拔苗助长，拔苗的人累得腰痛，苗却长得半死不活的。 “文革”兴起，这几个学生都揭竿而起。其中两人成了保皇派组织领袖，三人成了造反派组织领袖，虽说是对立的两派，观点却是一致的。都说要誓死保卫毛 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要坚决铲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说现行的教育制度剥夺了农村娃儿上学的权利，他们要为农村娃儿争取平等的读书权利等等。李轼想难怪毛泽东要改革教育制度，看来出发点至少是好的。 宗陵走路还保留着那种军人的姿势，有一种气势，不过在李轼眼里觉得有点机械，他是一个喜欢自在的人。宗陵看李轼只顾想自己的，没有接他的话，就自言自语地说： “我这辈子窝在乡下，就算了，不能再让我儿子窝在乡下。” 其实李轼也在想宗陵说的这些事，听宗陵这一说，他就想宗陵把希望放在儿子这一辈上，说明他也是一个有主意并执着的人。只是他这种希望要实现是太难了，明摆着的是，农村娃儿受教育环境及各种条件的制约，要靠读书跳龙门，实在是太难。而现在更是时机不对，现在全国的中学生都下乡了，厂矿也基本上不招工了。这种时候，你宗陵还惦着进城，做梦吧。但他不想揉碎宗陵这个美好的梦，既然是梦，碎不碎都一样。况且，自己不是也不相信这种状况能持续吗，这样一看，宗陵还真是一个有想法的人。 “那你就慢慢等那一天吧。”李轼一笑说。看着身边走着的宗陵，他想等宗陵的娃儿长大，十多年以后的事了，说不定社会早就大变了。 说话间，两人已走到大什字的十字路口，李轼往回家的路走，宗陵直奔电影院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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