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散文: 清高与名利
中国的文人好象都轻名利，或者说是心里并不轻视，口头上却是轻视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有骨气！为了不低声下气，连工资也不要了。
李白却是另一种表现，钱嘛，有什么了不起，花光拉倒。“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我受李白的影响最深，从青年时代起就不把钱放在心上，虽然不当阔佬，却也从不吝啬。后来有了工资，又拿到稿费，更是不把钱放在眼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教导我们说。
其后恭逢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工资降级，稿费全无，孩子长大，负担增加，下放劳动，夜卧孤村时想想就有点后悔，觉得上了李白的当。“天生我才没有用，千金散尽不复来”啊！早知道应该多存点钱。你怎么能跟李白相比呢？李白有五花马，千金裘，你只有自行车和棉大衣。昔日的清高者曾想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按照现在的市价折算，他是带了十万美金，乘飞机去了美国的夏威夷，你呢？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可他家田里的收成恐怕决不止五斗米。他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日子过得还是挺悠闲的。即使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杜工部，他的穷也只是暂时的，他后来在成都营造的草堂，虽然不像现在那么好，看起来总比当年的平民要好得多，比现在差不多的文化人也要好上几倍。由此观之，那些崇尚清高的人倒也颇有点经济实力，如果他连饭都吃不上的话，清高恐怕就困难了一点。
说白了，自命清高的人往往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相对的贫困，也只能以清高来聊以自慰；因为还没有穷得叮当响，所以还能清高几天。清高者的追求是穷而不移其志，其所以安于清贫是不愿移其志也，一旦碰到那种可以不移其志，又可以获取名利的机会那也是抓紧不放的。我很少见到那一位文化人是对名利毫无兴趣的，有的只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在大海里扑腾了多年，而今耄耋老矣，想坐在沙滩上休息休息。古代有许多隐士，似乎远避名利，其实这也是一种手段，因隐居而成名，因成名而出仕，隐士隐仕，因隐而仕也，这和学而优则仕同出一辙。诸葛亮高卧陇中，那是随时随地准备出山的，要不然的话，他又何必化那么多的精力来通晓天下大事呢？所以要刘备三顾茅芦，一方面是搭搭架子，一方面是对成败得失一时间拿不定主意。姜子牙最最危险，一直隐到了八十岁才遇文王，差点儿就要隐到底。所以说，当隐士也得担点儿风险，也有人终生不仕，但也有办法留芳百世。失败的人当然有罗，历史都不记载了，现在所知道的隐士都是隐出了一点名堂来的。
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所谓轻名利，实际上是一种理想主义，是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要去争名夺利，不要因名利而纷争不息。这是儒家的一种基本概念，君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矣。这种思想到了解放以后更有发展，不停地斗私批修，就是不许曰利，斗到后来私也未除，修也未了，剩下的就是斗，你斗我，我斗你，斗得大家都奄奄一息。
如此说来所谓的清高都是虚伪的，都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获取名利的手段而已。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人是一种变相的手段，有人是一种理想，是一种追求，是自我对名利的一种制约。因为名利是个无穷大，是没有极限的，疯狂的追求会带来人类的灾难和自身的毁灭。人对名利、权威、占有、等等的追求是以等加速前进的，设若没有自身和外界的制约，必然是以爆炸而终结。
轻者把自己炸为尘灰，重者造成战乱，祸国殃民。清高实际上是主张人对物的有限的占有，是想让人做物的主人而不是做物的奴隶；是以精神的追求为首，作为身内；以物质的追求为次，作为身外。清高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但也不那么亟亟乎于名利与权威。
如果把清高当作一种理想，当作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那么，清高也并非文人所特有，从政者有，经商者有，工人有，农民也有。中国的某些文人有个极坏的习惯，即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最了不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高在哪里呢？“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还不是赤裸裸的，和抄房地产，养‘金丝鸟’也没有什么区别。
1993.7.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