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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共和国大将张云逸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 张凯 [第2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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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大将张云逸: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 张凯
每当我回忆起，自己当年在新四军中生活、学习、战斗的岁月，“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军歌的战斗旋律，便使我这个老战士的心激动不已。 多年来，我有个心愿：要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这段历史再回忆一下。这对于我们记取历史的教训，悼念在抗日战争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徐海东、罗炳辉、赖传珠诸同志，进而对展望未来，也许是不无意义的…… 一 1937年7月8日，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第2天，我们的党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宣布了抗日战争的开始。同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13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办公。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实际是政委），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全军共编为4个支队。江南3个支队，江北1个支队。 1938年3月14日，第四支队首先集中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地区；继而于4月进抵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3月，军部亦由南昌迁至岩寺，第一、二、三支队也于4月在皖南岩寺集结。至此，一支雄壮的抗日铁流业已出现在大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 新四军军部在岩寺住了一个短时期，很快转到皖南泾县的云岭。各支队经过一段短期整顿，继续东进。1938年5月，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到达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同年7月，第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第三支队则进入皖南铜陵、繁昌地区。新四军的东进，有力地打击了苏皖的敌伪军，钳制了沿江向华中内地进犯的日寇军力。深入到沦陷区的各部队，大大鼓舞了敌后人民的抗日情绪和坚持斗争的胜利信心。 然而，新四军取得的每一胜利，却是十分不容易的。我们不但面对日寇的疯狂进击和蒋介石伙同地方顽固势力的干扰，而且还要同内部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等思想倾向进行艰韧的斗争。当时，我们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东进方针的过程中，的确是有过一段难忘的曲折过程。遵照党中央指示，1939年5月和11月，先后成立了新四军江北和江南两个指挥部，势如破竹，打开了大江南北敌后抗战的大好局面。 二 当时在江北的第四支队，下辖七、八两个团，另属一个手枪团，一个特务营。全支队约3000余人，由高敬亭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未到职），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林维先任参谋长。该支队根据党中央“东进”的战略方针，1938年2月，七团和八团、手枪团分别从湖北省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省确山竹沟出发，三四月间到达安徽省桐城、庐江、舒城之间蒋冲东西汤池流波疃一带。先后收复了淮南路西的无为、庐江、襄安等城镇，为继续向淮南路东地区挺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四支队主要领导对党中央、毛主席制定深入敌后的东进方针理解不深，因此，除了八团遵照党中央的方针，继续东进深入到淮南路西的地区外，其余部队在桐城、舒城地区停留时间较长，没有及时东进。 1938年12月，中央指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到达江北无为地区，了解情况，检查四支队工作，督促四支队继续东进。随后不久，邓子恢同志亦由皖南到了江北地区。 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到了江北以后，积极开展与安徽桂系当局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将庐江、无为地区地方党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组织起来，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司令员，黄岩任政治委员。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向第四支队的广大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东进的战略方针。经过耐心工作，四支队逐步向淮南地区两侧活动。 这时，桂系当局已在大别山区暂时站稳了脚根，在日寇诱降和蒋介石的指示下，公开转向反共。四支队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的东进指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面对这种局势，纷纷要求东进。1939年3月，部队到达合肥附近地区。 三 1939年4月底，叶挺军长亲临江北（随行者有罗炳辉、赖传珠等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5月4日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同志兼指挥，先后任命罗炳辉、徐海东同志为副指挥，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兼任江北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对扭转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高敬亭同志问题处理以后，徐海东同志兼任四支队司令员，辖七、九、十四三个团。徐海东同志原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9年9月受到党中央委派，到新四军江北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由于紧张而艰苦的战争生活，他身患肺病，又没有休息和治疗条件，病情加重，但他一直带病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他兼任四支队司令员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向我淮南路西地区进犯，徐海东同志于1939年12月下旬，在周家岗战斗中，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3昼夜，毙伤日军160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土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欺骗宣传。 1939年7月，以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成立了新四军第五支队，下辖八、十、十五3个团，罗炳辉同志为司令员，郭述申同志为政治委员，周骏鸣同志为副司令员，张劲夫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从此，五支队在罗炳辉、郭述申等同志率领下，坚持在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罗炳辉同志身高体魁，一口云南乡音。他平时总是着装整齐，裹绑腿，扎腰带，在腰上挂支左轮手枪，那身影、嗓音、风度，给人一个直观印象：确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是我军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日寇从津浦路滁县出发，占领铁路东边的来安县城，国民党的旧政权人员不是闻风而逃，就是附敌为逆。为了坚持保卫路东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扩大我军的影响，鼓舞路东军民的抗战士气，罗炳辉同志亲自部署和指挥，先后3次攻打来安城，第3次兼用火攻，消灭日军100余人，伪军200余人，粉碎了日伪的“扫荡”计划。从此，“罗司令三打来安城”的故事，就在淮南苏皖边区到处流传，五支队也威名大振。 五支队刚成立时，部队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基础较差，罗炳辉同志就组织领导整训部队，从基础训练做起，亲自做示范，手把手地教，有时还经常出题目考问战士，他总是讲：“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就是这样严格要求部队的，同时对待下级或战士又是十分关怀、体贴。天气尚未转寒，他就关照供给部的同志及早为战士们准备冬衣；部队有了伤病员，他常常嘱咐炊事班的同志，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做好一点的东西给伤病员吃，部队到了宿营地，他亲自检查床铺和生活安排得怎样；休息时，就找干部掰腕子，比臂力，给战士们讲故事。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官兵亲密无间的情景，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拥护和爱戴。 我是1939年秋，从皖南来到江北地区的，当时军部组织了一个巡视团，共十余人。由军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陈再励为团长，军部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为副团长。巡视团还带了一个20多人的服务队，开展部队和地方上的宣传、文艺活动。巡视团的任务，主要是到江北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检查帮助工作。这年冬天，陈再励、冯达飞两同志奉命返回皖南，我则留在新成立的江北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这时江北政治部才算正式成立起来，总共不到十五六人（服务队除外）。从此以后，我就在江北皖中、皖东地区与江北部队一起活动，再没有返回皖南。 当时的鄂豫皖区党委，在1939年7月前，曾受到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将主要力量放在敌人占领的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而是把大批干部留在大别山国民党第五路军部队所在地，帮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事实上，为国民党桂系当了“苦力”。到了1939年7月，接到党中央指示才进行了转变，有计划地把党领导下的抗日青年和进步人士，分批转移到新四军主力活动地区。致使江北的广大地区在抗日初期未能取得更大发展，错过了1938年下半年和1939年上半年的大好时机。回忆起来，很使人感到可惜！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王明的“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使江北的局面未能有更大的发展。这种状况，一直到1939年秋冬，少奇同志到了皖东以后，才完全扭转过来。 四 1939年11月初，党中央、毛主席派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了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华中敌后军民进行抗日战争。 少奇同志到了江北指挥部以后，他为了团结教育干部，指导进行抗日斗争，与干部战士亲密无间。他走到那里，就深入到那里进行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地找干部谈工作，谈思想，谈生活。由于我当时工作在江北指挥部，有幸亲身感受到了少奇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亲耳聆听过不少他的教诲。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磨擦，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在政治上制造磨擦，限制“异党”，破坏抗战。他们妄图削弱新四军的力量，完全暴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少奇同志正确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方针，在中原局干部会议上，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确树立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武装，依靠群众创造根据地，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少奇同志指出：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斗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说：“我们不但要打日本鬼子，还要坚决地对国民党顽固派搞投降分裂的勾当进行斗争；如果不在反磨擦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抗日根据地。”他还意味深长地说：“抗战光说不行，要有钱，有枪；有了枪，没有家也不行，还要有个家，建立家就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皖南军部少数领导人，在王明路线影响下，指责“独立自主”地发展部队，自搞武器，自筹抗日经费的正确行动是“人、枪、款主义”，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冒险政策”。少奇同志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民主的政权，人民承认它，这是最合法的！”当时，我们听了少奇同志的多次讲话，觉得茅塞顿开，心明眼亮。这对于江北广大干部提高认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抵制王明错误路线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0年2月，桂系李品仙在津浦路西向我进犯。少奇同志号召我们，要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坚决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决不让步！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一方面采取自卫，一方面做敌人的分化瓦解工作，取得了这次反磨擦的胜利。与此同时，苏北的韩德勤部向我路东地区大举进攻，妄图以东、西、南三面围攻我军兵力很少的半塔集守备部队，进而消灭我淮南地区的部队。对此，中原局决定：先留少数部队坚守半塔，主力集中到路西打退桂顾的进攻，在打退桂顽后，再将主力回师东进，解半塔集之围。并要求苏南，苏北的部队积极配合这一行动。江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当即令叶飞同志率领的挺进纵队和陶勇同志率苏皖支队，沿运河西进，星夜赶来支援，共同向蒋介石的嫡系韩德勤部展开反击。经过十多天的激烈战斗，粉碎了顽固派的进攻，共歼敌两三千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枝弹药，残敌丢盔弃甲，狼狈地向三河以北溃退。 至此，津浦路东，路西广大地区连成了一片，津浦路南段东、西两侧，淮河以南，长江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在新四军各部队的控制之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半塔集保卫战胜利以后，皖东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和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精神，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除领导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外，还大力领导地方工作。领导建立了路东8个县的抗日联防办事处和联防司令部，邓子恢同志担任主任，方毅同志为副主任，这是华中地区第一个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联防办事处在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发动工作。提出了“三七分租”、“分半给息”、“废除旧债”等口号，进行减租减息运动；规定了惩治汉奸、组建农会、组织抗日人民政府等办法，建立各级组织，进行剿匪、反霸、反汉奸斗争；同时，还从部队中派出一批干部到地方做群众工作，加强了军民团结，密切了军民关系。 邓子恢同志从事农民运动有着丰富的经验，大家称誉他为“农民运动专家”。凡派往各县做地方工作的党、政、军干部，在去以前他都要召集大家讲话，交待政策、任务，并特别强调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和在反顽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他主张发动农民既要靠思想教育，也要解决一些实际利益问题。他常常告诫干部，苏维埃时期的红军为什么能得到群众的爱戴与支援呢？就是因为红军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严明的群众纪律。邓老他不仅口讲，而且常常亲自深入农村，召开各种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提高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由于邓子恢同志的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使淮南地区广大军民更加团结一致，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不断的胜利。 五 但是，就在这以后不久的1940年冬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反人民的高潮。1941年1月上旬，蒋介石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的八九千人遭到了巨大损失。 为了对付时局的突然变化，“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整编部队。全军共编为7个正规师，一个独立旅。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同志为副军长，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江北指挥部所属的第四、五支队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下辖四、五、六3个旅。以江北指挥部为基础建立二师师部，江北政治部改为第二师政治部。至此，江北指挥部和江北政治部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师的师长，初由张云逸同志兼任，后由罗炳辉同志担任，郑位三同志任政治委员，周骏鸣同志为参谋长，郭述申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张劲夫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后肖望东同志任二师政治部主任。 少奇同志去苏北。皖南事变后，经党中央批准，原来的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统一领导华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回忆这段历史，我亲自经历和目睹江北指挥部的建立过程及江北部队的发展壮大，并且看到了新四军曲折的发展过程，它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人民的政权；要进行武装斗争，就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但最主要的是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来指引。江北地区所以能够战胜艰难险阻，最根本的是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可是皖南地区，军部领导同志由于没有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使部队迅速壮大，反而遭到了“千古奇冤”，使革命力量受到了巨大损失。 虽然，我们伟大的国家已经进入了建设四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一惨痛的教训，仍每每在我们这些老战士的心中萦回。记取这一惨痛教训，对于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始终和党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想，这也是我们对在抗日战争中献身的革命先烈的英灵的最好悼念……。 注释： (1)张凯，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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