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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贡献下我个人贴吧收录的一些东西[第1页] |
| 作者:H永昌亭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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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砍度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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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 沈伯俊 在丰富多采的明清小说中，历史演义小说是一个非常兴盛的分支。而在众多的历史演义小说中，《三国演义》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典范。将它与其他历史演义小说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很有价值然而迄今很少有人致力的课题。这里仅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极为悠久，史学传统极为发达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上，史官文化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民族文化形态和文化心理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历史典籍之丰富，社会各阶层对历史的兴趣之强烈，都是举世闻名的。而由于“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①缺乏阅读能力的广大平民百姓，实际上接触的不是深奥难懂的正史，而是通俗化的历史故事和带有不同程度虚构成分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并通过它们去了解和认识历史。悠久而普遍的“历史情结”，文盲占绝大多数的接受条件，既为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强大的创作动力，也为它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国演义》是长期以来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三国的逸闻轶事和民间传说便不断滋生。从唐代起，三国时期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一段历史，三国故事则成为通俗文艺重要的创作素材。宋元两代，三国题材创作有了更大的发展。戏曲方面，宋、金的“院本”、元代的杂剧，都有相当丰富的三国戏；而在“说话”艺术中，宋代即已形成“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出现了著名的“说三分”专家，元代更出现了汇集“说三分”成果的长篇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在此基础上，元末明初杰出的作家罗贯中依据史书《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精思妙裁，创作出这部雄视百代的巨作。它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而且是第一部完整的历史演义小说。从此，历史演义这一体裁确立了自己的正式名目和文体规范，其开创之功，可谓伟焉。 《三国演义》成书以后，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不但“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②；而且下层文人和普通市民也纷纷阅读和讲说，口耳相传。正如清初著名作家李渔所称赞的：“《演义》一书之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③加之戏曲和曲艺竞相取资，更使《三国演义》的故事和人物深入民间，传遍九州。这种巨大的成功，适应了社会的文化需求，造就了广泛的爱好者，吸引了众多的继起者，并被书商们视为赢利的“热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于是，从明代中期直到清代末年，历史演义小说不断问世，仅今存的便有数十部之多。这些历史演义小说，题材遍及中国历史的各个时代。若按其内容的时代顺序排比，主要有以下作品： 反映上古至周武王灭商历史的小说，有《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等。 反映周代历史的小说，有《春秋列国志传》（简称《列国志传》）、《孙庞斗志演义》（简称《孙庞演义》）、《后七国志乐田演义》（简称《乐田演义》）、《新列国志》（即《东周列国志》）等。 反映两汉历史的小说，有《全汉志传》、《两汉开国中兴传志》、《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传》、《东汉演义评》等。 《三国演义》的续书，有《三国志后传》、《后三国石珠演义》等。 反映两晋南北朝历史的小说，有《东西两晋志传》、《东西两晋演义》、《北史演义》、《南史演义》等。 反映隋唐历史的小说，有《隋唐志传》、《大隋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隋唐演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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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作思想的高低 一部作品能否取得成功，其基本前提是作者创作思想的高低。尽管罗贯中没有留下任何创作宣言式的文字，但从《三国演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创作思想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鲜明的创作意图。罗贯中创作《三国》，既非泛泛地发思古之幽情，也非一味好奇，更非粗制滥造以牟利，而是为了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反映广大民众对国家统一和政治清平的强烈向往。这样的创作意图，为《演义》带来了大江东去的气势。其二，先进的史识。在决定对于各个政治集团的爱憎褒贬时，罗贯中的基本标准是儒家民本思想；对于东汉为何衰亡，三国鼎立的局面为何形成，三分为何归晋，他并不简单地归因于“天命”，而是看重人心、人才、谋略这三大要素的决定性作用；虽然书中也使用了“天数茫茫不可逃”之类的词句，但这不是要将胜利者美化为“真命天子”，而是对历史规律难以把握的深沉慨叹。比较高明的史识，为作品赋予了比较清醒的批判意识和较高的思想层次。其三，开放而宏通的创作心态。罗贯中身处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分崩离析，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完全形成，更来不及严密控制人们思想的易代之际，其创作心态较少受到束缚，而表现为开放、宏通，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对于儒学，他不是诚惶诚恐地顶礼膜拜，而是通过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辩论，将儒者分为“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着重取其民本思想、功业意识、贤人政治观等积极方面。这种开放而独立的创作心态，使作品舒卷自如，洋溢着一股豪迈之气，达到了一种庄严而崇高的境界。 相比而言，在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中，冯梦龙写作《新列国志》（即《东周列国志》），也有总结历史经验之意，但其反思历史的自觉精神和强烈爱憎，已不及罗贯中；齐东野人写作《隋炀帝艳史》，斥责隋炀帝“一十三年富贵，换了百千万载臭名”，但全书过多地铺写隋炀帝的风流佚事，总结隋朝灭亡教训的深度，显然无法与罗贯中相提并论；其余诸书，有的仅仅是为了将史书通俗化，有的是为了宣扬天命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有的是为了抒发一时的感慨，有的则纯粹是为了赚钱牟利，其创作思想或过于浅薄，或流于粗俗，更是远远低于罗贯中，因而不可能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同时，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君权恶性膨胀，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理学，或明或暗地束缚着绝大多数小说作者的思想，牵制着他们的创作心态，使他们往往缺乏俯瞰历史的雄伟气魄和独立自信的批判精神，这就在总体上影响了历史演义小说的成就。 （二）思想内涵的丰瘠 作者的创作思想与作品的思想内涵虽有联系，但并非一回事：前者是作者用以指导创作，企图贯注于作品的思想；后者则是作品本身的情节和人物所体现的内涵。有了高层次的创作思想，不一定能写出内涵丰富的作品；而一部优秀的作品，其思想内涵往往比作者的创作思想丰富得多。对于作品本身而言，其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其思想内涵是否广阔而丰腴，能否给人以深刻的历史教益和人生启示；如果作品内容单调，思想贫瘠，就不可能打动人，感染人，更不可能成为上乘之作。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是极其博大而深厚的。因此，我们说它“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⑥直到今天，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们仍然对《三国演义》兴味无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那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给人以心灵的养分。政治家可以从中借鉴治国之理，军事家可以从中领悟用兵之道，企业家可以从中提取竞争之法，一般人也可从中吸取人生智慧。这种与时俱新的思想内涵，正是第一流作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相比而言，在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中，《新列国志》（《东周列国志》）、《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各有值得称道之处。它们或歌颂明君贤臣，鞭挞暴君佞臣；或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希望社会识才爱才；或颂扬敢于反抗的草莽英雄，表彰舍己为人、保国爱民的豪杰志士，表现出鲜明的进步色彩，颇能感动读者。但是，在思想内涵的广度和深度上，它们都明显不及《三国演义》：论对明君贤臣的歌颂，它们远远没有达到《三国演义》歌颂刘蜀集团的强度，也缺乏比较独立的批判意识；论对政治军事斗争复杂性的描写，它们又远远没有达到《三国演义》的深度。因此，作品的力度也就明显逊于《三国演义》。至于其余诸书，那就差得更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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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造精神的强弱 历史演义小说的写作，或起步于前人的积累，或出自作者一己的构思。无论哪一种情况，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都有赖于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在这一方面，《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又是强弱判然。 人们经常说，《三国演义》属于“世代累积型作品”。若就题材来源而言，这样说是不错的。但是，只要将《三国演义》与其雏型《三国志平话》稍加对照，我们就可充分看到，罗贯中在写作《三国演义》时，决不仅仅是把《平话》的８万字扩充成了大约７０万字，而是对原有的故事和人物作了全面的、根本性的改造，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从而创造出一部全新的杰作。例如，《平话》卷上的《王允献董卓貂蝉》一节，写貂蝉与吕布本是夫妻，因战乱失散；王允先请董卓赴宴，表示愿将貂蝉献上；然后请吕布赴宴，让貂蝉与其夫妻相认，并答应送貂蝉与吕布团聚；数日后，王允将貂蝉送入太师府，董卓将貂蝉霸为己有；吕布大怒，乘董卓酒醉，将其杀死。这样的情节弊病甚大：第一，王允明知貂蝉与吕布是夫妻，并已让二人当堂相认，却还要把貂蝉献给董卓，未免显得太下作；第二，貂蝉在与吕布夫妻相认后，居然还毫无怨尤地被送给董卓为妾，实在不近情理；第三，吕布为夺回被霸占的妻子，愤而杀死董卓，这是理所应当，丝毫看不出见利忘义的本质；第四，按照这种人物关系，貂蝉在董卓与吕布之间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装痴撒娇已无可能，离间二人关系也无必要。总之，按照这种人物关系展开描写，不仅降低了王允的形象，模糊了吕布的性格，使貂蝉形象缺乏美感，而且使整个情节缺少戏剧性发展的内在机制。罗贯中对人物关系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改成吕布与貂蝉本不相识，一下子就使人物关系合理了。于是，王允设置“连环计”只使人感到其老谋深算，意在报国；董卓与吕布为争夺貂蝉而反目，不仅符合二人的性格，而且与历史事实取得了逻辑上的一致；貂蝉不再是只求夫妻团圆的一般女子，而成了怀有崇高使命的巾帼奇杰，虽然忍辱负重，却获得了在董、吕之间纵横捭阖的心理自由；整个情节也因此而波澜起伏，艺术虚构与史实再现水乳龘交融，成为一个十分成功的典型情节。至于在《平话》中毫无踪迹，完全由罗贯中独自创造的情节，也不胜枚举。由此可见，罗贯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创造精神。 相比而言，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创造精神则普遍要弱得多，从立意构思、情节编织、人物塑造到具体艺术手法，它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模仿甚至抄袭《三国演义》，致使许多地方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例如，题署“徐文长先生批评增补”的《绣像隋唐演义》，其中许多情节就明显抄袭《三国演义》。如《裴仁基兵败石子河》一节，显然抄袭《三国》中“火烧博望”一节；《武氏杀王后萧妃》一节，显然抄袭《三国》中董卓命李儒杀害何太后、汉少帝一节；《李孝逸兵败敬业》一节，显然抄袭《三国》中“火烧新野”一节；对李敬业败逃情景的描写，显然抄袭《三国》中“曹操败走华容道”一节……读者看到如此多的模仿、抄袭情节，不能不倒胃口，而作品也就很难说得上有什么艺术成就了。即使象《新列国志》、《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这样较好的作品，作者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才能都不及罗贯中，作品的艺术成就自然也要低一两个等级。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既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树立了光辉的艺术典范，又是它们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除了上面分析的几种原因之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模式本身的局限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何继承其成功经验，如何实现新的超越，乃是历史给后人提出的重大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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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诸葛亮的羽扇从何而来? 本文来源：摘自 《解秘历史还原真相：正说三国》 作者：卢盛江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里，特别是写六出祁山时的诸葛亮，人们最熟悉的，恐怕就是他素衣纶巾，手摇羽扇，端坐四轮车上，飘然而出的形象。羽扇纶巾后来成了戏曲舞台上诸葛亮特有的穿戴。 历史上，诸葛亮指挥打仗，可能确实是这样的装束。裴启《语材》曾记述这样一件事，说诸葛亮和司马懿在渭水之滨对阵时，司马懿一身戎装，来到阵前，却见对面蜀军阵中，诸葛亮乘一辆没有油漆的车，著着葛布巾，手持白羽扇，指挥着三军。司马懿不由地赞叹：“真可谓名士矣。” 不过，这在当时却只不过是名士们的时髦打扮。在这稍前，京城洛阳的士人们就这般装束，这以后，晋人也以此显示潇洒*，顾荣就曾手摇羽扇指挥军队与陈敏打仗。十六国时前凉的军师将军谢艾，作战时也曾“乘轺车，冠白蝁”，气得敌将发怒说：“谢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分明是蔑视我！”与诸葛亮同时的周瑜的装束可能也是这样，后来苏东坡在《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里就写周瑜“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诸葛亮之所以这身装束，是因为他不是武将，而是名士。晋人张辅写《名士优劣论》，就是把诸葛亮作为名士来看待的。 但是，这事到了民间，却引起人们丰富的想象。在人们看来，诸葛亮之所以有人们想象中的那非凡超群的本领，就与他经常拿在手里的羽毛扇有关。于是，关于这羽扇，关于这羽扇的来历，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神奇的传说。 一个故事，说这羽扇是水镜先生给的。因为一开始诸葛亮读书时没能悟出先生的真谛，先生一怒之下，烧了生平著的书，把诸葛亮赶下了山。但他却又让夫人送去两件东西，一件是八卦衣，另一件就是羽毛扇。当诸葛亮再回到山上求师，遇到难题心里烦躁不安的时候，只要用那羽毛扇轻轻扇两下，就会顿觉神清气爽，心头豁亮，一边扇，一边想，便悟出了水镜先生讲的深奥道理。后来他布阵行兵，只要羽扇一摇，便可计上心来。 但是，在另一个故事里，羽扇则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送给他的。说是黄承彦爱养鹅，又家藏古今奇书。黄员外把女儿许嫁给诸葛亮时，只给了他很多书作为陪嫁。诸葛亮如饥似渴地读完那些书，又和黄夫人经常研究阵法兵法，终于博通文武，闻名遐迩。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黄承彦宰鹅设宴为他饯行，用鹅毛做了一把扇子送给他，告诫说：“鹅性最机警，一有风吹草动，它便知动静。你将鹅毛扇带在身边，便可时时提醒自己机警谨慎。” 还有一些传说，羽扇更成了神话中的宝物。这又有各种说法。一个说法，说是王母娘娘给的。诸葛亮本是天上的文曲星，玉帝要他下凡，辅佐刘备，平定天下。因为刘备势单力薄，曹操兵强势大，怕打不过，王母娘娘便从自己养的白天鹅身上拔下羽毛，做了扇子，让他带到凡间。据说，博望烧屯、火烧赤壁，都是靠这把扇子扇风起火打败曹军的。后来街亭之役失利，据说也是因为忘了带这把羽毛扇。 还有说法，则说这扇并不是鹅毛扇，而是鹰毛扇。这鹰一说就是诸葛亮的师傅。他修行一万八千年，化作老人，来到卧龙岗。诸葛亮十分尊敬他，见他学识广博，便很想向他求教。这一天，他悄悄跟随老人来到深山，却不见老人，只见一只老鹰蹲在树上，原来就是那老人。老鹰说，你就是我的弟子。我有一颗智慧红豆，你把它吃了就会足智多谋。我马上要死了。把我身上的羽毛留给你，做成扇子，遇到急难摇起扇子，就会有办法的。羽扇就是这样来的。又一说，这鹰并不是诸葛亮的师傅，而是一只害人的鹰子精。这鹰子精口里有一个宝珠，已经修炼三百年，还要再修炼。为了炼珠，鹰子精一到春天就要把方圆百里的麦苗吃光，*万亩春苗的精汁，并每隔三天要到隆中醉酒一夜，以吸收千担秋谷的精浆。这就害得这一带百姓常常颗粒无收。为了为民除害，诸葛亮趁鹰子精醉酒时夺了它的宝珠，使鹰子精失去道行顿时死去；又用它身上的羽毛做成羽扇。从此，这一带不再闹鹰怪，春粮年年丰收。这把羽扇也伴随诸葛亮烧新野、取西川、出祁山，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这些传说，不能简单地用怪异无凭来评价。不管多么怪异，其中包含的民间对诸葛亮的感念之情都是真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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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诸葛亮火烧新野真相：只是文职，没带兵打仗 小说中，诸葛亮被刘备“三顾”之后，体面出山。他出山之后先烧了两把大火，第一把火烧博望坡，第二把火烧新野，尤其是后者，烧掉了刘备苦心经营了8年的地盘。这把大火烧过1000多年后，还能找到当年的遗迹吗？这把大火的真相如何？ 新野原是湖底心 小说中，诸葛亮火烧博望坡、一战成名之后，并没有在博望坡驻扎，而是选择了撤回新野。诸葛亮明白，博望坡兵败之后，曹兵肯定会卷土重来，刘备面临的危机不逊于之前。 从博望镇到南阳，不过30公里的路程；从南阳到新野，不过60公里的路程；这一段路程平畴沃野，一马平川，毫无山河之险。 其实我们也明白，我们正行走的地方处于南阳盆地之中，这样的地形，对于双方来说，并无可利用的优势资源。交战双方，凭借的只能是实力。而这种实力比拼的焦点，将会在新野体现。 根据传说，南阳盆地原来只不过是个湖泊，我们将去的新野，就在湖泊的湖底。只是在战国时代，湖泊消失，湖底形成了新的平原，开发出新的田野之后，便有了新野名字的由来。 这只不过是新野名称来历的说法之一。根据历史记载，新野在西汉初年便置县，后屡经更迭，到东汉建武元年才又重新设立了新野县。 三国时代的新野县，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其面貌。沧海桑田，能改变地貌的因素有很多，更何况，在新野，还有一场更甚于博望坡的大火正要燃烧 刘备在新野经营八年 撤回新野的时候，刘备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危机还需要通过火的方式来解决。 在刘备的意识里，新野是他实现理想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公元200年起，他被曹操打败、投靠刘表时，即遭到刘表的疑忌，被派到新野来充当战争的炮灰。但他并没有灰心，在寄人篱下的情况下，反而奋发图强，搞得新野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物阜民丰。曾有儿歌赞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可见当时的情形。 火烧新野之前，刘备一直在此屯扎，8年的时间，让他过上了稳定的生活。而之前的十几年间，他东奔西走、南征北战，拥有过自己的地盘，可随即又都丢掉了。他跟过陶谦，跟过吕布，还跟过曹操和袁绍，一个颠扑不破的定律是，除了曹操之外，他依附上谁，谁就很快身死国灭，这对于28岁才开始实现自己远大理想的刘备来说，无疑是十分沮丧的。 青春渐渐消失，40多岁的刘备在新野苦心经营之外，开始了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让他意识到，自己虽然有一帮出众的兄弟相追随，但还缺乏一个运筹帷幄的人物来综合管理这些人才。 于是，便有了“三顾茅庐”。他请出了智谋过人的诸葛亮。这也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诸葛亮的表演时间 刘备通过8年时间经营的新野，一夜之间成了诸葛亮的表演舞台。这是继火烧博望坡之后，诸葛亮的第二次表演时间。 出演的一方是曹操的50万大军，一路嚣张的气焰吓得刘表的小儿子刘琮不战而降，但这却没有让诸葛亮惊慌，他一面布置人马撤往樊城，一面设下妙计。 叫关羽引一千军兵到白河上头埋伏放水；叫张飞引一千军兵埋伏博陵渡口，等关羽放水后掩杀；叫赵云引三千军兵埋伏西、南、北三门准备放火；又叫糜芳、刘封带两千军兵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鹊尾坡布下疑兵。 诸葛亮果然神算。曹军如约而至，遇到疑兵欲战不能，只好躲在新野歇马。诸葛亮早已设了空城计，赵云的三千人马已先于城内人家屋上，藏了硫黄焰硝，只等待曹军入房安歇。 是夜，果如诸葛亮所料，狂风大作，新野“满县火起，上下通红。是夜之火，更胜前日博望烧屯之火”。 曹军践踏死伤很多，撤退到白河边上，又遭关羽水淹，逃到博陵渡口，又被张飞掩杀一阵。一切皆按照诸葛亮的表演步骤进行，连撤退到樊城的安排，也是诸葛亮事先预定的。 诸葛亮前期很少用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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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新野，是火烧博望坡之后，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再一次展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但寻根究底，这把火烧得实在蹊跷。在史籍中，很难找到诸葛亮火烧新野的记载，甚至连火烧新野这件事情本身，也没有明确的记载。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火烧新野一事，像火烧博望坡一样，只字未提。甚至火烧新野这件事，也难找到记载：《三国志·先主传》中，说刘备博望坡设伏兵之后，屯扎在樊城，并非在新野；曹兵到来时，他过襄阳前往江陵，也是从樊城出发的，根本没有火烧新野一事。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也说当时的刘备屯扎在樊城，从樊城开始撤退的。显然，火烧新野一事也没有提到。 到了《三国演义》之中，这场关于火的战争便演绎得活灵活现，这完全是罗贯中的功劳。 实际上，诸葛亮被“三顾”之后，诸葛亮出山以后的第一份功劳，其实是过江东，劝说孙权，联合抗曹。《三国志·诸葛亮传》说，赤壁之战以后，“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这个时候，诸葛亮才做到军师中郎将，工作也只不过是收税的活儿，根本没有上过一线打仗。 诸葛亮第一次上阵，是在刘备攻打四川的时候，兵困葭萌，庞统战死，没有办法，才召“（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四川平定，“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诸葛）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仍然是文职人员。 说诸葛亮用兵如神，起码在刘备生前是看不到的——刘备很少让诸葛亮带兵，并且，似乎也不是很信任他。 这，或许是事情的真相。 火烧新野有遗迹？ 关于罗贯中的这场演绎，新野县文物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火烧新野现在还存在火烧的遗址，在古城区1.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地下1.2米处曾挖到炭灰、古房基和古兵器等。 这片古城区现在住着七八千人，主要的街道经营着日杂百货，还算热闹。 古城门与一条老街道相连，高约3丈、宽约2丈，传说这里原为一座老城门，新中国成立前被毁，现存的不过是1995年的重建物而已。 新砖水泥，了无旧痕，悠远的历史里，不着一点想象的痕迹，这样的建筑，让人不觉怅然。 倒是离城门不远的政府街一侧，还存留着一处被称为“汉议事台”的遗址，让我们流连了一番。 这座议事台为刘备请来诸葛亮后，专门修建用来议事的。 议事台下的小门终日紧闭，很少有人登临。远远望去，台上建造有双层的阁楼，阁楼里摆有石凳石桌，可容四人对坐闲谈，似乎还真有议事的景致。 据传，原来的议事台台基高三丈六尺，象征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其楼修建有八角，以示八卦之意。这说明除了议事之外，诸葛亮当时还在此外观天象、内望气脉，为刘备运筹帷幄。 最神奇的是，阁楼屋脊上设有八条神龙，传说是诸葛亮为防御火灾而特意设计的。这八条龙面对八方，哪一方烧大火，哪一方的龙头就会自动喷出水来。这样的设置，在当年火烧新野时，虽然满城起火，全城房屋尽成灰烬，但唯独议事台毫发未损。 世界上最小的城 过议事台，拐入一条五六百米长的小巷，这条小巷被称为汉文化小巷，参差不齐的民居墙壁上，雕刻着不少浮雕图案，三顾茅庐、火烧新野、马跃檀溪，诸如此类的三国故事，都有体现。 小巷的尽头，就是汉桑城小学。著名的汉桑城，就在这所小学院内。进入院内，一眼便看到了号称“世界最小的城”的汉桑城，面积只有10平方米左右，全部由砖石砌成。城内种植有一棵两人合抱粗的古桑，这棵古桑相传为三国时关羽所植，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汉桑城因此而得名。 说起这棵古桑的来历，一位站在汉桑城旁的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刘备屯兵新野时，让关羽在城西门扎寨，寨旁有一个靠门前桑树养蚕为生的张姓老汉。一天关羽操练归来，顺手将赤兔马拴在老汉的桑树上。不料赤兔马饿极了，把桑树啃了个“对头圈”，这棵桑树因此枯死。刘备知道后，责令关羽重植一棵作为赔偿。关羽慨然应允，植树之后，用砖石围护起来，以示爱树爱民的诚心，后来诸葛亮火烧新野，可这棵树并没有被烧死。 与古桑齐名的，还有一棵“挂剑树”，相传是刘备屯扎新野时，舞剑之后休息时挂剑的地方。这其实是一棵皂荚树，相传元末明初时已死，现在看到的是根侧长出的与原树相仿的另一棵树。 新野城内，相传还有太子阁，这是刘备屯扎新野时甘夫人所住的阁楼，因太子阿斗在此出生故名之太子阁。因为“文化大**”时被破坏，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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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街亭之战的时候，诸葛亮到底在哪里？ 毛龘泽东论诸葛亮不懂关键时刻主帅应亲自临阵调度以策应战事，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 街亭之役是否是诸葛亮亲自指挥实施的呢？一般都是认为诸葛亮当时是在西县一带“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三国志·诸葛亮传》）。 自己读书时候遇到一段文字也许可以侧击毛论，说明街亭之役诸葛亮曾经亲临前线 指挥若定。同样的《三国志 诸葛亮传》 裴注引用《袁子》“亮之在街亭也，前军大破，亮屯去数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 另外诸葛亮自己也说 ——《汉晋春秋》曰：或劝亮更发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在一人耳”？说的是谁，是马谡吗？不是，这句话不是诸葛亮在争功诿过，把责任推倒马谡身上。这句话是诸葛亮痛定思痛的自我反省——祁山（街亭之战）箕谷（赵云军）失利，原因不在于兵力不足（蜀军占据优势）而在于自己一个人。 这样来看，街亭战役有可能从头到尾都是诸葛亮一个人在亲自指挥，马谡只是前线指挥官。街亭之败固然有马谡的战术失当责任，但是更多的还是诸葛亮自己战役指挥的失策造成的。 那么当时诸葛亮在在做些什么呢？ ——亮之在街亭也，前军大破，亮屯去数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一出祁山，诸葛亮虽然没有采纳魏延的“子午谷奇谋”，但是由于施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赵云军扮疑兵出斜谷，诸葛亮军攻取陇右），达成战役突然性，在陇右战场形成以多打少的有利局面。——蜀军8~9万，而魏军只有5~6万（张郃军5万 陇右郭淮军不足万人） 但是这时候诸葛亮错误估计了形势，低估了魏军防守反击的速度。魏军名将张郃引马步军5万昼夜兼程，突然出现在街亭。而诸葛亮则犯兵家大忌，将原本占据战役优势的蜀军分为几部分：马谡军仓促而动先期一步开赴街亭阻击张郃、魏延等将领引兵分别攻打郭淮军驻守的陇右各城、诸葛亮引中军本队驻扎西城策援。这时候诸葛亮本应该急调赵云军驰援。可是诸葛亮军突然出现在陇右以后，赵云军的疑兵使命已经保罗。不但没能及时收缩兵力驰援陇右战场，反而过早的被曹真军击败。 诸葛亮原本是应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围歼张郃军的（蜀军8~9万对魏军5万）。可是由于低估了魏军的快速反应能力，以至于马谡军在街亭仓促接敌。诸葛亮闻讯立即整顿军马十万火急增援街亭。但是这时候由于马谡已经提前战败，诸葛亮军尽管距离街亭近在咫尺，结果还是为时已晚。精心策划的一出祁山就这样功亏一篑。 从当时的战役进程来判断，一旦接到张郃军增援陇右的消息，诸葛亮一方面派遣马谡先行一步开赴街亭构筑防线阻击魏军西进，另一方面自然会马不停蹄的调兵遣将、迅速集中兵力前去街亭支援马谡的。那么诸葛亮究竟是等待魏延等人率部队回来聚齐，然后收拾停当再去驰援街亭呢？还是争分夺秒，先率领自己的中军赶去助一臂之力呢？我觉得当然是后者。马谡肯定不是迎战魏军名将张郃的最佳人选，诸葛亮临时抱佛脚只是权宜之计。 一出祁山时候，诸葛亮身边还有魏延、赵云、邓芝、吴壹等将领。除了赵云邓芝引兵出斜谷以外？魏延吴壹做什么去了呢？其实魏延应该是蜀军抵御张郃的最佳人选，可是这时候魏延早就让诸葛亮派去攻打陇右的弹丸小城了。可谓大材小用、杀鸡牛刀。 什么原因呢？还是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他低估了曹魏坚决驰援陇右的决心、一厢情愿忽略了魏军昼夜兼行的行进速度。以至于在街亭诸葛亮让张郃打了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结果，诸葛亮精心策划、毕其功于一役的陇右决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围歼张郃军主力成为泡影。反而被实战经验丰富的张郃把握了先机，然后捕捉战机将分散蜀军各个击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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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史】董卓：残暴不仁的东汉宰辅 东汉献帝年间(公元189年一220年)，民间广泛流传着一首民谣。 千里草，何青青；十里卜，不得生。 歌词中“千里草”、“十里卜”合起来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深刻地表达了当时广大老百姓对误国权臣董卓的极度痛恨，都希望他早日死去。这首民谣是东汉人民对董卓整个人生的基本评价，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董卓对东汉末年政治和社会的消极影响。 立足陇西 闻达乱世 董卓(？一公元192年)字仲颖，陕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出生于殷富的地方豪强家庭。当时临洮属于边远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羌人的居住地相邻。董卓自小养尊处优，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史书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董卓不仅能识文字，体魄健壮，力气过人，还通晓武艺，骑上骏马，能带着两鞋弓箭，左右驰射。他那野蛮凶狠的性格和粗壮强悍的体魄，使得当地人们都畏他三分。不仅乡里人不敢惹他，周边羌人也不敢有丝毫怠慢。羌族首领豪帅为了保全自己，极力迎合趋附董卓，并且与他结为友好，以求暂时相安无事。地方豪帅们经常带着大量的牲畜和财物前来拜望，与董卓称兄道弟。董卓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到羌人居住的地方游玩，依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富足的资产，广泛结交豪侠义士。他十分熟悉那里的情况，见羌人如此敬畏自己，便寻思如何来利用和控制他们，在羌人中培植和收罗亲信，为自己以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于是，在野心趋使下，董卓丝毫不吝惜花费自己的家产，每当羌人豪帅来家作客，他便杀牛宰羊款待羌人豪帅，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和拥护。羌人一方面畏服董卓的凶悍，一方面感于董卓的“豪爽”，所以都归附他，愿意听候他调遣。一次，一个羌人豪帅见董卓家的牛羊宰得所剩无几，便从老远的地方赶来上千头牛，赠给董卓。由此可见，董卓当时在羌人中的影响之大。 除了结交羌人，董卓还注意保持自己在当地豪强中的地位和影响，凭着他非凡的才武，拉拢、兼并其他势力，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他经常扮演游侠豪杰的角色，在当地享有“健侠”的美名。同时，董卓还收罗大批失意、落魄的无赖之徒，他们为董卓的义气所感动，后来都一直死心塌地地跟随他。 董卓势力的扩张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自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来，地方豪强地主势力就相当强大。东汉末期，由于中央政权衰弱，农民起义不断，地方豪强便趁机兼并土地，扩充势力。朝廷对豪强势力的膨胀虽然深感忧虑，但又无能为力。在众多矛盾冲突并发的灵帝时期，中央政府一方面想极力抑制地方豪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利用地方豪强来镇龘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董卓便也毫不例外地成了官府利用和招抚的对象。当时董卓就出任州兵马掾一职，负责带兵巡守边塞，维护地方治安。这样一来，董卓通过控制更多的羌人，为他今后势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时之间，董卓成为闻名陇西的风云人物，不管是在官府，还是在民间，董卓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膨胀和地位的相继上升，董卓似乎已不满足于边远豪强的名分，认为自己需要更加广阔的政治空间。于是，他开始进一步蓄积力量，伺机发展。 不久，东汉朝廷急于解决西羌问题。这对于董卓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契机。西羌问题一直是东汉政府最棘手的民族问题：自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开始，羌人就不断发动起义，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持续时间也很长久。汉桓帝年间，西羌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丝毫平息，反而声势更加浩大。羌人不堪忍受汉朝地方官吏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断杀死汉人官吏，侵占州县。而面对羌人的反抗，积贫积弱的东汉政府根本就无能为力，只得求救于地方豪强，想借他们的力量来缓解西羌危机。当时，深知董卓底细的陇西地方官吏便极力向朝廷推荐董卓，这无疑给董卓创造了一个发展势力、满足贪欲和野心的良机。 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董卓担任羽林郎，统管元郡(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羽林军。不久，他升为军司马，跟从中郎将张奂征讨并州反叛的羌人。征战中，董卓极力表现自己，充分发挥他勇猛强悍的优势，纵横冲杀，左右开弓，由于战绩突出，因功迁升为郎中，后来又因功升迁为广武(今山西省代县)令、郡守北部都尉(统治四川省纹川县西南大部分地区的官名)、西域戌已校尉(掌管西部各民族事务的官名)，一直征拜至并州刺史、河东刺史。至此，董卓可谓平步青云。只是任中郎将后，他在一次镇龘压黄巾军的战争中惨遭失败，获罪革职，又被贬回陇西。但是，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董卓独特的性格和狂妄的野心决定了他不会甘于失败和寂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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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冬天，居住在西羌地区的汉人拥立羌族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死护羌校尉冷征。后来，伯玉和李文侯又归服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汉人边章和韩遂。在不断的兼并战争中，边章和韩遂势力迅猛增强，不仅杀死了金城太守陈懿，而且还于中平二年以讨伐宦官为名，率领大军，“入寇三辅，侵逼园陵”。在东汉政权面临被推翻的紧急关头，汉灵帝急忙启用和征派几乎所有强将精兵抵御边章和韩遂的进攻。于是，董卓被重迁中郎将，拜破虏将军，和司空张温、执金吾袁滂、荡寇将军周慎等率领步兵、骑兵共10余万人屯兵美阳(今雍州武功县北)，护卫园陵。当时，边章、韩遂也正好进兵美阳。两军对垒，初一交锋，由于羌兵凶悍勇猛，而且士气旺盛，董卓所率政府军队便遭遇打击，情势不利。张温等人心急如焚，生怕朝廷怪罪；而董卓却神色自如，劝慰他们说：“现在我们虽然处于不利地位，但只要我们等待时机，稳定情绪，一定能击退敌人。如果连我们当统兵将领的都惊慌失措，势必会动摇军心，给敌人创造进攻我们的机会!”果然不出董卓所料，十一月中旬某天夜晚，皓月当空，群星灿烂。由于交战双方一直处于相互对峙的紧张状态，除了各自负责戒备的哨兵外，所有士兵都被战争拖累得精疲力竭。夜半时分，静悄悄的夜空突然出现一道长达十余丈的流星，半壁天空火光如柱，惊得边章’、韩遂军营中的战马狂鸣不已。熟睡中的士兵惊醒后也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奇怪现象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们以为这是战争吃败仗的不祥征兆，不愿再留在美阳打仗，都想归回旧地金城。顿时，整个军营一片骚乱，久久不能安静下来。第二天清晨，东汉军队的探马向董卓火速报告这一紧急军情。董卓听后，欣喜若狂，心想正好可以利用这一天赐良机突袭边章、韩遂的部队，杀他个措手不及，彻底消灭敌人。于是，董卓立即采取紧急行动，与鲍鸿等人合兵夹击。由于对方军心受到影响，组织不严，大部分士兵根本没有思想和防卫准备，顷刻之间遭受沉重创击，死伤无数。董卓大获全胜；边章、韩遂败走榆中(今甘肃省兰州市金城县中部)。董卓见机会难得，便马上与周慎等人率领大军追剿逃军。由于金城是羌人的本势，势力无所不及，到处都驻有军队，而董卓等人盲目深入西羌，又犯了“穷寇勿追”的兵家禁忌，在追赶过程中，遭到数万名羌人围击。孤军深入的东汉大军完全陷入西羌部队的分割包围之中。由于后方援军无法及时赶到，不到数日，各军粮草殆尽，而围兵不仅没有丝毫减退，反而进攻更加猛烈，情势十分危急。当时，由周慎等人率领的军队被彻底击溃，只有董卓军队设计得脱。沉着老练的董卓在如此情况下，仍不惊慌，他命令士兵在河中筑一高堤坝，截断上游的流水。羌人对此感到莫名其妙。这时，羌骑侦察回来传出消息说，东汉军队整天在坝中捕捉鱼虾。西羌将领以为董卓军粮已尽，只得靠捕捉鱼虾充饥，于是，便放松了警惕，只围不攻，想困死董卓的军队。可是，很久都不见动静，等羌骑探明情况时，董卓军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原来，董卓筑坝的真正目的是迷惑敌人，以此作掩护，然后伺机悄悄撤退。因抗击边章、韩遂有功，表现突出，董卓不久便被封为台乡侯，食邑千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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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孽难逃 死有余辜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董卓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与反抗。许多有志之士出于对国家危亡的考虑，长期与董卓进行不屈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打击和动摇了董卓的地位和基础，同时也缓解了董卓对整个东汉政权的破坏影响。起初，议郎杨勋与左将军皇甫嵩秘密商议，准备共同讨伐董卓，只是后来由于皇甫嵩被征调，杨勋势单力薄，才就此罢休。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翼州刺史韩馥、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伯、南阳太守张咨和袁绍等10余人都纷纷起兵反对董卓，从此便开始掀起了大规模持续反抗董卓的斗争浪潮。不久，长沙太守孙坚率领豫州各郡军队征讨董卓，在梁地(今汝州梁县西南)被董卓部将徐荣打败，联合孙坚反董卓的颖州太守李曼也被生擒。 接着，河内太守王匡又屯兵河阳津(今河南省孟县西部的黄河渡口)，准备进攻董卓。不料老谋深算的董卓早有觉察，先派疑兵向王匡挑战，而暗中却派精锐部队从小平津渡河北上，绕道偷袭王匡所部。王匡大败，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年，孙坚重新收拢流散部属，进驻梁县，准备再度讨伐董卓。董卓派胡轸、吕布迎击孙坚。由于胡、吕二人心存芥蒂，不能相处，还没交战，士兵就涣散逃离。孙坚趁机出击，胡轸、吕布大败而逃。董卓见势不妙，不得不派部将李催向孙坚求和。孙坚不理，继续进攻距洛阳只有90里的大谷。董卓被迫率军出战，被孙坚击败，退驻渑池。孙坚乘胜追击，遇吕布，大败吕布后，出兵函谷关，分兵两路，直取新安和渑池。 此时，山东诸路豪杰也纷纷揭竿而起，共同起兵声讨董卓。被多方义军逼得无路可走的董卓决定迁都长安，以避锋芒。但是，征讨董卓的斗争并没因迁都长安而有丝毫松懈，而是更加风起云涌。这时，董卓已成了众矢之的。 在天下之兵声讨董卓的同时，朝中许多官员更是对董卓深恶痛绝，欲去之而后快。越骑校尉伍孚对董卓的倒行逆施十分痛恨，发需娶亲手杀死董卓。一天，伍孚身藏佩刀，前来拜见董卓。交谈完毕后，伍孚便告辞离去。董卓起身出门相送，用手轻轻拍着伍孚的后背，表现出极其亲切的样子。伍孚瞅准机会，猛地抽出佩刀向董卓刺去。由于杀人心切，用力过猛，失手没刺中要害。董卓大惊，慌忙奋力反击，并急呼警卫出手相救，这才脱离危险。伍孚在与警卫斗争过程中，由于寡不敌众，被乱剑刺死。事后，董卓大骂伍孚包藏祸心，不讲仁义。 当时，天下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董卓的痛恨，到处传唱《千里草》的歌谣，希望他尽快死去。 初平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与董卓的亲信吕布共同密谋诛杀董卓。之前，王允先后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执金吾士孙瑞等人多次商议诛杀董卓的事情。初平三年春天，阴雨连绵长达两个多月，王允与士孙瑞、杨瓒借登台拜神为名，又一次秘密商量废除董卓的事宜。士孙瑞说：“自从去年年底以来，太阳不照，淫雨不断已达六十多天，我们应该让这种不利国家和老百姓的时期尽快结束。现在，时机大好，我们正可趁天下沸腾之际，主动采取措施，消灭罪魁祸首!”士孙瑞意在提醒王允可借天时地利人和之机除掉董卓。王允同意士孙瑞的意见，可是，考虑到董卓平时戒备森严，而且他本人武力过人，如果不采取周密措施，恐怕不易得手。于是，王允便物色了董卓的亲信吕布作内应。 吕布年青勇猛，武力超群，起初董卓对他深为喜爱和信任，收他为义子，并提拔他担任骑都尉。后来，董卓又迁吕布为中郎将，封他为都亭侯。董卓明白自己树敌太多，常常怀疑有人暗算他，于是，便把吕布当作自己的贴身侍卫。不管董卓走到哪里，吕布总是形影不离，负责保护董卓的生命安全。一次，吕布不小心得罪了董卓，董卓大怒，随手抽出刀戟向吕布掷去，幸亏吕布眼疾手快，才得以幸免。当时，吕布并没直接顶撞董卓，而是立即向他谢罪道歉，董卓便不再追究，以后也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吕布却从此心怀私恨。董卓虽然妻妾成群，但仍不满足。一次偶然的机会，董卓看中了吕布手下的一名婢女；为了与她私通，董卓借故支开吕布，让他去防守中阁。吕布得知董卓与他的婢女私混的消息后，十分气愤，更加加深了他对董卓的仇恨，当他私下听说司徒王允要谋算董卓的消息后，便主动前往，向王允等人揭发董卓的各种罪状。王允把诛杀董卓的计划告诉吕布，并要求他充当内应。起初，吕布不同意，他说：“不管怎样，他和我之间有父子关系，要我作内应，恐怕不行吧!”王允开导说：“你姓吕，他姓董，又不是骨肉亲情。况且董卓现在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国贼，你难道还认他作父亲吗？他向你掷刀戟的时候，把你当儿子看待吗？在王允的敦促下，吕布最终答应了。 一切准备就绪，正好逢上皇帝大病初愈，朝中文武大臣都集会于未央殿，恭贺天子龙体康复。吕布借此机会，事先安排同郡骑都尉李肃等人带领十多名亲兵，换上卫土的装束隐蔽在宫殿侧门的两边。董卓刚到侧门，便遭到李肃等人的突袭。董卓大骇，慌忙向吕布呼救，吕布正襟危坐，大声道：“我们是奏诏讨杀乱臣贼子，你死有余辜！”绝望中的董卓虽然奋力反抗，但已无济于事，当场被杀，并诛连三族。 董卓被杀的当天，满朝文武和所有士兵都高呼万岁!长安老百姓高兴得在大街小巷载歌载舞，共同庆祝奸贼被诛。据说董卓死后，被暴尸东市，守尸吏把点燃的捻子插入董卓的肚脐眼中，点起天灯。因为董卓肥胖脂厚，“光明达曙，如是积日”。” 董卓一生粗暴，满怀私欲和野心。他从陇西发迹到率军进京操纵中央政权，始终考虑和盘算的是如何满足私欲和野心。为了达到目的，董卓不择手段玩弄权术，践踏法律，破坏经济，残害人民，他的种种倒行逆施，造成了东汉末年政权的极度混乱，给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东汉政权日趋衰败、最终倾覆，虽然是由多种复杂因素所致，但是，董卓无疑加速和促进了东汉政权的衰败。董卓最终遭受群起而攻之的被杀下场，是应有的报应，作为历史的垃圾，他将永世遭到人们的唾骂和谴责。正如宋人苏轼所说： 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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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史】试论东汉末年的黑山军 一、黑山军的形成及其组织结构 爆发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的黄巾大起义,虽于当年即被东汉政府所镇龘压,但是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东汉朝廷对关东地区的控制趋于瓦解。继黄巾军而起的黑山军则依托太行山脉,采用灵活的组织方式和战术,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在关东地区曹操、袁绍、公孙瓒等大小军阀之间纵横捭阖达二十余年,对从中平二年(185)至建安十年(205)关东地区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对黄巾军诸多方面的研究之上,而对同为农民起义军的黑山军的重要历史影响关注不多,因而本文拟对黑山军加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东汉末年的黑山军形成于黄巾起义、东汉政府统治瓦解的大环境之下。冀州作为黄巾军起义的首发地,各地的政府机构几乎一时被黄巾军所摧毁,这为黑山军的形成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在黄巾军起义的同时,黑山军的主要首领博陵张牛角、常山张燕就已经聚众起事,只不过规模较小,“在山泽间转攻”而已。黑山军真正形成规模并对东汉政府构成威胁是在中平二年二月。对于此时黑山军的具体情况,《后汉书?皇甫嵩传》载:“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哂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贼帅常山人张燕……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众至伯万,号曰黑山贼。”由此可知,黑山军的活动区域是在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等地太行山脉的诸山谷之中。黑山则位于太行山脉的南端,故史书称之为黑山军。[1]太行山脉高峰迭起,海拔多在两千公尺以上。山脉东南为河北平原,西北则为山西高原,河北平原通向山西高原的陉道多分布在太行山脉之间。这一地势特点为分布在太行山各山谷中黑山军各部的相互联络和战略上相互配合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又据《三国志?魏书?张燕传》注引《典略》曰:“黑山、黄巾诸帅,本非冠盖,自相号字,谓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谓轻捷者为张飞燕,谓声大者为张雷公,其饶须者则自称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称李大目。”可见,黑山军诸帅多出于社会的底层,其名号往往源于其个人行为的某项特征。又参照上引《皇甫嵩传》可知,黑山军诸帅有名号记载的共25人,如果以25人为25股,每股人数在2.5万至0.65万计算,黑山军总人数在62.5-16.25万人之间,“众至百万”则很可能是虚数。根据《续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五郡人口总数为240.6721万,黑山军则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4至1/15之间。而当时袁绍、曹操两大军事集团所能动员的兵力均为30万上下[2]。可见,黑山军在当时的关东地区确实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黑山军的首领主要是靠相互推举和各部的拥奉。据《三国志?魏书?张燕传》载:“张燕……博陵张牛角亦起众,自号将兵从事,与燕合。燕推牛角为帅,俱攻瘿陶,牛角为飞矢所中,被创且死,令众奉燕,告曰:‘必以燕为帅。’牛角死,众奉燕。”从中可见,张牛角是因张燕的推举而成为首领,而张燕则是因张牛角对各部帅的举荐,及其“剽捍捷速过人”、“善得士卒心”[3]《朱儶传》的个人条件,而被各部拥奉为首领。从中看不出张燕与各部帅是否有严格的统属关系,这与黄巾军内部用宗教的形式来确立各级首领相比,在组织结构上则显得较为粗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黑山军分布在太行山诸山谷之间,较为分散,不适合用黄巾军那样层层隶属的组织模式,另一方面,则因为黑山军首领部帅多出于社会下层,没有黄巾军那样明确的政治纲领。而黑山军各部充分利用其广泛分布在诸山谷陉道的条件,彼此之间“更相交通”,在战略上避免了黄巾军在平原地区固守某一城池且没有配合而遭到围歼的厄运。 二、黑山军对东汉末年关东政局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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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掩盖在七擒七纵的背后血腥 在准备两年之后，本应由李严或其他将领担当的南征任务，诸葛亮以“虑诸将才不及己”为理由，决定越俎代庖。对此，亲信王连曾经上书劝阻：“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见《三国志·王连传》）但是王连并没有了解诸葛亮更深的意图，所以在“停留者久之”后（同上），依然亲自率兵南征。 公元225年春，诸葛亮率兵自水路入越嶲，派马忠向东南出兵牂牁（治所在今贵阳附近，辖区包括贵州大部）攻击朱褒，派李恢向南出兵益州（益州郡，治所在滇池，今云南晋宁以东）。诸葛亮一支部队到达越嶲时，本打算在高定部结集时加以打击，殊料高定部下发动军事政变，杀了雍闿及身边部众，另拥立孟获为首领。诸葛亮主力部队击垮高定，并将其杀掉，孟获在内讧之后尚未来得及整合，忽然间折其一臂，只得率部撤退到益州郡。此时，马忠已歼灭牂牁郡朱褒并将其斩之，李恢部先败后胜。五月，诸葛亮率部南渡泸水，进军云南，生擒孟获，随即留下了“七擒七纵”的千古美谈。 《汉晋春秋》载：诸葛亮军队到达南中时，听说孟获在少数民族中威望很高，遂决定生擒感化。活捉后，让孟获查看蜀军阵营，并询问道：“我军如何？”孟获回答说：“过去我不知蜀军虚实，所以失败了。今天承蒙你让我看过，也不过如此而已，我肯定容易取胜。”诸葛亮笑笑，让他回去整军再战。凡七擒七纵，而诸葛亮依然要遣返孟获。这时孟获感动了，诚恳地说道：“您呀，具有上天一样的神威，至此之后，南中人不再反叛了。” 当时有人对释放孟获持不同意见，诸葛亮解释说：“若留外人（指蜀军将领），必须同时留下足够的军队，兵留下来又没有粮吃，这是第一件难事；蛮夷刚刚战败，父兄死伤者甚众，若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这是第二件难事；更何况，蛮夷累累有叛变杀戮的罪行，自知罪孽深重，若留外人，相互之间都不相信，这是第三件难事。今天我打算既不留兵，又不运粮，但是却能使南中地区服从我方，知道尊卑上下，就彼此相安无事了。” 历来史学家对此笃信不疑，《三国演义》更将七擒七纵渲染得活灵活现。然而却不曾细想过以下几点： 其一，冷兵器时代，西蜀军队不占绝对优势，李恢部先败后胜的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蜀军劳师远征，主客之势难以移位，千里转输粮秣，陌生的地形等对蜀军十分不利。 其三，战争是兵戎相见、斗智斗勇、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的打拼，不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不是小孩过家家。稍有不慎，优劣之势立即转换，功亏一篑的教训经常发生。谨慎如诸葛亮者，敢玩七擒七纵的游戏吗？ 其四，即令是胜利，每次胜利的结果也大不相同，失败方主帅战死疆场、为部属所杀、为流矢所中、突围脱逃等难以预测，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次次活捉。 其五，七擒七纵是古今未有的战争神话，是诸葛亮难得一见的丰功伟绩。《三国志·诸葛亮传》的史料，很多来源于诸葛亮本人或部属，诸葛亮对典籍修撰十分认真，而在传记中，何以没有七擒七纵的只言片语？显然，陈寿对没有依据的过分颂扬断然抛弃的结果。 至于“南人不复反矣”的颂扬，并没有历史依据。相反，《三国志》明确记载，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之前，“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破平之”（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显然，所谓的七擒七纵，是《汉晋春秋》将毫无战争常识的道听途说著入了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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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二姐嫁得也不错，丈夫是襄阳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庞德公学识渊博，在荆州地区有名望、有地位，德高望重。庞山民也是荆州名士，很有才学，以后在魏国做官做到了黄门吏部郎，庞家在荆州也是响当当的名门大族。 古代的婚姻讲究男女双方门当户对，很明显，如果单凭诸葛家族的名望地位，应该说是很难与蒯、庞两家匹配的。这两桩婚事之所以能够成功，诸葛玄与刘表的私人关系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诸葛亮一家到襄阳两年之后，也就是诸葛亮十七岁那年，叔叔诸葛玄因病去世了。这时诸葛亮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只剩下弟弟诸葛均和他相依为命。叔叔已经去世，诸葛亮兄弟也就不能总是依靠刘表生活，于是诸葛亮便带着弟弟在居住地隆中草庐生活。这也就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诸葛亮躬耕地之争 关于这句“躬耕于南阳”，曾引发了一场一两千年的争论。关于诸葛亮在出山前的躬耕之地，到底是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阳的问题，争到现在也还没个定论。当时诸葛亮隐居在离襄阳城不远的隆中，这个隆中现在也是河南与湖北争抢诸葛亮的隐居地。诸葛亮到底是南阳人，还是襄阳人？实际情况是，诸葛亮居住的这个地方当时是属于南阳的，所以，可以叫做南阳诸葛庐。但是，地理位置离襄阳非常近，只有20里路，所以襄阳人说隆中是襄阳的也说得通。 其实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死后，私祭和官祭诸葛亮的纪念性建筑物很快在他生活和作战过的地方建立起来。南阳作为诸葛亮自表“躬耕”之地，自然为他树起了一座存德念功的庙宇，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南阳诸葛庐，又名武侯祠。同样的，襄阳隆中也较早地为他修建了一些纪念性建筑物。从此，南阳与襄阳之间，就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笔墨之争。 南阳人说，诸葛亮自己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还有假。再说，西晋李兴著的《祭诸葛丞相文》也认定，诸葛亮躬耕于汉水以北的南阳。元、明、清三代官修历史、地理治书，均认定诸葛亮躬耕于汉水以北的南阳。 襄阳人也说，诸葛亮所说的南阳并非今天的南阳。东汉时的襄阳属于南阳郡管辖。而且还有习凿齿著的《汉晋春秋》为证：“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二十里，号曰隆中。” 诸葛亮到底躬耕何处？无论是襄阳，还是南阳，不都是滔滔汉水养育了他、成就了他吗？这个问题其实也没什么好争论的。 叔父去世之后，诸葛亮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学业上，除了博览群书之外，还经常外出游学交友，以扩大视野，增长见识。他出山后的很多作为都和这个时期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这段时期有两个人对诸葛亮影响最大，可以说是诸葛亮的良师益友。头一个就是诸葛亮二姐的公公庞德公。前面说过，庞德公是荆州名士，德高望重，庞家也是襄阳的名门大族。荆州牧刘表多次请他出山，给他官做，他都拒绝了。最后刘表没办法，自己亲自去请，亲自去劝，结果还是白跑一趟。 庞德公重才学轻名利。诸葛亮本来和庞德公就是亲戚，经常去庞德公家中走动，向他求教，每次去都是“独拜床下”，非常恭敬。庞德公一开始也不加以制止，时间长了，在教导诸葛亮的过程中，他逐渐对这个年轻人的才学和志向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觉得他将来必是有用之才，所以送了他一个称号，就是众所周知的“卧龙”。庞德公有一个侄子庞统，也是才学出众，庞德公称他“凤雏”。这也就是《三国演义》中所说的“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的由来。而“卧龙”这个号也就流传了下来。 第二个影响诸葛亮的人就是“水镜先生”司马徽。司马徽，颍川郡人，是从北方迁居到荆州的，与庞德公是好朋友。司马徽也是当时的名士，有不少年轻人都向他求学，有点大学教授的味道。有这么一位大学者近在眼前，诸葛亮怎么可能放过。他经常去向司马徽请教，苦心攻读，学业方面进步得很快。司马徽也很器重这个年轻人，日后刘备三顾茅庐，成为千古佳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司马徽对诸葛亮的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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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襄阳当地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莫做孔明择妇，只得阿承丑女”，就是说“不要像诸葛亮那样选老婆，只娶了黄承彦的丑女儿”。史书上形容诸葛亮“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字：帅！他怎么会娶一个“丑女”为妻呢？ 这是沔南名士黄承彦主动找上门来的。黄承彦和庞德公一样，也是荆州当地的大族。这个人性格开朗，学富五车，诸葛亮曾经多次向他求教，黄承彦也很看好诸葛亮。一天，黄承彦主动找到诸葛亮提亲，说：“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就是说我有一个女儿，长得很丑，头发很黄，皮肤很黑。虽然人长得丑，但是才学方面却可以和你诸葛亮相媲美。诸葛亮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诸葛亮一点头，黄承彦立即就用车子把女儿送过去成亲。 实际上，黄承彦所谓的“丑女”应该是自谦的说法。相对于诸葛亮的相貌，黄氏女的黄头发、黑皮肤肯定要差许多。一个相貌堂堂且才学出众的美男子娶了一个貌不惊人的女子，很自然地会被传作话柄，甚至当作笑话，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丑，越描越黑。 而诸葛亮选择黄氏女是因为“重才不重貌”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出身于名门大族的黄氏女才学肯定不是一般女子所能相比的，但仅仅限于女子之中。古代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很少有女子会读书识字，一般的大族女子只要做到“知书达理”就已经很不一般了。因此，黄承彦说女儿才学可以与诸葛亮相配，应该是指女儿的才学是女子之中的佼佼者，而并不是说自己女儿真的有诸葛亮那样的才学和智慧。 既然诸葛亮择偶的标准并不是“重才不重貌”，那又是什么呢？其实，诸葛亮的这场婚姻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婚姻。黄承彦的妻子是荆州著名的名门大族蔡讽的女儿。蔡氏家族在荆州的势力相当大，蔡讽的另外一个女儿嫁给了荆州牧刘表，而蔡讽的儿子蔡瑁是刘表最信任最依赖的大将，蔡氏家族在荆州有很大的政治背景，是名门望族。有着这样的政治资本，黄承彦的女儿就算真的很丑，还怕会嫁不出去吗？何况还不是那么丑，而且又才学出众，是标准的大家闺秀。 黄承彦之所以会选择诸葛亮做自己的女婿，除了诸葛亮本人的相貌、才学外，他看重的也是诸葛氏在荆州的政治力量。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蒯氏家族的蒯祺，二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蒯、庞两家都是荆州的大姓，地位举足轻重。这门亲事一旦成功，表面上是黄家和诸葛家结成亲家，而实际上蒯、蔡、庞、黄这四家荆州的豪族大姓都成了亲戚关系，当然也包括北方来的刘表家族和诸葛家族，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强强联合”。 而且，这门亲事很可能不仅仅是黄承彦自己的主意，而是几个大族都认同或者说是都需要的结果。诸葛亮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在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介书生，他要出人头地，他要走上政治舞台，必然要依靠家族的背景，婚姻的背景，与荆州大族联姻是诸葛亮梦寐以求的。所以说，诸葛亮与黄氏的联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婚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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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子午谷奇谋里面的“奇正”之说 根据史料记载，子午谷奇谋应该是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魏延带领一万蜀军自带粮草，穿越秦岭深入魏军后方出子午谷奇袭长安。另一方面，诸葛亮这时候应当率领蜀军主力出现在斜谷正面，吸引魏军注意为魏延军遂行子午谷奇谋创造条件。两者之间一个完整联系的有机整体，不容割裂。子午谷奇谋的核心是在一场有限战役里面，魏延攻其所必救，为诸葛亮寻敌主力决战方略创造条件。 其实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子午谷奇谋的两个方面原本就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魏延大概自己也想到了，没有诸葛亮军在出斜谷牵扯魏军主力，自己的一万人马很难突破艰难险阻，穿越魏军防线突然出现在长安城下。达成战役突然性，成为子午谷奇谋能否进行下去的关键。这样说来，也只有诸葛亮军正面佯攻斜谷，子午谷奇谋才有可行性。而一旦魏延军出现在长安城下，那么魏国一定会抽调斜谷守军回防长安。因为江淮、荆襄方面的魏军鞭长莫及，远水救不了近火。（“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不及时驰援长安不但关中堪忧，而且前出至郿城、正在斜谷与诸葛亮军相持的魏军主力也难以摆脱腹背受敌的命运。这样说来，魏延军又为诸葛亮军正面突破魏军防线制造了机会。如果诸葛亮军真有攻破魏军秦岭天险的决胜把握，也就不会有以后五出祁山，一定要绕道陇右的历史波折了。 计划当中的子午谷奇谋“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当然仅仅依靠魏延军的一万人是不足够的。魏延军只有靠兵临城下的突然性来奇袭成功。那么，诸葛亮军就必须相机而进，及时出现在关中平原。蜀军突破一点（长安）、震撼全线（秦岭防线）。在这里最先被击破的就是魏军的心理防线。魏军闻风而动、疲于奔命。斜谷疏于防守，诸葛亮军突破秦岭防线就不成问题。魏军主力逶迤于郿城（曹真军大营）和长安之间，便于诸葛亮选择合适的时机、地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长安的魏延军最后就好比磁石一般吸引了魏军主力，为诸葛亮寻敌主力决战创造了条件。诸葛亮要做的就是在江淮、荆襄的援军到来以前，各个击破、先打败曹真军、平定关中。然后扼潼关天险据险坚守，徐图再进。 其实，即便魏延军没有真的成功拿下长安、魏军亦无须驰援长安，那么在子午谷奇谋里面蜀军也有致胜的机会。只要魏延军能够深入兵力空虚的魏国腹地，就有机会烧毁长安附近的魏军粮草、在魏军防线后面切断他们的粮道。魏延军和诸葛亮军势成前后夹击，兼有粮草不济，必然会导致魏军人心惶惶、不战自乱。这时候诸葛亮军在斜谷前线发动总攻，就不难击破当面的魏军主力。形同当年曹操统一北方的官渡之战一样。 古人用兵打仗讲究“以正合、以奇胜”。诸葛亮军在斜谷正面与魏军主力相持，就是“守正”。魏延军另辟蹊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就是“出奇”。诸葛亮军是先行一步、声东击西，掩护魏延军出子午谷。魏延军则后发制人、攻其所必救，造成魏军内部的混乱。然后再以逸待劳、诱敌驰援，为诸葛亮军寻取和抓住战机。最后才是诸葛亮军发动全线进攻，寻敌主力决战。反过来说，魏延的子午谷奇谋纵然不能够成功，也能够牵制到魏军主力、策应诸葛亮军突破秦岭防线，为在关中平原寻敌主力决战创造条件。 诸葛亮军和魏延军互为奇正，实在是因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行军打仗，为将者一定要适时把握战机，相机而动，才能够因敌变化而取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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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子午谷奇谋来说，似乎并不能发展到像日出兄所说的那种地步。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子午谷奇谋所针对的与预设目标是什么。如魏延所说的：“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那么魏延所针对于预设的是关中长安的争夺。 按奇正来说，诸葛亮出祁山为正兵，魏延出子午谷为奇兵。诸葛亮的战略目标是平定雍凉，或者先平定雍州。然后回师与魏延汇合。魏延的战略目标是出子午谷袭取长安，扰乱曹魏的进援意图，拖缓曹魏的进军雍州的时间。那么一个问题就摆在他们面前：到底是正奇谁先动手。 从真实的第一次北伐来看，诸葛亮使赵云邓芝为疑兵出箕谷，大将军曹真聚集大军守眉城，诸葛亮也是在空虚的情况下进军祁山，但还是遭到了郭淮等人的抵抗。后来曹睿派张颌前往救援天水。此时曹魏已然知道了蜀国的真实意图，那么为什么不是曹真与张颌一起救援呢？原因就是，从箕谷、斜谷、子午谷等地对魏国的威胁远比陇右的威胁要大。宁可让曹真在眉城防守汉中通往关中的各个谷口，另派张颌前往援救，也不让曹真大军有所动作。可见曹魏对关中汉中通道的重视。 那么回到我们的奇谋上来。如果蜀国的计划变成诸葛亮出祁山，而魏延出子午谷的话，那么必定是魏延需要先动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若是诸葛亮先在祁山动手，雍州军便不会被调动开去，诸葛亮想出祁山而袭取空虚的三郡的企图是很难实现的。而且曹魏只需进军到长安、眉城一线，重点防守关中汉中通道，另派援军救援郭淮的雍州军就可以防御可能的汉中各谷道的奇兵。也可以援救被诸葛亮攻击的郭淮。 若是沿用真实的方法再派一疑兵就是赵云集团出箕谷威胁曹魏的话，那么也许是能调动曹魏的雍州军，诸葛亮出祁山顺利多了。但是也等于在关中提前帮曹魏聚集了军队，魏延更无法偷袭成功。 如果是魏延先动手的话，出子午谷偷袭长安，那么我们预设是偷袭成功了。夏侯茂逃跑，魏延取了长安。但是魏延只有兵一万人。防守长安尚且不足还要分兵去偷袭潼关，就算也拿下了潼关，那么北面的蒲坂津呢？没有扼守蒲坂，曹魏依然可以从河东避开潼关进入关中。就算也拿下了蒲坂津，那么南面的武关呢？武关不守，曹魏一样可以从南面集荆襄军北上威胁长安。魏延要以一万人夺四处险要可能么？答案是否定的。魏延只能在长安苦守等待诸葛亮的救援。再回过头来说诸葛亮，若是魏延出子午谷袭取长安，假设雍州军也被魏延所调动回援长安，那么诸葛亮出祁山确实也顺利了。但是诸葛亮的战略任务是拿下整个陇右再出师关中救援魏延，这里头的一个时间差是多少呢？按三国志魏明帝纪记载【十二月新城太守孟达反，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斩达，传其首。魏略曰：宣王诱达将李辅及达甥邓贤，贤等开门纳军。达被围旬有六日而败。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右将军张郃击亮於街亭，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长安。夏四月丁酉，还洛阳宫。】新城孟达是在春正月被杀的，诸葛亮虽然也是在这年的春天开始北伐，但是动作应该是在孟达之后的。就算是同步的，孟达被杀于魏延出子午谷同步。那么按后来的发展来说，曹魏一个月内必定在关中能聚拢十万大军对魏延防守的长安进行攻击。而诸葛亮必须在一个月内平定陇右。才能出陇右救援魏延。等于魏延要在长安坚持一个月以上。 再有一点来说，曹魏以十万余众对付魏延的一万人绰绰有余，不必要拿那么多人对付魏延，只需派曹真率军阻止长安的魏延再派张颌绕过魏延西去救援陇右一样是真实版的第一次北伐，不同的只是长安多了一个等死的魏延而已。 还有一点日出兄忽略了，新城孟达被司马懿平定，孟达所据守的上庸郡是能从西面威胁到汉中郡的要地，这个要地掌握在司马懿的手中，司马懿可随时趁汉中空虚出上庸直入汉中。为什么诸葛亮否决了魏延的提议，就是因为上庸局势不明且不掌握在蜀国手中。上庸的反叛对曹魏是疥癣之疾，对蜀国来说却是致命的。诸葛亮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降而复叛的孟达身上，且子午谷就在西城边上，若汉中军北上，诸葛亮主力进入陇右，汉中等于空虚之地。诸葛亮怎么容许自己的侧身有威胁存在呢？ 就算退一万步来说，魏延成功的拖住了曹魏大军，诸葛亮也出祁山平定陇右成功。那么此时诸葛亮是出陇右进入关中平原与曹魏决战？还是固守陇右以待自身实力的不断发展呢？陇山形胜之地，弥补了蜀国军力的不足，也更适合蜀国山地作战的需求。而关中平原更利于骑兵纵横，也便于曹魏集中军力。诸葛亮拿下陇右不全守陇山之险，不趁机平定西部凉州扩充实力，反而出陇山进入关中平原只是为了救援困守的魏延？这是不是太儿戏了呢？且司马懿大军尚在上庸，魏延被困长安，诸葛亮就算去了陇右，出陇山与曹魏决战，大军的粮草依然还是需要从汉中征调。那么魏国只要控制各个谷口，让司马懿从上庸进逼汉中，诸葛亮就依然是要千里运粮，而且诸葛亮出了陇山，粮道就时时受到曹魏骑兵的威胁，诸葛亮一面要集军救援长安魏延与魏国决战，一面还要保护粮道，这不正是一千四百年后的明清的松山之战吗？松山之战也是洪承畴为了救援锦州的祖大寿而进至松山，在决战前因为防卫粮道失利被清军截断粮道大军崩溃。清军当时倚仗的也是骑兵的优势。军力上来说却并不比明军占优。而诸葛亮的军力本来就比曹魏要少，更何况越接近长安，粮道的风险就越大。 所以说，所谓的子午谷奇谋是建立在有实力能平定整个关陇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施的。蜀国并不具备，当时的局势也不具有能让蜀国全有关陇的实力与可能性。诸葛亮是认真的分析与研究过敌我双方态势对比的。他所提出的先具陇右而有之，再吞凉州，待形势有变，即出陇山汉中与曹魏争夺天下的方案是可行也是万全之策，是谋国之言。而魏延所提出的子午谷奇谋是提前把没有能力的蜀国拉出来与曹魏决战的豪赌之举。他并没有考虑当时的形势存在的风险。可以说，蜀国没有实行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一次幸运的选择，否则蜀国可能提前三十余年结束国祚。而诸葛亮则不幸的选择了马谡，导致最终万全之策成了虎头蛇尾之举。惜哉，后汉之不可再复，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亦不过是聊尽人事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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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论荀彧兼论曹操与东汉大族的关系 作者：王永平 东汉末年，群雄纷起，逐鹿中原，最终获胜的却是被称为“赘阉遗丑”的曹操，这在世家大族操纵政局的历史背景下，多少有些令人费解。这除了曹操自身非凡的才能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他招揽了一批大族名士，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荀彧。作为一流的谋臣策士，荀彧屡呈妙计，出奇制胜；作为大族名士的代表，他居中协调，疏通曹操与大族名士的关系，稳定政局。因此，考察荀彧的行迹，评论其得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了解曹操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曹操与东汉大族的关系，纠正一些传统看法的偏失。《孟子·万章》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本文评论荀彧，以知人论世为宗旨，不做简单之价值评判，抑或有所可取焉。 兖州之役：“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荀彧（１６３－２１３）字文若，颍川颍阴人，其家世代冠族，祖父淑有高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１〕。东汉之世，大族名士操纵社会舆论，家资、门第对士人的前途影响甚大。荀彧有这样的家资作为凭借，其未来仕途当然会一帆风顺，《三国志》本传上载，南阳何颙顺便称其为“王佐才也”。中平六年（１８９），彧举孝廉，拜守宫令，再迁亢父令。但就在此时，洛阳政局发生了变化，先是袁绍诛灭宦官，不久董卓挺兵洛阳，以至引发了关东地区的武力反抗。其时冀州牧韩馥是颍川人，荀彧携宗族往依之，但待其至河北，袁绍已夺取韩馥之位，绍为汝南人，也信重河南乡里，“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２〕。董卓西迁后，关东豪杰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以至争城夺地，“以还相吞灭”〔３〕。在这种纷扰混乱的局面中，广大士人无不反复思量，进行着关乎未来命运的选择。在诸多军阀中，袁绍声名最著、实力最强，而曹操势单力薄，还没有形成自己稳固的基地。我们知道，曹操早年军事势力的发展一波三折，很不顺利，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他出身阉宦家庭，缺乏社会基础，故其内心颇觉自卑，〔４〕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直言不讳地说“本志有限”，又“常自损”，反董卓之乱时，初次募兵仅得五千，第二次募兵扬州，险些丧生，仅得三四千人。董卓西迁后，操为奋武将军、东郡太守，尚须仰仗袁绍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荀彧却由袁绍幕下转投曹操，这确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 荀彧“明有意数”，他做出这一选择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会下定决心，而绝非一时冲动。仔细分析起来，有如下二点原因：一是苟彧“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佑之义”〔５〕，但袁绍却不以汉廷为意，多有僭逆之举，曹操对袁绍等人在反董卓时拥众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深表不满，屡“责囔之”，〔６〕并以五千之兵出击荥阳，险些丧生，从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二是就个人才能而言，荀彧以曹操“有雄略”，而袁绍不善任人，“终不能定大业”。〔７〕正是这两点因素，决定了荀彧的取舍。曹操得荀彧，欣喜之极，说：“吾之子房也”。此后，从初平二年（１９１）至建安十七年（２１３）的２０余年间，荀彧一直是曹操的首席谋臣，在他的辅助下，曹操逐渐走上了统一北方的征程。 曹操在兖州镇龘压黄巾余部，起初颇得兖、豫豪杰鲍信、张邈、陈宫等人支持。但兴平元年（１９０）曹操用兵徐州，攻打陶谦，张邈等倒戈，迎立吕布，“兖州诸诚皆应布”，“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９〕当时荀彧为兖州留事，他以智谋劝退豫州刺史郭贡，稳定鄄城，又命东阿人程昱晓谕东阿、范城守将，“卒全三城，以待太祖”。此役仓卒，全赖荀彧冷静处置。如果兖州失守，曹操进退两难，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之中，即使不被消灭，也会沦为散兵游勇，难有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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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事变，出于肘腋，说明曹操在兖州的统治很不牢固。张邈、陈宫本与曹操亲善，《三国志·吕布传》载邈与袁绍有隙，绍命操杀邈，故“邈畏太祖终为绍击己也，心不自安”。其实，这只是表层原因，以兖州豪杰皆反，“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的情况看，其中必有深层原因。据田余庆先生考证，“真正的原因是曹操杀了曾做过九江太守的边让，得罪了世家大族”〔１０〕。史称曹操杀边让，“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１１〕。这里明确揭示了曹操杀边让的危害及其在兖州统治的危机。 面对这种局势，必须对症下药，调整相关战略和政策，以图再举。在这方面，荀彧深谋远虑，在制定新的规划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兴平二年，陶谦病死，曹操本想借机攻徐，彧为之计曰： 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今虽残破，犹易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不先定。〔１２〕 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战略方针，详陈击破吕布的战术安排，坚定了曹操的信心，促使他放弃攻徐之策。毫无疑问，此前曹操对未来局势并无明确认识，头脑中存有流寇思想，尚未理解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因此，荀彧“深根固本”之策的提出，标志着曹操势力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此后，曹操在兖、豫一带收编军队，招揽士人，协调与大族的关系，兴办屯田，遣使入关贡奉，从而声名日著，成为一支重要的割据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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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绝佳防御战术的经典战例---曹孙合肥之战 作者：秋孤寒 建安二十年 (215 年) ，孙权趁曹操用兵汉中之机，亲率大军直扑合肥。此战东吴精锐尽出，十万大军竟为张辽的七千守军所破，连孙权本人也差点为曹军所俘，幸赖凌统、甘宁、吕蒙等人奋力死战，才得以脱身。合肥逍遥津一役，是张辽毕生最闪光的佳作，演义说“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可称为防守战术的经典战例。 一、合肥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 《资治通鉴》胡注引《水经注》“淝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西北入芍陂。自芍陂上施水，则至合肥。淝水又北过寿春县北，入于淮”，“夏水暴涨，施合于淝，故曰合肥”。合肥北通淮河，南达长江，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的战略地位，三国时期更是曹魏军事重地。 1、防御上，曹魏东置合肥、中守襄阳、西固祁山。合肥地处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边，又扼孙吴北取徐扬之路。孙权屡攻合肥，就是希望将前线向前推进，以合肥为北屏障，以巢湖为水军根据地，必要时可以让水军北入淮河攻魏。 2、攻势上，合肥南控巢湖，遥望建业，能够对东吴构成威胁。曹魏随时可以自淮河调水军至巢湖集结整备，然后从濡须入长江攻吴。东吴不得不在濡须口夹水立坞，以防曹魏南下入江。 3、策略上，曹操时不时由合肥越巢湖发兵南下，把东吴的兵力和注意力长期率制于此，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安宁。魏吴接壤数千里，而十多年间只在此一隅发生战斗，道理概在于此。 基於合肥的重要性，魏吴两国在此地先后展开数次大战，烽火遍及合肥、濡须等地。曹魏南下，吴守濡须以拒；孙吴北上，魏守合肥以待。 二、战役前夕的军事态势。 建安十六年，孙权听从长史张纮之议，将治所从京口西迁到“山川形胜”的秣陵，建石头城，改名建业。同时，吕蒙以“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入，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为由，劝孙权夹濡须水口立坞。 建安十八年，曹操攻濡须，孙权与之相拒月余，虽各有小胜，却难以为功，曹操只得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而退军，并一面使张辽、乐进、李典等七千人屯合肥，一面遣朱光屯皖，大开稻田。但当初曹操军谯备边，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不听蒋济“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的劝说，征令内徙，使“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导致“江西遂虚”，皖城实际已是座孤城。 建安十九年，孙权接受吕蒙“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有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的建议，亲率大军征皖，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督军急攻，一战而获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并男女数万口。待张辽率兵来救，闻城已拔而退。 同年七月，曹操知皖城失守，不顾贾逵、傅干等人的谏阻，忿然再次举军亲征，然“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军遂无功”（此战史无明记）。曹操始悟与其胶着于此，不如回师而西取张鲁。 建安二十年，刘备定蜀，孙权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刘备当然不许，关羽尽逐权置三郡长吏。孙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刘备闻之，亲提五万大军下**，遣关羽进益阳，争三郡，大战一触及发。是时曹操兵临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孙刘遂分荆州，重结旧盟。 这样，东吴西向无事，孙权遂把目光又投向东线的合肥。 三、战役的进程。 建安二十年，孙权亲率十万兵马攻向合肥，麾下将领有吕蒙、甘宁、凌统、蒋钦、潘璋、陈武、贺齐、徐盛、吕范、宋谦等；而合肥仅有张辽、乐进、李典及护军薛悌的七千守军，曹军主力又远在关中，无力赴援，兵力十分悬殊。 1、初战寒心魄。 早在曹操西击张鲁之前，交给护军薛悌一道秘密教令，函边写着“贼至乃发”四字。现吴军果真北上，张辽、乐进、李典、薛悌乃开函看教，教令上书：“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但敌众我寡，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皆疑，唯张辽领会曹操用心之所在。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乐进等犹豫不定，张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素与张辽不睦，但为其坚决赴敌的精神所打动。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请从君而出”。于是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飨将士”，准备明日大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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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凌晨，张辽带着八百死士杀进孙权初到而不整的阵中，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击围开，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诸将十分佩服。 2、固守城不隳。 东吴大军云集，立即展开了攻城作战。但由于魏军初战告捷，军心大振，而吴军锐气顿失，此消彼长，再加上合肥防御工事在前扬州刺史刘馥的积极筹建下，非常完善坚固。东吴几万大军连续围攻十余日，战役状况和惨烈程度估计可与郝昭守陈仓相媲美，孙权久攻不下，军中又疾疫流行，只得望城兴叹，撤军引退。 3、血贱逍遥津。 吴军依令皆引兵就路，大众既去，唯留孙权与吕蒙、蒋钦、凌统及甘宁等人率车下虎士千馀人，尚在合肥以东之逍遥津北，张辽从高觇望知之，立即与李典、乐进率步骑突袭过去，孙权见势不妙，“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 形势紧急，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扞卫，甘宁引弓射敌，诸将一起浴血奋战，发现部卒斗志低靡，“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吴军士气为之一振。激战中，陈武奋命战死，宋谦、徐盛皆被创披走，潘璋时“身次在后，便驰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凌统扶扞孙权出，权乘骏马上津桥，敌已毁桥，津南已见彻，丈余无板，亲近监谷利时在权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于后着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策马驰驱而去。 贺齐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随后中兵拒击，得徐盛被创所失之矛。凌统亦返身再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被甲潜行”，其余诸将也皆陆续返回。 4、恨未斩敌酋。 《献帝春秋》记载张辽问东吴降兵：“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卒答曰：“是孙会稽”。张辽后与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 战后，张辽等诸军追击，“几复获权”，曹操得知，颇为张辽之勇猛精神所动，遂拜辽为征东将军，后多留诸军，使之专任东部战区；乐进增邑五百，并以进数有战功，分出五百户封一子列侯，迁右将军；李典增邑百户。 而孙吴方面，蒋钦力战有功，迁汤寇将军；凌统、潘璋拜偏将军，“统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遂倍给本兵；陈武临战阵亡，“权哀之，自临其葬”，并以其爱妾殉葬（残念啊），复客二百家。 四、此次战役的经验和教训。 1、张辽能以区区七千人，大破十余倍之吴军，其在战前的准备谋划，战中的审时度势，执行的坚决彻底，都将防守战术发挥到极至，可谓以弱敌强的经典战例。此次战役，曹军胜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料敌机先。曹操二次兵临合肥，虽仍劳而无功，但有了详细查看地形的机会，预测了孙权将来用兵的必然态势，故能根据守城各将的关系和特点，预为布置。对其教令，《通鉴》胡注云：“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而孙盛评曰：“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斯言是矣。 其二是灵活善战。张辽不仅对曹操的战略指导思想能够融会贯通、大胆用兵，在执行中还能够灵活机变、拼死力战。其充分理解士气对交战双方的重要性，即守城时不能一味死守，而应攻守兼杂，使敌来的不畅、攻得不顺、退的不便，真正体现了防守战术的精髓，连曹操也是“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 其三是战备完善。早在官渡之战时，曹操就表刘馥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张辽等人屯合肥数年，也早有所准备，故孙权屡攻不下。 2、赤壁战后，孙权亲临前线十一次，以此次的形势最好，但也败得最惨。虽说对比刘备夷陵战败的元气大伤，东吴仅仅损失了陈武和数千兵，还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但在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张辽抱病随曹丕南征时，“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可见张辽成了孙权心中的梦魇。此次战败，主要有二个原因： 其一是骄忽轻敌。孙权自恃人马众多，而合肥守兵寡少，来时不备，去时无防，连续遭到两次袭击。先挨当头一棒，挫了锐气，再遭衔尾一击，差点蹉跎，致使大好形势白白流失，甚是可惜。 其二是恃勇好战。此战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是因为两次遭袭都有孙权在场，且势如危卵。早在第一次围合肥，孙权就想率轻骑突敌，张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原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孙权虽纳纮言而止，但没予以重视。故贺齐涕泣再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原以此为终身诫”。血淋淋的教训，总是易于接受，“大惭！谨以克心，非但书诸绅也”。 血贱逍遥津一役，不光是造就了张辽的绝世名将之誉，其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使东吴君臣重新考虑国家战略思想。《吕蒙传》“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正是这种转变的体现，故在曹操于次年再度出兵濡须之际，孙权派都尉徐详见操请降，魏吴修好，开始注目势力暴涨的刘备，集中精力计谋趁机夺回荆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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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蜀汉灭亡的十大原因：人心向背始终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 蜀汉政权是在公元263年灭亡的，而东吴是在公元280年灭亡的。蜀汉相对东吴来说，地理条件更加险要和易守难攻，而且诸葛亮善于治国是历史上所公认的，在三国之中蜀国也是相对治理得最有条理的。在复杂的对峙纷争中似乎不应该在东吴之前灭亡，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和分析一下蜀汉在三国中最先灭亡的各种深层次的原因。 1、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汉朝末年的时候，当时汉朝长达400年的历史还是深入人心的，汉献帝还是一面很重要的旗帜，曹操抓住了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了中国的北方。而刘备就是凭借着自己汉室宗亲的特殊身份和“兴复汉室”的口号而起兵，并且先后取得了荆州和益州。曹丕是公元220年篡汉建立曹魏政权的，刘备是夷陵之战后公元223年在白帝城去世的，这些事件到公元263年蜀汉灭亡的时候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所以到了蜀汉后期的这个时候，人心的向背，已不再思汉，蜀汉政权建国之初的这个优势早已是不复存在了。 2、关羽丢失荆州和夷陵之战的惨败，造成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无法实现其伟大的战略意图，从此蜀汉政权由鼎盛时期开始走下坡路了，虽然诸葛亮和姜维等人后来苦力支撑蜀汉的局面，但这已经为蜀汉政权40多年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其实孙刘联盟一直是曹操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到公元219年孙权成功的偷袭荆州为止，这10年时间是孙刘联盟的蜜月期，孙权把战略要地江陵借给了刘备，同时把妹妹也嫁给了他。而曹操则经常被打的东西两线不能相顾，刘备最后能顺利拿下汉中，和孙权出兵合肥牵制曹操的主力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大胆的假设当年关羽在襄阳水淹七军，震动的曹操险些准备迁都的时候，刘备率益州之众出兵秦川，孙权则率江东之众出兵淮南和徐州，这样东西万里全线出击，彼呼此应、乘锐助势、蚕食曹魏，完全可以达到中原震动、人心思变的局面，曹操要同时应付几路大军那就真的是很危险了，这也正是诸葛亮的隆中对要达到的战略效果啊。可惜这个时候孙权的私心坏了大好局面，趁关羽主力和曹操鏖战襄樊的时候出兵从背后偷袭了荆州，并且杀害了关羽父子，破坏了孙刘联盟。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夷陵之战表面上是东吴取得了胜利，从此确立了三足鼎立的地理形势。但实质上是吴蜀两败俱伤的一场战争，造成了蜀弱吴孤的局势，曹魏确立了相对吴蜀的绝对优势局面。 3、虽然益州是当时汉末十三州中最大的州之一，而且地势也是最为险要的，但蜀汉的统治区域却只有这一个州，当时东吴占有东南的扬州、荆州和交州三个州，而曹魏拥有北方的九个州，所以蜀汉政权是三国之中最为弱小的。中华文明的精髓和发源都在北方中原地区，而益州却是相对落后的地区，所以蜀汉政权无论从人口、资源、军力、人才、后备等等方面，实力都远远的不如占据经营中原地区多年的曹魏。在这里我们就仅仅从兵力上进行一下比较，蜀汉全国的军队加起来只有不到10万人，仅仅是曹魏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而曹魏直接出兵征讨蜀汉的就有近20万大军。另外我们从中国历史的规律上来看，除了朱元璋的明朝之外，也基本上都是由北而南统一全国的。 4、蜀汉后期由于地方偏于西垂相对闭塞，初期建国时候的人才到后期又逐步的凋零了，出现了严重缺乏人才的局面。所以也就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这样的成语。而曹魏地处中原地区地大物博，人才是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涌现，所以无论是在人才的质量还是数量上，曹魏都远远的超过了蜀汉。诸葛亮用人和曹操的区别在于，他很注重人才的品德，甚至重德要超过重才，所以诸葛亮提拔的人才政治上几乎都很清廉，但很少是一流的人才。另外蜀汉政权中类似魏延和李严这样被杀和被废的人才也不少啊。其实大家都知道郭嘉的生活作风就不是很好，曾经被朝臣陈群所检举，但曹操就是不拘一格的提拔和重用他，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诸葛亮和刘备都很重用荆州入川的旧部和一些外来的人才，比如诸葛亮去世之后掌权的蒋琬、费祎都是荆州的旧部，而姜维是凉州人。没有很好的开发和培养益州土著的人才，这不仅造成后期人才的缺乏，而且还造成了内部很深的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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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蜀汉在战前的军事上和心理上准备不足。自从公元244年蜀汉大将王平击退曹爽之后，曹魏已经快20年没有进攻蜀汉边境了，而且曹魏一直的战略方针都是先吴后蜀，所以蜀汉君臣对于曹魏的入侵确实是没有做很认真的准备。当时在讨伐蜀汉之前，很多大臣包括邓艾都上书表示反对意见，只有钟会一个人支持伐蜀，最后在曹魏掌握实际权力的司马昭力排众议调整了战略方针，决定了先灭蜀后灭吴的正确方案。并且在出兵之前大力的制造准备攻打东吴的声势和假象。连蜀汉名将姜维都被欺骗了，没有及时的做好迎战的准备，后来姜维发觉之后即使做了一些补救和调整，由于政治上的腐败而反应得很迟缓，所以汉中很快就失守了，姜维也险些被邓艾困在了西北的沓中。 6、蜀汉后期在政治上已经趋于腐败了，尤其是在蒋琬和费祎先后去世之后，姜维又长期带兵在外主持北伐事宜，朝廷中已经没有贤臣能够管得住刘禅了。刘禅也就逐步开始重用一些庸臣甚至奸臣，最后形成了刘禅愚暗黄皓窃权的局面。连掌握着蜀汉军政大权的姜维都害怕的不敢随便入朝，最后跑到西北的沓中去屯田避祸了。其实即便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虽然后来也得到了刘禅的提拔，但也是个庸才。在抗击邓艾大军入侵的时候，曾经就有人正确的建议他守住险要的地方，等待姜维主力部队的增援，那样邓艾的军队被夹击就很危险了。可惜他当时建功心切，贸然出兵，结果是全军覆没。自这一战后邓艾就毫无阻挡长驱直入的打到了成都。大家都知道刘禅在投降曹魏之后有个著名的“乐不思蜀”的典故，由此足可见刘禅昏庸愚昧的程度。 7、蜀汉政权内部的政治矛盾已经非常激烈了，尤其是益州土著势力和外来势力之间的历史矛盾一直很深。刘备在巧取豪夺益州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荆州带来的军队和人才，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形成了外来势力集团。虽然以前刘备和诸葛亮在平定益州后为了笼络人心，也起用了一些益州土著人士，但大多是一些清职或者地方官员，难以进入蜀汉的中枢权力机构。到了蜀汉后期的时候，由于外来势力集团人才的逐步凋零，益州土著势力开始上升和强大起来，这个矛盾就进一步加剧了。所以当邓艾的大军攻打到成都城下时，其实蜀汉政权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至少还有一定的力量可以进行抵抗，完全可以等待姜维的主力部队回来增援和解围。但蜀汉政权的内部到处都充满了投降的论调，益州本地土著势力无人愿意为蜀汉拼死一战啊。这里需要再补充说明一个情况，司马昭在蜀汉灭亡之后，把所有的外来势力都迁出了益州，以巩固对益州地区的统治，这说明他清楚的看到了这个问题。 8、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去世之后，名将姜维就一直是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尤其是在公元253年费祎遇刺身亡后，他的军政权力就开始逐步扩大，并且当上了蜀汉的大将军。他以前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投奔蜀汉的曹魏降将，诸葛亮非常欣赏他，同时他自己也有相当的能力和才华。他一直非常感激诸葛亮的知遇之恩，并且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连年主持出兵北伐曹魏，从公元247年到公元263年先后就有九次之多，但是收效甚微，反而损耗了有限的国力，造成兵疲民困的局面，加速了蜀汉的灭亡进程。其实这中间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小国与大国拼消耗，从大局的角度上看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9、姜维在战术布置上的严重失误。汉中是益州的重要门户，所谓无汉中就无益州，本来汉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当年曹操和刘备都是花了很大气力才艰难拿下来的。自公元219年刘备留魏延镇守汉中以来，蜀汉都是把重兵布置在外围的据点进行御敌，而不把敌人放进平原腹地。公元244年，曹魏大将军曹爽曾经亲自率领10多万大军攻打汉中，蜀汉大将王平当时以不满三万守兵采取这种方法成功的守卫了汉中。可是在姜维掌握军政大权之后他认为以前的方法是可以御敌，但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如果把敌人引入汉中的腹地，然后四面据点人马出动以夹击骚扰之，就可以达到全歼敌军的目的。其实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应该采取更为稳妥的防守方针，而不应该采取如此赌博性质的冒险战术。他的这种战术方法遇到实力不强的敌人尚可以应付，但若遇到强大数倍的敌人，无异于是放虎出山啊。而且姜维长期以来积极组织北伐，就是典型的重攻不重守，并没有把重兵屯集在汉中，最后反而拉到西北的沓中屯田，结果是由于兵力悬殊城门大开，钟会能够迅速的占领汉中，造成了蜀汉在这次战役中一开始就陷入很大的被动。 10、东吴方面没有全力和及时的救援蜀汉。这里面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曹魏在出征蜀汉之前大造声势要出兵东吴，使得东吴方面也不敢随便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东吴屯驻重兵在蜀吴的边境，其真实意图是在观望形势和想趁乱吞并一部分蜀汉益州的土地，而不是真心的来帮助蜀汉抗敌，所以蜀汉将领罗宪看出了他们的企图，也一直拒绝他们入境参战。其实这个时候即使东吴出兵淮南来牵制曹魏，也意义不是很大了。因为曹魏在北方休生养息经营多年，现在相对东吴和蜀汉已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了，它的实力完全可以应付两线作战。东吴没有救援虽然是蜀汉灭亡的一个因素，但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所以我把它放在了最后一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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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三国志程昱传》：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时昱使适还，引见，因言曰：“窃闻将军欲遣家，与袁绍连和，诚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不然何虑之不深也！夫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彭之事邪？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 2、从双方部队均可以轻易插入敌后，就证明，这里所谓的屯营东西数十里，并不是真正连续的屯营，而只能是双方在主要道路上扎营防止敌人大队通过。由于官渡的地形基本是平原，无险可守，因此曹军并不能依靠连营来阻挡袁军的进攻。曹操采取的战术就是，在重要的道路上扎营，挡住这些主要道路。由于袁绍虽然东西屯营数十里，但是其主要攻势仍集中在中军大营一带。因此，曹操分营的兵力不不会很多。 这一点，我们从以下作战行动可以得到证实： ——曹操带领5000步骑很轻易就穿越防线深入袁军阵地后方40里，如果防线是连绵不断的，势必不能让如此大部队不被发觉地轻易通过； ——曹军徐晃、史涣、曹仁军都曾经轻易穿越两军防线，深入袁军后方进行袭击作战，而且这只是曹军袭击成功的战例。如果加上很可能有的失败偷袭就更多了； ——袁军也经常穿越双方防线南下偷袭曹军的运输线，并导致官渡曹军严重缺粮； ——刘备率军也很轻易地穿越防线，甚至插到了许都南面，配合刘辟作战； ——袁军韩恂军也轻易地穿越了防线进入曹操的后方，虽然被曹军机动兵团曹仁军消灭，但是证明当时双方的战线并不是大家想像中现代那种连绵不断，密布战壕的防线。 3、由于战役前期曹操两次大破袁军，斩杀袁军著名猛将颜良、文丑，使袁军颇为惧怕注②，而袁军内部也多以为曹军精锐，战斗力极强，即使在袁绍兵力大占优势的局势下，双方多次交战，袁绍也并没有捞到便宜。因此，在没有完全击破曹操机动部队的情况下，袁军是根本不可能把曹操包围起来攻打的，这其实应属于军事常识。 其实袁军靠近曹操大营进攻反复攻击，已经是兵力完全优势的表现了。 注②——《三国志武帝纪》：太祖救延，与良战，破斩良。绍渡河，壁延津南，使刘备、文丑挑战。太祖击破之，斩丑，再战，禽绍大将。绍军大震。 4、这个其实更好理解了，曹操总不会愚蠢到把8万战俘都集中在一个地点，也不会在一个大坑里活埋吧？我们设想一下，只要把8万战俘分成15~20个分队，分别押送到某个地点，再集中人力进行活埋，这个问题不就解救解决了吗？因此，这个质疑其实并不成立。 5、这里主要是一个曹操的骑兵是否都集中使用在援救白马的问题上。我们知道，实际上，曹操救援白马的只是其部分兵力，也不是全部的骑兵。首先看一下下面的历史记载： ——《三国志曹仁传》：仁数有功，拜广阳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议郎督骑。……太祖善其言，遂使将骑击备，破走之，仁尽复收诸叛县而还。 ——《三国志于禁传》：复与乐进等将步骑五千，击绍别营，从延津西南缘河至汲、获嘉二县，焚烧保聚三十馀屯，斩首获生各数千，降绍将何茂、王摩等二十馀人。……后从还官渡。 ——《三国志徐晃传》：从破刘备，又从破颜良，拔白马，进至延津，破文丑，拜偏将军。 ——《三国志张辽传》：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 注意，曹仁一直带领骑兵机动部队位于官渡后方，并没有参加白马解围作战，参加白马解围作战的乃是张辽、关羽、徐晃带领的步骑兵。 因此，实际上，此时曹操的骑兵并没有集中在白马使用，而是至少分为三处：跟随曹操去白马的600，由曹仁统领的战役预备队（在官渡到许都之间）骑兵若干；跟随于禁、乐进在延津攻打袁军的部分骑兵。 这里面，曹仁的部下骑兵较多，甚至很可能基本是骑兵（督骑）。由于曹仁的任务是战役预备队，必须具备很高的机动能力，以便随时应付突发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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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三国演义》中，赵云在刘备“五虎将”的排名一跃而超过马、黄升至第三，正是其形象优势使然。孤胆深人、危境图存、勇谋兼备，由之而成为赵云及赵云类人物的共同特点。《三国演义》中使赵子龙一战成名的是“单骑救主”的故事，虽不象张飞眼目断喝有声势，也不似关羽单刀赴会有威严，但却更英武、更实诚，尤其是有那段可供复现而非仅存联想的“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的直面鲜血而又神气无比的拼斗过程，让人叹服，而长坂坡当阳桥边的“云大呼日:‘翼德援我!”’，更让人体验到虎将之人性回归的合理与可贵，子龙之勇全仗的是血肉身躯，而不是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或后世武侠身上那金钟罩、铁布衫式的刀枪不人的虚构，这是《三国演义》写赵云尤让普通读者感动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武松有类与此，金圣叹感觉武松形象高于鲁达“不知何故”，笔者在一篇简析武松形象的论文中曾指出:原因就在武松比鲁达更平民化，武松打虎不是刻意地想要打虎，所以他打虎前要矛盾、要犹豫，打虎后想拖虎，但紧张过去后的泄力，让他“手脚都苏软了”，而且“寻思倘或又跳出一只大虫来时，却怎地斗得过他?”不得已再怎么累也要“挣扎”着“握下冈子”，这种描写是英雄举动、凡人逻辑，比金庸、古龙笔下的东邪西毒、郭靖乔峰等等，更具有可信性，虽少些传奇性，但绝对传神。另外武松的对手都很强，鲁达的对手都太弱，这也是阅读效应中鲁达不及武松的潜在因素[5)。 所以赵云形象之出色亦如武松，他不是力大无穷、不知疲倦的神话英雄，而是偶然为形势所迫，在艰难中成就了超乎常人能力所及的行动，后又回归于常人并表现出常人的疲惫、后怕、心有余悸等等丰富的情态。由此赵云完美但没到“言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6]的地步，赵云在《三国演义》中不能说很个性化但无疑更人性化，他不像关羽、张飞常常表现的是强者的极富个性展示的情绪化色彩，他具有的是强者的极具儒雅气的理智化性格。叶嘉莹教授曾深刻地指出:儒家思想追求“弱德”之美，即讲究谦让之美、求和之德的理智性(中央电视台第十套《大家栏目·吐嘉莹》)。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尽管有怀抱《春秋》之举，但实际上离正统的儒家思想较远，而似乎与墨家观念更近;赵云虽然没有关于他读书的记录，但无疑在三国武将中最见儒雅气，与诸葛亮的情性更为相投，所以最得诸葛亮的信任与赏识，因此读《三国》喜欢诸葛亮的人，普遍都喜欢赵云，但赵云身为武将，又不能向诸葛亮那样成为后世文人普遍的心欲效法的对象，这可能是人们喜爱赵云，但又常以集中认识诸葛亮形象而掩盖了分析赵云形象的一个原因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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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这些了 @白马将军上官迪 够你胃口了没 半人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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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辛苦。眼泪如泉涌的我说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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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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